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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中國東北地區日本勢力的擴張與農業開發――以漢人與朝鮮移民關係為中心
日本/一橋大學博士課程
樸敬玉
前言
本課題是以辛亥革命以後日本帝國勢力積極幹涉的水田開發問題為中心，來分析在近代中國東北地區的農業開發高潮中，由於日本勢力的擴張，而產生的漢人與朝鮮移民關係的轉換。
中國東北地區是優質大米的重要生產基地。東北地區各民族人民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水稻生產經驗，形成了具有區域特色的寒地水稻生產技術。追溯其曆史我們可以知道，東北地區水稻生產的興起與朝鮮移民的試驗、漢人地主的關注和日本政府的扶持政策密切相關。19世紀末在一部分地區，朝鮮移民試驗性地種起稻來。此後，20世紀初水稻生產技術正式紮根在東北地區。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米價的暴漲使得水田耕作能夠得到較高的收益，引起了很多漢人地主的關注。東北的地方政府也積極地促進了地方的水田開發。此時，在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人口急劇增長和糧食缺乏的問題成為日本政府麵臨的首要課題。為了探索日本人在關東州與滿鐵附屬地開發水田的可能性，日本政府組織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研究，扶持了東北地區的農業投資。
近幾年，關於東北地區的移民與農業開發的研究非常活躍。並且，把朝鮮移民與水田開發緊密聯係在一起的研究成果也陸續發表。
衣保中以朝鮮移民為中心，分析了從清末到民國時期水田開發問題。明確地指出了傳播新的農業技術的朝鮮移民的曆史貢獻。並且，引用很多地方擋案館的資料，詳細論述了地方政府的政策與各地朝鮮移民數的增加1.金穎分析了從清末到偽滿時期朝鮮移民的移住過程和水田開發的密切關係，並且對於地方政權管理下的稻田公司的設立狀況和偽滿時期的大米生產狀況進行了詳細的論述。還指出了，1925年的“三矢協定”以後，雖然對朝鮮移民的取締逐漸強化，但是一部分漢人地主認為水田事業很有前途，依然給予朝鮮移民佃耕權的事實2.可以說通過這些研究，民國初期的地方政府積極獎勵開發水田的政策得以證明。但是，在這些研究中並未闡明，漢人參與水田事業與否影響到水田開發的規模與漢人和朝鮮移民的關係。
在中韓兩國的研究成果上包括日本政府的政策幹預，考察1910～20年代的中國東北地區的水田開發的是江夏由樹。闡述了來自朝鮮半島南部的朝鮮移民所帶來的水稻生產技術紮根在東北地區的曆史與日本政府的幹預。並且闡明了試圖水田開發事業的東亞勸業株式會社最終引致失敗的過程3.由於從中國政府來看這些經濟行為是“經濟上的侵略”，因此土地所有權始終並沒有得到解決。雖然並沒有充分探討朝鮮佃農與漢人地主的關係，但是強調20世紀初以後超越國境和地域境界的經濟上的聯係這一點，可以說是近年來研究中國東北地區史的新的研究動向。
本文引用的主要史料是1910～30年代，日本的調查研究資料《滿蒙調查書》（1917年）・《滿州の水田》（1926年），中國遼寧省檔案館和延邊州（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的略稱）檔案館的資料等。
二曆史背景
1中國東北地區的農業開發高潮與日本的幹涉
20世紀初期，東北地區的鐵道鋪設與東北移民的主要排出地華北農村社會的變遷，影響了東北移民社會的形成4.到了民國時期，國有財產的土地出售給民眾，逐漸形成了地主支配式的新的土地關係5.隨著土地清丈政策與積極誘致移民政策的實施，東北地區的農業開墾迅速展開，移民成為其開發的主力。
從1910年到1930年間，伴隨著東北地區的開發，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的人口大約增加了1000萬人。尤其是1920年代，向人口密度較少的北部地區的遷移成為當時東北移民的主要特征6.
在農業開發中，東北地區的漢人農民主要栽培了高粱、穀子、麥、玉米、豆類。日俄戰爭以後，隨著遷移到關東州和南滿地區以大米為主食的日本人的增加，漢人也受到其影響，開始消費大米。並且進入1920年代，隨著南滿的城市人口的增加，大米的消費量也逐漸增加。
由於大米需求的增加，民國時期東北地方政權開始獎勵水田耕作。1912年在奉天設置了“奉天水利局”，雇傭朝鮮農民開發了1，000公頃以上的大規模的水田，並且同年頒布了《水稻耕種獎勵章程》，促進了水田開發。進入民國時期之後，“振興實業，發展經濟以救亡建國”的標語已成為社會的潮流，在東北地區陸續設立了私營的農業開墾公司和稻田公司7.
1912年，一部分日本人已開始探尋在南滿地區的水田耕作的可能性，並在滿鐵附屬地內開始了水田經營。但是，當時日本人的水田經營由於租借地以外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困難，因此隻限製在租借地內。麵對這樣的狀況，外務大臣牧野伸顯給予奉天總領事落合謙太郎的公信《�洲各地不�放地內ニ於ケル本邦人ノ水田��ニ�スル件（關於滿洲各地不開放地內本邦人水田經營的事件）》（1913年5月）中，下令積極探尋水田經營的可能性8.牧野認為，東北地區的水田開發是非常有利的事業，並且從日本向中國東北勢力擴張與日本國內的米價調節的視角來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此，開始實施了為實現水田開發計劃的正式調查。
盡管日本政府關注水田開發，但是關東州與滿鐵沿線地以外，日本人的土地所有權並沒有得到承認。因此，“韓國合並”之後日本政府對於朝鮮移民的水田經營進行了保護和輔助政策。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東北地方政府也逐漸強化了對朝鮮移民的取締。
21920年代的朝鮮農村社會
1910年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之後，隨著從1910年到1918年的“土地調查事業”的完成，朝鮮農民的佃耕化的傾向變得更加顯著。同時，隨著1920年開始的“產米增產計劃”的完成，自耕、自耕兼佃農的土地喪失更加嚴重，並且，這種現象在朝鮮南部的稻作地區比北部的旱田地區，進展得更快9.其結果，原來以朝鮮北部移民為主的移民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從南部稻作地帶移住到中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也逐漸增多。
朝鮮總督府資料《朝鮮的佃耕習俗（朝�の小作��）》（1929年）指出其變化如下。“海外朝鮮人移住者當中，最近（1920年代後半-引用者）慶尚北道以及全羅北道地方的農家移住到滿州、西伯利亞方麵進行水田耕作的人逐漸增多”。這樣一來，東北地區開發熱潮中，由於“韓國合並”之後的日本殖民地政策，使朝鮮佃農變得更加貧窮。所以，移住到東北地區參與農業開墾的朝鮮移民逐漸增多。並且，日本擔憂國內的失業問題與朝鮮的民族解放運動給予日本的影響，因此，朝鮮人進入日本境內也受到了限製10，這也促進了朝鮮移民向中國東北地區特別是北滿地區的移住。
總而言之，從清末到民國期間，在中國東北地區旋起了農業開發的熱潮。日俄戰爭之後，由於日本人與朝鮮移民的增加，以大米為主食的食文化傳播到東北地區。同時，從民國初期開始，東北的地方政府也考慮到大米需求量的增加和生產大米的高收益性，開始重視並獎勵水田開發。
1910年8月22日，日本迫使朝鮮簽訂“韓日合並條約”之後，將朝鮮的殖民政策與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所得權益連接在一起。為了解決國內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糧食缺乏問題，日本政府緊密關注東北地區的水田開發，並組織進行了大量的調查。1921年5月，日本的赤塚奉天總領事編寫的《在滿朝鮮人問題》報告書，提出振興東北地區的水田開發是為了強化對朝鮮人的統治和構築戰爭體製的重要事業11.
