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歲月——餘貽驥回憶錄

參加全國科學大會

　　1978年3月中央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科學大會，與會者是來自全國各個領域的敬業科技工作者、熱衷科技事業的幹部和工農業技術革新能手，共約兩千人。我作為輕工業部選派的代表之一，榮幸參與盛會，會議期間邂逅一些老友，大家興奮不已各訴衷腸，經過“文革”的劫難，許多人奮發爭強意趣未改，令我欣慰。在3月18日的會議開幕式上，黨中央領導鄧小平的講話特別令人感奮。他指出，這是中國科學史上空前的盛會，會議召開的本身就表明“四人幫”摧殘科學事業，迫害知識分子的情景一去不複返了。他向與會者們表示：一個進軍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熱潮正在迅速興起，國家的前景光明燦爛。聽眾與他心心相印，對他的講話報以陣陣的熱烈掌聲。有些要點，我至今記得。譬如，中國若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四個現代化，科學技術是關鍵。另外，科學技術本身也是生產力，現代科技的發展日益顯示出它作為生產力推動生產的巨大作用。再有，為社會服務的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他對大力發展科學研究和教育事業的強調，為我國以後重視發展科學技術與教育奠定了基調，代表們因此備受鼓舞，熱烈地討論了小平同誌的講話，大會還給一批優秀科研成果頒發了特別獎狀，由我負責完成的“流化床紅液燃燒爐中試”科研成果獲得大會榮譽獎狀。與會代表都感到心情特別舒暢，普遍認為科學的春天終於來臨。

　　北歐考察之行

　　考察任務

　　我國的黑龍江富裕紙漿廠和內蒙古紮蘭屯紙漿廠是在20世紀60年代自行設計並於70年代建成投產的商品木漿廠，以落葉鬆為原料采用亞硫酸鎂法製漿。雖然都附有紅液（蒸煮廢液）回收利用的酸回收係統，但經過將近兩年的試驗改造，始終未能正常投入酸回收運行，水汙染嚴重，借鑒國外已成熟的方法便成為我們需要考慮的佳徑。當時先進發達國家的新建廠似乎都采用堿法（主要為硫酸鹽法），這為我國的化學製漿方法選擇提出了重要研究課題。為此，科研院和造紙局向輕工業部外事部門提出建議，組織安排這方麵的專家出國考察。經與製漿造紙技術發達的友好國家北歐的瑞典和芬蘭兩國有關單位進行了聯係，得到他們的熱情邀請。我們組成了一個製漿造紙技術考察團前往考察，並附帶定購部分紅液回收設備。團員共九人，包括團長、翻譯和機械進出口業務員各一人，其餘都是在製漿方麵富有實際經驗的技術人員，我是考察團成員之一並指定擔任副團長。這是新中國成立後，我第一次得到出國機會[據悉，早在1954年裏，社會主義的民主德國曾邀請我國派人參加在該國舉辦的國際造紙技術研討會，輕工業部領導曾推薦我和曾經留德的張永惠總工程師（留德博士）兩人應邀參加，但由於都沒有通過組織部門的政審而未成行]，在1949年至1978年的30年間裏，我始終未能離開國門一步。這次在1979年10月初，能作為這個考察團的成員兼副團長赴北歐考察，使我深感改革開放政策對知識分子增強了信任，國家對國際技術交流給予較大重視。

　　瑞典和芬蘭都隻有幾百萬人口，但是經濟技術發達。當時瑞典的人均國民經濟總產值（GDP）大約為9000美元，高於美國的8000美元，且林業資源豐富，製漿造紙工業非常發達。兩國人均年產紙和紙板及紙漿分別居於世界之首，在與製漿造紙有關的科技水平（包括新技術的研究和新設備的開發製造）方麵兩國也都稱冠世界。這次考察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化學製漿技術的發展動態，特別是亞硫酸鹽製漿在兩國衰退的原因。另外，我們需要了解製漿廢水治理技術的進展，尤其是亞硫酸鹽製漿蒸煮廢液（紅液）的酸回收利用技術設計、裝備運行以及紅液的其他綜合利用技術。再有，在考察的基礎上，與對方洽談一些設備定購項目。本次考察曆時38天，我們總共走訪問了38個企業事業，其中包括製漿造紙廠、漿紙設備製造廠、科研設計和環境管理和經營管理。我們是由中國政府首次派訪兩國的漿紙技術考察團，所到之處無不熱情接待，引領參觀，對我們所關心的問題誠心解答進行探討並提供相關資料。雖然時間安排過緊，難於深入考察，但是此行大致滿足了我們計劃中要了解的重點問題，比較圓滿地完成了國家批準的部分設備訂貨任務。

