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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進政府機關工作
根據輕工部的調職通知，我於1956年末舉家離開廣州到北京，並於1957年元旦節日後即到輕工部造紙工業局報到，擔任該局生產技術處處長，開始了我很不熟悉的政府機關工作。造紙工業局負責領導全國造紙工業，並直接管理多家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造紙企業。局長李在耘、副局長梁成恭（分管生產）和王長俊（分管基建）都是久經革命鍛煉，組織領導能力很強的老幹部。在各業務處中，生產處是有近30名幹部，下設有生產、技術、特產三個科的大處，使我感到特別意外的是，在所有幾個處的處長中，隻有我一人是非中共黨員。生產處下屬三個科的科長或負責人也都是中共黨員，我既非黨員又缺乏機關工作經驗，自己遇事都比較小心謹慎，但機關工作確實比企業工作輕鬆，晚間和周日均可正常休息，而且很少必須即時決定處理的實際問題，加上多年的工廠實踐經驗，對主管生產技術的機關工作，並未感覺困難。
從1957年到1967年，是國內各種政治運動頻繁的十年。造紙工業局在各種運動中經過許多機構和人員變化，我都一直被留局工作，僅在擔任了4年生產技術處長後，於1961年改任局副總工程師直到1968年“文革”被關入“牛棚”進行隔離審查。這是一個國內政治運動不斷，社會經濟組織結構波動激烈，群眾積極熱情受挫，經濟陷入相對困境，政局高度動蕩的時期，而國際上則較普遍處於經濟技術高度發展態勢，連笫二次世界大戰的兩個主要戰敗國日本和西德均處於經濟發展起飛態勢，而我國則事實上處於既貧困又相對孤立的狀態。可以說，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發展相對不順的一個階段。作為主管全國造紙工業的輕工業部造紙局，也經曆了極大的變化，並未能發揮正常的業務領導職能。就我個人來說，這段時間對造紙工業的生產建設事業做出的貢獻也相當有限。但此期間許多具體的經曆和體會，卻記憶猶新，深刻難忘。
機關工作的第一年
出差東北
到造紙局工作不久，局長李在耘就讓我陪他去東北考察各大重要造紙企業，先後到了錦州、營口、石峴和牡丹江幾個大造紙廠，李局長過去直接接觸紙廠情況不多，此行每到一廠均參觀生產車間，與職工座談，了解具體情況與問題，看過的這些製漿造紙企業，在輕工業係統中都屬規模較大，也是進行24小時連續化流水作業、現代化程度較高的企業，他看後感到大大提高了對造紙產業的認識，收益較大。在正準備由牡丹江轉往佳木斯視察正在試車投產的佳木斯紙廠時，他卻接到輕工部召他立即返京的命令，他讓我一人單獨去了佳木斯。
佳木斯製漿造紙綜合廠是蘇聯在“一五”計劃期間援建的唯一造紙企業，設計年產硫酸鹽法木漿及紙袋紙、絕緣紙等各類紙張5萬噸。附有較完整的造紙銅網製造車間，製漿造紙設備號稱是世界一流的。我到廠時，工廠廠長胡凱同誌正領導全廠職工熱火朝天地投入試生產運行，試運行情況除原設計存在的局部問題外，基本順利。但據我觀察，這個廠的設施水平當時號稱世界一流，但實際尚不如我1945年看到其1942年建成投產的類似企業，特別是堿回爐仍采用在美國已被淘汰的回轉爐，而沒有采用當時歐美已普遍采用的噴射燃燒爐，自控儀表也較少且相對落後。但看來蘇聯為佳木斯廠的設計和提供整套設備還是盡了很大努力，對蘇聯當時的幫助是值得我們熱情讚揚的，當然，對其實際技術水平，我們還是應該作到心知肚明為好。
反右教訓
當我從佳木斯返回北京時，中央反右鬥爭已進入高潮，各單位一方麵根據黨中央的部署，動員群眾“大鳴大放”，給黨提意見；一方麵又將這些敢於給黨提意見的幹部群眾（以知識分子為主）作為攻擊共產黨的階級敵人，已開始進行公開批判，竟然以所謂“引蛇出洞”，開始進行劃定“右派”的工作。李局長被臨時從牡丹江召回京，就是要他這個局長兼局黨總支書記，負責造紙局的“反右”，根據大鳴大放時的言論，劃定右派。在國家機關幹部中，當時真正反對共產黨的領導，不承認建國後偉大成就的，恐怕少而又少，出於進一步改進工作，提出較尖銳批評與建議性意見的人也並不多，一定要從這些人中，找出一定比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恐怕許多正直的領導幹部都感到十分為難與不忍。但迫於形勢，造紙局也不得不提出了三名知識分子幹部劃為右派。並下放邊遠地區監督改造。在全國幾十萬右派中，一些敢於獨立思考並大膽進言的知識分子大概占了極大比重。這不獨是他們的一個極大的悲劇，而且很長時間使群眾幹部都不敢暢所欲言，形成萬馬齊喑的局麵，政治損失更大，對我個人來說，這使我深刻考慮到，像我這樣一個非無產階級家庭出身，受到多年國內外資產階級教育的人，如對黨的某些政策不夠理解，一定要首先考慮是自己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問題，隻有努力學習領會，認真貫徹執行，決不可心存疑慮與抵觸。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緊密相連的三年特殊困難
高漲的群眾熱情
1958年黨中央提出了多快好省，力爭上遊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工農業生產實行大躍進，農村實行公社化。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工業方麵充分依靠群眾並努力學習蘇聯經驗，農業進行土地改革和合作化運動，工農業生產發展順利，人民生活水平穩定提高，大家都感到社會主義好，共產黨領導好，現在黨中央提出要加快步伐，實行大躍進及早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是群眾積極擁護的。大躍進一開始，群眾熱情極為高漲。例如，中央提出1958年要完成非常難於達到的1070萬噸鋼產量，幾乎可以看到全國全民和各行業都忘我投入煉鋼活動。1958年秋，我奉派到廣州紙廠出差，了解廣紙大躍進情況。坐在京廣鐵路車上，晚上看到河南、河北鐵道兩側，遍地小煉焦爐發出的火光，煉鐵小高爐的熱烈場麵，內心極為激動。火車晚點，到廣州已是午夜，車站不容停留，站前旅店都掛出客滿，隻得與廣紙電話聯係，當時已過午夜，各領導家中都找不到人，最後在廣煉鐵廠才找到羌逢戍總工程師，他驅車到車站接我到紙廠。午夜抵達造紙廠時，廠內幹部幾乎都在煉鐵廠通宵奮戰，這種局麵，使我也陪伴他們觀戰通宵，次日仍照常堅持業務，這種熱烈樸實的感人場麵，非經親曆者所能想象。
“大躍進”似乎離不開脫離實際可能的高指標及其不良後果
似乎不提出各種任務的高指標，也就無從體現“大躍進”。為了爭取完成那些實際難於完成的高指標，上級部門就免不了依靠強迫命令和瞎指揮，下級一般也依靠鼓動群眾、層層壓任務、瞎指揮，甚至弄虛作假，虛誇浮報相應付，也就無從講究實際效果和群眾利益了。為了1958年完成1070萬噸鋼這一所謂鋼鐵元帥升帳，實施全麵“大躍進”，一開始動員了全民煉鋼，各行各業都要支持鋼鐵“元帥升帳”。許多造紙廠都接受了當地政府下達的煉鋼任務，沒有煉鋼設備可以設法搞最簡易原始的，造紙工人可以幹完造紙班，再無償加班參加煉鋼，實際最大的困難是造紙廠完全沒有煉鋼的主要煉鋼原料--鐵或鐵礦石和焦炭，一開始，工廠都盡量去找廠內可搜集到的破舊機械部件，職工家裏的破舊鐵鍋盆等用作原料，這類東西有限，很快就得另想辦法。我眼見天津造紙廠將全部生產車間地溝上的鑄鐵蓋板，大禮堂座位兩側的鐵椅架等都變成了煉鋼原料，加上用燒鍋爐的煤和木料煉的焦，用簡易煉鋼設備煉成的所謂鋼，其使用價值，實際比不上所用原料，雖很明顯勞民傷財、嚴重浪費，得不償失，但這些都是統計完成1070萬噸鋼的有效成分。還有貪功邀賞的所謂“放衛星”，則往往造成更大損失，50年過去了，我仍記得當時人民日報報道了廣西環江縣放出了日產多少萬噸鋼的“衛星”，並刊登了一張附圖，畫了一個胸佩“環江鐵軍”標簽的青年站在一張地圖上，圖畫下麵的標題是“環江鐵軍勇冠全國”。據了解，他們是利用一個深山穀作為煉鋼爐，砍伐了上萬立方的木材替代焦炭，人工采掘了大量鐵礦砂與木材分層填入山穀，點火燃燒木材就算開始煉鋼，根據鐵礦含鐵量計算可能產鋼量，就向上級和媒體報喜產了多少萬噸鋼，這個方法能煉出鋼來嗎？當然隻是造成了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以及環境的嚴重破壞。大煉鋼鐵在工業方麵帶頭放了衛星，農業方麵也並不寂寞，有的生產隊放出了畝產三萬斤稻穀的驚人“衛星”，報刊上並附有有人坐在收割前密集稻穗上的照片（實際是將其他稻田待收割的稻子拔出密集插入衛星田，然後拍照宣傳的浪費造假行為）。放這樣的“衛星”，人們雖無法置信，卻隻能隨聲驚歎，但其巨大浪費與虛假造成的許多不良後果，卻無可回避。特別是糧食作物產量的浮誇虛報，實為後來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根源。
在造紙工業方麵，當然不能無所作為，根據總路線的精神，輕工業部造紙工業局開始實行精簡機構，下放直屬造紙企業，造紙局本部由原來百餘人的六處一室，精簡為隻剩30人左右的一個生產技術處和一個局辦公室，全部直屬造紙廠都下放地方管理，我也就成為留下的唯一一名處長。人數雖少，而且不掌握任何財物，卻須麵對許多實際無法實施的高指標任務，
造紙工業的“大躍進”與高指標
造紙是輕工部的重點行業，“大躍進”不能無所作為，1957年機製紙和紙板產量達到91.3萬噸，比上一年的73.9萬噸，達到15.7%的高增長率。為跟上“大躍進”步伐，並依據中央大破大立的精神，1958年已開始放鬆對產品質量、生產安全與成本管理，讓企業職工實施所謂大破大立，即將通過多年實踐為保證生產效率、產品質量、人身與設備安全而建立的重要規章製度，均視為製約生產力發展的障礙，企業職工可以隨意破除，以方便片麵地追求高產量。在1958年秋召開的全國造紙工作會議上，為了進一步推動行業“大躍進”，造紙局還組織了各個與會企業的比武打擂，主要競爭製漿方麵的每鍋蒸煮時間、造紙機的運行車速，各企業在這方麵的創新記錄隨時在會場的擂台板上公布。與會各廠領導都不肯落後，如是出現了有的亞硫酸鹽製漿每鍋蒸煮時間由6小時縮短到3小時，造紙機車速有的一次提高幾十米/分，看來成績很突出。但我們知道，突然出現3小時煮一鍋漿，其成漿率可能極為低下，浪費嚴重，造紙機突然大幅提速，其斷紙率高而成紙率低是必然的。這種打擂台的方式，對企業領導的壓力很大，但比拚爆出的成果，基本都屬弊端嚴重，實際無法正常實現的虛假數據，大量宣揚有害無益。因而經我們技術幹部與局領導研究後，匆忙宣布停止打擂比賽，以減少不良的副作用。雖然如此，這些做法仍使當年紙張產量達到121.8萬噸，增幅達到創記錄的33%，似乎顯示了造紙產業存在無窮巨大的生產潛力，卻幾乎沒有領導去查找其存在的不可忽視的問題。但這些打擂的虛假顯示，卻對當時部主要領導，當時黨組書記宋乃德產生了巨大想象，他在造紙會議上竟要求機製紙（包括紙板）1959年產量要達到500萬噸，即一年時間就要實現增長三倍的驚人高指標，他的依據是什麽？他說就是群眾的衝天幹勁。客觀上，機製紙的增產實際需要增加大量生產設備和安排大量能源與原材料供應，在計劃經濟體製下，製漿造紙產業生產能力的提高，即使國家安排新建投資項目，提供國家控製的必要的資金與設備，僅一年基建時間也來不及，何況根本沒有這種安排（後來中央正式下達指標為220萬噸，仍然比1958年高指標壓力下勉強完成的121.8萬噸高出近一倍）。但上級有要求，下級就得有行動，如何使造紙工業也能實現如此大增產大躍進？造紙局的幹部們隻能考慮所謂的依靠政治掛帥從思想上武裝自己，放棄科學管理與采用先進技術，片麵向下麵強推不顧後果的高指標和不切實際的所謂簡易技術，例如采用牛或馬拉石磨替代打漿機。有人問，馬不走如何辦，我們一位頗為幽默的工程師回答說，那好辦，我可以專門設計一種自動打馬器，馬一停不走就打，問題不難解決。事實上是技術人員自己根本不相信的所謂新技術，卻不能不去宣傳推廣，真是高指標瞎指揮下的典型無可奈何現象，1958年“大躍進”剛開始，造紙局就組織局內幹部進行大辯論，企圖從思想上，自我批判所謂依靠“木、大、國”（即依靠國家投資、辦大型廠、木漿廠），改為發展依靠“小、土、群”（即依靠發動群眾自籌資金，辦土法小型草漿廠）的辯論之後，立即組織生產處及造紙研究所一批技術幹部到河南、山東等地區縣和公社發動和幫助辦土法小型草漿造紙廠，留下幾個技術幹部在京突擊設計日產量為2噸草漿造紙的設備製造和安裝布置的參考設計圖紙。這類設計圖紙完成後，各地紛紛全來索取，購買整套圖紙重幾公斤，每套僅收估計工本費50元，但後來結算竟盈餘2萬餘元，可見想辦小造紙廠而來購買者之多。但這種簡單的小廠設施仍然需要適當的鋼鐵材料與電機，因能按之建成的為數不多，而被批判為“小洋鬼子”。由此不得不被迫搞出更簡單更原始的所謂“四合一”的新設計（即隻用一噸鋼材，一萬元資金，一個月建成，日產一噸紙）的設計去進行推廣。對於本質上屬於資金和技術相對密集的規模效益型的現代製漿造紙產業，實踐證明這些做法是無可避免的一種勞民傷財的浪費與瞎指揮。
