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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汪精衛政權下的“新國民運動”的發展與失敗
日本／日本大學講師
堀井弘一郎
前言
1940年3月末，汪精衛政權在南京建立。汪政權把“新國民運動”放在了民眾動員工作的核心位置。而其《新國民運動綱要》提出了大亞洲主義、共同保衛東亞、實行民主民權製度等政治理念和服從紀律、增加生產、節約消費、弊絕風清、消除貧困等“德政”。以青少年和公務員為核心實施了教育訓練。其目的是希望把運動在全體國民中廣泛擴展開來，強化其政治基礎。本文從汪政權的“新國民運動”這一角度對民眾總動員體製進行了考察。
自1980年以來，圍繞汪精衛政權問題，以其政權建立過程、經濟政策和清鄉運動為中心，日本有土屋光芳、古廄忠夫、戶部良一、劉傑、小林英夫、高橋久誌、三好章等的研究。近年來，柴田哲雄、曾支農、小笠原強等對汪政權的組織和內政的實際情況以及民眾動員等方麵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國內地有餘子道所編的《汪偽政權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該書實事求是地對汪政權的曆史原委、思想統製、經濟政策等各個方麵進行了論述。台灣有王文克的《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國史館、台灣、2001年），該書站在以汪政權是“偽政權”的立場上對其進行了保持距離的考察。隨著檔案的不斷公開和資料集的陸續出版，開展實證研究的條件已經具備。最近，又提出了嚐試從“合作與衝突”的框架中來對汪政權進行分析。
日本方麵，在有關汪政權的實際統治情況的各個問題中，針對民眾的教化動員體製、尤其是新國民運動這方麵，除了柴田哲雄的一係列研究外，基本上還沒有能稱得上專著的研究成果。柴田對新國民運動、東亞聯盟運動與對華新政策的聯係，以及在作為新國民運動支柱的青年、學校教育等方麵進行了細致的探討。但是他尚未分析新國民運動發展的全過程，而且，關於日本的幹預情況及該運動組織情況的研究也僅限於概述而已。而中文的專著武錦蓮的《汪偽政權的“新國民運動”剖析》，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沒超出概述的階段。
本文從以下兩點引出課題展開考察。第一，對新國民運動的全部過程進行分期研究。了解運動構思的發端，與清鄉運動、日美開戰、對華新政策等日本動向之間的關聯，以及汪的目的等問題。同時留意民眾對新國民運動的反應。第二，明確汪政權末期新的政治動向與新國民運動破產之間的關係。汪政權進行了關於批判貪官汙吏、設立民意機關、謀求與重慶的統一與聯合等方麵的摸索，之後，新國民運動改隸於偽中央黨部接管，換言之，本文將對這一過程及其意圖進行考察。
第1節新國民運動的展開及其分期
本節將新國民運動的全過程劃分為以下4期。1，預備期（1941年7月左右~12月）。從1941年7月起，清鄉運動正式展開，作為其一環的新國民運動的構思發端於此時。對日美開戰形勢的推斷使新的民眾總動員體製的形成有了必要。2，啟動期（1942年1月~2月）。1942年1月，《新國民運動綱要》的頒布，標誌著“新國民運動”正式出台。7月，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新運會”）成立，其地方組織也組建起來。3，展開期（1943年1月~11月）。1943年1月，汪政權對英、美宣戰。同月“新運會”改隸於偽國民政府，以加強對運動之領導。隨著其對英、美宣戰，汪政權強化了總力戰、總動員的開展。新國民運動在這一時期也有了一定規模的擴大。4，衰退期（1943年12月~1945年8月）。1943年12月以後，隨著汪的病情惡化及汪政權下麵的中心人物的退場，清鄉運動遭到挫折。由此，新國民運動也急速衰退。1945年6月，新運會改隸於偽中央黨部接管，至此，新國民運動實際上已經失敗。下麵進行分期詳述。
1.預備期―新國民運動的構思
1941年11月11日，在汪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上，，汪政權提出要發動“新國民運動”。在此之前，同年7月，根據與日本的協議，開始了清鄉運動。即在特定的地域內，謀求確立軍事、政治、經濟、思想方麵的統治。而“新國民運動”就是“思想清鄉”的核心組成部分。新國民運動以青少年為主要活動對象。汪精衛在1941年6月訪問日本和1942年5月訪問“滿洲”時就深刻體會到了掌握年青一代的重要性。從“滿洲”歸來後，汪便命令宣傳部長林柏生加緊著手組建青少年組織以開展活動。1942年6月，林柏生在與日本重光駐華大使會談時談及此事，還請求重光大使為其介紹相關方麵的顧問人員。1941年6月汪精衛訪日時對青年運動的關注，成為其新國民運動構思的出發點。1942年秋，中國派遣軍的永井八津次大佐在對軍中央的情報中也說到新國民運動是由林柏生（宣傳部長兼新運會秘書長）具體倡導發展起來的。但是，無論是在華北的新民會、華中的大民會當中、還是在開展興亞建國運動和東亞聯盟運動的時候，所有人通常都認為民眾動員的組織與運動是由日方倡導運作的。包括在新國民運動的構思階段，大家也都推測受到了日方的某些暗示。1941年11月，《新國民運動綱要》通過，並於次年元旦在全國正式頒布。在此期間亞洲太平洋戰爭爆發，新國民運動順應新的形勢變化開展活動。
對於新國民運動的開始與亞洲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時間相吻合的問題，林柏生在1942年5月19日朝日新聞社舉辦的新國民運動座談會上做了如下的發言：“這絕對不是偶然，這有著曆史的必然性。……中國雖然不是參戰國，但是新國民運動即是從精神上到物質上的參戰運動”。雖然並不是汪政權事先被告知了日軍對美英開戰的作戰計劃。但是，新國民運動的開始時間與日本對美英戰爭的爆發時間吻合這一點上，確實像林柏生所說的那樣並不是偶然。關於新國民運動，汪的親信之一的周佛海的日記中記載了在1941年10月26日他與汪精衛、陳公博（汪政權裏的第二號人物）商談“與日美的交涉及新中國青年團的成立、新國民運動的發起等問題”。就本人淺見，“新國民運動”的用語最初應是出現於該篇日記。當時南京的日高代理大使是如此向東鄉外相報告的，新國民運動的目標是根據還都以來局勢的變化，挽回國民的頹廢之氣，並以利於貫徹和平建國使命的達成（《日高代理大使致東鄉外相的電報第799號》）。為領導“挽回國民的頹廢之氣”和平建國，從那時開始便有了趁日美開戰之機發起新國民運動、組成新中國青年團的具體設想。11月16日，周佛海甚至寫道：“實際上日美開戰是宿命”，12月3日，寫道：“日美的緊張狀態已瀕臨破碎的邊緣”。開戰的前一天，即12月7日，周還與親信們商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租界的接收方法、糧食問題等。考慮到汪精衛與周佛海的關係，可以認為汪與周對形勢的判斷相同。正因為認定日本對美英開戰是“宿命”，所以在汪政權內部才有了新國民運動的設想。
開戰後，汪方認為戰爭的爆發對發動新國民運動是個好的機會，決定好好利用這個契機，即借助戰爭爆發推進新國民運動的開展，強化其政權。同時，汪政權還力圖使日本方麵同意其參戰。其目的是在“參戰”前，要求獲得“參戰國”的平等性、與日本交涉日本軍撤兵問題等。
2.啟動期―中央、地方組織的組建
1942年1月1日，《新國民運動綱要》公布標誌著運動的正式啟動。2月1日，汪精衛發表廣播講話呼籲“實行精神總動員支持大東亞戰爭”。當天，淪陷區統一采用日本時間，而事實上也如上述所言通過與日本統一時間，整頓體製來“支持大東亞戰爭”。3月，在南京，為了推進新國民運動的發展培養健全的國民，實行禁止學生進出歌舞廳和女性教師燙發。3月12日，汪精衛在談話中表明：“雖然國民政府不投入兵力參加大東亞戰爭，但是會在建設方麵全麵支持戰爭發展”。基本上沒有自己軍隊的汪精衛必須要做些貢獻來代替軍事方麵的支持，而新國民運動就是其代替軍隊派遣的對戰爭的支持。
6月，在上海日本大使館中支警務部的報告《新國民運動（第一報）》中有如下記載：“日美開展後，汪政府迫於必須改變向來的消極態度，其具體策略就是強化新國民運動。換言之，就是偽南京政府對大東亞戰爭持與日本合作的態度。”6月2日，通過了《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組織規程》，規定了新運會的的職責有：①新國民運動的日常規劃、宣傳、組織、訓練；②新中國童子軍的組建、指導、訓練；③新中國青年團的組建、指導、訓練。7月1日，新運會成立。同月9日，決定發布了《新國民運動總動員令》，表明新國民運動實際上即是東亞聯盟運動的具體國內革新運動。同時，也讓全國人民理解了之前的東亞聯盟運動和新國民運動之間的關係，以便於運動積極開展下去。
從政權建立後兩年以來，汪政權的政治基礎到底有多牢固？岩井英一（上海副領事）的文章《國民政府的強化與新國民運動》（1942年8月）中如此分析道：“也就是說我方苦心打造的國民政府隻是被如此這般程度的漠視”。日本的《經濟》雜誌在1942年7月也作出了這樣的評價：“汪政權的現狀距目標相差甚遠。偽國民政府的軍事力量比起重慶現有的三百萬軍隊來說根本不值得一提。其政治勢力也依然沒有踏出日軍占領區的範圍一步。其經濟力也隻是依賴著日本占領區經營的經濟力。政府作為獨立政權存在的條件依然不足。”該雜誌在同年1月還評論道：“汪政權就像是一個用現有的材料快速建成的臨時板房般的東西”。汪政權還未能建成“獨立政權”，這一點日本媒體也都十分清楚。因此，為了收買民心強化政治基礎，實施新國民運動就成為其最重要的政策。
1942年8月12日，汪精衛說道：“為了取得大東亞戰爭的勝利，為了成立東亞共榮圈，複興中國產業、喚起民眾的精神和與日本合作是當前的要務。開展新國民運動是要把青年愛中國、愛東亞的心，打成一片，把愛中國之心和大亞洲主義融合起來。”明確的把新國民運動與“大東亞戰爭的勝利”、“東亞共榮圈的建立”等日本的戰爭理念聯係起來了。
而他當初說明的是，“新國民運動並不是另樹主義，因為它的根本原則是我黨原有的三民主義，是為了建設中華民國（《新國民運動綱要》前言）”。關於新國民運動的組織問題，汪精衛是如此說明的：“新國民運動不能再重蹈以前新生活運動機關化、官僚化的覆轍，我們不打算另設機關。”而這是因為政府方麵已經有了宣傳部和社會運動指導委員會。另外，還有中國國民黨、東亞聯盟中國總會、和一些其他的民眾團體。
但是，隨著日美開戰的政局變化，這種方針無可避免的轉變了。汪自身曾不想要的新的“主義”和“機關”逐漸建立起來。這是與“大東亞戰爭的勝利”、“東亞共榮圈的建立”等日本的戰爭理念相結合的“大亞洲主義”理念的體現。也是把新運會推到頂點的新的組織體製。就這樣新國民運動在當初的方針上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也因此，不久就產生了組織上的歪斜。
而這個時期，中國民眾對新國民運動的是如何認識的呢？1942年8月，杭州寄給東鄉外相的關於新國民運動的報告中如此講道：“一般民眾根本就沒理解這場運動到底是怎麽回事，也對它沒有任何興趣，一半是在脅迫下簽名宣誓的。其效果頗讓人懷疑。”另外，前述的上海大使館中支警務部的《新國民運動（第一報）》中也講到：“1942年3月第1期宣傳期之後，民眾對新國民運動也同樣是視而不見，可以說是完全持漠視的態度。即使是日軍在日美開戰後的初期獲得勝利的時候，民心也未向著汪政權。到這一年的12月，新國民運動尚未能在其真正的活動對象民眾層中間徹底開展起來，而要使運動真正開展起來，看來隻能等今後的發展了。”新國民運動就這樣開展起來了，但完全沒有獲得民眾的支持。
3.展開期―總動員體製的構建
一般認為，1943年是“新國民運動”活動最頻繁的一年。新運會副秘書長兼黨組織副部長載英夫也同樣如此認為。那麽，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呢？1943年1月9日，汪政權與日本簽訂大東亞戰爭參戰《共同宣言》，同日，汪政權的中央政治委員會臨時會議通過了《（偽）國民政府對英美宣戰布告文》，由此汪政權決定正式對英美宣戰。另外，會議還決定成立最高國防會議和通過了《最高國防會議組織綱要》。1月13日，在新國民運動存進會議上，汪精衛作了如下的訓示：“這是一場長期戰和總力戰，我們要以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的精神，全力支持大東亞戰爭以獲得戰爭的勝利、實現中國的自由平等和東亞的共榮。”從以上的發言中可以看出汪精衛把新國民運動當作其支持“大東亞戰爭”的手段。
汪的如此言行證明了柴田哲雄的“對汪政權來說新國民運動是從姿態上表示支持日本作戰的公開演說”的觀點。但是，汪政權之後的對策就不僅限於公開演說的程度了。在1943年1月13日的新國民運動促進會議上，為了實現人力和物力的總動員，提出了以下幾條政策：①製定國民的起居時間，②製定重要物資代用品及廢物利用發明獎勵辦法，③統一童子軍、青年團的組織和運動，④開展農業增產運動，⑤厲行國民精神總動員，⑥修訂中小學校教程，⑦取消春節休假和動員教員、學生開展植樹造林活動，⑧成立國民精神訓練班等。也就是說，汪精衛期望以新國民運動為杠杆正式構建應對“長期戰及總力戰”的總動員體製。
