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歲月——餘貽驥回憶錄

小學時代

　　就讀六年一貫的長沙修業小學

　　1924年在我6歲時，父親遠在廣州從軍，母親和祖母為了能讓我讀正規小學，帶上我及二弟由故居回到長沙市內租房居住。當時長沙市有兩所較大且有名氣的小學，一所是修業小學，教學認真，收費低廉，崇尚儉樸，學生以貧困家庭子女為多，因一般衣著較差，被稱為“修業叫化”（長沙人稱乞丐為叫化子）。另一所小學的教學質量與修業小學旗鼓相當，教學設施也較好，但收費較高，學生中以較富家庭子女為多，衣著較講究，因而被稱為“××少爺”。經過比較，我母親為我選擇了修業小學，在這裏我完成了既學得知識又受到儉樸熏陶的6年小學教育。讀一點《西遊記》、《封神榜》之類的古典小說也是在小學開始的。

　　記得剛進入修業小學時，校內有很活躍的學生會組織。我在一二年級時經常被帶領參加遊行示威，遊行時常喊的口號是“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土豪劣紳、貪官汙吏”等等，遊行時常唱的歌詞則是“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齊歡唱”。學生會對參加遊行很認真，有一次星期日遊行，可能我忘了，未去參加，次日星期一學校早操集合時，我和另外幾個未去參加遊行的小同學，被點名叫到主席台上，由學生會負責人對我們厲聲申斥並用竹板責打手心。作為低年級的小學生，曠課可以不受罰，缺席遊行卻是要當眾責罰受辱。這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留下永久難忘的深深烙印：這種用強製手段讓七八歲的小學生上街遊行的做法，實際社會影響並不好，也反映了當時基層革命領導者政治上不成熟與欠缺群眾工作經驗，難免招致挫折。1928年國共分裂後，記得一天早晨聽到住宅附近有槍聲，出門上學時，看到街上有好幾具身著工人糾察隊服裝的屍體，這就是國民黨軍閥許克祥發動的、後來被稱為“馬日事變”的反共暴行。從那以後，以前在長沙相當活躍的工會與學生會都被解散和停止了活動，一些群眾遊行活動也消失了。回憶起來，當時的工會、學生會和農村中的農會，顯然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相當活躍的群眾組織。由於工人糾察隊是當時中共領導的城市群眾組織中唯一有武裝的力量，但人數不多力量不強，卻獨立抓捕當時的某些豪紳與社會名流進行拘留或戴高帽遊行等活動，當然成了當時實際掌握政權的軍閥的首要清除對象。此後，小學中的少數原來活躍的老師和同學（多為高年級的學生會負責人）也不知去向，他們可能被迫逃亡或轉入地下。當時因年齡太小，並不懂得政治鬥爭的殘酷。我的小學生活是在一個相對激烈動蕩的時代度過的。

　　小學時期的家庭情況

　　小學時期我的家庭成員中，年僅50多歲的祖母，由於早年喪夫、又需拉扯一子一女（父親有一妹妹），過度憂傷辛勞而顯得極度衰老。她對我這個長孫十分疼愛，夏日常為我揮扇祛暑，也偷偷給我零花錢，供買零食和買我喜愛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讀物，對我父母偶有責難則諸多庇護，她是我難忘的幼年保護神。母親張德卿是位雖僅有初中文化水平，卻是位極為豁達幹練的賢妻良母，勤儉持家，並極關心子女的品學教育，督教嚴格，犯過必責，我深愛畏。父親還有一位側室杜氏。父親餘澤錢（字希彭）是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第四期的軍人，幼年接觸較少，我在小學一二年級時，父親在廣州參加國民革命軍，因患重病，母親由長沙專程前往照料一年多，期間，我隨祖母及杜氏和兩個弟弟留住長沙。大約在我三年級的暑期，由廣州出發北伐的國民革命軍攻入長沙，其先鋒部隊，一個教導團的團部，曾臨時駐紮在我們正在假期的修業小學校內，團長就是我父親。記得當時學校門外頭貼了一張北閥軍某師的安民告示，署名師長李某，副師長竟是我的父親的大名，這使我初次感到父親是一個不小的軍官。我曾問過母親為什麽父親要當軍人，據母親了解，父親原本想進高等職業學校學工程技術，但因祖父早逝，祖母無力承擔學習費用，不得不改進學習與生活費用完全由政府負擔的保定軍官學校（張治中、白崇禧、劉建緒、徐庭瑤等這些國民政府高級將領都是他保定軍校的同班）。北伐軍進入長沙後不久，我父親被調任國民革命軍第14軍參謀長，該軍軍長陳嘉佑在1928年左右由於蔣介石反共分裂革命隊伍，與李濟深等堅決反對，被迫去職並流亡香港，我父親也因此脫離軍職，但未去香港，仍留住長沙，潛心書畫。這期間，家庭還增加了比我小四歲及五歲的兩個弟弟，比我小十歲和十一歲的兩個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