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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日本/大阪大學大學院博士後期課程
根岸智代
序言
胡適（1891―1962），曾於1933年3月發表了題為《日本人該醒醒了》的論文。在當時的日本自由主義者中，有人主張道：要解決“中日問題”，則日本必須停止對中國的侵略行動。胡適對該主張產生了共鳴，正是本文的動機。
胡適在論文中這樣寫到，“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進一步乃至千萬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一年之內侵略到整個的華北，即令推倒全海岸線，甚至於深入長江流域的內地。我們還可以斷言。中國民族還是不會屈服，中國民族排日仇日的，心理隻有一日深似一日，一天高似一天。中日問題的解決隻有越離越遠的”。同時還寫到，“這都是日本的人民與政府不可不覺悟的事實”。“日本的真愛國者，日本的政治者到了這個時候真應該醒醒了”。也就是說，他該篇論文的主張在於：日本應該停止對中國的侵略。
論文發表後的1933年5月，中日締結塘沽停戰協議。該協議的簽訂表麵上給華北帶來了暫時性的“和平”。1935年7月17日，胡適接受了室伏高信的訪問。室伏高信向胡適提議，建議他寫一篇以“告於日本國民”為題目的文章。胡適接受了這個提案，但因其當時非常忙碌，接受提案後3個月仍未開始動筆。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對這種文章實用性尚抱有疑問。但胡適最終在同年11月公開發表了題為“敬告日本國民”的文章。該文章的日文版刊登在《日本評論》11月號之上。室伏高信後來發表了“答胡適之書”，二人的論爭及與之相關的議論一直持續到1936年3月。而在之後的1936年8月召開的第6次IPR（InstituteofPacificRelation太平洋問題調查會）玉斯美脫會議上，作為中國代表出席的胡適又與日本代表芳澤謙吉展開了另一場論爭。
以上簡單介紹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胡適與日本知識分子間的論爭。本文將聚焦於這些論爭，來考察其中的意義。一般來說，論爭是現實社會的反映。而論爭本身並不能推動現實社會的改變。但是，論爭能讓當事者及受到論爭觸動的人更加深刻並正確地認識現實。後麵將會敘述到，室伏高信和芳澤謙吉對胡適的觀點提出了反駁。但從結論上來說，縱觀直至今日的中日關係史就可以發現，他們的反駁隻是政治上的狡辯。這種政治上的狡辯導致當時的中日關係在政治上進入了異常的緊張狀態。這一切都是不可辯駁的事實。本文將對胡適所參與的“中日關係”論爭進行分析，來考察抗日戰爭前夕中日兩國間政治緊張的內幕。
一、胡適與室伏高信1935年到1936年的論爭
1935年胡適與室伏高信的論爭，始於1935年11月24日刊登於《獨立評論》第178號上的胡適《敬告日本國民》一文。胡適在文中寫到“我十分誠摯的懇求日本國民不要再談‘中日親善’這四個字了”。同時還提出了三點希望：1、在談“中日親善”之前先解決“中日仇恨”問題。2、勿要輕視了四億人的民族仇恨心理。3、日本國民須珍惜本國曾經的偉大業績與將來的前途。還使用了“懸崖勒馬”一詞，從中日關係的危機狀態出發，表明了要求日本即時停止侵略的主張。文中還寫到“如果這個四億人口的國家被逼到無路可走的時候，被逼到忍無可忍的時候，終有不顧一切，咬牙作困鬥的一天。”提示了中國方麵也有忍耐的極限。並表明了當中國無路可走之時，將會決意抗戰到底。
室伏高信在1935年12月8日的《獨立評論》第180號上發表《答胡適之書》。提出了以下觀點。1、日本的對華政策“確實不夠充分”，但中國對日本的理解也是不夠充分的。2、中國雖一直用“以夷製夷”的政策對抗日本，但中國真正的敵人應該是英國而不是日本。室伏高信在文中指出“貴國與日本之間，非恢複到相互信賴，相互援助不可，這是我信而不疑的”。還表示他非常理解胡適“不希望日本國民妄談‘中日親善’”的心情。針對胡適“懸崖勒馬”的忠告他是這樣回答的“對於這一點，也是以充分的敬意，聽你的忠告”。而針對“有為日本不堪深憂”的忠告，他則是這樣回答的“我們日本人有視鄰人的忠言為神宣的精神準備與訓練及度量。”並表示理解稱“日本現在已到了應深自慎戒的時候了。”但室伏高信還寫到“雖然對於貴國表示充分的同情，但又不能不要貴國加以認識”。以此譴責中國領導人怠慢了對排日運動的鎮壓。而因在西化過程中，日本與中國一樣存在針對傳統文化的偶像破壞運動，他便寫到“貴國有過排儒運動，這是我們很知道的”。以此強調同是東方人的立場。在文章的最後，室伏高信還把英國提出來說“中國的敵人，是日本還是英國？應該是日本還是英國”並提出建議說：“日本與中國，日本的知識分子與中國的知識分子，我們握起手來，努力擁護東方的自由，東方的遺產與東方的文化，進而將世界史的舞台，遷到我們東方的世界上來吧”！
