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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鬆岡洋右與重慶的和平調停
日本／拓殖大學政經學院教授
�口裕子
前言
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以後，日本與中國進入了戰爭狀態。蔣介石於7月19日發表聲明稱：一旦到了“最後關頭”必定傾全體國民之力進行抗戰。同年9月，第二次國共合作成立，兩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前麵的聲明中，蔣介石提出：一旦抗戰打響，則在時間與形勢上“都將無法尋求和平解決方法”。但蔣介石本身並非完全不想與日本建立和平關係。當時的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和蘇聯抱有�不信任和厭惡感，這成為他傾向對日和平調停的動機之一。在中國反日情緒日益激化的同時，日方則在中日戰爭開始後馬上著手和平調停工作。一直持續到戰爭結束為止，有許多人物經由各種途徑嚐試參與了和平調停工作。但在這些人物之中，正式外交官主持的調停卻非常罕見，可以說隻有時任的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參與調停，時任的日本外務大臣鬆岡洋右也參與了對錢永銘的調停工作。關於陶德曼的調停工作，由於近年來德國方麵的資料公開，也開始備受人們關注。相比之下錢永銘的調停工作，受注目程度就非常低了，但畢竟是日本外務大臣親自主持的罕見調停，同時也是有希望進入正式交涉和少數和平調停之一，因此應該更加受到人們的關注。
作為錢永銘調停的工作，毫無疑問也是鬆岡外交的一部分。我們從錢永銘的調停工作入手，能夠注意到以前並沒有關注過的鬆岡外交的另一個側麵。雖然和平調停最終是失敗了，但鬆岡當時是抱有一定的期待。提到鬆岡外交，總會讓人想到國際聯盟的退出和三國同盟的締結，使人們對他留下戰爭元凶的印象。如果要討論鬆岡外交的真正意義，就有必要注意到他同時也參與過中日和平的調停工作。外務大臣鬆岡所期待的這次調停之所以沒能成功，其背後隱約能看出鬆岡當時所處的狀況，要分析這個狀況，就要對當時想要發動戰爭的日本政府本身內部進行研究。本文將從以下幾點問題出發，圍繞鬆岡外相主持的對錢永銘調停工作，對鬆岡外交進行研究。
一、鬆岡洋右與中國
說到日本外交史上的鬆岡洋右，首先想到的是一個在滿洲事變後，以首席全權身份出席國際聯盟會議並發表退出聯盟宣言的政治家，也就是促成後來的德意日三國同盟簽訂的日本外務大臣。這些事件都是將日本導向戰爭的重要轉折點，換句話說，他的外交把日本帶向了戰爭之路。就這幾點來看，鬆岡外交無疑會遭到激烈的批判。由他帶領日本走向戰爭這點來看，他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好戰的”，但在鬆岡身邊的人們口中，他則更偏向是一個“和平主義者”。而實際上，他本人申請外交官職務時的誌願是：“不依靠武力，而是依靠外交來讓日本走向發展的道路”，他在擔任駐北京公使館二等書記官時，曾因為日本軍隊靠武力威脅中國而憤怒地對武官們大罵：“武力解決就是否定外交”。
鬆岡還給人有酷愛使用“滿蒙乃日本生命線”一說的典型的“大陸派”外交官，有締結三國同盟外相身份而得來的“樞紐派”等印象，但這些稱呼都不足以概括鬆岡的全部。應該說，鬆岡外交的核心一直都是偏向日、中、美三國關係上的。這三個國家對鬆岡來說都有特別的意義。其中，美國是鬆岡度過了少年時代的國家，為此鬆岡擁有同時代的日本人中，非常寶貴的留美經驗和出色的英語能力，因此，他自然有一套對美國的獨特見解。
另一方麵，在鬆岡還是一名年輕的外交官時，他就已經非常關心中國，在工作方麵也與中國打得交道最多。鬆岡的外交官生涯從中國上海開始的，之後，他成為關東都督府第一代外事課長，這加深了他對滿蒙的關心。他在這個時期的後藤新平與山本條太郎對後來“大陸派”外交官鬆岡的形成有著重大的影響。而鬆岡本身似乎並沒有一輩子做外交官的意思，1908年12月他被派往比利時任職，當時是為了選拔優秀人才到歐洲留學進修，但他卻推辭了，選擇留在中國任職。鬆岡之所以這麽做，是因為他對清末中國的前途抱有非同一般的關心，認為中國必定爆發革命，覺得中國的革命更值得學習。在他辭去外務省工作以後，以理事的身份進入滿鐵，曾經擔任過滿鐵副總裁、總裁等職。