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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關於抗戰時期在大後方的作家生活保障運動
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
杉本達夫
1
在持續8年的抗日戰爭中，中國經濟遭到潰滅性的打擊，人們的生活被徹底破壞了。就文藝界的人們來說，其活動領域在於離實業最遠的地方，因此，經濟崩潰帶來的打擊尤其嚴重，給他們帶來了緩緩卡脖子的危險。暫且不提或跑到戰場麵臨槍彈，或在城市遭到日軍轟炸這種直接的危險，就不斷威脅他們的另一種危機說，就是吃飯問題。本稿意圖整理一下擔任抗戰文學運動的人們的經濟環境，觀察大後方作家的吃飯問題的一麵。
文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之簡稱）在抗戰時期發起的很多運動中，有保障作家生活的運動和救援貧病作家與遺屬的運動。後者的運動繼承到抗戰勝利以後，文協改稱的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同樣簡稱文協）。
沒有糧食就不能打仗，隻喝西北風就不好上陣。文藝陣線的戰士也很難餓著肚子產生精神食糧。文藝戰士的收入，首先應該是稿費和版稅。如要順利得到這種收入，那麽須要實現書籍報刊順利出版、順利支付報酬的社會環境。可是，支持現代文化活動的大城市陸續淪陷的情況下，那當然隻能是夢想。作家、出版家都因遷居不能安心從事業務，印刷廠也或遷移或被炸壞了。
南京淪陷，中央政府西遷重慶以後，武漢一時成為文化運動的中心地，許多作家聚集過來，在1938年3月，成立了文協。可是武漢成為中心的時期極短，同年夏天，各家機關、企業、團體早就開始準備搬到下一個地方（主要是重慶）。國統區的作家比較能夠穩定活動的，是中央政府搬到重慶來了以後的事。除了重慶以外，還有桂林、昆明、貴陽、成都、香港也搬來了好多知識人，在各地展開了可看的文化活動。最大最重要的中心地還是重慶。文協總會也一直設在重慶。重慶雖說是中心地，可是不斷遭受日軍轟炸，隻在霧濃的季節才能安心活動。為了避免轟炸的危險，也因為市街炸壞以後生活不方便，作家們不能不搬到近郊，以致活動受到很大的限製。
抗戰時期在國統區發行的文藝報刊很多。僅看收錄在《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上海文藝出版社。1961年），至少有80幾種，包括詩刊、戲劇刊的話，就有140餘種。加上香港發行的，那麽數目更大了。可是那報刊的一大半是夭折的。我們所謂的“三期刊物”占一半。（孤島上海也發行了90餘種，可是這裏的報刊看來也一樣短命）。如果考慮那些報刊每期印數極少、流通範圍極小，那麽發行報刊遠遠不是有利可圖的事業。
例如武漢時期的《大公報》，說是顧慮移住過來的作家生活，多付稿費來謀他們經濟上的便宜（注1），但是這是特殊個別的例子，那樣的厚遇總不可能廣泛地施行於全體文藝界。相反，隨著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出版經費也天天高騰。出版家方麵為了削減成本，實行了抑製稿費和版稅。部分出版家甚至以成本高騰為理由，一文也不付報酬。版權往往被忽視了。對文化的經濟壓迫，最後擠到作家來，使出版家竟敢閉眼不顧道義了。
隻靠寫作維持生活，就是在平時也很困難，何況在非常時期呢。而且，要找別的生活之資，那更不容易的了。就收入途徑說，如能在政府機關找到職位或在學校教書的話，那還算可以過比較穩定的生活。如果擔任報紙文藝副刊或文藝刊物的編輯，那雖然地位不安定，工資也會不理想，可是到底是文藝領域裏的工作，能夠經過文藝參與抗戰事業，也會感到相應的滿足。可是，這種職位並不多，找不到比較安定的收入途徑的話，吃飯問題就可嚴重。窮困很容易招病，許多作家被逼麵對死亡的威脅。
不論作家個體的活動還是集體的活動，妨礙他們文藝活動的因素當然很多。其中第一個因素是，製定各種法規來嚴厲製約出版事業、企圖統製言論的政治，但是，攻擊作家糧道的叫做“貧窮”的壓力，並不亞於來自政治的壓力。作為文藝界統一戰線組織的文協，說起錢包，也輕得實在可憐，其前途暗得可怕了。
2
隨著戰爭的長期化，物價急劇地高漲了。這裏有一些表示通貨膨脹進行過程的統計數目。表一表示全國範圍零售物價指數的變遷。
這裏提示的數字都是由政府機關調查整理的統計。在戰時混亂的時代，統計怎樣正確地反映生活的實際，當然有懷疑的餘地。而且，應該考慮政府的統計往往會脫離民眾的生活實感。可是現在不必問這統計怎樣正確，要緊的是這些數字表明的通貨膨脹的事實。物價從1939年開始急劇上漲，42年以後隻能說漲得瘋狂。
那麽，就著表三，試試看物價急劇上漲時期的每個月的物價動態。
這裏提示的不過是極少一部分的物品。人要在城市裏維持生活，總得交房租，吃藥，看病，用肥皂，有時還得去理發。帶家屬的話，生活費不會微小。本來缺乏實利才智的作家們，在這種經濟情況下麵過活，他們的窮困窮到再不能置之不理的地步了。要為尋找一天之糧而奔跑，那當然製約寫作活動，很難產生好作品。
這不隻是個別作家的問題，情況對文協也很嚴重。文協根本沒有錢，缺乏必要的活動費，組織的專任幹事隻有梅林一個人。組織裏頭雖然嘴多，手卻極少，加之缺乏活動資金，因此，盡管有各種各樣的活動計劃，能夠實現的還是少少的一部分。這意味著，為前線的戰士和後方的民眾供給又多又好的文藝作品，供給各種服務才能成立的文藝陣線，不但不能打定地基，相反，卻麵臨喪失自己存立的地盤。
3
文藝界帶著深刻的危機意識麵對這種現實，以文協為主，開始防衛作家生活的運動。發起運動的動機之一，是作家葉紫之死。葉紫（1910-39）是中共黨員，本來是左聯的成員。過去在上海，耐著極端的貧窮和病苦（肺結核）從事創作活動，抗戰開始以後，回到湖南省益陽縣的家鄉，在農村，在人所不能想象的困境中繼續寫作，而在1939年夏天，病情更重，10月5日結束了29年的生涯。其後不久，葉紫夫人湯味蘭寄給住在桂林的葉紫之友鄺達芳的信，在桂林的《救亡日報》上公開發表，引起了文藝界同仁們的淚。湯味蘭在信裏說：
“先生，他還未絕氣之前心事很明白的，知道他自己不能有希望了，拿住我的手傷心痛哭地對我說：一個人死是不要緊的，我雖死了我精神不死，不過有許多心事未了，兒女又太小不能放心。我死後你和孩子都要餓死的！長篇小說還未寫出來啊！並且朋友們都一個個在望我快好啊！先生，葉紫說了這幾句後，他更痛心地叫著‘朋友們！朋友們快來救救我吧！快快救濟我的孤兒女吧！’要我寫信通知各朋友與他作主想辦法來救濟我們的生活，在陰司裏都感謝永記不忘！唉！先生，我的心如快刀在割呢！你看傷心不傷心啊！孩子們每天不住叫爸爸要爸爸呀！我幾次要自殺的，眼看孩子太小太可憐了，想了又想我如果殺死了那他們又去依靠何人呢？那我的罪過不是更重嗎？而且又無人處理葉紫喪事，我也不得主張，錢又沒有，衣服棺木一切用費一百二十餘元，這錢都是向左右貸用的，現在又要吃用，沒有辦法，先生，你接到這信後，請你在報紙上登個啟事說葉紫死了，不過孤兒女請朋友們來救濟我們吧！”