以上引用室伏高信的文章中，有稱讚、有共鳴、有辯解、有建議、同時也有譴責。近年研究者袁詠虹和羅福惠，對室伏的主張進行了如下分析：顯然，室伏高信在反對西化，維護東方文化的大旗下，消解了日中兩國之間侵略與反侵略的是非界線，所以不僅是西化派的胡適，就是中國的東方文化派人士恐怕也難以苟同室伏的觀點和態度。而筆者也同意室伏試圖通過列舉“東方文化”的共通性來隱藏現實政治上的矛盾這一分析。
胡適隨後在12月8日的《獨立評論》第180號上發表《答室伏高信》進行反駁。胡稱“可焦慮的是我們東方民族也許在那擁護東方遺產的大旗下做出一些自相殘害的醜態來，貽笑於全世界”。以此批判了日本的對華政策。胡適針對之前室伏高信的主張提出了如下反駁：1、“以夷製夷”是各個國家常在采取的方針，中國沒有與任何一個國家結成友好關係抑或敵對關係。2、1927年漢口協議簽訂後，中國“仇英的心理漸漸轉過了”。3、在強國乘著本國的弱勢進行攻擊並埋下仇恨的種子這種狀態下，政府根本無法引導民眾去產生什麽真正的友情。
袁詠虹與羅福惠分析道：對胡適來說，“當時中國的敵人應該是日本還是英國，就不用明言了”，“通觀胡適的這封複信，雖語氣很委婉，但全文基本上是對室伏來信的反駁”。
室伏高信於1936年2月發表了《再答胡適之書》。室伏在對胡適和陶希聖提出的“真實的言語”表示感謝的同時，還提到“好像有些地方對於我的旨趣還有誤解”，並作出了以下辯解：1、日中關係雖然惡化，但並非讓人絕望的。2、日本天皇應該不會允許日本發動戰爭。3、在日本國民是追求和平的國民這一前提下，他們將擁有不屈服於軍部，反對發動戰爭的力量。在當時那樣的狀態下，室伏高信仍舊堅持日本的行動並非侵略，認為隻要中國的政治家將中日關係理解為西歐帝國主義的產物，中日關係便能得到改善。他說“貴國民與日本國民攜手而立於世界舞台上的時候一定要來的”。仍舊強調中國的敵人並不是日本。胡適對該文章沒有做出回應，因為他已經對室伏的辯解感到厭煩。他在北京基督教團體“北平兄弟會”1936年2月17日舉行的“內部談話會”上，提出了以下的嚴厲見解：“中國沒有一個政治家偉大到足以承擔對日和談的重任，沒有一個政治家的才能偉大到足以與日本進行堪稱體麵的和談。我不認為日本有足以勝任與中國進行能為中國人接受並給我們帶來十到十五年和平的和談的政治人物”，“天皇擁有憲法賦予的可以改變政策的特權，但我不相信目前的形勢能保證該項特權的使用，因為一直存在抵製和反對的可能性，那也許會招致（對天皇的）反叛”。這既是非常冷靜的對日政治分析，也是對室伏高信主張的全麵否定。
以這次論爭的舞台――《獨立評論》（1932年5月25日創刊）為代表的中國言論界在當時已經開始逐步承認國家的自立必須以“抵抗”作為“政治基本綱領”。這個發展的過程將在以下史料進行考察。
二、“胡適與室伏論爭”的政治反響――1935年末到1936年4月
1935年12月22日，在日本留學中的向愚在《獨立評論》第182號上發表了《讀室伏高信答胡適之書》。他對胡適的意見做出了如下評價“立刻感覺到胡先生所說的話是中國四萬萬民眾想說的話，是四萬萬的中國民眾的心理的反映”。同時還寫到“筆者抱了期待的態度去讀他”。對室伏高信的文章表示了一定的理解。也就是說，他對室伏高信作出了這樣的判斷“在於他肯撇棄優越感，平心靜氣的考量中日兩個民族的將來”，“他對於胡先生所指摘出來的日本的錯誤充分的承認，對於胡先生的忠言表示接納，所以他深信‘中國和日本之間，非恢複到互相理解，互相信賴，互相援助的地步不可’”。
向愚在日本經常親身體驗針對中國人的“侮辱”。上文中引用的是他對室伏表示的些許同感，但實際上，對於無法虛心聽取胡適意見的室伏，向愚是非常失望的。因此他對室伏提出了以下四點批判：1、在中國人心中種下“仇恨”想法的是日本。
2、日本分明已有侵占中國領土的事實，卻仍用“中日親善”來蠱惑民眾。
3、日本阻止了中國的統一進程。
4、日本主張英國才是中國的敵人，並試圖以此來抹消自己的侵略行徑。向愚最後得出結論：中國人隻要一日處在被侮辱的現實當中，“中國的領導者們緩和及啟導民眾實現中日友好”就是不可能之事。
1936年1月5日，陶希聖在《獨立評論》第184號上發表《國際均整與中國的生命》。他提到“這三十六年間，中國沒有利用國際均勢，更談不到‘以夷製夷’”。以此否定了室伏高信的見解。並論稱，正因為從國際上解決中日問題存在困難，中國才興起了試圖由自己來解決問題的民族運動。同時還支持了胡適的發言。
周毓英也於1936年1月5日在《中外問題》上談到：室伏高信的見解與日本軍部相同，認為必須由日本來作出實現和平的努力。該刊物還登載了名為《胡適之之新頭銜》的文章，其中寫到“胡適之應室伏高信之請，寫一給日本國民的公開信，登載日本中日評論雜誌，其間最足以使人深省的一句話，即請日本人以後勿再對中國談親善。今番北平學生請願，某日本報稱胡實為總指揮”。這篇報道所表達的意思是，北平的學生們都在稱讚胡適。
