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歲月——餘貽驥回憶錄

改革開放的前奏

　　1977這一年，“四人幫”覆滅後，有大量“文革”遺留下來的問題要解決。為了安定團結和避免動亂，中央對“四人幫”的殘餘勢力給予相對寬厚處理，許多積存已久的冤假錯案終於較快得到糾正和平反。在落實幹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中，許多經驗豐富且得民心的老幹部逐步重返領導崗位，許多學有專長而被貼上反動權威、反革命、資產階級分子等標簽的知識分子，得到平反並安排到適當的崗位發揮作用，我本人的情況也發生了變化。“文革”初期，我同部裏許多人一樣，被扣上諸如“反革命”、“特務”、“某某部領導的黑幹將”之類的帽子，受到隔離審查。“四人幫”倒台後，輕工業部的政治部普遍發給我們這些人一份簡單的書麵通知，內容是：“對一切不實之辭，一律推翻無效。”這便算推翻了加在我頭上的政治冤詞和進行了平反，接下來輕工業部任命我為部科學研究院總工程師。全國平反和幹部複職的步伐迅速加快，政策的落實關係到上至中央領導，下至普通幹部和知識分子。原國家主席劉少奇在“文革”中被誣為“叛徒、內奸、工賊”迫害致死，這一特大冤案得到昭雪，由家人友人參加吊唁。在重建秩序的同時，領導層及在宣傳媒體上開展了一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這雖然是個哲學問題，但是討論的意義在於為新的社會秩序建立理論基礎。“文革”將對領袖的個人迷信推到巔峰，諸如：“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的神話，要求人們“對主席的一言一語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既然要盲目聽命，也就是不容個人思考，這已造成了隨聲附和及不實事求是的惡劣風氣，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進行討論，實際是為改變這種風氣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開辟道路。剛得到平反的鄧小平同誌表示，當時“兩個凡是”的說法（也就是華國鋒主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圈閱的文件都不能動，凡是毛澤東作過的和說過的都不能動”）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這個意見促進了討論的深入，對我個人的思想解放也是重要動力。

　　“文革”遭受失學的青年獲得了新的學習機會

　　1977年裏，中央加快了恢複科技和教育工作的步伐，對於“文革”中上山下鄉多年的城市知青實行放寬返城的政策，當時高等院校剛複課一年，對適齡的年輕人允許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在這些激變中北京市行動最快，當年兒子曉丹已在黑龍江建設兵團務農8年，回城的潮流促成了他通過病退手續辦理返京。在秋季回到北京後，他開始溫習久疏的中學課業，還要自學高中課程。“文革”的動亂使他連初中的課程都沒有讀完，大學統考前要自修完成的中學內容很多，但是從小在外獨立生存的經曆培養了他自修的能力。1978年夏，他參加了全國統考，雖然考分沒有達到錄取線，他卻備受鼓舞，看到了自己的學習潛力：在小學正式教育的基礎上，自學已使他的數理化水平達到高中畢業程度，成績不可小覷。1980年全國大學統考以前，他決定參加北京市電視大學的考試，成績很好，他的所在企業為他提供了三年帶薪脫產電視大學的學習機會，曉丹主攻機械專業。這不僅彌補了兒子少年失學的遺憾，也為他日後立業打下基礎。女兒曉青在1978年由固安幹校將戶口遷回北京。回城的潮流給許多家庭帶來團聚的愉悅，但年輕人需要工作，當時不僅人多粥少，企業又沒有檢測雇員的標準，因此國家無法對返城知青的聘用做出統一安排。1978年以前，返城青年幾乎都是靠家庭親友的關係安插工作。開始，曉青和幹校回京的一些其他輕工業部幹部子女暫時被安置在環保所裏工作。1978年夏，她報考大學英語專業，雖然專業考分很高，總分也超過錄取線，但是由於外語專業的錄取年齡要求低，隻因她超過要求一歲未被錄取。1979年，北京實行考試招工製度，試題不過是基本的寫作和數學題，但是考試的製度是量才用人和公平錄取的第一步。環保所有兩個招工名額，報名的待業青年有上百人，女兒和幹校回京的子女也在其中，競爭風險之大可想而知。幸好她的考分在前兩名之內，被輕工業部環保所資料室聘用為資料員。1980年初，街道高考辦公室為她帶來喜人的通知：北京市為1978年通過統考分數線而又未超過27歲的外語專業考生放行入學。她接到北京外國語學院分院錄取通知書，經考生本人同意便可參加體檢，然後到校進行口試分班。曉青的筆試、口試分數都很高，被分到進度快的一班。這些幾經磨難重返校門的“大齡青年”如同久旱逢甘雨，他們認為雖然自己在受教育的旅途中碰上了一個倒黴的時期，到頭來卻還是坐上了末班車，也是不幸中的萬幸，因此，學習得奮發愉快。曉青於1984年春完成大學英語文學本科學業畢業。

