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歲月——餘貽驥回憶錄

調職天津造紙公司？親曆天津解放

　　被派擔任天津造紙公司第二廠廠長

　　從台灣回到上海不久，遼寧造紙公司將大部分從關內調往人員，在沈陽解放前撤到北平市，通知我由上海去北平報到，另候工作安排，我在1948年初到達北平。大約3月間，資委會將遼紙公司總經理趙煦雍改任為天津造紙公司總經理，原天津公司總經理聶湯穀被派任為台灣造紙公司協理。天津造紙公司規模較小，下轄隻有兩個紙廠，我們隨趙煦雍到天津後，趙委派羌逢戍擔任津郊灰堆的公司第一廠的廠長，委派我擔任在市內台灣路較小的公司第二廠廠長。其他人員分別安排在公司和這兩個廠工作。此時兩個廠都能正常進行生產。但隨著東北全境的解放，國民黨政府已失去固守華北的信心。

　　安排迎接天津解放

　　1948年秋，南京政府資委會領導人錢昌照、孫越岐大概接受了中共黨組織的影響和部署，召集所屬平津企業單位領導人在南京秘密開會。津紙總經理趙煦雍在參會回到天津後，隨即在當天下午約我和羌逢戍兩人在一家咖啡店秘密見麵，他告訴我們南京開會的基本內容：（1）平津等北方地區所有資委會企業人員和物資一律不南撤；（2）各企業都要在戰時組織好保護工廠設備物資，動員職工抵製國民黨軍敗退時可能進行的破壞行為，迎接解放；（3）為了做好護廠工作，最好能與當地中共地下黨取得聯係。趙傳達了這些信息後說，他個人因特殊原因，不能留津，並說他決定安排羌逢戍代理他的總經理職務。因羌需在郊區護廠，公司日常工作實際上由我這個市內的二廠廠長兼管。談話以後，趙煦雍舉家秘密離津，此後，我和羌兩人就承擔起維護天津造紙公司人員安定、物資和設備安全的重責。在此稍前，我曾接到資委會台灣造紙公司總經理謝惠給我的親筆信，大意是說華北風聲緊急，我如果願去台紙工作，他極表歡迎，並盼盡速決定電告。那時，我對中國共產黨了解甚微，在趙煦雍向我和羌逢戍傳達南京會議精神，並布置留津護廠任務後，感到責任重大，前途莫測，接此信後，留津信心有所動搖，深覺緊要關頭難於決策。就在這個時候，中共天津地下黨組織，發揮了決定性的穩定作用。蔣鴻誌是當時天津中共地下黨企業總支派出與我們聯係的年輕黨員，他主動約我和羌逢戍在宿舍秘密見麵。他明白的告訴我們，他的地下黨員身份及聯係任務，並為我們分析了當時形勢，說明不但平津及華北很快將全麵解放，而且蔣家政權將全麵崩潰，全國解放也為期不遠，愛國知識分子若及早參加中共領導下的建設事業，振興中華，將是很有前途的。他希望我們不要離開天津的職務，利用現有的企業領導身份，團結穩定全體職工，組織他們保護工廠財產，堅決抵製國民黨軍潰敗前任何撤走物資或破壞工廠的命令與行動；如有困難，可以得到地下黨組織的支持。蔣又提出警告讓我們注意：國民黨特務組織，對天津資委會各大企業領導人的行動已進行監視，為了安全，我們不可不經意地在宿舍收聽解放區的電台廣播，也不能知道他的工作單位和住址，無需主動找他。有重要情況，他會設法與我們聯係（實際上當時天津地下黨的企業總支部的副書記蔣振寶就在我們廠擔任技術員，他也是由我介紹入廠的，關係較好，但為了安全，他不能暴露身份，一切安排都是通過他了解的情況，由蔣鴻誌出麵聯係傳達），他的出現和懇切談話使我做出了此生中相當重要的一個決定：留守天津，不去台灣。

　　由於我們這些留守企業領導人員忠於職守，1949年1月天津解放時，各企業的人員、物資基本無流失，職工情緒穩定，天津造紙公司二廠一直維持正常生產，僅在解放天津戰事最激烈時，一發炮彈落入鍋爐房，雖未爆炸，為避免可能引爆帶壓鍋爐，臨時決定將鍋爐熄火去壓，停產幾小時進行觀察。解放軍進城後，工廠立即恢複了生產。而位於國民黨軍城防工事外的灰堆公司所屬造紙一廠，則在雙方炮戰中受到炮彈的相當破壞，但由於廠長和主要員工堅持在炮火中護廠，未出現任何入廠搶劫財物的情況。解放後，該廠得以迅速組織檢修設備，短期內便恢複了生產。