四日後，王醒魂在《獨立評論》第187號上發表《我對於二次大戰的觀察》。文中寫到“中國在戰爭期內，不能旁觀，必須以行動取得獨立的光榮。在戰爭期前，不能坐待，必須集合全國國力，以作有效的準備”。以此呼籲民族統一，政府統一。
如上所述，以“救國”“抗戰”為實現國家自立的基本方針這一共通意識，已經在中國言論界逐步成型了。就在此時，日本爆發2・26事件。對此1936年3月8日《獨立評論》第191號預測，事件後日本政治將被軍人支配，並評論說要想沿襲岡田啟介內閣的政策想必是件難事。
胡適本人也這樣說道：“如果日本的人民經過這回大教訓之後還沒有能力製裁少壯軍人的幹政，那麽，我們可以斷言。日本國民必要走上自焚的絕路。”但是，他之所以在話中帶上認為軍部以外的勢力有能夠製裁軍部的可能性這一見解，其中也包含了對室伏高信照顧。胡適在之後的第192號的編集後記中寫到2・26事件時這樣說：“在日本國民遭遇了上月底的慘劇之後，我們更抱著同情的希望，希望室伏先生的預言能早日實現”。對中國言論界而言，2・26事件以後，指向“救國”的思想變得更加明確了。
1936年1月，外相廣田弘毅在議會上發表《對華三原則》。此後，胡適對《對華三原則》表示批判，並在4月19日的《獨立評論》上提出了自己的“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其內容歸納為以下七點。
1、取消塘沽停戰協定和非戰區域。
2、承認“何應欽協定”無效。
3、放棄1901年辛醜條約及平津鐵路地段駐兵的權利，撤出關內屯駐的日本軍隊。
4、承認察東協定無效，撤出察哈爾境內的“滿洲國”軍隊。
5、禁止在華北各省和福建省內的自治活動。
6、取消領事裁判權。
7、統一外交。沈惟泰也在5月31日的《獨立評論》第203號上批判日本擅自將中國不承認的《對華三原則》當作既承認事項。
然而言論界除了對日本的批判外，還存在對胡適對日政策的批判言論。張秋山在4月18日的《永生》雜誌上發表關於胡適《對華三原則批判》的文章，認為如今的日本是不可能實現胡適所提出的7個條件的。同樣在該雜誌上方直批判道，胡適的說法並非代表了中國民眾和學者的意見，而是一種過時的說法。方直還主張，今後不該停留在胡適所討論的那個次元當中，而應該把運動指向“武裝自衛戰爭”。徐日洪在1936年5月10日《獨立評論》第200號中指出胡適的7個條件中“竟無一條涉及我們那被侵占了的東四省（被並入滿洲國的黑龍江、吉林、遼寧、熱河）”，並批判道“東北四省事件的解決，可說是‘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的先決條件”。徐日洪的理論中明確表示“東北問題”在中國政治中有著重要的意義，但當時胡適對這一言論采取了不予明言的立場。
如上所述，在與室伏的論爭中，多數意見是支持胡適的。但針對胡適所發表的“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則存在著批判的論調。當時中國言論界已經逐步形成了以“救國”為方針的基本綱領，因此，為了對抗“滿洲事變”以後的日本對華政策，將“武裝自衛戰爭”納入考慮範疇的政治觀點的出現已經不可避免。
三、玉斯美脫會議上的“中日論爭”
1936年8月15日，第6次太平洋國際會議在美國玉斯美脫國立公園內拉開帷幕，胡適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出席了該次會議。他在8月24日的中國問題部會上發表了題為“中國之再建”的演說。胡適認為，中國正在進行三個局麵上的再建設，即：第一、國民統一的經濟基礎構築。第二、人民物質生活的改善。第三、更加適應新世界的文化生活的再建。最後他還說道：“我們的再建是在國際化的基礎上推進的”，“但日本卻再三妨礙這項事業。我們曾經寄予期待，認為能夠給予我們同情的理解與友情援助的日本，卻是對中國再建事業的最大障礙”。胡適指出，日本利用九一八事變，上海事變和熱河入侵製造出戰爭狀態，藉此妨礙再建事業的進行。並批判其在“1934年天羽英二聲明”中對中國與他國的合作進行恐嚇，認為日本反對一切可使中國實現政治統一的政府。
胡適在玉斯美脫會議開始前接受記者采訪時曾說到：“現時的一切動作都是為戰爭做準備。即將發生的太平洋戰爭將會比1914年那場大戰更為慘烈”，（1936年8月15日，NorthChinaDaily報道）。該報紙在題為“遠東戰爭無法避免――太平洋會議中國代表看法悲觀”的報道中公開了上文中胡適的見解。胡適在中國問題部會中也作出如下主張，即“中國要放棄一切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建設，拱手待斃嗎，當然不是。我們將會繼續建設家園秩序的工作。並且，在萬不得已時，為生存而戰”。強調若中日戰爭不可避免，中國將做好應戰的覺悟。早在玉斯美脫會議召開之前，中國言論界就已形成了以“救國”為基本方針的共通意識。其中的對日論調給胡適在玉斯美脫會議上的發言帶來了很多影響。1936年2月2・26事件爆發後，胡適就感覺到“戰爭已不可避免”。且與室伏高信的論爭及其後來自雜誌讀者的批判與提議，都要求胡適修正自己的思想軌道。而在當時，“救國”和“武裝自衛戰爭”已經不僅僅是言論界的基本綱領，更發展成為了民眾階級的基本綱領（Publicagenda）。在中國國內，以1935年末的12・9運動為開端，“抗日救國”運動開始在城市知識分子和學生之間盛行，聰明的胡適更是切身感受到了這股曆史的湍流。
