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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中日戰爭期的世界語運動與抗戰救國宣傳運動
日本/一橋大學院崔學鬆
一、引言
在20世紀中國世界語運動與中國革命進程中，世界語與革命是有著複雜關聯的話語和曆史實踐。例如在中日戰爭爆發前期，國內的世界語運動與文字革命運動熱潮，以及中日戰爭時期的以世界語所進行的抗戰救國宣傳運動模式都清晰的體現了這一關聯。
本文將世界語與革命之關聯的生成情境鎖定為1930年代在上海、延安、重慶地區開展的世界語運動與抗戰宣傳運動，並試圖揭示中日戰爭時期的世界語運動實踐如何影響了反戰求和平的宣傳運動的進程。
近30年來，世界語運動逐漸進入旨在重新認識與反思中國革命的學術領域，並吸引了來自曆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及語言社會學等不同學科的眾多海內外學者加入研究行列。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是將世界語運動的曆史考察與反戰求和平共生的一般題域相勾連的一次初步嚐試：一方麵，在中國世界語運動的大眾性這一問題意識下，通過對中國世界語者之活動的具體曆史考察，以求重新審視抗戰宣傳運動，另一方麵則通過中日戰爭中的具體曆史情境中探究世界語運動與革命的關聯，反過來又為深入把握世界語運動大眾性的曆史特性開闊新的路徑。然而，在以往的世界語運動研究中，世界語與革命運動的曆史關係並沒有得到充分關注。許多研究簡單化地把世界語運動同於通過革命運動完成反戰求和平的實踐而孤立地進行考察，忽視了世界語運動過程牽涉更為廣泛的關聯性內容，從而未能對中日戰爭期間諸方麵、諸因素之間的曆史關係展開充分探討。本文在考察戰時的世界語運動時則專注於這些曆史關係，並著重探究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世界語與抗戰救國宣傳運動之關聯。
本文首先考察中日戰爭爆發前的世界語運動如何與抗戰救國曆史鏈接，進而考察世界語運動如何推動革命政權逐步開展抗戰宣傳運動。此外，在戰爭曆史過程中，本文還試圖具體地把握世界語運動的大眾化、國際化問題。
二、中日戰爭爆發前的世界語運動
隨著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擴張，一係列圍繞反戰求和平的社會團體，也相應地滋長起來並在各地區產生了廣泛的社會效應。在這些反戰求和平的社會團體活動中，一個值得特別關注的組織就是世界語組織與世界語者。其中影響特別大的是以上海為中心的世界語者活動。
從當時國內著名世界語者胡愈之編輯的《東方雜誌》的《五卅事件臨時增刊》中可以見到一些線索。當時，上海的六個世界語團體也向世界發出了《抗議書》。此後，胡愈之整理國外的世界語界的反應，寫成《五卅事件和世界語界》的文章，發表在《綠光》第4卷第1期上。他在文章的最後強調：“關於此次事件我們有兩種感想。其一，五卅慘殺事件，在世界語界中喚醒同情，可見公道自在人心。其二，愛國運動必須關注對外宣傳，而對外宣傳重要的手段就是世界語”。該事件，成為了中國的世界語運動與國內的政治鬥爭結合的端緒。
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了對中國東北地區的侵略擴張後，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為中共）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世界語者黃尊生在回想錄中陳述過，“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占領沈陽，翌年又爆發一二八滬戰。滬戰未熄，而偽滿州國政權已樹立”。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給中國社會的各階層，特別是文化知識界帶來了巨大的影響。1936年抗日統一戰線結成後，世界語者們在“以世界語來解放中國”的標語下，積極開展了活動。九一八事變後，漢口世界語學會聯合全國20多個世界語團體發表宣言，向世界各國的世界語者揭露了在中國的日本勢力擴張。向各國世界語者傳達日軍暴行的最初的資料，是漢口世界語學會主辦的月刊雜誌《希望》（LaEspero）。
