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歲月——餘貽驥回憶錄

北大荒勞動多年的兒女

　　1975年之際，我的長女曉青和兒子曉丹雖然才二十出頭，卻都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所在地俗稱北大荒）工作生活了七八年。那時候，我因工作在東北時間多，想順便探望他們，親眼看看兒女在那裏的生活環境。“文革”初期，他們還未讀完初中，尚未成年，一經動員便報名到北大荒支援邊疆。當時還很幼稚，在兵團的生活中步入成年，他們的成長對我來說是個謎。

　　1966年“文革”起始，長女14歲，才上初中二年級。兒子不到13歲，“文革”第二年由小學轉入中學。小女兒隻有10歲，是北京試驗二小的小學生。在他們學習基礎知識的關鍵年齡，由於“文革”失去了正規學習的機會，各自經曆了坎坷的十年。初二學生的曉青，“文革”初期就隨高校學生活動，與三個年齡相仿的女生到外地串聯，離家時她們隻帶了一張中學紅衛兵開出的介紹信，既沒有向父母要任何費用，也沒有告訴家裏具體行程。一去三個月之久，毫無音信，我們做父母的雖然擔心卻又無奈。孩子們歸來後才知道，他們先後到過上海、杭州、廣州、長沙、韶山、西安、延安等許多地方，她們坐車不需買車票，所到之處都由當地“革命組織”安排吃住，雖然身無分文卻不擔心溫飽。在廣州時，女兒因丟失了近視鏡，到我弟弟家去過一次，因未見到叔叔，便向嬸嬸要了20元配眼鏡，我們從我弟弟的信裏得知她在廣州的行蹤，這是她外出期間我們得到有關她的唯一信息。

　　1967年，隻15歲的她又被動員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支邊，報名後被分配在兵團所屬的一家拖拉機配件廠。工廠位於離佳木斯市100公裏以西的福利屯。開始操作鑽床，一個未成年的童工每天要重複向機床上下搬運90多斤重的拖拉機部件，以後造成腰肌勞損，經我妻子給工廠領導寫信，才將她調任廠辦小學作老師。曉青自學能力強，邊教邊學，學校分配她教過小學的音樂、語文、英語課，這讓她得到適當自學的機會，1975年秋還送她到當地的一個師範學校進修英語。女兒回京探親次數不多，到1975年她已經是有了8年工齡的23歲的女青年。

　　1966年“文革”開始之際，兒子曉丹才上小學畢業班，雖然升入初中，學校在“文革”中從未正式授課。兒子年少喜歡動手，既然無所事事，就經常為房管所施工隊的師傅們當義工，幫助搬磚送瓦、打運泥漿，他做得認真幹得實在，深受工人們喜愛，還發給他泥瓦工的全套工作服和勞保用品。兒子從少年時期顯示了喜愛勞動的品質，他沒有參與紅衛兵騷擾社會和他人的活動，因此我們作父母的比較放心。1968年開始了“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他選擇了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分配在兵團克山縣的一個農業生產連隊，連裏的知青來自北京、上海、哈爾濱等大城市，他們既是農民又是民兵，幹農活需要體力強，經常肩扛200斤重的糧食麻包裝車，身體鍛煉的比較健壯，但是沒有文化學習的機會。到1975年時，曉丹22歲，但是已經在兵團度過了7年的寶貴時間。

