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歲月——餘貽驥回憶錄

再進東北

　　富有特色的吉林石峴造紙廠

　　1950年2月間，我與天津造紙公司的曹光銳、柴秉權、張珂等幾位技術人員一同被調往技術人員奇缺的東北造紙公司。我被單獨分配到吉林石峴造紙廠。石峴紙廠位於圖們江支流嘎牙河畔的小山溝，除了一個牡圖鐵路線上的石峴車站之外，該地幾乎隻有這個造紙廠。我由沈陽乘火車到達石峴車站時已是傍晚，工廠派了一輛牛車接站，把我的行李運到職工宿舍。在石峴，當時牛車是生活中常用的運輸工具。

　　石峴造紙廠生產亞硫酸鹽木漿、磨石磨木漿，並生產全化漿膠版印刷紙、新聞紙和化學木漿板。東北全境解放後，該廠未遭任何破壞，保留得最為完整，廠內原有職工，包括一百多名日本技術人員都未離散，因而這裏生產恢複得比較正常，是當時東北規模最大、最重要的造紙企業。它的問題是：那時所有技術崗位包括總工程師、化驗室和設計室主任及化驗和設計骨幹、動力及生產車間掌握關鍵技術的人幾乎全部都是留用的日本人，而具體操作的中國工人則大都是文化水平很低。雖然，從這些老工人中提拔了一批工段長與車間主任，技術上仍舊依靠日本人。為了改變這種局麵，廠領導從上海、北京、湖南等地招聘了一批年輕的大學、中專和高中畢業生及當地文化水平較高的各類人員，共約三十多人，為接替日本技術人員培養後備力量。他們之中如張家祿、楊伯鈞、陳效威、徐蓉裳、朱聖光、王文久等都在鍛煉成長之中。

　　我到石峴廠後，廠長董晨安排我與日本總工程師橫川孟、技術科長王文久、技術股長楊伯鈞在同一辦公室工作，他對我的主要要求是安排這批中國知識分子盡量參與和學習日本人的技術工作方法與主要經驗。他表示，不可能長期留用日本人，在兩年之內他們都將被遣返日本，我們必須因此加強學習，以便將來全部接替他們的工作，保證工廠正常運行發展。我們這批中國知識分子在偏僻的小山溝裏過著相當艱苦單調的生活，而且幾乎每個晚上和每個周末都要進廠參加學習與實踐，不懈的努力使大家在專業技術上進步很快。

　　這個造紙廠當時不但有大批日本技術人員，因為位於延邊朝鮮少數民族地區，朝鮮族職工也占有較大比重，因此工作上的相互交流，言語上就存在一定困難，依靠相處共事日久所能產生的靠比劃、意會相互理解溝通，對工作似乎影響不大，但每逢召開職工大會聽取領導報告時，都要在會場將聽眾分為中、日、朝三區，有人同時在日、朝兩區翻譯成日語和朝鮮語，這是一種相當特別的場麵。