需要說明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伴隨國際政治和經濟狀況變化，俄國的十月革命成功，國際間已經明顯地存在著兩大陣營。這兩大陣營的相持，也影響了世界語運動。於是，在代表中立主義的國際世界語協會以外，出現了其他一些國際組織，尤其最有代表性的組織是全世界超民族協會（SennaciecaAsocioTutmonda，簡稱為SAT）。
但是，由於對民族獨立運動的立場的不同，1931年，SAT在荷蘭召開了第11次大會的時候，左翼會員正式宣言了脫離這個組織設立另外的組織――統一委員會（IUK）。此後，統一委員會在柏林召開了無產階級世界語者國際（InternaciodeProletarajEsperantistoj、簡稱為IPE）成立大會。IPE的主要工作，除了出版委員會發行的《國際主義者》和各種書籍以外，最重要的是發行《PEK》（無產階級世界語通訊）。這種國際上的世界語運動形勢的變化，對中國世界語運動帶來了極大的影響。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1931年11月3日中共指導的第一個世界語組織――中國左翼世界語者聯盟（以下，簡稱為語聯）在上海成立了。當時，語聯在上海，是屬於中共指導下的文化界外圍組織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的團體。左翼作家聯盟、左翼社會科學者聯盟、左翼戲劇作品家聯盟、左翼美術家聯盟等左翼文化團體也屬於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語聯的活動，是從1931年開始到中日戰爭全麵發動的1937年為止，大約持續了5年以上。促使了中國世界語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相結合、相關聯。
語聯成立後，主要進行了兩個方麵的活動。一方麵，對內發行了《中國普羅世界語者》（中國無產階級世界語者的機關出版物），積極展開了大眾宣傳的同時，也組織了工人世界語講習會。同時，以�嘉煊的名義，1932年7月中國世界語函授教育學公司和世界語書店成立了。其主要活動是編寫世界語教材。另一方麵，對外加盟了IPE，進行世界語國際通訊工作。其主要負責人是張企程。隨著語聯規模的擴大，需要展開合法的組織性的活動。從1932年12月17日到18日，語聯以中國世界語通信教育學社的名義召開了世界語展覽會。同時，又發刊了世界語刊物《世界》（LaMondo）的創刊號。1933年1月22日，上海世界語者協會（inaEsperantistaLigo）成立之後，繼承下函授學社、世界語書店、世界語講習班等的事業，把《世界》作為協會的機關刊物。
不過，除了推廣世界語與世界語內涵的人類主義思想之外，在戰爭形勢下的世界語運動還應考慮到積極參加革命事業也是非常現實而緊迫的課題。對世界語者來說，如果發動民眾推廣世界語刻不容緩，那麽組織民眾參加革命也刻不容緩。這正是中日戰爭時期的中國世界語運動的曆史情境。
不僅國內的世界語運動與反戰求和平的革命相結合而高度政治化，世界語指導者也日益高度關注與國際反戰革命團體的互聯活動。例如，1933年7月，受國際反戰大會的委托，由法國革命家巴比賽作為團長的調查團訪問了中國，在上海召開了宋慶齡等參加的國際反戰大會。1933年《世界》第4期，表明了題名為《紀念柴門霍夫，歡迎巴比賽》的上海世界語者以反戰與和平作為主旨的組織方針。1933年9月10日，上海世界語者協會召開了第2次大會，一致通過了“為中國的解放而用世界語（PerEsperantoporlaLiberigodeinio）”的標語。隨著日軍的東三省占領，中國世界語運動與中國民眾的抗戰運動越來越密切相連。
對於本文分析特別重要的是，這一時期圍繞中國世界語運動形成的組織與世界語者在後來的中日戰爭期間仍持續地發揮政治影響。這一點在世界語運動的有關史料中清晰地顯示出來。例如，1934年的《世界》第9期登載的題名為《受壓迫的朝鮮人――中國的前車之鑒》的文章，告誡中國絕對不能放棄抗日。1934年第11期《世界》報道了蘇聯加入國際聯盟的情況。同時，1936年第1期中，詳細介紹了國民黨與日本之間締結的《何梅協定》和《塘沽協定》等，揭露了在東北、華北地區的日本的勢力擴張。上海世界語者協會成立後，分開進行了公開活動和秘密活動。為了避免與國民黨秘密警察的絞纏，對於語聯的文件類和國外通訊類等保管非常謹慎。其公開活動，主要開設世界語講座班，在《申報》、《新聞報》等報紙上刊登募集學生的廣告。此外，世界語書店出售世界語關聯書籍以外，還出售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書籍的世界語譯本。《世界》創刊於1932年12月15日，共出刊了49期，1936年12月停刊，對中國的世界語運動產生了指導性作用。
