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景名勝趣談

《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在哪裏

　　說起《紅樓夢》，就離不開大觀園。大觀園裏悲歡離合的故事，讓人內心久久不能平靜。人們常在掩卷之後，不禁要問，這大觀園究竟在什麽地方？人間有沒有這樣的園林？這個問題不但是紅學家研究的重要課題，也常為《紅樓夢》愛好者所關注。

　　早在《紅樓夢》傳世不久，就有人提出了大觀園的所在地問題。乾隆時滿洲人明義在《綠煙鎖窗集》中寫有《題紅樓夢》詩20首，其中一首就談到大觀園：“佳園結構類天成，快綠怡紅別樣名。長檻曲欄隨處有，春風秋月總關情。”原詩剖、序：“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蓋其先人為江寧織造，其所謂大觀園者，即今隨園故址。惜其書未傳，世鮮知者，餘見其鈔本焉。”

　　袁枚《隨園詩話》卷二也有同樣的說法：“康熙間，曹練（楝）亭為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餘之隨園也。”盡管這種說法出現得最早，說的人也是曹雪芹的同時代人，但並不可信。這種說法很快被大多數人所拋棄。

　　到了清代道光年間，胡大鏞的《七寶樓詩集》卷二十七。有五律《雨後得古香北地書柬書尾》三首。小序雲：“來書雲，訪古，得《紅樓夢》中大觀園故址。晤老衲，為賴大耳孫，是真聞所未聞。”古香是胡大鏞的朋友，在北京寫信給胡。為我們留下了迄今所見的最早肯定大觀園園址在北京的資料。除此之外，稍後還有一些相同的說法，更具體而微。謝道隆《紅樓夢分詠絕句題詞》：“汊海方塘十畝寬，枯荷瘦柳蘸波寒。落花無主燕歸去，猶說荒園古大觀。”原注：“十汊海，或謂即大觀園遺址，有白石大花盤尚存。”

　　在《燕市貞明錄》中進一步指出：“地安門外，鍾鼓樓西，有絕大之池沼，曰什刹海，橫斷分前海、後海。夏植蓮花遍滿；冬日結冰，遊行其上，又別是一境。後海，清醇親王府焉；前海垂楊夾道，錯落有致，或曰是《石頭記》之大觀園。”芸子在《引日京閑話》中也指出：“後門外什刹海，世傳為小說《紅樓夢》之大觀園。”近人徐珂所編《清稗類鈔》中提到：“京師後城之西北，有大觀園舊址，樹石池水，猶隱約可辨。”

　　這些說法代表了清代中後期一些文人學士對《紅樓夢》中大觀園園址的探求。它們成為後來紅學家們研究大觀園的起點。“五四”以後，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對《紅樓夢》的研究也進入了新的階段，大觀園園址這個謎，也成為熱烈探索的內容之一。談論它的學者既多，論述也更精密詳盡，但論調仍是難以統一。

　　胡適的《紅樓夢考證》（1921年）主張大觀園即隨園，直接重複了袁枚的說法，並未加以考證。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1952年）認為大觀園在北京，但又說大觀園的描寫中摻有江南風光。曹聚仁在上世紀60年代曾談到蘇州的拙政園也曾被傳為大觀園。除了這幾種說法外，近50年來，紅學研究在大觀園地點問題上取得了很大成績，形成三種主要說法：綜合說，江寧織造署西花園說和恭王府說。

　　吳伯簫在上世紀30年代即提出了綜合說。他指出：“《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假北京景物追寫烘托曹家當日在江寧（南京、金陵、石頭城）的榮華富貴的盛況。”曹聚仁在《小說新語》（1964年）中也指出：“總之，大觀園是拿曹家的院落作底子，而曹家的府院，有北京的芷園，南京、揚州、蘇州的織造府，都是大觀園的藍本。同時，曹雪芹生前所到過的園林，都可以嵌入這一空中樓閣中去，所謂‘大觀’也不妨說是‘集大成’之意。不能看得太老實，卻也並非虛無縹緲的。”

　　到上世紀70年代，戴誌昂認為，大觀園是吸收了園林建築的素材而創造出來的藝術形象。香港文人宋淇在《論大觀園》中指出曹雪芹利用了他所知道的園林藝術加上想象，揉合成洋洋大觀的園林。台灣學者袁維冠在《紅樓夢探討》中持同樣的觀點。綜合說不但探討大觀園的真實地點，同時還對大觀園本身的藝術和科學價值作研究。但他們肯定大觀園是有現實生活中的園林——特別是皇家園林作依據的。

