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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成吉思汗祭祀與抗日戰爭
日本/神戶大學研究員
田中剛
前言
至今為止，有關抗日戰爭時期內蒙古曆史的研究，大多數是以國民政府、“偽滿洲國”、“蒙疆政權”等各自的勢力範圍為對象，分別研究他們各自的民族運動和民族政策。但是，蒙古族王公大臣與漢族地方政權以及日本占領的地域之間，圍繞蒙古族未來社會的構想卻經常有著各種交流與衝突。筆者著眼於各地域之間的交流與相互之間的關係，從這個角度來探討抗戰時期在內蒙古地區盛行的“成吉思汗祭祀”這一宗教儀式。就筆者所知，至今尚未有從該角度進行分析的研究。
本課題由以下兩部分組成。第一，介紹抗戰時期盛行的“成吉思汗祭祀”是在什麽樣的契機下，如何形成、開展的；第二，分析討論“成吉思汗祭祀”對於蒙古族民族主義的形成有什麽樣的意義，國民政府地區、中國共產黨的陝甘寧邊區、“蒙疆政權”地區分別是如何舉行祭奠儀式的，以及祭祀與當時的抗日民族主義有著怎樣的交叉等問題。
1.成吉思汗祭祀與內蒙古自治運動
1930年初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旗長德王是一位開明的王公，他得到了北平和南京蒙古族青年的支持，作為年輕的領導人展露了頭角。1933年7月、10月，德王等召集內蒙古西部的各旗王公大臣召開了自治會議。並向國民政府發出了要求“高度自治”的“自治通電”。其中在10月第2次發的“自治通電”的開頭，如此稱讚成吉思汗道：“我們蒙古族的祖先成吉思汗，他橫掃亞歐大陸，使其民眾臣服；他平定中原，使中華兒女生活安定、繁榮；他拓展了中國的版圖，開辟了曆史的新紀元；他為東亞民族增光，使東方成為世界文明之源。”
蒙古族王公大臣與國民政府之間，圍繞“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蒙政會）的設立，展開了交涉。1934年2月，在國民政府第397次中央政治會議上批準設立蒙政會。4月23日，蒙政會的成立典禮在綏遠省的百靈廟舉行。在開幕式之前，蒙古王公大臣們40人在會場後方的大殿裏祭祀成吉思汗的神靈。之後，在成吉思汗靈前舉辦的成立大會上，約300人的出席者向國民政府的兩旗、孫中山像、成吉思汗像行三鞠躬，然後宣讀了國民政府領袖孫中山的“遺囑”，蒙政會委員進行宣誓，接著是綏遠省政府代理致賀詞、蒙政會委員致答詞，最後進行了紀念留影。大會決定由雲王任蒙政會委員長、索王任副委員長、德王任秘書廳秘書長。從北平和南京來了許多蒙古族青年參加了成立典禮。這樣，把成吉思汗作為民族統一的象征加以利用的政治伎倆與自治運動的開展便一同被實踐起來。蒙古族青年們並非是支持王公大臣們，但是，王公大臣以成吉思汗的後裔自居，因此，蒙古族青年們就很難拒絕王公們的政治指導。
蒙政會的成立鼓舞了北平的蒙古族青年。1934年5月4日，在北平蒙藏學校舉行的“成吉思汗紀念大會”有數百人出席。會場掛的對聯上寫著“回顧成吉思汗橫掃亞歐大陸完成帝業的曆史”、“展望蒙古族青年主掌盟旗複興民族精神的未來”。青年們把蒙政會的成立與成吉思汗的偉業結合在一起，用“複興蒙古”來激勵自己。這次大會的主席富光亮主張：“青年要以發揮固有的勇武精神，複興墮落的蒙古為目標。”大會上，某學生發表了“畢業後也不與腐敗的王公大臣和蒙古族的政客們同流合汙”的演說。
在中國社會，成吉思汗長期以來都是“殘酷的殺戮者”的形象，而自治運動想要改變這種形象。一蒙古族青年如此主張：“身為成吉思汗子孫的我們應該繼承他的遺德，竭盡誠意紀念他，並宣傳他的偉大。同時駁斥對他的毒辣批判，為他恢複名譽也是我們的責任。”這其中也包含了對漢民族歧視少數民族為夷狄這一傳統觀念的批判。
1935年4月23日，時值成立1周年之際，蒙政會在百靈廟召開了第2次全體委員會議。這一天是陰曆3月21日，也就是成吉思汗祭祀中的春季大祭日。因此，在開會之前舉行了“成吉思汗誕生紀念典禮”。上午9點，蒙政會委員、職員、王公大臣們集聚在用蒙古包搭建的禮堂裏。典禮上，德王代表蒙政會向成吉思汗像獻上綢緞、一頭羊、酸奶、酒、水果等祭品，還演奏了蒙古音樂和吟誦了“成吉思汗紀念經”。德王是成吉思汗的直係親屬，他聲稱自己是“民族統一的象征”之後裔，而使其作為掌權者的正統性進一步強化。但是，德王自己最初並沒有想到要利用“成吉思汗的繼承者”這一身份，據德王的回憶，這是他周邊的人教唆的結果。
第2次全體委員會議是決定蒙政會活動計劃的一次重要會議。但是，出席會議的王公大臣和委員卻十分少，這是因為自治運動太過躁進改革使王公大臣們對它敬而遠之。28名委員中第一天集聚的委員隻有僅僅的十餘人而已。委員長雲王以生病為由缺席，副委員長之一的索王出席了會議，但另一名副委員長沙王缺席了，而沙王原本就連去年的蒙政會成立典禮也未曾出席。
當時沙王與蒙政會保持了一定的距離。他缺席第2次會議的理由是因為擔任了陰曆3月21日在鄂爾多斯“八白宮”舉行的春季成吉思汗大祭的主祭“濟農”。八白宮的意思是“由八個白色宮帳組成的祭殿”。當時，白宮被分散設置在鄂爾多斯地區的八個地方。在這些“白宮”裏供奉著成吉思汗和他的四個後妃以及他的馬具、弓箭等遺物。大祭分四季舉行四次。其中最重要的春季大祭是在伊克昭盟郡王旗所在地伊金霍洛的白宮舉行。濟農的職務由當時的伊克昭盟長（沙王）兼任。實際上主持祭祀的是“達爾扈特”這一約由500戶人組成的祭祀集團。對沙王來說，看來濟農的職務比蒙政會副委員長更重要。各盟旗的王公們也派代表參加了大祭。德王和雲王因為出席了蒙政會第2次會議，所以派了蒙政會參議巴各洞與胡圖仁嘎作為代理來參加大祭。從八白宮祭祀與蒙政會會議在同一天舉辦這一點可以明確看出，對於蒙政會，王公大臣們的反應並不是十分團結。
自從成立以來，在西公旗長的繼承和鴉片過境稅的征收等問題上，蒙政會與綏遠省政府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因為德王對綏遠省政府和支持綏遠省政府的國民政府十分不滿，所以他開始接近正在開展“內蒙工作”的關東軍。
一方麵，察覺到德王親日動向的國民政府製定了“將內蒙古分區自治”的計劃。當時在綏遠省十分有影響力的閻錫山深入參與了該計劃。“分區自治”的目的是想將隸屬蒙政會的盟旗分為察哈爾與綏遠二省，以此來封鎖德王的勢力。有關綏遠“分區”的設置地點，閻錫山主張設在舉行成吉思汗祭祀的白宮所在地伊金霍洛。國民政府同意了閻錫山的提案，決定由綏遠省管轄下的盟旗組成設立“綏遠省境內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綏境蒙政會）。1936年2月23日在歸綏（現在的呼和浩特）舉行了綏境蒙政會成立大會。該會的本部設立在伊金霍洛，委員長由沙王擔任，閻錫山被任命為綏境蒙古地方自治指導長官。
在1936年2月24日開始召開的綏境蒙政會第1次全體委員會議上，沙王提出了為了提倡民族精神和促進團結應該修繕八白宮的提案，此案被一致通過。關於濟農的職能，沙王談道：“從前濟農能號召全體蒙古人，但是清朝以後便隻能管理達爾扈特了，現在更是變成了隻能主持春季大祭而已。”1930年的春季大祭甚至隻剩下簡單的祭祀了。但是，隨著內蒙古局勢的緊張化，成吉思汗祭祀與其主祭“濟農”才被再次關注了起來。因為開展自治運動需要一個民族統一的象征。