這樣一來，上海世界語者協會明確提出了作為世界語者的活動目標是致力於反對帝國主義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上海世界語者協會，雖然是地方性組織，但實際上發揮了作為全國性團體的作用。根據1933年9月的統計，上海世界語者協會會員是393人，其中156人是上海的出身，其他分散在全國各地。訂閱《世界》的人為412人，加上會員和受函授教育的學生數達到了2500人。其他，在北平和武漢，雖然設置了語聯的組織，但是武漢的語聯設立不久就被國民黨政府破壞了。北平的語聯組織主要把大學作為活動場所，通過世界語對學生運動給予了積極的影響。
和其他社會文化運動一樣，中國的世界語運動也受到了時代的動蕩。尤其是在各帝國主義者瓜分下的中國，民眾的被壓製狀態成為發展世界語運動的最大障礙，而帝國主義之奴役中國，更與世界語者求平等的理想相遠。所以世界語者致力於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成了中國世界語運動當前的急務。“為中國的解放而用世界語”這個口號，明確表達了中國世界語者與國家共命運的意識，在中國世界語者的思想上也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對過去和平主義、中立主義思想進行反思和無情批判的文章常常可以見諸報端。從此，中國世界語者在思想上摒棄了中立主義的框架，開始采取了世界語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相結合的運動方式。
三、中日戰爭中的對外抗戰宣傳活動與世界語運動
1937年7月中日戰爭全麵爆發以後，北平和上海相繼被日軍所占領，促使更多的世界語者參加了抗戰救國運動。世界語者們在抗戰鬥爭過程中看到發動群眾、逐漸擴大國際反戰運動的戰略形勢。顯然，此時世界語成為有力的宣傳手段，用世界語進行國際宣傳活動達到了新的高潮。
1938年3月，方善境和傅牆城在漢口創辦了雜誌《東方呼聲》（VocojelOriento），宣傳抗戰鬥爭。同年9月遷移到香港，直到1940年終刊，共出刊了34期。這個刊物，大量刊載了有關解放區與八路軍方麵的文章，一部分資料直接從解放區來的，突破了國民黨的信息封鎖。同年5月20日，國際和平運動中國分會的廣州世界語組織創刊了雜誌《正義》（Justeco），同月匈牙利的世界語者布勞恩（Braun）在香港創刊了《遠東使者》，加強了抗戰的國際宣傳活動。同年，設置於廣州的國際和平運動的中國分會先後出版了夏衍的《在轟炸下的廣州》、鹿地亙的《日本人說話了》（長穀川テル譯）等世界語書籍。同時，同年8月到10月期間又出版了《中國通訊》（Informiloelinio）。《中國通訊》是周刊雜誌，累計刊登了6期。主要刊登了宋慶齡在廣州電台麵向世界青年的演說、日本反戰運動家鹿地亙的關於日本的侵略戰爭一文、八路軍和遊擊隊的抗戰活動介紹文等。
隨著中日戰爭全麵開戰，聚集在陝甘寧邊區的革命知識分子越來越增多，世界語運動也逐漸傳播起來了。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一部分世界語者與中共中央一起來到了延安。盧溝橋事件以後，中共中央在抗日軍政大學設立了首次世界語講座。1938年4月，隨著延安的世界語者的增加，需要建立世界語組織迫在眉睫。在邊區文化協會和抗日救亡協會工作的王玉福，黃乃，王仲方等世界語者的積極努力，和吳玉章的支持下，同年5月6日，建立了中共解放區第一個世界語組織��延安世界語者協會。次年創刊了《延安世界語者》（Jan-anEsperantisto）。這個雜誌發行到各解放區，同時也發送到國內外的世界語者。該雜誌，用世界語及時報道了陝甘寧區的戰時情況，與中共中央的抗日方針戰略，以及毛澤東的《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
為了擴大世界語在邊區軍民中的影響，促進延安和邊區世界語運動，1939年12月15日柴門霍夫80周年紀念日，在楊家嶺舉辦了世界語展覽。在籌備展覽會的同時，延安世界語協會寫信給毛澤東，匯報了這一計劃，並請毛澤東為展覽會題詞。毛澤東對舉辦世界語展覽表示了支持，派人送來了親筆題詞。此題詞寫於12月9日。他在題詞中再次重申了對世界語的支持：“如果以世界語為形式，而載之以真正國際主義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麽世界語是可以學的，是應該學的”。次年7月14日，在世界語誕生53周年之際，約300名會員在延安女子大學禮堂召開了會員大會，發表了《致全世界世界語同誌的信》和《致全國世界語同誌的信》，呼籲反法西斯侵略，保衛世界和平。