據夏明〈葉紫之死〉（《文藝陣地》第4卷第3起。1939年12月1日號）所說，葉紫在病臥時，連1分錢1個的雞蛋也買不起。因為連1分錢都找不到。在那樣的窘況中而又沒有可靠的親屬，妻子抱著幼兒女孤單留下來，他的心情多麽淒慘呢。10月11日深夜寫的這封信，10月23日寄到桂林，大約即刻登在《救亡日報》上。接著就轉載在文協的機關刊物《抗戰文藝》第5卷第4・5期（1940年1月20日刊）的〈文藝簡報〉欄上。眾所周知，《救亡日報》先在上海發刊後，遷到廣州，再遷到桂林來複刊的報。由郭沫若任名義上的社長，夏衍任總主編，林林擔任主任編輯，以地下黨員為核心力量，實際上帶有共產黨機關報的性格。
聚集在《救亡日報》的同仁們，收到湯味蘭的信後，立即呼籲廣泛的友人們都向葉紫遺屬捐款救援。以夏衍、艾蕪、新波、周立波、廖沫沙、吳奚如、鄺達芳、蘆荻、葉靈鳳、鬱風、林林、黃苗子、楊剛、戴望舒、樓適夷等共15名為發起人的〈為援助葉紫先生遺族募捐啟事〉，登在《文藝陣地》（第4卷第3期）、香港《大公報》副刊〈文藝〉（第343期）、上海《文藝新聞》（第6號）。募捐的收款處是《救亡日報》社。捐款都經該社轉到葉紫家屬手裏了。另外，據說，還有江西上饒《前線日報》的副刊〈戰地〉、福建永安的《聯合周報》，也呼籲過為了葬送葉紫和養育兒女的捐款（注5）
葉紫之死，對於文藝界的作家們，並不是別人的事，他的命運可能是自己明天的命運。文藝界的同仁們惋惜葉紫這位富有才華的作家的夭折，同時，把他的死認為是殉於民族解放事業的死，是中國的經濟政治情況所帶來的必然的命運。重慶的文協總會，掀起作家生活保障運動來喚起了社會輿論。具體方策首先是高喊要求提高稿費和保障版稅。在《抗戰文藝》上，由姚篷子、孔羅蓀領先發言展開辯論，也在《新蜀報》副刊〈蜀道〉上，開了有26名作家參加的座談會。在重慶《大公報》的〈星期論文〉上，老舍出麵發表〈怎樣維持寫家們的生活〉，向社會申訴了作家在怎樣悲慘的條件下產生精神食糧，並提出（1）提高稿費，（2）恢複版稅與確定版稅，（3）修正出版法，（4）文藝貸金，（5）救濟金這5項的意見（注6）。文協的地方分會也呼應總會開始運動。例如在昆明，以雷石榆所編的《雲南日報》副刊為基地，積極呼籲支持（注7）。姚篷子是文協總會的理事、出版部主任，即是《抗戰文藝》的負責人。孔羅蓀這時身為新辦的雜誌《文學月報》（1940年1月15日創刊。讀書出版社）的編輯，同時是《抗戰文藝》的武漢時期以來的編輯部員。他們在《抗戰文藝》上的主張，形式上是以個人名義發言的，可是實質上可以說是代表全體會員的聲音。
姚篷子在〈爭取作家的生活保障―紀念葉紫先生和季希達先生―〉（《抗戰文藝》第5卷第4・5期）裏，先談起他們感到的苦惱：窮困不是作家的罪過，然而客觀上造成了罪過，就是文藝戰士一個個落荒逃走了，文藝界的戰鬥效力減少了。接著他說：
“可是責難卻紛紛地來了：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千篇一律的抗戰八股！藝術的水準比戰前更加低落！明明暗暗向作家暗射著諷嘲的冷箭，仿佛趁火打劫發著國難財的沒有良心的糊塗蛋倒是作家了。同時，另外還有一種更毒辣的手段，把作家的責任捧得天一樣高，把作品的效力捧得比炮火還要大，仿佛抗戰的成敗全係於作家的筆，而最後勝利今天尚未到來也就是作家沒有盡責的證明。”
這種聲音不管從社會的那個角落來，既然向作家提出這麽大的要求，那麽應該向作家供應相應的物質條件才算公平吧。即使這種聲音是極小一部分的、不負責任的信口開河，可是對於在惡劣環境裏刻苦奮鬥的作家來說，還是沉重的打擊，以致促使感到更大的焦躁。姚篷子接著說：
“然而作家卻要反問一句了：一個三等兵也還有七元五角的國難餉，今天的精神戰士的生活保障在哪裏呢？即使拿作品作為一種戰爭所需要的商品吧，我們來計算它的物質的成本已經貴到怎樣可怕的程度？墨水漲到七八塊錢一瓶，原稿紙賣到四五塊錢一百張，一支鋼筆更不是一二十元所能買到。今天重慶印刷所裏的排字價格：每千字從三元五角到五元。排字果然也是一種專門的技能，可是比較從腦汁裏麵一個字一個字的絞出文章來，究竟要容易得多，方便得多。現在文章本身的價格竟趕不了排字的價格！”
那麽，作家的稿費有多少錢呢。據後述的孔羅蓀〈提高稿費運動〉所提及，當時，雖有部分刊物以成本上漲為理由，根本不付稿費，可是一般的稿費是千字2~3元，罕見的稿酬超過了千字5元。老舍說自七七事變以後，他自己的“稿費由八元落至五元，甚至於二元，一千字。”開戰以前，稿費水平高的《申報》《文學》等支付了千字4~5元。所以，這個時期的稿費標準，可以說跟開戰以前差不多沒有變動，或稍微低下。開戰前一般的排字工錢是千字6角。開戰以後經過兩年半之間，排字工錢漲到七八倍，稿費卻不變或減少了。
要求提高稿費的話，那麽運動的主要對象是支付稿費的出版家方麵。孔羅蓀也發表〈提高稿費運動〉（《抗戰文藝》第5期第4・5期）主張提高稿費運動的必要性，同時，他進一步要求改善環境，使作家能夠擴大活動領域和生活範圍，並能夠得到休息、研究、學習的機會。他呼籲把運動的範圍擴大到文藝界以外的寫作家來共同行動。他提倡下麵的三條。
（一）由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發起提高稿費運動，發表宣言，進行全體作家（包括一切作家）的簽字運動。
（二）規定文字稿酬的最低數字，要求出版家必須履行。
（三）要求政府當局及宣傳文化機關予這一運動以實際上的幫助。
他的主張補充姚篷子的主張，提示了具體的運動方法。他企圖把運動的範圍擴大到所有的寫作家，來使運動帶有更大的社會性，並促使行政當局參與，多少給運動帶來一點實際效果。可是孔羅蓀另外還寫〈保障作家與憲政運動〉（《抗戰文藝》第5卷第2・3期）、〈再論保障作家生活〉（《抗戰文藝》第6卷第1期），提起這運動的另一個觀點。他說作家生活保障問題中，最重要的是公民權的保障問題。他說，五五憲章和抗戰建國綱領上明明寫著“人民有言論著作及出版之自由，非依法不得限製之”，“在抗戰期間，於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言論自由正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公民的權利，也是國家發揚民族文化的最低的原則。因此，“今天提出保障作家生活的最基本的意義，必然是與保障文化的民主有著密切關聯的。因為一個作家之成為人類精神領域的領導者，一個民族的文化的創造者，是必須在保證文化運動的民主性的基礎上，在言論出版發行的合理的原則上，才能得到發展，才能得到進步，才能使作家成為真正的民族精神的技師。也唯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真正的完成保障作家生活的意義”。