1936年4月12日在伊金霍洛召開的成吉思汗祭祀春季大祭則越發熱鬧起來了。除了沙王與阿王（伊克昭盟副盟長）等綏境蒙政會委員，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代表黃夢熊、綏遠省政府兼綏蒙指導長官公署代表陳玉甲（中途換成趙錦彪）、“大公報”記者楊令德等也預定前來參拜。在大祭即將召開前，沙王還說道：“期待這次大祭能成為民國成立以來最大的祭典。”但是，參拜團一行在前往八白宮的途中遭遇黃河泛濫，被困在包頭一個多星期。當他們趕到伊金霍洛的時候，大祭已經在“濟農”（沙王）不在的情況下結束了。4月18日，在蒙古族官吏與民眾的恭迎下，沙王行三跪九叩之禮在八白宮舉行了“補祭”。
另一方麵，1936年2月10日，德王在蘇尼特右旗設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這是得到關東軍支援的一次政治行動。在蒙古軍的成立典禮上也采用了“成吉思汗大祭”的禮節，設立祭壇，在上麵懸掛用綢緞製成的成吉思汗像，聖像下麵下麵擺著羊9頭和其他一些供品。德王代表參拜者向聖像進行叩頭，並以成吉思汗第30代子孫的資格宣讀了“宣誓文”。5月12日，在德化成立了“蒙古軍政府”。“蒙古軍總司令部”和“蒙古軍政府”，都采用了鐵木真即位蒙古帝國成吉思汗的公元1206年為元年這一蒙古曆，同時發表聲明脫離中華民國。
1936年11月，在關東軍支援下，德王率領蒙古軍進攻綏遠省，這就是所謂的綏遠事件。傅作義的綏遠軍在全國支援運動的支持下進行反擊，潰敗了蒙古軍。德王失敗後轉移到德化企圖重建“蒙古軍政府”。
以1936年12月的西安事變為契機，國共兩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5月1日（陰曆3月1日），在歸綏舉行了“元太祖誕辰紀念大會”，綏境蒙政會委員榮祥任大會主任，榮祥算得上是作為沙王心腹的蒙古族地方長官。以綏遠省主席傅作義為首的國民政府及各軍的代表、各旗王公都出席了這次大會。大會由三大部分構成。在第一部分的“獻供儀式”上，阿王作為濟農向成吉思汗敬獻了供品；在第二部分的“紀念儀式”上，與會者齊唱國民黨黨歌和成吉思汗紀念歌，向國民黨黨旗與中國民國國旗、孫中山像、成吉思汗像行三鞠躬禮。然後，榮祥宣讀了孫中山的“遺囑”，匯報了會議內容。傅作義等出席者也發表了演說。；在第三部分的“跳神大會”上，由蒙古的僧侶在市內公園表演了舞蹈。
由上可以看到，德王等的“蒙古軍政府”，打著成吉思汗作為民族統一的幌子，實際上是開始了分離中國的“獨立”行動。對此，綏遠蒙政會也把成吉思汗放在了國民政府、國民黨、孫中山這些中國民族主義思想潮流的位置裏麵。成吉思汗不僅是蒙古族民族統一的象征，也是肩負統一中華民族這一重任的英雄之一。換言之，站在抗日的中國國民黨的立場和親日的蒙古族的立場上來看，成吉思汗這一象征的政治作用是正相反的。此外，沙王當時在北平，並沒有參加歸綏的“紀念大會”。
2.“蒙疆政權”的成吉思汗祭祀
1937年，盧溝橋事件爆發，關東軍發動察哈爾作戰，在張家口設立了“察南自治政府”（9月4日），在大同設立了“晉北自治政府”（10月15日）。德王的蒙古軍與關東軍共同作戰，於10月14日占領了歸綏。10月28日，成立了“蒙古聯盟自治政府”（以下簡稱“聯盟政府”），由雲王任政府主席、德王任副主席，由日本人任顧問執行“內部指導”。“成立宣言”是這樣說明的：“蒙古原本就擁有自己的土地、人民、組織，且擁有元朝這段光榮偉大的曆史。……遵照太祖成吉思汗保持的諸民族團結、一致合作的優良精神，即日，以蒙古固有的疆土為領域，成立蒙古聯盟自治政府。”這表示，“聯盟政府”也昭示著成吉思汗是正統權力的本源。並且，這個政府也決定采用成吉思汗紀元，這是從思想上脫離中華民國的做法。
1939年9月1日，解散、統合“察南”、“晉北”、“蒙古聯盟”三個自治政府，在張家口成立了“蒙古聯合自治政府”（以下簡稱“聯合政府”）。11月20日，“聯合政府”公布把元旦、政府成立紀念日（9月1日）、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國即位日（登基日、陰曆12月16日）作為“節慶日”。“蒙疆政權”統治下的人民都使用成吉思汗紀元的“年”“日”這種“時間”生活。
如果單從德王的政治生涯看，他是一個作為傀儡政權的首腦而主動配合日本的人物。德王想讓蒙古獨立的意圖被日軍巧妙的利用了。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一個悲劇人物。如果“漢奸”是指漢族的對日合作者的話，那麽德王就是“蒙奸”。
對於“蒙奸”德王來說，在日軍的壓製下，成吉思汗祭祀很難發揮其民族誌向。1940年1月24日，德王在“成吉思汗登基紀念典禮”上進行了訓示，他宣稱：“成吉思汗的偉業不僅是東亞諸民族，更是世界史上永恒的一大異彩。”同時強調自己作為“複興蒙古”領導者的政治立場。隻要把成吉思汗擺出來，德王就能堅持自己政治行動的公正性。
1941年，德王向日本方麵要求將“聯合政府”改組為“蒙古自治邦”。對德王來說，這是踏上“獨立建國”之路。日本方麵，以不能對外宣布作為條件下，同意了改名（1941年8月改名）。也就是說，“自治邦”是一個對外並不存在的國家。在掌握政府實權的日本人看來，這不過是換了塊牌子而已。但對德王和蒙古族的政治領導人來說，改“國名”意義重大。
1941年5月11日，在“成吉思汗誕辰典禮”上，德王宣布將“國名”改為“蒙古自治邦”，發布是在日本的指示下進行的。“改名”使蒙古族沉浸於夙願達成的喜悅中，對德王的信任度提高。次日5月12日的“政府弘報”公布，將成吉思汗誕辰日（陰曆4月16日）作為節慶日、成吉思汗忌辰日（陰曆7月12日）作為休息日。居住在“偽滿洲國”的蒙古族一直以來希望能將成吉思汗的誕辰日和駕崩日製定為“紀念日”的期待，在“蒙疆政權”的統治下被實現了。這是巧妙利用民族統一的象征，來安撫蒙古族的策略。筆者認為，日本人比蒙古族更善於利用這一點。而在“聯合政府”主管曆法的總務部長就是曾經在“偽滿洲國”擔任應付蒙古族要求製定“紀念日”這一工作的關口保。作為民族統一象征的成吉思汗，不但被“蒙奸”，也被日本帝國主義巧妙的利用了。
1941年5月12日的“政府弘報”公布，將“登基日”（即位紀念日）改為陰曆12月1日。針對登基日這個問題，從1939年左右開始就有所爭論，蒙古文化館的文都爾護主張陰曆12月1日說。他的根據是因為《青史演義》中有12月1日登基的記載。《青史演義》是內蒙古東部卓索圖盟的知識分子在1871年完成的，它是一部描述從蒙古的先祖傳說，經成吉思汗時代，到成吉思汗第三子窩闊台治世的作品，作為蒙古長篇小說的先驅著稱。這不是一部以史實為根據寫成的作品，而采用文都爾護的主張在形式上更改了“登基日”。
自古以來，蒙古社會就沒有在成吉思汗的誕生日、登基日和駕崩日舉行祭祀這種習慣。這作為將成吉思汗這一象征政治化工作的一環，是“蒙疆政權”新創的東西。祭祀儀式的程序包括對日本、蒙疆政權“兩國國旗”、成吉思汗像行最敬禮，訓示，三呼“日蒙萬歲”三項內容。這作為祭祀來說也太過於簡單，而且在紀念英雄成吉思汗之前還要向現實的支配者-日本人表達敬意。既然是祭祀自己的英雄，為何還要如此顧及日本人呢？