1月13日，第1次最高國防會議上通過了《行政機構改革案》。新運會由行政院內的組織升格為直屬偽國民政府的組織。這次行政機構改革還將全國經濟委員會改為偽國民政府直屬，另外新設了糧食部、建設部、社會福利部3個部門，推進了戰時體製的完善。1月28日修正了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組織條例，將其整頓為委員長以下約30人的委員會體製。
汪政權方麵配合的強化是由於日本方麵方針的轉變。隨著對英美戰爭的激化，日本決定傾其全部軍力投入作戰，同時將政務上的一些權力讓與中國方麵。因為日本支援的減少，汪政權益發謀求政治權力方麵的強化，這就導致與其相關聯的新國民運動的加強。2月20日，偽國民政府發布訓令，明確了新國民運動綱要的內容有“三民主義、大亞洲主義、領袖言論以及公民教育的主要內容”。同月25日，為了適應“戰時教育體製的需要”將中國青年團與中國童子軍合編為中國青少年團。
1943年9月，特務工作的負責人、作為汪精衛的心腹、負責清鄉工作的江蘇省省長李士群猝死。背景是李士群與周佛海之間的派係鬥爭以及與日軍之間矛盾的尖銳化，導致他被毒害。李士群之死對於把清鄉地區作為有利活動地盤的新國民運動來說也遭受到了重大的打擊。由於李士群之死，汪政權內部的紛爭暴露出來，權力中樞開始動搖。清鄉運動也以失敗告終。對此作為政治勢力核心的汪國民黨自身也無能為力。表麵上保持合作關係的華北新民會也批判汪政權道：“以國民黨為中心各黨派和無黨派一體化的這一政策，從過去四年的情況來看已經支離破碎。無論是新國民運動的開展還是東亞聯盟運動的推行，都隻不過是一時興起的紙上談兵而已。”由於清鄉運動的失敗和汪國民黨自身的衰敗，新國民運動遭到挫折。
4.衰退期―核心人物的下台和運動的失敗
1943年末，汪精衛的病情惡化，其政治向心力也急速衰退。1944年3月，為了接受治療，汪入住名古屋帝國大學附屬醫院。根據載英夫的回憶，“隨著汪精衛前往日本動手術，林柏生調任安徽省長，新國民運動也隨之煙消雲散了”。1943年9月李士群死亡，1944年3月汪精衛病情惡化，1945年林柏生被調職，這3個人物的退場中，數汪精衛的退場造成的打擊最大。1944年3月21日，上海的日本報紙《大陸新報》上刊登了一篇象征這一現狀的詩。這篇詩由為汪做翻譯宣言等工作的朝島雨之助所作，題目是“新國民運動飛到哪裏去了”。新國民運動的開展是“幾萬東洋誌士的誓願”，朝島講述道：“為此可以說是‘徹夜不眠、嘔心瀝血’般奮鬥了一年多。但是，無數個夜晚努力翻譯出來的關於新國民運動的書籍卻被束之高閣，被灰塵淹沒，全部的夢想都付諸流水了。”這篇詩可以看作是宣告新國民運動結束的書麵通告。中國派遣軍參謀副長今井武夫也回憶道：“1944年，偽南京政府在這一年中鬥誌全無，完全束手無策。”陳公博戰後在獄中也寫道：“此時的汪政權下的‘政治家、官僚們’就如同末世來臨般的貪圖享樂。”
1944年11月汪精衛病死於名古屋。1945年6月，繼任主席陳公博命令將“新運會”改隸於偽國民黨中央黨部，至此運動實際上名存實亡。說是“將黨和新運會一體化，是為了在黨的統一指揮下，更好地開展運動”。並決定將原有“青少年團”及青少年有關事業屬於全國性者，由偽教育部接管，屬於地方性者，則由地方教育機關接管。7月6日，陳公博下令撤銷各省、市分會。南京也在7月7日收到了結束、接管南京分會的指令。各分會由偽中央黨部和各級（偽）黨部接管。
第2節新國民運動的破產
1.批判貪官汙吏
本節是對前一節的“衰退期”這一時期進行詳述。1944年2月10日，清鄉全體會議開幕，周佛海代讀了汪精衛的訓辭。全文大約1500字的訓辭當中，一個字也沒有提及新國民運動。會議上，各省市的負責人作了有關各地的情勢和運動的報告。除了安徽省的代表提到了一下“厲行新國民運動……”之外，江蘇、浙江兩省的代表和上海市的代表都沒有提及新國民運動。在11日的閉幕式上，田中海軍中將發表演說呼籲中國軍民投入戰爭，同樣也未提及新國民運動。盡管一直宣傳的作為“清鄉”核心的“清心”，其具體實踐正是“新國民運動”。3月30日的還都紀念民眾大會上的情況也相同，大會當天打著努力增產、厲行消毒、肅正貪汙等10項口號，但是完全沒有“新國民運動”或是“東亞聯盟”的影子。大會名也叫“國府還都四周年紀念增產消毒懲治貪汙民眾大會”。從口號到大會名都沒有“新國民運動”和“東亞聯盟”的影子。而是把增產和批判貪官汙吏並排擺在了前麵提出來。此時作為新國民運動基礎的偽南京政府自身也基本上陷入了機能不全的狀態，所以沒在清鄉會議上提及新國民運動的話題也很正常。而負責開展新國民運動的方麵也隻能借宣傳反腐敗求活路了。這是為了轉移民眾的視線，逃避民眾的批判的方針轉變。
但是，“在政治上反映民意”這一統治原理的實現對於汪政權來說是極為困難的。1943年12日，出現了嚴厲批判汪政權“沒有代表民意的機關”這一現狀的聲音。這是中國人新聞工作者陳彬倫（中報社社長）和日本人經濟學者石浜知行（《中國戰時經濟論》和《重慶戰時體製論》的作者）等進行三人座談時的發言。發言中談到：“說到民眾和政治的關係，很遺憾，國民政府機構沒能處理得好，是因為沒有代表民意的機關，即沒有下意上達的機關。本來民眾與政府就應該是一體的，但是現狀是政府的政策沒辦法傳達給民眾，民眾的意見也沒辦法上傳給政府。”本來還在南京國民政府的時代（中日戰爭爆發前後）就已經成立了保民大會這樣的“民意機關”，選舉保甲長，有了一定程度上反應民意的政治變化。雖然這隻是強化保甲製的措施，離真正的民主主義還相差太遠，但是在汪政權下麵，不用說“下意上達”的機關，就連“上意下達”的機關都不具備。這點正是他們談話的旨趣之所在。陳彬倫還談到了重慶的新生活運動和南京的新國民運動，“兩者都是規模很大的運動，但遺憾的是，指導者都沒能以身作則，光是要求下麵的人廉潔是很難奏效的。”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要批判南京政權的運動就隻有也一起批判重慶政權的運動，但是也並不能說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南京政權。出現這樣的公開批判，隻能表明南京政權的體製出現了危機。
1944年春，汪政權的行政機構和它的民眾統製機關都已經開始出現末期的症狀。為了培植對重慶政權的反抗意識和確保地位，行政機關在政權樹立之初就出現臃腫化的現象。雖然之後經過改組，但是人員的削減卻十分困難。1944年，針對當時各種政治團體機能不全的狀況，上海的日語報紙《大陸新報》（1944年4月11日）是如此描述的：“在（偽）國民黨黨部之外有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東亞聯盟、國民義務勞動或是青年工讀團，它們都擁有自己的獨立組織可以開展活動，都有存在的理由。要想使新國民運動有現實的發展，就必須統合既存的各個團體或是調整它們的功能。並且，必須把它們的運動與具體的生活目標結合起來。雖然新國民運動也提出了增產運動，但不可否認這個活動僅僅就像在紀念日上的示威遊行而已。”如上所述，1944年春，新國民運動陷入低迷，看不到擁有獨立的組織有何意義？這些組織和新國民運動至此也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2.“對重慶政府和平工作”的開展與新國民運動
1943年5月開始，汪政權開始了對重慶國民政府的和平工作。同年9月的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上，決定開始指導開展（南京）國民政府對重慶的政治工作。這時，汪也出現願與重慶達成和平的意向。《木戶幸一日記》（1943年9月18日篇）中對當時的情勢是如此記載的：“汪一直以來都認為與蔣達成全麵和平的希望不大，但是近來卻開始對此抱有莫大的希望。”日記中還記載到，“而且，本來不管汪自身的意誌如何，汪政權內部就有人獨自與重慶方麵進行聯絡。（1943年10月8日篇）”汪周圍的人秘密勾通重慶方麵，使汪立場愈發困難。秘密與重慶聯絡的人當中就有汪的心腹周佛海。周最遲從1943年1月就開始與重慶方麵進行了聯絡。
“對重慶政府和平工作”在這一年之後都沒有任何具體的進展。為了加緊對重慶開展政治統製工作，解決中國問題，在1944年8月19日的第12次禦前會議上進一步決定了盡可能地利用蘇聯的方針。9月1日的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上，穀正之外務大臣提出了物色南京國民政府中能與重慶中樞部門直接說上話的人物（如周佛海自己、李思浩等）派往重慶的具體方針。此時，日本方麵甚至還討論是“讓蔣介石回到南京，同意建立中國統一的政府”，還是“強化與延安政府的合作”。領會到日本方麵的意向，從1944年秋開始，汪政權方麵開始宣傳“實現和平統一”。這一點從日華同盟條約締結1周年紀念日首都南京民眾大會上汪精衛的訓示（陳公博代讀）中也可以看的出來。
1944年11月10日，汪精衛在名古屋帝大醫院氣絕喪命。雖然偽南京政府已經預料到了這點，但是精神上還是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偽國民政府內士氣愈發低下。《大陸新報》對此如此記述：“現在對於國府來說，最危險的是喪失了當初開展‘和平運動’時的遠大目標和旺盛的革命精神，存在動輒安於滿足現狀的傾向。”繼汪精衛之後，立法院長陳公博就任代理主席、行政院長兼軍事委員長。在11月20日的就任典禮上，陳進一步明確的作了希望成立“統一政府”的發言：“國民政府打從開始對重慶就沒有敵意，重慶人民同樣是國府的人民，重慶的同誌同樣是我們自己的同誌。我們希望早日實現和平和國內統一。”而且提出了“黨不可分，國必統一”、“聯蔣反共”的新口號。11月25日，偽南京國民黨第6次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召開。26日，發布了含有以下信息的宣言：“由於國民黨內一時意見的不合，造成了現在南京和重慶分立的局麵，妨礙國內的統一，但兩方原就是信奉同一主義有著共同曆史的同誌。我們十分體諒近來重慶同誌艱辛，對此表示深切的同情。”事到如今來宣揚“原本信奉同一主義”，這不過是思想上的投降宣言。作為汪政權思想基礎的東亞聯盟思想和新國民運動至此已全部拉下了帷幕。
1944年11月26日宣言的發表有著日本方麵希望早日結束中日戰爭的背景，但是不僅是因為這個原因。還因為確信日本將戰敗，汪政權內的要人希望越過日本建立溝通重慶的管道，為自己鋪後路。其中之一的周佛海1944年9月在日記中寫道：“美、英獲勝，日本敗北，這已經是既定的事實了。在這個時候如果離開勝利的一方而去依附失敗的一方那就太沒有常識了。”這是失敗者在最後時刻希望換乘優勝馬的表現。因此，此時的對重慶工作與1940年10至11月鬆岡洋右外相實行的對重慶工作意義完全不一樣。
1944年12月，由日本的大政翼讚會和興亞總本部主持召開了興亞合作會議，通過了《興亞運動開展要領》。為了進行“對美英戰”、“大東亞的解放戰”，決定重新開展“興亞運動”。同時強調“新東亞的建設理念”不比武力戰的重要性低。運動的“要領”是：“‘外（外政）主內（內政）從，把當前的重心放在中國’”，“在當地開展興亞運動”，“為開展興亞運動，需要更緊密‘大政翼讚會、滿洲帝國協和會、中華民國新民會以及東亞聯盟中國總會’之間的聯係，加強合作關係”（《大陸新報》1944年12月5日）。而運動的目標是：“把中國的民族運動引上‘正軌’”。而新提倡的“興亞運動”究竟是一場什麽樣的運動呢？負責這次運動的僅有汪政權下的“東亞聯盟中國總會”，新運會並沒有參與。這與當初東亞聯盟負責對外運動而新國民運動負責對內運動的分工並不矛盾。但是，作為偽南京政權民眾動員體製的核心團體，新運會卻什麽都做不了。而實際上“興亞運動”也沒有幹出什麽實際成績出來。
而關於新國民運動，1945年3月，新運會的陳公博委員長作出把該會的行動規律實踐項目作為新國民運動實踐團的工作中心的指示。其中提到把1945年新運會的工作重點由對青少年組織的訓練轉向一般民眾的組織，從重要城市轉向一般農村，從宣傳階段轉向實際階段。並規定3月至8月為第1期。3月11日，召開了“首都各行各業公會新國民運動實踐團聯合成立大會”。從這次大會的名稱可以知道“新國民運動實踐團”是由工商業團體組織成立的。但是，上述的活動的內幕如何，沒有人知道。
3.偽南京政府國民黨黨部對新運會的接收
1945年3月28日，“各省市戰時民眾代表大會”在偽南京政府陳公博代理主席的出席下在南京召開。這在當時被宣傳為“中國民眾運動史上劃時代的、舉國一致期待的”集會。參加團體有新聞協會、婦女協會、律師公會等7個團體。這次集會雖然是民眾動員運動的一部分，但是新運會也隻是與東亞聯盟、新民會等一同發電祝賀而已。集會最重要的議案有兩件，第一件是“繼承國父的遺誌完成國民革命”，第二件是“保障言論自由，設立民意機構”。其中第一件議案的主要內容是提倡“統一救國運動”，已經沒有“解放東亞”、“東亞共榮”之類的東西了。第二件議案包括政府保障言論和集會自由、設立參議會等中央、地方民意機構和各級民眾機關等內容。這些議案的基本理念是建立形式上的民主製度，完成國民革命。但是，這些都是因為預見到了日本會戰敗。隻是打著從孫文到蔣介石等的國民黨革命理念這塊牌子做的政治秀，是為自己延命的策略。不敢再提及被重慶國民政府批判的“解放東亞”、“東亞共榮”的議案，寄希望借“統一救國”的名義往重慶政權方麵靠攏。
4月21日之後，南京政權統治下的各城市都召開了“統一救國運動民眾大會”。上海市也召開了“上海特別市統一救國運動民眾大會”，通過了大會宣言。宣言中特別強調“確定以三民主義為指導原理開展統一救國運動”、“放棄黨派觀念、地域偏見，聯合各黨各派、各地各界人士結成統一救國同盟”。其目的是為了與重慶實現統一、聯合。這是繼去年11月26日的南京國民黨宣言之後對重慶國民政府的第二次投降宣言。南京在3000多人規模的集會之後又舉行6000多人的上街遊行。預定參加的團體有工商界代表、市內各區民眾代表、東亞聯盟總會、工商青年聯誼會、中等學校以上學生、首都國民義務勞動團、義勇警察隊等，而當中已經看不到與新國民運動有關的團體的名字了。