　　可敬的石峴紙廠廠長董晨

　　抗戰前，董晨廠長在北京燕京大學讀書時，通過讀馬列主義著作對共產主義十分讚佩，於是四處尋找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後來，一位澳大利亞在華的共產黨員（當時是一位在北京以基督教會修女身份留居的）介紹他去解放區參加了抗日戰爭和黨組織。這位廠長對職工既關愛，又嚴格要求紅又專，在生產管理與技術上，他力求進步創新，設立了統一、高度協調指揮生產的調度室，由值班調度員，按預定計劃進行生產和維修的每日生產指示圖指揮調度，使整個較複雜的生產係統能按預定的計劃協調運行，大大提高了生產運行的預見性和效率，後為東北造紙工業公司在所屬企業全麵推廣。石峴紙廠附近嘎牙河兩岸山區的木材在日本建廠後已被采伐一空，他認識到木漿廠不能光用材不造林，因此，在1950年就開始招聘林業專家，設立苗圃，準備在廠區附近荒山開始自行植樹造林，以保證這裏的林木資源，深具遠見。他以自己感人的工作精神，贏得了全體職工的敬佩。當時擔任副廠長的張維說，有一次廠黨委開會研究決定一個重要問題到深夜才結束，兼任黨委書記的董晨自行負責整理內容較多的會議紀要，張維副廠長第二天一早上班時，就看到這份由董晨整理的會議紀要已擺在他的辦公桌上，請他審閱後立即發文上報。張說，整理好這個紀要大概已到早5點左右了。他做事這樣追求及時高效，在他領導下工作辦事那敢稍有怠慢拖拉嗎。我到廠後，他感到特別高興，當時給我這個單身安排的宿舍，屬於重新修建原供日本人高級職員的相當考究的別墅式單棟別墅樓房，靠近他宿舍，是我一生住過最漂亮的、環境最優美的住房。我們都是單身，就在他宿舍內一同雇廚師做飯，我們很少個別閑談，但他有一次到我宿舍看望小坐，他曾深情地說，我能被分配到石峴廠來，使他有“德不孤必有鄰”的感覺和愉快，表達了一種喜獲相知的愉悅心情。我當然也能以在小山溝遇到他這樣一位廠長而慶幸不已。1950年石峴紙廠由於業績突出，被安排推選一名英雄模範代表參加當年“十一”國慶大典。我記得這次由全體職工參加選舉的大會，事先並未經過推薦候選人提名醞釀，但投票結果，廠長董晨竟獲得90%以上的選票，隻有不到10%的選票選舉了時任工會主席的南京雲（朝鮮族），估計都是部分鮮族職工投的票。一個廠長能以這樣高的群眾選票當選為全廠英雄模範代表，不具備崇高的威望與業績是不可能的。他在京參加了“十一”國慶的全國英模大會返廠後，將獲得的各種獎品（除獎章）全部交給了廠工會。他於1951年初即被調去大連任新職。離廠時知道的職工都在去火車站的道路旁夾道相送，他簡單的行李也是用一輛牛車拉去車站的。他是一位在我記憶中印象十分深刻的同事與領導。

　　我在石峴紙廠（東北造紙公司成立後，石峴造紙廠曾改稱東北第一造紙廠）前後工作不到一年半時間，卻有一多半時間在外出差。一次是奉派與張家祿兩人同去圖們江畔的開山屯造紙廠（曾名東北第二造紙廠），該廠化學製漿與石峴紙廠規模及設備基本相同，但沒有磨木漿和新聞紙生產係統。我們的任務是幫助該廠硫化鐵焙炕爐係統的部分設計改進。當時該廠廠長徐明，開明精幹，溫文爾雅而又善於虛心聽取和歸納群眾意見，有著領導群眾形成集體統一認識，而後自覺有力行動的高明領導藝術，短期相處使我深感敬佩。對共產黨領導下有董晨、徐明這樣優秀的企業領導幹部，也讓我對新中國的發展前途，充滿信心。

　　黑龍江畔大型製漿造紙廠的廠址探索

　　1950年在石峴造紙廠工作期間，石峴紙廠受當時東北人民政府指令派人參與調查大興安嶺北坡森林資源情況及在黑龍江南岸進行可能的廠址勘察選擇，目標為興建一日產400噸木漿廠。森林調查工作主要由東北林業部派人承擔，而勘探廠址的任務則由東北工業部委托石峴廠派人承擔，石峴廠具體指派我和楊伯鈞兩人負責。

　　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蘇聯承諾了一批對我國的經濟建設援建項目（156項），其中有一項製漿造紙企業的項目，根據當時蘇聯專家建議，希望我國能在黑龍江上遊沿岸新建一個利用大興安嶺北坡森林資源為原料的大型製漿造紙廠。

　　從哈爾濱到黑河市

　　我們參與這項調查工作的一行共十人先到哈爾濱集合，聽取一位蘇聯專家簡單情況介紹後，大約在1950年7月間由哈爾濱同乘一小型汽輪沿鬆花江到同江後轉入黑龍江，溯江而上，先到黑龍江省黑河地區首府黑河市，向地區黨政領導匯報了我們的任務。由於涉及當地的經濟發展，受到地區領導的極大關注、重視與支持，地委書記嶽霖、地區行政專員趙德尊親自接待，調查組與他們在專署內同吃住。但那時黑河市人口不過4萬，經濟不振，顯得相當破舊。黑河市對岸就是俄羅斯的布拉戈維申斯克市（海蘭泡市），一律漂亮的白色建築，聳立於綠樹叢林中，非常醒目，晚間燈火輝煌，隔岸可聞樂聲悠揚，與當時破舊的黑河市形成鮮明對比。當時黑河市也有不少俄羅斯移民與中俄混血兒，愛好歌舞的不少，專署周末也組織舞會，以活躍相對沉悶的邊區生活。黑河地委辦事處還掛了一個“鄂倫春協領公署”的牌子，據介紹，鄂倫春族人數不過近千，都住在深山以射獵為生，很難管理。但他們都承認鄂倫春協領是他們的領導，協領公署才是他們的領導機關，為了領導他們，黑河地委書記就得掛上協領的頭銜，辦公處也得掛上鄂倫春協領公署的牌子。我們對這些都很感興趣。但仔細了解當時當地情況，卻使我們深感在此建設現代化大漿紙廠的巨大困難。這一麵積達十多萬平方公裏的黑河地區，當時總人口不過8萬多人（黑河市約有4萬人），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人僅幾十人，交通不便，文化與經濟基礎過於薄弱，當地煤炭資源似乎欠缺，黑河市的一個小發電廠是以木材為燃料的。這很出乎我們兩個負責選廠址人的意料。根據情況，我們初步考慮勉強有可能建廠地點，大概隻有黑河市、呼瑪縣及呼瑪更北的呼瑪縣所屬鷗浦區三處。