8月24日胡適在玉斯美脫會議上發表的“中國之再建”引起了日本代表團的軒然大波，日本方麵立刻組織緊急會議，要求召開特別總會。最後，芳澤謙吉在8月25日倉促發表演說。日本方麵提出主張，說蓋因中國施行對日妨害，才致使中日關係落入如此緊張局勢。芳澤提出的“對日妨害”有以下幾點：1、中國政府上調對日本商品征收的關稅。2、違反1905年12月22日的議定書，鋪設南滿洲鐵路並行線。3、在滿洲持續進行排日運動。芳澤稱：“雖則日本之行動不能算是完全正確，但中國的行動亦不能全部稱為正當”，“中國一向抱著攻擊日本的態度，此種態度讓日本難以與中國建立良好關係”。芳澤采取譴責中國政策的同時承認日本部分過失的姿勢，成功誘使美國、英國等英文媒體發出了“中日雙方或相互讓步”的報道。但芳澤無法把中國言論界也瞞騙過去。1936年8月26日的《大公報》刊登了如下報道：“中日問題究將如何解決？其鍵則握諸日本，吾人以為日本最聰明之做法，為放棄九一八以來之武力主義，而從和平的政治經濟方麵入手”。
郭斌佳是中國國內正確把握了玉斯美脫會議內容的評論家之一，他在1936年10月的《外交評論》上發表了《本屆太平洋學會議程之討檢》。郭對與胡適進行論爭的芳澤謙吉的發言做出了以下嚴厲的批判，“乃日代表芳澤等，在本屆會議席上，猶欲掩飾其非，以遮蔽世人之耳目”。
他針對芳澤“中國不應批判日本”的發言，進行了以下的反駁：1、中國人民應感謝日本並未阻止南京政府的統一乃滑稽之談。2、華僑事實上在日本並未受到優待。3、因人口膨脹致使日本不得不向中國發展一說與事實相違。郭認為胡適“日本阻止中國民族複興，不容中國統一，試圖控製中國，中國決定奮鬥以求獨立”。之說是正當的，對此表示支持，同時還反駁道“芳澤謂中國如欲建設，必與各國合作，而尤須以與日合作為初步”，“但合作有真假之分，有善意與惡意之別。日本倘無真的與善意與合作，吾人何敢讚成對日合作”？他還對胡適“不願日本幹涉”，“日本宣傳合作，但中國無法了解其真意”，的觀點表示了支持。
郭斌佳還提出“日本要求中國反省，同時日本也應該清算過去一切的一切。”“但照現時事實而言，日本必繼續的阻擋中國之複興”。因此，中國“惟有走上自衛之路。為民族之生存，最後之奮鬥”。表示了對“武裝自衛戰爭”論的支持。
胡適在玉斯美脫會議後巡回美國各地，發表表明中國立場的演講後歸國。胡適歸國後，於1936年12月3日在上海發表演講，他在演講中陳述了日本勢力擴大的狀況，強調了中國、美國、蘇聯、英國和日本參與太平洋區域和平機構建設的必要性，“以維持整個太平洋之集體安全，苟不然，則世界大戰之爆發將不可避免”。這在現在看來著實是非常有見地的。並且，他還藉此表明了中國不會聽信芳澤謙吉發言的立場。
結束語
本文針對胡適政治行動的軌跡和對日認識的發展為中心展開考察，並仔細分析了他在與室伏高信和芳澤謙吉的論爭過程中對日認識的深化。還介紹了當時中國言論界是如何應對胡適與室伏論爭、胡適與芳澤論爭的。例如，《獨立評論》的執筆者和投稿者（也就是當時的知識青年）在胡適與室伏論爭開始後，馬上開始批判室伏的理論，支持胡適。此外，中國的知識分子還圍繞1936年2・26事件的爆發和外相廣田弘毅提出的“對華三原則”（1936年1月）展開了熱烈的議論。在“對華三原則”問題上還嚐試了對胡適進行反駁。這成為了新論爭的出發點。既有人讚同胡適的“調整中日的先決條件”論，也有人批判胡適的對日政策是“非現實的”。在議論深化的過程中，圍繞“救國”和“武裝自衛戰爭”的議論逐步成為言論界的思潮。
本文的問題點在於，考察僅止於論爭及其周邊的言論。而“救國”的主張是由現實的社會運動中產生的。1935年末的12・9運動是城市知識分子和學生帶領的抗日救國運動的出發點。中國共產黨在長征途中的八一宣言（1935年8月1日）則是“抗日武裝抵抗”論的先驅性主張。在東北地區，9・18事變後武裝抗日鬥爭不斷持續。1936年秋，國共兩黨開始了締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交涉。同年11月的綏遠抗戰實踐了“抗日武裝抵抗”論。進行“武裝抵抗”的計劃以1936年12月的西安事變為起點正式啟動。知識分子和政治家的論爭隻是現實的反映，而非由論爭中得出“救國”和“武裝自衛戰爭”這些方針。論爭隻是廣泛的社會運動的一個反映。因此，一開始必須明確的是，論爭和發言與當時的社會運動有著怎樣的內部關聯。關於這個問題，有待他日再作考察。