　　1975年6月間，我到齊齊哈爾開會，離曉丹所在的克山縣不遠，於是抽出一天時間去看兒子。到克山縣城以後，街頭遇到的幾位知青，看到我這個像是前往探親的家長，主動問明後，立即熱情幫助我找便車，將我送到了曉丹所在的連隊。在連裏，連長和城市青年們熱情地接待了我，並帶我參觀了他們的生活環境。令我吃驚和遺憾的是，這些青年到此苦勞7年之久，至今大家擠在一條大炕上睡覺，連寫字吃飯的小桌和個人衣物的專櫃都沒有，生活條件幾近兵營，因為缺少農業機械，幹的是體力活。他們如同是未成年就參軍的孩子，但是沒有明確的服役期，不知多少年後可以退役返鄉，由地方政府安置工作。在如此渺茫無望的現實中，迫使每個人都開始考慮自己今後的命運。在和兒子及其好友談天進餐時，他們都流露出回城另求發展的願望，但是他們原來所在的城市戶口已被注銷，有些知青還同當地人結了婚，回遷是個人人談論的大難題。那時候，當時城市居民的口糧、布匹憑票定量供應，沒有所在城市的戶口，就無法取得維持生活的基本糧食和衣物。除了理解與同情，我隻能讓他們耐心以待，以我之見安慰他們：政府不太可能製定出一個統一的知青返城政策，恐怕隻能根據各自的情況與問題，批準一些有困難的知青回城，這要靠他們自己和家長一起想辦法。但是沒有權力和地位的家長們其實很難幹預，所以自己的努力是關鍵。我在兒子的連隊裏逗留了僅僅幾個小時，連裏麵派了一輛汽車讓曉丹和幾個朋友送我到附近的火車站，我就乘當晚火車回到齊齊哈爾市，這次探訪使我意識到這些已成年的知青問題。當時社會上已經出現下鄉知青通過病退、困退途徑返城的事例，其後病退竟然成為大部分知青返城的普遍做法。

　　1975年8月間，我和一批造紙技術人員應邀去黑龍江佳木斯造紙廠參觀訪問。那時候該廠基本上擺脫了“文革”的無政府狀態，以前受到批鬥的幹部們大多複職工作，生產管理處於正常。廠黨委書記陶厚卿同誌是我在造紙局的老同事，當他得知我女兒曉青在離佳木斯市僅100公裏遠的兵團農機廠工作，便安排我前去看望，並接她到佳木斯聚會。於是到佳木斯市的第二天，就乘紙廠專派的吉普車前往富錦縣的福利屯探望女兒。曉青所在的兵團福利屯農機廠有一定的規模，到廠後，她陪我參觀了她所住的女宿舍。她與另外兩人同住，有單人臥床和衣物櫃，她是教師還有辦公備課用桌椅，比起在克山看到農業連隊的生活條件好得多。工廠的廠長和政委會見了我，廠長對我親切表示“如有關女兒的事宜需要工廠協辦，請吩咐以便盡可能辦理”。我感謝他們對女兒工作和生活上的照顧，隻提出希望能讓女兒隨我去佳木斯造紙廠相聚幾天，廠長欣然表示這是情理之中的事。我與曉青當天即乘吉普車返回佳木斯造紙廠，紙廠安排她住在工廠招待所的單人客房裏，父輩友人們在和她交談中，都認為她資質好，應該設法回京接受正規的高等教育，這當然也是我和女兒的心願，隻是需要探索回京的適當渠道。就這樣，1975年裏我探望了少小離家在外多年的兩個兒女，親眼見到他們在邊遠地區成長的環境，回京向化容講述在兵團兒女處的見聞，我們不勝唏噓感慨。

　　驚天動地的1976年

　　1976年北京發生了一連串重大事件，這一年裏我一直投入在東北兩個造紙廠的廢液回收利用的研究工作，幾次大事發生的時候都不在北京，但都留有較深刻的記憶。

　　周恩來總理逝世與群眾清明吊唁

　　年初周恩來總理逝世，舉國悲痛哀悼。在革命高調愈唱愈烈，多數幹部人人自危的“文革”期間，周總理力撐國事大局，並隻身竭力地保護了一些黨內外知名人士的安全，臨終前病魔纏身還在醫院盡總理之責。他鞠躬盡瘁的瘦弱形象由哀樂伴隨出現在電視屏幕上時，牽動了舉國上下對這位好總理的懷念與哀思。在人民大會堂，鄧小平同誌主持了相對簡單的總理遺體告別儀式。我在東北從電視上看到告別儀式和靈車經由長安街向八寶山火化場緩緩行進的催人落淚的場景。十裏長街兩側排滿了自發為總理送別靈柩的肅穆群眾，我雖未親臨其境，心中悲慟不已。