　　沿黑龍江南岸選擇漿紙廠廠址的一段特殊經曆

　　大約在7月中，我們一行再乘小汽輪溯江西北航行至呼瑪縣，我與楊伯鈞兩人離船登岸，單獨對呼瑪縣區進行可能廠址的調研考察，林業考察人員則仍乘汽輪繼續西北行調查林業資源。呼瑪縣轄區也很大，但整個縣城人口卻不過1000餘人，僅有極少小商販，主要均為農民。除黑龍江水道外，陸上交通極為不便，我們考察該縣區地理、資源等情況，認為很不理想，缺乏建廠條件，沒有必要作更具體調研。3天後，決定走沿呼瑪至鷗浦的林區小徑考察前進，請縣政府幫助雇一輛熟悉道路的馬車，沿大興安嶺北坡的林間小道向鷗浦區出發（鷗浦屬呼瑪縣的一個鎮，在黑龍江更靠近大興安嶺北坡林區，是接近北緯53度的高寒小鎮）。馬車在森林中勉強在崎嶇小道中行走，但林中有成群吸血飛蜢，白天叮咬人、馬極為厲害，我們都戴麵紗手套防禦，但馬較難保護，所以都是趁飛蜢休眠時的月夜趕路，白天找地方休息，並用點火薰煙驅蜢辦法，保護馬匹。沿途森林茂密，山坡下不及接近地平線的樹木基本都為白樺，而稍上則全部為落葉鬆林，兩種林木在不同海拔高度上，界線分明，基本互不混雜。馬車行程約三天，沿途人煙稀少，白天也難找到可供歇息之地，這種地方夜間既可出現猛獸也可出現劫匪，實際上是很危險的。頭一天找到一處有三戶人家的小穀地，每戶都有一獨立的全由木材堆積（木牆、木頂、木地板）而成的寬大住宅，每戶也都是隻有一位六七十歲的孤身老人獨自生活。對我們這樣難得一見的過路客，十分熱情接待，但都不願談個人身世。室內臭蟲多得出奇，我在地板上小睡，在朦朧中被爬滿身上的成群臭蟲咬醒。另一天的停留處是在一較寬闊的林間空地中發現一較大居民點，在這個小村落聚居著大約一百多位孤身老人，大多是六七十歲以上的男性單身漢，僅有一位近50歲的女人，是個年老體衰的殘留妓女，過去婦女們基本上不到這一帶山區來。我們看到居民們大都每兩人結伴為一戶，各住一全木結構的平房。由於僅有一位無生育能力的婦女又沒有兒童，這樣的村落現在恐怕必然最終消失。在向當地政府部門了解時得知，這些居民大多是從山東、河北兩省為謀生所迫到東北“闖關東”的青壯年男子，一部分在這一帶偏僻林區主要以伐木、淘金為生（該地區有些地方距地麵一米左右即可見沙，從沙中可淘金粒），多數人稍有積蓄後，即離開這個地區，而能長期落戶於此的，大都存在各種不同的特殊原因。我們為了考察沿途的一處煤礦情況，曾請一位老人領我們去考察一口由他本人開采過的已遺棄多年的舊煤礦，該礦井早已被水淹沒，並凍結成冰，據告此礦所產煤不多，原來全部供日本人在當地采金船作動力之用。這位老人告訴我們，他20歲進山區，伐過木，淘過金，采過礦，向蘇聯走私白酒，交換馬匹等，也曾三次擁有適當黃金，準備返回山東老家，但每次到呼瑪後，即被當地的妓院、賭場和鴉片煙館將他所帶黃金弄光，兩手空空，一般都由賭場或妓院老板借給一兩左右黃金作資本，重新進山找財源，反複幾次，人已老了，又久隔家鄉，就隻好終老於此地了。