序言
胡適（1891―1962），曾於1933年3月發表了題為《日本人該醒醒了》的論文。在當時的日本自由主義者中，有人主張道：要解決“中日問題”，則日本必須停止對中國的侵略行動。胡適對該主張產生了共鳴，正是本文的動機。
胡適在論文中這樣寫到，“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進一步乃至千萬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一年之內侵略到整個的華北，即令推倒全海岸線，甚至於深入長江流域的內地。我們還可以斷言。中國民族還是不會屈服，中國民族排日仇日的，心理隻有一日深似一日，一天高似一天。中日問題的解決隻有越離越遠的”。同時還寫到，“這都是日本的人民與政府不可不覺悟的事實”。“日本的真愛國者，日本的政治者到了這個時候真應該醒醒了”。也就是說，他該篇論文的主張在於：日本應該停止對中國的侵略。
論文發表後的1933年5月，中日締結塘沽停戰協議。該協議的簽訂表麵上給華北帶來了暫時性的“和平”。1935年7月17日，胡適接受了室伏高信的訪問。室伏高信向胡適提議，建議他寫一篇以“告於日本國民”為題目的文章。胡適接受了這個提案，但因其當時非常忙碌，接受提案後3個月仍未開始動筆。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對這種文章實用性尚抱有疑問。但胡適最終在同年11月公開發表了題為“敬告日本國民”的文章。該文章的日文版刊登在《日本評論》11月號之上。室伏高信後來發表了“答胡適之書”，二人的論爭及與之相關的議論一直持續到1936年3月。而在之後的1936年8月召開的第6次IPR（InstituteofPacificRelation太平洋問題調查會）玉斯美脫會議上，作為中國代表出席的胡適又與日本代表芳澤謙吉展開了另一場論爭。
以上簡單介紹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胡適與日本知識分子間的論爭。本文將聚焦於這些論爭，來考察其中的意義。一般來說，論爭是現實社會的反映。而論爭本身並不能推動現實社會的改變。但是，論爭能讓當事者及受到論爭觸動的人更加深刻並正確地認識現實。後麵將會敘述到，室伏高信和芳澤謙吉對胡適的觀點提出了反駁。但從結論上來說，縱觀直至今日的中日關係史就可以發現，他們的反駁隻是政治上的狡辯。這種政治上的狡辯導致當時的中日關係在政治上進入了異常的緊張狀態。這一切都是不可辯駁的事實。本文將對胡適所參與的“中日關係”論爭進行分析，來考察抗日戰爭前夕中日兩國間政治緊張的內幕。
一、胡適與室伏高信1935年到1936年的論爭
1935年胡適與室伏高信的論爭，始於1935年11月24日刊登於《獨立評論》第178號上的胡適《敬告日本國民》一文。胡適在文中寫到“我十分誠摯的懇求日本國民不要再談‘中日親善’這四個字了”。同時還提出了三點希望：1、在談“中日親善”之前先解決“中日仇恨”問題。2、勿要輕視了四億人的民族仇恨心理。3、日本國民須珍惜本國曾經的偉大業績與將來的前途。還使用了“懸崖勒馬”一詞，從中日關係的危機狀態出發，表明了要求日本即時停止侵略的主張。文中還寫到“如果這個四億人口的國家被逼到無路可走的時候，被逼到忍無可忍的時候，終有不顧一切，咬牙作困鬥的一天。”提示了中國方麵也有忍耐的極限。並表明了當中國無路可走之時，將會決意抗戰到底。
室伏高信在1935年12月8日的《獨立評論》第180號上發表《答胡適之書》。提出了以下觀點。1、日本的對華政策“確實不夠充分”，但中國對日本的理解也是不夠充分的。2、中國雖一直用“以夷製夷”的政策對抗日本，但中國真正的敵人應該是英國而不是日本。室伏高信在文中指出“貴國與日本之間，非恢複到相互信賴，相互援助不可，這是我信而不疑的”。還表示他非常理解胡適“不希望日本國民妄談‘中日親善’”的心情。針對胡適“懸崖勒馬”的忠告他是這樣回答的“對於這一點，也是以充分的敬意，聽你的忠告”。而針對“有為日本不堪深憂”的忠告，他則是這樣回答的“我們日本人有視鄰人的忠言為神宣的精神準備與訓練及度量。”並表示理解稱“日本現在已到了應深自慎戒的時候了。”但室伏高信還寫到“雖然對於貴國表示充分的同情，但又不能不要貴國加以認識”。以此譴責中國領導人怠慢了對排日運動的鎮壓。而因在西化過程中，日本與中國一樣存在針對傳統文化的偶像破壞運動，他便寫到“貴國有過排儒運動，這是我們很知道的”。以此強調同是東方人的立場。在文章的最後，室伏高信還把英國提出來說“中國的敵人，是日本還是英國？應該是日本還是英國”並提出建議說：“日本與中國，日本的知識分子與中國的知識分子，我們握起手來，努力擁護東方的自由，東方的遺產與東方的文化，進而將世界史的舞台，遷到我們東方的世界上來吧”！
