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歲月——餘貽驥回憶錄

告別幹校親人小聚南下廣西

　　調回北京親人小聚

　　林彪事件後，大概為了解放一批老幹部和落實知識分子政策，1973年初，包括我在內的一批仍在幹校勞動的技術幹部，都被輕工業部調回北京休整，聽候另行安排工作。當時我在廣州、上海、吉林各地的弟妹們聞信都很高興，都要到北京來看經曆“文革”折磨，身心仍然健康的老大哥，我也想與他們在京聚會一次，但“文革”初期三間住房就被擠剩兩間，不便接待，隻好設法放棄繁華且交通最便利的西單附近的老住房，搬到當時算城區邊緣的輕工業部右安門宿舍（有三居室的較大單元），讓弟妹們（有的隨帶兒女）能一同擁住一處，共享數日歡聚之樂，大家促膝談心，互談“文革”遭遇與彼此懸念之切，相互鼓勵祝福，備感難忘的手足情深。

　　安排南下廣西

　　返京在家休息約兩個月，輕工業部人事司讓搞造紙的我和楊璉工程師，搞製糖的黃振勳總工程師一同去廣西輕工廳幫助當地輕工發展，並說明我們是輕工業部派去幫助工作，不是調職到廣西。我們接到通知後，一同去找了主管人事的夏之栩副部長，我們提出：我們經過長期的審查卻一直尚未作出政審結論，這種身份到地方能發揮作用嗎？夏部長表示：部裏派你們去，是部裏有根據的信任你們，當然地方也會信任你們，憑你們長期的技術工作經驗，也肯定能很好發揮作用，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進步是很有意義的，希望你們不要多顧慮。夏部長雖然沒有具體回答我們有關政審結論問題，但說得相當懇切，我們三人拿了部裏的介紹信於1973年4月一同去南寧廣西輕工廳報到，廳領導對我們表示熱情歡迎。經研究，當時廣西造紙工業的重點是柳州市柳江造紙廠，該廠是以較先進進口設備為主進行基本建設的骨幹造紙企業，決定我和楊璉同誌都到該廠協助督察，黃振勳總工則留在南寧，協助南寧的糖業發展。當廳領導們詢問我們是否有可能長期留在廣西工作時，我們都表示年紀過大，家屬都在北京工作，據輕工業部領導安排估計仍需回部工作，難於長期留在廣西，他們對此表示失望但也表示理解，因而隻給我們安排顧問性工作，希望我們在廣西期間能多做貢獻，精神愉快。

　　作客廣西柳江造紙廠

　　根據在南寧研究的工作安排，我與楊璉工程師約於1973年4月間到達位於柳州市洛埠鎮的柳江造紙廠。這是在混亂的“文革”期間開始新建的一個現代化製漿造紙廠，主要設備多為進口，人員來自四麵八方，那個時候領導這樣的工作，難度很大，聽說曾經相當混亂。我和楊璉到廠時，工廠主要領導、廠革命委員會主任（相當於廠長兼黨委書記）甘苦同誌上任不久，但已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整頓，情況有很大變化，給我們的初步感覺是幹部職工情緒穩定，工作積極，秩序井然，職工們還能響應領導號召，夜晚義務加班修築廠區的主幹道路。這在當時的老企業也很難做到的。

　　我們到柳江造紙廠的當晚，甘苦主任就在他非常儉樸的家裏設便餐招待，熱情歡迎，他當然了解我們過去的工作經曆和當時才初離幹校的情況。初步交談就讓我感到他為人誠懇樸實，他說他對造紙完全外行，我們的到來，將給他極大支持和幫助，加速柳江造紙廠的建設進程，但我們是上級主管機關派來臨時協助工作，他不好給我們安排負責職務和承擔具體責任，另外，當時工廠還在建設草創時期，生活工作條件都比較差，希望我們諒解。他希望我們多了解工廠實際情況和存在問題，收集有關改善建設工程質量、進度，以及生產準備方麵的意見與建議，及時和他交流意見，商討對策，促進建廠工作順利發展。他為我們的工作和作用設想得很客觀現實，沒有承擔具體職務與責任，我們也就愉快地開始了在柳江造紙廠的作客生涯，當然有義務盡可能發揮作為領導耳目和參謀的作用。

　　我們選擇在工程技術科放兩張辦公桌，安頓一般日常辦公室活動，因為所有建廠設計資料、工程進度報表、主要技術負責人員、有關技術協調處理工作都集中在這裏。我和楊璉兩人，行動基本一致，經商量後，觀點認識也基本相同。我們大體上，每天有半天在工地與車間巡視現場，通過觀察與訪談，了解工程與生產準備進行的實際情況與問題，半天時間在辦公室閱讀工廠的詳細設計資料、圖紙、進口設備的技術資料，各種有關施工工程進度與質量檢查報表，聽取和參與同誌們對一些問題的議論，有些事他們也很願意聽聽我們的看法。當時工廠存在各自獨立的建設單位（工廠）、設計單位（上海輕工設計院）和土建及設備安裝施工單位，有時建設單位發現設計欠妥，不方便將來生產，需改變施工，但施工單位隻同意有原設計單位的正式修改設計通知，才能改變施工內容。而要上海輕工設計院改變設計，卻比較困難，他們大概認為修改設計多，反映了設計缺點多，而且原設計人員又多不在現場，設計院派駐工地代表，一般很強調原設計的合理性，不願考慮建設單位的改變要求，這種矛盾常影響工程進度與質量。我和楊璉與上海設計院技術負責人孫孝儒和派駐工地代表都較熟悉，又不屬三方的任何一方，爭論激烈時，我們平心靜氣分析修改設計是否必要，提出我們的建議，對是否需要修改原設計，一般都能協調一致，及時合理解決。我們發現的一些較小的具體技術性問題，向有關主管同誌提供我們了解的情況和建議後，他們一般都能注意改進。甘苦主任常在晚餐後到我們住處來看望並一同散步交談，了解我們的生活與工作情況，並對一些重要問題，進行交流探討，我們注意到，他認可的我們一些具體建議，總能在工作中較快得到體現，這使我們感到在此雖然屬於“作客”，卻滿有意義。