　　當時中國到北歐的技術考察團不多，因此兩國各個受訪團體對我們的接待都很重視，中國使館也提供了許多幫助。在瑞典首都期間，我們住在我國使館的商務參讚處，在芬蘭首都時就住在我國大使館內，生活方便，並得到使館人員的有益指導。離開兩國時，我們還分別在駐兩國大使館宴請接待過考察團的事業企業主管人，向他們致謝道別。到兩國首都以外參訪時，為了給我們節省時間，一般都安排我們在當地旅館下榻，考察團經常是在傍晚時入住，次日淩晨離去。我們發現，考察團所住的旅館，都在旗杆上升起中國國旗，表示對中國考察團的尊重。我們的活動時間排得很緊，如果午後參觀工廠，往往要到晚六點才能回到旅館稍事休息，接待單位大多在晚八點舉行招待晚宴，團員們在晚十點以後才能安寢，次日天剛亮的一早又要乘車奔赴下一參訪單位。我們在38天內參訪了38個單位，不僅因為我們希望盡量多學習了解情況，主人們也非常願意讓我們更多地了解他們。

　　大開眼界受益良多

　　北歐之行開闊了我們的視野，對比之下使我們看清了國內存在的一些問題，化學製漿方法的選擇問題就是一例。由於亞硫酸鹽法製漿廠在我國化學製漿廠（主要為木漿及葦漿廠）占有較大比重，在考察中，我們把亞硫酸鹽法製漿作為重點。我們在北歐看到，這種製漿方法確實在被逐漸淘汰，兩國的新建紙漿廠都采用硫酸鹽法，他們的亞硫酸鹽法製漿廠已由1967年的59家減少到1979的24家，一半以上已經關閉。亞硫酸鹽法被逐步淘汰的原因歸納為：一是此法對木材原料品種的要求比較嚴，杉科是最適宜木材，但是杉屬樹種一般生長緩慢，供應來源日益困難。二是新聞紙本來是由成漿率較高、原漿白度較好的本色亞硫酸鹽化學木漿與磨木漿配抄，如今新聞紙多已改用強度較高的預熱木片機械漿替代磨木漿，無需配抄化學木漿，因此減少了亞硫酸鹽化學漿的市場。三是蒸煮廢液進行酸回收的大部分生產裝備需要耐酸，基建與維護投入較高，因此經濟效益比堿法製漿的黑液堿回收低。總之，亞硫酸製漿技術在原料、市場和效益上都處於遭受淘汰的相對劣勢。

　　我國的富裕和紮蘭屯兩個紙漿廠建於20世紀60年代初，采用亞硫酸鹽法是因為不了解世界化學製漿技術的發展趨勢。這兩家企業建成後，幾經折磨，都先後由企業自行改造為硫酸鹽法製漿廠，實屬重要教訓。考察團了解到在芬蘭、瑞典存留的24家亞硫酸鹽製漿廠大多是老廠，年產量最高的是20萬噸，最少的也有6萬噸，它們大多配有正常運行的紅液酸回收設備或紅液綜合利用設備，可供我們的部分老亞硫酸鹽法製漿廠借鑒。這兩國對環保節能極為重視，收效明顯。以瑞典為例，它的紙漿和紙產量在1974年是1530萬噸，比1960年的760萬噸增長一倍，但排放水體的總負荷（以BOD計）卻減少到1960年的60%。在節能方麵，兩國除大量采用各種有節能性能的技術外，我們所看到的漿紙工廠幾乎都把供熱管線和載熱設備更換了高效保溫材料，從嶄新美觀的鋁板保護層可以看出，它們都是在最近能源危機中實施的。在70年代末期，我們就在這樣的小國家裏看到在線監控的生產管理中計算機的應用，年產量30萬噸規模的漿紙企業不少。更讓我們耳目一新的是年產量60萬噸的最現代化漂白化學木漿廠，以及年產量達20萬噸的單台新聞紙機。芬蘭當時正在開發研究的壓力磨木機，兩台試驗機的日產設計能力竟高達每台50噸。當時我們這個擁有10億人口的泱泱大國竟還沒有一家漿紙廠的年產漿紙達到10萬噸，也沒有一台年產5萬噸的新聞紙機，計算機在漿紙企業中的應用極少見。這次考察確實讓我們大開眼界。

　　北歐社會經濟高度發展原因的觀摩與探討

　　除造紙業的高度發展，瑞典、芬蘭也是經濟富足的發達國家，他們的人民生活水平相當高。一次與陪同我們的瑞典友人閑談時我請教他是什麽原因使瑞典達到如此高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他的回答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需要和平環境，瑞典大約近100年沒有發生或處於國內外戰爭；此外，瑞典近100年人口增加很少，人均擁有的自然資源比較豐富，有利經濟發展。他認為，這兩點可能是他們社會發展較順利的主要原因。他談到了重要的客觀因素，但我的親身感受是他們許多的主觀行為，如非常重視教育和發揮科技力量，政府在執行社會福利製度方麵下了很大工夫。這些政策培養造就了高素質和高效率的國民和社會體係，瑞典也極其重視開拓國際間文化、物資與科技的交流，取長補短，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創造了更良好的條件。