他說作家希求的不隻是收入增多，作家更深切希求自由，希求在民主環境中參加民族文化的創造。這種主張，不必說，無非是向國民黨政府提出的，向政府嚴厲限製言論出版的政策提出抗議的。國民政府的反共政策日益加強，經過對《新華日報》的嚴重警告（39年7月）、《異黨活動防止辦法》等等反共法規的製定（39年2月）、第一次第二次反共高潮後，竟發展到皖南事件（41年1月）。根據國民黨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發行的《取締書刊一覽》，從38年1月到41年6月的3年半之間，受過禁止發行處分的圖書雜誌有961種（注8）。許多作家在這樣的言論出版限製下麵，過著沉悶窒息的生活，孔羅蓀的發言代表著許多作家們的心情。孔羅蓀是站在共產黨方麵的人。
可是，自由的要求不管怎樣迫切，還是不直接結合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的保衛。這種主張為團結寫作家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的號召力還是可疑。而且，直接迫使改變政策的要求，一提起來，運動就帶上明顯的政治色彩，不但難以得到政府的支持，相反，可能引起加強幹涉的結果，以至使文協本身可能失去存立的基礎。文協是各種立場不同、黨派不同的作家聚在一起，同甘共苦的組織，而況在理事會裏包含著張道藩和其他的國民黨高級幹部在內，而且，文協經費的一大半是依靠黨政機關的補助金（注9）。國民黨方麵因為掌握不了文協的領導權而一直感到不愉快，所以，如要得到運動的具體成果，就應該盡量避開刺激黨政機關。公民權的保障、民主的保證這種要求，看來，文協到底沒有做為全體的要求來強調。後述的42年文協發表的意見書，也沒有提起這方麵的要求。
《新蜀報》的〈蜀道〉是姚篷子編輯的文藝副刊。〈蜀道〉在1940年1月27日舉辦了座談會，出席了老舍、陽翰笙、孔羅蓀、王亞平、陳紀瀅、胡風等等26名文協會員，討論了提高稿費、保障版稅和其他的問題。座談會的紀錄在《新蜀報》上報道以後，重慶的各家報紙都表示同情，《新華日報》《大公報》《新民報》《中央日報》等都登了評論來響應（注10）。據《抗戰文藝》第5卷第6期的〈文藝簡報〉，老舍在《大公報》〈星期論文〉發表的〈怎樣維持寫家們的生活〉“更引起各方麵的注意，聞政府文化當局對於這一運動甚為關懷，目前正在商討具體辦法，至作家方麵之共同意見，消極方麵希望能做到提高稿費，保障版權和版稅，設立作家貸金和作家救濟金，積極方麵，希望能在出版法上附加保障作家權益部分”。
保障版權和版稅專依靠出版家的道義。早在1928年，製定了著作權法，版權版稅雖然在法律上應當被保護，但是實際上一直被忽視了，所以才有這次的保障運動。要使出版家遵守法律上的義務，到底還是需要行政機關的幹預（隻要行政機關認真盡職）。在當時的環境裏，貸款和救濟金的基金，也沒有政府的補助金就不能成立。所以，影響作家經濟生活的運動，總不能缺少政府的支援，尤其是修正出版法（1930年製定，37年修正一次），完全是政府的事。那麽，政府文化當局商討怎樣的具體辦法呢。至少沒有考慮保障公民權的問題，這方麵的情況走向更惡劣化。
文協的申訴得到了廣泛社會的同情，可是怎樣具體進行運動，怎樣得到實效，這才是難題。文協理事會選出王平陵、姚篷子、陽翰笙、孫師毅、老舍這5名，讓他們擔任實際工作。他們怎樣活動，筆者還未了解。可是肯定還是老舍最出力，對官方，對民間，對八方作工作了。運動的成果，大約是他們工作的第一個成果，是到40年5月之前，由國民政府社會部和有關機關合作，成立了“文藝作家獎助金保管委員會”（委員是郭沫若、張道藩、老舍、華林、姚篷子、王平陵、胡風、李抱忱、程滄波、王雲生、林風眠，共11名。由吳雲峰擔任秘書）（注11）。文協的機關雜誌《抗戰文藝》，一向是沒有稿費的，會員寫稿都是義務行為，可是成立了這個委員會以後，《抗戰文藝》自第6卷第3期（總第51期）起，得到該委員會幫助三分之二的稿費，因而能夠對所有的撰稿人，普遍付每千字6元至12元的稿費了。《抗戰文藝》每期得到多少錢的幫助，是不詳的。
除了幫助稿費以外，政府當局還做過什麽支援呢。當局如果要做有實效的支援，那應該叫機關直轄的或官民合營的報刊，提高稿費領先示範。處處有優越條件的那些公司不答應的話，作家們的運動隻能落空。國民黨設立中央圖書審查委員會，將過去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和國民政府內政部實行的檢閱更加強，是38年10月。接著，41年製定了〈戰時圖書雜誌原稿審查辦法〉，到皖南事件以後，陸續製定〈雜誌送審須知〉（41年）、〈圖書送審須知〉（42年）等等法規。42年，還設立中央出版事業管理委員會，並公布了〈書店印刷店管理規則〉。這一連串法規的主旨在於監視言論活動和出版事業，遠遠不是為了保障作家權益或推進出版事業的措施。這意味著行政方麵寧可幫助作家的生活保衛運動，還更熱心於加強統製。
42年10月底，文協理事會通過了〈保障作家稿費版權版稅意見書〉（注12），向出版家建議協商，並向各家報刊請求合作。從運動開始以來將近3年，在這3年間，排字工錢漲到千字40~60元，而稿費還沒到千字30元。〈意見書〉共有3節，第1節〈緣起〉裏說“同人等深知今日之經營出版事業者，其艱難並不減於作家，故保障作家合法權益問題之提出，並非與出版家處對立之地位，而係以妥適之原則，及出版家之協助，以期獲得合理之結果而已”，表示對出版家苦境的理解，並建議做為從事同一文化事業的同仁，共同合作解決問題。第2節〈辦法〉包括，甲：關於稿費之項，乙：關於版稅之項的兩項，除了具體提示稿費金額、版稅比率和支付日期以外，還加進了稿費按照生活指數遞增的措施和版權保護的措施。可是文協的意見到底有多少出版家接受了，這還很可疑。因為，比如43年3月召開的文協成立五周年紀念大會通過了決議，要求取締擅自編作品集並不得作家同意而出版（注13），所以可以推想，忽視作家權益的出版仍舊常見。
