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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板橋為何“難得糊塗”

“八大山人”名號的由來

  “八大山人”是清初著名書畫家朱耷(1626~1705年)的別號。朱耷極擅詩歌創作、書法與繪畫,在世界藝術史上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朱耷的詩格調古怪而幽澀,充滿了神秘性和諷刺性;其書法源於王羲之、王獻之、顏真卿、王寵、董其昌等人,以禿筆傳達出傲岸不馴的情態和流暢秀健的神采,別具一格;朱耷的行草藏頭護尾,其點畫及其轉折中蘊涵著一種國破家亡的心情;朱耷擅長花鳥、山水,其闊筆寫意花鳥畫,以象征寓意的手法、誇張奇特的形象、簡樸豪放的筆墨、孤傲雄奇的格調,創造出前所未有的風貌,給後世以深遠的影響。

  他的花鳥畫,大多緣物抒情,或表現自我,將物象人格化,以寄寓諷喻之意。如六十五歲所作的《牡丹孔雀圖》,站立不穩的尖石上蹲著兩隻孔雀,尾巴三根花翎,似乎是影射著清王朝貴族大臣的奴才相。晚年所作的魚、鳥多描繪成“白眼向人”的樣子,鮮明地傳達出畫家傲兀不群、憤世嫉俗的性格。他的花鳥畫,對象特征經過極度誇張,呈現出奇特的表情,加以險怪的構圖、雄健酣暢的筆墨,形成一種光怪陸離、出人意表的藝術效果。這種率意而為,自由奔放的畫法,進一步發展了明末徐渭的大寫意花鳥畫,達到了筆簡意賅、形神畢具的至境。所作題材比較廣泛,有花卉、蔬果、蟲魚、禽鳥及畜獸等,以冊頁最為精微。

  朱耷的山水畫,以水墨山水為主,也有設色之作,筆法多取自董其昌,卻能變溫靜平和為荒涼寂寞,易矯飾秀雅為質樸雄健;而布局多承倪瓚,能用他人之法來抒自身真情。他與清初四王同受董其昌影響,卻走著完全不同的創作道路,顯示出鮮明的獨創性。存世山水畫作品不及花鳥畫多,代表作有《蘭亭詩畫冊》、《山水》(現藏上海博物館)等。

  朱耷一生經曆十分坎坷,他本是江西南昌人,明朝宗室的後裔,朱元璋十七子寧獻王朱權的九世孫。少年時應試得中諸生,十九歲時慘遭國破家亡之痛,遂裝啞不語。清順治五年(1648年)落發為僧,與母親同住江西新建縣西洪崖多年,朱耷是清初四高僧之一(即弘仁〔江韜〕、髯殘〔劉介丘〕、八大山人〔朱耷〕、石濤〔朱若極〕。皆明末遺民,八大山人和石濤,均深通禪學,寄情書畫,各有獨特造詣)。三十六歲時回家鄉南昌,據《青雲譜·淨明忠孝宗譜》記載,他曾棄僧入道,經營青雲譜道院,任道院住持,六十二歲離開青雲譜。他的性格倔強,行為狂怪,常借詩文書畫,發泄內心積鬱。終其一生,都誓不與清王朝合作,而寄身於山林之間。一生都沉浸在悲慟情懷之中。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他為自己起了一個別號:“八大山人”,這個別號一直用到他去世,而且以前字號皆棄而不用,足見其重視程度。“八大山人”具有很深的寓意,聽上去像是隱居世外、不問世情的方外之人,但仔細觀察朱耷的題款,人們發現原來縱向書寫的“八大山人”四個字的草書,原來竟是“哭之”、“笑之”的字樣。再看他筆下所刻畫的一花一鳥、一木一石以及山水人物,一切形象幾乎都是變態、畸形的,原來他是以此發泄內心的憤懣之情,嘻笑怒罵皆成圖畫。這在當時國破家亡、清政府高壓政策的特殊情形之下其實是相當難得的,尤其是這樣一個相當獨特的題款和那些飽含深情的書畫作品結合在一起,更加深刻表現了他的悲慟情懷,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

  朱耷由於身處明代宗室這個特殊位置上,不滿於清代的統治,以至於對客觀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加以歪曲,雖然顯得有些過火;但是,他那“八大山人”所獨有的、富含強烈諷刺意味的繪畫藝術,卻具有創新的意義。這一點同他的全部作品的藝術價值一樣,是不可抹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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