從1941年到抗戰勝利前，延安世界語協會在物質條件困難的情況下積極從事世界語活動，在邊區文化協會、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自然科學院、社會科學院、馬克思列寧學院、中央黨校、軍事學院、中國女子大學、邊區醫院、八路軍醫院、八路軍印刷所等舉辦世界語學習班或建立世界語小組。同時，還對延安以外的地區開展了函授教育。
這一時期，武漢成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許多世界語者也匯集在武漢。這時郭沫若正在籌建第三廳。於是第三廳下設的第七處的世界語宣傳活動開始了。此後，日軍迫近漢口，其活動地遷移到了重慶。1939年創刊了對外宣傳刊物《中國報道》（Heroldodeinio）。
可以說，在眾多的抗戰宣傳世界語刊物中，《中國報道》占著重要的位置。其編輯的主旨，是通過世界語把戰時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各領域的抗戰狀況發送到世界各國。其編輯內容，包括時事評論和數據報告（交戰回數、死者和傷者數、戰爭俘虜的狀況等），以及戰時動向和國際輿論的介紹。並且積極致力於介紹國共雙方的評論。由於第三廳的成員主要是一些世界語者和文化人士，1940年，國民黨撤銷了郭沫若的第三廳廳長職務。另行組織了文化工作委員會，由郭沫若任主任、陽翰笙任副主任。在這種情況下，世界語者們隨同郭沫若和其他文化人就進入這個新的機構繼續進行第三廳的工作。當時在文工會做對外宣傳工作的世界語者除了有葉籟士、樂嘉煊、先錫嘉等人外，還有綠川英子、劉仁夫婦。綠川英子是《中國報道》半月刊主要撰稿人之一。文工會的地址分城鄉兩處，城區在天官府，鄉下辦事處在賴家橋全家院。
在這樣的情形下，1940年3月，葉籟士、鍾憲民、樂嘉煊、馮文洛、劉仁、先錫嘉等世界語者發起成立了，重慶世界語函授學社（KorespondaEsperanto-Lernejo，簡稱KEL）。除了實施世界語函授教育以外，還編輯出版了有關世界語工具書。事實上，函授學社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宣傳部和青年組領導，其主要任務是通過傳播世界語，團結一批進步青年共同抗戰。當時向重慶市教育局登記備案，由秦德純任社長、鍾憲民為副社長，葉籟士為教務主任，劉仁為總務主任。馮文洛、許壽真、曾禾蕘先後擔任了教員。學社成立期間共招生2300多人，學生遍及全國18個省，以及東南亞一些國家。然而，由於出版經費短缺，有些世界語書稿不能鉛印出版，學社便以油印方式供應全國的世界語者，其中最受歡迎的是《中國世界語者》（inaEsperantisto）雜誌。前後共出版了10期左右，最初第一期到第三期是由許壽真編刻印的。此後因他離開重慶而中斷，1942年又恢複了刊物的出版。
總而言之，中日戰爭時期的延安與重慶成為了世界語運動的重要基地，在當時起到了團結全國世界語者、促進世界語運動的作用。這種情況在重慶尤為明顯。1944年秋天，《中國報道》的排字房被撤銷。可是，為了持續發刊、翟健雄等世界語者籌辦排字房，設立了世界出版社。為了解決經費問題，從1944年10月開始從半月刊改為不定期發行。1945年3月，政治部下令撤銷了文化工作委員會，《中國報道》也就結束了其曆史使命。1949年10月，世界語者張企程起草的有關世界語對外宣傳刊物的報告，發送到主管國際宣傳的指導機關��國際新聞局。這個報告得到了當時指導國際新聞局的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的支持。1950年5月1日，世界語版的《人民中國報道》正式創刊了。《人民中國報道》，是建國後創刊最初的對外宣傳出版物之一。
四 結語
本文試圖在中日戰爭時期的抗戰宣傳運動題域下重新審視世界語運動的作用，並通過中國世界語者的活動具體考察世界語與抗戰革命的關聯來揭示中國國內的世界語問題不僅是語言問題，而且是與抗戰宣傳運動等革命複雜相關聯的政治問題。雖然世界語作為語言問題曾在20年代的國內文字革命當中得到很大的重視，但本文敘述的宗旨在於中日戰爭時期的國內世界語運動和世界語者的抗戰救國宣傳運動曆史進程。
同時，日本和朝鮮半島的共產主義運動受到軍國主義勢力的壓製的時候，中國國內的民族解放運動與日本、朝鮮半島的共產主義運動聯合起來，攜手共同抵抗。隨著1940年代的中日戰爭的擴大，在東亞世界語逐漸成為了克服民族主義、主張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們聯合的紐帶。對於這些跨國界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與世界語運動的聯合合作等問題，作為今後的課題。