　　天津解放前有一段時間，許多重要的活動，我們都是與蔣鴻誌商量決定進行的，從未出現任何意外或失誤。天津解放的那天，天津軍管會派駐天津造紙公司的軍代表楊介人同誌當晚與羌逢戍一同進城與我見麵，了解公司和二廠的情況，次日召集全公司職工會議，讓大家繼續安心工作。同時我接到地下黨聯絡員蔣鴻誌的電話通知：軍代表已進廠，他的任務已完成，因有新的任務，就此電話告別。天津的解放過程中，解放軍入城秋毫無犯，紀律嚴明，表現出共產黨接管大城市的組織能力和高明政策，以及臨解放前地下黨組織所起的重要作用。還值得回顧的是，當時接管天津造紙公司的軍代表楊介人，是個進入解放區較早的黨員知識分子，為人善良和心直口快，但言談比較任性隨意，往往毫無顧忌避諱，由此多次接受整風批判，而且此後幾十年中，始終隻保持較低的處級行政領導職務，行政級別都未得提升一級，看來他更像一個普通知識分子，而不像一個較成熟的黨員領導幹部。晚年也頗多牢騷，相當抑鬱而終。但同時作為軍代表勤務員進入天津的王克勤，當時年僅19歲，文化水平也很低，但他勤敏好學，不斷進取，為人正直，也很愛護知識分子，後來擔任輕工部造紙局的人事處長、供銷局局長等職，晚年精通詩詞書畫，極為難能可貴，對我幫助不少，也是我值得為之感到驕傲的知心好友之一。

　　開始接觸黨的領導和工作崗位變遷

　　天津解放後，原資委會所屬各企業領導人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大多保留原職。1949年3月間，中共中央劉少奇副主席到天津視察時，親自到灰堆津紙一廠進行巡視。他還在召集資委會各企業的主要負責人（總經理、廠長，大多為國外留學生出身）見麵時，作了一個親切熱情的報告。首先，劉副主席講述他本人如何從愛國主義出發，接觸馬列主義理論，並逐步投身共產主義事業；他相信我們都有愛國強國之心，都願意為建設一個強盛的中國而獻身，因此希望大家安心留下來，和共產黨攜手奮鬥，盡力發揮個人才智，為中國建設事業多做貢獻。最後特別提到，他相信在座的我們絕大多數人不久都會成為共產黨員。對這個講話，我作了詳細記錄，並一直保存到“文革”中才銷毀。但據我了解，這些當時在座的企業負責人與我相同，幾乎無一人能夠在“文革”前加入共產黨，我對他的這一預料不甚理解。但能體會他這位重要共產黨領導人對中國知識分子熱愛祖國的高度信任和期待。

　　解放後我在天津造紙公司二廠繼續擔任了幾個月廠長，1949年8月間被調往津紙公司生產部任主任，主要負責主管灰堆一廠的生產技術工作，這裏的責任比二廠廠長的擔子重得多，並有機會接觸當時頗具規模的亞硫酸鎂鹽葦漿的製造和大型紙機的生產管理。在這個生產部領導下工作的幾位工程師如曹光銳、謝寶善、楊世瑭、楊銓、柴秉權、石鼎良、王大齊、齊植華等，都是我國造紙工程技術人員的寶貴人才，以後他們對我國造紙工業的發展都做出過重要貢獻。當時有一位蘇聯造紙專家威烈基金到天津造紙公司視察，他主張中國應發展稻草半料漿生產，當我請教這種漿適合生產什麽樣紙的時候，他並未做出合理的答複。因為這種漿並不適合生產當時國內最需要的文化印刷用紙，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我的問題受到個別軍管領導的“注意”，認為我在“考”蘇聯專家。然而，我的確不理解這位專家的意圖而誠心請教（後來輕工業部專門發了一個推廣蘇聯專家威烈基金稻草半料漿法的通知，但由於這種紙漿隻較適合生產低檔生活用紙，實際無人推廣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