在京郊建設40個小造紙廠的特殊任務
1958年9月突然接到我的直接領導，造紙局李局長對我個人的特殊工作布置，讓我在北京郊縣爭取用兩個月左右時間，組織動員、指導和依靠公社生產隊群眾，建成40個小紙廠。對於一個毫無財物權力的機關幹部下達這種任務，今天恐怕很難讓人想象。
在計劃經濟體製下，沒有計劃項目，不給任何人、財、物力的條件下，上級能向下級個人下達這樣的任務，不能不視為大躍進時期的一種特色。任務不能推辭，完成任務的辦法要自己去想。發動群眾辦廠，首先需要有一批作動員和進行技術指導的人，也需要多少幫助群眾解決一點最難解決的鋼鐵材料問題。幾經努力，爭取各方麵幫助，向輕工業部設計院和造紙研究所借調了12位年輕造紙與機械技術員，又找到部手工業管理局，利用他們存有的一點鋼板卷製了40個小造紙機烘缸，這就是我辦這40個小紙廠的基本力量和物資。我將人員分成幾個組，分赴京郊各縣動員和指導社隊辦紙廠。我與技術員蔡融生（後曾任輕工部設計院黨委書記）親赴大興縣，當時郊縣辦工業的積極性的確是很高的。大興縣委工業書記親自接待我們，表示對輕工部到縣幫助辦紙廠十分歡迎，但他自己需親自抓大煉鋼鐵，隻能派縣委工業部長陪我們去各公社。我們到了大興幾個公社，大部分公社領導表示，要在輕工業部支持下發動群眾建造紙廠。但使我記憶較深刻的卻是與眾不同的當時大興縣龐各莊公社的黨委書記和公社主任兩位領導，他們認為公社能在輕工部幫助下辦紙廠是好事，但造紙廠離不了要用當地農作物秸稈作原料，而該公社有限的秸稈，都是群眾做飯與采暖的基本燃料，如都用作造紙原料，使群眾失去了炊事與采暖的生活必需的燃料，他們是不敢做的，因此認為該公社缺乏建紙廠的條件。這兩位頭腦清楚，將群眾生活放在首位考慮問題的公社領導，是當時情況下特別難能可貴的，他們的態度使我至今記憶猶新。
大約花了三個多月的時間，在全體技術人員的共同努力下，和一些公社、大隊群眾，砍樹、獻物、集資，竟然辦起了十多個勉強能出紙的小廠。非常能幹的蔡融生同誌，第一個在大興縣魏善莊公社建成了小造紙廠，投產後，還請當時輕工部主管造紙的王新元副部長親往進行了視察，得到他的讚揚。但我們既未能全麵完成領導布置的任務，還由於這些廠均屬勉強應付倉促建成，先天不足，最後能維持生產的為數不多，對群眾的熱情與物質貢獻，實在是一種損害，也使我深懷負疚感。但這類任意布置的任務並無人檢查，其經驗教訓與人民群眾的得失，更無人過問了。
試製陶瓷烘缸
當時輕工業部黨組書記宋乃德，為了解決造紙建設缺乏鋼鐵，就提出以陶瓷代替鋼鐵，首先提出將耗費鋼鐵較多的造紙機的傳統鑄鐵烘缸，改用陶瓷製造。雖然造紙和陶瓷技術人員都從技術上認為陶瓷性脆且導熱性差，並不適合製作需要能耐壓和導熱性好的造紙機幹燥用烘缸，但當時搞瞎指揮的領導是聽不進任何說理意見的，專家們隻能勉強表示：無先例可先試驗。宋副部長為此組織了三批陶瓷和造紙技術幹部分別到國內三個陶瓷工業集中產地--江西景德鎮、江蘇宜興和湖南醴陵研製陶瓷烘缸。我受命與造紙機械專家沈季超、國內最有名望的陶瓷專家賴其芳和遊恩溥參加醴陵的試製組。用陶瓷燒製又厚又大的造紙烘缸，對陶瓷製品實屬龐然大物，雖經陶瓷專家與有關重點陶瓷工廠的多方研究，基本上都在幹燥或燒製過程都開裂，無一成功，我們造紙人員雖作好了造紙機機身安裝等準備，卻沒有陶瓷烘缸可供配套試用，大家不能不在失敗聲中由湖南收兵回京。雖然這是瞎指揮下的必然結果，參與試驗工作的陶瓷和造紙技術人員卻備受吹捧以陶代鋼者的指責，但也受到一些重視科學態度領導的關注。為消除不同看法與無謂的爭論，輕工部還是為此舉行了一次由較少出麵理事的部長李燭塵（黨外民主人士）親自主持的陶瓷烘缸研製討論會，參與這一工作的陶瓷和造紙技術人員，包括主管造紙工業的王新元副部長都受到一些不講道理的批評，技術人員無一發言。王新元副部長說陶瓷有比鋼鐵耐腐蝕等許多優點，但抗張強度低、導熱性能差，用於製作造紙烘缸，並非用其性能之長，作一點試驗是可以的，但需實事求是地對待試驗結果。李部長最後的結論是：聽說現在有“四合一”的設計（指僅用一萬元投資、一噸鋼材、一個月時間，即可建成日產一噸紙的小造紙廠），用一噸鋼就可以辦一個一噸小紙廠，那就給這樣的工廠一噸鋼材吧。他比較巧妙地暗示了他並不讚同搞陶瓷烘缸的做法。使這種毫無實際意義的陶瓷烘缸的研製工作也就此告一段落。
在長沙看到的一些大膽社會考驗與結果
1958年的“大躍進”、公社化，各地領導與群眾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激情高漲，4至8月間我正奉命在長沙市籌備試驗陶瓷烘缸造紙機，住在湘江小島橘子洲頭的天倫造紙廠，得到該廠的大力支持。在家鄉長沙短短的四個月期間，看到當地的社會變化卻極為明顯迅速。如，四五月間，“大躍進”剛起步，當時日常生活用品供應很好，為了跑步進入社會主義，我還親曆了長沙市進行的一些完全信任群眾自覺、放鬆管理的改革試驗，如省圖書館簡化借書手續，許可讀者進入藏書室隨意自行取書，部分麵食館進食後，食客付賬采取自行向餐桌上懸掛的收款盒交款結算等等。但當人們生活還很貧困，社會道德意識還不強時，實際是經受不了這種考驗的，到了六七月間省圖書館已發現藏書特別是貴重的善本古籍大量丟失，餐館也發現實際收入大減，都被迫恢複原來的管理辦法。而且，由於公有化之風日緊，進入市場的農產品日少，供應日趨緊張，許多最普通的食品如花生米、熟肉製品等都逐步從商店消失，日常生活漸感困難，人們對生活前景，也有難於預料的感受。我們有一次去天倫造紙廠附近農村的一家農戶小憩訪問，原想討杯水喝，但主人愁容滿麵，極力道歉說，他們家剛加入生產隊食堂，已撤掉了自家爐灶，沒法燒開水招待客人，還說他們家養的兩頭豬，明天就要趕到生產隊去集體喂養了。這位農民兄弟對這些變化的無奈和前途命運莫測的心情，當然關係到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和農村社會發展的前景，而農產品的供應短缺情況則是已經立竿見影了。在長沙短短幾個月中見到社會出現的巨大變化，使人既興奮驚詫，又不無擔憂。
下達明知不可能實現的高指標任務
1959年7月間，部黨組書記宋乃德專找造紙局的我這個生產處長和辦公室主任劉文江兩人談話，問我們估計當年紙產量能完成多少。我們回答認為從上半年情況看，220萬噸不大可能完成，大膽估計最高可能完成170萬噸。他首先同意這一看法，認為完成170萬噸確實困難，但談鋒一轉，提到輕工係統的四大重點產品中食用的糖、油、鹽三種因農業與氣候影響已肯定不能完成，因此，我們必須設法保證機製紙這一重點產品完成任務。這種明知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卻強迫下級去實現，是促使“大躍進”期間瞎指揮與浮誇虛報風流行的重要原因。根據部領導要求，造紙局隻得研究了向各大紙廠與造紙公司下達需逐日匯報完成情況的高指標，每日檢查明知無法完成下達的日生產任務。這使得有的地方輕工部門領導在匯報時質問我們根據什麽給他們下達如此之重的任務，我們的回答是：“根據你們的幹勁”，真是讓辦老實事的人哭笑不得。因為說辦不到，就等於說自己沒有幹勁。我們也明知有些紙板廠將紙板水分提高到40%，紙張做厚，不顧質量，但求數量，應付上麵下達的高指標，但即使如此，最後1959年也僅完成了帶有虛誇成分的170萬噸，與計劃指標220萬噸相去甚遠。
作為一名應實事求是的技術人員，回顧我在“大躍進”期間的工作，雖說辛勤和疲於奔命，但從實際效果看，不但效果甚微，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實際上還起到有害無益的作用。每念及此，雖深感無奈，但內心卻存在很大的負疚感。
被稱為自然災害的三年困難時期一些體驗與經曆
1958年的“大躍進”與農村公社化，人民群眾意氣風發，舉國鋼鐵掛帥，全民煉鋼，完成了1070萬噸的產鋼任務，許多情景感人至深，人們期望的是能盡早進入使生活更富裕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但限於當時相對落後的生產力、較低的群眾文化科技水平，加上幹部有限的組織領導能力，以及逐步形成的逢迎領導、虛誇瞞報的作風，工農業生產數字虛誇得十分離譜。特別是農業公社化，並不適應調動和發揮農民的積極主動性，農業生產受到較大影響，糧食收成下降，人民的糧食與日常生活物資供應全麵緊張，工業生產也因煤電及原材料困難，難以維持正常運行，實際效益很差，社會生產與生活水平普遍下降。這種實際情況大大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也形成了1959年至1961年物資極端短缺的三年困難時期。當時曾被稱為三年自然災害，其實這三年氣候相當正常，實際困難是因“大躍進”、公社化等一些不恰當的政策措施，極大浪費了各種物質資源，挫傷了群眾的勞動積極性形成的。對這種物資極端短缺，生產與生活極端困難所造成的損失和危害，人們雖然難知其整體情況，但都有個人切身體驗。
家人食物供應也成了一定問題
我這個作為中央國家機關幹部的個人感受體驗如何呢？就個人家庭生活方麵，我家共有三個成年人，我和我妻及我姨母，因食品奇缺營養不良，他們兩人都患浮腫。三個4至8歲的兒女，也必須自覺忍耐饑餓，有一次在家吃飯，主要是菜湯和小饅頭，8歲的大女兒曉青在吃了三個小饅頭喝點菜湯後，難舍地望望饅頭盤，不敢再伸手去拿，就離開餐桌到臥室去了。我看她那渴望饅頭的樣子，就趕去臥室問她是否吃飽，她說，我還能吃好多呢，但每人糧食有定量，我每天隻能吃6兩，所以就不能再吃了。我為了試驗一下她的食量需要，就又給她拿去四個小饅頭，她很快全部吃下，孩子們的自覺克製忍饑表現，使我深感憐惜和為父者的無奈。我知道，首都北京的基本食品供應還是比較好的，糧食定量雖低，但能保證供應，而且都是大米白麵，每戶每月憑副食本還可買兩斤雞蛋以及芝麻醬等，雖然不能滿足正常營養需求，北京的幹部們都非常自覺，我不知道有人利用職權非法牟取額外食物。
南方造紙廠調研
1960年六七月間，我與造紙局李定榮工程師隨同梁成恭局長，由北京去南方幾省考察重點造紙廠，特別是由於困難被統一勒令下馬停建的新建造紙廠的情況，研究領導部門可能給予的指導與幫助。我們首先乘火車去四川成都，當時隻梁局長買到軟臥車票，我與李工程師兩人則是堅持坐了約52小時硬座前去的，無法入睡，相當辛苦，好在憑糧票還能買到吃的。硬席車廂抽煙鬥的人不少，但當時火柴很缺，有些農民模樣的人抽煙點火比較特殊，他們是利用燧石打火引燃棉線再用以點煙，我深感興趣，也為了解困，向一位煙民借了試試，雖能打出火星，卻一直點不著煙，古老的簡單方法，看來不熟練還用不上。
到了成都，隨同梁局長住進了四川省人民政府招待所，這裏食堂雖然也收糧票，但對接待客人安排的肉菜副食供應很豐富，是當時很難享受到的。成都市麵情況卻顯示了食物極端困難的情況，在成都有名的小吃一條街上，街兩側林立的聞名小吃店如龍抄手、賴湯圓等仍然招牌高懸，卻都門戶緊閉，全部停業無一營業。據了解，這些小吃店需要的輔料如肉、糖之類都難購到，而糧票有限的老顧客，則不願到小吃店花寶貴的糧票，這當然使小吃店無法開張經營。我還看到在街頭有人用竹編製得很精美的鳥籠，一個隻換兩斤糧票，並不賣錢，因為賣者需要的是糧食，但光有錢並不能買到糧食。陪同我們的四川同誌非常遺憾地說，你們隻有以後再來領略四川這個天府之國的的富饒和美食了。政策對頭，四川變化是會很快的，他們在困難期間仍然保持充分樂觀精神。
我們在四川考察的第一家企業是成都附近處於停建的灌縣造紙廠（其後灌縣改為都江堰市，造紙廠也更名為青城造紙廠），它是設計安裝兩台造紙機生產高檔特種薄紙，規模不大的新建廠。進入遍地篷草的廠區，看到未完工的造紙廠房中，零散堆放著不少尚未開箱的設備。除工廠原籌建主任和幾名留守人員引領介紹外，十分冷清，一個應該繁忙的建設工地顯得相當淒涼，當問道為何讓雜草叢生時，他們告知是當地風沙大，保留雜草可以避免起風時遍地揚沙。參觀現場後，籌建主任和幾位留守骨幹領我們到工廠簡易辦公室匯報座談。他們認為這個工廠，建設工程規模不大，基建材料設備不缺，停建對減輕物資困難意義不大，建議及早安排恢複建設，使到廠設備器材免遭鏽蝕毀損，新遣散不久的職工還不致大量流失，建成投產也能為社會增添財富。如果較長期無法恢複建設，就請求讓他們都能調他們回原來調出的各自造紙廠去幹本行工作，別讓他們長期在此當看守。他們的心情我們完全理解和同情，“大躍進”遺留的這類問題，如對幾乎所有新建廠，不加區別統一命令全部停建並遣散職工的做法，確實需要研究盡快解決。在四川我們還到宜賓考察了宜賓造紙廠和長江造紙廠、重慶的重慶造紙廠，這些老企業的領導人一方麵為企業生產的原材物料的供應奔波求援，力爭完成計劃任務，另一方麵也為職工艱苦的生活條件犯愁，力求大家日子能過得去，精神難能可貴。作為造紙產業領頭人的梁成恭局長與企業領導們交談交心，常為之動容，但職權有限，除與當地政府交換意見，爭取幫助外，也承諾向中央反映情況爭取政策方麵的支持，對許多實際困難一般隻能表示深切同情與期望形勢好轉。
