1980年我已進入62歲的老年,經輕工業部科研院副院長葛春霖和工程師馬仁秋兩位黨員的介紹,我被中共科研院黨組接納入黨。在這以前因為種種原因我沒有成為一名黨員,首先是家庭的影響。我父親雖身為軍人,卻一直勉勵我們兄弟學習工程技術,努力為國家多作實事。他認為政治複雜,我們兄弟的性格都不適合搞政治,要盡量避免參加政治活動。遵循父訓,我們都在大學裏選修了工程學科。我在西南聯大學習化學工程,大弟貽俊在清華大學專土木工程,二弟貽驊在清華學機械工程,三弟耀煌在北大物理係學習無線電專業。在學生時代,我們都沒有參加任何黨派組織與活動,1949年以前,我在中學規定的課程中讀過三民主義,卻從未接觸過馬列主義。1949年天津解放前,我和秘密活動的中共黨員合作共同開展護廠工作,在這些活動的接觸中,對中共黨員分析政治形勢、處理問題和辦事能力令我佩服。天津解放後,解放軍入城秋毫無犯,接管工作進行得井然有序,接管人員都不以勝利者自居的風格,使我產生了對共產黨人的由衷敬佩,於是開始閱讀毛澤東著作,以及有關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一些基本知識,初步認識到:作為社會的成員,我們不可能完全脫離政治和不問政治。我對指導共產黨人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也開始有求知的願望。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後不久,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到天津視察,他曾召原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各企業留在天津,並與中共地下黨組織一起護廠的領導骨幹(經理、廠長、總工程師等)見麵,作了懇切的講話。他特別提到:你們這些在座的人不僅能夠與共產黨長久合作,而且多數人會在不久的時間裏成為共產黨員。我和當時在座的其他人一樣,備受劉少奇講話的鼓舞。我們看到天津解放後的穩健政策與良好秩序,雖然還不怎麽了解中國共產黨和黨對社會發展的崇高理念,但是已經感到,成為一名共產黨員是件光榮的事情。後來,我從天津調赴東北,在那裏工作的五年裏,我接觸到許多優秀黨員領導幹部,其中有劉力子、董晨、胡凱、王大維、徐明等。無論他們的出身背景是什麽,那種忘我為公的工作精神和善於團結依靠群眾的作風和優良業績,讓我著實欽佩,因此萌生了向他們學習成為一名黨員的心願。據我所知,當時在天津一同聆聽少奇副主席報告的人,幾乎沒有一個能在“文革”前入黨。事實上,入黨對我們來說並非容易,個人認識上的變化和條件隻是一個方麵,更關鍵的是黨在各個時期對知識分子的政策,譬如黨對知識分子是否屬於勞動人民就是有不同看法的。1957年的反右運動,不少響應黨的號召,熱心提了意見的知識分子,竟被劃為反黨右派,黨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疏遠了,離心力大了。我能在62歲的高齡入黨,我理解為是黨對知識分子政策轉變的一種體現,在鄧小平大膽改革的勁風中,黨和我達到了堅實的互信。我在64歲時擔任了科研院黨委委員,在我退休以後,黨組織對離職退休黨員的活動仍然注視關切。由於我退休以後,仍然退而不休,一直熱情為造紙事業積極貢獻餘力,在全國奔忙,能老有所為,在2006年輕工老幹部局黨委的評優活動中,被授予優秀共產黨員的榮譽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