三“九一八”事變之前，圍繞水田開發的漢人與朝鮮移民的關係
1南滿地區的水田開發
鴨綠江上流地區的長白、臨江、輯安一帶鄰接於朝鮮半島，“韓國合並”之前已有很多朝鮮人居住12.但是，因為山地多氣溫低，大部分的移民從事旱田耕作。1920年代初期這個地區的水田還未開發，很多農民遷移到奉天內地的平原地帶。
鴨綠江下流地區，早在清末時期已有一部分地區進行了水稻栽培。並且，從1905年開始由於安奉鐵路的利用，朝鮮移民人口大幅度地增加。1911年在安東、鳳城、寬甸已有6，850人居住，再過10年之後又有3萬人左右的增加13.
1910年代，也有朝鮮人地主的移住。根據關東都督府的調查資料，從大東溝附近的朝鮮移民史料中可以了解到以下史實：“韓國合並”之後，東洋拓殖民株式會社在朝鮮義州府以及龍川郡收買了很多土地。朝鮮人地主認為鴨綠江下流地區的大東溝附近灌溉便利，比較適合於水田耕作，因此用賣地的金錢購入大東溝地區的土地並居住在該地。不僅大東溝地區的地價為朝鮮的義州以及龍川郡方麵地價的一半，而且對於當地的漢人地主來說，賣給朝鮮人比賣給漢人農民可以得到2～3倍的收入。對於漢人地主來說，水田的經營利益比較大，因此朝鮮佃農也受歡迎。總之，漢人地主也歡迎朝鮮人的居住14.
然而，在以往的東北朝鮮移民研究中，特別是1910年代朝鮮人地主為了購入比朝鮮廉價的土地移住到南滿地區，這一事實並沒有得到充分地關注。許多研究隻強調大部分朝鮮移民在漢人地主、或者日本人經營的農場裏，作為佃農從事農業開墾的這一事實。從而把朝鮮移民的移住原因隻限於朝鮮國內土地喪失所引起的貧窮化與日本殖民統治的問題上。
南滿的鴨綠江下流地區是最早進行水田耕作的地域。在水田開發中朝鮮移民是主要的生產者，並且移住初期所采用的稻作法也是朝鮮原有的耕種方法。由於這種粗放型技術比較容易學會，於是1910年代以後，漢人參與水田耕作的現象顯得非常顯著。漢人農民也知道經營水田的好處，逐漸模仿朝鮮人的耕種法，參與了水田耕作。1920年代初期，在鬆樹地方大部分的水田是由漢人農民來耕作，安東附近的水田耕作者的3成是漢人農民來耕作的15.隨著很多漢人農民也逐漸學會技術獨自耕耘稻田，再加上1920年代之後對朝鮮移民的佃耕條件變得相當嚴厲，其結果，向北滿地區移住的現象越來越顯著。例如，1930年時，安東、寬甸、鳳城的朝鮮移民大幅度減少，人口為14，401人16.
2對朝鮮移民取締的強化
以1919年的三・一運動為契機，東北地區朝鮮人的獨立運動高漲起來，日本鎮壓了朝鮮人抗日鬥爭。在中國東北日本加快了侵略的步伐，特別是1915年的《南滿東蒙條約》和1925年的《三矢協定》締結後，地方政府強化了對朝鮮移民的取締，相繼發生了壓迫朝鮮人事件。1925年6月11日，奉天政府警務所長於珍與朝鮮總督府三矢警務局長之間，“不逞鮮人的逮捕引渡”作為交換條件，互相確認了“鮮滿國境警察的越境禁止”，並秘密簽訂了《關於不逞鮮人的取締朝鮮與奉天省間的協定》，也就是所謂的《三矢協定》。就這樣，在朝鮮移民問題上，東北的軍閥政權和朝鮮總督府之間達成了妥協。
同時，張作霖被殺事件之後，圍繞東北地區的社會狀況發生了變化。例如，張學良接近了國民政府，並且在東北各地開展了“國權恢複運動”。中國官府也對朝鮮移民的政策上添加了“民族主義”色彩。他們勸誘朝鮮移民的歸化，強化了對朝鮮移民的同化政策，並且禁止了沒有入籍的朝鮮移民的土地所有權和租地權。
當時在東北地區展開抗日運動的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為中共），在《中共滿洲省臨委告滿州朝鮮農民書》（1928年4月15日）中，對於上述的社會狀況有如下闡述。
朝鮮的農民來到滿洲，是很刻苦的，他們將荒地開為很好的水田，春夏則刻苦耕種秋收之後則密集於深山之中與渡江密入，作種種反日複國的運動。中國的地主和中國的軍閥，看到他們如此進退兩難，窮無所歸，乘火打劫的沒收他們的土地和房屋器具，驅逐他們出境，交給日本帝國主義者任意屠殺蹂躪17.
