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歲月——餘貽驥回憶錄

固安“五七幹校”接受勞動教育

　　初到幹校

　　1969年我離開地下室回家不久，笫一輕工業部軍管組在河北省固安縣緊靠永定河南岸的辛務村，建立了安置笫一輕工業部機關疏散下放幹部職工的五七幹校。當時部機關人員一分為三，少量留部工作，少量下放基層企業，較大部分下放五七幹校。我們這些受過揪鬥禁閉，政治未作結論仍受歧視的人，基本都安排到五七幹校。大概在1969年10月間，我和造紙局一批老同事一同帶上簡單臥具等生活日用品在部大樓前候車去固安幹校，多年同事當時竟無人敢搭理我，隻有並不去幹校的局人事處長王克勤到場送別時，到身邊問我身體是否還好，並囑注意保重，實在是當時極為難得的溫暖難忘的情誼。固安幹校當時正在草創時期，修建簡易住房、開荒積肥種地、興辦工廠都靠自己動手，以農業勞動為主共建立三個連隊，按部隊組織下轄排、班。另辦了小造紙廠、食品廠、機械廠按企業組織。我被分配到搞農業為主的第三連，開始與幾位仍受歧視的夥伴臨時借住在一家生產隊長的小空房內，當時農活多樣多變，每天早餐後都全連集合，由連長安排當天任務，排長、班長分別領導具體實施，初期我參加過打機井、開墾荒地、植樹和積肥等農活，打機井是24小時分班連續作業，推鑽很費勁，下套管也很有技術，這種一般由專業打井隊幹的活，我們很快就成功掌握，幾口井都打得很好。幹校積肥方式比較特殊，因為熟悉北京下水道內有肥源，就安排人員在寒冬到北京市內積肥，我被派參加了這一工作，方法是打開靠近化糞池的下水道井蓋，用工具撈取糞便類肥料倒置路邊，經夜即可凍結成固體，然後裝上馬拉的雙輪板車，因為沒有馬，就改由我們替代馬從北京拉運到固安，大概80公裏路程，人拉就需費勁走兩天。寒冬幹這種積肥工作是相當辛苦和肮髒的，我當時已年過半百，幹這些相當重體力活幾個月，因思想放得開，幹重活也就能吃得多，睡得香，並不以為苦，而且感到體力有所增進。但當時生活很艱苦，而且政治氣氛搞得很緊張，在連隊集合聽連長和指導員講話，經常提到的是：“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讓大家注意自己和別人的一言一行，大家都聽命埋頭幹活，誰也不敢多說一句話，自找麻煩。當時輕工業部的政治部主任張萬合也下放到幹校，他是“文革”前不久才由某軍副政委轉業到輕工業部任職，這樣一位軍級幹部，還是政治部主任不知說了幾句什麽帶點牢騷的話，就被在校部大會上點名狠狠批判，誰敢不引以為戒。