〈意見書〉的〈緣起〉還說“同人等並願竭盡微薄，向政府機關懇請，盡量減少出版物審查與寄遞之困難，以利圖書雜誌之出版與遠銷；同舟共濟之誼，諒亦為出版界之所樂許”，來呼籲出版界，為了排除共同的障礙一起行動。出版物不問思想內容如何，單單為了事務性手續，須要走過以檢閱為首的各種各樣的關，致使浪費好大的時間和勞力，好多作品白白逝去了。這是作家和出版家的共同的災難，正是應該攜手努力排斥的目標。當然，這種懇請也隻能請求緩和手續。時代環境根本不許正麵要求其撤銷或擴大思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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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當推進保障作家權益運動時，文協自己內藏著有點自我矛盾的因素，就是，文協有很多會員一身兼任作家和出版家。不論被雇工作還是自己辦出版社，在出版方麵的立場來說，出版成本總得努力節約，不能不按著世上通例控製稿費。在作家的立場來說，當然願意得到與勞苦相應的稿酬。稿酬低了，那麽生活費自然得從出版家的工作拿來，為拿出版家的工資，稿酬卻要維持低低的水平。在物價高漲的時期，如果優先出版事業的繼續存在，那隻能貫徹出版家的立場。如不解決這種矛盾，文協運動的腳底下等於開著個大窟窿。所以文協開始運動的時候，“至於提高稿費，我們主張在會員所主編刊物內首先實行”（注14）。運動開始將近3年以後通過的〈意見書〉，可以推想是經過好多個別談判和各種嚐試以後，好容易統一為一個共同意見，但是這〈意見書〉表明運動的成果很不理想。如果上麵所說的情況拉了運動的後腿，會員自己不能實行，那當然對於會員以外的出版家缺乏說服力。
那麽，文協的《抗戰文藝》付了多少稿費呢。該雜誌在武漢時期，每期印了7~8千部，轉重慶以後，每期印了5千部（注15），從38年5月創刊以來到第6卷第2期（40年5月15日刊）之間，沒有稿費，隻對完全依靠寫作過活的作家，才送微小的紙墨費。第6卷第3期以後，由文藝獎助金保管委員會幫助三分之二的稿費，這樣才決定向所有的撰稿者付千字6-12元的稿費。（在該雜誌第6卷第4期，登了魯迅夫人許景宋的〈民元前的魯迅先生〉以後，文協理事會決定給她千字200元的稿費。從這個標準看來，明顯看得出來給她怎樣破格的優待）。這稿費水平維持到第7卷第6期（42年6月15日刊），從第8卷第1期起提高到千字20-35元，可是物價的急劇上漲，使該雜誌不能預示搞費標準，跨進第9卷，雜誌的投稿規定裏也隻能寫“照文協規定稿費致酬”。44年11月的規定是千字300元。
這裏順便看看《抗戰文藝》每期價錢的變遷。
這樣看，原稿一千字的報酬能買幾本《抗戰文藝》呢。何況跟表一~表四比較的時候，聽得到作家痛苦的呻吟吧。
5
除了提高稿費、保障權益的運動以外，文協還竭盡全力進行了救助貧病作家的運動。這是文協在抗戰後期的特別要緊的運動。文協早在43年3月的五周年紀念大會上，決議救援貧病作家，到了44年7月~12月之間才高聲呼籲社會，展開了大規模的“募集援助貧病作家基金運動”。發起運動的動機，是“由於看到了若幹作家病不能醫，貧無所告，死不能葬的悲慘事實”（〈為宣布結束募集援助貧病作家基金運動公啟〉（注16））。正式發起這次運動的時候，文協“認為這個運動是為了測量而且加強文藝工作和社會人士的聯係”（同）。對運動，社會各處的廣泛人們，經過廣泛的方法，提供了遠遠超過預測的支援和合作。運動得到了極大的成果，證明了文協意圖之正確。
這一年，隨著日軍大陸打通作戰的進展，桂林、柳州也淪陷了。尤其是桂林，本來離戰火比較遠，一直過了平穩的時間，便形成為抗戰時期文化運動的一大基地，許多作家聚集過來從事文藝活動，文協分會也充滿生機極其活躍的。因此，突然的淪陷，迫使許多作家放棄生活基地，開始流亡生活。他們需要緊急救援。文協這時因為有了對運動的捐款，所以能夠及時救援那些流亡的作家。
響應文協，伸出合作之手的，是“有盡忠民族解放鬥爭的耆宿，有盟國的友人，有熱情的兒童，有勤苦的教師，有先進的工人，有輿論靈魂的新聞記者，有將赴戰場的忠勇將士，空軍人員，有清貧的公務員，從業員，有廣大的年青的文藝愛好者，有與作家同聲同氣的美術家，音樂家，科學家，戲劇工作者”（同）。合作的方法是“有的寫專論，有得出壁報，有的出特刊，有的舉行講演會，座談會，音樂會，展覽會，義賣，戲劇公演，”（同）。捐來的款“有的是從節約得來的，有的是從變賣用品得來的，有的是從減食得來的，甚至有的是從絕食得來的，”（同）。
有名的和無名的無數人們的捐款湊在一起，擴大了基金。這次的捐款，據趙景深，一共達到5~6百萬元（注17）。其中規模大的，可以從下麵的例子看其一端。
孫夫人（宋慶齡）開了兩夜救援貧病作家的舞會，捐了70多萬元（注18）。
文協成都分會舉行女畫家展，音樂會，戲劇公演，義賣繪畫得到100萬元（注19）。
小提琴家馬思聰在昆明舉行了3天演奏會，把所有的收入捐給了文協（注20）。
趙景深所說的款額，是整個抗戰時期的款額呢，還是44年後半的款額呢，是總額呢，還是為了救援支出的直接款項呢，這還不明白。可是，就是考慮由於通貨膨脹的價值減少，也還是龐大的款額。湊集的捐款，不問文協總會領受的，還是分會領受的，都一律委托於基金管理委員會的管理。關於基金的分配和運用，先由文協理事會決定，然後管理會執行了。管理委員，先選出老舍、孫伏園、華林這3名，接著加上茅盾、胡風、姚篷子、梅林、葉以群、王平林這6名，後來再加上馮乃超（注21）。
44年12月底，運動告了一段落的時候，已經為了救援，支出了基金總額的三分之一。救援的對象是從桂林、柳州隻身逃出，走到重慶一無所有的作家，沒有旅費還在貴陽、遵義一帶流浪的作家和劇團，苦於貧病的作家，去世的作家的遺屬，等等。剩餘的基金，除了繼續用於救援以外，都留下來做文協文藝事業的基金。運動結束後，總會和分會肯定分別在報刊上報告收支結算、受援作家的名單和金額，可惜筆者還沒有看過。得到廣泛人們的強有力的支援，文協和一個一個的作家“所感到的應該不僅僅是安慰和鼓舞，而且更是沉重的鞭策和深刻的警惕”（同），就是說，深深感到了更大的責任。
戰爭的被害者是數不盡的。拒絕被占領而流浪在異鄉的人，失家失父母而流浪街頭的人，饑餓犯病而死去的人，那無數的被害者沒有能夠得到救援，沒有力量申訴自己的苦境。作家因為擁有自己的組織文協，而且是拿筆為武器的戰士，所以能夠申訴苦境而得到支援。這次捐款支援作家的，一半是處在同樣的苦境而沒有申訴手段的人。窮困人們的捐款，或許不過是捐款總額的小小一部分，可是重要的不是款額的多少，而是救援運動能擴大到那麽廣泛，能得到窮苦人們的支援這事實。如果把那支援認為單單是對作家窮困生活的同情，那是很大的錯誤。應該理解為，人們除了同情以外，還對文藝界給以熱烈評價的，是文藝界的活動抓住人們的心的。
投身抗日戰爭的文藝界，在這時期，自己餓著肚子，或發起幾次出錢勞軍運動，或為前線士兵編製通俗讀物，或為民眾舉辦文藝講座，來進行了具體的服務活動。產生好多作品好多戲劇，不斷供應精神食糧，來安慰人們饑渴的心。文藝界對抗戰事業的貢獻極大。人們是以響應運動參加救援，來表現對於文藝界的信賴和衷心的支持的。