那麽，每年在鄂爾多斯地區舉行的春季八白宮祭祀（“成吉思汗大祭”）在日軍的占領下又會是怎樣的情況呢？紀念日有節慶日和僅是休息日的兩種。把“成吉思汗大祭”從休息日提升到節慶日是1944年的事。因為1940年的“大祭”與星期日重合，所以統治“蒙疆政權”的日本人決定不舉行特別的儀式。但是，德王等在當天突然改變決定，在政府內舉辦了儀式，這可能是對統治者-日本人的一種抵抗。
翌年，即1941年4月17日的“大祭”在首都厚和的政府大講堂舉行。其儀式程序是：首先，與會者向日蒙兩國國旗行最敬禮；然後，濟農德王向祭壇呈上香火蠟燭，副主席於品卿和政府最高顧問金井章次呈上綢緞，喇嘛朗誦“成吉思汗經文”；最後，全體向成吉思汗像行最敬禮。另外，在察南政廳舉行的“大祭”的儀式上，全體職員聚集在職員訓練所講堂，政廳長官陳玉銘發表講話，稱頌成吉思汗的人格和精神，號召學習他的精神努力奮鬥。盟旗各地的其他地方如宣化、豐鎮、薩拉齊等縣級的公署也舉行了“大祭”儀式。他們都動員了縣公署的職員和團體代表以及學生們參加。“成吉思汗大祭”也在“蒙疆政權”統治下的漢族集聚地舉行，可以想象這對漢族的民眾來說是件麻煩的活動。
以上簡述了1941年4月在各地舉行的“大祭”的情況。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儀式跟傳統的成吉思汗祭祀已經完全不一樣了，其中關鍵的就是有日本國旗與日本人顧問的存在。雖然從上文中僅知道有出席厚和“大祭”的金井章次，但應該是每個地區的“大祭”都必須在日本人顧問的監視下舉行。在慶祝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場合為何需要掛日本國旗和請日本人顧問呢？這給人傳達出一種表彰蒙古族民族統一的象征（成吉思汗）還必須在日本的的庇護（或是監督）下進行的信息。因此，1940年以來成吉思汗祭祀規模的擴大，實際上隻是形式化而已。這樣一來，舉行“大祭”與其說是對成吉思汗自發的崇拜行為，還不如說是為確認親日政權忠誠度而進行的政治試探。
曾經擔任八白宮祭祀工作的祭祀集團-達爾扈特，每年巡回蒙古各地，從蒙古王公處籌集祭祀費用。但是，據1939年大倉組的調查，達爾扈特的巡回在2、3年前已經中斷了。這一點在內蒙古東北部的烏珠穆沁右旗和浩齊特左旗的官員處得到了證實。因為內蒙古分裂成為戰場，導致擔任祭祀工作的達爾扈特集團無法籌措到開展宗教活動的資金。而由蒙古族自己舉行的成吉思汗祭祀也就這樣衰退了。
祭祀的形式化這一點，可以從對祭祀的意義完全不理解的人們舉行的祭祀中典型的看出來。例如，宣化縣公署的大祭主持者就把“大祭”理解成“成吉思汗祭祀關嶽典禮”，從字麵上解釋就是把成吉思汗祭祀與漢族對其英雄關帝和嶽飛的尊崇用同一儀式舉辦起來了，這是對蒙古族民族精神和漢族道教信仰的混同。對於各地的蒙奸與漢奸來說，實施“大祭”這件事很重要，而讓民眾理解“大祭”的意義並不重要。但是這對祭祀的倡導者來說就是件令人頭疼的事了。
讓民眾理解“成吉思汗大祭”的意義是件很重要的事，擔任這個工作的是蒙古教育會。“大祭”於1942年5月5日舉行。從1942年4月31日到5月4日，該會在各都市依次開辦“成吉思汗精神發揚大會”。“發揚大會”的講師陶克托胡、包崇新、薩音托布、巴德露湖，超科巴圖爾（漢名陳紹武）等，全都是30歲左右的蒙古族傑出青年官員。他們宣傳成吉思汗對世界人類做出的貢獻、號召發揚成吉思汗的精神。在張家口進行演講的超科巴圖爾向人們說明了“大祭”的由來：“宿敵汪罕誘惑青年鐵木真參加酒宴企圖謀殺他，這被鐵木真的部下察覺，他才能幸免於難，這一天是陰曆3月21日。”
但是，此時在民間具有宗教權威的祭祀集團達爾扈特已經衰退了，取而代之的這些擔任世俗權力的蒙古族青年官員們的說教，又有多少傳達到民眾心裏麵去了呢？筆者認為要使民族精神傳播、紮根，這對於在異民族（日本人）的掌控下生存的世俗權力來說，是很難辦到的。
1942年3月，“蒙古自治邦”製定“春丁祀孔辦法”，張家口市的春丁祀孔由“自治邦”直接舉辦。3月25日，在張家口市內的孔子廟舉行的祭祀由德王任主祭官。本來屬於漢族祭祀的孔子祭祀由成吉思汗祭祀的主持者舉行，站在蒙古族的立場上看，德王的這種行為是對漢族文化的掌管、監督，是件大快人心的事；站在漢族的立場上看，這是對自己民族文化象征的一種掠奪；在統治“蒙疆政權”的日本人看來，這是蒙、漢合一（蒙漢親善），是件喜事。但是，這並不是把孔子祭祀提高到與成吉思汗祭祀一樣的“國家祭祀”的地位，而事實上是把成吉思汗祭祀降到與民間傳統祭祀的孔子祭祀一樣的地位。在“蒙疆政權”的統治下，與同時期的孔子誕生祭一樣，釋迦牟尼誕生祭、神農祭、聖紀節（伊斯蘭教的穆罕默德誕生祭）等民間祭祀也興盛起來。從當初由政府代表主持這個意義上來說，成吉思汗祭祀被擺在了“國家祭祀”的位置上。但是，隨著其它民間祭祀的傳播，這個祭祀也降低成民間祭祀的一種了。換言之，就是通過祭祀幾個聖人和英雄，使成吉思汗祭祀的意義淡化。利用民族統一的象征，迎合被統治民族的需要，這正是殖民統治者的高明之處。但是，成吉思汗崇拜的象征（八白宮）已經轉移到國民政府的統治地域了（後述）。1944年10月，“蒙疆政權”和“偽滿洲國”統治下的蒙古族，在“偽滿洲國”的王爺廟重新建造了成吉思汗廟。
3.鄂爾多斯八白宮向甘肅省的遷移
抗戰初期，傅作義作戰於以山西省作為主要戰場的第2戰區。之後，1939年2月，他作為綏遠省政府主席兼第8戰區副司令長官進駐省西部河套地區的五原，開始以河套地區為地盤重建政府和軍隊。前線的鄂爾多斯地區駐紮有國民黨係部隊2萬人。另外，1938年3月，綏境蒙古地方自治指導長官公署在陝西省榆林重建，5月，紮薩克旗在綏境蒙政會重建。
沙王被選為國民政府委員，在1939年2月至4月這段時間，他一直呆在重慶，與蔣介石、林森、吳忠信（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等商討有關綏蒙政務的問題。此時，沙王通過蒙藏委員會向國防最高委員會提出請求將八白宮遷移到腹地的建議。其內容是：為了改革蒙古族的觀念、保護祖先、防止敵人的利用，應該將八白宮遷往腹地。沙王認為，遷移到青海省的蒙古族聚居地最合適，因為當地的蒙古族是成吉思汗長男術赤的後裔。
4月1日，在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第3次常務會議上，製定了“成吉思汗靈櫬遷移辦法”，同意轉移八白宮。“辦法”選定甘肅榆中縣的興隆山為當前的轉移地。沙王、圖王（1938年就任濟農）、傅作義、榮祥等7人任出殯祭祀官，其中沙王任出殯主祭官。
6月9日，舉行了“出殯祭”，10日，八白宮從伊金霍洛出發。此時被運出的“神體”有成吉思汗、皇後及第二夫人3人的“靈柩”和成吉思汗的矛，作為祭殿的宮帳則被留在了原地。15日，八白宮翻過長城到達榆林，之後轉乘汽車繼續南下。
遷移途中要路過延安，1939年6月18日，延安方麵設立迎靈辦事處，進行“奉迎”的準備。6月21日，八白宮抵達延安，有將近1萬人出迎。接著在延安特色的靈堂中舉行了祭祀。靈堂中央掛著“世界之巨人”的橫額，左右兩邊掛著“蒙漢兩大民族更加親密團結”、“繼承成吉思汗精神堅持抗爭到底”的標語。任主祭的中共元老謝覺哉向“靈柩”敬禮，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人獻上了花圈，接著邊區政府秘書長曹力如宣讀祭文，最後全體會眾參拜了“靈柩”。6月22日，八白宮由延安出發，經過西安，於7月1日，安置在了榆中縣興隆山。