　　在幹校的養豬生涯

　　養豬積肥似乎是搞農業必不可少的，三連經過積極準備，蓋起了能養約200頭豬的三排豬舍和配套的豬飼料配製、種公豬、斷奶小豬專欄全套設施。約在1969年晚春，三排成立一個專業養豬班。我是首批即被調入這個班的人員之一，雖然班長和其他成員換了不少，我卻一直在這個班擔任豬倌，直到調離幹校。大概連隊有權能挑選工作的學員都不願幹髒累的養豬活，第一批編入養豬班的，除班長相當年輕能幹外，隻有五六名不能不聽任安排的年老體差者充數，其中，張道吾副部長有較重心髒病，雙腿浮腫嚴重，行動不便，造紙局陳彭年總工程師年近古稀，都難堪重任，造紙局丘景星科長也年近花甲，還有一位相當嬌氣隨時要走的部裏小轎車司機，我們同睡在一張炕床上，工作生活都需相互照顧。當時病號和古稀老人也分配一些較輕的活，但他們實在困難，經常是我幫助他們完成。養豬確是經常性的髒累活，照顧不好豬還容易死亡，也擔責任，因而無人願意來，人員也就很難充實，班長、排長也就要多參加這個班幹活。我可能是因當時在養豬班心情比較特殊，覺得養豬崗位還不錯的，因為分配給我養一排豬圈的幾十頭豬，日常飼養工作比較固定，每日由自己安排完成，不像幹其他農活每天都隨時聽命安排、事事聽班長指揮那樣被動，因而在精神上較感痛快。此外，我對承擔的工作有鑽研的愛好，讓我相當獨立負責養一批豬，可以在實踐中鑽研養豬的科技知識。要當一個好豬倌，對豬的選擇良種、配種繁育、飼料調配、防病治病等，如果沒有一些基本知識很難做好。我利用每兩周回北京休假一次的機會，到書店、圖書館和舊貨攤收集養豬有關的書籍，這種養豬的專業書很稀缺，但我竟然主要從舊貨攤共收購到12本，其中有一本《北京養豬學》寫得非常係統全麵，讀後養豬知識大增，其他豬病防治、獸醫藥實用手冊等都非常有用。當時豬病死亡情況常有發生，我取得連排長的同意，從獸醫藥店購進一批防治豬病的藥械，有了一點獸醫知識與治病手段，三連死豬情況極大減少，而我負責飼養的一排豬圈，基本消除了死豬現象。我買的這十多本書就放在睡炕上的枕頭邊，睡在我旁邊的造紙局老同事丘景星科長，有一次似乎突然發現我枕邊竟然有這麽多養豬書，而不是《毛澤東選集》等馬列著作，就很驚異地對我說：你過去在機關工作就一直“業務掛帥”，現在到幹校來改造思想，還是這樣不務政治依然業務掛帥，如何得了？看來他對我說這些還是懷有關心和好意的。他本人的枕邊確實是放了幾本毛選和語錄，但因不學習研究養豬知識，他負責養的一排豬圈的豬卻生長發育得不好，還較經常發生死豬。當時對那種不知愛崗敬業、不認真作好本職工作，卻空喊政治掛帥口號的人，已經在實際工作的考驗中，受到懷疑和輕視了。有一次，丘科長負責的豬圈中發現一頭病狀特殊的病豬，經找獸醫診治，獸醫診斷為非常危險的豬丹毒傳染病，並認為當時豬丹毒並無藥可治，除病豬立即單獨隔離，死後消毒深埋外，同欄的幾頭豬，甚至該排所有豬圈的豬，也可能無法挽救。獸醫僅留下了警告，卻沒有治療方法，這使三連和校部都感到不安，因為如果發生幾十頭大豬死亡，顯然損失太大，影響也不好。經領導緊急研究，認為我防治豬病取得過一些經驗，可能會有些辦法，因而決定將我換調代替丘科長養護這發生了豬丹毒病的豬圈，而且其他養豬班人員都不得進入，以防擴大傳染。我接手護理這排豬圈時，丹毒發作的病豬已死亡消毒處理，防止豬丹毒的蔓延傳染最為迫切，我從閱讀過的獸醫藥手冊中，了解到不但初期豬丹毒有藥可治，而且也完全可以預防，介紹的具體方法是采用土黴素和硼砂適當配比的混合溶液進行注射。曆經試驗均取得明顯效果，預防隻需注射一次，需用劑量也不大，我按此配製注射劑，首先對死豬的幾隻同欄豬進行了預防注射，為了安全，我又對此排其餘幾十頭豬全部實施注射。給活動中的大豬注射非常困難，由於當時不許其他人進入此排豬欄，這種艱難工作隻能由我一人獨自完成，我現在很難想象當時如何具有那樣的勇氣和精力。經一月餘的防治，保持了沒有任何另一頭豬死亡，全連和校部都鬆了口氣。我用的治療費極為節約，配製注射劑所用的水也沒有購買藥店的蒸餾水，而就用涼開水經過濾配用，我竟比專業獸醫顯得還能幹可靠，也讓人驚詫。