　　我和楊伯鈞兩人經林間小道到達鷗浦鎮後，對這個屬呼瑪管轄的，隻有幾百人口的小鎮進行了有關交通運輸、資源與可能建廠地址的了解勘察，認為此地雖比較更接近大興安嶺北坡的森林資源，可造紙廠的外部環境條件，幾乎都需重新創建，比呼瑪縣區更差，實無作為興建大型漿紙廠的條件，也無更深入調查的必要。該地不僅冬季嚴寒，我們到達時的8月份白天氣溫卻高達38度，而且蚊蠅叮人，吸血的大蜢隨處擾人，我們決定不等候到漠河等地作森林調查的汽輪，設法單獨先返回黑河市，以便利用這段時間對黑河市建廠條件作較細致的調查。

　　黑龍江上驚險漂流五晝夜

　　為盡早離開鷗浦返回黑河，經與當地區政府商量，隻有利用小木船沿黑龍江順流而下返回黑河較為方便。我與楊伯鈞兩人當時都年輕膽大，在不懂行船與均不善遊泳的情況下，向區政府借了兩隻小木劃船釘在一起後，即利用這種簡單工具，拖帶所取供分析用的木段與水樣離開鷗浦，沿黑龍江順流駛向黑河。此船並無遮陽避雨的頂篷，出發後即經暴曬，口渴難忍，喝光了所帶全程飲用水，後又經雨淋，不但衣物盡濕，所帶幹糧，在高溫雨濕後全部發黴，不能食用，情況狼狽之至，後靠近一個江邊小村莊，花錢找村幹部為我們煮了100枚雞蛋作為此行充饑的唯一食物。黑龍江南北兩岸情況完全不同。南岸我方邊境幾乎完全不設防，看不到一兵一卒，而北岸蘇聯邊境卻是關防嚴密，幾乎每10公裏左右即有一高聳的撩望崗樓。在我們這一個小船由鷗浦至黑河五天五夜的漂流行程中，一直受到蘇聯邊防軍的注意。船行第二天，一艘蘇聯邊防巡邏艇曾繞開我們的小船巡視一周後才離去。船行的第三天清晨，我們突然聽到了幾聲槍響，隨即見有十多名蘇聯邊防軍帶一輛馬車涉水來到我們的小船前，有進行拘捕的態勢。原因是我們在順水漂流時，誤入了一個江心小島的北側，等於誤入了蘇聯國境。但當時中蘇關係尚好，雖我們不懂俄語無法交談，他們在檢查小船並看到我們穿著的綠色製服及船上隨帶的地圖上，隻有中方一側的標注，而蘇聯一側全部為空白後，經商量，大概認為我們係誤入，隨即打手勢，讓我們仍沿蘇聯水域順流通過。我們出此水域後，才理解我們確實進入了江心小島的北側，誤入了蘇聯國境。這段五天五夜的曆險漂流，能順利返回黑河，確實是年輕人過分大膽的行動。

　　著重在黑河市調研可行廠址

　　我們返回黑河後仍住地區招待所，並認為黑河是所到幾處比較有可能建廠之處，因而加緊收集有關資料，進行勘查廠址的各項具體工作，初步選定木材運輸便利、地勢較好的原黑河儲木場附近作為推薦廠址。我們有一次去離市區較遠的地方調查，到傍晚才歸，黑河地區領導因當時郊區尚有未完全清剿的殘匪，深恐我們兩人遭遇不測，曾派出了地區專員公署三十多位幹部到郊區四處尋找，直到我們返回，專署同誌們才一同安心晚餐。

　　在黑河市進行廠址選擇勘測工作十多天後，前去鷗浦以上地區進行林區調查的隊伍才乘汽輪返回黑河，與我們共同向黑河地委及行署領導匯報調研情況後，仍乘汽輪由黑河循原路返回哈爾濱市。通過對黑河地區的三處建廠調查，我們都感到當時整個黑河地區確實缺乏建立大型漿紙廠的客觀條件。