　　江寧織造署西花園說可追溯到與曹雪芹同時代的脂硯齋主人。《紅樓夢》第二回寫賈雨村對冷子興講到南京的榮、寧二府及其花園：“隔著圍牆一望，裏麵廳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峻；就是後一帶花園子裏麵樹木山石，也還都有蓊蔚煙潤之氣”。脂硯齋在這一段上批道：“後字何不直用‘西’字。恐先生墮淚，故不取用‘西’字。”這段脂批，暗示大觀園即是江寧織造署的西花園，曹家曾在此迎接康熙皇帝大駕的。

　　從上世紀60年代起，台灣學者趙岡對江寧織造署西花園說的考證，用力甚勤。他在《紅樓夢考證拾遺》和《紅樓夢新探》中都認為江寧織造署行宮西花園即是大觀園。1980年台北《聯合報》發表趙岡的《再談大觀園》。他從《紅樓夢》所描寫的大觀園建築的邏輯進行推論，與南京行宮圖相對照。最後提出：“這個榮府西花園，也就是南京行宮的西花園，現在已改為大行宮小學，西臨碑亭巷，北臨漢府街。據研究南京曆史的專家告訴我，在修建大行宮小學時，在園之西北角上亭子中發現一塊碑石，上麵書‘紅樓一角’，據說碑亭巷就是由此得名。”但餘英時的《江寧織造曹家檔案中的‘西花園’考》根據檔案，徹底否定了江寧織造署西花園說。

　　南京的吳新雷在1979年寫了《南京曹家史跡考察記》，考出大行宮小學的操場一角即是當年西花園的西堂。他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第二十八回的脂批，說明曹雪芹曾把西堂的曹家故事汲取為《紅樓夢》的文學素材。馮其庸把它攝入了《曹雪芹家世、紅樓夢文物圖錄》（1983年）。到1984年8月，就在這塊地方發掘出了完整的假山石基和原來的水池。這就是記載上有名的西花園西池。這是近年紅學文物研究的重大發現。西池的發現，揭示了淹沒已近百年的西花園規模。這為主張大觀園即是西花園的說法提供了實物依據。

　　早在上世紀50年代，部分紅學家印證清人記載，主張北京後海恭王府即是大觀園。這就是著名的恭王府說。這一說由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1953年）首先提出。吳柳的《京華何處大觀園》（1962年）對恭王府作了詳細介紹，指出了恭王府和大觀園之間的相似之處。文中引用古建築學家單士元的話：認為恭王府是大觀園遺址，完全有可能。陳從周在1978年發表《關於恭王府的通信》，從建築的角度肯定了恭王府在清初已存在。信中寫道：“正房為‘錫晉齋’，院宇宏大、廊廡周接，排場大，有格局，傳為賈母所居也。……府後為花園，東有院，以短垣作圍，翠竹叢生，而廊空室靜，簾隱幾淨，多雅淡之趣。……此即所謂‘瀟湘館’。最後亙於北牆下，以山作屏者為‘福廳’，三間抱廈廳突出，自早至暮，皆有日照，北京唯此一例而已，傳為‘怡紅院’”。

　　周汝昌經過多年研究，寫成《芳園築向帝城西》，對恭王府作了詳盡的考證。他從地理環境、景物遺存、建築布局、府第沿革、文獻印證等方麵，結合《紅樓夢》書中對大觀園的描寫加以考證。雖然無直接的證據，但恭王府與大觀園有一種內在的聯係則是清楚的。這篇文章在充實圖片及文字資料後，在1980年12月以《恭王府考》為題出版，字數超過11萬，是近年來在大觀園地點考證方麵的較大的收獲。該書結尾部分特別指出：也許在將來整理清代內務府滿文檔時會得到恭王府是否原屬於曹家的答案。當年，恭王府說曾得到周恩來總理的支持。周總理親自參觀了恭王府，並發表了意見：“不要輕率地肯定它就是《紅樓夢》的大觀園，但也不要輕率地否定它就不是。”

　　盡管如此，也有人不同意恭王府說。顧平旦在《從“大觀”到“萃錦”》（1980年）一文中，認為恭王府的萃錦園規模和大部分建築都是同治以後才有的。恭親王奕沂，也許就是個《紅樓夢》迷，把自己的府園仿照“大觀園”建造。這個說法也就否定了恭王府說。

　　《紅樓夢》中大觀園的原型究竟在哪裏，爭論仍舊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