我們從重慶乘輪船東下長江到湖南嶽陽城陵磯登陸，直接到在該地陷入停建困境的嶽陽造紙廠。該廠地處洞庭湖的長江入口，緊鄰京廣鐵路，水陸交通便利，廠區平坦寬闊，是我們看到少有的優良廠址，由於當地蘆葦、木材可供量都較充足，工廠初期設計能力即為日產印刷紙100噸的較大規模。我們站在工廠小辦公樓能北望長江，西臨洞庭湖，東顧芭蕉湖，眼界極為開闊。瀏覽廠區已有設施後，與停建後留守的幾位負責同誌座談，大家一致認為這樣的廠址實在難得，中國造紙產業要發展，這樣規模的工廠不但不應停建，而且需要快建與擴大規模，對於已草率建成的簡易造紙機主廠房（計劃安裝兩台日產50噸的造紙機），經討論都認為基本建設百年大計，這樣的廠房應該撤除，按合理設計重新另建。梁局長表示回京後，這是必須盡最大努力爭取盡早恢複建設的好項目。嶽紙留守同誌們也表示要努力建設好這個廠，建不成決不離開的決心。
我們到湖南去省會長沙與省輕工業廳領導交換意見後，直接到湖北武漢考察漢陽造紙廠。該廠是當時湖北省規模最大設備較好，以生產文化印刷用紙為主的重點造紙廠，“大躍進”中變化較小，生產尚屬正常，問題較少。值得記憶的是原輕工部實際一把手宋乃德副部長因故被下放到該廠擔任副廠長，作為他下屬的造紙局局長竟成了他的上級業務主管領導，彼此見麵談話時都難免感到不適應。擔任接待的廠長很理解，隻安排他與我們見一麵就沒有其他接觸了。
離開漢陽後，直接到江西南昌考察在該地的江西造紙廠，這是當時江西以生產新聞紙為主規模最大的造紙企業，“大躍進”期間，生產比較紊亂，省領導部門已組織新的領導班子進行整頓，他們的一些做法如首先恢複過去生產與計劃管理方麵的規章製度，嚴明責任與賞罰，很有成效，與工廠和省有關領導交換意見時，我們對該廠的快速進步表示讚賞，並鼓勵堅持與深入，使企業能不斷健康發展。
離開南昌後即前往福州，我們和福建省有關領導重點考察了停建的青州造紙廠。青州位於南平與沙縣之間的閩江支流沙溪，靠近鷹廈鐵路，設計建設年產強韌包裝紙袋紙5萬噸，我們看到該廠土建任務完成不多，但最重要的生產設備，由德國進口的日產150噸大型現代化造紙機已經到廠，而國內水泥包裝紙袋緊缺，應該爭取該廠盡速恢複建設。此次南方之行，我陪同梁局長親自實地調查了解了南方一些主要造紙企業的情況與問題，特別考察研究了如嶽陽和青州這樣重要且建廠條件十分優越，卻被統一強製停建的不當。回京後，經梁局長向輕工部領導和有關領導部門反映具體實際情況，說明這些造紙廠停建的不當和損失，積極呼籲盡早恢複建設。由於情況切實，都獲得上級主管部門的支持，較早批示各廠的恢複建設，建成後都成為國內的骨幹造紙企業，壯大了造紙產業。這次南方之行是三年困難期間較有意義的一次活動。
燒雞聞名的河南道口鎮之行
河南滑縣道口鎮政府在1958年開始籌建一個日產紙20噸左右，比較正規的造紙廠，他們認真對待困難，多方求助，在技術、設計、設備籌措等方麵，都找過造紙局的我和輕工部設計院的周鐵林工程師的指導幫助，1959年較順利投產。該廠領導為表達謝意，當年特別到北京邀請我們兩人前往參觀指導，態度非常誠懇，我們隻得應邀前往。道口是一個以出產燒雞聞名全國的老鎮，原來幾乎戶戶養雞，雞多，製作銷售傳統美味燒雞的專業戶也多，雞蛋豐富使鎮內也設立了幾家蛋粉廠，生產較易保存運銷的雞蛋粉。我們到道口僅一天多，主人陪同參觀了新造紙廠和市鎮，令我們感到非常吃驚的是，在這個以燒雞和蛋粉出名的市鎮竟見不到一隻雞，見不到一個銷售燒雞的攤販。道口的同誌告訴我們，現在沒有人養雞，也就沒有了燒雞，沒有了雞蛋，幾家蛋粉廠也隻好全部關閉。新建的造紙廠就是利用一家最大蛋粉廠的廠區的部分房屋和設備才能較快建設起來的。道口造紙廠由鎮政府籌資建設，屬地方國營性質，看來領導人非常認真努力，管理嚴格，產品質量較佳，產銷兩旺，當時原料麥草價格低廉，環保尚未提上日程，外排廢水無需治理，生產成本低，經營效果良好，成為當地新的重要經濟支柱。市鎮政府和企業領導對我們的支持幫助表示深切感謝，他們和我們一同吃過兩次飯，也讓人感到很特別，因為餐桌上基本都是以各種不同方式烹製的魚，既沒有雞鴨，也沒有其他肉類。主人再三表示抱歉說，現在在道口沒有肉還勉強可說是普遍困難，但連雞也吃不上，就讓外來客人難以原諒了，幸好衛河就在道口旁邊，河裏的黃河鯉魚沒人管，還比較多一點，也沒有禁捕和統一分配，價錢貴一點仍能買到，質量也很好，我們今天就隻能靠這個待客了。離開道口時，主人對不能在臨別贈送客人一隻道口燒雞和一點雞蛋粉又再三致歉，我們很感謝道口同誌們的盛情苦心招待，但究竟當時是什麽力量，采用了哪些方式才使這個以雞聞名國內的道口鎮的雞竟然完全消失？難道也與“大躍進”、公社化有關的一種困難嗎？耐人尋味。
出差遼寧金城造紙廠的艱難體驗
1960年9月間，外貿部通知輕工業部，我國金城造紙廠承擔當年出口羅馬尼亞的2000噸凸版印刷紙，羅方已多次催促，造紙廠卻一直未開始交貨，對外影響不好，請輕工部幫助督促解決。造紙局責無旁貸，由梁成恭局長帶同我立即前往金城造紙廠了解情況，督促完成這一外貿任務。當時像金城造紙廠所在的小市鎮，生活條件比大城市更困難。我們堅持與職工同吃大食堂夥食，第一頓晚餐，我買到的主食是二兩灰色的蒸糕，是用帶殼的高粱粉製作的，菜隻是有幾片青菜的清湯，初次嚐試很難下咽，當時隻吃下半兩蒸糕，其餘帶回，饑餓時仍得靠它充饑。真是愈到基層，愈能體驗當時的實際困難。我們了解該廠交不出外貿定貨，主觀上企業領導重點抓完成當年產量任務，將產品質量要求高又不列入考查指標的外貿產品就放到一邊了，但客觀上，原材料和電力供應困難，也是工廠難於生產合格出口紙的重要原因。該廠漂白用的氯氣主要由本廠電解車間生產供應，但供電受限，電解車間經常停產而無氯供應漂白，也就生產不了白度要求嚴格的出口紙。我們和廠領導討論，大家認識到企業應該重視搞好國際關係，今年一定下決心完成這點並不太大的外貿任務。梁局長幫助到錦州和沈陽有關領導部門聯係解決增加供電問題，獲得支持後，他認為留我一人在金城紙廠照料即可，他先行返回北京，我單獨在工廠督促完成這一任務確實問題不大。但由於單靠食堂那點難於果腹的夥食，營養不良，大約隻經過兩周，已讓旁人感到明顯消瘦，工廠廠長劉國寶當然注意到，他在一個晚上專門到招待所看我，他開門見山談到我的營養健康問題。他說，你在這裏單靠自覺實在無法保證必要營養，廠內職工能在自己房前屋後（該廠職工宿舍均為單棟小平房）種點大豆、玉米，也可用衣物等到附近農村換點雞蛋之類食品作補充，這些條件你都沒有，硬挺不行，這些天看來你精神體力明顯下降，長此下去肯定會拖病的。廠裏要負責，但你又不會同意搞特殊待遇，我們考慮目前廠裏對病號還有條件每天供應半斤牛奶，每月給一斤砂糖，我已安排明天開始給你供應，因為你要工作，這比等你病了再給要恰當一些吧。對於這種實際情況與善意，我隻能表示感謝接受，也可能就靠這些關心，使我在廠期間尚未病倒。生產出口紙始終遭遇各種物資供應困難，例如，漂白有了氯氣，又缺石灰，實際是汽車沒有汽油到外地去運石灰，這又需要去向主管部門緊急專案申請分配汽油。由於這些問題，使區區2000噸出口紙竟拖到當年12月中才保質按量交貨。在進入12月後，東北天氣日益寒冷，職工平房宿舍都依靠自己燒火炕取暖，我住的招待所整體由蒸汽供暖，但所內所有暖氣小管道都在大搞超聲波運動時，被割去製作超聲波發生器了，當時又沒有材料恢複，無法供暖，夜晚室內溫度降至零下，寒冷異常，睡覺蓋三條棉被，腦袋還要戴上氈帽禦寒，早起還發現桌上的藍墨水瓶也被凍裂。這次出差東北所經曆相當饑寒的具體生活，特別加深了我對三年困難的體驗與記憶。
從困難中獲取教訓，經濟工作開始有所應變
麵對日益嚴峻的國民經濟形勢，中央領導號召重視調查研究，針對具體情況采取相應措施，中央和地方各部門不得不實施若幹政策調整，以緩解困難。在農村逐步推行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組織，隊為基礎的經濟核算和取消集體食堂等改革；而在工業方麵，則先後製定了工業生產二十條，加強企業管理的基本規章製度，並將部分重點企業收歸中央有關主管工業部門進行垂直領導管理，在此情況下，造紙工業局又收回了十多家直屬重點造紙企業，並相應恢複了部分職能業務處。
1959年末，原輕工業部主持工作的黨組書記宋乃德，也因工作相當脫離實際，自以為是，更由於他與彭德懷的老關係而被批判並解職。部內新領導吸取前階段教訓，工作逐步走向有序。造紙局生產處工作轉入抓重點企業生產管理製度的恢複建設，1960年匯編出版了造紙工業的基本生產管理規程，即三大規程（工藝技術、安全生產和設備操作）和兩個製度（質量檢查製度和設備安全檢查製度），提出了改變文化用紙張“黑、粗、厚”，力求作到“白、細、薄”的初淺質量目標。但由於產量壓力仍重（當年總產量任務180萬噸），到1961年實際計劃調整，才使紙張生產秩序與產品質量得到較大提高。由於全國工業生產進行全麵調整，部分效益低和質量差、浪費大的小紙廠被關停，1961年全國機製紙產量由1959年的170萬噸下降到了110萬砘，但卻是沒有虛誇，質量較好的紙張，實實在在的110萬噸。在此期間，造紙局的工作，認真貫徹執行中央工業工作條例二十條，總的是非常務實，而且成效顯著。隻是在1960年秋推廣“超聲波”技術工作有失誤。這種技術很簡單，其做法隻是將小口徑鐵管的一頭砸扁，並插入一片薄剃須刀片，就成為了超聲波發生器，將之安裝到打漿機、蒸煮鍋、漂白機中，通入蒸汽，據稱即可取得降低能耗和提高設備能力，並改變產品質量的效果。輕工業部領導指示各專業局下令，在各企業全麵推廣，造紙局也指令各直屬造紙廠推廣，並要求企業及時匯報情況。上麵號召，下麵都奉命執行，並普遍報稱已推廣應用了多少超聲波噴頭，效果如何顯著，實際隻是敷衍上級而已。當時國家科委主任劉西堯還在一次全國工業會議上，根據綜合的虛假匯報資料進行了總結表揚，但虛假不實的東西，不久便因無法掩飾事實真相，很快即全麵自動消失，所幸這一活動，僅損失了一些小徑鐵管和廢舊剃須刀片，造成影響不大。但使人感到，像超聲波這樣的技術，如經過深入研究，有指導有選擇地試驗進行，應有可能在某些工業生產領域取得一定效果的，但簡單化的盲目誇大其無所不能，卻產生了實際扼殺了某些具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的惡果。急功近利，有時難免適得其反。
改任造紙局副總工程師
1961年夏，我這個局內唯一非黨員而擁有一定行政指揮權的生產技術處長，被調任為並無明確職責，又似乎有較高技術地位的局副總工程師職務。與一直擔任局總工程師的造紙前輩、老專家陳彭年在同一辦公室上班。我們都不直接承擔任何具體業務，隻承擔局長交辦事項及有關處室的技術谘詢或主動下廠調研，比擔任處長輕鬆，也有更多時間研究思考技術問題。我與陳總兩人當時都是香煙不離手的煙民，也是局內工資相對最高的人，但我們都隻能抽最低級的廉價煙，我基本抽每包0.17元的“大嬰孩”牌，陳總則因家庭負擔重，就主要抽更低級的每包0.12元的“綠葉”牌香煙，幹部們一般抽的每包0.4元以上的香煙既供應有限，我們也買不起。陳總即使抽這種最低級的煙，還常在月末發工資前要向造紙局互助組借錢買煙，局內工資最高的總工程師竟是經濟最困難者，我是和他同室辦公才知道的。
參與個別企業的具體技術指導工作
我曾隨主管生產的副局長虞頌舜到天津造紙廠，邀請大連造船廠總工程師，共同研究了該廠酸法蒸煮鍋體改造，究竟應否采取鉚接式焊接的重大決策，最後虞副局長根據我的分析建議，確定采用比較可靠的鉚接技術，經實踐結果證明決策無誤。1961年秋，我又單獨前往佳木斯造紙廠研究解決化學漿多段逆流連續洗漿設備的正常運轉問題。該廠建廠4年多，蘇聯援建的化學漿多段逆流連續洗漿設備，長期運轉不正常，蘇聯專家在廠時並未能解決，工廠多年努力也未奏效。經我多次實地觀察並索閱蘇聯提供的圖紙，結合我在美國看到的類似設備（蘇聯此項設備實際係仿製美國IMPCO公司的產品），確定其圖紙上所標明和實際安裝的各段喂入輥，均誤裝了破碎輥，必須更換改裝喂入輥。經與廠內技術人員討論，一致認為合理，經改正過後，該洗漿係統立即進入正常運轉。佳木斯紙廠的總工藝師一道陪伴我，研究了其一號造紙機紙卷分切下機後，兩個紙卷長期不能自動分開，需吊高到離地3米下擲才能分離，每擲一次，廠房樓麵嚴重振動，極不安全，但長期未能解決。根據化驗室的多次測定，關鍵在於紙機兩道脫水壓榨的中高度不夠，紙幅中部長時間水分過大，分切刀無法圓滿完成中部兩卷間的徹底切割分離，就隻能長期依賴這種摔斷的笨辦法了。經研究決定，適當研磨出紙機壓輥的中空度後，問題也圓滿解決。也研究了該廠商品漿投產後，由於塵埃度過大，而出現的質量問題，經現場檢查，實際僅在於技術上未及時決定篩選係統的管道流程，使篩選未投入所致。這個廠當時富有才華與經驗的工程師不少，從研究討論這些問題的情況看，如總機械師費開平，總工藝師李民安，基建科長孫石麟，化驗室主任周廉軒等都是能夠一點即通，而且行動迅速的好幹部。這類問題長期未能解決，我認為主要在於工廠缺乏一位真正認真負責，深入現場了解關鍵技術問題，並重視運用工程圖紙、化驗數據等技術資料分析問題和及時組織協調各方麵力量的全廠技術領導人。我在較短時間內能幫助工廠解決這些老大難問題，不過是臨時發揮了這樣一種作用而已。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習
1962年，輕工業部送我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習一年，學員主要為各機關、院校、團體的非黨員高級知識分子或民主黨派領導骨幹、文藝界知名人士等，學術界如複旦大學副校長、著名遺傳生物學家談家楨，文藝界如京劇名演員梅葆玖等，都與我在同一期。學習環境很好，主要以自學與分組討論為主，對少數共同性的問題，則請有關馬列主義學者專家進行集中解答講授。