　　環境保護成為科研工作重點

　　1977年，我在輕工業部科研院主要抓輕工行業水汙染防治研究工作，問題較嚴重的是製漿、製革、電鍍等部門的水汙染。我個人的具體工作重點仍然是東北的石峴造紙廠和紮蘭屯造紙廠的紅液回收利用，以及在石峴造紙廠進行的流化床紅液燃燒爐進行試驗燃燒。經利用紮蘭屯造紙廠的落葉鬆木漿紅液和營口造紙廠的蘆葦漿紅液試行燃燒運行正常，為這種燃燒爐的設計與運行提供了重要的技術參數。我們沒有料到的是，蘆葦漿紅液的燃燒情況比落葉鬆木漿紅液燃燒情況更好，後經測定，葦漿紅液的燃燒熱值確實略高於落葉鬆木槳紅液。當時參加這一試驗研究的輕工業部造紙研究所陳仁悅工程師，她一直研究堿法製漿的黑液堿回收技術進展，因此她建議利用這項試驗設施試行燃燒堿法製漿的黑液，借此擴大研究成果的應用範圍，她的建議得到采納。她這位比我年長的女工程師，事業心很強，她親臨試驗現場，從斜跳板蹬上十幾米高的爐頂觀測指揮。試燒後，因黑液燃燒產物碳酸鈉熔點較低，當時又缺少燃燒爐的自動控溫設施，難以準確掌握爐溫，因而多次爐溫超過碳酸鈉熔點，流化層凝為液團而不得不放棄原來的樂觀設想。在基本研究獲得成功以後，由我編寫總結報告，提請輕工業部鑒定。

　　呼倫貝爾盟之行

　　紮蘭屯造紙廠的紅液酸回收係統經曆了多次和多方麵的技術研討，又將原臥式燃燒室改建為高大的立式噴燃室，在這一切投入之後仍然不能正常燃燒，這讓試驗參與人員十分失望。紮蘭屯造紙廠在行政上歸內蒙古的呼倫貝爾盟領導，呼盟的黨政領導人對我們這些外來協助的技術人員很重視，對我們熱情和努力非常愛護。領導們先在盟府海拉爾市設宴款待。

　　穿越呼盟大草原

　　呼盟領導安排欣賞大草原風光，讓我們乘車從海拉爾穿越草原到滿洲裏。我們一行包括汽車司機與向導共十人，離開海拉爾不遠即進入大草原，隻見草天相連，一望無際，如同海上水天交接的開闊景觀，令人讚賞不已。在極為平坦的草原上行進時，隻有被壓伏較重的草地，能作為參考的行車路線。沿途遇見人煙和牧民的蒙古包很少，也幾乎沒有什麽樹木，看來在牲畜牧區，任何沒有保護措施的幼樹極易被牲畜群體啃食無法成活。偶爾看見草天相接處，湧現出白花花一片羊群，一位牧民馬上揚鞭隨後，景象宛若一幅畫中美景，非身曆其境難以描繪。我們的向導是位熟悉草原的高明獵手，當發現汽車前方有隻向前奔跑的狐狸時，他讓司機緊隨追趕，小狐狸在草原上無任何藏身之處，一直奔跑到體力不支的時候，在離汽車不遠處趴下。司機正要停車捉拿，向導卻讓他鳴車喇叭驅狐再跑再追，不久小狐狸再度趴下，這次向導讓司機停車，自己下去將動彈不得的狐狸提到車上。他說，狐狸第一次趴下，打算休息再逃，如果停車捉拿，它可能會逃掉；它第二次趴下，卻是已經心肺崩裂，確實無力再跑。這隻狐狸躺在車廂內很快死去。據向導講，用此法在草原上開車追捕成群黃羊，一次可能捕捉到累倒的十多隻；此外，草原牧區為了消除危害羊群的狼群，每年都要組織大批有經驗的獵手，在馬上圍捕獵殺較大的狼群，獵手們逐漸縮小包圍圈進行圍獵射殺，但狼群甚多，難以完全戕滅，因而不得不每年興師動眾，組織一次圍獵。當我們的汽車在靠近羊群處停下休息時，有一位帶領羊群的牧民到車邊舉手致意，向導邀他上車，並以啤酒款待。牧民連飲數瓶後高興致謝而辭。據向導介紹，草原牧民大多慷慨好客待人誠實，牧區人際關係友好融洽，即使是不相識的人來到他們的蒙古包討茶歇息都得到熱情接待，牧民全家外出時往往不鎖門閉戶，外來客人自行入內休息煮茶自飲，主人歸來並不在意，財物失竊的事情極為少見。牧區的環境塑造了這樣樸實友善的草原風氣。

　　邊城滿洲裏

　　傍晚我們進入呼倫湖畔的公路。湖麵約2200平方公裏，為內蒙古最大的淡水湖，一眼望去水天相連，清澈無比的湖水和沿岸白潔的沙灘使這一湖區別具特色。我們於傍晚時分進入滿洲裏市，當時中蘇邊境貿易稀少，城市顯得古舊冷清。我們下榻中旅賓館，據向導說，這是建國前遺留下來的一座古老的俄式建築，新中國成立以後，這座邊境城市沒有進行新的建設，因而此樓一直是全市最富麗的樓房。在向導的帶領下，我們觀看了中蘇邊境的情況。滿洲裏與蘇聯之間沒有山水之隔，大致平地無川，又無鐵網架設之類的隔閡物。但是蘇聯國境警戒比較嚴謹，他們在蘇聯一端用拖拉機沿著邊界淺淺翻出一道約10米寬的界線，如有人偷越國境，就會在翻鬆的土上留下明顯足跡或輪轍。我們一行在滿洲裏市僅僅逗留了半日，又穿越草原連夜返回海拉爾市，夜晚依靠星空的北極星指引，途中從未迷失方向，淩晨安全抵達海拉爾，結束了這次銘記終身的呼倫貝爾草原之行。

　　§§第九篇？從花甲到古稀（1978-1988）

　　1978年到1988年是國家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的頭十年，也是我從六十花甲到七十古稀進入老年階段的最初十年。在這期間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全力推動與完善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的政策，國家麵貌日新月異，中國人民拚搏進取的精神得到發揚，務實求進之風令人振奮。我在進入花甲的1978及1979的兩年，竟然連續被評為輕工業部的先進工作者，更感朝氣猶存，勁頭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