　　順道考察了佳木斯市郊的可能建廠地址

　　由於曾聽到日本人介紹日占期間，曾有在鬆花江畔的佳木斯市郊一處叫蒙古力的地方建較大漿紙廠的計劃，我和楊伯鈞遂與考察隊商量，決定在船沿鬆花江途經佳木斯市時，臨時靠岸，由我和楊兩人雇一馬車到蒙古力作簡單考察。我們看到這個廠區距交通條件比較好的佳木斯市區不遠，緊傍鬆花江畔，水陸交通便利，而且日本人也確實做了一些建廠前期的部分工作，能看到個別廠房已立有基柱，感到這是比沿黑龍江畔更適於建廠的可取廠址。到哈爾濱後，又找到一位了解這方麵情況的留用日本教授，為我們作了該處的建廠計劃介紹，並提供了一些有關資料，使我們對佳木斯這處可能的廠址，有了較多了解。因而在我們回到石峴廠後，在由我起草撰寫的廠址選擇調查報告中，除按原預定的黑龍江南岸三處地區情況資料外，特別介紹了這個不在原計劃黑龍江畔選址考察之內，這一位於鬆花江畔的佳木斯市這一較為可選廠址。作為附件，這個廠址也就是後來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建設工程之一的佳木斯製漿造紙綜合廠的廠址。該廠於1957年建成投產。這一大型製漿造紙廠沒有建在黑龍江畔，而建立在鬆花江畔的佳木斯市蒙古力，看來與我們在1950年提出的廠址選擇報告受到決策部門的重視有關。

　　吉林造紙廠喜結良緣

　　1951年春，根據東北造紙工業公司的布置，組織所屬各廠在吉林造紙廠（當時也稱東北第三造紙廠）研究編製造紙企業工藝規程的試點工作，石峴紙廠派我參加。在吉林廠約兩個月的工作期間，廠工會每周六晚均組織職工參加跳舞等娛樂晚會，我經常參與其舞會，當時吉林廠的一位年輕女職員劉化容經常成為我的舞伴而相互熟悉，互有好感。當時吉紙廠廠長胡凱同誌、副廠長張炳耀同誌，與劉的大哥劉天達很熟悉，而吉紙總工程師張誌誠、宣桂芬則是我的兩位留美老同學。他們都認為我們雖年齡相差較大（當時我33歲，化容隻19歲），性格、學曆、資曆也很不相同，但隻要兩人能情投意合，就是好姻緣。他們雙方進行了工作，力促我們利用這次我在吉林出差的機會，結此良緣。這樣，我們兩人就在吉林市進行了結婚登記，並由吉林紙廠的領導和朋友們在我返回石峴廠的前一晚，為我們舉辦了一個簡單而又隆重的婚禮，並為她辦理了調轉石峴廠工作的手續，次日即啟程同赴石峴。婚後幾年，我一直工作任務繁重，出差時間也多，對家務照顧少，婚後於1952年生長女曉青，1953年生兒子曉丹，都靠她這個年輕母親照料。她為人活潑，喜交友及文娛活動，但我卻連偶爾陪伴她在假日出遊購物的時間也難得有，但她對此均能體諒並對我的工作給予充分支持與鼓勵，特別難得的是在我遭遇困難和受到如“文革”期間不正常的壓力時，則給予我充分的信任、體貼和安慰。這些都使我深感結婚雖較晚，夫妻兩人也存在許多重大差別，但她確是我一位難得的終生伴侶，她使我有一個相當愉快幸福的家庭，她是我工作與困境中的一個重要精神支柱，是我能壽到九旬的重要生活依靠。回首過去，我對那些當年促進我們這次快速婚姻的朋友們，一直深懷感激之情。

　　生產高速發展的營口造紙廠

　　新的工作環境

　　1951年初夏，我奉調到營口造紙廠（當時也曾稱東北第五造紙廠），擔任主任工程師職務。我在東北全境解放前的1947年曾在這個廠擔任過幾個月副廠長（當時屬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遼寧造紙公司管轄）但並未能恢複生產。當我這次再到營口廠時，在東北人民政府領導下，在1948年即已開始恢複生產，並在1950年達到了該廠亞硫酸葦漿年產2萬噸的原設計能力，生產相對穩定。廠長王大維同誌，精明幹練，有極強的組織和洞察事物的能力，善於發動和依靠群眾、落實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和支持新事物，力求進取，事業心強，使我很快就感到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好領導。我到廠不久，大概經他初步觀察了解後，就將全廠的生產技術的實際領導責任交付給我，並給予了工作上的充分信任與支持，為我提供了放手發展生產的良好條件。他是促使我能不斷推進生產技術進步，促進營紙生產高速發展的好領導，也是我迄今常思憶的老領導和老朋友。我們是1918出生的同齡人，80歲以後，每年都互寄賀年卡報平安，他有時過京，常專門約訪，這是令人難忘的友誼。