　　“文革”的磨難與精神壓抑，使人民群眾對這位好總理的逝去備感失落，哀思之情在4月6日的清明節裏又一次迸發出來，自發吊唁祭奠的規模空前浩大。那時候，我仍在東北搞試研。從電視上看到了極為感人的吊唁活動場麵，許多機關團體與企事業單位，抬著巨大的吊唁花籃、牌匾，在哀樂聲中不斷湧向以人民英雄紀念碑為中心的天安門廣場，致哀的小白花在人們胸前和廣場周邊的樹叢上閃動。但這似乎極大刺痛了最高當局。我回京後才知道，這場真摯自發的民眾悼念活動竟然受到嚴酷的鎮壓，當時許多人在廣場被毆被捕，各機關團體還奉命嚴查清明節到天安門悼念的組織者與參與人員，大家必須在小組討論會上說明個人的清明活動情況，檢舉他人，對參與吊唁者進行批評責令檢討，人事部門必須將參與此項活動記入個人檔案，似乎對這一吊唁活動深惡痛絕，實際上暴露了“四人幫”的虛弱與對群眾的恐懼。我們這些清明時不在北京的人倒是免受牽連。當時才“出山”不久的鄧小平因負責中央日常工作，被認為對此負有重責，他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隻保留黨籍。最高領導對悼念活動的如此反應與處理，讓人民群眾深感困惑。

　　震驚世界的唐山大地震

　　發生於當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傷亡極為慘重，災害空前，整座城市毀於一旦。天津、北京微受波及，由於餘震不斷，據聞津京地區許多樓房居民不敢在樓內夜宿，而在空曠處搭起臨時窩棚過夜，相當驚懼狼狽。這使我們在東北出差的一行人都盼望盡快回家探望。9月9日我離開紮蘭屯返京，行程因為地震地區交通阻塞，所乘火車是繞過沈陽走赤峰、承德一線到北京。

　　旅途驚聞毛澤東主席辭世噩耗

　　我乘坐的返京列車在一個叫紅石的小站停車時，車廂外一位農民模樣的人在車廂門口對乘客們說“毛主席逝世了。”聽到此話，車內乘客都為之震驚，但接著又由列車廣播室播放哀樂證實這一消息，人們才敢相信它的真實性。鄰近兩個臥鋪車廂內的旅客哀痛悲切，並表現出惶恐不安的情緒。發動“文革”的舵手在混亂局麵還未了結時撒手離去，今後誰來掌舵？航向將是何方？未來大事關係每位國人的命運，毛澤東的逝世意味著什麽？這是普通人所不敢揣測和預料的，焦慮惶惑確是當時中國普通群眾，更是中央及地方各級領導共有的複雜心境。

　　“四人幫”的覆滅與文革終結

　　毛澤東主席去世後，中央開始發生一係列變動。先是華國鋒受擁戴擔任了國務院總理和中共中央主席，上層領導似乎都在忙於辦理毛主席後事，表麵一切平靜，但人民對於政治鬥爭的發展前景充滿不安，擔心黨內爭權的後果可能導致內亂甚至內戰。普通人雖然焦慮，還得堅持自己的分內工作。當時，唐山餘震的影響已經消退，我決定趕回東北石峴造紙廠，進行我主持的流化床紅液燃燒爐中試科研工作。試驗準備工作進行順利，對流化床燃燒爐的改裝基本完成，對紅液霧化噴槍的試用結果也比較滿意，整體空運轉試驗的條件已經具備，如果沒有其它問題，即可按計劃投入紅液噴燃試驗。就在這個時候消息傳來：華國鋒主席在葉劍英、汪東興等黨內元老的支持下，一舉逮捕了禍國殃民的王、張、江、姚“四人幫”。

　　這一政治舉措，實際意味著十年“文革”浩劫告終。舉國人心大快，震驚之餘，人們奔走相慶，全國局勢穩定，足見“四人幫”沒有群眾支持的基礎，一旦失去絕對權威的庇護，他們便不堪一擊，徹底覆滅。一位從北京回到石峴的幹部說，消息在北京傳出後，不少人紛紛烹製三公一母四隻螃蟹作下酒菜，用吞下橫行的螃蟹，表示對橫行霸道了十年的王、張、江、姚這三男一女“四人幫”的憤恨，宣泄喜悅興奮之情。事發時，我在地處山溝的石峴造紙廠，那裏工廠圍牆上貼出了“堅決擁護和團結在以華國鋒同誌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的大幅標語，宣示新的中央核心領導的形成，我感到國家從此有了正常發展的前景。年末回到北京，見家人和親友如同擺脫了深重苦難般的高興。此時，輕工業部固安幹校領導已幫助將長女曉青的戶籍與工作從黑龍江轉到固安幹校。女兒離北京近了，作父母的感到寬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