遷到興隆山的八白宮由成吉思汗陵寢辦事處管理，同行轉移過來的祭祀集團達爾扈特與喇嘛常駐該地舉行祭祀。此後，由國民政府支給達爾扈特薪金，祭祀費用也由國民政府負擔。
國民政府要員也有前往興隆山參拜，如於右任於1941年9月、蔣經國於1943年6月，西北建設考察團於1943年7月前往參拜。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也於1941年11月3日派吳忠信為代表前往舉行祭祀。如上所述，興隆山的成吉思汗祭祀在財政上有了國家的保證，而祭祀仍由達爾扈特集團和喇嘛僧侶主持，換言之就是“隻出錢、不幹涉”的方針。偶爾也有國民政府要員去參拜，對成吉思汗既不重視，也不無視、否定。
八白宮的遷移導致鄂爾多斯地方人心不穩。1940年4月，沙王將遷到興隆山的“成吉思汗之矛”複製了一份送到了鄂爾多斯。1940年是十三年一度的“神矛（蘇勒德）祭祀”之年，這一年在伊金霍洛舉行的春季大祭盛況空前。
4.中國共產黨的成吉思汗祭祀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1939年6月下旬八白宮途經延安這一事件意義重大。1939年初，中共設立了西北工作委員會（書記張聞天、秘書長李維漢），專門針對蒙古族和回族開展調查研究、政治立案，正式開始了對少數民族的工作。而正當此時八白宮途經延安。本來陝甘寧邊區北邊就住著許多蒙古族。贏得蒙古族政治上的支持對於動員其民眾抗日和政權的安定來說都是不可缺少的。1940年3月31日，聚集蒙古族人士在延安成立了蒙古文化促進會（會長吳玉章）。當天的集會決定早日建立成吉思汗紀念堂和蒙古文化陳列館。半個月後的4月16日，蒙古文化促進會召開座談會與來訪延安的達爾扈特進行了座談。為了將“神矛”的複製品從興隆山送往在伊金霍洛舉行的“春季大祭”，達爾扈特在運送途中在延安停留了下。翌日17號，延安各界代表與達爾扈特一起舉行了“成吉思汗公祭”。從此之後，延安也與八白宮祭祀一起舉行紀念祭。
1940年7月24日（陰曆6月20日）是八白宮夏季大祭的日子。在同一天，延安方麵與“成吉思汗紀念大會”一起舉行了成吉思汗紀念堂和蒙古文化陳列館的落成式。儀式的情況與“蒙疆政權”地區、國民政府地區有很大的差異。在大會會場的成吉思汗紀念堂擺放著成吉思汗的石膏像，另外，在主席台上並列掛著成吉思汗聖像與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像。大會主席高自立發表了開會宣言、吳玉章作了大會報告。之後，向成吉思汗聖像呈獻了香火與祭文。
大會上，中共領導人之一的王明針對“紀念成吉思汗的意義”作了如下演說：第一，由於長久以來的“大漢族主義”狹隘思想的影響，成吉思汗的偉大事跡被忽視、輕蔑了。我們必須繼承各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第二，過去國內各民族間的鬥爭隻是兄弟間的摩擦、衝突，我們應當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第三，成吉思汗是統一蒙古，反抗外來民族侵略的偉大民族主義革命者，他反抗被征服各國的封建統治階級，把財物分發給貧苦民眾。我們應當學習他的精神，奪得中華民族的解放和亞洲各民族的解放。
從把蒙古人民像牛馬一樣奴役的日本人統治的“蒙疆政權”處，成吉思汗聽到的都是一些表麵上歌功頌德的話；在國民政府處，他被擺在與漢族共和主義者孫中山同等的位置；而在延安，成吉思汗被擺在與民族共產主義者毛澤東、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馬克思同等的位置，聽到的是號召“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話。無論哪方麵都把成吉思汗擺在了他完全沒有預料過的位置。話雖如此，在筆者看來，對他來說，還是延安方麵的用意是最好的。
不過，王明對他的稱讚也有點過頭了。不管怎麽說，曆史上的成吉思汗是一個轉戰中亞、西亞各地，掠奪各個國家、殺戮各族人民的人物。“民族主義革命者”這一評價要是被躺在棺材裏的成吉思汗聽到了，他恐怕也會覺得惶恐吧。另外，把民族間的鬥爭說成“兄弟間的摩擦、衝突”也帶點漢民族自說自話的意味。王明演講的目的是希望通過把成吉思汗作為蒙古族的民族主義者代表，來動員其後裔們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解放中華民族”。
1941年4月17日（陰曆3月21日），在延安也舉行了“成吉思汗紀念大會”。這次大會不僅接待了阿拉騰劄布、烏勒圖那索圖等蒙民代表，還接待了藏族、回族、苗族等少數民族代表。換言之，這次大會不僅聚集了同樣信仰喇嘛教的藏族，也聚集了信仰其它宗教的民族，成吉思汗祭祀把“中華民族的大家庭”全體都動員起來了。這對蒙古族來說，這是一次十分榮耀的祭典。在大會上，阿拉騰劄布發表了如下演說：“日寇表麵上讚美成吉思汗，實際上在欺辱蒙古族人民；國民黨也讚美成吉思汗，但也總是壓迫蒙古族，在某些地方甚至打出了抗日滅蒙的標語；言行一致、真正尊重成吉思汗和蒙古族的，隻有中國共產黨而已。”中共的少數民族工作開始於1939年初，日子還很短，但是從這個演說可以看出，其對少數民族的工作已經在蒙古族中取得了共鳴者。
1944年4月13日的“成吉思汗紀念大會”上，代表建國後的蒙古族共產主義者烏蘭夫針對“蒙古族的任務”主張道：“作為成吉思汗子孫的我們，要繼承、發揚他的尚武精神，為了蒙古族和中華民族的解放，堅持與日本侵略者鬥爭到底。”通過多次舉辦成吉思汗祭祀，在陝甘寧邊區，蒙古族融入到了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這一點，可以不斷從王明、阿拉騰劄布、烏蘭夫的說話中認識到。
結語
抗戰時期，“蒙疆政權”、國民政府地區、陝甘寧邊區各個地域的“蒙古族”都被要求成為“成吉思汗的子孫”。如果是“蒙古族”，就要祭拜成吉思汗、學習他的精神。換言之，就是通過進行成吉思汗祭祀這一實踐，來創造新的民族傳統。蒙古族的當權者，通過讓自己和民眾親近成吉思汗這一民族統一的象征，來加入國家這個“想象的共同體”。而這一象征的目標有“日蒙親善”、孫中山的中華民國及毛澤東的抗日民族主義。成吉思汗祭祀無論在哪個地域，都不可能隻是自然發生的宗教儀式、信仰行為。為政者、當權者都非常主動地號召其翼下的民眾去參加民族傳統的曆史儀式。因此，祭祀活動擴大了，但民眾有沒有獲得“作為蒙古族的民族覺醒”這並不清楚。而贏得了民眾的政權，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談點後話，內蒙古在1954年將八白宮遷回了伊金霍洛。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56年廢除了宮帳的祭殿，新建了固定的成吉思汗陵。從1958年開始祭祀被中斷，到1980年初又恢複了。
最後談談本文遺留下的課題。抗戰時期的成吉思汗祭祀究竟多大程度的取得了民心？這一最重要的問題仍未解決。在鄂爾多斯地方活動的祭祀集團達爾扈特的實際情況尚未闡明。關於祭祀活動的財政問題也尚未考察。對於留下的課題，以後再作考察。