（早稻田大學《中國文學研究》第7期。1981年12月。日文。2008年11月稍微修改。中文稿）
杉本達夫
1
在持續8年的抗日戰爭中，中國經濟遭到潰滅性的打擊，人們的生活被徹底破壞了。就文藝界的人們來說，其活動領域在於離實業最遠的地方，因此，經濟崩潰帶來的打擊尤其嚴重，給他們帶來了緩緩卡脖子的危險。暫且不提或跑到戰場麵臨槍彈，或在城市遭到日軍轟炸這種直接的危險，就不斷威脅他們的另一種危機說，就是吃飯問題。本稿意圖整理一下擔任抗戰文學運動的人們的經濟環境，觀察大後方作家的吃飯問題的一麵。
文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之簡稱）在抗戰時期發起的很多運動中，有保障作家生活的運動和救援貧病作家與遺屬的運動。後者的運動繼承到抗戰勝利以後，文協改稱的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同樣簡稱文協）。
沒有糧食就不能打仗，隻喝西北風就不好上陣。文藝陣線的戰士也很難餓著肚子產生精神食糧。文藝戰士的收入，首先應該是稿費和版稅。如要順利得到這種收入，那麽須要實現書籍報刊順利出版、順利支付報酬的社會環境。可是，支持現代文化活動的大城市陸續淪陷的情況下，那當然隻能是夢想。作家、出版家都因遷居不能安心從事業務，印刷廠也或遷移或被炸壞了。
南京淪陷，中央政府西遷重慶以後，武漢一時成為文化運動的中心地，許多作家聚集過來，在1938年3月，成立了文協。可是武漢成為中心的時期極短，同年夏天，各家機關、企業、團體早就開始準備搬到下一個地方（主要是重慶）。國統區的作家比較能夠穩定活動的，是中央政府搬到重慶來了以後的事。除了重慶以外，還有桂林、昆明、貴陽、成都、香港也搬來了好多知識人，在各地展開了可看的文化活動。最大最重要的中心地還是重慶。文協總會也一直設在重慶。重慶雖說是中心地，可是不斷遭受日軍轟炸，隻在霧濃的季節才能安心活動。為了避免轟炸的危險，也因為市街炸壞以後生活不方便，作家們不能不搬到近郊，以致活動受到很大的限製。
抗戰時期在國統區發行的文藝報刊很多。僅看收錄在《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上海文藝出版社。1961年），至少有80幾種，包括詩刊、戲劇刊的話，就有140餘種。加上香港發行的，那麽數目更大了。可是那報刊的一大半是夭折的。我們所謂的“三期刊物”占一半。（孤島上海也發行了90餘種，可是這裏的報刊看來也一樣短命）。如果考慮那些報刊每期印數極少、流通範圍極小，那麽發行報刊遠遠不是有利可圖的事業。
例如武漢時期的《大公報》，說是顧慮移住過來的作家生活，多付稿費來謀他們經濟上的便宜（注1），但是這是特殊個別的例子，那樣的厚遇總不可能廣泛地施行於全體文藝界。相反，隨著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出版經費也天天高騰。出版家方麵為了削減成本，實行了抑製稿費和版稅。部分出版家甚至以成本高騰為理由，一文也不付報酬。版權往往被忽視了。對文化的經濟壓迫，最後擠到作家來，使出版家竟敢閉眼不顧道義了。
隻靠寫作維持生活，就是在平時也很困難，何況在非常時期呢。而且，要找別的生活之資，那更不容易的了。就收入途徑說，如能在政府機關找到職位或在學校教書的話，那還算可以過比較穩定的生活。如果擔任報紙文藝副刊或文藝刊物的編輯，那雖然地位不安定，工資也會不理想，可是到底是文藝領域裏的工作，能夠經過文藝參與抗戰事業，也會感到相應的滿足。可是，這種職位並不多，找不到比較安定的收入途徑的話，吃飯問題就可嚴重。窮困很容易招病，許多作家被逼麵對死亡的威脅。
不論作家個體的活動還是集體的活動，妨礙他們文藝活動的因素當然很多。其中第一個因素是，製定各種法規來嚴厲製約出版事業、企圖統製言論的政治，但是，攻擊作家糧道的叫做“貧窮”的壓力，並不亞於來自政治的壓力。作為文藝界統一戰線組織的文協，說起錢包，也輕得實在可憐，其前途暗得可怕了。
2
隨著戰爭的長期化，物價急劇地高漲了。這裏有一些表示通貨膨脹進行過程的統計數目。表一表示全國範圍零售物價指數的變遷。
這裏提示的數字都是由政府機關調查整理的統計。在戰時混亂的時代，統計怎樣正確地反映生活的實際，當然有懷疑的餘地。而且，應該考慮政府的統計往往會脫離民眾的生活實感。可是現在不必問這統計怎樣正確，要緊的是這些數字表明的通貨膨脹的事實。物價從1939年開始急劇上漲，42年以後隻能說漲得瘋狂。
那麽，就著表三，試試看物價急劇上漲時期的每個月的物價動態。
這裏提示的不過是極少一部分的物品。人要在城市裏維持生活，總得交房租，吃藥，看病，用肥皂，有時還得去理發。帶家屬的話，生活費不會微小。本來缺乏實利才智的作家們，在這種經濟情況下麵過活，他們的窮困窮到再不能置之不理的地步了。要為尋找一天之糧而奔跑，那當然製約寫作活動，很難產生好作品。
這不隻是個別作家的問題，情況對文協也很嚴重。文協根本沒有錢，缺乏必要的活動費，組織的專任幹事隻有梅林一個人。組織裏頭雖然嘴多，手卻極少，加之缺乏活動資金，因此，盡管有各種各樣的活動計劃，能夠實現的還是少少的一部分。這意味著，為前線的戰士和後方的民眾供給又多又好的文藝作品，供給各種服務才能成立的文藝陣線，不但不能打定地基，相反，卻麵臨喪失自己存立的地盤。
3
文藝界帶著深刻的危機意識麵對這種現實，以文協為主，開始防衛作家生活的運動。發起運動的動機之一，是作家葉紫之死。葉紫（1910-39）是中共黨員，本來是左聯的成員。過去在上海，耐著極端的貧窮和病苦（肺結核）從事創作活動，抗戰開始以後，回到湖南省益陽縣的家鄉，在農村，在人所不能想象的困境中繼續寫作，而在1939年夏天，病情更重，10月5日結束了29年的生涯。其後不久，葉紫夫人湯味蘭寄給住在桂林的葉紫之友鄺達芳的信，在桂林的《救亡日報》上公開發表，引起了文藝界同仁們的淚。湯味蘭在信裏說：
“先生，他還未絕氣之前心事很明白的，知道他自己不能有希望了，拿住我的手傷心痛哭地對我說：一個人死是不要緊的，我雖死了我精神不死，不過有許多心事未了，兒女又太小不能放心。我死後你和孩子都要餓死的！長篇小說還未寫出來啊！並且朋友們都一個個在望我快好啊！先生，葉紫說了這幾句後，他更痛心地叫著‘朋友們！朋友們快來救救我吧！快快救濟我的孤兒女吧！’要我寫信通知各朋友與他作主想辦法來救濟我們的生活，在陰司裏都感謝永記不忘！唉！先生，我的心如快刀在割呢！你看傷心不傷心啊！孩子們每天不住叫爸爸要爸爸呀！我幾次要自殺的，眼看孩子太小太可憐了，想了又想我如果殺死了那他們又去依靠何人呢？那我的罪過不是更重嗎？而且又無人處理葉紫喪事，我也不得主張，錢又沒有，衣服棺木一切用費一百二十餘元，這錢都是向左右貸用的，現在又要吃用，沒有辦法，先生，你接到這信後，請你在報紙上登個啟事說葉紫死了，不過孤兒女請朋友們來救濟我們吧！”