　　甘苦主任何以能在“文革”這樣一個特殊時期，在較短時間內，將一個相當混亂的新建廠，整治得井然有序而且生氣勃勃，深受職工愛戴，沒有高明的領導才能和感人的人品絕做不到。我們了解到他到廠後，在成堆的問題中，首先抓住解決全廠中層領導班子的思想與實際問題，當時工廠的科室、車間的科長、主任大多是在“文革”中受到衝擊，被從生活工作條件都較好的原屬城市機構下放到這個小鎮企業來的，生活不便，有的身家兩地，缺乏實際建廠經驗，工作艱難，雖各人情況不同，但滿腹牢騷較普遍，不能安心工作。甘苦主任分別情況，個別談心幫助解決思想問題，並盡可能幫助解決實際困難，有的調到較適合的工作崗位，從而大大改變了這批中層骨幹的精神麵貌，激勵了他們的幹勁，發揮了工廠中堅骨幹作用。對於工廠職工上班遲到早退的積習，他沒有進行過批評，而是自己每天提前一小時到辦公樓打掃樓道和辦公室，下班前也隨時約談工作，一把手這樣的作風，科室幹部哪敢再遲到早退。車間幹部職工也都學習跟進，他以無聲的表率行動，一舉扭轉了惱人的積習。工廠每周一次的幹部參加勞動，原已流於形式，一般借故不參加，或到場點卯就走。甘苦主任到廠後，每次都帶頭參加實幹到底，鼓舞了全體職工自覺的勞動熱情。他日常工作的檢查布置，一般都隻找有關少數同誌了解情況、研究安排，很少興師動眾召集會議，工作進行相當及時明確有序。當時廠內有少數職工將一些公物，如工地電燈泡、電線、木板、小工具等取回家私用，有人檢舉了部分人員，並建議加以懲罰以正風氣。甘苦主任沒有及時采取具體行動，隻在一次全廠職工會上，簡單談到廠內有少數人將公物取回家私用的不良作風，是國家法律和社會道德不能容許的，這些人的錯誤行為，也是被自己左右的群眾看在眼裏、認為可恥的行為，經過“三反”“五反”的同誌，估計有一天會算這筆公物私用的賬，那會很難受。因此，他建議這些私拿的人，立即主動將公物送回原處，既往不咎，再犯必罰。這次會後，部分失落公物被退回，類似事很少再發生，效果似乎比懲罰幾個人示警要好。他秉公辦事、待人以誠、勤勞敬業、樸實無虛的為人風格與工作精神，加上良好邏輯思維形成的遇事果斷能力與務實的工作方法，深受職工信任與愛戴，他很容易成為人們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們短期相處的友誼也常在我的回憶之中。大約在我們到柳江造紙廠一年，基建工程接近收尾的時候，甘苦主任被廣西區人民政府調南寧任水利電力局局長（後來擔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要職，已去世），全廠職工對他的調離都依依惜別。

　　廣西人民政府調派了區輕工局一位副局長來柳江造紙廠繼任革委會主任，這位新主任沒有帶家屬，一個人來廠，就與我和楊璉同住兩居室簡易宿舍中的一間。他是位語言不多的謙謙君子，同住同一間單元，卻難得相互交談，也就很難相互了解。他的工作方法主要依靠召集副手和中層幹部開會研究和布置，由於諸事要議，議而難於拍板定案，使會議多而時間長效率低，開始在廠內辦公樓會議室舉行，後來嫌廠內噪聲大，就改到廠外的接待室開，領導們成天在廠外開會，職工們紛紛議論，說他們現在不但難看到廠領導，而且連與自己的科長、主任見麵都困難了。前後兩任領導工作作風與方法大不相同，比較之下，不少同誌感到憂慮，但好在前任領導打下了較好工作基礎，而且建設也接近收尾，雖然新領導工作方法不甚理想，但大事都在會議上通了氣，幹部們經過鍛煉，都知道工作該如何幹就自覺負責幹，雖然過多會議與拖延決斷，相當浪費時間精力，但對工作尚無大礙，兩種非常不同的領導風格的對比，給我留下難忘的印象。柳江造紙廠逐步進入試生產階段，我和楊璉仍能通過與基層同誌們的切磋討論，發揮微薄作用。親眼看到全廠主要設備逐台投入試運行，新進口的當時較先進的高速造紙機在廣州造紙廠周廠長領該廠一批經驗豐富的造紙工人來柳江參觀訪問時，更幫助一舉將試車車速提升到360米/分，讓人感到一定的欣慰。這時已是1975年初夏，我和楊璉突然接到輕工業部通知，讓我們按通知日期，到某地（記不清了，大可能是廣州市）參加全國造紙工作會議，會後不再回廣西，直接回部聽候另行分配工作。由於這個新建廠已基本完成基建任務，投入試生產運行，還結識了不少新朋友，領略了不少技術和領導工作的好經驗，我們兩人也頗感這兩年並未虛度，在與廠內朋友們依依惜別的心情下，相當愉快地離開了作客將近兩年的柳江造紙廠，也基本擺脫了難以忘懷的“文革”陰影。

　　§§第八篇？「文革」之終（1975-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