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一位比我大十多歲的堂叔餘希周在衡陽國家花紗布管理局工作,他關心我如何應付當時情況,特意約我見麵商談,了解我在當時情況下的安排打算。我原來的想法是隨廠乘船溯湘江西去較偏僻地區另行選址恢複生產,就將此計劃告訴他,希望聽取他的意見。堂叔分析認為,日軍在太平洋戰事中處在失利的轉折時期,他們動用了較大的兵力攻陷長沙,旨在打通粵漢鐵路,為其東南亞侵略軍準備一條運輸補給和撤退時的陸上通道,估計此次衡陽難免淪陷,也危及粵漢鐵路上所有的城市包括湖南臨時省會耒陽,湖南情況將會相當混亂;企業遷移與再建經費,以致人員與設備安全都沒有保障,因此,率廠由水路西遷的責任對我來說實屬過重,而我既非正式負責的廠長,身體又虛弱,負此重任前途莫測。堂叔的建議是:及時辭職離廠,前往昆明。因為昆明多有老師同學,易於得到生活和工作上的幫助。加之,當時日軍已無侵犯我國西南大後方的實力,昆明因此相對安定,是當時情況下可選上策。他並告我,他們的管理局已接到重慶總局的通知,將人員物資先遷往該局桂林辦事處。必要時再轉重慶,他負責指揮撤離,是該局最後離開衡陽的兩名負責人之一,估計一周後即將經湘桂鐵路去桂林。如果願意,我可以隨同他們二人先去他們桂林辦事處小息,視情況再安排去昆明。我在認真考慮他的分析後,決定辭職離廠,遷廠的任務另由他人負責。匆忙中,我還將當時在衡陽治療手骨骨折、缺人照料的弟弟餘耀煌送回茶陵家中。
約一周後,當我與堂叔及他的另一同事攜簡單行裝去湘桂鐵路衡陽車站時,站內秩序相當混亂,避難民眾極為擁擠,無需憑票進站,全憑力氣拚擠,車廂頂上也擠滿了人。正在無可奈何之際,巧遇在湘桂鐵路局工作的另一位堂叔餘景伊,他到此送路局一批同事乘一個由專人守護的路局人員專用車廂。他領我們上了這個車廂,勉強擠坐,得以順利成行。抗戰期間,我目睹戰區人民為逃離戰亂,避離日寇統治所受的顛沛流離之苦。在長途火車車頂之上冒險避難的人們,是甘冒極大危險也不願受日軍蹂躪的善良百姓。我雖身坐車內,時時擔心車頂同胞們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