一、引言
在20世紀中國世界語運動與中國革命進程中，世界語與革命是有著複雜關聯的話語和曆史實踐。例如在中日戰爭爆發前期，國內的世界語運動與文字革命運動熱潮，以及中日戰爭時期的以世界語所進行的抗戰救國宣傳運動模式都清晰的體現了這一關聯。
本文將世界語與革命之關聯的生成情境鎖定為1930年代在上海、延安、重慶地區開展的世界語運動與抗戰宣傳運動，並試圖揭示中日戰爭時期的世界語運動實踐如何影響了反戰求和平的宣傳運動的進程。
近30年來，世界語運動逐漸進入旨在重新認識與反思中國革命的學術領域，並吸引了來自曆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及語言社會學等不同學科的眾多海內外學者加入研究行列。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是將世界語運動的曆史考察與反戰求和平共生的一般題域相勾連的一次初步嚐試：一方麵，在中國世界語運動的大眾性這一問題意識下，通過對中國世界語者之活動的具體曆史考察，以求重新審視抗戰宣傳運動，另一方麵則通過中日戰爭中的具體曆史情境中探究世界語運動與革命的關聯，反過來又為深入把握世界語運動大眾性的曆史特性開闊新的路徑。然而，在以往的世界語運動研究中，世界語與革命運動的曆史關係並沒有得到充分關注。許多研究簡單化地把世界語運動同於通過革命運動完成反戰求和平的實踐而孤立地進行考察，忽視了世界語運動過程牽涉更為廣泛的關聯性內容，從而未能對中日戰爭期間諸方麵、諸因素之間的曆史關係展開充分探討。本文在考察戰時的世界語運動時則專注於這些曆史關係，並著重探究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世界語與抗戰救國宣傳運動之關聯。
本文首先考察中日戰爭爆發前的世界語運動如何與抗戰救國曆史鏈接，進而考察世界語運動如何推動革命政權逐步開展抗戰宣傳運動。此外，在戰爭曆史過程中，本文還試圖具體地把握世界語運動的大眾化、國際化問題。
二、中日戰爭爆發前的世界語運動
隨著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擴張，一係列圍繞反戰求和平的社會團體，也相應地滋長起來並在各地區產生了廣泛的社會效應。在這些反戰求和平的社會團體活動中，一個值得特別關注的組織就是世界語組織與世界語者。其中影響特別大的是以上海為中心的世界語者活動。
從當時國內著名世界語者胡愈之編輯的《東方雜誌》的《五卅事件臨時增刊》中可以見到一些線索。當時，上海的六個世界語團體也向世界發出了《抗議書》。此後，胡愈之整理國外的世界語界的反應，寫成《五卅事件和世界語界》的文章，發表在《綠光》第4卷第1期上。他在文章的最後強調：“關於此次事件我們有兩種感想。其一，五卅慘殺事件，在世界語界中喚醒同情，可見公道自在人心。其二，愛國運動必須關注對外宣傳，而對外宣傳重要的手段就是世界語”。該事件，成為了中國的世界語運動與國內的政治鬥爭結合的端緒。
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了對中國東北地區的侵略擴張後，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為中共）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世界語者黃尊生在回想錄中陳述過，“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占領沈陽，翌年又爆發一二八滬戰。滬戰未熄，而偽滿州國政權已樹立”。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給中國社會的各階層，特別是文化知識界帶來了巨大的影響。1936年抗日統一戰線結成後，世界語者們在“以世界語來解放中國”的標語下，積極開展了活動。九一八事變後，漢口世界語學會聯合全國20多個世界語團體發表宣言，向世界各國的世界語者揭露了在中國的日本勢力擴張。向各國世界語者傳達日軍暴行的最初的資料，是漢口世界語學會主辦的月刊雜誌《希望》（LaEspero）。
需要說明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伴隨國際政治和經濟狀況變化，俄國的十月革命成功，國際間已經明顯地存在著兩大陣營。這兩大陣營的相持，也影響了世界語運動。於是，在代表中立主義的國際世界語協會以外，出現了其他一些國際組織，尤其最有代表性的組織是全世界超民族協會（SennaciecaAsocioTutmonda，簡稱為SAT）。