學習期間，我主要認真閱讀《毛澤東選集》，部分馬列主義著作，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比較感興趣，對於“大躍進”、公社化期間出現的許多實際情況，我都懷有不少疑問，理當認真針對自己難於理解的一些政策，理論聯係思想實際，尋求解答。但鑒於“反右”的教訓，我自認為自己既非無產階級出身，又長期受資產階級教育，有問題都處在不正確的階級立場上，因而決不能懷疑黨的政策，弄不明白隻有進行反省思考與自我批判，努力清理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也許這種並不務實的學習態度，雖不解決學員的真實思想問題，但卻相當符合當時的辦學目的。結業前，我寫的學習心得與思想檢查，受到院領導重視，讓我在全院大會上作了典型發言。在學習期間，我還結合建國初期執行的全麵學習蘇聯，強調執行蘇聯專家建議，到蘇聯全部撤走專家，在企業中提倡大破大立等一些問題，我個人從實際工作中理解體會，進行了一些反思。但這些都從未提出過討論或錄入學習筆記。
我覺得建國之初，西方列強實際上對我國進行了全麵封鎖隔離，當時在外交和經濟建設方麵，唯一可以取得較大支持幫助的也隻有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大國蘇聯，執行一邊倒傾向蘇聯的政策是無可避免的選擇，蘇聯對我國的幫助也是相當真誠的，我國要實行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體製，也隻有蘇聯經驗可以作為借鑒。我在東北各廠工作時，企業計劃管理是從學習蘇聯的定額管理入手的，以後以培訓和開展群眾運動形式，結合生產實踐，建立各種安全、工藝、設備、質檢等製度也都借鑒了蘇聯經驗。當時我國東北企業生產得以較快恢複與健康穩定發展，與認真學習蘇聯經驗確實密切相關，但蘇聯當局當時是否真正了解中國國情和中國共產黨的特點，並充分尊重這些國情和特點，則是我們難於知悉的。從我個人接觸到的一些來華協助工作的造紙專家看，少數專家也有不夠尊重中國和過分自信的缺點，如最初到我國的一位蘇聯專家威列基金，僅作了點小試驗之後，就提出中國要大力發展稻草半料漿的建議，當時我國最短缺的是書寫印刷文化用紙，而這種漿是並不適合生產這類紙張的，如果認為我們隻能用這種漿生產最低檔的文化用紙，則實在是太藐視中國人了。又如蘇聯造紙設計專家魏德曼，對我國造紙廠建設設計雖然作了許多重要指導，但在對廣州紙廠擴建設計時，對我國第一台芬蘭進口紙機廠房，不顧中國技術人員的反對，堅持將芬蘭提供的廠房設計寬度縮減1米，結果芬蘭配套提供的起重行車及一些橫向配套管線都要切割掉1米，不但增加了安裝工作的困難，而紙機挨網操作也嫌廠房過窄，明顯得不償失。其次對一間設計相當普通的第三造紙車間，也批評設計水平過高，形容“有如宮殿一般”，還對一些妨礙工廠總體布局的小建築，也堅持保留不拆。這些雖然都表現重視建設中的節約觀點，但實質上也存在過於自信、不夠尊重中國技術人員的缺點。但後來我接觸的駐輕工業部的兩位蘇聯專家組長法捷耶夫和波裏雅科夫，則都是十分重視中國國情，重視發揮中國技術人員作用，非常謙虛謹慎，講求實效，平等研討問題的素養很高的高級專家。後來對他們的全部離去，我個人是非常惋惜的。總的感到我們學習蘇聯，尊重蘇聯專家建議，對我國建國初期的經濟建設實際受益很大。
對“大躍進”期間號召的“大破大立，不破不立”，學習期間也反複思考。感到在企業中破的一些規章製度大都是通過學習蘇聯與生產實踐結合所建立的一些保證生產的人員與設備安全、產品質量穩定的一些必要守則，特別是一些安全操作規程，更是從許多血的事故教訓中總結經驗建立的，破了這些規章製度，死傷事故大量增加，這種“大破”很難令我理解。1961年開始執行中央頒布的工業工作二十條文件，實際上是根據大破以後的經驗教訓，重新恢複許多被大破了的一些規章製度，並較快地扭轉了失控的生產秩序，對所謂的“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立在其中”的說法，究竟如何理解，我從學習辯證法中，並未得到領悟。這涉及如何分辨檢驗真理的問題，我當時隻想到，真理應該是符合客觀規律的認知，斯大林曾在他評論蘇聯曾經出版的社會主義教科書的錯誤，他曾著重指出：對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人們可以發現、認識，也可以組織適應，但不能創造社會發展規律，批判了那些迎合某些革命偉人，宣揚革命導師可以創造社會發展規律新理論的根本錯誤。也說明隻有符合客觀規律的認知才可稱為真理，真理必須通過社會實踐的檢驗，而不是哪一位革命導師可以憑空判定。很可惜，我當時並沒有真正認識判斷是非真偽的這一根本思想基礎。因而許多現實問題的思想實際並沒有通，一些自我檢查批判也並非出於對真理的真正理解。在這方麵，我現在感到當時同組學習的許多同學，認知真理比我嚴肅得多，比我要高明得多。在“四人幫”垮台後，中央組織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重大問題，實在是點燃了當時濃重迷霧中的一盞明燈，引導國家探索了前進的正確方向。
參加有關中央領導部的工業企業調研工作
1959年至1961年經曆的國內三年特大經濟困難，在困難中，開始對一些突出問題，對工農業的生產管理進行了適當調整改革，在工業企業中推行工業生產二十條，逐步恢複了一些必要的管理製度，安排比較切合實際的生產計劃任務。到1962年工業生產形勢趨於穩定。中央號召各級主要領導人，深入基層企業進行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地認真總結經驗教訓，避免領導工作的失誤。
1963年中共中央組織部由李初犁副部長親自帶領部辦公廳主任等重要幹部，並從有關部門抽調幹部，組成調查組到天津市對天津造紙廠和天津紡織廠兩個重點企業進行調研。為了配合這項調研工作，輕工業部派我參加這個工作組，主要參與對天津紙廠的調查，紡織部也派了一位處長，主要配合對天津紡織廠的調查。調查組的成員包括中組部辦公廳王主任、幹部處孟專員、紅旗雜誌社記者等，調查工作是非常客觀和細致的。重點是1958年大躍進前後，企業在管理製度、生產實績（包括產量、質量、成本，各項具體指標的變化數據）的具體分析對比，並通過召開企業不同崗位職工的小型座談會，聽取他們對這幾年間各種事態變化的看法與意見。從收集的所有統計數據看，企業在一度放鬆各項管理製度及片麵追求高產量指標的壓力下，產品質量及設備運轉均有一段時間內呈波動下降，各項原材料消耗指標卻都有所上升，雖然在執行工業二十條後有所改變，但尚未恢複到“大躍進”前達到的水平。但職工們在召開的座談會中，發言都非常謹慎，當談及一些生產上出現的缺陷時，大都各自檢討自身工作存在的缺點以及對中央政策學習理解不夠，並表示要加強學習，緊跟中央政策，一定能把生產搞得更好。個別同誌提出一些如何使生產進一步穩定的問題，也是說得非常婉轉的。但調查組充分掌握了大量實際生產變化的統計數據，對參加座談會人員話裏話外表達的含義，是相當清楚的，對企業所實際經曆的挫折，尚未完全恢複到較好曆史情況也是清楚的。
調查近四個月方結束，根據實際調研結果，寫一個調查報告並不難，但既要如實反映這段時期企業出現的許多具體問題，又要避免涉及大躍進時期一些政策對工業的不良影響，不得不煞費苦心（防止出現如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元帥給毛澤東主席上萬言書的結果是大家都不能不警惕的）。李副部長親自領導對報告草稿的討論，字斟句酌的修改，這才完成了一份適當反映實際情況，又很少涉及中央政策問題的一份調查報告。但在“文革”中，這份報告仍被認為是攻擊大躍進的一株毒草，我雖然隻是調查組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成員，但這份報告也竟成了我的所謂“反革命罪證”之一，將我保留的一份副本進行了展覽。
在參加中央組織部天津調研工作之後，又立即被派到由當時擔任輕工業部輕工局局長李在耘領導的輕工業部天津工業調研組，這個組調查涉及不少我並不熟悉的輕工係統眾多行業。我介紹了剛參加李部長在天津造紙廠調查的一些情況及經驗，這個調研組的涉及麵更寬，時間更短促，工作方法與調研報告的寫法更為審慎，使其對改進企業管理的參考價值也相對遜色。
笫一輕工業部的民豐造紙廠“四清”工作隊
1964年中央號召各產業主管部門，開展對所屬基層企業進行“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整頓。1965年笫一輕工業部組織了赴浙江嘉興民豐造紙廠的“四清”工作隊，由部財務司吳彬司長擔任隊長，王新元副部長親自擔任指導，我被安排為工作隊成員之一。“四清”工作的重點在清理領導班子、清理階級隊伍，因而隊員基本都是中共黨員，我這個非黨員實際並不參加四清的核心工作，而主要分配照管企業的生產。因為“四清”期間，企業廠級領導，基本上要全力檢查思想、反省工作上的缺失問題，應對工作組的審核，進行所謂“洗澡下樓”，因而無法執行正常的日常任務，生產領導實際會無人具體負責，已出現過“四清”期間，生產任務完不成，還有工傷致死、火災等惡性事故。為防止“四清”期間出現這類問題，讓我代表工作隊全責照顧生產。這項工作責任重大，讓我誠惶誠恐，每天巡視車間，觀察與了解職工心態，根據發現的問題，對有關影響生產任務完成、人身安全與火災隱患，都及時召開會議研究解決，並向工作隊長報告，力爭保證“四清”期間的生產任務完成並不出惡性事故。我過去多年的實際工廠工作經驗，以及民豐造紙廠較好的管理基礎，使我圓滿完成了承擔的任務。
民豐造紙廠處於平原水網地區，工廠生產部分堿法麻漿和草漿，其製漿廢水未經任何處理即排入附近河網。在此期間，工作隊接受了廠區附近人民群眾反映造紙廠排放廢水汙染大片河水，影響他們飲食生活的問題。王新元副部長對此很重視，親自帶領我和廠內技術人員，一同乘小木船由造紙廠廢水入河處下行巡查，觀察水質外觀色澤和氣味變化，並訪問下遊水網周邊居民，了解受影響情況。據群眾反映，他們附近的河水，有時顏色氣味都很重，做飯很難吃，也很難喝，但有時水又很正常，我們也發現水網的南北河道有時確實存在不同情況，有時南麵河道汙染嚴重，北麵河道卻相當清澈，有時情況卻相反。我們研究這是風向變化造成的。當刮南風時，造紙廠廢水被吹向北部水網，南部水網很少影響，反之亦然。無風則影響南北總體水網，但影響顯得較輕。無疑這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與廠內技術人員研究采用將製漿廢水先經廠內鍋爐房爐渣吸濾後再外排，取得一定效果，但很快爐渣吸附達到飽和，處理失效。這是我首次遇到群眾較強烈反映的造紙廠廢水汙染問題，初步認識到這是造紙工業必須認真麵對的重大問題。
“四清”工作隊對企業主要幹部的生活和經濟狀況也作了不少調查，工作隊發現該廠兩位高級工程師（是一對夫妻，其中女方陳誌蔚還是中共黨員和工廠的總工程師），兩人在銀行存款竟有8萬多元，這在當時的工薪階層中是一筆相當驚人的巨款，其來源極具貪汙可能。但經分析研究，他們在1945年抗戰勝利後就在利潤豐厚的私營民豐造紙廠工作，工資及獎勵待遇很高，民豐改國營後，他們也一直享受較高的保留工資，而兩人生活卻極為節儉，計算他們長達20年的工資獎金的節省積累應能有此數額，存款來源並無問題。當有人問到他們存這麽多錢打算作何用途時，他們的回答很簡單：“我們工資獎金用不完就存入銀行已成為習慣，也沒想到日子多了，會集存這麽多，至於作什麽用卻真還沒有考慮過”。這是老實話，當時社會物資供應奇缺，衣食不少要憑票，住房甚至簡單家具都靠單位借給，人們普遍尊尚儉樸，錢多一點用處並不顯著，而且人們也不願和不敢顯露私人財富。他們生活很儉樸沒有任何張揚，由於有比一般人多一點的合理存款，也還是要引起“四清”工作隊的注意。
1965年在民豐造紙廠搞“四清”，冬季也是在工廠度過的，嘉興地區各機關及企事業單位辦公室冬季是不供暖的，但確有令人難忍的嚴寒冬天，辦公室和招待所宿舍都極感寒冷，當地辦公人員似乎已經習慣。而北方去的“四清”工作隊員們卻似乎無此耐寒能力，隻得在臨時辦公室燒起了炭火。我白天基本在生產車間活動並不感到冷，夜晚在招待所睡覺，由細心的老服務員照顧，給蓋三條棉被還加一個“湯婆子”（可裝熱水取暖的陶罐）。本地人在自己家裏也都是要設法采暖驅寒的。這次民豐的“四清”工作隊在工廠過冬，預定任務似乎還尚未完成的情況下，由於1966年北京刮起“文化大革命”之風的情況下，受命在5月間匆匆撤回北京。
§§第七篇？在「文化大革命」中（1966-1975）