同時，1929年6月29日，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寄給外務大臣田中義一的電報中也闡述了遼寧省農礦廳長警戒因雇傭朝鮮佃農耕作水田，所產生的各種糾紛的事實。對朝鮮移民的取締不僅在奉天省，而且在吉林省也加強了18.1929年7月1日，關東廳警務局長寫給拓務次官、外交次官、朝鮮總督府警務局長的電報中可以看出，吉林省政府一方麵提倡水田耕作，另一方麵對於專門雇傭朝鮮人來耕作水田而感到危機，於是也持有嚴厲取締的傾向19.這些動向，不僅在日本外務省的資料中，而且在東北地區地方檔案史料中都可以確認。其背景可以說是，朝鮮移民和漢人之間圍繞著水渠建設經常發生糾紛，而其背後有日本勢力的幹涉。而且在南滿地區的對於朝鮮移民限製的強化，反而推動了很多朝鮮移民向北滿地區的移住。
雖然，1920年代後半，從南滿向北滿移住的朝鮮移民急劇增加了，但是，屬於寒冷地帶的北滿地區存在著稻米的品種適應問題，而且農業開發比較晚，所以1930年黑龍江省的稻田麵積隻占東北地區的7.61%。
3「萬寶山事件」中表現出的漢人地主與朝鮮佃農的關係
1920年代後半，東北地方政府對朝鮮移民采取了取締政策，但也不能忽視民間的漢人地主和朝鮮移民之間租佃關係的實際狀態。其社會背景如下。一方麵，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米價暴漲的結果，水田地價也上漲了。例如，1926年在間島和琿春接壤地帶的敦化、額穆兩縣每一反步的價格為旱田上等地70圓，下等地50圓，但稻田地價大概每1反步120圓20.另一方麵，隨著移民的增加，獲取租佃權的競爭變得越來越激烈。地主利用這種狀況，增加了佃農的負擔。原來應由地主自己來承擔的諸負擔轉化為朝鮮佃農來負擔，或者地主、朝鮮佃農兩者共同承擔。就這樣，地主能得到地價和租佃費上升的雙重利益。對漢人地主來說，雇傭朝鮮移民耕作水田可以得到高收益，因此，不管政府對朝鮮移民采取取締政策，仍然給予朝鮮移民租佃權。這種情況下，禁止外國人土地所有權和取締租佃關係的訓令實際上並沒有完全實行。
在漢人地主和朝鮮移民的實際利害關係與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之間所產生的矛盾之中，一個值得特別關注的事例就是1931年7月，在吉林省長春縣發生的“萬寶山事件”。這一事件發生的社會背景大多為，是圍繞水田開發所產生的漢人地主與朝鮮移民的經濟關係、民族矛盾、日本的幹涉等。其中不可忽視的是，“九一八事變”前夜顯現出來的漢人地主與朝鮮移民的經濟關係。我們從地主與稻田公司，稻田公司與朝鮮農民的契約成立過程，可以看出這些契約是違反吉林省長下令的《朝鮮人土地租借規定21》和《吉林省政府建設廳管理稻田水利暫行章程22》的。大量的地方史料也顯示了這種違反契約的現象23.然而，在以往的東北朝鮮移民研究中這一經濟關係並沒有得到充分關注。許多研究把“萬寶山事件”隻看作為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擴張而激化的漢人地主與朝鮮移民之間的矛盾來進行考察。
實際上，這個地區的地主為了把收益不好的伊通河附近的低濕地開發成水田，而需要雇傭朝鮮移民。但是，政府實施了禁止漢人地主將土地租佃給朝鮮移民的取締政策。因此，漢人地主把土地所有權定為10年期限，委托給有勢力的稻田公司來代替開發水田，而企圖避開其違法責任。此外，我們還將看到圍繞挖水渠而發生在東北地區的這一糾紛事件，一度成為日本侵略東北作輿論準備的宣傳手段，也成為在朝鮮發展成虐殺華僑慘案的一個契機。
總而言之，“萬寶山事件”是在日本的民族離間政策影響下，朝鮮移民與漢人的經濟上、政治上的對立達到高峰的一個象征。尤其是，從租佃契約的成立過程中，可以看出對朝鮮移民的諸多限製措施實際上並沒有嚴格實施。事實上，在政府的取締政策下，當時有很多地主為了確保高收益，通過和政府官員有密切關係的某些稻田公司，解決了雇傭朝鮮移民來開發水田的問題。
四偽滿時期農村社會中漢人與朝鮮移民的關係
1偽滿前期日本的糧食政策與移民政策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關東軍為了掌管全東北，次年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建立了偽滿洲國。從而，奠定了解決日本移民在東北地區的土地商租權問題的基礎，提供了日本勢力向東北農村社會進一步滲透的可能性。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在1930年世界經濟危機導致日本的米價暴跌的情況下，日偽政府深恐東北地區的大米產量的迅速增加，像朝鮮的“產米增值計劃”那樣，導致大量的大米銷往日本而衝擊日本農村的現象發生，因此，並沒有盡全力去推進偽滿洲國的大米增產。中日戰爭爆發之後，日本的農林省預測了偽滿的大米增產與向日本出口的可能性，限製東北的大米生產24.這種限製政策持續到1939年的朝鮮大歉收，戰時糧食的確保問題發生為止。之所以采取這種糧食政策，其主要背景是東北大米生產量的急劇增加。雖然，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地區治安的惡化和1932年北滿地區的寒災等原因，一時水稻的種植麵積與生產量減少。但是，此後呈現出急速增加的傾向。與東北的主要農產物大豆、高粱、穀子相比顯示出了鮮明的對比25.
此外，還要指出的是，偽滿初期，關東軍出於政治上、軍事方麵的考慮，采取了以日本人為中心的移民政策，但是對朝鮮移民卻采取了消極的態度。相反，朝鮮總督府為了解決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問題，積極主張朝鮮移民政策26.此後，偽滿初期的朝鮮移民政策從放任轉換為統製政策。相比而言，朝鮮移民並不僅僅是以移民政策下的“集體移民”或“集合移民”的形式（1942年3萬6500戶，14萬500人）存在，而是通過人際關係遷移到東北的移民占多數（1942年這種移民約占在東北朝鮮移民總人口151萬1170人的90.7%27）。而這些移民在東北大米生產過程中，成為一個重要環節。因此，要深入理解東北大米生產與朝鮮移民的關係，就不能隻看到國家政策下的移民，而必須同時看到通過人際關係遷移到東北的移民。這樣一來，日本、朝鮮移民的移住過程中，與當地漢人居民難免出現一些尖銳的衝突。例如，1932年開始，朝鮮總督府委托東亞勸業株式會社，在南滿、北滿的5個地方（榮口、鐵嶺、河東、綏化、三源浦）設立了所謂“集體農村先驅”的“安全農村”。這些“安全農村”名義上是收容“九一八事變”的混亂中所產生的避難民，但實際上是為了切斷東北朝鮮人與抗日遊擊隊的聯係。然而，建立朝鮮人“安全農村”時所必要的土地是在關東軍的保護下，滿鮮勸業株式會社以“商租”或“收購”的方式，從偽滿政府的公用土地或漢人地主的土地中獲取來的。這些土地名義上是“商租”或“收購”，但實際上是強製性的掠奪28.因此，中日戰爭結束後，屢次發生了漢人土匪或農民襲擊朝鮮人“開拓村”的事件。對很多漢人來說，朝鮮人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尖兵，又是掠奪漢人農地的“敵人”。
當然，隨著日本移民移住的增加，日本移民與當地漢人之間的對立也變得越來越激烈，於是偽滿政府考慮到地方社會的反抗，提出了“未利用地開發主義”移民用地收購方針，此外，重視起以協和會為主導的“民族協和”運動29.