但是，由於對民族獨立運動的立場的不同，1931年，SAT在荷蘭召開了第11次大會的時候，左翼會員正式宣言了脫離這個組織設立另外的組織――統一委員會（IUK）。此後，統一委員會在柏林召開了無產階級世界語者國際（InternaciodeProletarajEsperantistoj、簡稱為IPE）成立大會。IPE的主要工作，除了出版委員會發行的《國際主義者》和各種書籍以外，最重要的是發行《PEK》（無產階級世界語通訊）。這種國際上的世界語運動形勢的變化，對中國世界語運動帶來了極大的影響。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1931年11月3日中共指導的第一個世界語組織――中國左翼世界語者聯盟（以下，簡稱為語聯）在上海成立了。當時，語聯在上海，是屬於中共指導下的文化界外圍組織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的團體。左翼作家聯盟、左翼社會科學者聯盟、左翼戲劇作品家聯盟、左翼美術家聯盟等左翼文化團體也屬於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語聯的活動，是從1931年開始到中日戰爭全麵發動的1937年為止，大約持續了5年以上。促使了中國世界語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相結合、相關聯。
語聯成立後，主要進行了兩個方麵的活動。一方麵，對內發行了《中國普羅世界語者》（中國無產階級世界語者的機關出版物），積極展開了大眾宣傳的同時，也組織了工人世界語講習會。同時，以�嘉煊的名義，1932年7月中國世界語函授教育學公司和世界語書店成立了。其主要活動是編寫世界語教材。另一方麵，對外加盟了IPE，進行世界語國際通訊工作。其主要負責人是張企程。隨著語聯規模的擴大，需要展開合法的組織性的活動。從1932年12月17日到18日，語聯以中國世界語通信教育學社的名義召開了世界語展覽會。同時，又發刊了世界語刊物《世界》（LaMondo）的創刊號。1933年1月22日，上海世界語者協會（inaEsperantistaLigo）成立之後，繼承下函授學社、世界語書店、世界語講習班等的事業，把《世界》作為協會的機關刊物。
不過，除了推廣世界語與世界語內涵的人類主義思想之外，在戰爭形勢下的世界語運動還應考慮到積極參加革命事業也是非常現實而緊迫的課題。對世界語者來說，如果發動民眾推廣世界語刻不容緩，那麽組織民眾參加革命也刻不容緩。這正是中日戰爭時期的中國世界語運動的曆史情境。
不僅國內的世界語運動與反戰求和平的革命相結合而高度政治化，世界語指導者也日益高度關注與國際反戰革命團體的互聯活動。例如，1933年7月，受國際反戰大會的委托，由法國革命家巴比賽作為團長的調查團訪問了中國，在上海召開了宋慶齡等參加的國際反戰大會。1933年《世界》第4期，表明了題名為《紀念柴門霍夫，歡迎巴比賽》的上海世界語者以反戰與和平作為主旨的組織方針。1933年9月10日，上海世界語者協會召開了第2次大會，一致通過了“為中國的解放而用世界語（PerEsperantoporlaLiberigodeinio）”的標語。隨著日軍的東三省占領，中國世界語運動與中國民眾的抗戰運動越來越密切相連。
對於本文分析特別重要的是，這一時期圍繞中國世界語運動形成的組織與世界語者在後來的中日戰爭期間仍持續地發揮政治影響。這一點在世界語運動的有關史料中清晰地顯示出來。例如，1934年的《世界》第9期登載的題名為《受壓迫的朝鮮人――中國的前車之鑒》的文章，告誡中國絕對不能放棄抗日。1934年第11期《世界》報道了蘇聯加入國際聯盟的情況。同時，1936年第1期中，詳細介紹了國民黨與日本之間締結的《何梅協定》和《塘沽協定》等，揭露了在東北、華北地區的日本的勢力擴張。上海世界語者協會成立後，分開進行了公開活動和秘密活動。為了避免與國民黨秘密警察的絞纏，對於語聯的文件類和國外通訊類等保管非常謹慎。其公開活動，主要開設世界語講座班，在《申報》、《新聞報》等報紙上刊登募集學生的廣告。此外，世界語書店出售世界語關聯書籍以外，還出售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書籍的世界語譯本。《世界》創刊於1932年12月15日，共出刊了49期，1936年12月停刊，對中國的世界語運動產生了指導性作用。