1950年以前出生的中國人，大概都對1966年開始發動，曆時十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留有較深刻的印象，它觸動、考驗和教育了每一個人，但每一個人當時的年齡、所處地區環境、所處社會地位等都不相同，其經曆、遭遇和體會差別很大，但許多人從自身的實際經曆體驗中，痛定思痛，認為這經曆十年的“文革”是國家遭遇的一場空前浩劫，它製造矛盾混亂，破壞了正常社會生產和生活秩序，在群眾中造成對立的派性鬥爭，給工農業生產、文化教育、社會安定都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浪費了發展經濟、科技、文教事業發展的十年寶貴時間，傷害了一大批富有才華功績卓著的好幹部，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損失慘重，付出的代價很大，但教訓也是深刻的。我認為這一教訓讓中國人在政治上變得比較成熟起來，誰想再讓群眾盲從盲動，看來已不那麽容易了。
從1957年到1967年，是國內各種政治運動頻繁的十年。造紙工業局在各種運動中經過許多機構和人員變化，我都一直被留局工作，僅在擔任了4年生產技術處長後，於1961年改任局副總工程師直到1968年“文革”被關入“牛棚”進行隔離審查。這是一個國內政治運動不斷，社會經濟組織結構波動激烈，群眾積極熱情受挫，經濟陷入相對困境，政局高度動蕩的時期，而國際上則較普遍處於經濟技術高度發展態勢，連笫二次世界大戰的兩個主要戰敗國日本和西德均處於經濟發展起飛態勢，而我國則事實上處於既貧困又相對孤立的狀態。可以說，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發展相對不順的一個階段。作為主管全國造紙工業的輕工業部造紙局，也經曆了極大的變化，並未能發揮正常的業務領導職能。就我個人來說，這段時間對造紙工業的生產建設事業做出的貢獻也相當有限。但此期間許多具體的經曆和體會，卻記憶猶新，深刻難忘。
機關工作的第一年
出差東北
到造紙局工作不久，局長李在耘就讓我陪他去東北考察各大重要造紙企業，先後到了錦州、營口、石峴和牡丹江幾個大造紙廠，李局長過去直接接觸紙廠情況不多，此行每到一廠均參觀生產車間，與職工座談，了解具體情況與問題，看過的這些製漿造紙企業，在輕工業係統中都屬規模較大，也是進行24小時連續化流水作業、現代化程度較高的企業，他看後感到大大提高了對造紙產業的認識，收益較大。在正準備由牡丹江轉往佳木斯視察正在試車投產的佳木斯紙廠時，他卻接到輕工部召他立即返京的命令，他讓我一人單獨去了佳木斯。
佳木斯製漿造紙綜合廠是蘇聯在“一五”計劃期間援建的唯一造紙企業，設計年產硫酸鹽法木漿及紙袋紙、絕緣紙等各類紙張5萬噸。附有較完整的造紙銅網製造車間，製漿造紙設備號稱是世界一流的。我到廠時，工廠廠長胡凱同誌正領導全廠職工熱火朝天地投入試生產運行，試運行情況除原設計存在的局部問題外，基本順利。但據我觀察，這個廠的設施水平當時號稱世界一流，但實際尚不如我1945年看到其1942年建成投產的類似企業，特別是堿回爐仍采用在美國已被淘汰的回轉爐，而沒有采用當時歐美已普遍采用的噴射燃燒爐，自控儀表也較少且相對落後。但看來蘇聯為佳木斯廠的設計和提供整套設備還是盡了很大努力，對蘇聯當時的幫助是值得我們熱情讚揚的，當然，對其實際技術水平，我們還是應該作到心知肚明為好。
反右教訓
當我從佳木斯返回北京時，中央反右鬥爭已進入高潮，各單位一方麵根據黨中央的部署，動員群眾“大鳴大放”，給黨提意見；一方麵又將這些敢於給黨提意見的幹部群眾（以知識分子為主）作為攻擊共產黨的階級敵人，已開始進行公開批判，竟然以所謂“引蛇出洞”，開始進行劃定“右派”的工作。李局長被臨時從牡丹江召回京，就是要他這個局長兼局黨總支書記，負責造紙局的“反右”，根據大鳴大放時的言論，劃定右派。在國家機關幹部中，當時真正反對共產黨的領導，不承認建國後偉大成就的，恐怕少而又少，出於進一步改進工作，提出較尖銳批評與建議性意見的人也並不多，一定要從這些人中，找出一定比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恐怕許多正直的領導幹部都感到十分為難與不忍。但迫於形勢，造紙局也不得不提出了三名知識分子幹部劃為右派。並下放邊遠地區監督改造。在全國幾十萬右派中，一些敢於獨立思考並大膽進言的知識分子大概占了極大比重。這不獨是他們的一個極大的悲劇，而且很長時間使群眾幹部都不敢暢所欲言，形成萬馬齊喑的局麵，政治損失更大，對我個人來說，這使我深刻考慮到，像我這樣一個非無產階級家庭出身，受到多年國內外資產階級教育的人，如對黨的某些政策不夠理解，一定要首先考慮是自己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問題，隻有努力學習領會，認真貫徹執行，決不可心存疑慮與抵觸。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緊密相連的三年特殊困難
高漲的群眾熱情
1958年黨中央提出了多快好省，力爭上遊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工農業生產實行大躍進，農村實行公社化。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工業方麵充分依靠群眾並努力學習蘇聯經驗，農業進行土地改革和合作化運動，工農業生產發展順利，人民生活水平穩定提高，大家都感到社會主義好，共產黨領導好，現在黨中央提出要加快步伐，實行大躍進及早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是群眾積極擁護的。大躍進一開始，群眾熱情極為高漲。例如，中央提出1958年要完成非常難於達到的1070萬噸鋼產量，幾乎可以看到全國全民和各行業都忘我投入煉鋼活動。1958年秋，我奉派到廣州紙廠出差，了解廣紙大躍進情況。坐在京廣鐵路車上，晚上看到河南、河北鐵道兩側，遍地小煉焦爐發出的火光，煉鐵小高爐的熱烈場麵，內心極為激動。火車晚點，到廣州已是午夜，車站不容停留，站前旅店都掛出客滿，隻得與廣紙電話聯係，當時已過午夜，各領導家中都找不到人，最後在廣煉鐵廠才找到羌逢戍總工程師，他驅車到車站接我到紙廠。午夜抵達造紙廠時，廠內幹部幾乎都在煉鐵廠通宵奮戰，這種局麵，使我也陪伴他們觀戰通宵，次日仍照常堅持業務，這種熱烈樸實的感人場麵，非經親曆者所能想象。
“大躍進”似乎離不開脫離實際可能的高指標及其不良後果
似乎不提出各種任務的高指標，也就無從體現“大躍進”。為了爭取完成那些實際難於完成的高指標，上級部門就免不了依靠強迫命令和瞎指揮，下級一般也依靠鼓動群眾、層層壓任務、瞎指揮，甚至弄虛作假，虛誇浮報相應付，也就無從講究實際效果和群眾利益了。為了1958年完成1070萬噸鋼這一所謂鋼鐵元帥升帳，實施全麵“大躍進”，一開始動員了全民煉鋼，各行各業都要支持鋼鐵“元帥升帳”。許多造紙廠都接受了當地政府下達的煉鋼任務，沒有煉鋼設備可以設法搞最簡易原始的，造紙工人可以幹完造紙班，再無償加班參加煉鋼，實際最大的困難是造紙廠完全沒有煉鋼的主要煉鋼原料--鐵或鐵礦石和焦炭，一開始，工廠都盡量去找廠內可搜集到的破舊機械部件，職工家裏的破舊鐵鍋盆等用作原料，這類東西有限，很快就得另想辦法。我眼見天津造紙廠將全部生產車間地溝上的鑄鐵蓋板，大禮堂座位兩側的鐵椅架等都變成了煉鋼原料，加上用燒鍋爐的煤和木料煉的焦，用簡易煉鋼設備煉成的所謂鋼，其使用價值，實際比不上所用原料，雖很明顯勞民傷財、嚴重浪費，得不償失，但這些都是統計完成1070萬噸鋼的有效成分。還有貪功邀賞的所謂“放衛星”，則往往造成更大損失，50年過去了，我仍記得當時人民日報報道了廣西環江縣放出了日產多少萬噸鋼的“衛星”，並刊登了一張附圖，畫了一個胸佩“環江鐵軍”標簽的青年站在一張地圖上，圖畫下麵的標題是“環江鐵軍勇冠全國”。據了解，他們是利用一個深山穀作為煉鋼爐，砍伐了上萬立方的木材替代焦炭，人工采掘了大量鐵礦砂與木材分層填入山穀，點火燃燒木材就算開始煉鋼，根據鐵礦含鐵量計算可能產鋼量，就向上級和媒體報喜產了多少萬噸鋼，這個方法能煉出鋼來嗎？當然隻是造成了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以及環境的嚴重破壞。大煉鋼鐵在工業方麵帶頭放了衛星，農業方麵也並不寂寞，有的生產隊放出了畝產三萬斤稻穀的驚人“衛星”，報刊上並附有有人坐在收割前密集稻穗上的照片（實際是將其他稻田待收割的稻子拔出密集插入衛星田，然後拍照宣傳的浪費造假行為）。放這樣的“衛星”，人們雖無法置信，卻隻能隨聲驚歎，但其巨大浪費與虛假造成的許多不良後果，卻無可回避。特別是糧食作物產量的浮誇虛報，實為後來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根源。
在造紙工業方麵，當然不能無所作為，根據總路線的精神，輕工業部造紙工業局開始實行精簡機構，下放直屬造紙企業，造紙局本部由原來百餘人的六處一室，精簡為隻剩30人左右的一個生產技術處和一個局辦公室，全部直屬造紙廠都下放地方管理，我也就成為留下的唯一一名處長。人數雖少，而且不掌握任何財物，卻須麵對許多實際無法實施的高指標任務，
造紙工業的“大躍進”與高指標
造紙是輕工部的重點行業，“大躍進”不能無所作為，1957年機製紙和紙板產量達到91.3萬噸，比上一年的73.9萬噸，達到15.7%的高增長率。為跟上“大躍進”步伐，並依據中央大破大立的精神，1958年已開始放鬆對產品質量、生產安全與成本管理，讓企業職工實施所謂大破大立，即將通過多年實踐為保證生產效率、產品質量、人身與設備安全而建立的重要規章製度，均視為製約生產力發展的障礙，企業職工可以隨意破除，以方便片麵地追求高產量。在1958年秋召開的全國造紙工作會議上，為了進一步推動行業“大躍進”，造紙局還組織了各個與會企業的比武打擂，主要競爭製漿方麵的每鍋蒸煮時間、造紙機的運行車速，各企業在這方麵的創新記錄隨時在會場的擂台板上公布。與會各廠領導都不肯落後，如是出現了有的亞硫酸鹽製漿每鍋蒸煮時間由6小時縮短到3小時，造紙機車速有的一次提高幾十米/分，看來成績很突出。但我們知道，突然出現3小時煮一鍋漿，其成漿率可能極為低下，浪費嚴重，造紙機突然大幅提速，其斷紙率高而成紙率低是必然的。這種打擂台的方式，對企業領導的壓力很大，但比拚爆出的成果，基本都屬弊端嚴重，實際無法正常實現的虛假數據，大量宣揚有害無益。因而經我們技術幹部與局領導研究後，匆忙宣布停止打擂比賽，以減少不良的副作用。雖然如此，這些做法仍使當年紙張產量達到121.8萬噸，增幅達到創記錄的33%，似乎顯示了造紙產業存在無窮巨大的生產潛力，卻幾乎沒有領導去查找其存在的不可忽視的問題。但這些打擂的虛假顯示，卻對當時部主要領導，當時黨組書記宋乃德產生了巨大想象，他在造紙會議上竟要求機製紙（包括紙板）1959年產量要達到500萬噸，即一年時間就要實現增長三倍的驚人高指標，他的依據是什麽？他說就是群眾的衝天幹勁。客觀上，機製紙的增產實際需要增加大量生產設備和安排大量能源與原材料供應，在計劃經濟體製下，製漿造紙產業生產能力的提高，即使國家安排新建投資項目，提供國家控製的必要的資金與設備，僅一年基建時間也來不及，何況根本沒有這種安排（後來中央正式下達指標為220萬噸，仍然比1958年高指標壓力下勉強完成的121.8萬噸高出近一倍）。但上級有要求，下級就得有行動，如何使造紙工業也能實現如此大增產大躍進？造紙局的幹部們隻能考慮所謂的依靠政治掛帥從思想上武裝自己，放棄科學管理與采用先進技術，片麵向下麵強推不顧後果的高指標和不切實際的所謂簡易技術，例如采用牛或馬拉石磨替代打漿機。有人問，馬不走如何辦，我們一位頗為幽默的工程師回答說，那好辦，我可以專門設計一種自動打馬器，馬一停不走就打，問題不難解決。事實上是技術人員自己根本不相信的所謂新技術，卻不能不去宣傳推廣，真是高指標瞎指揮下的典型無可奈何現象，1958年“大躍進”剛開始，造紙局就組織局內幹部進行大辯論，企圖從思想上，自我批判所謂依靠“木、大、國”（即依靠國家投資、辦大型廠、木漿廠），改為發展依靠“小、土、群”（即依靠發動群眾自籌資金，辦土法小型草漿廠）的辯論之後，立即組織生產處及造紙研究所一批技術幹部到河南、山東等地區縣和公社發動和幫助辦土法小型草漿造紙廠，留下幾個技術幹部在京突擊設計日產量為2噸草漿造紙的設備製造和安裝布置的參考設計圖紙。這類設計圖紙完成後，各地紛紛全來索取，購買整套圖紙重幾公斤，每套僅收估計工本費50元，但後來結算竟盈餘2萬餘元，可見想辦小造紙廠而來購買者之多。但這種簡單的小廠設施仍然需要適當的鋼鐵材料與電機，因能按之建成的為數不多，而被批判為“小洋鬼子”。由此不得不被迫搞出更簡單更原始的所謂“四合一”的新設計（即隻用一噸鋼材，一萬元資金，一個月建成，日產一噸紙）的設計去進行推廣。對於本質上屬於資金和技術相對密集的規模效益型的現代製漿造紙產業，實踐證明這些做法是無可避免的一種勞民傷財的浪費與瞎指揮。
在京郊建設40個小造紙廠的特殊任務
1958年9月突然接到我的直接領導，造紙局李局長對我個人的特殊工作布置，讓我在北京郊縣爭取用兩個月左右時間，組織動員、指導和依靠公社生產隊群眾，建成40個小紙廠。對於一個毫無財物權力的機關幹部下達這種任務，今天恐怕很難讓人想象。