2 水田耕作與旱田耕作勞動力的互相依存關係
對本文的分析而言特別重要的是，在日本、朝鮮移民的遷移過程中，雖然與當地漢人居民發生了不少衝突事件，但是在農業開發中存在著勞動力的相互依存關係。實際上，這種朝鮮移民與漢人之間的勞動力的相互依存關係，不僅在偽滿時期的東北水田發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對此後的東北農村社會的形成與農業技術的傳播也奠定了基礎。
934年開始，日本開拓民作為武裝移民，配置到蘇聯國境附近的北滿地區。值得指出的是，北滿地區農業的一大特征，就是存在著大量的雇農。由於日本移民的大量遷移與建設工地的擴大和礦工業的繁榮，因此，導致了雇農工資的高漲。其結果，日本移民逐漸地采用“稻田租給鮮農，旱田租給滿農”這一模式，而日本移民轉變為地主30.
即使在日本、朝鮮移民的遷移擴大過程中，特別是在東北的水田開發領域裏朝鮮移民與當地漢人居民的圍繞勞動力的相互依存關係仍然存在。這一點在北安省海倫縣尤其明顯。為了闡明這種關係，在這裏運用1939年滿鐵新京調查室的吳振輝、金仁基在海倫縣（現在，位於黑龍江省內）瑞穗村善牧農場進行的對農家農業經營的調查報告和1941年佐藤武生在此農場進行的有關諸負擔的調查資料31.這個村落的特征是，由七個屯形成，而且漢人農家和朝鮮移民農家的戶數幾乎相同，從而有助於考察勞動力的相互依存關係。但是，與此同時要注意到，這些移民並不是由朝鮮總督府和關東廳的計劃而遷移過來的。如前文所示，移民遷移過程中，不僅包括有計劃性的政策移民，而且也包括通過人際關係遷移到東北的大量移民。例如，上述調查資料中也可以看出，善牧農場的朝鮮農家144戶中99戶是南部朝鮮出身，其中71戶是慶尚北道出身的。實際上，大多數移民都是依靠慶尚北道出身的農場創立者鄭俊秀來到此地的。
例如，1930年代的北滿地區大部分水田是由通過人際關係遷移到東北的朝鮮移民耕作的。但是，由於耕種旱田和水田的勞動力需求時期不同，因此，在距離較近的漢人部落和朝鮮人部落之間存在著勞動力互相依存的關係。如上述調查資料中的瑞穗村一例，就體現了這一關係。調查資料中也曾提到：瑞穗村的農耕受到自然條件的製約，因此帶有明顯的季節性。水田經營為主的朝鮮人部落（約占總經營麵積的95%）勞動力的月別分配比旱田經營為主的漢人部落（約占總經營麵積的90%），甚不均勻。朝鮮人農家因為偏於水稻單產，所以農忙期特別忙，但一到農閑期就沒有事可幹。
在這種情況下，漢人部落中6月、7月兩個月的勞動力不足問題顯得特別突出。這樣一來，在其它的月份就有可能產生剩餘勞動力。相對來說，在朝鮮人部落中不僅是6月、7月份，4月、5月、9月、10月份也呈現出大量的勞動力不足現象。從而，在4月、5月、9月、10月份漢人部落的剩餘勞動力大致上可以解決朝鮮人部落的勞動力不足問題。上述調查資料中也指出，假如將這兩個部落看成一個部落體，那麽這個部落體的勞動力不足現象大概出現在6月、7月兩個月。於是，用到海北鎮街的勞動市場去求雇農的方式，來解決這一勞動力不足問題。
總而言之，到了偽滿時期，圍繞著土地問題和水渠建設，漢人與朝鮮移民之間產生了很大的隔膜。但是，農事的月別所需勞動力在分配上所呈現出的差異，對於從事水田耕作的朝鮮農民和從事旱田耕作的漢人農民，在勞動力的關係上提供了互相依存的可能性。也可以說，這種關係，促進了此後很多漢人參與水田耕作的進程，並在農業技術的傳播上帶來了不可忽視的影響。特別是，廣大漢人參與水田耕作，對於開發較晚的北滿地區水田耕作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 結語
本文考察了近代中國東北地區農業開發的高潮中，在日本勢力的擴張下，圍繞漢人與朝鮮移民的水田開發，所產生的矛盾以及相互依存關係。
值得重申的是，雖然在日本、朝鮮移民遷移到東北的曆史過程中，圍繞水渠建設和土地所有權等問題與當地漢人產生了尖銳的矛盾與衝突。但是，本文論述的宗旨在於把握移民的遷移過程中，圍繞水田開發朝鮮移民與漢人之間的勞動力相互依存關係。並通過具體考察海倫縣瑞穗村的水田開發與勞動力依存問題，來揭示東北地區水田開發的曆史進程。
換句話說，朝鮮移民與漢人圍繞水田開發與勞動力依存這一曆史關聯，對於東北農村社會，帶來了新的生產模式。在這個意義上，本文的著眼點並非在於揭露“掠奪”與“抵抗”的二元化對立關係，而在於提示從不同層麵來相互驗證、補充曆史真實，而進一步豐富曆史認識。
＊本文中所使用的關於朝鮮移民的曆史背景與海倫縣的調查資料基本轉引自我的學術論文《朝鮮移民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定居與水田耕作的開展――以1910～20年代為中心》（《現代中國》第82號，日本現代中國學會，2008年）與碩士論文《近代中國東北地區的移民與農業經營――以1910～31年朝鮮移民為中心》（日本一橋大學社會學研究科碩士論文）。
胡適與圍繞“中日關係”的中日知識分子之間論爭（1935―1936年）
樸敬玉
前言
本課題是以辛亥革命以後日本帝國勢力積極幹涉的水田開發問題為中心，來分析在近代中國東北地區的農業開發高潮中，由於日本勢力的擴張，而產生的漢人與朝鮮移民關係的轉換。
中國東北地區是優質大米的重要生產基地。東北地區各民族人民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水稻生產經驗，形成了具有區域特色的寒地水稻生產技術。追溯其曆史我們可以知道，東北地區水稻生產的興起與朝鮮移民的試驗、漢人地主的關注和日本政府的扶持政策密切相關。19世紀末在一部分地區，朝鮮移民試驗性地種起稻來。此後，20世紀初水稻生產技術正式紮根在東北地區。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米價的暴漲使得水田耕作能夠得到較高的收益，引起了很多漢人地主的關注。東北的地方政府也積極地促進了地方的水田開發。此時，在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人口急劇增長和糧食缺乏的問題成為日本政府麵臨的首要課題。為了探索日本人在關東州與滿鐵附屬地開發水田的可能性，日本政府組織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研究，扶持了東北地區的農業投資。
近幾年，關於東北地區的移民與農業開發的研究非常活躍。並且，把朝鮮移民與水田開發緊密聯係在一起的研究成果也陸續發表。