據夏明〈葉紫之死〉（《文藝陣地》第4卷第3起。1939年12月1日號）所說，葉紫在病臥時，連1分錢1個的雞蛋也買不起。因為連1分錢都找不到。在那樣的窘況中而又沒有可靠的親屬，妻子抱著幼兒女孤單留下來，他的心情多麽淒慘呢。10月11日深夜寫的這封信，10月23日寄到桂林，大約即刻登在《救亡日報》上。接著就轉載在文協的機關刊物《抗戰文藝》第5卷第4・5期（1940年1月20日刊）的〈文藝簡報〉欄上。眾所周知，《救亡日報》先在上海發刊後，遷到廣州，再遷到桂林來複刊的報。由郭沫若任名義上的社長，夏衍任總主編，林林擔任主任編輯，以地下黨員為核心力量，實際上帶有共產黨機關報的性格。
聚集在《救亡日報》的同仁們，收到湯味蘭的信後，立即呼籲廣泛的友人們都向葉紫遺屬捐款救援。以夏衍、艾蕪、新波、周立波、廖沫沙、吳奚如、鄺達芳、蘆荻、葉靈鳳、鬱風、林林、黃苗子、楊剛、戴望舒、樓適夷等共15名為發起人的〈為援助葉紫先生遺族募捐啟事〉，登在《文藝陣地》（第4卷第3期）、香港《大公報》副刊〈文藝〉（第343期）、上海《文藝新聞》（第6號）。募捐的收款處是《救亡日報》社。捐款都經該社轉到葉紫家屬手裏了。另外，據說，還有江西上饒《前線日報》的副刊〈戰地〉、福建永安的《聯合周報》，也呼籲過為了葬送葉紫和養育兒女的捐款（注5）
葉紫之死，對於文藝界的作家們，並不是別人的事，他的命運可能是自己明天的命運。文藝界的同仁們惋惜葉紫這位富有才華的作家的夭折，同時，把他的死認為是殉於民族解放事業的死，是中國的經濟政治情況所帶來的必然的命運。重慶的文協總會，掀起作家生活保障運動來喚起了社會輿論。具體方策首先是高喊要求提高稿費和保障版稅。在《抗戰文藝》上，由姚篷子、孔羅蓀領先發言展開辯論，也在《新蜀報》副刊〈蜀道〉上，開了有26名作家參加的座談會。在重慶《大公報》的〈星期論文〉上，老舍出麵發表〈怎樣維持寫家們的生活〉，向社會申訴了作家在怎樣悲慘的條件下產生精神食糧，並提出（1）提高稿費，（2）恢複版稅與確定版稅，（3）修正出版法，（4）文藝貸金，（5）救濟金這5項的意見（注6）。文協的地方分會也呼應總會開始運動。例如在昆明，以雷石榆所編的《雲南日報》副刊為基地，積極呼籲支持（注7）。姚篷子是文協總會的理事、出版部主任，即是《抗戰文藝》的負責人。孔羅蓀這時身為新辦的雜誌《文學月報》（1940年1月15日創刊。讀書出版社）的編輯，同時是《抗戰文藝》的武漢時期以來的編輯部員。他們在《抗戰文藝》上的主張，形式上是以個人名義發言的，可是實質上可以說是代表全體會員的聲音。
姚篷子在〈爭取作家的生活保障―紀念葉紫先生和季希達先生―〉（《抗戰文藝》第5卷第4・5期）裏，先談起他們感到的苦惱：窮困不是作家的罪過，然而客觀上造成了罪過，就是文藝戰士一個個落荒逃走了，文藝界的戰鬥效力減少了。接著他說：
“可是責難卻紛紛地來了：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千篇一律的抗戰八股！藝術的水準比戰前更加低落！明明暗暗向作家暗射著諷嘲的冷箭，仿佛趁火打劫發著國難財的沒有良心的糊塗蛋倒是作家了。同時，另外還有一種更毒辣的手段，把作家的責任捧得天一樣高，把作品的效力捧得比炮火還要大，仿佛抗戰的成敗全係於作家的筆，而最後勝利今天尚未到來也就是作家沒有盡責的證明。”
這種聲音不管從社會的那個角落來，既然向作家提出這麽大的要求，那麽應該向作家供應相應的物質條件才算公平吧。即使這種聲音是極小一部分的、不負責任的信口開河，可是對於在惡劣環境裏刻苦奮鬥的作家來說，還是沉重的打擊，以致促使感到更大的焦躁。姚篷子接著說：
“然而作家卻要反問一句了：一個三等兵也還有七元五角的國難餉，今天的精神戰士的生活保障在哪裏呢？即使拿作品作為一種戰爭所需要的商品吧，我們來計算它的物質的成本已經貴到怎樣可怕的程度？墨水漲到七八塊錢一瓶，原稿紙賣到四五塊錢一百張，一支鋼筆更不是一二十元所能買到。今天重慶印刷所裏的排字價格：每千字從三元五角到五元。排字果然也是一種專門的技能，可是比較從腦汁裏麵一個字一個字的絞出文章來，究竟要容易得多，方便得多。現在文章本身的價格竟趕不了排字的價格！”
那麽，作家的稿費有多少錢呢。據後述的孔羅蓀〈提高稿費運動〉所提及，當時，雖有部分刊物以成本上漲為理由，根本不付稿費，可是一般的稿費是千字2~3元，罕見的稿酬超過了千字5元。老舍說自七七事變以後，他自己的“稿費由八元落至五元，甚至於二元，一千字。”開戰以前，稿費水平高的《申報》《文學》等支付了千字4~5元。所以，這個時期的稿費標準，可以說跟開戰以前差不多沒有變動，或稍微低下。開戰前一般的排字工錢是千字6角。開戰以後經過兩年半之間，排字工錢漲到七八倍，稿費卻不變或減少了。
要求提高稿費的話，那麽運動的主要對象是支付稿費的出版家方麵。孔羅蓀也發表〈提高稿費運動〉（《抗戰文藝》第5期第4・5期）主張提高稿費運動的必要性，同時，他進一步要求改善環境，使作家能夠擴大活動領域和生活範圍，並能夠得到休息、研究、學習的機會。他呼籲把運動的範圍擴大到文藝界以外的寫作家來共同行動。他提倡下麵的三條。
（一）由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發起提高稿費運動，發表宣言，進行全體作家（包括一切作家）的簽字運動。
（二）規定文字稿酬的最低數字，要求出版家必須履行。
（三）要求政府當局及宣傳文化機關予這一運動以實際上的幫助。
他的主張補充姚篷子的主張，提示了具體的運動方法。他企圖把運動的範圍擴大到所有的寫作家，來使運動帶有更大的社會性，並促使行政當局參與，多少給運動帶來一點實際效果。可是孔羅蓀另外還寫〈保障作家與憲政運動〉（《抗戰文藝》第5卷第2・3期）、〈再論保障作家生活〉（《抗戰文藝》第6卷第1期），提起這運動的另一個觀點。他說作家生活保障問題中，最重要的是公民權的保障問題。他說，五五憲章和抗戰建國綱領上明明寫著“人民有言論著作及出版之自由，非依法不得限製之”，“在抗戰期間，於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言論自由正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公民的權利，也是國家發揚民族文化的最低的原則。因此，“今天提出保障作家生活的最基本的意義，必然是與保障文化的民主有著密切關聯的。因為一個作家之成為人類精神領域的領導者，一個民族的文化的創造者，是必須在保證文化運動的民主性的基礎上，在言論出版發行的合理的原則上，才能得到發展，才能得到進步，才能使作家成為真正的民族精神的技師。也唯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真正的完成保障作家生活的意義”。