田中剛
前言
至今為止，有關抗日戰爭時期內蒙古曆史的研究，大多數是以國民政府、“偽滿洲國”、“蒙疆政權”等各自的勢力範圍為對象，分別研究他們各自的民族運動和民族政策。但是，蒙古族王公大臣與漢族地方政權以及日本占領的地域之間，圍繞蒙古族未來社會的構想卻經常有著各種交流與衝突。筆者著眼於各地域之間的交流與相互之間的關係，從這個角度來探討抗戰時期在內蒙古地區盛行的“成吉思汗祭祀”這一宗教儀式。就筆者所知，至今尚未有從該角度進行分析的研究。
本課題由以下兩部分組成。第一，介紹抗戰時期盛行的“成吉思汗祭祀”是在什麽樣的契機下，如何形成、開展的；第二，分析討論“成吉思汗祭祀”對於蒙古族民族主義的形成有什麽樣的意義，國民政府地區、中國共產黨的陝甘寧邊區、“蒙疆政權”地區分別是如何舉行祭奠儀式的，以及祭祀與當時的抗日民族主義有著怎樣的交叉等問題。
1.成吉思汗祭祀與內蒙古自治運動
1930年初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旗長德王是一位開明的王公，他得到了北平和南京蒙古族青年的支持，作為年輕的領導人展露了頭角。1933年7月、10月，德王等召集內蒙古西部的各旗王公大臣召開了自治會議。並向國民政府發出了要求“高度自治”的“自治通電”。其中在10月第2次發的“自治通電”的開頭，如此稱讚成吉思汗道：“我們蒙古族的祖先成吉思汗，他橫掃亞歐大陸，使其民眾臣服；他平定中原，使中華兒女生活安定、繁榮；他拓展了中國的版圖，開辟了曆史的新紀元；他為東亞民族增光，使東方成為世界文明之源。”
蒙古族王公大臣與國民政府之間，圍繞“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蒙政會）的設立，展開了交涉。1934年2月，在國民政府第397次中央政治會議上批準設立蒙政會。4月23日，蒙政會的成立典禮在綏遠省的百靈廟舉行。在開幕式之前，蒙古王公大臣們40人在會場後方的大殿裏祭祀成吉思汗的神靈。之後，在成吉思汗靈前舉辦的成立大會上，約300人的出席者向國民政府的兩旗、孫中山像、成吉思汗像行三鞠躬，然後宣讀了國民政府領袖孫中山的“遺囑”，蒙政會委員進行宣誓，接著是綏遠省政府代理致賀詞、蒙政會委員致答詞，最後進行了紀念留影。大會決定由雲王任蒙政會委員長、索王任副委員長、德王任秘書廳秘書長。從北平和南京來了許多蒙古族青年參加了成立典禮。這樣，把成吉思汗作為民族統一的象征加以利用的政治伎倆與自治運動的開展便一同被實踐起來。蒙古族青年們並非是支持王公大臣們，但是，王公大臣以成吉思汗的後裔自居，因此，蒙古族青年們就很難拒絕王公們的政治指導。
蒙政會的成立鼓舞了北平的蒙古族青年。1934年5月4日，在北平蒙藏學校舉行的“成吉思汗紀念大會”有數百人出席。會場掛的對聯上寫著“回顧成吉思汗橫掃亞歐大陸完成帝業的曆史”、“展望蒙古族青年主掌盟旗複興民族精神的未來”。青年們把蒙政會的成立與成吉思汗的偉業結合在一起，用“複興蒙古”來激勵自己。這次大會的主席富光亮主張：“青年要以發揮固有的勇武精神，複興墮落的蒙古為目標。”大會上，某學生發表了“畢業後也不與腐敗的王公大臣和蒙古族的政客們同流合汙”的演說。
在中國社會，成吉思汗長期以來都是“殘酷的殺戮者”的形象，而自治運動想要改變這種形象。一蒙古族青年如此主張：“身為成吉思汗子孫的我們應該繼承他的遺德，竭盡誠意紀念他，並宣傳他的偉大。同時駁斥對他的毒辣批判，為他恢複名譽也是我們的責任。”這其中也包含了對漢民族歧視少數民族為夷狄這一傳統觀念的批判。
1935年4月23日，時值成立1周年之際，蒙政會在百靈廟召開了第2次全體委員會議。這一天是陰曆3月21日，也就是成吉思汗祭祀中的春季大祭日。因此，在開會之前舉行了“成吉思汗誕生紀念典禮”。上午9點，蒙政會委員、職員、王公大臣們集聚在用蒙古包搭建的禮堂裏。典禮上，德王代表蒙政會向成吉思汗像獻上綢緞、一頭羊、酸奶、酒、水果等祭品，還演奏了蒙古音樂和吟誦了“成吉思汗紀念經”。德王是成吉思汗的直係親屬，他聲稱自己是“民族統一的象征”之後裔，而使其作為掌權者的正統性進一步強化。但是，德王自己最初並沒有想到要利用“成吉思汗的繼承者”這一身份，據德王的回憶，這是他周邊的人教唆的結果。
第2次全體委員會議是決定蒙政會活動計劃的一次重要會議。但是，出席會議的王公大臣和委員卻十分少，這是因為自治運動太過躁進改革使王公大臣們對它敬而遠之。28名委員中第一天集聚的委員隻有僅僅的十餘人而已。委員長雲王以生病為由缺席，副委員長之一的索王出席了會議，但另一名副委員長沙王缺席了，而沙王原本就連去年的蒙政會成立典禮也未曾出席。
當時沙王與蒙政會保持了一定的距離。他缺席第2次會議的理由是因為擔任了陰曆3月21日在鄂爾多斯“八白宮”舉行的春季成吉思汗大祭的主祭“濟農”。八白宮的意思是“由八個白色宮帳組成的祭殿”。當時，白宮被分散設置在鄂爾多斯地區的八個地方。在這些“白宮”裏供奉著成吉思汗和他的四個後妃以及他的馬具、弓箭等遺物。大祭分四季舉行四次。其中最重要的春季大祭是在伊克昭盟郡王旗所在地伊金霍洛的白宮舉行。濟農的職務由當時的伊克昭盟長（沙王）兼任。實際上主持祭祀的是“達爾扈特”這一約由500戶人組成的祭祀集團。對沙王來說，看來濟農的職務比蒙政會副委員長更重要。各盟旗的王公們也派代表參加了大祭。德王和雲王因為出席了蒙政會第2次會議，所以派了蒙政會參議巴各洞與胡圖仁嘎作為代理來參加大祭。從八白宮祭祀與蒙政會會議在同一天舉辦這一點可以明確看出，對於蒙政會，王公大臣們的反應並不是十分團結。
自從成立以來，在西公旗長的繼承和鴉片過境稅的征收等問題上，蒙政會與綏遠省政府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因為德王對綏遠省政府和支持綏遠省政府的國民政府十分不滿，所以他開始接近正在開展“內蒙工作”的關東軍。
一方麵，察覺到德王親日動向的國民政府製定了“將內蒙古分區自治”的計劃。當時在綏遠省十分有影響力的閻錫山深入參與了該計劃。“分區自治”的目的是想將隸屬蒙政會的盟旗分為察哈爾與綏遠二省，以此來封鎖德王的勢力。有關綏遠“分區”的設置地點，閻錫山主張設在舉行成吉思汗祭祀的白宮所在地伊金霍洛。國民政府同意了閻錫山的提案，決定由綏遠省管轄下的盟旗組成設立“綏遠省境內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綏境蒙政會）。1936年2月23日在歸綏（現在的呼和浩特）舉行了綏境蒙政會成立大會。該會的本部設立在伊金霍洛，委員長由沙王擔任，閻錫山被任命為綏境蒙古地方自治指導長官。
在1936年2月24日開始召開的綏境蒙政會第1次全體委員會議上，沙王提出了為了提倡民族精神和促進團結應該修繕八白宮的提案，此案被一致通過。關於濟農的職能，沙王談道：“從前濟農能號召全體蒙古人，但是清朝以後便隻能管理達爾扈特了，現在更是變成了隻能主持春季大祭而已。”1930年的春季大祭甚至隻剩下簡單的祭祀了。但是，隨著內蒙古局勢的緊張化，成吉思汗祭祀與其主祭“濟農”才被再次關注了起來。因為開展自治運動需要一個民族統一的象征。