衣保中以朝鮮移民為中心，分析了從清末到民國時期水田開發問題。明確地指出了傳播新的農業技術的朝鮮移民的曆史貢獻。並且，引用很多地方擋案館的資料，詳細論述了地方政府的政策與各地朝鮮移民數的增加1.金穎分析了從清末到偽滿時期朝鮮移民的移住過程和水田開發的密切關係，並且對於地方政權管理下的稻田公司的設立狀況和偽滿時期的大米生產狀況進行了詳細的論述。還指出了，1925年的“三矢協定”以後，雖然對朝鮮移民的取締逐漸強化，但是一部分漢人地主認為水田事業很有前途，依然給予朝鮮移民佃耕權的事實2.可以說通過這些研究，民國初期的地方政府積極獎勵開發水田的政策得以證明。但是，在這些研究中並未闡明，漢人參與水田事業與否影響到水田開發的規模與漢人和朝鮮移民的關係。
在中韓兩國的研究成果上包括日本政府的政策幹預，考察1910～20年代的中國東北地區的水田開發的是江夏由樹。闡述了來自朝鮮半島南部的朝鮮移民所帶來的水稻生產技術紮根在東北地區的曆史與日本政府的幹預。並且闡明了試圖水田開發事業的東亞勸業株式會社最終引致失敗的過程3.由於從中國政府來看這些經濟行為是“經濟上的侵略”，因此土地所有權始終並沒有得到解決。雖然並沒有充分探討朝鮮佃農與漢人地主的關係，但是強調20世紀初以後超越國境和地域境界的經濟上的聯係這一點，可以說是近年來研究中國東北地區史的新的研究動向。
本文引用的主要史料是1910～30年代，日本的調查研究資料《滿蒙調查書》（1917年）・《滿州の水田》（1926年），中國遼寧省檔案館和延邊州（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的略稱）檔案館的資料等。
二曆史背景
1中國東北地區的農業開發高潮與日本的幹涉
20世紀初期，東北地區的鐵道鋪設與東北移民的主要排出地華北農村社會的變遷，影響了東北移民社會的形成4.到了民國時期，國有財產的土地出售給民眾，逐漸形成了地主支配式的新的土地關係5.隨著土地清丈政策與積極誘致移民政策的實施，東北地區的農業開墾迅速展開，移民成為其開發的主力。
從1910年到1930年間，伴隨著東北地區的開發，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的人口大約增加了1000萬人。尤其是1920年代，向人口密度較少的北部地區的遷移成為當時東北移民的主要特征6.
在農業開發中，東北地區的漢人農民主要栽培了高粱、穀子、麥、玉米、豆類。日俄戰爭以後，隨著遷移到關東州和南滿地區以大米為主食的日本人的增加，漢人也受到其影響，開始消費大米。並且進入1920年代，隨著南滿的城市人口的增加，大米的消費量也逐漸增加。
由於大米需求的增加，民國時期東北地方政權開始獎勵水田耕作。1912年在奉天設置了“奉天水利局”，雇傭朝鮮農民開發了1，000公頃以上的大規模的水田，並且同年頒布了《水稻耕種獎勵章程》，促進了水田開發。進入民國時期之後，“振興實業，發展經濟以救亡建國”的標語已成為社會的潮流，在東北地區陸續設立了私營的農業開墾公司和稻田公司7.
1912年，一部分日本人已開始探尋在南滿地區的水田耕作的可能性，並在滿鐵附屬地內開始了水田經營。但是，當時日本人的水田經營由於租借地以外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困難，因此隻限製在租借地內。麵對這樣的狀況，外務大臣牧野伸顯給予奉天總領事落合謙太郎的公信《�洲各地不�放地內ニ於ケル本邦人ノ水田��ニ�スル件（關於滿洲各地不開放地內本邦人水田經營的事件）》（1913年5月）中，下令積極探尋水田經營的可能性8.牧野認為，東北地區的水田開發是非常有利的事業，並且從日本向中國東北勢力擴張與日本國內的米價調節的視角來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此，開始實施了為實現水田開發計劃的正式調查。
盡管日本政府關注水田開發，但是關東州與滿鐵沿線地以外，日本人的土地所有權並沒有得到承認。因此，“韓國合並”之後日本政府對於朝鮮移民的水田經營進行了保護和輔助政策。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東北地方政府也逐漸強化了對朝鮮移民的取締。
21920年代的朝鮮農村社會
1910年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之後，隨著從1910年到1918年的“土地調查事業”的完成，朝鮮農民的佃耕化的傾向變得更加顯著。同時，隨著1920年開始的“產米增產計劃”的完成，自耕、自耕兼佃農的土地喪失更加嚴重，並且，這種現象在朝鮮南部的稻作地區比北部的旱田地區，進展得更快9.其結果，原來以朝鮮北部移民為主的移民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從南部稻作地帶移住到中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也逐漸增多。
朝鮮總督府資料《朝鮮的佃耕習俗（朝�の小作��）》（1929年）指出其變化如下。“海外朝鮮人移住者當中，最近（1920年代後半-引用者）慶尚北道以及全羅北道地方的農家移住到滿州、西伯利亞方麵進行水田耕作的人逐漸增多”。這樣一來，東北地區開發熱潮中，由於“韓國合並”之後的日本殖民地政策，使朝鮮佃農變得更加貧窮。所以，移住到東北地區參與農業開墾的朝鮮移民逐漸增多。並且，日本擔憂國內的失業問題與朝鮮的民族解放運動給予日本的影響，因此，朝鮮人進入日本境內也受到了限製10，這也促進了朝鮮移民向中國東北地區特別是北滿地區的移住。
總而言之，從清末到民國期間，在中國東北地區旋起了農業開發的熱潮。日俄戰爭之後，由於日本人與朝鮮移民的增加，以大米為主食的食文化傳播到東北地區。同時，從民國初期開始，東北的地方政府也考慮到大米需求量的增加和生產大米的高收益性，開始重視並獎勵水田開發。
1910年8月22日，日本迫使朝鮮簽訂“韓日合並條約”之後，將朝鮮的殖民政策與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所得權益連接在一起。為了解決國內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糧食缺乏問題，日本政府緊密關注東北地區的水田開發，並組織進行了大量的調查。1921年5月，日本的赤塚奉天總領事編寫的《在滿朝鮮人問題》報告書，提出振興東北地區的水田開發是為了強化對朝鮮人的統治和構築戰爭體製的重要事業11.