　　非常重視國際交流及珍惜寶貴人力資源

　　在與兩國有關人員的接觸中，許多工廠的年輕職工和服務行業的雇員都能用流利的英語進行交流。有一次我在一家小商店購物，老店主不懂英語，他立即叫出內室的女兒，用英語和我們招呼交談。芬蘭的造紙專業雜誌是用英文出版的，我問他們為什麽不用本國文字出版，回答是：他們的造紙技術和管理人員都能閱讀英文，而且他們的雜誌要麵向世界，所以用英文比芬蘭文更能達到擴大影響的目的。這兩個國家很講實效。員工們上班工作安排得很緊，通常一個人能作的工作不會安排兩個人，閑人極少。一次，中國駐瑞典大使館商務參讚陪同我們乘車參觀才建成開業不久的優特衛根造紙廠，這個廠年產預熱木片機械漿28萬噸、新聞紙20萬噸，24小時連續流水作業，全廠總共隻有260人，廠長親自接待了我們這個外國考察團。早9時許，廠長在廠門口迎接我們進入貴賓接待室，他親自放映工廠錄像作介紹，然後陪同我們到生產現場參觀，又親自演示計算機控製技術參數。午餐時，他陪我們到工廠的小自助餐廳，我們每人領取一份客餐，飯後座談討論回答問題，最後送我們登車離廠，麵麵俱到。而這一切都是廠長一人擔負完成，整個接待工作沒有派遣另一個人。廠長的親自接待說明對外賓的重視，但也可能是由於廠內沒有什麽可以脫離本職作陪客的閑人。對比之下，當時國內許多較大企業往往動用一批幹部職工接待來賓的情況，表明我們實在是閑人不少。

　　選擇技術認真考慮實際效益

　　在芬蘭的一家亞硫酸鹽法製漿廠，我觀察了用紅液生產一種菌絲狀飼料酵母的綜合利用法，這裏的生產流程簡捷，不像國內石峴造紙廠生產普通飼料酵母係統，需采用價格昂貴的高速離心機分離酵母，建設投資大，推廣應用難。因此，我請該廠讓專家講解此項技術的特點，以及進行技術合作或對中國企業進行技術轉讓的可能性。介紹的專家是該廠的生物技術顧問，他說他們在這項技術的研究與應用上花了將近十年時間，這種菌絲酵母的發現和培養並不難，問題的難點是必須研究清楚，用配有這種酵母的飼料所飼養食用動物，供人食用是否會對健康有害？這個問題的研究，需要觀察經幾代培養繁殖和和供人食用的結果，花費時間較長。這種酵母含蛋白質約50%，在芬蘭的飼料中，它的配用比例還不到1%，該廠一家的產量就能滿足全國的需要。芬蘭從中國進口的豆餅也含相同比例的蛋白質，但是價格低於該廠的飼料酵母，因而用量相對較多。他認為雖然中國采用這一技術比較省時可靠，他們也可以轉讓技術。但是中國既然可以出口大量價格低廉的豆餅，應該計算一下建立生產這種酵母的經濟效益。用功能相同而價格較高的物品代替價格較低的物品，是應該沒有市場的。他還為我們寫了一份生產所需輔助原材料的單子，希望我們回國後，將國內有關價格、電力、工資標準以及豆餅的價格告訴他，他將為我們計算在中國生產這種酵母的經濟可行性。這位生物專家的經濟頭腦和對我們的誠懇態度令人感動難忘。對待技術問題，他不單純考慮技術上的可行性，還認真對待經濟的合理性，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人員在這一點上，比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技術人員認真得多。

　　莫斯科一瞥

　　11月下旬考察團完成預定任務，由芬蘭赫爾辛基乘芬蘭的航班到莫斯科，因等候中國民航班機，我們在中國駐蘇聯的大使館住了4天。大使館占地麵積很大，有一個寬闊的大水塘，館內除辦公樓、職工宿舍外，還有能夠容納千人左右的大會議廳、類似賓館的大招待所和餐廳。當時中蘇關係不太好，國內到莫斯科辦事或路經的公務人員（如中國民航機組人員）大多住在大使館的招待所。招待所主任向我們簡單介紹了當時蘇聯的情況，建議我們這些既不會俄語，又身無盧布的人不要單獨離開大使館。為了幫助我們了解莫斯科的情況，他為我們安排了大使館的專車，帶領遊覽了莫斯科的紅場和列寧山上的莫斯科大學及主要街區，我們參觀了聞名已久的莫斯科紅場和列寧墓。相比之下，似乎都不如北京天安門廣場和毛澤東紀念堂的宏偉。當時莫斯科的商業區顯得相當清冷，與大國首都形象不太相稱。此行讓我有機會順便觀覽莫斯科，也是這次北歐考察中的意外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