　　促進製漿生產技術的不斷發展提高

　　商品漿生產線包括備料、製酸、蒸煮、洗、選、漂和抄漿諸多重要環節，其中蒸煮是最重要的一環。當時營口紙廠應用的蒸煮工藝，每鍋蒸煮總時間長達18小時，三個蒸煮鍋每天隻能出4鍋約60噸紙，也就是年產2萬噸的水平。但根據我在美國亞硫酸鹽木漿廠實習的經驗，這樣長的蒸煮時間是完全不必要的。又根據在工廠試驗室進行的小型蒸煮試驗研究也表明，蒸煮時間可大為縮短。如能將蒸煮總時間縮短到9小時，就能使營紙製漿突破了蒸煮這一最薄弱環節，就可實現初步快速蒸煮。

　　我全麵調查分析之後認為，通過努力，不斷突破現有薄弱環節，再組織新的係統平衡，可以較快促進整體生產發展，而當時的主要問題就在於必要的組織新平衡所需小額投資也極端困難。因此，一方麵加強了化驗室對蒸煮工藝過程較係統的研究，一方麵全麵分析整個製漿各過程的生產潛力，並重點深入蒸煮工段了解工人的實際操作過程，交換縮短蒸煮總時間的看法。當時工廠執行定額超額獎勵工資製，工人們對縮短蒸煮時間，爭取超額獎積極性也很高。這樣他們首先努力縮短了裝鍋等非蒸煮時間和通汽時間，使總蒸煮時間逐步縮短到了13~14小時。這一關鍵“瓶頸”的突破，提高了整個製漿生產能力，但是進一步縮短時間卻受到了蒸煮鍋間接加熱麵積的限製。在這個情況下，我常暗示年輕的蒸煮工宋安民，是否可以試用蒸煮鍋底部裝有的直接通汽管通汽，進而縮短蒸煮的通汽時間。這雖然在試驗室的小型蒸煮鍋上常采用，並未發生過問題，但並未在生產設備上試用過。宋安民在一個晚班操作中大膽采用直接通汽方式進行試驗，一舉將蒸煮時間減少到9小時，使營紙製漿突破了蒸煮這一最薄弱的環節，實現了初步的快速蒸煮。經過對整個製漿係統其它環節的挖潛改造和配合適應，使營紙在1951年下半年的紙漿總產量提高了一倍，全年總產比1950年的2萬噸增產1萬噸，達到了3萬噸。這一創舉引起當時東北日報的重視，他們派記者到廠了解以後，刊登了專題報道，媒體的宣傳引起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的注意，以此發出了製漿廠全麵推廣快速蒸煮先進經驗的通告。1952年在這個基礎上，營紙較順利地實現了原有設計能力翻番，達到了年產4萬噸的業績，生產的快速順利發展和社會及領導部門的重視，鼓舞了全廠職工，蒸煮工人不斷努力，以逐步將蒸煮時間縮短到6小時。但是其它配套環節，如備木、洗選、漂、抄漿，水、電、汽等輔助設施要相適應，除不斷從工藝上挖掘潛力外，還不得不進行必要的技術改造，增添一些必要的設施。但當時在計劃經濟體製下，企業的盈利不能留用作為發展生產的基金，必須全部上繳，廠長添置固定資產的權力限在200元以內，有些電機等生產設備和鋼材還必須有主管部門的分配指標才能采購，這使進一步提高整個製漿能力，在財、物兩方麵都存在極大困難。營紙除了積極爭取主管部門的少量“技措”撥款和動用部分大修基金用於技術改造外，還充分利用了申請調劑當時在抗美援朝前線的丹東造紙廠拆遷遺留的部分小鍋爐及未完成投產的紙板機、電動機等殘舊設備，修複安裝利用，不斷平衡生產能力，使總漿產量在1954年達到了6萬噸，在較短時間內，在基本不依靠基建投資擴建的情況下，使一個廠變成了3個廠，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商品漿廠。