1936年4月12日在伊金霍洛召開的成吉思汗祭祀春季大祭則越發熱鬧起來了。除了沙王與阿王（伊克昭盟副盟長）等綏境蒙政會委員，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代表黃夢熊、綏遠省政府兼綏蒙指導長官公署代表陳玉甲（中途換成趙錦彪）、“大公報”記者楊令德等也預定前來參拜。在大祭即將召開前，沙王還說道：“期待這次大祭能成為民國成立以來最大的祭典。”但是，參拜團一行在前往八白宮的途中遭遇黃河泛濫，被困在包頭一個多星期。當他們趕到伊金霍洛的時候，大祭已經在“濟農”（沙王）不在的情況下結束了。4月18日，在蒙古族官吏與民眾的恭迎下，沙王行三跪九叩之禮在八白宮舉行了“補祭”。
另一方麵，1936年2月10日，德王在蘇尼特右旗設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這是得到關東軍支援的一次政治行動。在蒙古軍的成立典禮上也采用了“成吉思汗大祭”的禮節，設立祭壇，在上麵懸掛用綢緞製成的成吉思汗像，聖像下麵下麵擺著羊9頭和其他一些供品。德王代表參拜者向聖像進行叩頭，並以成吉思汗第30代子孫的資格宣讀了“宣誓文”。5月12日，在德化成立了“蒙古軍政府”。“蒙古軍總司令部”和“蒙古軍政府”，都采用了鐵木真即位蒙古帝國成吉思汗的公元1206年為元年這一蒙古曆，同時發表聲明脫離中華民國。
1936年11月，在關東軍支援下，德王率領蒙古軍進攻綏遠省，這就是所謂的綏遠事件。傅作義的綏遠軍在全國支援運動的支持下進行反擊，潰敗了蒙古軍。德王失敗後轉移到德化企圖重建“蒙古軍政府”。
以1936年12月的西安事變為契機，國共兩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5月1日（陰曆3月1日），在歸綏舉行了“元太祖誕辰紀念大會”，綏境蒙政會委員榮祥任大會主任，榮祥算得上是作為沙王心腹的蒙古族地方長官。以綏遠省主席傅作義為首的國民政府及各軍的代表、各旗王公都出席了這次大會。大會由三大部分構成。在第一部分的“獻供儀式”上，阿王作為濟農向成吉思汗敬獻了供品；在第二部分的“紀念儀式”上，與會者齊唱國民黨黨歌和成吉思汗紀念歌，向國民黨黨旗與中國民國國旗、孫中山像、成吉思汗像行三鞠躬禮。然後，榮祥宣讀了孫中山的“遺囑”，匯報了會議內容。傅作義等出席者也發表了演說。；在第三部分的“跳神大會”上，由蒙古的僧侶在市內公園表演了舞蹈。
由上可以看到，德王等的“蒙古軍政府”，打著成吉思汗作為民族統一的幌子，實際上是開始了分離中國的“獨立”行動。對此，綏遠蒙政會也把成吉思汗放在了國民政府、國民黨、孫中山這些中國民族主義思想潮流的位置裏麵。成吉思汗不僅是蒙古族民族統一的象征，也是肩負統一中華民族這一重任的英雄之一。換言之，站在抗日的中國國民黨的立場和親日的蒙古族的立場上來看，成吉思汗這一象征的政治作用是正相反的。此外，沙王當時在北平，並沒有參加歸綏的“紀念大會”。
2.“蒙疆政權”的成吉思汗祭祀
1937年，盧溝橋事件爆發，關東軍發動察哈爾作戰，在張家口設立了“察南自治政府”（9月4日），在大同設立了“晉北自治政府”（10月15日）。德王的蒙古軍與關東軍共同作戰，於10月14日占領了歸綏。10月28日，成立了“蒙古聯盟自治政府”（以下簡稱“聯盟政府”），由雲王任政府主席、德王任副主席，由日本人任顧問執行“內部指導”。“成立宣言”是這樣說明的：“蒙古原本就擁有自己的土地、人民、組織，且擁有元朝這段光榮偉大的曆史。……遵照太祖成吉思汗保持的諸民族團結、一致合作的優良精神，即日，以蒙古固有的疆土為領域，成立蒙古聯盟自治政府。”這表示，“聯盟政府”也昭示著成吉思汗是正統權力的本源。並且，這個政府也決定采用成吉思汗紀元，這是從思想上脫離中華民國的做法。
1939年9月1日，解散、統合“察南”、“晉北”、“蒙古聯盟”三個自治政府，在張家口成立了“蒙古聯合自治政府”（以下簡稱“聯合政府”）。11月20日，“聯合政府”公布把元旦、政府成立紀念日（9月1日）、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國即位日（登基日、陰曆12月16日）作為“節慶日”。“蒙疆政權”統治下的人民都使用成吉思汗紀元的“年”“日”這種“時間”生活。
如果單從德王的政治生涯看，他是一個作為傀儡政權的首腦而主動配合日本的人物。德王想讓蒙古獨立的意圖被日軍巧妙的利用了。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一個悲劇人物。如果“漢奸”是指漢族的對日合作者的話，那麽德王就是“蒙奸”。
對於“蒙奸”德王來說，在日軍的壓製下，成吉思汗祭祀很難發揮其民族誌向。1940年1月24日，德王在“成吉思汗登基紀念典禮”上進行了訓示，他宣稱：“成吉思汗的偉業不僅是東亞諸民族，更是世界史上永恒的一大異彩。”同時強調自己作為“複興蒙古”領導者的政治立場。隻要把成吉思汗擺出來，德王就能堅持自己政治行動的公正性。
1941年，德王向日本方麵要求將“聯合政府”改組為“蒙古自治邦”。對德王來說，這是踏上“獨立建國”之路。日本方麵，以不能對外宣布作為條件下，同意了改名（1941年8月改名）。也就是說，“自治邦”是一個對外並不存在的國家。在掌握政府實權的日本人看來，這不過是換了塊牌子而已。但對德王和蒙古族的政治領導人來說，改“國名”意義重大。
1941年5月11日，在“成吉思汗誕辰典禮”上，德王宣布將“國名”改為“蒙古自治邦”，發布是在日本的指示下進行的。“改名”使蒙古族沉浸於夙願達成的喜悅中，對德王的信任度提高。次日5月12日的“政府弘報”公布，將成吉思汗誕辰日（陰曆4月16日）作為節慶日、成吉思汗忌辰日（陰曆7月12日）作為休息日。居住在“偽滿洲國”的蒙古族一直以來希望能將成吉思汗的誕辰日和駕崩日製定為“紀念日”的期待，在“蒙疆政權”的統治下被實現了。這是巧妙利用民族統一的象征，來安撫蒙古族的策略。筆者認為，日本人比蒙古族更善於利用這一點。而在“聯合政府”主管曆法的總務部長就是曾經在“偽滿洲國”擔任應付蒙古族要求製定“紀念日”這一工作的關口保。作為民族統一象征的成吉思汗，不但被“蒙奸”，也被日本帝國主義巧妙的利用了。
1941年5月12日的“政府弘報”公布，將“登基日”（即位紀念日）改為陰曆12月1日。針對登基日這個問題，從1939年左右開始就有所爭論，蒙古文化館的文都爾護主張陰曆12月1日說。他的根據是因為《青史演義》中有12月1日登基的記載。《青史演義》是內蒙古東部卓索圖盟的知識分子在1871年完成的，它是一部描述從蒙古的先祖傳說，經成吉思汗時代，到成吉思汗第三子窩闊台治世的作品，作為蒙古長篇小說的先驅著稱。這不是一部以史實為根據寫成的作品，而采用文都爾護的主張在形式上更改了“登基日”。
自古以來，蒙古社會就沒有在成吉思汗的誕生日、登基日和駕崩日舉行祭祀這種習慣。這作為將成吉思汗這一象征政治化工作的一環，是“蒙疆政權”新創的東西。祭祀儀式的程序包括對日本、蒙疆政權“兩國國旗”、成吉思汗像行最敬禮，訓示，三呼“日蒙萬歲”三項內容。這作為祭祀來說也太過於簡單，而且在紀念英雄成吉思汗之前還要向現實的支配者-日本人表達敬意。既然是祭祀自己的英雄，為何還要如此顧及日本人呢？
那麽，每年在鄂爾多斯地區舉行的春季八白宮祭祀（“成吉思汗大祭”）在日軍的占領下又會是怎樣的情況呢？紀念日有節慶日和僅是休息日的兩種。把“成吉思汗大祭”從休息日提升到節慶日是1944年的事。因為1940年的“大祭”與星期日重合，所以統治“蒙疆政權”的日本人決定不舉行特別的儀式。但是，德王等在當天突然改變決定，在政府內舉辦了儀式，這可能是對統治者-日本人的一種抵抗。