在計劃經濟體製下，沒有計劃項目，不給任何人、財、物力的條件下，上級能向下級個人下達這樣的任務，不能不視為大躍進時期的一種特色。任務不能推辭，完成任務的辦法要自己去想。發動群眾辦廠，首先需要有一批作動員和進行技術指導的人，也需要多少幫助群眾解決一點最難解決的鋼鐵材料問題。幾經努力，爭取各方麵幫助，向輕工業部設計院和造紙研究所借調了12位年輕造紙與機械技術員，又找到部手工業管理局，利用他們存有的一點鋼板卷製了40個小造紙機烘缸，這就是我辦這40個小紙廠的基本力量和物資。我將人員分成幾個組，分赴京郊各縣動員和指導社隊辦紙廠。我與技術員蔡融生（後曾任輕工部設計院黨委書記）親赴大興縣，當時郊縣辦工業的積極性的確是很高的。大興縣委工業書記親自接待我們，表示對輕工部到縣幫助辦紙廠十分歡迎，但他自己需親自抓大煉鋼鐵，隻能派縣委工業部長陪我們去各公社。我們到了大興幾個公社，大部分公社領導表示，要在輕工業部支持下發動群眾建造紙廠。但使我記憶較深刻的卻是與眾不同的當時大興縣龐各莊公社的黨委書記和公社主任兩位領導，他們認為公社能在輕工部幫助下辦紙廠是好事，但造紙廠離不了要用當地農作物秸稈作原料，而該公社有限的秸稈，都是群眾做飯與采暖的基本燃料，如都用作造紙原料，使群眾失去了炊事與采暖的生活必需的燃料，他們是不敢做的，因此認為該公社缺乏建紙廠的條件。這兩位頭腦清楚，將群眾生活放在首位考慮問題的公社領導，是當時情況下特別難能可貴的，他們的態度使我至今記憶猶新。
大約花了三個多月的時間，在全體技術人員的共同努力下，和一些公社、大隊群眾，砍樹、獻物、集資，竟然辦起了十多個勉強能出紙的小廠。非常能幹的蔡融生同誌，第一個在大興縣魏善莊公社建成了小造紙廠，投產後，還請當時輕工部主管造紙的王新元副部長親往進行了視察，得到他的讚揚。但我們既未能全麵完成領導布置的任務，還由於這些廠均屬勉強應付倉促建成，先天不足，最後能維持生產的為數不多，對群眾的熱情與物質貢獻，實在是一種損害，也使我深懷負疚感。但這類任意布置的任務並無人檢查，其經驗教訓與人民群眾的得失，更無人過問了。
試製陶瓷烘缸
當時輕工業部黨組書記宋乃德，為了解決造紙建設缺乏鋼鐵，就提出以陶瓷代替鋼鐵，首先提出將耗費鋼鐵較多的造紙機的傳統鑄鐵烘缸，改用陶瓷製造。雖然造紙和陶瓷技術人員都從技術上認為陶瓷性脆且導熱性差，並不適合製作需要能耐壓和導熱性好的造紙機幹燥用烘缸，但當時搞瞎指揮的領導是聽不進任何說理意見的，專家們隻能勉強表示：無先例可先試驗。宋副部長為此組織了三批陶瓷和造紙技術幹部分別到國內三個陶瓷工業集中產地--江西景德鎮、江蘇宜興和湖南醴陵研製陶瓷烘缸。我受命與造紙機械專家沈季超、國內最有名望的陶瓷專家賴其芳和遊恩溥參加醴陵的試製組。用陶瓷燒製又厚又大的造紙烘缸，對陶瓷製品實屬龐然大物，雖經陶瓷專家與有關重點陶瓷工廠的多方研究，基本上都在幹燥或燒製過程都開裂，無一成功，我們造紙人員雖作好了造紙機機身安裝等準備，卻沒有陶瓷烘缸可供配套試用，大家不能不在失敗聲中由湖南收兵回京。雖然這是瞎指揮下的必然結果，參與試驗工作的陶瓷和造紙技術人員卻備受吹捧以陶代鋼者的指責，但也受到一些重視科學態度領導的關注。為消除不同看法與無謂的爭論，輕工部還是為此舉行了一次由較少出麵理事的部長李燭塵（黨外民主人士）親自主持的陶瓷烘缸研製討論會，參與這一工作的陶瓷和造紙技術人員，包括主管造紙工業的王新元副部長都受到一些不講道理的批評，技術人員無一發言。王新元副部長說陶瓷有比鋼鐵耐腐蝕等許多優點，但抗張強度低、導熱性能差，用於製作造紙烘缸，並非用其性能之長，作一點試驗是可以的，但需實事求是地對待試驗結果。李部長最後的結論是：聽說現在有“四合一”的設計（指僅用一萬元投資、一噸鋼材、一個月時間，即可建成日產一噸紙的小造紙廠），用一噸鋼就可以辦一個一噸小紙廠，那就給這樣的工廠一噸鋼材吧。他比較巧妙地暗示了他並不讚同搞陶瓷烘缸的做法。使這種毫無實際意義的陶瓷烘缸的研製工作也就此告一段落。
在長沙看到的一些大膽社會考驗與結果
1958年的“大躍進”、公社化，各地領導與群眾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激情高漲，4至8月間我正奉命在長沙市籌備試驗陶瓷烘缸造紙機，住在湘江小島橘子洲頭的天倫造紙廠，得到該廠的大力支持。在家鄉長沙短短的四個月期間，看到當地的社會變化卻極為明顯迅速。如，四五月間，“大躍進”剛起步，當時日常生活用品供應很好，為了跑步進入社會主義，我還親曆了長沙市進行的一些完全信任群眾自覺、放鬆管理的改革試驗，如省圖書館簡化借書手續，許可讀者進入藏書室隨意自行取書，部分麵食館進食後，食客付賬采取自行向餐桌上懸掛的收款盒交款結算等等。但當人們生活還很貧困，社會道德意識還不強時，實際是經受不了這種考驗的，到了六七月間省圖書館已發現藏書特別是貴重的善本古籍大量丟失，餐館也發現實際收入大減，都被迫恢複原來的管理辦法。而且，由於公有化之風日緊，進入市場的農產品日少，供應日趨緊張，許多最普通的食品如花生米、熟肉製品等都逐步從商店消失，日常生活漸感困難，人們對生活前景，也有難於預料的感受。我們有一次去天倫造紙廠附近農村的一家農戶小憩訪問，原想討杯水喝，但主人愁容滿麵，極力道歉說，他們家剛加入生產隊食堂，已撤掉了自家爐灶，沒法燒開水招待客人，還說他們家養的兩頭豬，明天就要趕到生產隊去集體喂養了。這位農民兄弟對這些變化的無奈和前途命運莫測的心情，當然關係到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和農村社會發展的前景，而農產品的供應短缺情況則是已經立竿見影了。在長沙短短幾個月中見到社會出現的巨大變化，使人既興奮驚詫，又不無擔憂。
下達明知不可能實現的高指標任務
1959年7月間，部黨組書記宋乃德專找造紙局的我這個生產處長和辦公室主任劉文江兩人談話，問我們估計當年紙產量能完成多少。我們回答認為從上半年情況看，220萬噸不大可能完成，大膽估計最高可能完成170萬噸。他首先同意這一看法，認為完成170萬噸確實困難，但談鋒一轉，提到輕工係統的四大重點產品中食用的糖、油、鹽三種因農業與氣候影響已肯定不能完成，因此，我們必須設法保證機製紙這一重點產品完成任務。這種明知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卻強迫下級去實現，是促使“大躍進”期間瞎指揮與浮誇虛報風流行的重要原因。根據部領導要求，造紙局隻得研究了向各大紙廠與造紙公司下達需逐日匯報完成情況的高指標，每日檢查明知無法完成下達的日生產任務。這使得有的地方輕工部門領導在匯報時質問我們根據什麽給他們下達如此之重的任務，我們的回答是：“根據你們的幹勁”，真是讓辦老實事的人哭笑不得。因為說辦不到，就等於說自己沒有幹勁。我們也明知有些紙板廠將紙板水分提高到40%，紙張做厚，不顧質量，但求數量，應付上麵下達的高指標，但即使如此，最後1959年也僅完成了帶有虛誇成分的170萬噸，與計劃指標220萬噸相去甚遠。
作為一名應實事求是的技術人員，回顧我在“大躍進”期間的工作，雖說辛勤和疲於奔命，但從實際效果看，不但效果甚微，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實際上還起到有害無益的作用。每念及此，雖深感無奈，但內心卻存在很大的負疚感。
被稱為自然災害的三年困難時期一些體驗與經曆
1958年的“大躍進”與農村公社化，人民群眾意氣風發，舉國鋼鐵掛帥，全民煉鋼，完成了1070萬噸的產鋼任務，許多情景感人至深，人們期望的是能盡早進入使生活更富裕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但限於當時相對落後的生產力、較低的群眾文化科技水平，加上幹部有限的組織領導能力，以及逐步形成的逢迎領導、虛誇瞞報的作風，工農業生產數字虛誇得十分離譜。特別是農業公社化，並不適應調動和發揮農民的積極主動性，農業生產受到較大影響，糧食收成下降，人民的糧食與日常生活物資供應全麵緊張，工業生產也因煤電及原材料困難，難以維持正常運行，實際效益很差，社會生產與生活水平普遍下降。這種實際情況大大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也形成了1959年至1961年物資極端短缺的三年困難時期。當時曾被稱為三年自然災害，其實這三年氣候相當正常，實際困難是因“大躍進”、公社化等一些不恰當的政策措施，極大浪費了各種物質資源，挫傷了群眾的勞動積極性形成的。對這種物資極端短缺，生產與生活極端困難所造成的損失和危害，人們雖然難知其整體情況，但都有個人切身體驗。
家人食物供應也成了一定問題
我這個作為中央國家機關幹部的個人感受體驗如何呢？就個人家庭生活方麵，我家共有三個成年人，我和我妻及我姨母，因食品奇缺營養不良，他們兩人都患浮腫。三個4至8歲的兒女，也必須自覺忍耐饑餓，有一次在家吃飯，主要是菜湯和小饅頭，8歲的大女兒曉青在吃了三個小饅頭喝點菜湯後，難舍地望望饅頭盤，不敢再伸手去拿，就離開餐桌到臥室去了。我看她那渴望饅頭的樣子，就趕去臥室問她是否吃飽，她說，我還能吃好多呢，但每人糧食有定量，我每天隻能吃6兩，所以就不能再吃了。我為了試驗一下她的食量需要，就又給她拿去四個小饅頭，她很快全部吃下，孩子們的自覺克製忍饑表現，使我深感憐惜和為父者的無奈。我知道，首都北京的基本食品供應還是比較好的，糧食定量雖低，但能保證供應，而且都是大米白麵，每戶每月憑副食本還可買兩斤雞蛋以及芝麻醬等，雖然不能滿足正常營養需求，北京的幹部們都非常自覺，我不知道有人利用職權非法牟取額外食物。
南方造紙廠調研
1960年六七月間，我與造紙局李定榮工程師隨同梁成恭局長，由北京去南方幾省考察重點造紙廠，特別是由於困難被統一勒令下馬停建的新建造紙廠的情況，研究領導部門可能給予的指導與幫助。我們首先乘火車去四川成都，當時隻梁局長買到軟臥車票，我與李工程師兩人則是堅持坐了約52小時硬座前去的，無法入睡，相當辛苦，好在憑糧票還能買到吃的。硬席車廂抽煙鬥的人不少，但當時火柴很缺，有些農民模樣的人抽煙點火比較特殊，他們是利用燧石打火引燃棉線再用以點煙，我深感興趣，也為了解困，向一位煙民借了試試，雖能打出火星，卻一直點不著煙，古老的簡單方法，看來不熟練還用不上。
到了成都，隨同梁局長住進了四川省人民政府招待所，這裏食堂雖然也收糧票，但對接待客人安排的肉菜副食供應很豐富，是當時很難享受到的。成都市麵情況卻顯示了食物極端困難的情況，在成都有名的小吃一條街上，街兩側林立的聞名小吃店如龍抄手、賴湯圓等仍然招牌高懸，卻都門戶緊閉，全部停業無一營業。據了解，這些小吃店需要的輔料如肉、糖之類都難購到，而糧票有限的老顧客，則不願到小吃店花寶貴的糧票，這當然使小吃店無法開張經營。我還看到在街頭有人用竹編製得很精美的鳥籠，一個隻換兩斤糧票，並不賣錢，因為賣者需要的是糧食，但光有錢並不能買到糧食。陪同我們的四川同誌非常遺憾地說，你們隻有以後再來領略四川這個天府之國的的富饒和美食了。政策對頭，四川變化是會很快的，他們在困難期間仍然保持充分樂觀精神。
我們在四川考察的第一家企業是成都附近處於停建的灌縣造紙廠（其後灌縣改為都江堰市，造紙廠也更名為青城造紙廠），它是設計安裝兩台造紙機生產高檔特種薄紙，規模不大的新建廠。進入遍地篷草的廠區，看到未完工的造紙廠房中，零散堆放著不少尚未開箱的設備。除工廠原籌建主任和幾名留守人員引領介紹外，十分冷清，一個應該繁忙的建設工地顯得相當淒涼，當問道為何讓雜草叢生時，他們告知是當地風沙大，保留雜草可以避免起風時遍地揚沙。參觀現場後，籌建主任和幾位留守骨幹領我們到工廠簡易辦公室匯報座談。他們認為這個工廠，建設工程規模不大，基建材料設備不缺，停建對減輕物資困難意義不大，建議及早安排恢複建設，使到廠設備器材免遭鏽蝕毀損，新遣散不久的職工還不致大量流失，建成投產也能為社會增添財富。如果較長期無法恢複建設，就請求讓他們都能調他們回原來調出的各自造紙廠去幹本行工作，別讓他們長期在此當看守。他們的心情我們完全理解和同情，“大躍進”遺留的這類問題，如對幾乎所有新建廠，不加區別統一命令全部停建並遣散職工的做法，確實需要研究盡快解決。在四川我們還到宜賓考察了宜賓造紙廠和長江造紙廠、重慶的重慶造紙廠，這些老企業的領導人一方麵為企業生產的原材物料的供應奔波求援，力爭完成計劃任務，另一方麵也為職工艱苦的生活條件犯愁，力求大家日子能過得去，精神難能可貴。作為造紙產業領頭人的梁成恭局長與企業領導們交談交心，常為之動容，但職權有限，除與當地政府交換意見，爭取幫助外，也承諾向中央反映情況爭取政策方麵的支持，對許多實際困難一般隻能表示深切同情與期望形勢好轉。
我們從重慶乘輪船東下長江到湖南嶽陽城陵磯登陸，直接到在該地陷入停建困境的嶽陽造紙廠。該廠地處洞庭湖的長江入口，緊鄰京廣鐵路，水陸交通便利，廠區平坦寬闊，是我們看到少有的優良廠址，由於當地蘆葦、木材可供量都較充足，工廠初期設計能力即為日產印刷紙100噸的較大規模。我們站在工廠小辦公樓能北望長江，西臨洞庭湖，東顧芭蕉湖，眼界極為開闊。瀏覽廠區已有設施後，與停建後留守的幾位負責同誌座談，大家一致認為這樣的廠址實在難得，中國造紙產業要發展，這樣規模的工廠不但不應停建，而且需要快建與擴大規模，對於已草率建成的簡易造紙機主廠房（計劃安裝兩台日產50噸的造紙機），經討論都認為基本建設百年大計，這樣的廠房應該撤除，按合理設計重新另建。梁局長表示回京後，這是必須盡最大努力爭取盡早恢複建設的好項目。嶽紙留守同誌們也表示要努力建設好這個廠，建不成決不離開的決心。