1945年6月7日，偽南京政府中央政治委員會第148次會議上，根據政府代理主席陳公博的提案，決定將新運會的事務移交偽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各級黨部管理；將原有“青少年團”及青少年有關事業屬於全國性者，由教育部接管，屬於地方性者，則由地方教育機關接管；關於思想訓練及政治活動，則受當地黨部指導；到6月30日以前撤銷各省市分會。就這樣，陳公博下令結束和接管新運會，說“將黨和新運會一體化，是為了在黨的統一指揮下，更好地開展運動”。對於偽南京國民黨已經被批評道：“現今，黨和人民的距離已經遠得無法測量了，實在讓人痛心。（南京《中華日報》1945年3月17日）”這是對政府的新聞評論，“說什麽沒有足夠的值得依靠的黨，如何開展大眾動員工作，這隻不過是失敗者的推脫抵賴之詞。”
7月6日，偽南京政府教育部製定出“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轉移及結束辦法”，至此新運會實際上已經結束。此後，各省市的新運會分會也相繼解散。7月7日，新運會南京分會也收到了結束、接管的指令。就這樣，新國民運動在日本戰敗的約一個月前氣數已盡。
結語
本文對以下兩點進行了討論。第一，分析了新國民運動開展過程。了解了運動在受到日本的清鄉運動、對美英開戰、對華新政策等的強烈影響下發展下去的全過程。新國民運動是在1941年後半年考慮到日美開戰而構思出來的。開戰後，轉變了當初“不立主義和機關”的方針，推出了與日本的戰爭理念相結合的大亞洲主義理念。民眾動員體製的製定把新運會推向了頂點。靠新國民運動獲得民心很困難。1943年初，為了配合日本的對華新政策，汪政權決定對美英參戰。之後，策劃構建了以新國民運動作為杠杆的總力戰體製。新運會晉升為偽國民政府的直屬機關，地方組織的組建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擴展。但是，清鄉運動失敗了，而偽南京國民黨無力挽救，新國民運動喪失了它的推進基礎。隨著汪的病情惡化等核心人物的退場，1944年春，新國民運動事實上基本結束了。
第二，對新國民運動的衰亡期作了詳述。從1944年春開始，汪政權開始把批判貪官汙吏擺在了首位，這是為了轉移生活困苦不堪民眾的不滿矛頭。同年秋，開始主張與重慶“曆來的同一主義”，這是因為預見到了日本的敗戰，期望能與重慶統一、聯合，實現“和平統一”。到1945年，新國民運動開始摸索把其支持基礎由一般青年主體擴展到一般國民和工商業者。但是，結果卻是離民心越來越遠。1945年6月，將新運會的事務移交給偽南京國民黨管理，但是由於該黨失去了民眾的信任，已經無力將新國民運動開展起來了。
本文尚未對鄉、鎮和保甲等社會基礎的新國民運動具體開展情況進行考察。把台灣、朝鮮等當時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各個地域的民眾動員體製進行比較研究也是很重要的工作。留下的課題不少，今後再另作討論。
日本/大阪大學講師島田美和
抗戰電影《塞上風雲》描述的是漢族與蒙古族之間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故事。該劇腳本是上海左派劇作家陽翰笙在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創作的作品，但未能立刻拍成電影。1938年，作為舞台劇在武漢公演（下文稱“舞台版”），1940年，西北攝影隊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的領導下宣布成立，準備投拍電影。西北攝影隊從重慶出發，經過延安、陝西省榆林，在當時的綏遠省（現今的內蒙古）伊克昭盟（下文稱“伊盟”）進行拍攝。電影《塞上風雲》（下文稱“電影版”）於1942年2月，經過國民政府審查後正式公演。
中國國內以往的研究多從抗戰初期大後方抗戰文藝的發展與特征、左派城市文化人與國民政府的合作、共存以及後來統一戰線的崩潰等視角展開。抗戰時期的電影研究中，對象也多是中國共產黨（下文稱中共）的抗日根據地、上海及香港等租借區與“滿洲國”及華北等日本統治下的地區，而以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為對象的研究在中國或日本幾乎是空白。
本文著眼於陝西省北部的地方性城市――榆林展開的文藝活動。考察西北小城市文藝界如何理解“邊疆”問題。具體研究1938年改編《塞上風雲》舞台版到1940年電影誕生期間，究竟發生了何種變化。在伊盟拍攝期間，攝影隊與榆林的文藝界有過接觸，他們接受了當地人的質詢與建議並改寫了劇本，從而完成了電影的拍攝。本文研究的課題，換言之，即榆林地區的少數民族問題（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如何反映在了電影《塞上風雲》裏，其中存在哪些問題。筆者在現階段無法確認1937年誕生於上海的電影腳本（下文稱《塞上風雲》原版），根據原稿改編舞台版時，可能內容上也有變更，但本文不探討該階段的改編過程，日後再作研究。
1 陽翰笙與抗戰文藝
《塞上風雲》作者陽翰笙是抗戰以前就已活躍在上海的左派作家，他曾擔任成立於1927年的中國左翼劇團聯盟（1931年1月改編成左翼戲劇家聯盟，下文稱“劇聯”）準備委員會委員。1935年7月，共產國際製定了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方針。同年8月1日，中共在《八一宣言》中提出與國民黨聯合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根據此方針，上海文學家周揚等左聯成員開始提倡國防文學。作品的主題由以往的“階級鬥爭”轉向了目的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當時的上海，即使左派演藝界和電影屆也出現這種傾向。口號從“無產階級戲劇”、“無產階級電影”改為了“國防戲劇”、“國防電影”。1935年末，劇聯解散，並發展成為有更多演藝人加入的上海劇作協會。
“國防戲劇”的劇本有以下兩個特點，其一，取材於曆史，創作主張抗日的曆史劇；其二，以“深入廣大群眾”為目的，重視作品的“通俗化”、“大眾化”或方言話劇。陽翰笙是國防文學派的成員，1937年春，他創作了國防電影《夜奔》的腳本，講述了華北地區反漢奸反走私的故事。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7月15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劇作家協會。電影人與電影界工作人協會及其下屬組織一同設立了上海電影編劇導演協會（陽翰笙任九名理事之一），開始籌備拍攝抗日電影。上海的上海戲劇會救亡協會、上海戰時文藝協會等70餘個文藝社團相繼成立，7月28日，聯合了這一係列社團的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宣告成立。然而，8月13日，第二次上海事變爆發後，上海的很多文藝界人士開始遷往武漢等內陸城市。
1937年12月19日，遷至武漢的文化人創建了“武漢文化界抗敵協會”。陽翰笙出席了成立儀式。而《塞上風雲》的導演應雲為也出現在了該抗敵協會旗下的電影工作委員會的委員中。12月31日，全國規模的演藝組織“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宣告成立。陽翰笙正是發起人之一。1938年2月29日，電影屆人士也集合在一起，創立了全國規模的“中華全國電影界抗敵協會”，目的在於“通過電影宣傳抗日救亡”。3月27日，以作家老舍為中心，聯合了全國所有文藝社團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下文稱文協）結成。就這樣，在抗戰初期的武漢，戰前的左派城市文化人繼承了國防文學、國防戲劇和國防電影等形式，展開著抗戰文藝活動。
1938年4月，國民政府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背景下，成立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負責抗日宣傳）。第三廳廳長正是左派文化人郭沫若，任範壽康為副廳長，陽翰笙為主任秘書。第三廳第五處負責抗日動員，第六處負責藝術宣傳，第七處負責對敵宣傳活動。第六處的負責人由左派劇作家田漢擔任，其下還設有負責戲劇、音樂的第一科和負責電影製作、上映的第二科。
《塞上風雲》電影版便是在政治部第三廳第六處第二科的組織下製作完成的。第二科的負責人是中國電影製片廳（下文稱中製）廳長鄭用之。在中製，活躍在抗日救亡演藝隊的眾多文化人參與了電影製作。陽翰笙也曾任劇本、導演委員會主任。1938年10月，中製及左派文化人從武漢遷至重慶。當時“抗戰電影”有以下兩個特點，第一，觀眾層從以城市居民為主擴大到包括農民和士兵在內的大眾群體。因此，電影更加通俗化和大眾化。第二，由於抗日戰爭持續，人們開始追求題材和主題的現實性，重視紀錄電影的要素。第三廳一直存續到1940年9月，直到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改組。其間，第三廳吸納了來自上海的許多左派文化人，成為抗戰初期左派文化運動的據點之一。在這種政治環境下，電影版由文協、第三廳和中製下麵的左派文化人共同創作而成。
2舞台版與電影版的異同
1937年8月13日第二次上海事變後，陽翰笙在上海創作了《塞上風雲》原版，這是為上海新華電影公司撰寫的電影腳本。陽翰笙在1982年的自傳中曾這樣描述當時的創作意圖：
《塞上風雲》寫的是蒙漢兩族人民團結抗日，粉碎了漢奸特務的破壞。日本著名的“田中奏折”中提出“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而日本帝國主義正是按此方針一步步侵略中國。同時，國民黨反動統治階級歧視、欺壓各兄弟民族，造成了嚴重的民族隔閡。日帝利用這一民族隔閡竭力分裂滿蒙與漢族之間的團結。“九一八”日寇侵占了東三省，成立了“滿洲國”。蒙漢兩族人民的團結就成了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這段發言有力地表現出抗日戰爭開始後不久上海左派文化人的危機意識。此後，上海戰火愈發激烈，故該腳本未能被拍成電影。陽翰笙遷至武漢。在武漢，抗日戲劇十分盛行。而戲劇的腳本卻嚴重不足。趙丹、陶金等人希望陽翰笙創作舞台劇劇本。於是，1937年末，《塞上風雲》的原版劇本被改編為了舞台劇劇本，共四幕。舞台版於1938年在漢口首演，贏得了觀眾的熱烈歡迎。中製的應雲委托陽翰笙將舞台劇劇本再次改編為電影劇本。這樣，陽翰笙才又開始了電影版的創作。
電影版描寫的時代是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前夕，舞台是成吉思汗陵所在的伊盟伊金霍洛。蒙古族姑娘金花兒與蒙古族青年迪魯瓦定了婚。但姑娘卻對兄長郎桑的朋友、漢族青年丁世雄懷有好感。丁世雄是從東北流亡到內蒙古的抗日工作者。深愛金花兒的迪魯瓦嫉妒丁世雄。這種嫉妒變成了對漢族的仇恨。不久，日本間諜化名為濟克楊，在位於蒙古族王府的日軍特務機關內開展活動。間諜濟克楊化裝成深受蒙古族崇拜的喇嘛僧人，濟煽動蒙古族人民，企圖使蒙古族與漢族敵對。濟又通過特務機關，讓王公征用蒙族的駿馬，揭發抗日份子。濟克楊企圖利用迪魯瓦對丁世雄的敵意。然而，郎桑發現了此事，郎桑被濟克楊帶入了日本特務機關所在的王府。他認識了在王府工作的迪魯瓦之妹，羅而姬娜。羅而姬娜逃出王府時，說服了王府的保安隊一同抗日。金花兒、丁世雄和迪魯瓦為救郎桑前往王府。途中，金花兒向丁世雄表明了愛意卻遭到拒絕。金花兒遭受打擊當即轉身離去。隨後她被日本間諜帶走。丁世雄、迪魯瓦和羅而姬娜以及王府的保安隊為就出郎桑與金花兒，攻入日本特務機構。他們成功製服了企圖襲擊金花兒的濟克楊。但金花兒卻中彈身亡。最後一幕，迪魯瓦、丁世雄、郎桑三人為金花兒的死默默祈禱。站在中間的郎桑將兩手分別搭在迪魯瓦與丁世雄肩上。迪魯瓦和丁世雄四目相對，接著，兩雙手緊緊握在一起，二人重歸於好。畫麵定格在迪魯瓦和丁世雄雙手緊握的場麵，在歌頌蒙古族與漢族友好團結的歌聲中，電影結束。
這部電影講述了抵抗日軍侵略內蒙古內，蒙古族與漢族攜手克服困難，最後戰勝日軍的故事。電影中反映了當時的內蒙古必須克服的三個問題，首先是蒙古族與漢族的民族對立，其次是內蒙古的獨立問題。
下文將就上述兩個問題，探討舞台版與電影版的異同。
第一個問題。舞台版與電影版均出現了蒙古族青年迪魯瓦單方麵憎恨漢族青年丁世雄的場麵。電影版中，迪魯瓦厭惡丁世雄是出於圍繞著蒙古族姑娘金花兒的“嫉妒”之情。化裝成喇嘛僧人的日本間諜濟克楊這樣批判漢族，他說，“日本人已經替我們把漢人打倒啦！現在正是我們大元帝國當興的時候，每一個成吉思汗的子孫都應該起來拚。都應該報仇雪很！要把欺負我們的漢蠻子殺一個幹幹淨淨！”
正如此處引用一樣，在電影版中並未描寫內蒙古地區漢族與蒙古族的對立關係。或者說，使蒙古族與漢族關係惡化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日本人在內蒙古開展的工作。然而，舞台版中，迪魯瓦具體批判了漢族的行為，“那就讓我來告訴你吧，就是那些開墾了我門的草地，騙取了我們皮毛，搶奪了我們的牲畜，把我們從長城邊趕到這兒的沙漠邊來的漢人！”