　　從提高產量到改進產品質量

　　在不斷增產的過程中，曾經遇到用漿廠反映營紙的葦漿板比錦州廠和天津廠的葦漿板難以打漿，經初步試驗比較，確實存在這一問題，但難於理解產生這一結果的原因。我大量查閱各種有關文獻資料，從TAPPI給我的會議論文集中，發現了一篇論紙漿的失水戊糖含量與打漿性能關係的論文，文中根據試驗結果，得出了失水戊糖高有利於打漿的結論，這使我大受啟發，我首先分析比較了營紙葦漿與兄弟廠葦漿所含失水戊糖是否有差別，結果發現確實要低一些。據此，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了亞硫酸鎂葦漿蒸煮過程的機理，發現了蒸煮酸液是影響紙漿失水戊糖含量的決定性因素。我們有依據地優化工藝條件，不但提高了葦漿的失水戊糖含量，大大改善了打漿性能，還使製漿蒸煮得率由51%提高到56%，使各種消耗大幅下降，從而不斷降低了製漿生產成本，1954年噸漂葦漿板的生產成本降到了240元，國家規定售價500元，當時年利潤達到1000多萬元，效益是非常突出的。1953年，輕工業部造紙工業局由梁成恭副局長親自主持召開的造紙局第一次直屬造紙企業技術報告會上，我係統地總結了營口紙廠亞硫酸鎂葦漿蒸煮的科研與實踐經驗，做了“論亞硫酸鎂法葦漿的蒸煮”的研究報告。這在當時普遍評價是一篇試驗數據齊全，分析比較係統深入的技術論文，使到會的領導和代表都感到，一個企業能進行這樣相當深入的科研工作是很難得的，並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創造圓網造紙機的活動弧形板網槽

　　營口紙廠主要以生產商品漂白葦漿為主，造紙能力比較小。當時隻有兩台圓網單缸造紙機生產有光紙，但質量抓得很緊，技檢科為了提高紙張勻度，曾在一段時間內以勻度不合格將全部產品評為不合格品，造紙車間生產工人隻能拿70%的固定工資，而這實際上是紙機設備本身存在缺陷而且非操作上的缺點，工人無法從操作上解決這一問題。這使我們技術幹部十分不安，力求在造紙設備上有所創新突破。以柴秉權工程師為首，研究對圓網槽實行大膽創新，研製出了活動弧形板式圓網槽，改造後，紙張勻度大為改進，全部合格。這種網槽後來還在全國得到較普遍推廣采用。

　　營紙的生產技術的迅速發展與管理經驗，引起了領導部門的普遍重視，輕工業部副部長王新元，造紙局副局長梁成恭，部首席蘇聯專家法捷耶夫，營口市委第一書記鄧仲儒多次到廠視察，並給予表揚鼓勵。營紙的迅速發展也推動了全國製漿生產能力的較快提高。

　　生產高速發展鍛煉培養了大批管理與技術幹部

　　我在營紙工作不到兩年的時間內，營紙生產技術迅速發展，總體經濟效益的迅速提高，凝聚著全廠領導和職工的努力和智慧，也鍛煉成長了一大批很有作為的管理和技術幹部隊伍，既有一批被提拔為廠內各級領導，也向營口市機關企業和全國造紙部門輸送了大批管理與技術幹部。1954年初廠長王大維同誌被調往困難較多的開山屯造紙廠，我在1954年末被調往困難較多且基建任務很重的廣州造紙廠，而陸續調往營口市內的幹部則更多。

　　1953年，輕工部造紙局為推進造紙技術發展在遼寧金城造紙廠召開第一次全國造紙技術報告會，造紙局的梁成恭副局長主持這次會議。與會近百人中有造紙局及來自全國各大造紙廠的主要技術人員，會上由紙局總工程師和幾個直屬紙廠的總工程師、主任工程師做技術報告。我是其中一位報告人，我的報告內容概括了在營口紙廠對亞硫酸鎂法製漿蒸煮工藝改進實踐和實驗室研究成果，那時，我已將這些經驗成果撰寫成了《論亞硫酸鎂法葦漿蒸煮》一文。由於這項研究與生產實踐結合緊密，實驗數據準確率高，配套完整，分析深入，在當時造紙科研工作仍十分薄弱的情況下，這個報告受到與會代表的高度評價和重視。在2002年出版的由原遼寧省造紙公司副經理周昭悟所著的《造紙生涯--周昭悟回憶錄》一書中，有如下一段敘述：