三“九一八”事變之前，圍繞水田開發的漢人與朝鮮移民的關係
1南滿地區的水田開發
鴨綠江上流地區的長白、臨江、輯安一帶鄰接於朝鮮半島，“韓國合並”之前已有很多朝鮮人居住12.但是，因為山地多氣溫低，大部分的移民從事旱田耕作。1920年代初期這個地區的水田還未開發，很多農民遷移到奉天內地的平原地帶。
鴨綠江下流地區，早在清末時期已有一部分地區進行了水稻栽培。並且，從1905年開始由於安奉鐵路的利用，朝鮮移民人口大幅度地增加。1911年在安東、鳳城、寬甸已有6，850人居住，再過10年之後又有3萬人左右的增加13.
1910年代，也有朝鮮人地主的移住。根據關東都督府的調查資料，從大東溝附近的朝鮮移民史料中可以了解到以下史實：“韓國合並”之後，東洋拓殖民株式會社在朝鮮義州府以及龍川郡收買了很多土地。朝鮮人地主認為鴨綠江下流地區的大東溝附近灌溉便利，比較適合於水田耕作，因此用賣地的金錢購入大東溝地區的土地並居住在該地。不僅大東溝地區的地價為朝鮮的義州以及龍川郡方麵地價的一半，而且對於當地的漢人地主來說，賣給朝鮮人比賣給漢人農民可以得到2～3倍的收入。對於漢人地主來說，水田的經營利益比較大，因此朝鮮佃農也受歡迎。總之，漢人地主也歡迎朝鮮人的居住14.
然而，在以往的東北朝鮮移民研究中，特別是1910年代朝鮮人地主為了購入比朝鮮廉價的土地移住到南滿地區，這一事實並沒有得到充分地關注。許多研究隻強調大部分朝鮮移民在漢人地主、或者日本人經營的農場裏，作為佃農從事農業開墾的這一事實。從而把朝鮮移民的移住原因隻限於朝鮮國內土地喪失所引起的貧窮化與日本殖民統治的問題上。
南滿的鴨綠江下流地區是最早進行水田耕作的地域。在水田開發中朝鮮移民是主要的生產者，並且移住初期所采用的稻作法也是朝鮮原有的耕種方法。由於這種粗放型技術比較容易學會，於是1910年代以後，漢人參與水田耕作的現象顯得非常顯著。漢人農民也知道經營水田的好處，逐漸模仿朝鮮人的耕種法，參與了水田耕作。1920年代初期，在鬆樹地方大部分的水田是由漢人農民來耕作，安東附近的水田耕作者的3成是漢人農民來耕作的15.隨著很多漢人農民也逐漸學會技術獨自耕耘稻田，再加上1920年代之後對朝鮮移民的佃耕條件變得相當嚴厲，其結果，向北滿地區移住的現象越來越顯著。例如，1930年時，安東、寬甸、鳳城的朝鮮移民大幅度減少，人口為14，401人16.
2對朝鮮移民取締的強化
以1919年的三・一運動為契機，東北地區朝鮮人的獨立運動高漲起來，日本鎮壓了朝鮮人抗日鬥爭。在中國東北日本加快了侵略的步伐，特別是1915年的《南滿東蒙條約》和1925年的《三矢協定》締結後，地方政府強化了對朝鮮移民的取締，相繼發生了壓迫朝鮮人事件。1925年6月11日，奉天政府警務所長於珍與朝鮮總督府三矢警務局長之間，“不逞鮮人的逮捕引渡”作為交換條件，互相確認了“鮮滿國境警察的越境禁止”，並秘密簽訂了《關於不逞鮮人的取締朝鮮與奉天省間的協定》，也就是所謂的《三矢協定》。就這樣，在朝鮮移民問題上，東北的軍閥政權和朝鮮總督府之間達成了妥協。
同時，張作霖被殺事件之後，圍繞東北地區的社會狀況發生了變化。例如，張學良接近了國民政府，並且在東北各地開展了“國權恢複運動”。中國官府也對朝鮮移民的政策上添加了“民族主義”色彩。他們勸誘朝鮮移民的歸化，強化了對朝鮮移民的同化政策，並且禁止了沒有入籍的朝鮮移民的土地所有權和租地權。
當時在東北地區展開抗日運動的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為中共），在《中共滿洲省臨委告滿州朝鮮農民書》（1928年4月15日）中，對於上述的社會狀況有如下闡述。
朝鮮的農民來到滿洲，是很刻苦的，他們將荒地開為很好的水田，春夏則刻苦耕種秋收之後則密集於深山之中與渡江密入，作種種反日複國的運動。中國的地主和中國的軍閥，看到他們如此進退兩難，窮無所歸，乘火打劫的沒收他們的土地和房屋器具，驅逐他們出境，交給日本帝國主義者任意屠殺蹂躪17.