可見，舞台版中引用了清末以後發生在內蒙古地區的漢族移民開墾的史實，表明了民族的對立。
關於第二個問題，舞台版中有很多關於內蒙古獨立的問題。提出了中日開戰以後，蒙古族究竟該站在中國方麵還是日本方麵戰鬥的問題。其中劇中這樣描寫了蒙古族必須站在日本一方作戰的理由。即貧窮的蒙古族借錢租來了興蒙公司（日本企業）的家畜，為了還債不得不聽從受日軍控製的王公之命，加入了攻擊綏遠的軍隊。舞台版刻畫了日本企業進駐內蒙古以及蒙古族窮困的生活。描寫具有現實性。不過，電影版說的卻是由於日軍間諜的強行要求，蒙古王公被迫向旗民征用馬匹。
值得關注的是，舞台版中關於是否隨從日軍，（1）迪魯瓦、（2）郎桑、（3）郎桑的母親，三人發表了不同的看法。
青年迪魯瓦說“我卻偏要跟著咱們王爺去殺盡殺絕那些漢人！”，可朋友郎桑卻勸告迪魯瓦“漢人跟咱們是弟兄，不是仇敵。平常，雖說他們很有許多對不起咱們的地方，可是咱們卻絕對不能把他們當著仇敵來對待！咱們王爺受了鬼子的指使，想去打綏遠，咱們為什麽也要跟著他去自己殺自己的兄弟呢！”在此，漢族與蒙古族被稱為了“兄弟”。這是基於孫中山“五族共和”的民族觀，也是當時國民政府堅持的公式化民族理論。對此，郎桑的母親讚成加入日軍。她的理由是，“胡說，郎桑，你又得教教唆迪魯瓦造反了是不是？咱們都是王爺旗下的百姓，您們應該記著，王爺要您們怎麽幹，你們就得怎麽幹！”郎桑的“救國”正是近代中華民族主義思想。而郎桑母親看重的是建立在蒙古族傳統政治製度基礎上的王公與旗民的關係。他們三人的發言代表了當時蒙古族中存在的三種思想性立場，分別是尋求從中國獨立出來的“近代的蒙古民族主義”（迪魯瓦），希望脫離帝國主義而獨立的“近代中華民族主義”（郎桑）和遵循前近代蒙古傳統秩序的“蒙古傳統保守主義”（郎桑的母親）。
舞台版的時代背景設定為盧溝橋事變前後，隨處可見隱射“進攻綏遠”、從察哈爾盟出擊的“李守信的匪軍”等曆史事實。提出了當時內蒙古社會政治經濟方麵的諸多問題。不過，電影版中，這些具體的描述被刪減，並未涉及漢族對蒙古族的民族利益侵犯以及蒙古族對此的反抗。電影版中省略掉這部分的原因何在？
下麵，筆者將通過分析1940年在伊盟拍攝《塞上風雲》的西北攝影隊的“邊疆”經曆，闡明其原因。
3西北攝影隊與榆林文藝界
為追求電影版影像有更高的真實性，攝影隊毅然深入綏遠省伊盟進行拍攝。攝影工作人員由政治部第三廳屬下的西北攝影隊組成。同隊隊長正是電影版導演應雲為。應雲為在抗日戰爭開始後不久，出任了上海劇餘演話劇實驗劇團總隊長。他繼承了國防戲劇時代的移動戲劇，組成了“上海話劇界救亡協會戰時移動戲劇隊”（下文稱救亡戲劇隊）。
據主演黎莉莉回憶，1940年1月3日，郭沫若與陽翰笙為西北攝影隊送行，攝影隊一行從重慶出發，沿途在延安停留三宿，繼續北上，最後經陝西省北部的榆林，到達綏遠省伊盟。
應雲為在伊盟拍攝期間，安排演員們體驗蒙古族的生活。起初，蒙古族人民並不歡迎攝影隊的到來。但後來，他們漸漸敞開心扉，教起了蒙古舞蹈和蒙古歌謠。黎還回憶了返回重慶途中，再次路過延安時，曾與毛澤東、朱德會麵。
不過，關於在榆林時，西北攝影隊是否與當地國民政府地方當局者以及當地的文化人有過接觸，黎並沒有具體地回顧。
抗戰初期，除伊盟以外現今內蒙古西部的大部分地區陷入德王與關東軍的統治之下。榆林卻是當時掌管了伊盟七旗的國民政府之政治軍事要塞。抗戰初期的榆林，鄧寶山（1937年10月，作為國民政府軍第21軍團長在榆林上任）是最有力的政治領導者。抗戰前，統管伊盟的綏遠省主席傅作義正在山西省前線指揮作戰。所以，他在伊盟、榆林地區幾乎沒有影響力。活躍在榆林的還有山西派的朱授光及其他國民黨派勢力。每股勢力都在為如何動員蒙古族而煞費苦心。
伊盟是西北抗日戰線的最前端，榆林則是其後方援助基地。軍事環境不穩定。因此，榆林與抗戰初期的武漢或是隨後的重慶、成都、昆明等地不同，抗戰爆發後的文學和戲劇活動並不盛行。1939年9月，重慶《大公報》駐榆林記者楊令德在榆林發行了抗戰爆發後首份文藝雜誌《塞風》。其中就有鄧寶珊的支持。發行此刊的目的在於團結蒙古族與漢族。
楊令德戰前在綏遠曾發行過文藝雜誌《燕然》。也曾參加過綏遠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活動。1940年2月中旬，作為綏遠文協的支部，“榆林文藝界抗敵協會”（下文稱榆林文協）在榆林成立。楊令德任主任委員。伴隨著該團體的成立，榆林這一“邊疆”地區的文化人集結在了重慶的文協之下。
榆林文協設立後不久，1940年2月23日，西北攝影隊到達榆林。在當地，西北攝影隊放映了從重慶帶來的電影作品。這些作品均是在第三廳指導下由中製拍攝完成的作品。
翌日，即24日，以鄧寶珊為首的榆林權威人士為西北攝影隊舉行了歡迎大會。主辦方稱讚西北攝影隊為“開拓西北文化的急先鋒”。主辦方還十分期待即將拍攝的《塞上風雲》為抗日發揮的“宣傳”效果。
從榆林出發，西北攝影隊於3月中旬到達伊盟沙王府。在當地停留了三個餘月，進行拍攝。同年7月，拍攝工作結束，8月2日，攝影隊再次訪問榆林。這次同樣受到了榆林各界人士的歡迎。西北攝影隊在8月14、15、16三天演出了《中國萬歲》的其中一幕作為感謝。這也意味著活躍在上海、武漢、重慶等大城市的城市文化人與榆林文藝界的交流。電影的上映儀式在伊盟的東勝縣舉行。
應雲為在與當地交流之後，曾這樣說過：劇本作者陽翰笙幾經修改，猶與當地情形不相吻合，所以我們即以當地的情形，改了不少。此次回渝，又得大費手腳，因陽翰笙先生作此劇時，僅向沈逸千先生找得一部分材料，而且大半關於「東蒙」其中事跡，牽涉民族問題很多，故不得不特別慎重。
從上文的引用可以看出，應雲為結束了在伊盟的拍攝之後，又改編了陽翰笙舞台版關於少數民族問題的部分。改編時他參考的正是榆林文藝界領導人的意見。譬如，楊令德關於陽翰笙的舞台版提出了以下六點問題：
第一，日本間諜扮演成喇嘛教僧人是不現實的。第二，沒有正確把握地理位置。第三，有的地方表現了蒙古族仇視漢族。第四，有日本人罵人的細節。第五，中國兵在百靈廟破壞蒙古文化，這在蒙古族人民麵前上映欠妥。第六，劇中蒙古族與漢族三位青年的男女戀愛過於城市化，不切實際。
楊令德尤其提醒攝影隊注意的是關於蒙古族與漢族關係的場麵。楊稱，近來有人談蒙古問題，往往強調蒙漢之間的仇視。固然，諱疾忌醫是不對的，可是就內蒙而言，這些年來，除了少數有野心的蒙古人如德王之輩因為狹義的民族思想作了迷障故意強調漢人如何壓迫蒙人外，其他多數的蒙古同胞並不見得心裏如何仇視漢人。因為“現在沒有那麽許多漢人壓迫蒙人”的事實，我們不要中了敵人跳撥離間的毒針，有形無形認為蒙漢人之間有什麽了不得的仇恨。所以富有同情心和正義感的作家，為了替蒙古同胞抱不平，便要強調漢人如何壓迫蒙胞，這都是昧於事實的表現。其實明白的蒙古同胞，他們自己是了然於心中的。這就是楊的基本見解。
楊令德還認為，為了建立蒙古族與漢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能表現蒙古族與漢族的對立，所以他要求改編舞台版的腳本。但是，舞台版（原版亦是如此）原本是為了建立蒙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編寫的。陽翰笙在創作時，詳細查閱了關於內蒙古社會的史料後才動手編寫的。這種創作態度對於上海以及轉移到大後方的左派城市文化人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楊令德卻批判了這一做法。榆林的漢族文化人在“邊疆”地區親自開展對蒙古族的工作。在他們看來，舞台版中描寫的民族問題分部容易被理解為將導致蒙古族脫離中華民國的描寫。他們認為，民族對立固然存在，但卻並非敵對的關係，因此沒有必要描寫這種事實。換言之，不指明“史實”反而對現實有利。這也正是政治性地利用了文藝作品。從這裏可以看出上海以及大後方的城市知識分子對於民族問題的看法與榆林這一“邊疆”地區對“邊疆”的描寫存在分歧。
4中國邊疆學會與西北攝影隊的對話
榆林各界召開歡迎會的翌日，即8月17日，西北攝影隊出席了中國邊疆學會舉辦的歡迎會。中國邊疆學會是在同月1日，在陝西省榆林這一作為“邊疆問題研究及邊疆工作機關”之地創建起來的。創立目的是“使邊疆研究服務於邊疆工作”。究其原因，在於“抗戰勝利與成功建國都離不開收複邊疆”。支援邊疆學會的有鄧寶珊（名義理事長、榆林的軍事領導者）、朱授光（綏境蒙政會副指導長官）、沙王（伊盟盟長）、傅作義（綏遠省主席）等當時綏遠省的權威人士。理事長是馬鶴天，他曾在1935年1月，作為開發西北協會的考察團團員訪問過察哈爾與綏遠兩省。從南京國民政府時代起，他就提倡開發西北。1939年7月，國民政府派遣馬鶴天作為察哈爾蒙旗特派員前往榆林。中國邊疆學會成立之後，馬通過學會的活動，繼續開展著開發邊疆與西北的活動。
歡迎會上，馬鶴天代表中國邊疆學會發言，他希望攝影隊返回重慶後加強宣傳，以消除人們對西北地區以及西北人民的偏見。他指出了西北文化事業的特殊性，西北邊民，因滿清愚民政策的遺毒，文化落後，正需要電影、繪畫、歌詠等社會教育和政治宣傳，來撲救男女文盲和增加民族意識，尤其在宗教代替教育的蒙旗，更需要美育代替宗教，諸位都是藝術專家，此次並寫偕放映隊和戰地寫生隊同來，給西北又尤其是伊盟旗以破天荒的文化開拓教育工作，希望諸位繼續為邊疆文化教育努力。最後，通過拍攝電影《塞上風雲》，希望能將伊盟的民族危機轉達到中央。
馬鶴天的發言內容“希望諸位繼續為邊疆文化教育努力”，意味著希望派遣大後方的優秀人才來到西北，希望能宣傳抗日戰爭中西北的重要性。
電影導演應雲為就文化活動做了發言。應雲為認為，“邊疆”的文化水準相對於國民政府統治的“內地”較低。因此，為促進邊疆文化的發展，他向中國邊疆學會提出了三點建議，第一，興起邊疆戲劇活動。他認為這是“抗戰中，最易出效果的宣傳手段”，第二，要為作家提供創作的材料，他表示“作家很少能親自跑到邊疆來的”，建議加強大後方與榆林文藝界的合作。第三，中國邊疆學會應將戲劇的腳本翻譯成蒙古語，介紹宣傳。應說，“抗戰以來中國的新劇本創作非常的多，我相信其中有不少的適合於在邊疆演出的。”
馬鶴天代表的中國邊疆學會在開發西北問題中的文化開發問題上，期待著大後方的文化人直接來到西北，支援當地的文化活動。對此，應雲為認為文化人並非要直接奔赴西北，他首先闡明了邊疆文化水準與內地相差甚遠的現狀，希望中國邊疆學會擔任主心骨，向蒙古族宣傳與普及抗戰文藝。筆者也認為，當地人不作為主體付出努力的話，外部的支援毫無意義。這點上與應雲為有著同感。
如上所述，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裏，第三廳負責抗日文化宣傳活動。第三廳於1940年9月改組。廳長郭沫若被解任，抗日意識很高的許多左派知識分子職員辭去職務。後來，第三廳演變成僅負責“軍內文化宣傳活動”的部門。同年11月，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內部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員會，繼承了第三廳的抗日文化宣傳活動。1944年4月，由於批判了國民政府彈壓言論，文化工作委員會被迫解散。截至此時，國民政府與左派文化人的合作關係尚且存在，但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後，這種合作關係急劇惡化。
與此對應，國民政府的對西北工作也發生了變化。以少數民族為對象的發展、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遭到輕視。工作重點轉移到開發少數民族地區的資源等內容上。榆林地區提倡用文藝手段建立蒙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雜誌《塞風》停刊。這也是此次政治潮流的一個部分。
總結
本文探討了抗戰電影《塞上風雲》的舞台劇劇本在改變成電影時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在西北綏遠省伊盟的蒙古族居住地拍攝了電影之後，經過與西北的文化城市榆林的知識分子接觸而最終完成的。
從大後方重慶趕來拍攝電影的應雲為是典型的左派城市文化人。而榆林的楊令德與馬鶴天卻主張從觀賞作品的一方來決定內容。總之，城市的“創作者”與西北“邊疆”的“觀眾”間在作品內容上發生了分歧。其結果是前者向後者妥協。其中最大的對立點在於如何描寫蒙漢的對立，或者說不予描寫。民族對立本身是曆史的事實。然而，在西北地方，依據史實描寫民族問題這一做法本身就可能阻礙蒙漢的團結。換言之，城市文化人在“邊疆”地區，不得不考慮到“一致抗日”這一沉重的政治性現實，而非曆史的事實。內容的改變說明了可以政治主義性地利用了電影這一文藝作品。然而，“中華民族一致抗日”是高於一切的課題。
1941年3月，雜誌《中國電影》這樣介紹了拍攝完成的《塞上風雲》：『塞上風雲』比較適合於國際間宣傳，以“揭破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施內蒙之陰謀，表現漢蒙兩民族團結抵抗日本帝國主義者之侵略，並示漢族對於異族所取友愛平等之精神，以使國際人士，尤其是全世界弱小民族了解中華民族處理民族之問題正確態度”為主題。
本文從大後方的電影人（製作方）與榆林這一“邊疆”地區的文化人（觀眾）對話的角度，考察了電影作品內容的改編。原本從“製作方”與“觀眾”的角度研究電影作品時，最重要的問題是作為“觀眾”的蒙古族牧民、農民如何接受這部作品。而作為文藝作品的研究，有必要對比原版、舞台版、電影版三種台詞及舞台提示進行比較。在這點上，本文無論作為電影論或是作為文藝作品論均不夠充分。這將作為筆者今後研究的課題。