以上引用室伏高信的文章中，有稱讚、有共鳴、有辯解、有建議、同時也有譴責。近年研究者袁詠虹和羅福惠，對室伏的主張進行了如下分析：顯然，室伏高信在反對西化，維護東方文化的大旗下，消解了日中兩國之間侵略與反侵略的是非界線，所以不僅是西化派的胡適，就是中國的東方文化派人士恐怕也難以苟同室伏的觀點和態度。而筆者也同意室伏試圖通過列舉“東方文化”的共通性來隱藏現實政治上的矛盾這一分析。
胡適隨後在12月8日的《獨立評論》第180號上發表《答室伏高信》進行反駁。胡稱“可焦慮的是我們東方民族也許在那擁護東方遺產的大旗下做出一些自相殘害的醜態來，貽笑於全世界”。以此批判了日本的對華政策。胡適針對之前室伏高信的主張提出了如下反駁：1、“以夷製夷”是各個國家常在采取的方針，中國沒有與任何一個國家結成友好關係抑或敵對關係。2、1927年漢口協議簽訂後，中國“仇英的心理漸漸轉過了”。3、在強國乘著本國的弱勢進行攻擊並埋下仇恨的種子這種狀態下，政府根本無法引導民眾去產生什麽真正的友情。
袁詠虹與羅福惠分析道：對胡適來說，“當時中國的敵人應該是日本還是英國，就不用明言了”，“通觀胡適的這封複信，雖語氣很委婉，但全文基本上是對室伏來信的反駁”。
室伏高信於1936年2月發表了《再答胡適之書》。室伏在對胡適和陶希聖提出的“真實的言語”表示感謝的同時，還提到“好像有些地方對於我的旨趣還有誤解”，並作出了以下辯解：1、日中關係雖然惡化，但並非讓人絕望的。2、日本天皇應該不會允許日本發動戰爭。3、在日本國民是追求和平的國民這一前提下，他們將擁有不屈服於軍部，反對發動戰爭的力量。在當時那樣的狀態下，室伏高信仍舊堅持日本的行動並非侵略，認為隻要中國的政治家將中日關係理解為西歐帝國主義的產物，中日關係便能得到改善。他說“貴國民與日本國民攜手而立於世界舞台上的時候一定要來的”。仍舊強調中國的敵人並不是日本。胡適對該文章沒有做出回應，因為他已經對室伏的辯解感到厭煩。他在北京基督教團體“北平兄弟會”1936年2月17日舉行的“內部談話會”上，提出了以下的嚴厲見解：“中國沒有一個政治家偉大到足以承擔對日和談的重任，沒有一個政治家的才能偉大到足以與日本進行堪稱體麵的和談。我不認為日本有足以勝任與中國進行能為中國人接受並給我們帶來十到十五年和平的和談的政治人物”，“天皇擁有憲法賦予的可以改變政策的特權，但我不相信目前的形勢能保證該項特權的使用，因為一直存在抵製和反對的可能性，那也許會招致（對天皇的）反叛”。這既是非常冷靜的對日政治分析，也是對室伏高信主張的全麵否定。
以這次論爭的舞台――《獨立評論》（1932年5月25日創刊）為代表的中國言論界在當時已經開始逐步承認國家的自立必須以“抵抗”作為“政治基本綱領”。這個發展的過程將在以下史料進行考察。
二、“胡適與室伏論爭”的政治反響――1935年末到1936年4月
1935年12月22日，在日本留學中的向愚在《獨立評論》第182號上發表了《讀室伏高信答胡適之書》。他對胡適的意見做出了如下評價“立刻感覺到胡先生所說的話是中國四萬萬民眾想說的話，是四萬萬的中國民眾的心理的反映”。同時還寫到“筆者抱了期待的態度去讀他”。對室伏高信的文章表示了一定的理解。也就是說，他對室伏高信作出了這樣的判斷“在於他肯撇棄優越感，平心靜氣的考量中日兩個民族的將來”，“他對於胡先生所指摘出來的日本的錯誤充分的承認，對於胡先生的忠言表示接納，所以他深信‘中國和日本之間，非恢複到互相理解，互相信賴，互相援助的地步不可’”。
向愚在日本經常親身體驗針對中國人的“侮辱”。上文中引用的是他對室伏表示的些許同感，但實際上，對於無法虛心聽取胡適意見的室伏，向愚是非常失望的。因此他對室伏提出了以下四點批判：1、在中國人心中種下“仇恨”想法的是日本。
2、日本分明已有侵占中國領土的事實，卻仍用“中日親善”來蠱惑民眾。
3、日本阻止了中國的統一進程。
4、日本主張英國才是中國的敵人，並試圖以此來抹消自己的侵略行徑。向愚最後得出結論：中國人隻要一日處在被侮辱的現實當中，“中國的領導者們緩和及啟導民眾實現中日友好”就是不可能之事。
1936年1月5日，陶希聖在《獨立評論》第184號上發表《國際均整與中國的生命》。他提到“這三十六年間，中國沒有利用國際均勢，更談不到‘以夷製夷’”。以此否定了室伏高信的見解。並論稱，正因為從國際上解決中日問題存在困難，中國才興起了試圖由自己來解決問題的民族運動。同時還支持了胡適的發言。
周毓英也於1936年1月5日在《中外問題》上談到：室伏高信的見解與日本軍部相同，認為必須由日本來作出實現和平的努力。該刊物還登載了名為《胡適之之新頭銜》的文章，其中寫到“胡適之應室伏高信之請，寫一給日本國民的公開信，登載日本中日評論雜誌，其間最足以使人深省的一句話，即請日本人以後勿再對中國談親善。今番北平學生請願，某日本報稱胡實為總指揮”。這篇報道所表達的意思是，北平的學生們都在稱讚胡適。