同時，1929年6月29日，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寄給外務大臣田中義一的電報中也闡述了遼寧省農礦廳長警戒因雇傭朝鮮佃農耕作水田，所產生的各種糾紛的事實。對朝鮮移民的取締不僅在奉天省，而且在吉林省也加強了18.1929年7月1日，關東廳警務局長寫給拓務次官、外交次官、朝鮮總督府警務局長的電報中可以看出，吉林省政府一方麵提倡水田耕作，另一方麵對於專門雇傭朝鮮人來耕作水田而感到危機，於是也持有嚴厲取締的傾向19.這些動向，不僅在日本外務省的資料中，而且在東北地區地方檔案史料中都可以確認。其背景可以說是，朝鮮移民和漢人之間圍繞著水渠建設經常發生糾紛，而其背後有日本勢力的幹涉。而且在南滿地區的對於朝鮮移民限製的強化，反而推動了很多朝鮮移民向北滿地區的移住。
雖然，1920年代後半，從南滿向北滿移住的朝鮮移民急劇增加了，但是，屬於寒冷地帶的北滿地區存在著稻米的品種適應問題，而且農業開發比較晚，所以1930年黑龍江省的稻田麵積隻占東北地區的7.61%。
3「萬寶山事件」中表現出的漢人地主與朝鮮佃農的關係
1920年代後半，東北地方政府對朝鮮移民采取了取締政策，但也不能忽視民間的漢人地主和朝鮮移民之間租佃關係的實際狀態。其社會背景如下。一方麵，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米價暴漲的結果，水田地價也上漲了。例如，1926年在間島和琿春接壤地帶的敦化、額穆兩縣每一反步的價格為旱田上等地70圓，下等地50圓，但稻田地價大概每1反步120圓20.另一方麵，隨著移民的增加，獲取租佃權的競爭變得越來越激烈。地主利用這種狀況，增加了佃農的負擔。原來應由地主自己來承擔的諸負擔轉化為朝鮮佃農來負擔，或者地主、朝鮮佃農兩者共同承擔。就這樣，地主能得到地價和租佃費上升的雙重利益。對漢人地主來說，雇傭朝鮮移民耕作水田可以得到高收益，因此，不管政府對朝鮮移民采取取締政策，仍然給予朝鮮移民租佃權。這種情況下，禁止外國人土地所有權和取締租佃關係的訓令實際上並沒有完全實行。
在漢人地主和朝鮮移民的實際利害關係與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之間所產生的矛盾之中，一個值得特別關注的事例就是1931年7月，在吉林省長春縣發生的“萬寶山事件”。這一事件發生的社會背景大多為，是圍繞水田開發所產生的漢人地主與朝鮮移民的經濟關係、民族矛盾、日本的幹涉等。其中不可忽視的是，“九一八事變”前夜顯現出來的漢人地主與朝鮮移民的經濟關係。我們從地主與稻田公司，稻田公司與朝鮮農民的契約成立過程，可以看出這些契約是違反吉林省長下令的《朝鮮人土地租借規定21》和《吉林省政府建設廳管理稻田水利暫行章程22》的。大量的地方史料也顯示了這種違反契約的現象23.然而，在以往的東北朝鮮移民研究中這一經濟關係並沒有得到充分關注。許多研究把“萬寶山事件”隻看作為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擴張而激化的漢人地主與朝鮮移民之間的矛盾來進行考察。
實際上，這個地區的地主為了把收益不好的伊通河附近的低濕地開發成水田，而需要雇傭朝鮮移民。但是，政府實施了禁止漢人地主將土地租佃給朝鮮移民的取締政策。因此，漢人地主把土地所有權定為10年期限，委托給有勢力的稻田公司來代替開發水田，而企圖避開其違法責任。此外，我們還將看到圍繞挖水渠而發生在東北地區的這一糾紛事件，一度成為日本侵略東北作輿論準備的宣傳手段，也成為在朝鮮發展成虐殺華僑慘案的一個契機。
總而言之，“萬寶山事件”是在日本的民族離間政策影響下，朝鮮移民與漢人的經濟上、政治上的對立達到高峰的一個象征。尤其是，從租佃契約的成立過程中，可以看出對朝鮮移民的諸多限製措施實際上並沒有嚴格實施。事實上，在政府的取締政策下，當時有很多地主為了確保高收益，通過和政府官員有密切關係的某些稻田公司，解決了雇傭朝鮮移民來開發水田的問題。
四偽滿時期農村社會中漢人與朝鮮移民的關係
1偽滿前期日本的糧食政策與移民政策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關東軍為了掌管全東北，次年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建立了偽滿洲國。從而，奠定了解決日本移民在東北地區的土地商租權問題的基礎，提供了日本勢力向東北農村社會進一步滲透的可能性。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在1930年世界經濟危機導致日本的米價暴跌的情況下，日偽政府深恐東北地區的大米產量的迅速增加，像朝鮮的“產米增值計劃”那樣，導致大量的大米銷往日本而衝擊日本農村的現象發生，因此，並沒有盡全力去推進偽滿洲國的大米增產。中日戰爭爆發之後，日本的農林省預測了偽滿的大米增產與向日本出口的可能性，限製東北的大米生產24.這種限製政策持續到1939年的朝鮮大歉收，戰時糧食的確保問題發生為止。之所以采取這種糧食政策，其主要背景是東北大米生產量的急劇增加。雖然，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地區治安的惡化和1932年北滿地區的寒災等原因，一時水稻的種植麵積與生產量減少。但是，此後呈現出急速增加的傾向。與東北的主要農產物大豆、高粱、穀子相比顯示出了鮮明的對比25.
此外，還要指出的是，偽滿初期，關東軍出於政治上、軍事方麵的考慮，采取了以日本人為中心的移民政策，但是對朝鮮移民卻采取了消極的態度。相反，朝鮮總督府為了解決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問題，積極主張朝鮮移民政策26.此後，偽滿初期的朝鮮移民政策從放任轉換為統製政策。相比而言，朝鮮移民並不僅僅是以移民政策下的“集體移民”或“集合移民”的形式（1942年3萬6500戶，14萬500人）存在，而是通過人際關係遷移到東北的移民占多數（1942年這種移民約占在東北朝鮮移民總人口151萬1170人的90.7%27）。而這些移民在東北大米生產過程中，成為一個重要環節。因此，要深入理解東北大米生產與朝鮮移民的關係，就不能隻看到國家政策下的移民，而必須同時看到通過人際關係遷移到東北的移民。這樣一來，日本、朝鮮移民的移住過程中，與當地漢人居民難免出現一些尖銳的衝突。例如，1932年開始，朝鮮總督府委托東亞勸業株式會社，在南滿、北滿的5個地方（榮口、鐵嶺、河東、綏化、三源浦）設立了所謂“集體農村先驅”的“安全農村”。這些“安全農村”名義上是收容“九一八事變”的混亂中所產生的避難民，但實際上是為了切斷東北朝鮮人與抗日遊擊隊的聯係。然而，建立朝鮮人“安全農村”時所必要的土地是在關東軍的保護下，滿鮮勸業株式會社以“商租”或“收購”的方式，從偽滿政府的公用土地或漢人地主的土地中獲取來的。這些土地名義上是“商租”或“收購”，但實際上是強製性的掠奪28.因此，中日戰爭結束後，屢次發生了漢人土匪或農民襲擊朝鮮人“開拓村”的事件。對很多漢人來說，朝鮮人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尖兵，又是掠奪漢人農地的“敵人”。
當然，隨著日本移民移住的增加，日本移民與當地漢人之間的對立也變得越來越激烈，於是偽滿政府考慮到地方社會的反抗，提出了“未利用地開發主義”移民用地收購方針，此外，重視起以協和會為主導的“民族協和”運動29.