堀井弘一郎
前言
1940年3月末，汪精衛政權在南京建立。汪政權把“新國民運動”放在了民眾動員工作的核心位置。而其《新國民運動綱要》提出了大亞洲主義、共同保衛東亞、實行民主民權製度等政治理念和服從紀律、增加生產、節約消費、弊絕風清、消除貧困等“德政”。以青少年和公務員為核心實施了教育訓練。其目的是希望把運動在全體國民中廣泛擴展開來，強化其政治基礎。本文從汪政權的“新國民運動”這一角度對民眾總動員體製進行了考察。
自1980年以來，圍繞汪精衛政權問題，以其政權建立過程、經濟政策和清鄉運動為中心，日本有土屋光芳、古廄忠夫、戶部良一、劉傑、小林英夫、高橋久誌、三好章等的研究。近年來，柴田哲雄、曾支農、小笠原強等對汪政權的組織和內政的實際情況以及民眾動員等方麵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國內地有餘子道所編的《汪偽政權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該書實事求是地對汪政權的曆史原委、思想統製、經濟政策等各個方麵進行了論述。台灣有王文克的《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國史館、台灣、2001年），該書站在以汪政權是“偽政權”的立場上對其進行了保持距離的考察。隨著檔案的不斷公開和資料集的陸續出版，開展實證研究的條件已經具備。最近，又提出了嚐試從“合作與衝突”的框架中來對汪政權進行分析。
日本方麵，在有關汪政權的實際統治情況的各個問題中，針對民眾的教化動員體製、尤其是新國民運動這方麵，除了柴田哲雄的一係列研究外，基本上還沒有能稱得上專著的研究成果。柴田對新國民運動、東亞聯盟運動與對華新政策的聯係，以及在作為新國民運動支柱的青年、學校教育等方麵進行了細致的探討。但是他尚未分析新國民運動發展的全過程，而且，關於日本的幹預情況及該運動組織情況的研究也僅限於概述而已。而中文的專著武錦蓮的《汪偽政權的“新國民運動”剖析》，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沒超出概述的階段。
本文從以下兩點引出課題展開考察。第一，對新國民運動的全部過程進行分期研究。了解運動構思的發端，與清鄉運動、日美開戰、對華新政策等日本動向之間的關聯，以及汪的目的等問題。同時留意民眾對新國民運動的反應。第二，明確汪政權末期新的政治動向與新國民運動破產之間的關係。汪政權進行了關於批判貪官汙吏、設立民意機關、謀求與重慶的統一與聯合等方麵的摸索，之後，新國民運動改隸於偽中央黨部接管，換言之，本文將對這一過程及其意圖進行考察。
第1節新國民運動的展開及其分期
本節將新國民運動的全過程劃分為以下4期。1，預備期（1941年7月左右~12月）。從1941年7月起，清鄉運動正式展開，作為其一環的新國民運動的構思發端於此時。對日美開戰形勢的推斷使新的民眾總動員體製的形成有了必要。2，啟動期（1942年1月~2月）。1942年1月，《新國民運動綱要》的頒布，標誌著“新國民運動”正式出台。7月，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新運會”）成立，其地方組織也組建起來。3，展開期（1943年1月~11月）。1943年1月，汪政權對英、美宣戰。同月“新運會”改隸於偽國民政府，以加強對運動之領導。隨著其對英、美宣戰，汪政權強化了總力戰、總動員的開展。新國民運動在這一時期也有了一定規模的擴大。4，衰退期（1943年12月~1945年8月）。1943年12月以後，隨著汪的病情惡化及汪政權下麵的中心人物的退場，清鄉運動遭到挫折。由此，新國民運動也急速衰退。1945年6月，新運會改隸於偽中央黨部接管，至此，新國民運動實際上已經失敗。下麵進行分期詳述。
1.預備期―新國民運動的構思
1941年11月11日，在汪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上，，汪政權提出要發動“新國民運動”。在此之前，同年7月，根據與日本的協議，開始了清鄉運動。即在特定的地域內，謀求確立軍事、政治、經濟、思想方麵的統治。而“新國民運動”就是“思想清鄉”的核心組成部分。新國民運動以青少年為主要活動對象。汪精衛在1941年6月訪問日本和1942年5月訪問“滿洲”時就深刻體會到了掌握年青一代的重要性。從“滿洲”歸來後，汪便命令宣傳部長林柏生加緊著手組建青少年組織以開展活動。1942年6月，林柏生在與日本重光駐華大使會談時談及此事，還請求重光大使為其介紹相關方麵的顧問人員。1941年6月汪精衛訪日時對青年運動的關注，成為其新國民運動構思的出發點。1942年秋，中國派遣軍的永井八津次大佐在對軍中央的情報中也說到新國民運動是由林柏生（宣傳部長兼新運會秘書長）具體倡導發展起來的。但是，無論是在華北的新民會、華中的大民會當中、還是在開展興亞建國運動和東亞聯盟運動的時候，所有人通常都認為民眾動員的組織與運動是由日方倡導運作的。包括在新國民運動的構思階段，大家也都推測受到了日方的某些暗示。1941年11月，《新國民運動綱要》通過，並於次年元旦在全國正式頒布。在此期間亞洲太平洋戰爭爆發，新國民運動順應新的形勢變化開展活動。
對於新國民運動的開始與亞洲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時間相吻合的問題，林柏生在1942年5月19日朝日新聞社舉辦的新國民運動座談會上做了如下的發言：“這絕對不是偶然，這有著曆史的必然性。……中國雖然不是參戰國，但是新國民運動即是從精神上到物質上的參戰運動”。雖然並不是汪政權事先被告知了日軍對美英開戰的作戰計劃。但是，新國民運動的開始時間與日本對美英戰爭的爆發時間吻合這一點上，確實像林柏生所說的那樣並不是偶然。關於新國民運動，汪的親信之一的周佛海的日記中記載了在1941年10月26日他與汪精衛、陳公博（汪政權裏的第二號人物）商談“與日美的交涉及新中國青年團的成立、新國民運動的發起等問題”。就本人淺見，“新國民運動”的用語最初應是出現於該篇日記。當時南京的日高代理大使是如此向東鄉外相報告的，新國民運動的目標是根據還都以來局勢的變化，挽回國民的頹廢之氣，並以利於貫徹和平建國使命的達成（《日高代理大使致東鄉外相的電報第799號》）。為領導“挽回國民的頹廢之氣”和平建國，從那時開始便有了趁日美開戰之機發起新國民運動、組成新中國青年團的具體設想。11月16日，周佛海甚至寫道：“實際上日美開戰是宿命”，12月3日，寫道：“日美的緊張狀態已瀕臨破碎的邊緣”。開戰的前一天，即12月7日，周還與親信們商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租界的接收方法、糧食問題等。考慮到汪精衛與周佛海的關係，可以認為汪與周對形勢的判斷相同。正因為認定日本對美英開戰是“宿命”，所以在汪政權內部才有了新國民運動的設想。
開戰後，汪方認為戰爭的爆發對發動新國民運動是個好的機會，決定好好利用這個契機，即借助戰爭爆發推進新國民運動的開展，強化其政權。同時，汪政權還力圖使日本方麵同意其參戰。其目的是在“參戰”前，要求獲得“參戰國”的平等性、與日本交涉日本軍撤兵問題等。
2.啟動期―中央、地方組織的組建
1942年1月1日，《新國民運動綱要》公布標誌著運動的正式啟動。2月1日，汪精衛發表廣播講話呼籲“實行精神總動員支持大東亞戰爭”。當天，淪陷區統一采用日本時間，而事實上也如上述所言通過與日本統一時間，整頓體製來“支持大東亞戰爭”。3月，在南京，為了推進新國民運動的發展培養健全的國民，實行禁止學生進出歌舞廳和女性教師燙發。3月12日，汪精衛在談話中表明：“雖然國民政府不投入兵力參加大東亞戰爭，但是會在建設方麵全麵支持戰爭發展”。基本上沒有自己軍隊的汪精衛必須要做些貢獻來代替軍事方麵的支持，而新國民運動就是其代替軍隊派遣的對戰爭的支持。
6月，在上海日本大使館中支警務部的報告《新國民運動（第一報）》中有如下記載：“日美開展後，汪政府迫於必須改變向來的消極態度，其具體策略就是強化新國民運動。換言之，就是偽南京政府對大東亞戰爭持與日本合作的態度。”6月2日，通過了《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組織規程》，規定了新運會的的職責有：①新國民運動的日常規劃、宣傳、組織、訓練；②新中國童子軍的組建、指導、訓練；③新中國青年團的組建、指導、訓練。7月1日，新運會成立。同月9日，決定發布了《新國民運動總動員令》，表明新國民運動實際上即是東亞聯盟運動的具體國內革新運動。同時，也讓全國人民理解了之前的東亞聯盟運動和新國民運動之間的關係，以便於運動積極開展下去。
從政權建立後兩年以來，汪政權的政治基礎到底有多牢固？岩井英一（上海副領事）的文章《國民政府的強化與新國民運動》（1942年8月）中如此分析道：“也就是說我方苦心打造的國民政府隻是被如此這般程度的漠視”。日本的《經濟》雜誌在1942年7月也作出了這樣的評價：“汪政權的現狀距目標相差甚遠。偽國民政府的軍事力量比起重慶現有的三百萬軍隊來說根本不值得一提。其政治勢力也依然沒有踏出日軍占領區的範圍一步。其經濟力也隻是依賴著日本占領區經營的經濟力。政府作為獨立政權存在的條件依然不足。”該雜誌在同年1月還評論道：“汪政權就像是一個用現有的材料快速建成的臨時板房般的東西”。汪政權還未能建成“獨立政權”，這一點日本媒體也都十分清楚。因此，為了收買民心強化政治基礎，實施新國民運動就成為其最重要的政策。
1942年8月12日，汪精衛說道：“為了取得大東亞戰爭的勝利，為了成立東亞共榮圈，複興中國產業、喚起民眾的精神和與日本合作是當前的要務。開展新國民運動是要把青年愛中國、愛東亞的心，打成一片，把愛中國之心和大亞洲主義融合起來。”明確的把新國民運動與“大東亞戰爭的勝利”、“東亞共榮圈的建立”等日本的戰爭理念聯係起來了。
而他當初說明的是，“新國民運動並不是另樹主義，因為它的根本原則是我黨原有的三民主義，是為了建設中華民國（《新國民運動綱要》前言）”。關於新國民運動的組織問題，汪精衛是如此說明的：“新國民運動不能再重蹈以前新生活運動機關化、官僚化的覆轍，我們不打算另設機關。”而這是因為政府方麵已經有了宣傳部和社會運動指導委員會。另外，還有中國國民黨、東亞聯盟中國總會、和一些其他的民眾團體。
但是，隨著日美開戰的政局變化，這種方針無可避免的轉變了。汪自身曾不想要的新的“主義”和“機關”逐漸建立起來。這是與“大東亞戰爭的勝利”、“東亞共榮圈的建立”等日本的戰爭理念相結合的“大亞洲主義”理念的體現。也是把新運會推到頂點的新的組織體製。就這樣新國民運動在當初的方針上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也因此，不久就產生了組織上的歪斜。
而這個時期，中國民眾對新國民運動的是如何認識的呢？1942年8月，杭州寄給東鄉外相的關於新國民運動的報告中如此講道：“一般民眾根本就沒理解這場運動到底是怎麽回事，也對它沒有任何興趣，一半是在脅迫下簽名宣誓的。其效果頗讓人懷疑。”另外，前述的上海大使館中支警務部的《新國民運動（第一報）》中也講到：“1942年3月第1期宣傳期之後，民眾對新國民運動也同樣是視而不見，可以說是完全持漠視的態度。即使是日軍在日美開戰後的初期獲得勝利的時候，民心也未向著汪政權。到這一年的12月，新國民運動尚未能在其真正的活動對象民眾層中間徹底開展起來，而要使運動真正開展起來，看來隻能等今後的發展了。”新國民運動就這樣開展起來了，但完全沒有獲得民眾的支持。
3.展開期―總動員體製的構建
一般認為，1943年是“新國民運動”活動最頻繁的一年。新運會副秘書長兼黨組織副部長載英夫也同樣如此認為。那麽，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呢？1943年1月9日，汪政權與日本簽訂大東亞戰爭參戰《共同宣言》，同日，汪政權的中央政治委員會臨時會議通過了《（偽）國民政府對英美宣戰布告文》，由此汪政權決定正式對英美宣戰。另外，會議還決定成立最高國防會議和通過了《最高國防會議組織綱要》。1月13日，在新國民運動存進會議上，汪精衛作了如下的訓示：“這是一場長期戰和總力戰，我們要以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的精神，全力支持大東亞戰爭以獲得戰爭的勝利、實現中國的自由平等和東亞的共榮。”從以上的發言中可以看出汪精衛把新國民運動當作其支持“大東亞戰爭”的手段。
汪的如此言行證明了柴田哲雄的“對汪政權來說新國民運動是從姿態上表示支持日本作戰的公開演說”的觀點。但是，汪政權之後的對策就不僅限於公開演說的程度了。在1943年1月13日的新國民運動促進會議上，為了實現人力和物力的總動員，提出了以下幾條政策：①製定國民的起居時間，②製定重要物資代用品及廢物利用發明獎勵辦法，③統一童子軍、青年團的組織和運動，④開展農業增產運動，⑤厲行國民精神總動員，⑥修訂中小學校教程，⑦取消春節休假和動員教員、學生開展植樹造林活動，⑧成立國民精神訓練班等。也就是說，汪精衛期望以新國民運動為杠杆正式構建應對“長期戰及總力戰”的總動員體製。
1月13日，第1次最高國防會議上通過了《行政機構改革案》。新運會由行政院內的組織升格為直屬偽國民政府的組織。這次行政機構改革還將全國經濟委員會改為偽國民政府直屬，另外新設了糧食部、建設部、社會福利部3個部門，推進了戰時體製的完善。1月28日修正了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組織條例，將其整頓為委員長以下約30人的委員會體製。