他說作家希求的不隻是收入增多，作家更深切希求自由，希求在民主環境中參加民族文化的創造。這種主張，不必說，無非是向國民黨政府提出的，向政府嚴厲限製言論出版的政策提出抗議的。國民政府的反共政策日益加強，經過對《新華日報》的嚴重警告（39年7月）、《異黨活動防止辦法》等等反共法規的製定（39年2月）、第一次第二次反共高潮後，竟發展到皖南事件（41年1月）。根據國民黨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發行的《取締書刊一覽》，從38年1月到41年6月的3年半之間，受過禁止發行處分的圖書雜誌有961種（注8）。許多作家在這樣的言論出版限製下麵，過著沉悶窒息的生活，孔羅蓀的發言代表著許多作家們的心情。孔羅蓀是站在共產黨方麵的人。
可是，自由的要求不管怎樣迫切，還是不直接結合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的保衛。這種主張為團結寫作家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的號召力還是可疑。而且，直接迫使改變政策的要求，一提起來，運動就帶上明顯的政治色彩，不但難以得到政府的支持，相反，可能引起加強幹涉的結果，以至使文協本身可能失去存立的基礎。文協是各種立場不同、黨派不同的作家聚在一起，同甘共苦的組織，而況在理事會裏包含著張道藩和其他的國民黨高級幹部在內，而且，文協經費的一大半是依靠黨政機關的補助金（注9）。國民黨方麵因為掌握不了文協的領導權而一直感到不愉快，所以，如要得到運動的具體成果，就應該盡量避開刺激黨政機關。公民權的保障、民主的保證這種要求，看來，文協到底沒有做為全體的要求來強調。後述的42年文協發表的意見書，也沒有提起這方麵的要求。
《新蜀報》的〈蜀道〉是姚篷子編輯的文藝副刊。〈蜀道〉在1940年1月27日舉辦了座談會，出席了老舍、陽翰笙、孔羅蓀、王亞平、陳紀瀅、胡風等等26名文協會員，討論了提高稿費、保障版稅和其他的問題。座談會的紀錄在《新蜀報》上報道以後，重慶的各家報紙都表示同情，《新華日報》《大公報》《新民報》《中央日報》等都登了評論來響應（注10）。據《抗戰文藝》第5卷第6期的〈文藝簡報〉，老舍在《大公報》〈星期論文〉發表的〈怎樣維持寫家們的生活〉“更引起各方麵的注意，聞政府文化當局對於這一運動甚為關懷，目前正在商討具體辦法，至作家方麵之共同意見，消極方麵希望能做到提高稿費，保障版權和版稅，設立作家貸金和作家救濟金，積極方麵，希望能在出版法上附加保障作家權益部分”。
保障版權和版稅專依靠出版家的道義。早在1928年，製定了著作權法，版權版稅雖然在法律上應當被保護，但是實際上一直被忽視了，所以才有這次的保障運動。要使出版家遵守法律上的義務，到底還是需要行政機關的幹預（隻要行政機關認真盡職）。在當時的環境裏，貸款和救濟金的基金，也沒有政府的補助金就不能成立。所以，影響作家經濟生活的運動，總不能缺少政府的支援，尤其是修正出版法（1930年製定，37年修正一次），完全是政府的事。那麽，政府文化當局商討怎樣的具體辦法呢。至少沒有考慮保障公民權的問題，這方麵的情況走向更惡劣化。
文協的申訴得到了廣泛社會的同情，可是怎樣具體進行運動，怎樣得到實效，這才是難題。文協理事會選出王平陵、姚篷子、陽翰笙、孫師毅、老舍這5名，讓他們擔任實際工作。他們怎樣活動，筆者還未了解。可是肯定還是老舍最出力，對官方，對民間，對八方作工作了。運動的成果，大約是他們工作的第一個成果，是到40年5月之前，由國民政府社會部和有關機關合作，成立了“文藝作家獎助金保管委員會”（委員是郭沫若、張道藩、老舍、華林、姚篷子、王平陵、胡風、李抱忱、程滄波、王雲生、林風眠，共11名。由吳雲峰擔任秘書）（注11）。文協的機關雜誌《抗戰文藝》，一向是沒有稿費的，會員寫稿都是義務行為，可是成立了這個委員會以後，《抗戰文藝》自第6卷第3期（總第51期）起，得到該委員會幫助三分之二的稿費，因而能夠對所有的撰稿人，普遍付每千字6元至12元的稿費了。《抗戰文藝》每期得到多少錢的幫助，是不詳的。
除了幫助稿費以外，政府當局還做過什麽支援呢。當局如果要做有實效的支援，那應該叫機關直轄的或官民合營的報刊，提高稿費領先示範。處處有優越條件的那些公司不答應的話，作家們的運動隻能落空。國民黨設立中央圖書審查委員會，將過去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和國民政府內政部實行的檢閱更加強，是38年10月。接著，41年製定了〈戰時圖書雜誌原稿審查辦法〉，到皖南事件以後，陸續製定〈雜誌送審須知〉（41年）、〈圖書送審須知〉（42年）等等法規。42年，還設立中央出版事業管理委員會，並公布了〈書店印刷店管理規則〉。這一連串法規的主旨在於監視言論活動和出版事業，遠遠不是為了保障作家權益或推進出版事業的措施。這意味著行政方麵寧可幫助作家的生活保衛運動，還更熱心於加強統製。
42年10月底，文協理事會通過了〈保障作家稿費版權版稅意見書〉（注12），向出版家建議協商，並向各家報刊請求合作。從運動開始以來將近3年，在這3年間，排字工錢漲到千字40~60元，而稿費還沒到千字30元。〈意見書〉共有3節，第1節〈緣起〉裏說“同人等深知今日之經營出版事業者，其艱難並不減於作家，故保障作家合法權益問題之提出，並非與出版家處對立之地位，而係以妥適之原則，及出版家之協助，以期獲得合理之結果而已”，表示對出版家苦境的理解，並建議做為從事同一文化事業的同仁，共同合作解決問題。第2節〈辦法〉包括，甲：關於稿費之項，乙：關於版稅之項的兩項，除了具體提示稿費金額、版稅比率和支付日期以外，還加進了稿費按照生活指數遞增的措施和版權保護的措施。可是文協的意見到底有多少出版家接受了，這還很可疑。因為，比如43年3月召開的文協成立五周年紀念大會通過了決議，要求取締擅自編作品集並不得作家同意而出版（注13），所以可以推想，忽視作家權益的出版仍舊常見。
