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歲月——餘貽驥回憶錄

抗日戰爭時期的大學生活

　　不能北上燕京？借讀長沙臨時大學

　　雅禮中學的教學風格與生活學習條件和當時北平的燕京大學多有相似之處（燕京大學的校園為環境優美的燕園，即現在北京大學的校址），當時燕京大學是雅禮一部分學業優秀畢業生所向往的大學之一。因進入燕大的雅禮畢業生品學兼優的表現，也使燕大給予雅禮中學推薦保送高中畢業班學習成績最優、品行良好的學生一名，可免試入學的特殊待遇。我以雅禮畢業班學業成績第一名獲得了這個由雅禮保送免試入學資格，在得到燕京大學的正式錄取通知後，我決定進入燕京大學就讀化學係，並預定在1937年秋北上。正待束裝成行，卻爆發了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寇全麵入侵，我國展開了全麵抗日戰爭，當時北平實際上已被日軍占領。我在長沙得到燕大緊急通知：燕京大學當時無法繼續在北平開學，讓我暫時就近在南方大學借讀。當時北京的清華、北大，天津的南開三所大學也因京、津淪陷，在長沙聯合組建了長沙臨時大學，三校師生陸續抵達，並開始學生注冊入學。這對我這個長沙人特別方便，1937年夏我在長沙憑燕大錄取通知和緊急通知，獲準注冊進入長沙臨大借讀。但不久長沙也遭日軍轟炸，武漢告急。剛由清華、北大、南開這北方三所大學在長沙聯合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也無法安心教學。根據當時教育部的指令，到寒假時，長沙臨時大學根據教育部指令，決定遷往雲南。按當時具體情況，長沙臨大師生西遷主要分為兩路：一路由長沙隨同學校圖書、儀器設備等運輸車隊，沿湘黔滇公路步行前往；一路則繞經廣州、香港，借道越南，經滇越鐵路至昆明。

　　長沙臨大西遷昆明成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由長沙繞道越南前往昆明

　　我選擇了由長沙經廣州、香港、越南，由滇越鐵路至昆明的路線。同行的同學不少，旅程住宿舟車均由學校統籌安排。到了廣州，學校安排我們在暨南大學宿舍寄住了近一個月，當時當地人大多不能聽說普通話，廣東當時實際又為地方軍閥割據，不接受全國通用的“法幣”，而隻允許使用廣東地方銀行發行的鈔票和銀毫，令我們頗有身處異國之感。由廣州去香港候船的幾天，同樣由於語言、貨幣感覺不便，但在香港會講英語者較多，購物問路較廣州還較略為方便。由香港乘船去越南途經海南島海口市時，曾在海口市港口登陸，使我們欣賞了椰樹林立的祖國南方的熱帶風光，當地人多會普通話，又通用“法幣”交易，幾個小時的逗留，使我對這個海島大感親切與喜愛。船到越南的海防港登陸，隨即由海防乘車轉至河內停留數日，當時覺得這兩個越南城市非常美麗，街道綠樹成蔭，市內住宅多為淺黃色的兩三層樓房，令人賞心悅目。當時越南還是法國殖民地，法國人當道，改用了拚音文字，但街頭用中文牌匾的商店和中醫診所用中文開藥方的也多，深感兩國關係的漫長曆史淵源。之後，由河內乘火車至滇越邊境的老街留宿一夜。老街與我國滇越鐵路南端的雲南河口市相隔僅有一條狹窄的小河，河上有一橋，兩地人民從橋上自由來往。但兩岸之間卻因民族與國籍的不同，語言和風俗各異，服飾差別極大。越南婦女習慣以頭頂物，她們因常年嚼食檳榔，牙齒全呈黑色。兩方建築物甚至廁所都極不相同。而河口與昆明雖相距千餘裏，但到昆明後，發現兩地語言、風俗、習慣與建築風格卻完全相同，使人深感國家民族間形成的差別，遠遠大於地域遠近的差別。乘坐的這條由法國人組織修建的河口至昆明的一千多裏滇越鐵路是條窄軌鐵路，穿越叢山河穀，工程極為險峻，河口至開遠一段幾乎沒有全直的一公裏軌道，一路彎彎曲曲，而且常是剛出隧道就上橋梁，轉而又進隧道，火車在這段路隻白天運行，夜晚停運。河口至開遠需運行兩個白天，開遠至昆明段地勢較好，一天到達。據說，當年法國人修築此路時，中國築路工人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施工，而生活條件極差，疾病流行，死亡甚多，幾乎相當每鋪設一根枕木，就斷送一條人命，足見外來掠奪者不顧被侵略國家人民的死活。這次長途跋涉中的所見所聞，使我深感國家統一強盛之重要。

　　大師雲集享譽迄今的西南聯合大學

　　長沙臨時大學遷到昆明後，學校受命改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由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齡、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為常委，組成校務委員會進行統一領導。這三所國內最知名大學的教授也都先後雲集昆明，他們中許多是極受尊敬的學術大師、專業泰鬥，如陳容袼、馮友蘭、聞一多、朱自清、金嶽霖、秦穆、陳岱蓀、華羅庚、吳有訓、吳大猶、錢思亮、錢複、劉仙洲等，諸多名師幾乎屈指難數。名校名師的組合，以及開明嚴謹的教學風格，使西南聯合大學成為抗日戰爭期間國內最負盛譽，培養人才最多的一所大學。西南聯大1938年成立，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分別遷回北京、天津複校，聯大因而解散，存在僅8年。學校何以能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培養出眾多優秀人才，迄今仍為教育學術界思考探討。