汪政權方麵配合的強化是由於日本方麵方針的轉變。隨著對英美戰爭的激化，日本決定傾其全部軍力投入作戰，同時將政務上的一些權力讓與中國方麵。因為日本支援的減少，汪政權益發謀求政治權力方麵的強化，這就導致與其相關聯的新國民運動的加強。2月20日，偽國民政府發布訓令，明確了新國民運動綱要的內容有“三民主義、大亞洲主義、領袖言論以及公民教育的主要內容”。同月25日，為了適應“戰時教育體製的需要”將中國青年團與中國童子軍合編為中國青少年團。
1943年9月，特務工作的負責人、作為汪精衛的心腹、負責清鄉工作的江蘇省省長李士群猝死。背景是李士群與周佛海之間的派係鬥爭以及與日軍之間矛盾的尖銳化，導致他被毒害。李士群之死對於把清鄉地區作為有利活動地盤的新國民運動來說也遭受到了重大的打擊。由於李士群之死，汪政權內部的紛爭暴露出來，權力中樞開始動搖。清鄉運動也以失敗告終。對此作為政治勢力核心的汪國民黨自身也無能為力。表麵上保持合作關係的華北新民會也批判汪政權道：“以國民黨為中心各黨派和無黨派一體化的這一政策，從過去四年的情況來看已經支離破碎。無論是新國民運動的開展還是東亞聯盟運動的推行，都隻不過是一時興起的紙上談兵而已。”由於清鄉運動的失敗和汪國民黨自身的衰敗，新國民運動遭到挫折。
4.衰退期―核心人物的下台和運動的失敗
1943年末，汪精衛的病情惡化，其政治向心力也急速衰退。1944年3月，為了接受治療，汪入住名古屋帝國大學附屬醫院。根據載英夫的回憶，“隨著汪精衛前往日本動手術，林柏生調任安徽省長，新國民運動也隨之煙消雲散了”。1943年9月李士群死亡，1944年3月汪精衛病情惡化，1945年林柏生被調職，這3個人物的退場中，數汪精衛的退場造成的打擊最大。1944年3月21日，上海的日本報紙《大陸新報》上刊登了一篇象征這一現狀的詩。這篇詩由為汪做翻譯宣言等工作的朝島雨之助所作，題目是“新國民運動飛到哪裏去了”。新國民運動的開展是“幾萬東洋誌士的誓願”，朝島講述道：“為此可以說是‘徹夜不眠、嘔心瀝血’般奮鬥了一年多。但是，無數個夜晚努力翻譯出來的關於新國民運動的書籍卻被束之高閣，被灰塵淹沒，全部的夢想都付諸流水了。”這篇詩可以看作是宣告新國民運動結束的書麵通告。中國派遣軍參謀副長今井武夫也回憶道：“1944年，偽南京政府在這一年中鬥誌全無，完全束手無策。”陳公博戰後在獄中也寫道：“此時的汪政權下的‘政治家、官僚們’就如同末世來臨般的貪圖享樂。”
1944年11月汪精衛病死於名古屋。1945年6月，繼任主席陳公博命令將“新運會”改隸於偽國民黨中央黨部，至此運動實際上名存實亡。說是“將黨和新運會一體化，是為了在黨的統一指揮下，更好地開展運動”。並決定將原有“青少年團”及青少年有關事業屬於全國性者，由偽教育部接管，屬於地方性者，則由地方教育機關接管。7月6日，陳公博下令撤銷各省、市分會。南京也在7月7日收到了結束、接管南京分會的指令。各分會由偽中央黨部和各級（偽）黨部接管。
第2節新國民運動的破產
1.批判貪官汙吏
本節是對前一節的“衰退期”這一時期進行詳述。1944年2月10日，清鄉全體會議開幕，周佛海代讀了汪精衛的訓辭。全文大約1500字的訓辭當中，一個字也沒有提及新國民運動。會議上，各省市的負責人作了有關各地的情勢和運動的報告。除了安徽省的代表提到了一下“厲行新國民運動……”之外，江蘇、浙江兩省的代表和上海市的代表都沒有提及新國民運動。在11日的閉幕式上，田中海軍中將發表演說呼籲中國軍民投入戰爭，同樣也未提及新國民運動。盡管一直宣傳的作為“清鄉”核心的“清心”，其具體實踐正是“新國民運動”。3月30日的還都紀念民眾大會上的情況也相同，大會當天打著努力增產、厲行消毒、肅正貪汙等10項口號，但是完全沒有“新國民運動”或是“東亞聯盟”的影子。大會名也叫“國府還都四周年紀念增產消毒懲治貪汙民眾大會”。從口號到大會名都沒有“新國民運動”和“東亞聯盟”的影子。而是把增產和批判貪官汙吏並排擺在了前麵提出來。此時作為新國民運動基礎的偽南京政府自身也基本上陷入了機能不全的狀態，所以沒在清鄉會議上提及新國民運動的話題也很正常。而負責開展新國民運動的方麵也隻能借宣傳反腐敗求活路了。這是為了轉移民眾的視線，逃避民眾的批判的方針轉變。
但是，“在政治上反映民意”這一統治原理的實現對於汪政權來說是極為困難的。1943年12日，出現了嚴厲批判汪政權“沒有代表民意的機關”這一現狀的聲音。這是中國人新聞工作者陳彬倫（中報社社長）和日本人經濟學者石浜知行（《中國戰時經濟論》和《重慶戰時體製論》的作者）等進行三人座談時的發言。發言中談到：“說到民眾和政治的關係，很遺憾，國民政府機構沒能處理得好，是因為沒有代表民意的機關，即沒有下意上達的機關。本來民眾與政府就應該是一體的，但是現狀是政府的政策沒辦法傳達給民眾，民眾的意見也沒辦法上傳給政府。”本來還在南京國民政府的時代（中日戰爭爆發前後）就已經成立了保民大會這樣的“民意機關”，選舉保甲長，有了一定程度上反應民意的政治變化。雖然這隻是強化保甲製的措施，離真正的民主主義還相差太遠，但是在汪政權下麵，不用說“下意上達”的機關，就連“上意下達”的機關都不具備。這點正是他們談話的旨趣之所在。陳彬倫還談到了重慶的新生活運動和南京的新國民運動，“兩者都是規模很大的運動，但遺憾的是，指導者都沒能以身作則，光是要求下麵的人廉潔是很難奏效的。”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要批判南京政權的運動就隻有也一起批判重慶政權的運動，但是也並不能說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南京政權。出現這樣的公開批判，隻能表明南京政權的體製出現了危機。
1944年春，汪政權的行政機構和它的民眾統製機關都已經開始出現末期的症狀。為了培植對重慶政權的反抗意識和確保地位，行政機關在政權樹立之初就出現臃腫化的現象。雖然之後經過改組，但是人員的削減卻十分困難。1944年，針對當時各種政治團體機能不全的狀況，上海的日語報紙《大陸新報》（1944年4月11日）是如此描述的：“在（偽）國民黨黨部之外有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東亞聯盟、國民義務勞動或是青年工讀團，它們都擁有自己的獨立組織可以開展活動，都有存在的理由。要想使新國民運動有現實的發展，就必須統合既存的各個團體或是調整它們的功能。並且，必須把它們的運動與具體的生活目標結合起來。雖然新國民運動也提出了增產運動，但不可否認這個活動僅僅就像在紀念日上的示威遊行而已。”如上所述，1944年春，新國民運動陷入低迷，看不到擁有獨立的組織有何意義？這些組織和新國民運動至此也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2.“對重慶政府和平工作”的開展與新國民運動
1943年5月開始，汪政權開始了對重慶國民政府的和平工作。同年9月的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上，決定開始指導開展（南京）國民政府對重慶的政治工作。這時，汪也出現願與重慶達成和平的意向。《木戶幸一日記》（1943年9月18日篇）中對當時的情勢是如此記載的：“汪一直以來都認為與蔣達成全麵和平的希望不大，但是近來卻開始對此抱有莫大的希望。”日記中還記載到，“而且，本來不管汪自身的意誌如何，汪政權內部就有人獨自與重慶方麵進行聯絡。（1943年10月8日篇）”汪周圍的人秘密勾通重慶方麵，使汪立場愈發困難。秘密與重慶聯絡的人當中就有汪的心腹周佛海。周最遲從1943年1月就開始與重慶方麵進行了聯絡。
“對重慶政府和平工作”在這一年之後都沒有任何具體的進展。為了加緊對重慶開展政治統製工作，解決中國問題，在1944年8月19日的第12次禦前會議上進一步決定了盡可能地利用蘇聯的方針。9月1日的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上，穀正之外務大臣提出了物色南京國民政府中能與重慶中樞部門直接說上話的人物（如周佛海自己、李思浩等）派往重慶的具體方針。此時，日本方麵甚至還討論是“讓蔣介石回到南京，同意建立中國統一的政府”，還是“強化與延安政府的合作”。領會到日本方麵的意向，從1944年秋開始，汪政權方麵開始宣傳“實現和平統一”。這一點從日華同盟條約締結1周年紀念日首都南京民眾大會上汪精衛的訓示（陳公博代讀）中也可以看的出來。
1944年11月10日，汪精衛在名古屋帝大醫院氣絕喪命。雖然偽南京政府已經預料到了這點，但是精神上還是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偽國民政府內士氣愈發低下。《大陸新報》對此如此記述：“現在對於國府來說，最危險的是喪失了當初開展‘和平運動’時的遠大目標和旺盛的革命精神，存在動輒安於滿足現狀的傾向。”繼汪精衛之後，立法院長陳公博就任代理主席、行政院長兼軍事委員長。在11月20日的就任典禮上，陳進一步明確的作了希望成立“統一政府”的發言：“國民政府打從開始對重慶就沒有敵意，重慶人民同樣是國府的人民，重慶的同誌同樣是我們自己的同誌。我們希望早日實現和平和國內統一。”而且提出了“黨不可分，國必統一”、“聯蔣反共”的新口號。11月25日，偽南京國民黨第6次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召開。26日，發布了含有以下信息的宣言：“由於國民黨內一時意見的不合，造成了現在南京和重慶分立的局麵，妨礙國內的統一，但兩方原就是信奉同一主義有著共同曆史的同誌。我們十分體諒近來重慶同誌艱辛，對此表示深切的同情。”事到如今來宣揚“原本信奉同一主義”，這不過是思想上的投降宣言。作為汪政權思想基礎的東亞聯盟思想和新國民運動至此已全部拉下了帷幕。
1944年11月26日宣言的發表有著日本方麵希望早日結束中日戰爭的背景，但是不僅是因為這個原因。還因為確信日本將戰敗，汪政權內的要人希望越過日本建立溝通重慶的管道，為自己鋪後路。其中之一的周佛海1944年9月在日記中寫道：“美、英獲勝，日本敗北，這已經是既定的事實了。在這個時候如果離開勝利的一方而去依附失敗的一方那就太沒有常識了。”這是失敗者在最後時刻希望換乘優勝馬的表現。因此，此時的對重慶工作與1940年10至11月鬆岡洋右外相實行的對重慶工作意義完全不一樣。
1944年12月，由日本的大政翼讚會和興亞總本部主持召開了興亞合作會議，通過了《興亞運動開展要領》。為了進行“對美英戰”、“大東亞的解放戰”，決定重新開展“興亞運動”。同時強調“新東亞的建設理念”不比武力戰的重要性低。運動的“要領”是：“‘外（外政）主內（內政）從，把當前的重心放在中國’”，“在當地開展興亞運動”，“為開展興亞運動，需要更緊密‘大政翼讚會、滿洲帝國協和會、中華民國新民會以及東亞聯盟中國總會’之間的聯係，加強合作關係”（《大陸新報》1944年12月5日）。而運動的目標是：“把中國的民族運動引上‘正軌’”。而新提倡的“興亞運動”究竟是一場什麽樣的運動呢？負責這次運動的僅有汪政權下的“東亞聯盟中國總會”，新運會並沒有參與。這與當初東亞聯盟負責對外運動而新國民運動負責對內運動的分工並不矛盾。但是，作為偽南京政權民眾動員體製的核心團體，新運會卻什麽都做不了。而實際上“興亞運動”也沒有幹出什麽實際成績出來。
而關於新國民運動，1945年3月，新運會的陳公博委員長作出把該會的行動規律實踐項目作為新國民運動實踐團的工作中心的指示。其中提到把1945年新運會的工作重點由對青少年組織的訓練轉向一般民眾的組織，從重要城市轉向一般農村，從宣傳階段轉向實際階段。並規定3月至8月為第1期。3月11日，召開了“首都各行各業公會新國民運動實踐團聯合成立大會”。從這次大會的名稱可以知道“新國民運動實踐團”是由工商業團體組織成立的。但是，上述的活動的內幕如何，沒有人知道。
3.偽南京政府國民黨黨部對新運會的接收
1945年3月28日，“各省市戰時民眾代表大會”在偽南京政府陳公博代理主席的出席下在南京召開。這在當時被宣傳為“中國民眾運動史上劃時代的、舉國一致期待的”集會。參加團體有新聞協會、婦女協會、律師公會等7個團體。這次集會雖然是民眾動員運動的一部分，但是新運會也隻是與東亞聯盟、新民會等一同發電祝賀而已。集會最重要的議案有兩件，第一件是“繼承國父的遺誌完成國民革命”，第二件是“保障言論自由，設立民意機構”。其中第一件議案的主要內容是提倡“統一救國運動”，已經沒有“解放東亞”、“東亞共榮”之類的東西了。第二件議案包括政府保障言論和集會自由、設立參議會等中央、地方民意機構和各級民眾機關等內容。這些議案的基本理念是建立形式上的民主製度，完成國民革命。但是，這些都是因為預見到了日本會戰敗。隻是打著從孫文到蔣介石等的國民黨革命理念這塊牌子做的政治秀，是為自己延命的策略。不敢再提及被重慶國民政府批判的“解放東亞”、“東亞共榮”的議案，寄希望借“統一救國”的名義往重慶政權方麵靠攏。
4月21日之後，南京政權統治下的各城市都召開了“統一救國運動民眾大會”。上海市也召開了“上海特別市統一救國運動民眾大會”，通過了大會宣言。宣言中特別強調“確定以三民主義為指導原理開展統一救國運動”、“放棄黨派觀念、地域偏見，聯合各黨各派、各地各界人士結成統一救國同盟”。其目的是為了與重慶實現統一、聯合。這是繼去年11月26日的南京國民黨宣言之後對重慶國民政府的第二次投降宣言。南京在3000多人規模的集會之後又舉行6000多人的上街遊行。預定參加的團體有工商界代表、市內各區民眾代表、東亞聯盟總會、工商青年聯誼會、中等學校以上學生、首都國民義務勞動團、義勇警察隊等，而當中已經看不到與新國民運動有關的團體的名字了。