　　“安東造紙廠舉辦技術講座，外來學習人員可以自願參加。學習的內容是輕工業部造紙局餘貽驥工程師1953年在第一屆全國造紙技術報告會上發表的《論亞硫酸鎂法蘆葦蒸煮》，由金禮楫工程師主講。這篇文章不僅技術上賦有新意，而且語句通順流暢，精辟簡練，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後凡是看到他發表的論文我都認真閱讀。我第一次見到餘貽驥工程師是1959年，他從北京來女兒河造紙廠視察，現場參觀後，囑我們寫一篇關於棉漿連續打漿的報道，此文由我撰寫並發表在中國《造紙工業》1960年第1期。這是我第一次在雜誌上發表文章。餘公係湖南人，早年留學美國，解放後任營口造紙廠主任工程師，輕工業部造紙局生產技術處處長。”

　　周先生的記述對我個人雖屬過譽，但也足見《論亞硫酸鎂法葦漿蒸煮》這篇論文在當時對造紙界產生的影響。

　　組織主編了專業工具書《製漿造紙工作者手冊》

　　在營口紙廠工作時，廠內造紙技術人員，大多都缺乏基本專業知識和實際工作經驗，當時國內也非常欠缺專業造紙書刊，大家都非常重視收集一些能接觸到的對生產運行、試驗研究、技改設計等方麵的各種有關數據資料，並記錄到自己的專用技術筆記本上，作為提高自身技術能力，應付實際工作需要的參考依據。人人都各有側重，而且主要供自用，也不太願意公開示人，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當時我是唯一專門學過造紙，並擁有從美國帶回的有實用價值的書刊和圖表數據手冊、專業標準等資料最多的人，我曾考慮組織編一本造紙實用手冊，會比大家搞這種各自的技術筆記本內容更豐富更便利，但因一直實際工作忙而未能著手。說來也很特殊，竟然是一場政治運動，促成我下決心在營口造紙廠完成了這一心願。經過是這樣的：1952年在全國開展的“三反”“五反”運動，在各企業都進行得很猛烈，開始廠內各部門每周都集中學習文件，進行自我檢查和揭發檢舉貪汙浪費人員，這在供銷、財物管理部門幾乎人人過關，檢舉揭發事實也多。在技術部門我們這些技術人員，因基本不接觸財物管理，個人檢討也無非用過公用信紙信封寫過家信等，但在批判檢舉別人時，卻有人提出技術人員搞抄錄技術小本，是搞應該批判的“技術私有”，而且對特別注意收集整理技術資料，個人技術筆記小本最多的技術員文明同誌不但進行了猛烈批判，還到他家裏進行“抄家”，抄出了十多本技術筆記本，作為搞“技術私有”的罪證。這種做法很不符合運動要求，受到企業運動領導的製止糾正，但卻讓我為此下決心組織編寫一部為廣大造紙專業工作者迫切需要的實用手冊，公開發行，方便群眾需求，也有利造紙工業的技術進步，而且通過這次“反知識私有”，也使我發現了可以協助我完成這一願望的最佳助手--文明技術員。我與廠內幾位工程師和技術員商量，他們都表示讚成，文明並表示願拿出最大精力，協助我編好這本定名為《製漿造紙工作者手冊》，大家都拿出各自的技術筆記本，更主要的是我從美國帶回的全部技術資料，作為基本素材，分為15編進行係統編輯整理。在我離開營口時編審完成，當時還沒有負責統一出版發行的出版社，1955年才由營口造紙廠自行組織出版發行，共印製32開的手冊達1200餘頁的精裝本2000冊，不到半年即被急需專業實用資料的技術人員搶購一空，受到不少讚譽。我想，如果沒有在“三反”運動中那番可笑的批判“知識私有”的鬧劇的激勵，我當時很可能不會在繁雜的企業工作中，下工夫為造紙界做出這一點小貢獻。

　　回想起來，營口紙廠當時之所以能得以迅速發展，除領導和職工的艱苦努力、技術方麵的創新進取精神外，當時學習應用蘇聯實行的超額獎勵、計件工資製度、工人的定期考核製度，以及領導認真執行黨的選賢任能，獎功罰過的幹部製度，充分調動和發揮了職工的積極性創造性，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就我個人來說，1954年，在輕工部召開的全國造紙工業會議上就獲得了造紙工業局頒發的500元特別技術工作獎，1954年初被營口市推選為遼寧省第一屆人大代表，市委第一書記鄧仲孺同誌也在春節期間親自到宿舍看望慰問，處處體現了黨和政府對人的親切關懷和愛護鼓勵，激勵人人努力向上，形成推動技術進步、生產發展的偉大力量。我覺得這種力量，是可以創造大量人間奇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