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歲月——餘貽驥回憶錄

“文革”初期新見識？大字報？紅衛兵？戰鬥隊？揭批鬥？大串聯

　　我是1966年5月間奉命離開嘉興回京的，在嘉興除看到報紙上有關批評文藝界和北京市的文章外，這個小城市並沒有什麽引人注意的變化，但一回到北京，在街頭就能看到一些左臂帶有“紅衛兵”紅袖圈的小青年，他們主要是在校的大中學生，他們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號召下，隻要有人指引，就敢於衝擊一切，揭發、批判與鬥爭一切。但年輕人對某些具體事、具體人的看法與判斷能力不同，社會經驗少，易輕信、易衝動等特點，加上一些別具用心人物利用年輕人這些特點，進行組織挑動，也就形成爭論與矛盾，在年輕大學生中更易挑動這種矛盾鬥爭，並組成相互鬥爭的不同派別。年輕的大、中學生就被運用為推動“文革”初期湧動的“紅衛兵”組織，至於究竟要革誰的命，造誰的反，就不能不受別具用心的後台操縱者的指揮利用了。當時一些鬥爭激烈的大學裏，實際上中央文革小組有些成員都公開直接參與，聲勢就特別大，影響麵也特別廣。還有一些公開揪鬥更令人吃驚。我有一天在西單路口，看到彭德懷元帥被胸前掛著“反黨分子”的大牌子，站在一輛大卡車上遊街示眾。還看到在某學校大廣場搭台，相當野蠻揪鬥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副總理薄一波的場麵。主持這種批鬥會的所謂革命群眾造反派組織，如果沒有得到極高權威的指使或支持，他們能公開批鬥這樣的高級幹部嗎？至於長安街頭貼上打倒×××（多屬國家重要領導幹部）的大標語，部分大學、機關的大字報也很驚人，這類大字報中，最具影響力的當推北京大學聶元梓5月25日揭批北大校黨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張，當然，8月5日毛主席寫的一張大字報直指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劉少奇是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就更嚇人了，可能是後來造反派圍困中南海揪鬥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前奏曲。看到這些驚心動魄的局麵，我當時心情沉重，搞不清誰要革誰的命，為什麽要采取這種騷動整個社會的形式？這個期間隻能帶著十分不安的心情，觀察思考，等待難於預測的變化。

　　笫一輕工業部內的初期“文革”活動

　　在1966年剛回到笫一輕工業部時，辦公大樓樓內走廊已貼滿了各類大字報，有揭發部領導問題的，也有揭發個人曆史問題或不端言行的，破除“四舊”的，形形色色。也成立了不少自命革命造反派的各種戰鬥隊組織。目標口號都是鬧革命、破四舊、鬥走資派（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批鬥和保護的目標各不相同，再夾雜一些個人意圖和不同幕後操縱者的挑控，也就互有鬥爭。當時笫一輕工業部這種部級機關，部級和司局級幹部才算當權派，處級幹部都算革命群眾，而且老幹部和知識分子多，大字報雖然很熱鬧，也開了一些批鬥會，但真正被揪鬥的人並不多，被抄家並限製人身自由的更少，事實上，沒有特別權威的示意與支持，誰敢揪鬥自己的領導？誰敢隨意關押和抄自己工作同誌的家？

　　笫一輕工業部較早開過一次全部“文革”動員大會，不知誰找到薄一波副總理來參加，他在會上發了言，說笫一輕工業部領導有一條黑線，這就在部內造成很大影響，群眾派性鬥爭加劇。薄一波本人就是個大當權派，為什麽要來參加輕工業部的這種會，又為什麽要說挑動群眾鬥爭的話，很難讓人理解。從1966年到1967年，作為當權派的部內領導難於理事，造反派忙於派性鬥爭，還有紅衛兵來騷擾辦公室，機關工作陷於癱瘓，造紙局的一些習慣為企業服務的群眾，還推我這個既算不上當權派，也實際不參加造反派活動的人，帶頭作一點為企業生產必須得到的服務工作，當時主要是為生產印刷毛主席著作用的凸版紙等產品爭取一些物質條件。在當時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我覺得應盡可能做點既有實際需要又力所能及的工作，曾主持召開了一次各大造紙廠迫切需要落實分配技術措施費用與金屬材料的會議，還到東北幾家生產毛主席著作用紙的造紙廠了解他們的生產情況和問題，鼓勵他們力爭克服困難完成任務。對維護這方麵的生產起了一定作用，但實際上是對“文革”很不理解，麵對不可捉摸的“文革”發展形勢，麵對幾乎任何人都有被批鬥的可能，我不能沒有被隨時揪鬥的思想準備。

　　“文革”中的年輕兒女

　　“文革”開始，為在全國點“文革”之火，組織了紅衛兵的全國大串聯，我的大女兒餘曉青，當時不過14歲，沒有向家裏要錢並說明外出串聯打算，就和幾個年輕小夥伴結夥外出串聯，家裏幾乎幾個月都不知她的去向，直到她回家才知她先後到了上海、杭州、長沙、韶山、廣州、西安、延安等地，他們作為大串聯的紅衛兵，坐車不買票，到地方就找地方當局接待安排記賬吃住（實際是免費，因後來並無人來要賬），他們到處參加所謂“炮打司令部”，訪問革命聖地等活動。她在1967年末，就響應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的號召，誌願去東北邊境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下屬小機械廠，開始當了名開鑽床的女童工，年輕活重，造成腰肌勞損，改任工廠職工小學老師，1976年才回京。兒子餘曉丹，“文革”開始時正好小學畢業，進入初中上學不正規，他常跟著在我們宿舍附近修繕房屋的房修隊師傅們整天一同勞動，房修隊也將他作為一個義務勞動力，發給他泥瓦工的一應勞動用品。他也在1969年末，響應上山下鄉號召，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克山農場務農，一去8年，1976年才申請按病退返京，他們姐弟倆都將8至9年寶貴的青春學習時間作出了並非必要的奉獻。這也是北京、上海這類大城市這個年齡段小青年的較普遍情況。將這些隻念過兩年初中而且都有條件繼續升學的孩子們都及早給戴上知識青年的帽子，推使離開城市。北京的一些知識分子較集中的大學與科研、設計單位也紛紛受命外遷，輕工業部直屬的北京輕工學院西遷陝西鹹陽，在京的日化、食品、發酵、皮革幾個研究所都被迫緊急遷出北京，隻有較幸運的造紙研究所因已改名為躍進造紙試驗廠，不屬科研單位，得以僥幸留在北京。這些做法看來與那種“知識愈多愈反動”，“愈窮愈革命，富了就易修”的特殊邏輯不無聯係，知識分子是否是勞動人民也是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