1945年6月7日，偽南京政府中央政治委員會第148次會議上，根據政府代理主席陳公博的提案，決定將新運會的事務移交偽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各級黨部管理；將原有“青少年團”及青少年有關事業屬於全國性者，由教育部接管，屬於地方性者，則由地方教育機關接管；關於思想訓練及政治活動，則受當地黨部指導；到6月30日以前撤銷各省市分會。就這樣，陳公博下令結束和接管新運會，說“將黨和新運會一體化，是為了在黨的統一指揮下，更好地開展運動”。對於偽南京國民黨已經被批評道：“現今，黨和人民的距離已經遠得無法測量了，實在讓人痛心。（南京《中華日報》1945年3月17日）”這是對政府的新聞評論，“說什麽沒有足夠的值得依靠的黨，如何開展大眾動員工作，這隻不過是失敗者的推脫抵賴之詞。”
7月6日，偽南京政府教育部製定出“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轉移及結束辦法”，至此新運會實際上已經結束。此後，各省市的新運會分會也相繼解散。7月7日，新運會南京分會也收到了結束、接管的指令。就這樣，新國民運動在日本戰敗的約一個月前氣數已盡。
結語
本文對以下兩點進行了討論。第一，分析了新國民運動開展過程。了解了運動在受到日本的清鄉運動、對美英開戰、對華新政策等的強烈影響下發展下去的全過程。新國民運動是在1941年後半年考慮到日美開戰而構思出來的。開戰後，轉變了當初“不立主義和機關”的方針，推出了與日本的戰爭理念相結合的大亞洲主義理念。民眾動員體製的製定把新運會推向了頂點。靠新國民運動獲得民心很困難。1943年初，為了配合日本的對華新政策，汪政權決定對美英參戰。之後，策劃構建了以新國民運動作為杠杆的總力戰體製。新運會晉升為偽國民政府的直屬機關，地方組織的組建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擴展。但是，清鄉運動失敗了，而偽南京國民黨無力挽救，新國民運動喪失了它的推進基礎。隨著汪的病情惡化等核心人物的退場，1944年春，新國民運動事實上基本結束了。
第二，對新國民運動的衰亡期作了詳述。從1944年春開始，汪政權開始把批判貪官汙吏擺在了首位，這是為了轉移生活困苦不堪民眾的不滿矛頭。同年秋，開始主張與重慶“曆來的同一主義”，這是因為預見到了日本的敗戰，期望能與重慶統一、聯合，實現“和平統一”。到1945年，新國民運動開始摸索把其支持基礎由一般青年主體擴展到一般國民和工商業者。但是，結果卻是離民心越來越遠。1945年6月，將新運會的事務移交給偽南京國民黨管理，但是由於該黨失去了民眾的信任，已經無力將新國民運動開展起來了。
本文尚未對鄉、鎮和保甲等社會基礎的新國民運動具體開展情況進行考察。把台灣、朝鮮等當時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各個地域的民眾動員體製進行比較研究也是很重要的工作。留下的課題不少，今後再另作討論。
日本/大阪大學講師島田美和
抗戰電影《塞上風雲》描述的是漢族與蒙古族之間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故事。該劇腳本是上海左派劇作家陽翰笙在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創作的作品，但未能立刻拍成電影。1938年，作為舞台劇在武漢公演（下文稱“舞台版”），1940年，西北攝影隊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的領導下宣布成立，準備投拍電影。西北攝影隊從重慶出發，經過延安、陝西省榆林，在當時的綏遠省（現今的內蒙古）伊克昭盟（下文稱“伊盟”）進行拍攝。電影《塞上風雲》（下文稱“電影版”）於1942年2月，經過國民政府審查後正式公演。
中國國內以往的研究多從抗戰初期大後方抗戰文藝的發展與特征、左派城市文化人與國民政府的合作、共存以及後來統一戰線的崩潰等視角展開。抗戰時期的電影研究中，對象也多是中國共產黨（下文稱中共）的抗日根據地、上海及香港等租借區與“滿洲國”及華北等日本統治下的地區，而以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為對象的研究在中國或日本幾乎是空白。
本文著眼於陝西省北部的地方性城市――榆林展開的文藝活動。考察西北小城市文藝界如何理解“邊疆”問題。具體研究1938年改編《塞上風雲》舞台版到1940年電影誕生期間，究竟發生了何種變化。在伊盟拍攝期間，攝影隊與榆林的文藝界有過接觸，他們接受了當地人的質詢與建議並改寫了劇本，從而完成了電影的拍攝。本文研究的課題，換言之，即榆林地區的少數民族問題（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如何反映在了電影《塞上風雲》裏，其中存在哪些問題。筆者在現階段無法確認1937年誕生於上海的電影腳本（下文稱《塞上風雲》原版），根據原稿改編舞台版時，可能內容上也有變更，但本文不探討該階段的改編過程，日後再作研究。
1 陽翰笙與抗戰文藝
《塞上風雲》作者陽翰笙是抗戰以前就已活躍在上海的左派作家，他曾擔任成立於1927年的中國左翼劇團聯盟（1931年1月改編成左翼戲劇家聯盟，下文稱“劇聯”）準備委員會委員。1935年7月，共產國際製定了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方針。同年8月1日，中共在《八一宣言》中提出與國民黨聯合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根據此方針，上海文學家周揚等左聯成員開始提倡國防文學。作品的主題由以往的“階級鬥爭”轉向了目的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當時的上海，即使左派演藝界和電影屆也出現這種傾向。口號從“無產階級戲劇”、“無產階級電影”改為了“國防戲劇”、“國防電影”。1935年末，劇聯解散，並發展成為有更多演藝人加入的上海劇作協會。
“國防戲劇”的劇本有以下兩個特點，其一，取材於曆史，創作主張抗日的曆史劇；其二，以“深入廣大群眾”為目的，重視作品的“通俗化”、“大眾化”或方言話劇。陽翰笙是國防文學派的成員，1937年春，他創作了國防電影《夜奔》的腳本，講述了華北地區反漢奸反走私的故事。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7月15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劇作家協會。電影人與電影界工作人協會及其下屬組織一同設立了上海電影編劇導演協會（陽翰笙任九名理事之一），開始籌備拍攝抗日電影。上海的上海戲劇會救亡協會、上海戰時文藝協會等70餘個文藝社團相繼成立，7月28日，聯合了這一係列社團的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宣告成立。然而，8月13日，第二次上海事變爆發後，上海的很多文藝界人士開始遷往武漢等內陸城市。
1937年12月19日，遷至武漢的文化人創建了“武漢文化界抗敵協會”。陽翰笙出席了成立儀式。而《塞上風雲》的導演應雲為也出現在了該抗敵協會旗下的電影工作委員會的委員中。12月31日，全國規模的演藝組織“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宣告成立。陽翰笙正是發起人之一。1938年2月29日，電影屆人士也集合在一起，創立了全國規模的“中華全國電影界抗敵協會”，目的在於“通過電影宣傳抗日救亡”。3月27日，以作家老舍為中心，聯合了全國所有文藝社團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下文稱文協）結成。就這樣，在抗戰初期的武漢，戰前的左派城市文化人繼承了國防文學、國防戲劇和國防電影等形式，展開著抗戰文藝活動。
1938年4月，國民政府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背景下，成立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負責抗日宣傳）。第三廳廳長正是左派文化人郭沫若，任範壽康為副廳長，陽翰笙為主任秘書。第三廳第五處負責抗日動員，第六處負責藝術宣傳，第七處負責對敵宣傳活動。第六處的負責人由左派劇作家田漢擔任，其下還設有負責戲劇、音樂的第一科和負責電影製作、上映的第二科。
《塞上風雲》電影版便是在政治部第三廳第六處第二科的組織下製作完成的。第二科的負責人是中國電影製片廳（下文稱中製）廳長鄭用之。在中製，活躍在抗日救亡演藝隊的眾多文化人參與了電影製作。陽翰笙也曾任劇本、導演委員會主任。1938年10月，中製及左派文化人從武漢遷至重慶。當時“抗戰電影”有以下兩個特點，第一，觀眾層從以城市居民為主擴大到包括農民和士兵在內的大眾群體。因此，電影更加通俗化和大眾化。第二，由於抗日戰爭持續，人們開始追求題材和主題的現實性，重視紀錄電影的要素。第三廳一直存續到1940年9月，直到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改組。其間，第三廳吸納了來自上海的許多左派文化人，成為抗戰初期左派文化運動的據點之一。在這種政治環境下，電影版由文協、第三廳和中製下麵的左派文化人共同創作而成。
2舞台版與電影版的異同
1937年8月13日第二次上海事變後，陽翰笙在上海創作了《塞上風雲》原版，這是為上海新華電影公司撰寫的電影腳本。陽翰笙在1982年的自傳中曾這樣描述當時的創作意圖：
《塞上風雲》寫的是蒙漢兩族人民團結抗日，粉碎了漢奸特務的破壞。日本著名的“田中奏折”中提出“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而日本帝國主義正是按此方針一步步侵略中國。同時，國民黨反動統治階級歧視、欺壓各兄弟民族，造成了嚴重的民族隔閡。日帝利用這一民族隔閡竭力分裂滿蒙與漢族之間的團結。“九一八”日寇侵占了東三省，成立了“滿洲國”。蒙漢兩族人民的團結就成了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這段發言有力地表現出抗日戰爭開始後不久上海左派文化人的危機意識。此後，上海戰火愈發激烈，故該腳本未能被拍成電影。陽翰笙遷至武漢。在武漢，抗日戲劇十分盛行。而戲劇的腳本卻嚴重不足。趙丹、陶金等人希望陽翰笙創作舞台劇劇本。於是，1937年末，《塞上風雲》的原版劇本被改編為了舞台劇劇本，共四幕。舞台版於1938年在漢口首演，贏得了觀眾的熱烈歡迎。中製的應雲委托陽翰笙將舞台劇劇本再次改編為電影劇本。這樣，陽翰笙才又開始了電影版的創作。
電影版描寫的時代是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前夕，舞台是成吉思汗陵所在的伊盟伊金霍洛。蒙古族姑娘金花兒與蒙古族青年迪魯瓦定了婚。但姑娘卻對兄長郎桑的朋友、漢族青年丁世雄懷有好感。丁世雄是從東北流亡到內蒙古的抗日工作者。深愛金花兒的迪魯瓦嫉妒丁世雄。這種嫉妒變成了對漢族的仇恨。不久，日本間諜化名為濟克楊，在位於蒙古族王府的日軍特務機關內開展活動。間諜濟克楊化裝成深受蒙古族崇拜的喇嘛僧人，濟煽動蒙古族人民，企圖使蒙古族與漢族敵對。濟又通過特務機關，讓王公征用蒙族的駿馬，揭發抗日份子。濟克楊企圖利用迪魯瓦對丁世雄的敵意。然而，郎桑發現了此事，郎桑被濟克楊帶入了日本特務機關所在的王府。他認識了在王府工作的迪魯瓦之妹，羅而姬娜。羅而姬娜逃出王府時，說服了王府的保安隊一同抗日。金花兒、丁世雄和迪魯瓦為救郎桑前往王府。途中，金花兒向丁世雄表明了愛意卻遭到拒絕。金花兒遭受打擊當即轉身離去。隨後她被日本間諜帶走。丁世雄、迪魯瓦和羅而姬娜以及王府的保安隊為就出郎桑與金花兒，攻入日本特務機構。他們成功製服了企圖襲擊金花兒的濟克楊。但金花兒卻中彈身亡。最後一幕，迪魯瓦、丁世雄、郎桑三人為金花兒的死默默祈禱。站在中間的郎桑將兩手分別搭在迪魯瓦與丁世雄肩上。迪魯瓦和丁世雄四目相對，接著，兩雙手緊緊握在一起，二人重歸於好。畫麵定格在迪魯瓦和丁世雄雙手緊握的場麵，在歌頌蒙古族與漢族友好團結的歌聲中，電影結束。
這部電影講述了抵抗日軍侵略內蒙古內，蒙古族與漢族攜手克服困難，最後戰勝日軍的故事。電影中反映了當時的內蒙古必須克服的三個問題，首先是蒙古族與漢族的民族對立，其次是內蒙古的獨立問題。
下文將就上述兩個問題，探討舞台版與電影版的異同。
第一個問題。舞台版與電影版均出現了蒙古族青年迪魯瓦單方麵憎恨漢族青年丁世雄的場麵。電影版中，迪魯瓦厭惡丁世雄是出於圍繞著蒙古族姑娘金花兒的“嫉妒”之情。化裝成喇嘛僧人的日本間諜濟克楊這樣批判漢族，他說，“日本人已經替我們把漢人打倒啦！現在正是我們大元帝國當興的時候，每一個成吉思汗的子孫都應該起來拚。都應該報仇雪很！要把欺負我們的漢蠻子殺一個幹幹淨淨！”
正如此處引用一樣，在電影版中並未描寫內蒙古地區漢族與蒙古族的對立關係。或者說，使蒙古族與漢族關係惡化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日本人在內蒙古開展的工作。然而，舞台版中，迪魯瓦具體批判了漢族的行為，“那就讓我來告訴你吧，就是那些開墾了我門的草地，騙取了我們皮毛，搶奪了我們的牲畜，把我們從長城邊趕到這兒的沙漠邊來的漢人！”
可見，舞台版中引用了清末以後發生在內蒙古地區的漢族移民開墾的史實，表明了民族的對立。
