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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齋誌異》的成書

  《聊齋誌異》的作者是蒲鬆齡,這是沒有什麽異議的。但他是在什麽背景下寫成此書的呢?一般認為,此書是蒲鬆齡在廣采民間傳說、野史逸聞的基礎上,加以親身見聞,經過藝術加工再創作而成。而且這部“孤憤之書”是作者有感而發,借談狐說揭露封建社會政治的黑暗和官場的罪惡,歌頌被壓迫者的反抗,歌頌青年男女的純真愛情,批判不合理的婚姻製度。果真如此嗎?

  蒲鬆齡(1640~1715年)出生於一個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從青年時代起。為了求得科舉進身,“日夜攻苦,冀得一第”。十九歲初應童子試,考取秀才,在縣、府、道的考試中連得第一,補博士弟子員。但此後卻屢試不第。他三十一歲開始出外謀生,先在江南寶應縣知縣孫蕙處當了一年幕賓,以後便長期在縉紳家設館教書,七十歲撤帳家居。直到七十一歲,才援例選了歲貢生,四年後,他就去世了。學者們據其生平,廣征史料,論證其寫下此鴻篇巨製的原因。綜合起來,有以下幾點:

  一、家境貧困。蒲鬆齡一輩子生活在農村,過著“家門暫到渾如客,甕米將空始欲愁”的窮愁潦倒的日子。蒲鬆齡生於小康之家,稍長家境敗落。他才富五車,也隻好窮守蔽廬。為養家糊口,蒲鬆齡到外鄉坐館,以“舌耕”度日。在此期間,他多次為人代筆,寫壽屏錦幛、敘跋疏表,無所不包。康熙十二年淄川大旱,眼看要過年了,孩子們鬧著要吃要穿,而家裏卻無隔夜糧,甚至連給灶王爺供奉的祭品都沒有。蒲鬆齡呼天喚地,悲從中來。絕望之中,他隻能把搜神誌怪、神異故事當作自己的精神食糧,勉強撐持著活下來。

  二、科場失意。蒲鬆齡一生接受的是封建主義的傳統教育,他始終把金榜題名、榮宗耀祖當作正統的人生道路,而把科場失意看成是遺憾終生的大事。因其父蒲磐的影響,蒲鬆齡從小喜愛讀書,經、史、詩、文皆過目成誦。十九歲時,在縣、府、道連考三個第一,中了秀才。但此後幾十年,屢次考試總以“病鯉暴腮,飛鴻铩羽”結束。康熙十七年,他再次落第,和朋友李文貽泛舟大明湖,借以消愁。麵對良辰美景,他愁上加愁,淚水潸然而下。之後,寫下了《大江東去·寄王如水》一詞,感歎自己固然是抱玉卞和,無奈考官是糊眼冬烘鬼,也難以進身。在曆盡辛酸之後,蒲鬆齡逐漸清醒。八股文的重壓、科舉考試對讀書人的荼毒,功名不就的失意,考官的愚智不分,一股腦兒湧上心來,他滿腔悲憤,似骨鯁在喉,必求一吐為快。他的創作具有明確的目的,即為了反映自己生活的時代,抒發自己的情懷。他在《感憤》詩中說:“新聞總入夷堅誌,鬥酒難消磊塊愁。”在《聊齋自誌》中寫道:“集腋為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因此,從《聊齋誌異》裏,人們不僅可以看到他的胸中磊塊,而且透過作品的狐鬼精靈、奇人異事,還可以真實地看到清代順治、康熙王朝的時代風雲。

  三、知識淵博、廣具才能。年輕時,蒲鬆齡和朋友張篤慶、李希梅、王鹿瞻等,曾結為“郢中詩社”,以求在學問、道德、文思方麵有所發展。他們賦詩酬答,相互磨礪。由此練就了文字功夫。康熙年間,蒲鬆齡曾住進青雲寺苦讀,晨誦夕讀,不遺餘力。青雲寺以它的甘泉春雨、朝霞彩虹陶冶了蒲鬆齡的文學靈性。他不僅擅長短篇小說創作,而且精通詩文詞曲。他畢生寫下了大量的作品,著有《聊齋誌異》四百九十餘篇,詩九百餘首,文四百餘篇,詞一百餘闕,俚曲十四種,戲三出,雜著數種。在他的許多不同體裁的作品裏,可以看到一個突出的主題,就是揭露官府豪紳同人民群眾的矛盾,反映社會黑暗和民生疾苦。如詩《空城雀》、《日中飯》、《道瑾》,文《紀災前編》、《紀災後編》,詞《賀新涼》等。《聊齋誌異》是蒲鬆齡的代表作。它在作者四十歲前後就基本寫成,以後又經過長期的修訂增補。雖然它的題材多數來自口頭傳說,但是大多經過作者的再創作,賦予新的內容和思想意義。

  四、幕賓生涯,增廣見識。康熙九年九月,蒲鬆齡應朋友之邀,做了揚州府寶應縣知縣的幕賓。在此,他多次隨知縣視察民情,治理河道,歡宴遊曆,應付上司。大半生身居窮鄉僻壤的蒲鬆齡,唯一一次混跡官場,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一方麵,他目睹了吏治的黑暗,另一方麵,南方山水的鍾靈秀氣也使這位老夫子陶醉其中,欲發泄而後快。他是一個平生很少出遠門的人,看起來僅僅登過泰山和嶗山,多次到過濟南而已,所以有機會到淮南遊曆就不免感受特深,沿途的景物他都寫進詩篇中去。形成了他的詩的特點,進而也就形成了文章的特點,甚至影響到《聊齋誌異》的風格特點。蒲氏在南遊時已經在搜集故事,先用詩的形式寫出試看,然後再寫成小說。蒲氏有《獨坐懷人》詩一首,中有句雲:“途窮書未著,愁盛酒無權。暮笛驚殘夢,深窗坐小年”,雖說是“書未著”,其實“書”的內容已經在殘夢後的深窗下醞釀了。假如蒲氏不曾有南遊的親身經曆,沒有多少篇七言律詩的試寫,小說是不容易寫到這種境界的。

  五、胞妹不幸。蒲鬆齡的妹妹,嫁了一個吃喝嫖賭、不務正業的丈夫。蒲家經濟窘迫又無權勢,無法顧及其妹。後來,妹妹來求胞哥幫忙,兄妹相對無語,隻有淚長流。聰明、善良的胞妹的不幸遭遇,使蒲鬆齡對下層婦女的生活境遇、社會地位有了進一步認識,成為其描寫婦女不幸和抗爭的主要契機。

  以上隻是蒲鬆齡寫成《聊齋誌異》的外在、內在原因。其實,蒲鬆齡整整花費了三十餘年時間,寫成四百九十餘篇聊齋故事,大概不會像寫一部辭書那樣有著明確的目的性。如果非要說是有什麽原因的話,那應該是生活,是不如意的生活硬從強烈希冀科場進身的蒲鬆齡身上擠出一部流芳百世的《聊齋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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