四日後，王醒魂在《獨立評論》第187號上發表《我對於二次大戰的觀察》。文中寫到“中國在戰爭期內，不能旁觀，必須以行動取得獨立的光榮。在戰爭期前，不能坐待，必須集合全國國力，以作有效的準備”。以此呼籲民族統一，政府統一。
如上所述，以“救國”“抗戰”為實現國家自立的基本方針這一共通意識，已經在中國言論界逐步成型了。就在此時，日本爆發2・26事件。對此1936年3月8日《獨立評論》第191號預測，事件後日本政治將被軍人支配，並評論說要想沿襲岡田啟介內閣的政策想必是件難事。
胡適本人也這樣說道：“如果日本的人民經過這回大教訓之後還沒有能力製裁少壯軍人的幹政，那麽，我們可以斷言。日本國民必要走上自焚的絕路。”但是，他之所以在話中帶上認為軍部以外的勢力有能夠製裁軍部的可能性這一見解，其中也包含了對室伏高信照顧。胡適在之後的第192號的編集後記中寫到2・26事件時這樣說：“在日本國民遭遇了上月底的慘劇之後，我們更抱著同情的希望，希望室伏先生的預言能早日實現”。對中國言論界而言，2・26事件以後，指向“救國”的思想變得更加明確了。
1936年1月，外相廣田弘毅在議會上發表《對華三原則》。此後，胡適對《對華三原則》表示批判，並在4月19日的《獨立評論》上提出了自己的“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其內容歸納為以下七點。
1、取消塘沽停戰協定和非戰區域。
2、承認“何應欽協定”無效。
3、放棄1901年辛醜條約及平津鐵路地段駐兵的權利，撤出關內屯駐的日本軍隊。
4、承認察東協定無效，撤出察哈爾境內的“滿洲國”軍隊。
5、禁止在華北各省和福建省內的自治活動。
6、取消領事裁判權。
7、統一外交。沈惟泰也在5月31日的《獨立評論》第203號上批判日本擅自將中國不承認的《對華三原則》當作既承認事項。
然而言論界除了對日本的批判外，還存在對胡適對日政策的批判言論。張秋山在4月18日的《永生》雜誌上發表關於胡適《對華三原則批判》的文章，認為如今的日本是不可能實現胡適所提出的7個條件的。同樣在該雜誌上方直批判道，胡適的說法並非代表了中國民眾和學者的意見，而是一種過時的說法。方直還主張，今後不該停留在胡適所討論的那個次元當中，而應該把運動指向“武裝自衛戰爭”。徐日洪在1936年5月10日《獨立評論》第200號中指出胡適的7個條件中“竟無一條涉及我們那被侵占了的東四省（被並入滿洲國的黑龍江、吉林、遼寧、熱河）”，並批判道“東北四省事件的解決，可說是‘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的先決條件”。徐日洪的理論中明確表示“東北問題”在中國政治中有著重要的意義，但當時胡適對這一言論采取了不予明言的立場。
如上所述，在與室伏的論爭中，多數意見是支持胡適的。但針對胡適所發表的“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則存在著批判的論調。當時中國言論界已經逐步形成了以“救國”為方針的基本綱領，因此，為了對抗“滿洲事變”以後的日本對華政策，將“武裝自衛戰爭”納入考慮範疇的政治觀點的出現已經不可避免。
三、玉斯美脫會議上的“中日論爭”
1936年8月15日，第6次太平洋國際會議在美國玉斯美脫國立公園內拉開帷幕，胡適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出席了該次會議。他在8月24日的中國問題部會上發表了題為“中國之再建”的演說。胡適認為，中國正在進行三個局麵上的再建設，即：第一、國民統一的經濟基礎構築。第二、人民物質生活的改善。第三、更加適應新世界的文化生活的再建。最後他還說道：“我們的再建是在國際化的基礎上推進的”，“但日本卻再三妨礙這項事業。我們曾經寄予期待，認為能夠給予我們同情的理解與友情援助的日本，卻是對中國再建事業的最大障礙”。胡適指出，日本利用九一八事變，上海事變和熱河入侵製造出戰爭狀態，藉此妨礙再建事業的進行。並批判其在“1934年天羽英二聲明”中對中國與他國的合作進行恐嚇，認為日本反對一切可使中國實現政治統一的政府。
胡適在玉斯美脫會議開始前接受記者采訪時曾說到：“現時的一切動作都是為戰爭做準備。即將發生的太平洋戰爭將會比1914年那場大戰更為慘烈”，（1936年8月15日，NorthChinaDaily報道）。該報紙在題為“遠東戰爭無法避免――太平洋會議中國代表看法悲觀”的報道中公開了上文中胡適的見解。胡適在中國問題部會中也作出如下主張，即“中國要放棄一切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建設，拱手待斃嗎，當然不是。我們將會繼續建設家園秩序的工作。並且，在萬不得已時，為生存而戰”。強調若中日戰爭不可避免，中國將做好應戰的覺悟。早在玉斯美脫會議召開之前，中國言論界就已形成了以“救國”為基本方針的共通意識。其中的對日論調給胡適在玉斯美脫會議上的發言帶來了很多影響。1936年2月2・26事件爆發後，胡適就感覺到“戰爭已不可避免”。且與室伏高信的論爭及其後來自雜誌讀者的批判與提議，都要求胡適修正自己的思想軌道。而在當時，“救國”和“武裝自衛戰爭”已經不僅僅是言論界的基本綱領，更發展成為了民眾階級的基本綱領（Publicagenda）。在中國國內，以1935年末的12・9運動為開端，“抗日救國”運動開始在城市知識分子和學生之間盛行，聰明的胡適更是切身感受到了這股曆史的湍流。