我們到湖南去省會長沙與省輕工業廳領導交換意見後，直接到湖北武漢考察漢陽造紙廠。該廠是當時湖北省規模最大設備較好，以生產文化印刷用紙為主的重點造紙廠，“大躍進”中變化較小，生產尚屬正常，問題較少。值得記憶的是原輕工部實際一把手宋乃德副部長因故被下放到該廠擔任副廠長，作為他下屬的造紙局局長竟成了他的上級業務主管領導，彼此見麵談話時都難免感到不適應。擔任接待的廠長很理解，隻安排他與我們見一麵就沒有其他接觸了。
離開漢陽後，直接到江西南昌考察在該地的江西造紙廠，這是當時江西以生產新聞紙為主規模最大的造紙企業，“大躍進”期間，生產比較紊亂，省領導部門已組織新的領導班子進行整頓，他們的一些做法如首先恢複過去生產與計劃管理方麵的規章製度，嚴明責任與賞罰，很有成效，與工廠和省有關領導交換意見時，我們對該廠的快速進步表示讚賞，並鼓勵堅持與深入，使企業能不斷健康發展。
離開南昌後即前往福州，我們和福建省有關領導重點考察了停建的青州造紙廠。青州位於南平與沙縣之間的閩江支流沙溪，靠近鷹廈鐵路，設計建設年產強韌包裝紙袋紙5萬噸，我們看到該廠土建任務完成不多，但最重要的生產設備，由德國進口的日產150噸大型現代化造紙機已經到廠，而國內水泥包裝紙袋緊缺，應該爭取該廠盡速恢複建設。此次南方之行，我陪同梁局長親自實地調查了解了南方一些主要造紙企業的情況與問題，特別考察研究了如嶽陽和青州這樣重要且建廠條件十分優越，卻被統一強製停建的不當。回京後，經梁局長向輕工部領導和有關領導部門反映具體實際情況，說明這些造紙廠停建的不當和損失，積極呼籲盡早恢複建設。由於情況切實，都獲得上級主管部門的支持，較早批示各廠的恢複建設，建成後都成為國內的骨幹造紙企業，壯大了造紙產業。這次南方之行是三年困難期間較有意義的一次活動。
燒雞聞名的河南道口鎮之行
河南滑縣道口鎮政府在1958年開始籌建一個日產紙20噸左右，比較正規的造紙廠，他們認真對待困難，多方求助，在技術、設計、設備籌措等方麵，都找過造紙局的我和輕工部設計院的周鐵林工程師的指導幫助，1959年較順利投產。該廠領導為表達謝意，當年特別到北京邀請我們兩人前往參觀指導，態度非常誠懇，我們隻得應邀前往。道口是一個以出產燒雞聞名全國的老鎮，原來幾乎戶戶養雞，雞多，製作銷售傳統美味燒雞的專業戶也多，雞蛋豐富使鎮內也設立了幾家蛋粉廠，生產較易保存運銷的雞蛋粉。我們到道口僅一天多，主人陪同參觀了新造紙廠和市鎮，令我們感到非常吃驚的是，在這個以燒雞和蛋粉出名的市鎮竟見不到一隻雞，見不到一個銷售燒雞的攤販。道口的同誌告訴我們，現在沒有人養雞，也就沒有了燒雞，沒有了雞蛋，幾家蛋粉廠也隻好全部關閉。新建的造紙廠就是利用一家最大蛋粉廠的廠區的部分房屋和設備才能較快建設起來的。道口造紙廠由鎮政府籌資建設，屬地方國營性質，看來領導人非常認真努力，管理嚴格，產品質量較佳，產銷兩旺，當時原料麥草價格低廉，環保尚未提上日程，外排廢水無需治理，生產成本低，經營效果良好，成為當地新的重要經濟支柱。市鎮政府和企業領導對我們的支持幫助表示深切感謝，他們和我們一同吃過兩次飯，也讓人感到很特別，因為餐桌上基本都是以各種不同方式烹製的魚，既沒有雞鴨，也沒有其他肉類。主人再三表示抱歉說，現在在道口沒有肉還勉強可說是普遍困難，但連雞也吃不上，就讓外來客人難以原諒了，幸好衛河就在道口旁邊，河裏的黃河鯉魚沒人管，還比較多一點，也沒有禁捕和統一分配，價錢貴一點仍能買到，質量也很好，我們今天就隻能靠這個待客了。離開道口時，主人對不能在臨別贈送客人一隻道口燒雞和一點雞蛋粉又再三致歉，我們很感謝道口同誌們的盛情苦心招待，但究竟當時是什麽力量，采用了哪些方式才使這個以雞聞名國內的道口鎮的雞竟然完全消失？難道也與“大躍進”、公社化有關的一種困難嗎？耐人尋味。
出差遼寧金城造紙廠的艱難體驗
1960年9月間，外貿部通知輕工業部，我國金城造紙廠承擔當年出口羅馬尼亞的2000噸凸版印刷紙，羅方已多次催促，造紙廠卻一直未開始交貨，對外影響不好，請輕工部幫助督促解決。造紙局責無旁貸，由梁成恭局長帶同我立即前往金城造紙廠了解情況，督促完成這一外貿任務。當時像金城造紙廠所在的小市鎮，生活條件比大城市更困難。我們堅持與職工同吃大食堂夥食，第一頓晚餐，我買到的主食是二兩灰色的蒸糕，是用帶殼的高粱粉製作的，菜隻是有幾片青菜的清湯，初次嚐試很難下咽，當時隻吃下半兩蒸糕，其餘帶回，饑餓時仍得靠它充饑。真是愈到基層，愈能體驗當時的實際困難。我們了解該廠交不出外貿定貨，主觀上企業領導重點抓完成當年產量任務，將產品質量要求高又不列入考查指標的外貿產品就放到一邊了，但客觀上，原材料和電力供應困難，也是工廠難於生產合格出口紙的重要原因。該廠漂白用的氯氣主要由本廠電解車間生產供應，但供電受限，電解車間經常停產而無氯供應漂白，也就生產不了白度要求嚴格的出口紙。我們和廠領導討論，大家認識到企業應該重視搞好國際關係，今年一定下決心完成這點並不太大的外貿任務。梁局長幫助到錦州和沈陽有關領導部門聯係解決增加供電問題，獲得支持後，他認為留我一人在金城紙廠照料即可，他先行返回北京，我單獨在工廠督促完成這一任務確實問題不大。但由於單靠食堂那點難於果腹的夥食，營養不良，大約隻經過兩周，已讓旁人感到明顯消瘦，工廠廠長劉國寶當然注意到，他在一個晚上專門到招待所看我，他開門見山談到我的營養健康問題。他說，你在這裏單靠自覺實在無法保證必要營養，廠內職工能在自己房前屋後（該廠職工宿舍均為單棟小平房）種點大豆、玉米，也可用衣物等到附近農村換點雞蛋之類食品作補充，這些條件你都沒有，硬挺不行，這些天看來你精神體力明顯下降，長此下去肯定會拖病的。廠裏要負責，但你又不會同意搞特殊待遇，我們考慮目前廠裏對病號還有條件每天供應半斤牛奶，每月給一斤砂糖，我已安排明天開始給你供應，因為你要工作，這比等你病了再給要恰當一些吧。對於這種實際情況與善意，我隻能表示感謝接受，也可能就靠這些關心，使我在廠期間尚未病倒。生產出口紙始終遭遇各種物資供應困難，例如，漂白有了氯氣，又缺石灰，實際是汽車沒有汽油到外地去運石灰，這又需要去向主管部門緊急專案申請分配汽油。由於這些問題，使區區2000噸出口紙竟拖到當年12月中才保質按量交貨。在進入12月後，東北天氣日益寒冷，職工平房宿舍都依靠自己燒火炕取暖，我住的招待所整體由蒸汽供暖，但所內所有暖氣小管道都在大搞超聲波運動時，被割去製作超聲波發生器了，當時又沒有材料恢複，無法供暖，夜晚室內溫度降至零下，寒冷異常，睡覺蓋三條棉被，腦袋還要戴上氈帽禦寒，早起還發現桌上的藍墨水瓶也被凍裂。這次出差東北所經曆相當饑寒的具體生活，特別加深了我對三年困難的體驗與記憶。
從困難中獲取教訓，經濟工作開始有所應變
麵對日益嚴峻的國民經濟形勢，中央領導號召重視調查研究，針對具體情況采取相應措施，中央和地方各部門不得不實施若幹政策調整，以緩解困難。在農村逐步推行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組織，隊為基礎的經濟核算和取消集體食堂等改革；而在工業方麵，則先後製定了工業生產二十條，加強企業管理的基本規章製度，並將部分重點企業收歸中央有關主管工業部門進行垂直領導管理，在此情況下，造紙工業局又收回了十多家直屬重點造紙企業，並相應恢複了部分職能業務處。
1959年末，原輕工業部主持工作的黨組書記宋乃德，也因工作相當脫離實際，自以為是，更由於他與彭德懷的老關係而被批判並解職。部內新領導吸取前階段教訓，工作逐步走向有序。造紙局生產處工作轉入抓重點企業生產管理製度的恢複建設，1960年匯編出版了造紙工業的基本生產管理規程，即三大規程（工藝技術、安全生產和設備操作）和兩個製度（質量檢查製度和設備安全檢查製度），提出了改變文化用紙張“黑、粗、厚”，力求作到“白、細、薄”的初淺質量目標。但由於產量壓力仍重（當年總產量任務180萬噸），到1961年實際計劃調整，才使紙張生產秩序與產品質量得到較大提高。由於全國工業生產進行全麵調整，部分效益低和質量差、浪費大的小紙廠被關停，1961年全國機製紙產量由1959年的170萬噸下降到了110萬砘，但卻是沒有虛誇，質量較好的紙張，實實在在的110萬噸。在此期間，造紙局的工作，認真貫徹執行中央工業工作條例二十條，總的是非常務實，而且成效顯著。隻是在1960年秋推廣“超聲波”技術工作有失誤。這種技術很簡單，其做法隻是將小口徑鐵管的一頭砸扁，並插入一片薄剃須刀片，就成為了超聲波發生器，將之安裝到打漿機、蒸煮鍋、漂白機中，通入蒸汽，據稱即可取得降低能耗和提高設備能力，並改變產品質量的效果。輕工業部領導指示各專業局下令，在各企業全麵推廣，造紙局也指令各直屬造紙廠推廣，並要求企業及時匯報情況。上麵號召，下麵都奉命執行，並普遍報稱已推廣應用了多少超聲波噴頭，效果如何顯著，實際隻是敷衍上級而已。當時國家科委主任劉西堯還在一次全國工業會議上，根據綜合的虛假匯報資料進行了總結表揚，但虛假不實的東西，不久便因無法掩飾事實真相，很快即全麵自動消失，所幸這一活動，僅損失了一些小徑鐵管和廢舊剃須刀片，造成影響不大。但使人感到，像超聲波這樣的技術，如經過深入研究，有指導有選擇地試驗進行，應有可能在某些工業生產領域取得一定效果的，但簡單化的盲目誇大其無所不能，卻產生了實際扼殺了某些具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的惡果。急功近利，有時難免適得其反。
改任造紙局副總工程師
1961年夏，我這個局內唯一非黨員而擁有一定行政指揮權的生產技術處長，被調任為並無明確職責，又似乎有較高技術地位的局副總工程師職務。與一直擔任局總工程師的造紙前輩、老專家陳彭年在同一辦公室上班。我們都不直接承擔任何具體業務，隻承擔局長交辦事項及有關處室的技術谘詢或主動下廠調研，比擔任處長輕鬆，也有更多時間研究思考技術問題。我與陳總兩人當時都是香煙不離手的煙民，也是局內工資相對最高的人，但我們都隻能抽最低級的廉價煙，我基本抽每包0.17元的“大嬰孩”牌，陳總則因家庭負擔重，就主要抽更低級的每包0.12元的“綠葉”牌香煙，幹部們一般抽的每包0.4元以上的香煙既供應有限，我們也買不起。陳總即使抽這種最低級的煙，還常在月末發工資前要向造紙局互助組借錢買煙，局內工資最高的總工程師竟是經濟最困難者，我是和他同室辦公才知道的。
參與個別企業的具體技術指導工作
我曾隨主管生產的副局長虞頌舜到天津造紙廠，邀請大連造船廠總工程師，共同研究了該廠酸法蒸煮鍋體改造，究竟應否采取鉚接式焊接的重大決策，最後虞副局長根據我的分析建議，確定采用比較可靠的鉚接技術，經實踐結果證明決策無誤。1961年秋，我又單獨前往佳木斯造紙廠研究解決化學漿多段逆流連續洗漿設備的正常運轉問題。該廠建廠4年多，蘇聯援建的化學漿多段逆流連續洗漿設備，長期運轉不正常，蘇聯專家在廠時並未能解決，工廠多年努力也未奏效。經我多次實地觀察並索閱蘇聯提供的圖紙，結合我在美國看到的類似設備（蘇聯此項設備實際係仿製美國IMPCO公司的產品），確定其圖紙上所標明和實際安裝的各段喂入輥，均誤裝了破碎輥，必須更換改裝喂入輥。經與廠內技術人員討論，一致認為合理，經改正過後，該洗漿係統立即進入正常運轉。佳木斯紙廠的總工藝師一道陪伴我，研究了其一號造紙機紙卷分切下機後，兩個紙卷長期不能自動分開，需吊高到離地3米下擲才能分離，每擲一次，廠房樓麵嚴重振動，極不安全，但長期未能解決。根據化驗室的多次測定，關鍵在於紙機兩道脫水壓榨的中高度不夠，紙幅中部長時間水分過大，分切刀無法圓滿完成中部兩卷間的徹底切割分離，就隻能長期依賴這種摔斷的笨辦法了。經研究決定，適當研磨出紙機壓輥的中空度後，問題也圓滿解決。也研究了該廠商品漿投產後，由於塵埃度過大，而出現的質量問題，經現場檢查，實際僅在於技術上未及時決定篩選係統的管道流程，使篩選未投入所致。這個廠當時富有才華與經驗的工程師不少，從研究討論這些問題的情況看，如總機械師費開平，總工藝師李民安，基建科長孫石麟，化驗室主任周廉軒等都是能夠一點即通，而且行動迅速的好幹部。這類問題長期未能解決，我認為主要在於工廠缺乏一位真正認真負責，深入現場了解關鍵技術問題，並重視運用工程圖紙、化驗數據等技術資料分析問題和及時組織協調各方麵力量的全廠技術領導人。我在較短時間內能幫助工廠解決這些老大難問題，不過是臨時發揮了這樣一種作用而已。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習
1962年，輕工業部送我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習一年，學員主要為各機關、院校、團體的非黨員高級知識分子或民主黨派領導骨幹、文藝界知名人士等，學術界如複旦大學副校長、著名遺傳生物學家談家楨，文藝界如京劇名演員梅葆玖等，都與我在同一期。學習環境很好，主要以自學與分組討論為主，對少數共同性的問題，則請有關馬列主義學者專家進行集中解答講授。
學習期間，我主要認真閱讀《毛澤東選集》，部分馬列主義著作，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比較感興趣，對於“大躍進”、公社化期間出現的許多實際情況，我都懷有不少疑問，理當認真針對自己難於理解的一些政策，理論聯係思想實際，尋求解答。但鑒於“反右”的教訓，我自認為自己既非無產階級出身，又長期受資產階級教育，有問題都處在不正確的階級立場上，因而決不能懷疑黨的政策，弄不明白隻有進行反省思考與自我批判，努力清理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也許這種並不務實的學習態度，雖不解決學員的真實思想問題，但卻相當符合當時的辦學目的。結業前，我寫的學習心得與思想檢查，受到院領導重視，讓我在全院大會上作了典型發言。在學習期間，我還結合建國初期執行的全麵學習蘇聯，強調執行蘇聯專家建議，到蘇聯全部撤走專家，在企業中提倡大破大立等一些問題，我個人從實際工作中理解體會，進行了一些反思。但這些都從未提出過討論或錄入學習筆記。