〈意見書〉的〈緣起〉還說“同人等並願竭盡微薄，向政府機關懇請，盡量減少出版物審查與寄遞之困難，以利圖書雜誌之出版與遠銷；同舟共濟之誼，諒亦為出版界之所樂許”，來呼籲出版界，為了排除共同的障礙一起行動。出版物不問思想內容如何，單單為了事務性手續，須要走過以檢閱為首的各種各樣的關，致使浪費好大的時間和勞力，好多作品白白逝去了。這是作家和出版家的共同的災難，正是應該攜手努力排斥的目標。當然，這種懇請也隻能請求緩和手續。時代環境根本不許正麵要求其撤銷或擴大思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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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當推進保障作家權益運動時，文協自己內藏著有點自我矛盾的因素，就是，文協有很多會員一身兼任作家和出版家。不論被雇工作還是自己辦出版社，在出版方麵的立場來說，出版成本總得努力節約，不能不按著世上通例控製稿費。在作家的立場來說，當然願意得到與勞苦相應的稿酬。稿酬低了，那麽生活費自然得從出版家的工作拿來，為拿出版家的工資，稿酬卻要維持低低的水平。在物價高漲的時期，如果優先出版事業的繼續存在，那隻能貫徹出版家的立場。如不解決這種矛盾，文協運動的腳底下等於開著個大窟窿。所以文協開始運動的時候，“至於提高稿費，我們主張在會員所主編刊物內首先實行”（注14）。運動開始將近3年以後通過的〈意見書〉，可以推想是經過好多個別談判和各種嚐試以後，好容易統一為一個共同意見，但是這〈意見書〉表明運動的成果很不理想。如果上麵所說的情況拉了運動的後腿，會員自己不能實行，那當然對於會員以外的出版家缺乏說服力。
那麽，文協的《抗戰文藝》付了多少稿費呢。該雜誌在武漢時期，每期印了7~8千部，轉重慶以後，每期印了5千部（注15），從38年5月創刊以來到第6卷第2期（40年5月15日刊）之間，沒有稿費，隻對完全依靠寫作過活的作家，才送微小的紙墨費。第6卷第3期以後，由文藝獎助金保管委員會幫助三分之二的稿費，這樣才決定向所有的撰稿者付千字6-12元的稿費。（在該雜誌第6卷第4期，登了魯迅夫人許景宋的〈民元前的魯迅先生〉以後，文協理事會決定給她千字200元的稿費。從這個標準看來，明顯看得出來給她怎樣破格的優待）。這稿費水平維持到第7卷第6期（42年6月15日刊），從第8卷第1期起提高到千字20-35元，可是物價的急劇上漲，使該雜誌不能預示搞費標準，跨進第9卷，雜誌的投稿規定裏也隻能寫“照文協規定稿費致酬”。44年11月的規定是千字300元。
這裏順便看看《抗戰文藝》每期價錢的變遷。
這樣看，原稿一千字的報酬能買幾本《抗戰文藝》呢。何況跟表一~表四比較的時候，聽得到作家痛苦的呻吟吧。
5
除了提高稿費、保障權益的運動以外，文協還竭盡全力進行了救助貧病作家的運動。這是文協在抗戰後期的特別要緊的運動。文協早在43年3月的五周年紀念大會上，決議救援貧病作家，到了44年7月~12月之間才高聲呼籲社會，展開了大規模的“募集援助貧病作家基金運動”。發起運動的動機，是“由於看到了若幹作家病不能醫，貧無所告，死不能葬的悲慘事實”（〈為宣布結束募集援助貧病作家基金運動公啟〉（注16））。正式發起這次運動的時候，文協“認為這個運動是為了測量而且加強文藝工作和社會人士的聯係”（同）。對運動，社會各處的廣泛人們，經過廣泛的方法，提供了遠遠超過預測的支援和合作。運動得到了極大的成果，證明了文協意圖之正確。
這一年，隨著日軍大陸打通作戰的進展，桂林、柳州也淪陷了。尤其是桂林，本來離戰火比較遠，一直過了平穩的時間，便形成為抗戰時期文化運動的一大基地，許多作家聚集過來從事文藝活動，文協分會也充滿生機極其活躍的。因此，突然的淪陷，迫使許多作家放棄生活基地，開始流亡生活。他們需要緊急救援。文協這時因為有了對運動的捐款，所以能夠及時救援那些流亡的作家。
響應文協，伸出合作之手的，是“有盡忠民族解放鬥爭的耆宿，有盟國的友人，有熱情的兒童，有勤苦的教師，有先進的工人，有輿論靈魂的新聞記者，有將赴戰場的忠勇將士，空軍人員，有清貧的公務員，從業員，有廣大的年青的文藝愛好者，有與作家同聲同氣的美術家，音樂家，科學家，戲劇工作者”（同）。合作的方法是“有的寫專論，有得出壁報，有的出特刊，有的舉行講演會，座談會，音樂會，展覽會，義賣，戲劇公演，”（同）。捐來的款“有的是從節約得來的，有的是從變賣用品得來的，有的是從減食得來的，甚至有的是從絕食得來的，”（同）。
有名的和無名的無數人們的捐款湊在一起，擴大了基金。這次的捐款，據趙景深，一共達到5~6百萬元（注17）。其中規模大的，可以從下麵的例子看其一端。
孫夫人（宋慶齡）開了兩夜救援貧病作家的舞會，捐了70多萬元（注18）。
文協成都分會舉行女畫家展，音樂會，戲劇公演，義賣繪畫得到100萬元（注19）。
小提琴家馬思聰在昆明舉行了3天演奏會，把所有的收入捐給了文協（注20）。
趙景深所說的款額，是整個抗戰時期的款額呢，還是44年後半的款額呢，是總額呢，還是為了救援支出的直接款項呢，這還不明白。可是，就是考慮由於通貨膨脹的價值減少，也還是龐大的款額。湊集的捐款，不問文協總會領受的，還是分會領受的，都一律委托於基金管理委員會的管理。關於基金的分配和運用，先由文協理事會決定，然後管理會執行了。管理委員，先選出老舍、孫伏園、華林這3名，接著加上茅盾、胡風、姚篷子、梅林、葉以群、王平林這6名，後來再加上馮乃超（注21）。
44年12月底，運動告了一段落的時候，已經為了救援，支出了基金總額的三分之一。救援的對象是從桂林、柳州隻身逃出，走到重慶一無所有的作家，沒有旅費還在貴陽、遵義一帶流浪的作家和劇團，苦於貧病的作家，去世的作家的遺屬，等等。剩餘的基金，除了繼續用於救援以外，都留下來做文協文藝事業的基金。運動結束後，總會和分會肯定分別在報刊上報告收支結算、受援作家的名單和金額，可惜筆者還沒有看過。得到廣泛人們的強有力的支援，文協和一個一個的作家“所感到的應該不僅僅是安慰和鼓舞，而且更是沉重的鞭策和深刻的警惕”（同），就是說，深深感到了更大的責任。
戰爭的被害者是數不盡的。拒絕被占領而流浪在異鄉的人，失家失父母而流浪街頭的人，饑餓犯病而死去的人，那無數的被害者沒有能夠得到救援，沒有力量申訴自己的苦境。作家因為擁有自己的組織文協，而且是拿筆為武器的戰士，所以能夠申訴苦境而得到支援。這次捐款支援作家的，一半是處在同樣的苦境而沒有申訴手段的人。窮困人們的捐款，或許不過是捐款總額的小小一部分，可是重要的不是款額的多少，而是救援運動能擴大到那麽廣泛，能得到窮苦人們的支援這事實。如果把那支援認為單單是對作家窮困生活的同情，那是很大的錯誤。應該理解為，人們除了同情以外，還對文藝界給以熱烈評價的，是文藝界的活動抓住人們的心的。
投身抗日戰爭的文藝界，在這時期，自己餓著肚子，或發起幾次出錢勞軍運動，或為前線士兵編製通俗讀物，或為民眾舉辦文藝講座，來進行了具體的服務活動。產生好多作品好多戲劇，不斷供應精神食糧，來安慰人們饑渴的心。文藝界對抗戰事業的貢獻極大。人們是以響應運動參加救援，來表現對於文藝界的信賴和衷心的支持的。
（早稻田大學《中國文學研究》第7期。1981年12月。日文。2008年11月稍微修改。中文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