翌年，即1941年4月17日的“大祭”在首都厚和的政府大講堂舉行。其儀式程序是：首先，與會者向日蒙兩國國旗行最敬禮；然後，濟農德王向祭壇呈上香火蠟燭，副主席於品卿和政府最高顧問金井章次呈上綢緞，喇嘛朗誦“成吉思汗經文”；最後，全體向成吉思汗像行最敬禮。另外，在察南政廳舉行的“大祭”的儀式上，全體職員聚集在職員訓練所講堂，政廳長官陳玉銘發表講話，稱頌成吉思汗的人格和精神，號召學習他的精神努力奮鬥。盟旗各地的其他地方如宣化、豐鎮、薩拉齊等縣級的公署也舉行了“大祭”儀式。他們都動員了縣公署的職員和團體代表以及學生們參加。“成吉思汗大祭”也在“蒙疆政權”統治下的漢族集聚地舉行，可以想象這對漢族的民眾來說是件麻煩的活動。
以上簡述了1941年4月在各地舉行的“大祭”的情況。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儀式跟傳統的成吉思汗祭祀已經完全不一樣了，其中關鍵的就是有日本國旗與日本人顧問的存在。雖然從上文中僅知道有出席厚和“大祭”的金井章次，但應該是每個地區的“大祭”都必須在日本人顧問的監視下舉行。在慶祝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場合為何需要掛日本國旗和請日本人顧問呢？這給人傳達出一種表彰蒙古族民族統一的象征（成吉思汗）還必須在日本的的庇護（或是監督）下進行的信息。因此，1940年以來成吉思汗祭祀規模的擴大，實際上隻是形式化而已。這樣一來，舉行“大祭”與其說是對成吉思汗自發的崇拜行為，還不如說是為確認親日政權忠誠度而進行的政治試探。
曾經擔任八白宮祭祀工作的祭祀集團-達爾扈特，每年巡回蒙古各地，從蒙古王公處籌集祭祀費用。但是，據1939年大倉組的調查，達爾扈特的巡回在2、3年前已經中斷了。這一點在內蒙古東北部的烏珠穆沁右旗和浩齊特左旗的官員處得到了證實。因為內蒙古分裂成為戰場，導致擔任祭祀工作的達爾扈特集團無法籌措到開展宗教活動的資金。而由蒙古族自己舉行的成吉思汗祭祀也就這樣衰退了。
祭祀的形式化這一點，可以從對祭祀的意義完全不理解的人們舉行的祭祀中典型的看出來。例如，宣化縣公署的大祭主持者就把“大祭”理解成“成吉思汗祭祀關嶽典禮”，從字麵上解釋就是把成吉思汗祭祀與漢族對其英雄關帝和嶽飛的尊崇用同一儀式舉辦起來了，這是對蒙古族民族精神和漢族道教信仰的混同。對於各地的蒙奸與漢奸來說，實施“大祭”這件事很重要，而讓民眾理解“大祭”的意義並不重要。但是這對祭祀的倡導者來說就是件令人頭疼的事了。
讓民眾理解“成吉思汗大祭”的意義是件很重要的事，擔任這個工作的是蒙古教育會。“大祭”於1942年5月5日舉行。從1942年4月31日到5月4日，該會在各都市依次開辦“成吉思汗精神發揚大會”。“發揚大會”的講師陶克托胡、包崇新、薩音托布、巴德露湖，超科巴圖爾（漢名陳紹武）等，全都是30歲左右的蒙古族傑出青年官員。他們宣傳成吉思汗對世界人類做出的貢獻、號召發揚成吉思汗的精神。在張家口進行演講的超科巴圖爾向人們說明了“大祭”的由來：“宿敵汪罕誘惑青年鐵木真參加酒宴企圖謀殺他，這被鐵木真的部下察覺，他才能幸免於難，這一天是陰曆3月21日。”
但是，此時在民間具有宗教權威的祭祀集團達爾扈特已經衰退了，取而代之的這些擔任世俗權力的蒙古族青年官員們的說教，又有多少傳達到民眾心裏麵去了呢？筆者認為要使民族精神傳播、紮根，這對於在異民族（日本人）的掌控下生存的世俗權力來說，是很難辦到的。
1942年3月，“蒙古自治邦”製定“春丁祀孔辦法”，張家口市的春丁祀孔由“自治邦”直接舉辦。3月25日，在張家口市內的孔子廟舉行的祭祀由德王任主祭官。本來屬於漢族祭祀的孔子祭祀由成吉思汗祭祀的主持者舉行，站在蒙古族的立場上看，德王的這種行為是對漢族文化的掌管、監督，是件大快人心的事；站在漢族的立場上看，這是對自己民族文化象征的一種掠奪；在統治“蒙疆政權”的日本人看來，這是蒙、漢合一（蒙漢親善），是件喜事。但是，這並不是把孔子祭祀提高到與成吉思汗祭祀一樣的“國家祭祀”的地位，而事實上是把成吉思汗祭祀降到與民間傳統祭祀的孔子祭祀一樣的地位。在“蒙疆政權”的統治下，與同時期的孔子誕生祭一樣，釋迦牟尼誕生祭、神農祭、聖紀節（伊斯蘭教的穆罕默德誕生祭）等民間祭祀也興盛起來。從當初由政府代表主持這個意義上來說，成吉思汗祭祀被擺在了“國家祭祀”的位置上。但是，隨著其它民間祭祀的傳播，這個祭祀也降低成民間祭祀的一種了。換言之，就是通過祭祀幾個聖人和英雄，使成吉思汗祭祀的意義淡化。利用民族統一的象征，迎合被統治民族的需要，這正是殖民統治者的高明之處。但是，成吉思汗崇拜的象征（八白宮）已經轉移到國民政府的統治地域了（後述）。1944年10月，“蒙疆政權”和“偽滿洲國”統治下的蒙古族，在“偽滿洲國”的王爺廟重新建造了成吉思汗廟。
3.鄂爾多斯八白宮向甘肅省的遷移
抗戰初期，傅作義作戰於以山西省作為主要戰場的第2戰區。之後，1939年2月，他作為綏遠省政府主席兼第8戰區副司令長官進駐省西部河套地區的五原，開始以河套地區為地盤重建政府和軍隊。前線的鄂爾多斯地區駐紮有國民黨係部隊2萬人。另外，1938年3月，綏境蒙古地方自治指導長官公署在陝西省榆林重建，5月，紮薩克旗在綏境蒙政會重建。
沙王被選為國民政府委員，在1939年2月至4月這段時間，他一直呆在重慶，與蔣介石、林森、吳忠信（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等商討有關綏蒙政務的問題。此時，沙王通過蒙藏委員會向國防最高委員會提出請求將八白宮遷移到腹地的建議。其內容是：為了改革蒙古族的觀念、保護祖先、防止敵人的利用，應該將八白宮遷往腹地。沙王認為，遷移到青海省的蒙古族聚居地最合適，因為當地的蒙古族是成吉思汗長男術赤的後裔。
4月1日，在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第3次常務會議上，製定了“成吉思汗靈櫬遷移辦法”，同意轉移八白宮。“辦法”選定甘肅榆中縣的興隆山為當前的轉移地。沙王、圖王（1938年就任濟農）、傅作義、榮祥等7人任出殯祭祀官，其中沙王任出殯主祭官。
6月9日，舉行了“出殯祭”，10日，八白宮從伊金霍洛出發。此時被運出的“神體”有成吉思汗、皇後及第二夫人3人的“靈柩”和成吉思汗的矛，作為祭殿的宮帳則被留在了原地。15日，八白宮翻過長城到達榆林，之後轉乘汽車繼續南下。
遷移途中要路過延安，1939年6月18日，延安方麵設立迎靈辦事處，進行“奉迎”的準備。6月21日，八白宮抵達延安，有將近1萬人出迎。接著在延安特色的靈堂中舉行了祭祀。靈堂中央掛著“世界之巨人”的橫額，左右兩邊掛著“蒙漢兩大民族更加親密團結”、“繼承成吉思汗精神堅持抗爭到底”的標語。任主祭的中共元老謝覺哉向“靈柩”敬禮，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人獻上了花圈，接著邊區政府秘書長曹力如宣讀祭文，最後全體會眾參拜了“靈柩”。6月22日，八白宮由延安出發，經過西安，於7月1日，安置在了榆中縣興隆山。