這樣一來，上海世界語者協會明確提出了作為世界語者的活動目標是致力於反對帝國主義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上海世界語者協會，雖然是地方性組織，但實際上發揮了作為全國性團體的作用。根據1933年9月的統計，上海世界語者協會會員是393人，其中156人是上海的出身，其他分散在全國各地。訂閱《世界》的人為412人，加上會員和受函授教育的學生數達到了2500人。其他，在北平和武漢，雖然設置了語聯的組織，但是武漢的語聯設立不久就被國民黨政府破壞了。北平的語聯組織主要把大學作為活動場所，通過世界語對學生運動給予了積極的影響。
和其他社會文化運動一樣，中國的世界語運動也受到了時代的動蕩。尤其是在各帝國主義者瓜分下的中國，民眾的被壓製狀態成為發展世界語運動的最大障礙，而帝國主義之奴役中國，更與世界語者求平等的理想相遠。所以世界語者致力於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成了中國世界語運動當前的急務。“為中國的解放而用世界語”這個口號，明確表達了中國世界語者與國家共命運的意識，在中國世界語者的思想上也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對過去和平主義、中立主義思想進行反思和無情批判的文章常常可以見諸報端。從此，中國世界語者在思想上摒棄了中立主義的框架，開始采取了世界語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相結合的運動方式。
三、中日戰爭中的對外抗戰宣傳活動與世界語運動
1937年7月中日戰爭全麵爆發以後，北平和上海相繼被日軍所占領，促使更多的世界語者參加了抗戰救國運動。世界語者們在抗戰鬥爭過程中看到發動群眾、逐漸擴大國際反戰運動的戰略形勢。顯然，此時世界語成為有力的宣傳手段，用世界語進行國際宣傳活動達到了新的高潮。
1938年3月，方善境和傅牆城在漢口創辦了雜誌《東方呼聲》（VocojelOriento），宣傳抗戰鬥爭。同年9月遷移到香港，直到1940年終刊，共出刊了34期。這個刊物，大量刊載了有關解放區與八路軍方麵的文章，一部分資料直接從解放區來的，突破了國民黨的信息封鎖。同年5月20日，國際和平運動中國分會的廣州世界語組織創刊了雜誌《正義》（Justeco），同月匈牙利的世界語者布勞恩（Braun）在香港創刊了《遠東使者》，加強了抗戰的國際宣傳活動。同年，設置於廣州的國際和平運動的中國分會先後出版了夏衍的《在轟炸下的廣州》、鹿地亙的《日本人說話了》（長穀川テル譯）等世界語書籍。同時，同年8月到10月期間又出版了《中國通訊》（Informiloelinio）。《中國通訊》是周刊雜誌，累計刊登了6期。主要刊登了宋慶齡在廣州電台麵向世界青年的演說、日本反戰運動家鹿地亙的關於日本的侵略戰爭一文、八路軍和遊擊隊的抗戰活動介紹文等。
隨著中日戰爭全麵開戰，聚集在陝甘寧邊區的革命知識分子越來越增多，世界語運動也逐漸傳播起來了。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一部分世界語者與中共中央一起來到了延安。盧溝橋事件以後，中共中央在抗日軍政大學設立了首次世界語講座。1938年4月，隨著延安的世界語者的增加，需要建立世界語組織迫在眉睫。在邊區文化協會和抗日救亡協會工作的王玉福，黃乃，王仲方等世界語者的積極努力，和吳玉章的支持下，同年5月6日，建立了中共解放區第一個世界語組織��延安世界語者協會。次年創刊了《延安世界語者》（Jan-anEsperantisto）。這個雜誌發行到各解放區，同時也發送到國內外的世界語者。該雜誌，用世界語及時報道了陝甘寧區的戰時情況，與中共中央的抗日方針戰略，以及毛澤東的《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
為了擴大世界語在邊區軍民中的影響，促進延安和邊區世界語運動，1939年12月15日柴門霍夫80周年紀念日，在楊家嶺舉辦了世界語展覽。在籌備展覽會的同時，延安世界語協會寫信給毛澤東，匯報了這一計劃，並請毛澤東為展覽會題詞。毛澤東對舉辦世界語展覽表示了支持，派人送來了親筆題詞。此題詞寫於12月9日。他在題詞中再次重申了對世界語的支持：“如果以世界語為形式，而載之以真正國際主義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麽世界語是可以學的，是應該學的”。次年7月14日，在世界語誕生53周年之際，約300名會員在延安女子大學禮堂召開了會員大會，發表了《致全世界世界語同誌的信》和《致全國世界語同誌的信》，呼籲反法西斯侵略，保衛世界和平。