8月24日胡適在玉斯美脫會議上發表的“中國之再建”引起了日本代表團的軒然大波，日本方麵立刻組織緊急會議，要求召開特別總會。最後，芳澤謙吉在8月25日倉促發表演說。日本方麵提出主張，說蓋因中國施行對日妨害，才致使中日關係落入如此緊張局勢。芳澤提出的“對日妨害”有以下幾點：1、中國政府上調對日本商品征收的關稅。2、違反1905年12月22日的議定書，鋪設南滿洲鐵路並行線。3、在滿洲持續進行排日運動。芳澤稱：“雖則日本之行動不能算是完全正確，但中國的行動亦不能全部稱為正當”，“中國一向抱著攻擊日本的態度，此種態度讓日本難以與中國建立良好關係”。芳澤采取譴責中國政策的同時承認日本部分過失的姿勢，成功誘使美國、英國等英文媒體發出了“中日雙方或相互讓步”的報道。但芳澤無法把中國言論界也瞞騙過去。1936年8月26日的《大公報》刊登了如下報道：“中日問題究將如何解決？其鍵則握諸日本，吾人以為日本最聰明之做法，為放棄九一八以來之武力主義，而從和平的政治經濟方麵入手”。
郭斌佳是中國國內正確把握了玉斯美脫會議內容的評論家之一，他在1936年10月的《外交評論》上發表了《本屆太平洋學會議程之討檢》。郭對與胡適進行論爭的芳澤謙吉的發言做出了以下嚴厲的批判，“乃日代表芳澤等，在本屆會議席上，猶欲掩飾其非，以遮蔽世人之耳目”。
他針對芳澤“中國不應批判日本”的發言，進行了以下的反駁：1、中國人民應感謝日本並未阻止南京政府的統一乃滑稽之談。2、華僑事實上在日本並未受到優待。3、因人口膨脹致使日本不得不向中國發展一說與事實相違。郭認為胡適“日本阻止中國民族複興，不容中國統一，試圖控製中國，中國決定奮鬥以求獨立”。之說是正當的，對此表示支持，同時還反駁道“芳澤謂中國如欲建設，必與各國合作，而尤須以與日合作為初步”，“但合作有真假之分，有善意與惡意之別。日本倘無真的與善意與合作，吾人何敢讚成對日合作”？他還對胡適“不願日本幹涉”，“日本宣傳合作，但中國無法了解其真意”，的觀點表示了支持。
郭斌佳還提出“日本要求中國反省，同時日本也應該清算過去一切的一切。”“但照現時事實而言，日本必繼續的阻擋中國之複興”。因此，中國“惟有走上自衛之路。為民族之生存，最後之奮鬥”。表示了對“武裝自衛戰爭”論的支持。
胡適在玉斯美脫會議後巡回美國各地，發表表明中國立場的演講後歸國。胡適歸國後，於1936年12月3日在上海發表演講，他在演講中陳述了日本勢力擴大的狀況，強調了中國、美國、蘇聯、英國和日本參與太平洋區域和平機構建設的必要性，“以維持整個太平洋之集體安全，苟不然，則世界大戰之爆發將不可避免”。這在現在看來著實是非常有見地的。並且，他還藉此表明了中國不會聽信芳澤謙吉發言的立場。
結束語
本文針對胡適政治行動的軌跡和對日認識的發展為中心展開考察，並仔細分析了他在與室伏高信和芳澤謙吉的論爭過程中對日認識的深化。還介紹了當時中國言論界是如何應對胡適與室伏論爭、胡適與芳澤論爭的。例如，《獨立評論》的執筆者和投稿者（也就是當時的知識青年）在胡適與室伏論爭開始後，馬上開始批判室伏的理論，支持胡適。此外，中國的知識分子還圍繞1936年2・26事件的爆發和外相廣田弘毅提出的“對華三原則”（1936年1月）展開了熱烈的議論。在“對華三原則”問題上還嚐試了對胡適進行反駁。這成為了新論爭的出發點。既有人讚同胡適的“調整中日的先決條件”論，也有人批判胡適的對日政策是“非現實的”。在議論深化的過程中，圍繞“救國”和“武裝自衛戰爭”的議論逐步成為言論界的思潮。
本文的問題點在於，考察僅止於論爭及其周邊的言論。而“救國”的主張是由現實的社會運動中產生的。1935年末的12・9運動是城市知識分子和學生帶領的抗日救國運動的出發點。中國共產黨在長征途中的八一宣言（1935年8月1日）則是“抗日武裝抵抗”論的先驅性主張。在東北地區，9・18事變後武裝抗日鬥爭不斷持續。1936年秋，國共兩黨開始了締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交涉。同年11月的綏遠抗戰實踐了“抗日武裝抵抗”論。進行“武裝抵抗”的計劃以1936年12月的西安事變為起點正式啟動。知識分子和政治家的論爭隻是現實的反映，而非由論爭中得出“救國”和“武裝自衛戰爭”這些方針。論爭隻是廣泛的社會運動的一個反映。因此，一開始必須明確的是，論爭和發言與當時的社會運動有著怎樣的內部關聯。關於這個問題，有待他日再作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