遷到興隆山的八白宮由成吉思汗陵寢辦事處管理，同行轉移過來的祭祀集團達爾扈特與喇嘛常駐該地舉行祭祀。此後，由國民政府支給達爾扈特薪金，祭祀費用也由國民政府負擔。
國民政府要員也有前往興隆山參拜，如於右任於1941年9月、蔣經國於1943年6月，西北建設考察團於1943年7月前往參拜。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也於1941年11月3日派吳忠信為代表前往舉行祭祀。如上所述，興隆山的成吉思汗祭祀在財政上有了國家的保證，而祭祀仍由達爾扈特集團和喇嘛僧侶主持，換言之就是“隻出錢、不幹涉”的方針。偶爾也有國民政府要員去參拜，對成吉思汗既不重視，也不無視、否定。
八白宮的遷移導致鄂爾多斯地方人心不穩。1940年4月，沙王將遷到興隆山的“成吉思汗之矛”複製了一份送到了鄂爾多斯。1940年是十三年一度的“神矛（蘇勒德）祭祀”之年，這一年在伊金霍洛舉行的春季大祭盛況空前。
4.中國共產黨的成吉思汗祭祀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1939年6月下旬八白宮途經延安這一事件意義重大。1939年初，中共設立了西北工作委員會（書記張聞天、秘書長李維漢），專門針對蒙古族和回族開展調查研究、政治立案，正式開始了對少數民族的工作。而正當此時八白宮途經延安。本來陝甘寧邊區北邊就住著許多蒙古族。贏得蒙古族政治上的支持對於動員其民眾抗日和政權的安定來說都是不可缺少的。1940年3月31日，聚集蒙古族人士在延安成立了蒙古文化促進會（會長吳玉章）。當天的集會決定早日建立成吉思汗紀念堂和蒙古文化陳列館。半個月後的4月16日，蒙古文化促進會召開座談會與來訪延安的達爾扈特進行了座談。為了將“神矛”的複製品從興隆山送往在伊金霍洛舉行的“春季大祭”，達爾扈特在運送途中在延安停留了下。翌日17號，延安各界代表與達爾扈特一起舉行了“成吉思汗公祭”。從此之後，延安也與八白宮祭祀一起舉行紀念祭。
1940年7月24日（陰曆6月20日）是八白宮夏季大祭的日子。在同一天，延安方麵與“成吉思汗紀念大會”一起舉行了成吉思汗紀念堂和蒙古文化陳列館的落成式。儀式的情況與“蒙疆政權”地區、國民政府地區有很大的差異。在大會會場的成吉思汗紀念堂擺放著成吉思汗的石膏像，另外，在主席台上並列掛著成吉思汗聖像與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像。大會主席高自立發表了開會宣言、吳玉章作了大會報告。之後，向成吉思汗聖像呈獻了香火與祭文。
大會上，中共領導人之一的王明針對“紀念成吉思汗的意義”作了如下演說：第一，由於長久以來的“大漢族主義”狹隘思想的影響，成吉思汗的偉大事跡被忽視、輕蔑了。我們必須繼承各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第二，過去國內各民族間的鬥爭隻是兄弟間的摩擦、衝突，我們應當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第三，成吉思汗是統一蒙古，反抗外來民族侵略的偉大民族主義革命者，他反抗被征服各國的封建統治階級，把財物分發給貧苦民眾。我們應當學習他的精神，奪得中華民族的解放和亞洲各民族的解放。
從把蒙古人民像牛馬一樣奴役的日本人統治的“蒙疆政權”處，成吉思汗聽到的都是一些表麵上歌功頌德的話；在國民政府處，他被擺在與漢族共和主義者孫中山同等的位置；而在延安，成吉思汗被擺在與民族共產主義者毛澤東、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馬克思同等的位置，聽到的是號召“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話。無論哪方麵都把成吉思汗擺在了他完全沒有預料過的位置。話雖如此，在筆者看來，對他來說，還是延安方麵的用意是最好的。
不過，王明對他的稱讚也有點過頭了。不管怎麽說，曆史上的成吉思汗是一個轉戰中亞、西亞各地，掠奪各個國家、殺戮各族人民的人物。“民族主義革命者”這一評價要是被躺在棺材裏的成吉思汗聽到了，他恐怕也會覺得惶恐吧。另外，把民族間的鬥爭說成“兄弟間的摩擦、衝突”也帶點漢民族自說自話的意味。王明演講的目的是希望通過把成吉思汗作為蒙古族的民族主義者代表，來動員其後裔們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解放中華民族”。
1941年4月17日（陰曆3月21日），在延安也舉行了“成吉思汗紀念大會”。這次大會不僅接待了阿拉騰劄布、烏勒圖那索圖等蒙民代表，還接待了藏族、回族、苗族等少數民族代表。換言之，這次大會不僅聚集了同樣信仰喇嘛教的藏族，也聚集了信仰其它宗教的民族，成吉思汗祭祀把“中華民族的大家庭”全體都動員起來了。這對蒙古族來說，這是一次十分榮耀的祭典。在大會上，阿拉騰劄布發表了如下演說：“日寇表麵上讚美成吉思汗，實際上在欺辱蒙古族人民；國民黨也讚美成吉思汗，但也總是壓迫蒙古族，在某些地方甚至打出了抗日滅蒙的標語；言行一致、真正尊重成吉思汗和蒙古族的，隻有中國共產黨而已。”中共的少數民族工作開始於1939年初，日子還很短，但是從這個演說可以看出，其對少數民族的工作已經在蒙古族中取得了共鳴者。
1944年4月13日的“成吉思汗紀念大會”上，代表建國後的蒙古族共產主義者烏蘭夫針對“蒙古族的任務”主張道：“作為成吉思汗子孫的我們，要繼承、發揚他的尚武精神，為了蒙古族和中華民族的解放，堅持與日本侵略者鬥爭到底。”通過多次舉辦成吉思汗祭祀，在陝甘寧邊區，蒙古族融入到了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這一點，可以不斷從王明、阿拉騰劄布、烏蘭夫的說話中認識到。
結語
抗戰時期，“蒙疆政權”、國民政府地區、陝甘寧邊區各個地域的“蒙古族”都被要求成為“成吉思汗的子孫”。如果是“蒙古族”，就要祭拜成吉思汗、學習他的精神。換言之，就是通過進行成吉思汗祭祀這一實踐，來創造新的民族傳統。蒙古族的當權者，通過讓自己和民眾親近成吉思汗這一民族統一的象征，來加入國家這個“想象的共同體”。而這一象征的目標有“日蒙親善”、孫中山的中華民國及毛澤東的抗日民族主義。成吉思汗祭祀無論在哪個地域，都不可能隻是自然發生的宗教儀式、信仰行為。為政者、當權者都非常主動地號召其翼下的民眾去參加民族傳統的曆史儀式。因此，祭祀活動擴大了，但民眾有沒有獲得“作為蒙古族的民族覺醒”這並不清楚。而贏得了民眾的政權，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談點後話，內蒙古在1954年將八白宮遷回了伊金霍洛。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56年廢除了宮帳的祭殿，新建了固定的成吉思汗陵。從1958年開始祭祀被中斷，到1980年初又恢複了。
最後談談本文遺留下的課題。抗戰時期的成吉思汗祭祀究竟多大程度的取得了民心？這一最重要的問題仍未解決。在鄂爾多斯地方活動的祭祀集團達爾扈特的實際情況尚未闡明。關於祭祀活動的財政問題也尚未考察。對於留下的課題，以後再作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