從1941年到抗戰勝利前，延安世界語協會在物質條件困難的情況下積極從事世界語活動，在邊區文化協會、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自然科學院、社會科學院、馬克思列寧學院、中央黨校、軍事學院、中國女子大學、邊區醫院、八路軍醫院、八路軍印刷所等舉辦世界語學習班或建立世界語小組。同時，還對延安以外的地區開展了函授教育。
這一時期，武漢成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許多世界語者也匯集在武漢。這時郭沫若正在籌建第三廳。於是第三廳下設的第七處的世界語宣傳活動開始了。此後，日軍迫近漢口，其活動地遷移到了重慶。1939年創刊了對外宣傳刊物《中國報道》（Heroldodeinio）。
可以說，在眾多的抗戰宣傳世界語刊物中，《中國報道》占著重要的位置。其編輯的主旨，是通過世界語把戰時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各領域的抗戰狀況發送到世界各國。其編輯內容，包括時事評論和數據報告（交戰回數、死者和傷者數、戰爭俘虜的狀況等），以及戰時動向和國際輿論的介紹。並且積極致力於介紹國共雙方的評論。由於第三廳的成員主要是一些世界語者和文化人士，1940年，國民黨撤銷了郭沫若的第三廳廳長職務。另行組織了文化工作委員會，由郭沫若任主任、陽翰笙任副主任。在這種情況下，世界語者們隨同郭沫若和其他文化人就進入這個新的機構繼續進行第三廳的工作。當時在文工會做對外宣傳工作的世界語者除了有葉籟士、樂嘉煊、先錫嘉等人外，還有綠川英子、劉仁夫婦。綠川英子是《中國報道》半月刊主要撰稿人之一。文工會的地址分城鄉兩處，城區在天官府，鄉下辦事處在賴家橋全家院。
在這樣的情形下，1940年3月，葉籟士、鍾憲民、樂嘉煊、馮文洛、劉仁、先錫嘉等世界語者發起成立了，重慶世界語函授學社（KorespondaEsperanto-Lernejo，簡稱KEL）。除了實施世界語函授教育以外，還編輯出版了有關世界語工具書。事實上，函授學社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宣傳部和青年組領導，其主要任務是通過傳播世界語，團結一批進步青年共同抗戰。當時向重慶市教育局登記備案，由秦德純任社長、鍾憲民為副社長，葉籟士為教務主任，劉仁為總務主任。馮文洛、許壽真、曾禾蕘先後擔任了教員。學社成立期間共招生2300多人，學生遍及全國18個省，以及東南亞一些國家。然而，由於出版經費短缺，有些世界語書稿不能鉛印出版，學社便以油印方式供應全國的世界語者，其中最受歡迎的是《中國世界語者》（inaEsperantisto）雜誌。前後共出版了10期左右，最初第一期到第三期是由許壽真編刻印的。此後因他離開重慶而中斷，1942年又恢複了刊物的出版。
總而言之，中日戰爭時期的延安與重慶成為了世界語運動的重要基地，在當時起到了團結全國世界語者、促進世界語運動的作用。這種情況在重慶尤為明顯。1944年秋天，《中國報道》的排字房被撤銷。可是，為了持續發刊、翟健雄等世界語者籌辦排字房，設立了世界出版社。為了解決經費問題，從1944年10月開始從半月刊改為不定期發行。1945年3月，政治部下令撤銷了文化工作委員會，《中國報道》也就結束了其曆史使命。1949年10月，世界語者張企程起草的有關世界語對外宣傳刊物的報告，發送到主管國際宣傳的指導機關��國際新聞局。這個報告得到了當時指導國際新聞局的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的支持。1950年5月1日，世界語版的《人民中國報道》正式創刊了。《人民中國報道》，是建國後創刊最初的對外宣傳出版物之一。
四 結語
本文試圖在中日戰爭時期的抗戰宣傳運動題域下重新審視世界語運動的作用，並通過中國世界語者的活動具體考察世界語與抗戰革命的關聯來揭示中國國內的世界語問題不僅是語言問題，而且是與抗戰宣傳運動等革命複雜相關聯的政治問題。雖然世界語作為語言問題曾在20年代的國內文字革命當中得到很大的重視，但本文敘述的宗旨在於中日戰爭時期的國內世界語運動和世界語者的抗戰救國宣傳運動曆史進程。
同時，日本和朝鮮半島的共產主義運動受到軍國主義勢力的壓製的時候，中國國內的民族解放運動與日本、朝鮮半島的共產主義運動聯合起來，攜手共同抵抗。隨著1940年代的中日戰爭的擴大，在東亞世界語逐漸成為了克服民族主義、主張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們聯合的紐帶。對於這些跨國界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與世界語運動的聯合合作等問題，作為今後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