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歲月——餘貽驥回憶錄

變化中的大環境和新的工作崗位

　　1974年鄧小平開始參與主持中央工作，中央的人事政策已逐步重視選賢任能，“文革”雖然還沒有正式結束，但是人心思定，盲從錯誤口號的人少了，在工業管理部門工作中，“文革”的不良影響被逐步加以清理，工作環境開始趨於理性正常。1975年初夏，輕工業部通知我從廣西返回北京，聽候另行安排工作，那時第一、第二輕工業部與紡織工業部合並為新的輕工業部，部長是原紡織部部長錢之光，辦公地點集中在東長安街較小的原紡織部大樓（原輕工業部大樓已由水利部接管）。此時各大工業部開始逐步充實行業管理機構和工作人員。輕工業部在輕工局下設立了造紙處，它的職權與具體業務範圍比文革前的紙局小了許多，隻有十多名幹部擠在一間不大的辦公室裏，接待眾多地方和企業來部聯係有關造紙的人，顯得相當忙亂，急需要進一步變革。

　　回到輕工業部以後，根據部人事司郭昭輝司長的建議，我選擇進入當時正在積極擴充發展的輕工部科學研究院，這個院負責領導多個輕工專業研究所。到研究院報到後，主持業務工作的副院長葛春霖告訴我，院本部人員不多，除了逐步加強對院屬各研究所的管理工作，院部當前主要開展輕工各產業的環保保護研究。造紙是輕工環保的重點領域，讓我考慮如何具體開展工作。我很明白，作為造紙工程師，造紙環保研究就是我的工作重點。我首先需要對水汙染較嚴重的製漿造紙廠進行實地調查，研究防治對策與關鍵技術。

　　重點關注製漿蒸煮廢液的回收利用與處理

　　製漿造紙廠的水汙染有75%來源於製漿蒸煮廢液，其中有機質和鈉鹽含量很高，若不首先解決廢液的回收利用，既浪費資源，又難於對廢水進行經濟有效的汙染治理。在這方麵，堿法製漿蒸煮廢液（即黑液）是造紙界熟知並且普遍采用的堿回收技術，即采取對黑液濃縮、燃燒與苛化的方法回收蒸煮用堿，把有機質轉化為能源。在中國，當時最大的困難在於大量堿法製漿廠主要以麥草為原料，生產規模普遍過小，它們的處理技術比木材原料難度大，因此投資多，效果差，這個問題明顯體現在河南中牟造紙廠，它是我國當時唯一采用了堿回收車間生產堿法麥草漿的造紙廠。

　　我經初步考察並向輕工業部報告了對該廠基本生產情況後，輕工業部組織了國內專家到現場研究改進辦法，並給予技術和適當經濟物資支持，結果在穩定運行和提高效率方麵都改進不大，減汙和降低成本效果有限。大家的結論是，這種小型草漿廠在采用適應大型木漿廠的技術中存在較多的技術和經濟難題，在有研究突破之前，中牟造紙廠堿回收不能成為眾多小草漿廠推廣的減汙樣板。於是我把注意力轉向水汙染負荷比較大，年產量在2萬噸以上的9家亞硫酸鹽法造紙廠，它們的水汙染負荷較集中。這些廠1家在天津，2家在廣東，6家在東北，我對它們的領導和技術人員也比較熟悉。於是首先對這9家企業的製漿蒸煮廢液的綜合利用情況進行了實地調研，然後向上級遞交了一份係統的調研報告。這些廠中有7家對亞硫酸蒸煮廢液（簡稱紅液）進行了局部利用，在這方麵有些寶貴經驗。由於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又有科研資金上的困難，副產品市場開拓不夠，紅液的綜合利用率不高，大部分紅液仍就直接對外排放，汙染江河水域。

　　將工作重點放在東北

　　在幾個亞硫酸鹽法製漿廠中，東北新建的紮蘭屯還有富裕製漿造紙廠是國內設計新建的亞硫酸鎂法木漿廠，他們采用對紅液進行高濃度提取，采用濃縮燃燒的酸回收技術，回收化學品與能源，通過較有效的生產過程對資源進行循環利用，既降低資源消耗又解決對排放水體的汙染。這種方法與堿法製漿的黑液堿回收類似，是解決紅液汙染問題的重要技術。因此，我用了大量時間在紮蘭屯造紙廠參加酸回收係統的試車與改進工作。此廠酸回收中需要的兩種設備（耐酸紅液提取和蒸發濃縮）都從國外進口，但是燃燒及製酸設備則是國內初次設計製造。試運行一年以後，紮蘭屯進口蒸發係統情況很不正常，我發現問題原因在於安裝錯誤，解決之後運行效果完全達到設計要求。

　　國內設備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噴射式紅液燃燒爐不能正常燃燒，雖經設計院、造紙研究所、天津輕機廠、哈爾濱鍋爐廠多方技術力量共同研究和多次改進試驗，仍是費工耗時，未能突破這一噴射燃燒技術。當時國外技術刊物對流化床燃燒爐新技術介紹較多，在研究是否可用流化床爐取代噴射爐燃燒紅液時，吉林石峴造紙廠的張家祿總工程師建議利用該廠廢棄的硫鐵礦燃燒爐改造為流化床燃燒爐，對燃燒紅液進行生產性中間試驗，考察流化床爐替代噴射爐燃燒紅液的可行性，並摸索確定有關設計與運行參數。輕工業部科研院為此設立了與石峴廠流化床紅液燃燒爐中試的合作科研項目，由我具體負責，並給我配備了一位新近畢業的大學生作助手。中試在1977年初取得較圓滿成果。1975到1976年期間，國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東北，很少在北京目睹這些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