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8年到達昆明至1941年夏在西南聯合大學化工係畢業,因經濟與交通原因,寒暑假從未回過湖南老家。聯大畢業後,我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回湖南老家看望闊別了三、四年的祖母及父母等親人。當時日寇雖一直未能侵入長沙,但湖南省會已較早從長沙臨時遷到湖南偏南的耒陽縣,我家祖母、母親及弟妹則遷居到鄰近耒陽的茶陵縣。父親自全麵抗戰爆發後,他擔任副軍長的28軍,最初抗敵於浙江東部,後退守浙江西部金華蘭溪一線與日軍對峙,一直不在湖南。
我由昆明返湘隻能利用花費最低,搭乘戰時條件很差的公路便車與低檔鐵路客車。在雲南境內,由昆明至霑益可乘一段短途火車,但火車行至中途遭遇大雨,列車前後兩端都有山坡塌方,進退不得。加上低檔車廂結構惡劣,車外下大雨,車內落小雨。就這樣,我在飲食全無,饑寒交迫之中度過了大約兩天。所幸發現離鐵道不遠便有公路,我與同車一些年輕人,肩扛行李到公路邊等候去貴陽的過路運貨車,請求搭乘,並付給司機一些錢。獲得同意後,趴在貨物上當乘客,這樣的乘車人當時被稱為“黃魚”。我有幸在小等之後爬上了一輛去貴陽的貨車,當了一回“黃魚”。這是一輛用氣化罐燒木炭代替汽油的卡車,行車困難比較多,經常要下車幫司機處理他的氣化罐,添木炭,搖風機鼓風等。到貴陽,我又搭乘了一段長途貨運車到達廣西金城江,那裏就有了經廣西通桂林和從桂林到湖南衡陽的火車,餘程較為順利。但總體上由於路況極差,客貨車輛破舊,且汽車多用木炭氣化作燃料,汽車拋錨和乘客推車是經常的事。這樣一段路程,我確是經過千辛萬苦,耗時十多天才得以到達目的地。現在,人們很難想象抗日戰爭期間後方內地交通之艱難。我對這段行程迄今記憶猶新。
回到湖南,我首先到耒陽看望了當時在那裏族中遷居耒陽的一些親屬。當看到當時擔任省建設廳廳長的叔祖父餘籍傳時,他留我在湖南參加籌辦建設戰時急需物品的工廠。我應承探望父母之後即可應命,隨即先去茶陵看望祖母、母親,並陪同母親去江西看望在上饒的父親,當時,他任第28軍副軍長兼饒梁師管區司令。其軍部在浙江前線,師管區司令部則在江西上饒,他兩地兼顧,但上饒距前線較遠,可帶家屬。我與母親到達上饒第四天,父親才從浙江前線軍部回到上饒,父親詢問了昆明學習情況和我的工作打算,勉勵我謹慎工作,在抗戰後方多做利國利民的實事。與久別的父親相聚僅一周,留母親在那裏照料父親生活。自己單獨返回耒陽到省建設廳報到開始工作,這次在戰亂中與散離各處的家人的見麵大多是小聚即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