2 水田耕作與旱田耕作勞動力的互相依存關係
對本文的分析而言特別重要的是，在日本、朝鮮移民的遷移過程中，雖然與當地漢人居民發生了不少衝突事件，但是在農業開發中存在著勞動力的相互依存關係。實際上，這種朝鮮移民與漢人之間的勞動力的相互依存關係，不僅在偽滿時期的東北水田發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對此後的東北農村社會的形成與農業技術的傳播也奠定了基礎。
934年開始，日本開拓民作為武裝移民，配置到蘇聯國境附近的北滿地區。值得指出的是，北滿地區農業的一大特征，就是存在著大量的雇農。由於日本移民的大量遷移與建設工地的擴大和礦工業的繁榮，因此，導致了雇農工資的高漲。其結果，日本移民逐漸地采用“稻田租給鮮農，旱田租給滿農”這一模式，而日本移民轉變為地主30.
即使在日本、朝鮮移民的遷移擴大過程中，特別是在東北的水田開發領域裏朝鮮移民與當地漢人居民的圍繞勞動力的相互依存關係仍然存在。這一點在北安省海倫縣尤其明顯。為了闡明這種關係，在這裏運用1939年滿鐵新京調查室的吳振輝、金仁基在海倫縣（現在，位於黑龍江省內）瑞穗村善牧農場進行的對農家農業經營的調查報告和1941年佐藤武生在此農場進行的有關諸負擔的調查資料31.這個村落的特征是，由七個屯形成，而且漢人農家和朝鮮移民農家的戶數幾乎相同，從而有助於考察勞動力的相互依存關係。但是，與此同時要注意到，這些移民並不是由朝鮮總督府和關東廳的計劃而遷移過來的。如前文所示，移民遷移過程中，不僅包括有計劃性的政策移民，而且也包括通過人際關係遷移到東北的大量移民。例如，上述調查資料中也可以看出，善牧農場的朝鮮農家144戶中99戶是南部朝鮮出身，其中71戶是慶尚北道出身的。實際上，大多數移民都是依靠慶尚北道出身的農場創立者鄭俊秀來到此地的。
例如，1930年代的北滿地區大部分水田是由通過人際關係遷移到東北的朝鮮移民耕作的。但是，由於耕種旱田和水田的勞動力需求時期不同，因此，在距離較近的漢人部落和朝鮮人部落之間存在著勞動力互相依存的關係。如上述調查資料中的瑞穗村一例，就體現了這一關係。調查資料中也曾提到：瑞穗村的農耕受到自然條件的製約，因此帶有明顯的季節性。水田經營為主的朝鮮人部落（約占總經營麵積的95%）勞動力的月別分配比旱田經營為主的漢人部落（約占總經營麵積的90%），甚不均勻。朝鮮人農家因為偏於水稻單產，所以農忙期特別忙，但一到農閑期就沒有事可幹。
在這種情況下，漢人部落中6月、7月兩個月的勞動力不足問題顯得特別突出。這樣一來，在其它的月份就有可能產生剩餘勞動力。相對來說，在朝鮮人部落中不僅是6月、7月份，4月、5月、9月、10月份也呈現出大量的勞動力不足現象。從而，在4月、5月、9月、10月份漢人部落的剩餘勞動力大致上可以解決朝鮮人部落的勞動力不足問題。上述調查資料中也指出，假如將這兩個部落看成一個部落體，那麽這個部落體的勞動力不足現象大概出現在6月、7月兩個月。於是，用到海北鎮街的勞動市場去求雇農的方式，來解決這一勞動力不足問題。
總而言之，到了偽滿時期，圍繞著土地問題和水渠建設，漢人與朝鮮移民之間產生了很大的隔膜。但是，農事的月別所需勞動力在分配上所呈現出的差異，對於從事水田耕作的朝鮮農民和從事旱田耕作的漢人農民，在勞動力的關係上提供了互相依存的可能性。也可以說，這種關係，促進了此後很多漢人參與水田耕作的進程，並在農業技術的傳播上帶來了不可忽視的影響。特別是，廣大漢人參與水田耕作，對於開發較晚的北滿地區水田耕作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 結語
本文考察了近代中國東北地區農業開發的高潮中，在日本勢力的擴張下，圍繞漢人與朝鮮移民的水田開發，所產生的矛盾以及相互依存關係。
值得重申的是，雖然在日本、朝鮮移民遷移到東北的曆史過程中，圍繞水渠建設和土地所有權等問題與當地漢人產生了尖銳的矛盾與衝突。但是，本文論述的宗旨在於把握移民的遷移過程中，圍繞水田開發朝鮮移民與漢人之間的勞動力相互依存關係。並通過具體考察海倫縣瑞穗村的水田開發與勞動力依存問題，來揭示東北地區水田開發的曆史進程。
換句話說，朝鮮移民與漢人圍繞水田開發與勞動力依存這一曆史關聯，對於東北農村社會，帶來了新的生產模式。在這個意義上，本文的著眼點並非在於揭露“掠奪”與“抵抗”的二元化對立關係，而在於提示從不同層麵來相互驗證、補充曆史真實，而進一步豐富曆史認識。
＊本文中所使用的關於朝鮮移民的曆史背景與海倫縣的調查資料基本轉引自我的學術論文《朝鮮移民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定居與水田耕作的開展――以1910～20年代為中心》（《現代中國》第82號，日本現代中國學會，2008年）與碩士論文《近代中國東北地區的移民與農業經營――以1910～31年朝鮮移民為中心》（日本一橋大學社會學研究科碩士論文）。
胡適與圍繞“中日關係”的中日知識分子之間論爭（1935―193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