我覺得建國之初，西方列強實際上對我國進行了全麵封鎖隔離，當時在外交和經濟建設方麵，唯一可以取得較大支持幫助的也隻有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大國蘇聯，執行一邊倒傾向蘇聯的政策是無可避免的選擇，蘇聯對我國的幫助也是相當真誠的，我國要實行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體製，也隻有蘇聯經驗可以作為借鑒。我在東北各廠工作時，企業計劃管理是從學習蘇聯的定額管理入手的，以後以培訓和開展群眾運動形式，結合生產實踐，建立各種安全、工藝、設備、質檢等製度也都借鑒了蘇聯經驗。當時我國東北企業生產得以較快恢複與健康穩定發展，與認真學習蘇聯經驗確實密切相關，但蘇聯當局當時是否真正了解中國國情和中國共產黨的特點，並充分尊重這些國情和特點，則是我們難於知悉的。從我個人接觸到的一些來華協助工作的造紙專家看，少數專家也有不夠尊重中國和過分自信的缺點，如最初到我國的一位蘇聯專家威列基金，僅作了點小試驗之後，就提出中國要大力發展稻草半料漿的建議，當時我國最短缺的是書寫印刷文化用紙，而這種漿是並不適合生產這類紙張的，如果認為我們隻能用這種漿生產最低檔的文化用紙，則實在是太藐視中國人了。又如蘇聯造紙設計專家魏德曼，對我國造紙廠建設設計雖然作了許多重要指導，但在對廣州紙廠擴建設計時，對我國第一台芬蘭進口紙機廠房，不顧中國技術人員的反對，堅持將芬蘭提供的廠房設計寬度縮減1米，結果芬蘭配套提供的起重行車及一些橫向配套管線都要切割掉1米，不但增加了安裝工作的困難，而紙機挨網操作也嫌廠房過窄，明顯得不償失。其次對一間設計相當普通的第三造紙車間，也批評設計水平過高，形容“有如宮殿一般”，還對一些妨礙工廠總體布局的小建築，也堅持保留不拆。這些雖然都表現重視建設中的節約觀點，但實質上也存在過於自信、不夠尊重中國技術人員的缺點。但後來我接觸的駐輕工業部的兩位蘇聯專家組長法捷耶夫和波裏雅科夫，則都是十分重視中國國情，重視發揮中國技術人員作用，非常謙虛謹慎，講求實效，平等研討問題的素養很高的高級專家。後來對他們的全部離去，我個人是非常惋惜的。總的感到我們學習蘇聯，尊重蘇聯專家建議，對我國建國初期的經濟建設實際受益很大。
對“大躍進”期間號召的“大破大立，不破不立”，學習期間也反複思考。感到在企業中破的一些規章製度大都是通過學習蘇聯與生產實踐結合所建立的一些保證生產的人員與設備安全、產品質量穩定的一些必要守則，特別是一些安全操作規程，更是從許多血的事故教訓中總結經驗建立的，破了這些規章製度，死傷事故大量增加，這種“大破”很難令我理解。1961年開始執行中央頒布的工業工作二十條文件，實際上是根據大破以後的經驗教訓，重新恢複許多被大破了的一些規章製度，並較快地扭轉了失控的生產秩序，對所謂的“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立在其中”的說法，究竟如何理解，我從學習辯證法中，並未得到領悟。這涉及如何分辨檢驗真理的問題，我當時隻想到，真理應該是符合客觀規律的認知，斯大林曾在他評論蘇聯曾經出版的社會主義教科書的錯誤，他曾著重指出：對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人們可以發現、認識，也可以組織適應，但不能創造社會發展規律，批判了那些迎合某些革命偉人，宣揚革命導師可以創造社會發展規律新理論的根本錯誤。也說明隻有符合客觀規律的認知才可稱為真理，真理必須通過社會實踐的檢驗，而不是哪一位革命導師可以憑空判定。很可惜，我當時並沒有真正認識判斷是非真偽的這一根本思想基礎。因而許多現實問題的思想實際並沒有通，一些自我檢查批判也並非出於對真理的真正理解。在這方麵，我現在感到當時同組學習的許多同學，認知真理比我嚴肅得多，比我要高明得多。在“四人幫”垮台後，中央組織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重大問題，實在是點燃了當時濃重迷霧中的一盞明燈，引導國家探索了前進的正確方向。
參加有關中央領導部的工業企業調研工作
1959年至1961年經曆的國內三年特大經濟困難，在困難中，開始對一些突出問題，對工農業的生產管理進行了適當調整改革，在工業企業中推行工業生產二十條，逐步恢複了一些必要的管理製度，安排比較切合實際的生產計劃任務。到1962年工業生產形勢趨於穩定。中央號召各級主要領導人，深入基層企業進行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地認真總結經驗教訓，避免領導工作的失誤。
1963年中共中央組織部由李初犁副部長親自帶領部辦公廳主任等重要幹部，並從有關部門抽調幹部，組成調查組到天津市對天津造紙廠和天津紡織廠兩個重點企業進行調研。為了配合這項調研工作，輕工業部派我參加這個工作組，主要參與對天津紙廠的調查，紡織部也派了一位處長，主要配合對天津紡織廠的調查。調查組的成員包括中組部辦公廳王主任、幹部處孟專員、紅旗雜誌社記者等，調查工作是非常客觀和細致的。重點是1958年大躍進前後，企業在管理製度、生產實績（包括產量、質量、成本，各項具體指標的變化數據）的具體分析對比，並通過召開企業不同崗位職工的小型座談會，聽取他們對這幾年間各種事態變化的看法與意見。從收集的所有統計數據看，企業在一度放鬆各項管理製度及片麵追求高產量指標的壓力下，產品質量及設備運轉均有一段時間內呈波動下降，各項原材料消耗指標卻都有所上升，雖然在執行工業二十條後有所改變，但尚未恢複到“大躍進”前達到的水平。但職工們在召開的座談會中，發言都非常謹慎，當談及一些生產上出現的缺陷時，大都各自檢討自身工作存在的缺點以及對中央政策學習理解不夠，並表示要加強學習，緊跟中央政策，一定能把生產搞得更好。個別同誌提出一些如何使生產進一步穩定的問題，也是說得非常婉轉的。但調查組充分掌握了大量實際生產變化的統計數據，對參加座談會人員話裏話外表達的含義，是相當清楚的，對企業所實際經曆的挫折，尚未完全恢複到較好曆史情況也是清楚的。
調查近四個月方結束，根據實際調研結果，寫一個調查報告並不難，但既要如實反映這段時期企業出現的許多具體問題，又要避免涉及大躍進時期一些政策對工業的不良影響，不得不煞費苦心（防止出現如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元帥給毛澤東主席上萬言書的結果是大家都不能不警惕的）。李副部長親自領導對報告草稿的討論，字斟句酌的修改，這才完成了一份適當反映實際情況，又很少涉及中央政策問題的一份調查報告。但在“文革”中，這份報告仍被認為是攻擊大躍進的一株毒草，我雖然隻是調查組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成員，但這份報告也竟成了我的所謂“反革命罪證”之一，將我保留的一份副本進行了展覽。
在參加中央組織部天津調研工作之後，又立即被派到由當時擔任輕工業部輕工局局長李在耘領導的輕工業部天津工業調研組，這個組調查涉及不少我並不熟悉的輕工係統眾多行業。我介紹了剛參加李部長在天津造紙廠調查的一些情況及經驗，這個調研組的涉及麵更寬，時間更短促，工作方法與調研報告的寫法更為審慎，使其對改進企業管理的參考價值也相對遜色。
笫一輕工業部的民豐造紙廠“四清”工作隊
1964年中央號召各產業主管部門，開展對所屬基層企業進行“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整頓。1965年笫一輕工業部組織了赴浙江嘉興民豐造紙廠的“四清”工作隊，由部財務司吳彬司長擔任隊長，王新元副部長親自擔任指導，我被安排為工作隊成員之一。“四清”工作的重點在清理領導班子、清理階級隊伍，因而隊員基本都是中共黨員，我這個非黨員實際並不參加四清的核心工作，而主要分配照管企業的生產。因為“四清”期間，企業廠級領導，基本上要全力檢查思想、反省工作上的缺失問題，應對工作組的審核，進行所謂“洗澡下樓”，因而無法執行正常的日常任務，生產領導實際會無人具體負責，已出現過“四清”期間，生產任務完不成，還有工傷致死、火災等惡性事故。為防止“四清”期間出現這類問題，讓我代表工作隊全責照顧生產。這項工作責任重大，讓我誠惶誠恐，每天巡視車間，觀察與了解職工心態，根據發現的問題，對有關影響生產任務完成、人身安全與火災隱患，都及時召開會議研究解決，並向工作隊長報告，力爭保證“四清”期間的生產任務完成並不出惡性事故。我過去多年的實際工廠工作經驗，以及民豐造紙廠較好的管理基礎，使我圓滿完成了承擔的任務。
民豐造紙廠處於平原水網地區，工廠生產部分堿法麻漿和草漿，其製漿廢水未經任何處理即排入附近河網。在此期間，工作隊接受了廠區附近人民群眾反映造紙廠排放廢水汙染大片河水，影響他們飲食生活的問題。王新元副部長對此很重視，親自帶領我和廠內技術人員，一同乘小木船由造紙廠廢水入河處下行巡查，觀察水質外觀色澤和氣味變化，並訪問下遊水網周邊居民，了解受影響情況。據群眾反映，他們附近的河水，有時顏色氣味都很重，做飯很難吃，也很難喝，但有時水又很正常，我們也發現水網的南北河道有時確實存在不同情況，有時南麵河道汙染嚴重，北麵河道卻相當清澈，有時情況卻相反。我們研究這是風向變化造成的。當刮南風時，造紙廠廢水被吹向北部水網，南部水網很少影響，反之亦然。無風則影響南北總體水網，但影響顯得較輕。無疑這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與廠內技術人員研究采用將製漿廢水先經廠內鍋爐房爐渣吸濾後再外排，取得一定效果，但很快爐渣吸附達到飽和，處理失效。這是我首次遇到群眾較強烈反映的造紙廠廢水汙染問題，初步認識到這是造紙工業必須認真麵對的重大問題。
“四清”工作隊對企業主要幹部的生活和經濟狀況也作了不少調查，工作隊發現該廠兩位高級工程師（是一對夫妻，其中女方陳誌蔚還是中共黨員和工廠的總工程師），兩人在銀行存款竟有8萬多元，這在當時的工薪階層中是一筆相當驚人的巨款，其來源極具貪汙可能。但經分析研究，他們在1945年抗戰勝利後就在利潤豐厚的私營民豐造紙廠工作，工資及獎勵待遇很高，民豐改國營後，他們也一直享受較高的保留工資，而兩人生活卻極為節儉，計算他們長達20年的工資獎金的節省積累應能有此數額，存款來源並無問題。當有人問到他們存這麽多錢打算作何用途時，他們的回答很簡單：“我們工資獎金用不完就存入銀行已成為習慣，也沒想到日子多了，會集存這麽多，至於作什麽用卻真還沒有考慮過”。這是老實話，當時社會物資供應奇缺，衣食不少要憑票，住房甚至簡單家具都靠單位借給，人們普遍尊尚儉樸，錢多一點用處並不顯著，而且人們也不願和不敢顯露私人財富。他們生活很儉樸沒有任何張揚，由於有比一般人多一點的合理存款，也還是要引起“四清”工作隊的注意。
1965年在民豐造紙廠搞“四清”，冬季也是在工廠度過的，嘉興地區各機關及企事業單位辦公室冬季是不供暖的，但確有令人難忍的嚴寒冬天，辦公室和招待所宿舍都極感寒冷，當地辦公人員似乎已經習慣。而北方去的“四清”工作隊員們卻似乎無此耐寒能力，隻得在臨時辦公室燒起了炭火。我白天基本在生產車間活動並不感到冷，夜晚在招待所睡覺，由細心的老服務員照顧，給蓋三條棉被還加一個“湯婆子”（可裝熱水取暖的陶罐）。本地人在自己家裏也都是要設法采暖驅寒的。這次民豐的“四清”工作隊在工廠過冬，預定任務似乎還尚未完成的情況下，由於1966年北京刮起“文化大革命”之風的情況下，受命在5月間匆匆撤回北京。
§§第七篇？在「文化大革命」中（1966-1975）
1950年以前出生的中國人，大概都對1966年開始發動，曆時十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留有較深刻的印象，它觸動、考驗和教育了每一個人，但每一個人當時的年齡、所處地區環境、所處社會地位等都不相同，其經曆、遭遇和體會差別很大，但許多人從自身的實際經曆體驗中，痛定思痛，認為這經曆十年的“文革”是國家遭遇的一場空前浩劫，它製造矛盾混亂，破壞了正常社會生產和生活秩序，在群眾中造成對立的派性鬥爭，給工農業生產、文化教育、社會安定都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浪費了發展經濟、科技、文教事業發展的十年寶貴時間，傷害了一大批富有才華功績卓著的好幹部，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損失慘重，付出的代價很大，但教訓也是深刻的。我認為這一教訓讓中國人在政治上變得比較成熟起來，誰想再讓群眾盲從盲動，看來已不那麽容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