關於第二個問題，舞台版中有很多關於內蒙古獨立的問題。提出了中日開戰以後，蒙古族究竟該站在中國方麵還是日本方麵戰鬥的問題。其中劇中這樣描寫了蒙古族必須站在日本一方作戰的理由。即貧窮的蒙古族借錢租來了興蒙公司（日本企業）的家畜，為了還債不得不聽從受日軍控製的王公之命，加入了攻擊綏遠的軍隊。舞台版刻畫了日本企業進駐內蒙古以及蒙古族窮困的生活。描寫具有現實性。不過，電影版說的卻是由於日軍間諜的強行要求，蒙古王公被迫向旗民征用馬匹。
值得關注的是，舞台版中關於是否隨從日軍，（1）迪魯瓦、（2）郎桑、（3）郎桑的母親，三人發表了不同的看法。
青年迪魯瓦說“我卻偏要跟著咱們王爺去殺盡殺絕那些漢人！”，可朋友郎桑卻勸告迪魯瓦“漢人跟咱們是弟兄，不是仇敵。平常，雖說他們很有許多對不起咱們的地方，可是咱們卻絕對不能把他們當著仇敵來對待！咱們王爺受了鬼子的指使，想去打綏遠，咱們為什麽也要跟著他去自己殺自己的兄弟呢！”在此，漢族與蒙古族被稱為了“兄弟”。這是基於孫中山“五族共和”的民族觀，也是當時國民政府堅持的公式化民族理論。對此，郎桑的母親讚成加入日軍。她的理由是，“胡說，郎桑，你又得教教唆迪魯瓦造反了是不是？咱們都是王爺旗下的百姓，您們應該記著，王爺要您們怎麽幹，你們就得怎麽幹！”郎桑的“救國”正是近代中華民族主義思想。而郎桑母親看重的是建立在蒙古族傳統政治製度基礎上的王公與旗民的關係。他們三人的發言代表了當時蒙古族中存在的三種思想性立場，分別是尋求從中國獨立出來的“近代的蒙古民族主義”（迪魯瓦），希望脫離帝國主義而獨立的“近代中華民族主義”（郎桑）和遵循前近代蒙古傳統秩序的“蒙古傳統保守主義”（郎桑的母親）。
舞台版的時代背景設定為盧溝橋事變前後，隨處可見隱射“進攻綏遠”、從察哈爾盟出擊的“李守信的匪軍”等曆史事實。提出了當時內蒙古社會政治經濟方麵的諸多問題。不過，電影版中，這些具體的描述被刪減，並未涉及漢族對蒙古族的民族利益侵犯以及蒙古族對此的反抗。電影版中省略掉這部分的原因何在？
下麵，筆者將通過分析1940年在伊盟拍攝《塞上風雲》的西北攝影隊的“邊疆”經曆，闡明其原因。
3西北攝影隊與榆林文藝界
為追求電影版影像有更高的真實性，攝影隊毅然深入綏遠省伊盟進行拍攝。攝影工作人員由政治部第三廳屬下的西北攝影隊組成。同隊隊長正是電影版導演應雲為。應雲為在抗日戰爭開始後不久，出任了上海劇餘演話劇實驗劇團總隊長。他繼承了國防戲劇時代的移動戲劇，組成了“上海話劇界救亡協會戰時移動戲劇隊”（下文稱救亡戲劇隊）。
據主演黎莉莉回憶，1940年1月3日，郭沫若與陽翰笙為西北攝影隊送行，攝影隊一行從重慶出發，沿途在延安停留三宿，繼續北上，最後經陝西省北部的榆林，到達綏遠省伊盟。
應雲為在伊盟拍攝期間，安排演員們體驗蒙古族的生活。起初，蒙古族人民並不歡迎攝影隊的到來。但後來，他們漸漸敞開心扉，教起了蒙古舞蹈和蒙古歌謠。黎還回憶了返回重慶途中，再次路過延安時，曾與毛澤東、朱德會麵。
不過，關於在榆林時，西北攝影隊是否與當地國民政府地方當局者以及當地的文化人有過接觸，黎並沒有具體地回顧。
抗戰初期，除伊盟以外現今內蒙古西部的大部分地區陷入德王與關東軍的統治之下。榆林卻是當時掌管了伊盟七旗的國民政府之政治軍事要塞。抗戰初期的榆林，鄧寶山（1937年10月，作為國民政府軍第21軍團長在榆林上任）是最有力的政治領導者。抗戰前，統管伊盟的綏遠省主席傅作義正在山西省前線指揮作戰。所以，他在伊盟、榆林地區幾乎沒有影響力。活躍在榆林的還有山西派的朱授光及其他國民黨派勢力。每股勢力都在為如何動員蒙古族而煞費苦心。
伊盟是西北抗日戰線的最前端，榆林則是其後方援助基地。軍事環境不穩定。因此，榆林與抗戰初期的武漢或是隨後的重慶、成都、昆明等地不同，抗戰爆發後的文學和戲劇活動並不盛行。1939年9月，重慶《大公報》駐榆林記者楊令德在榆林發行了抗戰爆發後首份文藝雜誌《塞風》。其中就有鄧寶珊的支持。發行此刊的目的在於團結蒙古族與漢族。
楊令德戰前在綏遠曾發行過文藝雜誌《燕然》。也曾參加過綏遠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活動。1940年2月中旬，作為綏遠文協的支部，“榆林文藝界抗敵協會”（下文稱榆林文協）在榆林成立。楊令德任主任委員。伴隨著該團體的成立，榆林這一“邊疆”地區的文化人集結在了重慶的文協之下。
榆林文協設立後不久，1940年2月23日，西北攝影隊到達榆林。在當地，西北攝影隊放映了從重慶帶來的電影作品。這些作品均是在第三廳指導下由中製拍攝完成的作品。
翌日，即24日，以鄧寶珊為首的榆林權威人士為西北攝影隊舉行了歡迎大會。主辦方稱讚西北攝影隊為“開拓西北文化的急先鋒”。主辦方還十分期待即將拍攝的《塞上風雲》為抗日發揮的“宣傳”效果。
從榆林出發，西北攝影隊於3月中旬到達伊盟沙王府。在當地停留了三個餘月，進行拍攝。同年7月，拍攝工作結束，8月2日，攝影隊再次訪問榆林。這次同樣受到了榆林各界人士的歡迎。西北攝影隊在8月14、15、16三天演出了《中國萬歲》的其中一幕作為感謝。這也意味著活躍在上海、武漢、重慶等大城市的城市文化人與榆林文藝界的交流。電影的上映儀式在伊盟的東勝縣舉行。
應雲為在與當地交流之後，曾這樣說過：劇本作者陽翰笙幾經修改，猶與當地情形不相吻合，所以我們即以當地的情形，改了不少。此次回渝，又得大費手腳，因陽翰笙先生作此劇時，僅向沈逸千先生找得一部分材料，而且大半關於「東蒙」其中事跡，牽涉民族問題很多，故不得不特別慎重。
從上文的引用可以看出，應雲為結束了在伊盟的拍攝之後，又改編了陽翰笙舞台版關於少數民族問題的部分。改編時他參考的正是榆林文藝界領導人的意見。譬如，楊令德關於陽翰笙的舞台版提出了以下六點問題：
第一，日本間諜扮演成喇嘛教僧人是不現實的。第二，沒有正確把握地理位置。第三，有的地方表現了蒙古族仇視漢族。第四，有日本人罵人的細節。第五，中國兵在百靈廟破壞蒙古文化，這在蒙古族人民麵前上映欠妥。第六，劇中蒙古族與漢族三位青年的男女戀愛過於城市化，不切實際。
楊令德尤其提醒攝影隊注意的是關於蒙古族與漢族關係的場麵。楊稱，近來有人談蒙古問題，往往強調蒙漢之間的仇視。固然，諱疾忌醫是不對的，可是就內蒙而言，這些年來，除了少數有野心的蒙古人如德王之輩因為狹義的民族思想作了迷障故意強調漢人如何壓迫蒙人外，其他多數的蒙古同胞並不見得心裏如何仇視漢人。因為“現在沒有那麽許多漢人壓迫蒙人”的事實，我們不要中了敵人跳撥離間的毒針，有形無形認為蒙漢人之間有什麽了不得的仇恨。所以富有同情心和正義感的作家，為了替蒙古同胞抱不平，便要強調漢人如何壓迫蒙胞，這都是昧於事實的表現。其實明白的蒙古同胞，他們自己是了然於心中的。這就是楊的基本見解。
楊令德還認為，為了建立蒙古族與漢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能表現蒙古族與漢族的對立，所以他要求改編舞台版的腳本。但是，舞台版（原版亦是如此）原本是為了建立蒙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編寫的。陽翰笙在創作時，詳細查閱了關於內蒙古社會的史料後才動手編寫的。這種創作態度對於上海以及轉移到大後方的左派城市文化人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楊令德卻批判了這一做法。榆林的漢族文化人在“邊疆”地區親自開展對蒙古族的工作。在他們看來，舞台版中描寫的民族問題分部容易被理解為將導致蒙古族脫離中華民國的描寫。他們認為，民族對立固然存在，但卻並非敵對的關係，因此沒有必要描寫這種事實。換言之，不指明“史實”反而對現實有利。這也正是政治性地利用了文藝作品。從這裏可以看出上海以及大後方的城市知識分子對於民族問題的看法與榆林這一“邊疆”地區對“邊疆”的描寫存在分歧。
4中國邊疆學會與西北攝影隊的對話
榆林各界召開歡迎會的翌日，即8月17日，西北攝影隊出席了中國邊疆學會舉辦的歡迎會。中國邊疆學會是在同月1日，在陝西省榆林這一作為“邊疆問題研究及邊疆工作機關”之地創建起來的。創立目的是“使邊疆研究服務於邊疆工作”。究其原因，在於“抗戰勝利與成功建國都離不開收複邊疆”。支援邊疆學會的有鄧寶珊（名義理事長、榆林的軍事領導者）、朱授光（綏境蒙政會副指導長官）、沙王（伊盟盟長）、傅作義（綏遠省主席）等當時綏遠省的權威人士。理事長是馬鶴天，他曾在1935年1月，作為開發西北協會的考察團團員訪問過察哈爾與綏遠兩省。從南京國民政府時代起，他就提倡開發西北。1939年7月，國民政府派遣馬鶴天作為察哈爾蒙旗特派員前往榆林。中國邊疆學會成立之後，馬通過學會的活動，繼續開展著開發邊疆與西北的活動。
歡迎會上，馬鶴天代表中國邊疆學會發言，他希望攝影隊返回重慶後加強宣傳，以消除人們對西北地區以及西北人民的偏見。他指出了西北文化事業的特殊性，西北邊民，因滿清愚民政策的遺毒，文化落後，正需要電影、繪畫、歌詠等社會教育和政治宣傳，來撲救男女文盲和增加民族意識，尤其在宗教代替教育的蒙旗，更需要美育代替宗教，諸位都是藝術專家，此次並寫偕放映隊和戰地寫生隊同來，給西北又尤其是伊盟旗以破天荒的文化開拓教育工作，希望諸位繼續為邊疆文化教育努力。最後，通過拍攝電影《塞上風雲》，希望能將伊盟的民族危機轉達到中央。
馬鶴天的發言內容“希望諸位繼續為邊疆文化教育努力”，意味著希望派遣大後方的優秀人才來到西北，希望能宣傳抗日戰爭中西北的重要性。
電影導演應雲為就文化活動做了發言。應雲為認為，“邊疆”的文化水準相對於國民政府統治的“內地”較低。因此，為促進邊疆文化的發展，他向中國邊疆學會提出了三點建議，第一，興起邊疆戲劇活動。他認為這是“抗戰中，最易出效果的宣傳手段”，第二，要為作家提供創作的材料，他表示“作家很少能親自跑到邊疆來的”，建議加強大後方與榆林文藝界的合作。第三，中國邊疆學會應將戲劇的腳本翻譯成蒙古語，介紹宣傳。應說，“抗戰以來中國的新劇本創作非常的多，我相信其中有不少的適合於在邊疆演出的。”
馬鶴天代表的中國邊疆學會在開發西北問題中的文化開發問題上，期待著大後方的文化人直接來到西北，支援當地的文化活動。對此，應雲為認為文化人並非要直接奔赴西北，他首先闡明了邊疆文化水準與內地相差甚遠的現狀，希望中國邊疆學會擔任主心骨，向蒙古族宣傳與普及抗戰文藝。筆者也認為，當地人不作為主體付出努力的話，外部的支援毫無意義。這點上與應雲為有著同感。
如上所述，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裏，第三廳負責抗日文化宣傳活動。第三廳於1940年9月改組。廳長郭沫若被解任，抗日意識很高的許多左派知識分子職員辭去職務。後來，第三廳演變成僅負責“軍內文化宣傳活動”的部門。同年11月，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內部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員會，繼承了第三廳的抗日文化宣傳活動。1944年4月，由於批判了國民政府彈壓言論，文化工作委員會被迫解散。截至此時，國民政府與左派文化人的合作關係尚且存在，但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後，這種合作關係急劇惡化。
與此對應，國民政府的對西北工作也發生了變化。以少數民族為對象的發展、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遭到輕視。工作重點轉移到開發少數民族地區的資源等內容上。榆林地區提倡用文藝手段建立蒙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雜誌《塞風》停刊。這也是此次政治潮流的一個部分。
總結
本文探討了抗戰電影《塞上風雲》的舞台劇劇本在改變成電影時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在西北綏遠省伊盟的蒙古族居住地拍攝了電影之後，經過與西北的文化城市榆林的知識分子接觸而最終完成的。
從大後方重慶趕來拍攝電影的應雲為是典型的左派城市文化人。而榆林的楊令德與馬鶴天卻主張從觀賞作品的一方來決定內容。總之，城市的“創作者”與西北“邊疆”的“觀眾”間在作品內容上發生了分歧。其結果是前者向後者妥協。其中最大的對立點在於如何描寫蒙漢的對立，或者說不予描寫。民族對立本身是曆史的事實。然而，在西北地方，依據史實描寫民族問題這一做法本身就可能阻礙蒙漢的團結。換言之，城市文化人在“邊疆”地區，不得不考慮到“一致抗日”這一沉重的政治性現實，而非曆史的事實。內容的改變說明了可以政治主義性地利用了電影這一文藝作品。然而，“中華民族一致抗日”是高於一切的課題。
1941年3月，雜誌《中國電影》這樣介紹了拍攝完成的《塞上風雲》：『塞上風雲』比較適合於國際間宣傳，以“揭破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施內蒙之陰謀，表現漢蒙兩民族團結抵抗日本帝國主義者之侵略，並示漢族對於異族所取友愛平等之精神，以使國際人士，尤其是全世界弱小民族了解中華民族處理民族之問題正確態度”為主題。
本文從大後方的電影人（製作方）與榆林這一“邊疆”地區的文化人（觀眾）對話的角度，考察了電影作品內容的改編。原本從“製作方”與“觀眾”的角度研究電影作品時，最重要的問題是作為“觀眾”的蒙古族牧民、農民如何接受這部作品。而作為文藝作品的研究，有必要對比原版、舞台版、電影版三種台詞及舞台提示進行比較。在這點上，本文無論作為電影論或是作為文藝作品論均不夠充分。這將作為筆者今後研究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