　　當時幹校養豬還有一個目的，想通過培育成長快的良種豬，對附近農村示範推廣，所以用高價購進了有名的約克夏長白種公豬，這種豬體型大生長快，平均正常每天可增重一斤多，飼養半年即可達到百多斤出欄銷售，而本地豬生長慢得多，每天增重不到半斤。但實踐結果卻很不理想，我們飼養的良種小豬，似乎比本地小豬增重還慢，令人感到對良種豬的失望。實際上，如果考慮我們當時的飼養條件，應屬必然的結果。因為當時國家糧食短缺，人的口糧每天不過一斤，幹校養豬的精飼料（豆餅、米糠之類）每天每頭平均限量僅半斤，雖然還有些秸稈類粗飼料補充，可能還不夠新陳代謝快與運動量大的良種豬的存活消耗，這樣，想用半斤精飼料從良種豬身上換取一斤豬肉的如意算盤，當然是行不通的。大家逐步明白，要取得一項工作的好效果，不但需要好的先天條件（如養豬采用良種豬），還必須有相適應的後天條件（如養豬足夠的良好飼料供應與飼養照料），我們養豬實踐證明，在當時飼料特別短缺的情況下，推廣發展良種豬並無實際意義，也就放棄作罷。

　　在固安五七幹校四年多，近四年時間是養豬，自己覺得已經五十多歲了，根本不必考慮什麽時候可以離開幹校，養豬成為退休前的終生事業並非不可能。固安離北京隻有兩小時車程，交通比較方便每兩周能回家休假與家人聚會兩天，我經常利用回京機會，置辦豬用藥械，訪問北京獸醫研究所學習請教，家裏人也覺得我這個人真是能幹一行愛一行。

　　林彪事件推動“文革”撥亂反正的漸變

　　我們一些在“文革”中受審查的幹部，在五七幹校實際是受監督勞動，除了參加一些批鬥會，聽聽校部和連隊領導，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的報告，基本沒有什麽較正規的政治學習或文件傳達（有些文件傳達是不讓我們聽的）。我一直專心研究養好豬，並沒有考慮過國內政治形勢和個人生活可能的突然變化，但是在1971年9月，一件重大的政治事變終於發生了，而且我也和幹校所有學員一同聽取了有關這一重要事件的傳達，其內容確實令人驚詫：竟然是受到毛澤東主席高度信任，擔任“文革”期間的副統帥，被作為革命領袖接班人，正式載入中國共產黨九大黨章的林彪元帥，於9月13日率領家人從山海關強行乘飛機叛逃國外，由於飛機失事，機上人全部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這種出人意料的大事變，國內政局會發生何種變化，當然令人關切，實際上它也成為“文革”形勢逐步有所轉變的契機。我發現，這個文件傳達之後，幹校和社會氣氛似乎都出現了微妙的變化，那些滿口抓階級鬥爭整人的人，似乎靠山崩塌，相對垂頭噤聲了，對我們這些在“文革”開始不久即以莫須有罪名，作為專政對象，被非法監管鬥爭的所謂“一小撮”，似乎也減少了公然的歧視。因為當時的主政者不能不考慮重新區分敵、我、友。真正要清算對付的敵人，不能不集中到握有相當實權的林彪一夥。因此，林彪事件不久，許多遭受迫害靠邊站的忠誠老幹部陸續被解放並擔負職責，一批批無辜受屈辱被勞動改造的知識分子，也逐步被安排到了發展生產振興科技急需的工作崗位。“文革”亂局雖然遠未完結，但已出現一股逐步撥亂反正的力量，推動變革。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於1973年春節期間被輕工業部從五七幹校調回北京，聽候另行安排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