　　當時在雲南省當局的大力支持下，校部設在昆明西郊臨時建築的草棚和鐵皮頂的臨時校舍，又借用了昆華中學等部分學校宿舍。當時多數同學因家鄉淪陷，失去家中經濟接濟，生活條件極為艱苦，晚間自習都要搶占掛有煤氣燈和光線較好的自修室桌椅，潛心學習。困難之中，同學們都很珍惜這裏的學習機會，加上來自三所學府的精英學者和名師，聯大在這個困難的非常時期為國家造就了一大批後來卓有成就的人才。

　　剛到昆明不久的1938年11月，傳來了家鄉長沙市被守衛者自行放火全城燒毀的惡息，舉國震驚。當時入侵日軍尚被阻擊於二百餘裏之外，此種自毀行為更令人民憤慨，迫於眾怒，蔣介石下令處決了當時的長沙警備司令酆棣、下轄保安二團團長徐昆、長沙公安局長文重孚三人。湖南同學則更痛心家園被毀，對當時擔任湖南省主席達五年之久，對火燒長沙應負重責的張治中未受重處，極為不滿，用他的姓名為首字，撰寫了一副對聯，上聯是“治湘五年、三大政策一把火”，下聯是“中心何忍、三個人頭萬古冤”，橫批是“張皇失措”，以此表述了部分湖南人民當時對張的憤慨之情。

　　在大二時，因為考慮將來願望從事具體工業建設工作，我由理學院化學係轉入了工學院的化工係。係裏先後三位係主任張大煜、張克忠和蘇國楨都是當時化工界頗有聲望的學者。大三時，在聯大借讀學生，凡願放棄原有學籍，正式轉學聯大者，經過評審考試合格以後，可轉為聯大正式學籍，據此，我放棄了燕大學籍，取得聯大正式學籍。聯大雖屬草創，但教學質量高，理工學院仍有雖簡樸但尚較完備的各種實驗設施，各係應做的試驗幾乎一門不缺。化工係的實驗課特別多，這是因為除化學化工方麵的許多實驗課外，還有大量機械與電機的實習課程。我在大三時，每周竟有五個下午和一個晚上的實驗或實習，有些試驗如定性定量分析，錯了的要重做，還要交實驗報告或者實物，上午總是課堂課程排滿，有些還要求交習題，同時有些課程課前15分鍾的小考不斷，學生不可能為應考作任何準備，化工係的同學們著實有些累得喘不過氣來。有些拚勁較差的同學，實在堅持不下去，不得不中途轉係。聯大工學院的學生，比其他學院的課業都重而累，大家學習得很紮實。但文、理、法各學院雖課業不如工學院緊張，卻有少數天賦較高、又重視自學鑽研的同學，在名師的指導與較自由的學習氣氛下，在相關學科往往能成為取得更高學術成就的人才。

　　聯大校部在昆明市城西，而工學院三、四年級則集中在城東拓東路的幾個會館，由於工學院課業與實習繁重，不堪重負的同學特別是女同學，多在念完二年級即不少轉入文、理、法等學院，因而進入工學院三、四年級的人數遠少於一、二年級。拓東路男生宿舍是原來的一個鹽倉，能擠住百人左右。三、四年級僅有拚勁十足的女同學十餘人另住一個較好的小宿舍，當時工學院的課程對女同學來說著實太重太累。有些實習如金屬加工製作的全套製模、翻砂鑄造、車、鉗、銑、刨之類，就連強壯的男同學都累得直不起腰。1941年夏，我從聯大化工係畢業時，同班僅剩的14名同學中，當年隻有8人取得畢業文憑，原來的許多同班同學或轉入他係或延期畢業，這使我們幾個能按時畢業的同學頗感幸運。

　　我在校期間，戰時紙幣急速貶值，依靠固定工資與助學金為生的聯大師生生活日益困難，如名師聞一多先生就靠為人刻圖章補助家用，靠抽空兼職、打工貼補生活的師生極為普遍。但當時昆明有兩大優越條件是讓師生們感到慶幸的。一是昆明氣候極佳，幾乎四季無嚴寒酷熱，夏不需揮扇、冬無需供暖，課室與宿舍可不需安裝窗玻璃禦風寒，衣服有學校發給的單薄校服與一件棉大衣即可應付四季，可謂得天獨厚。二是當時雲南省主席龍雲軍政大權在握，對聯大師生活動極為開明，除盡可能照料生活外，極少幹預，使聯大的學習與政治氣氛極為生動活躍，非當時其他地區可比。聯大同學們大多家在敵占區，經濟困難、交通不便，寒暑假都基本留校，除溫習課業外和打工外，也自找一些極少花費的娛樂活動，主要是打橋牌、下棋和放唱片組織跳舞，看電影要花錢買票，就比較難得看一次。

　　昆明雖在大後方，但日寇飛機仍常侵襲，1940年有一次聽到空襲警報後，我與不少工學院同學從拓東路工學院跑到東郊經常預防空襲市區的田地躲避，不久看到27架日機分三批從頭頂飛越，首批9架在我頭頂投下第一批炸彈，離我最近爆炸的一枚，相距不過40米，我戴的眼鏡被震落，依附臥下的田埂全部崩塌，將我全身掩蓋，避免了彈片傷害，這是我在昆明遇到最危險的一次空襲。當時工學院躲避空襲的這片田地落彈較多，田間輸水渠兩側樹叢停留的大量烏鴉，大多被炸彈彈片和氣浪震害死亡落地，而工學院同學，雖飽受驚嚇，僅有一人耳被震聾，沒有其他傷亡，實屬萬幸。來襲敵機的另兩批18架將炸彈全部投入昆明城內，揚起幾股直衝雲霄的黃色粉塵，情景淒涼，由於缺乏防空力量，隻能無可奈何地任敵機逞狂暴於一時。

　　§§第三篇？創辦戰時工廠與顛沛流離體驗（1941-1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