也就是說，鬆岡的工作以中國為中心，而在中國任職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處理滿洲問題，自稱是中國通。而對與他有著最深淵源的滿洲，他必定也有著特別深刻的思考。後來他在拿幣原喜重郎與自己比較時說道：“幣原先生是不了解支那的人，因為他沒有真正的看過支那……，我的足跡幾乎遍布支那全境……，我借助這些經驗思考著支那，思考著滿蒙……。在國家看來滿蒙無疑是生命線……，對支那的貿易在國家的角度上講也是非常重要的……。幣原先生試圖將二者調和起來，說得難聽點，就是做事情太貪心。就像俗話所說的，逐二兔者不得其一，支那問題變得完全無法解決了……。我認為應該專注滿蒙問題，一心一意的努力，至於南支、中支的貿易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甚至可以犧牲掉。如果這十年間專注滿蒙問題，而不顧及其它問題，那麽有關支那的問題就會必然迎刃而解了”。
1925年直奉戰爭後，日本疲於對應奉係軍閥的內部政治變動，其時已離開外務省成為滿鐵理事的鬆岡，給堅持不幹涉中國內政立場的外務大臣幣原遞交了意見書。鬆岡在意見書中表明“支那問題可說是一個生命問題”，提出為了維護和發展在滿蒙的權益，日本政府必須努力維持滿蒙的秩序，而且這與幹涉中國內政完全是兩碼事。在鬆岡看來，中國固然擁有滿洲的主權，但日本政府也有必要盡力維持其秩序。鬆岡對滿蒙的這種看法，基本上是一生都沒有改變過的。這樣的想法與日俄戰爭後日本人的一般想法相近，而幣原從不幹涉中國脫內政的立場問題和滿洲問題的想法，在當時反而是非常罕見的。但在研究之後的曆史就會發現，不顧一切地推行鬆岡的想法帶來了諸多問題。而每當日本政府企圖改善這些問題，就越來越深陷入戰爭的泥潭當中，最終也就無法脫身了。
二、外相的就任與對重慶和平調停
1939年3月，鬆岡辭去了滿鐵總裁一職，但他第二次就任近衛文�內閣的外務大臣已經是1940年7月22日的事情了。據說當時日本方麵針對重慶的和平調停工作有17起之多，都缺乏統一性和確實性。當時在中國方麵，國民政府內部也有人參與了其中的幾起和平調停工作。但因為日方的和平條件過於苛刻，再加上以近衛“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談判方式，使得和平交涉遇到了巨大的阻礙，和平的實現越來越遙不可及。當時汪兆銘已經離開重慶，於同年的3月30日在南京成立了汪兆銘政府。但非常明顯的是，若要平息中日戰爭實現完全和平，需要的不是南京政府，而是蔣介石的重慶政府。鬆岡充分理解了這個事實，把與蔣介石重慶政府的和平調停工作放在了重中之重。
在組閣之前，近衛在自己的私邸招待鬆岡外相、東條英機陸相、吉田善吾海相等各閣的候補成員進行了會談（東京荻�會談）。鬆岡在會談上提出原案，與會成員進行了討論。鬆岡在會談中強調：在“支那事變的處理”和對應世界新形勢等問題上，有必要讓日本外交一元化。在經濟活動等方麵，除去為維持軍隊生存而必須由軍隊掌握的必要事務之外，“一切事物均由政府進行一元化管理”。而其中之一就是要把針對中國的和平調停工作，交由外務省進行一元化操作，陸軍及其他軍隊的活動都劃歸外務省統一分配。鬆岡說：“不經我的手來做，本該實現的和平就無法實現。另外，即使派遣大軍進入中國，日本政府不按照我的話來做，蔣介石肯定也是不會輕易妥協的，陸軍搞的膚淺外交必須要全麵停止”。
但是，從東京荻�會談決定來看，關於“支那事變處理”，要“把重點放在作戰的全力支援和對各個勢力的阻擾”上，為了擴大成果，必須執行“針對支那內部的各個政治方針”，日本政府仍舊采取支援南京政府的方針，而在重慶政府放棄戰意，有意尋求和平之時，則規定了以下幾個條件：
1、實現東亞共同防衛
2、確立東亞經濟圈
3、禁止反日並做出對日不再戰保證
4、排斥共產主義
重慶政府必須接受日方這幾個要求，並在停戰後新政府建立上尊重南京政府的意向，（將之作為內政問題），兩政府間協商解決，必須為停戰與和平調停留有餘地。（為了促進重慶政府的和平調停態勢，重慶政府必須支持南京政府及其他方麵的工作）。
以上括號內的部分是在鬆岡原案的基礎上新加入的內容。在細節上，鬆岡原案提出的是“日中保證不再戰”，這裏被改成了“對日保證不再戰”，括號內的“將之作為內政問題”在原案中並沒有附加。這一時期，鬆岡同意支持南京的政策，同時也盡力尋求與重慶的和平調和的方針，成為了第二次近衛內閣的主要方針。但對於鬆岡極力推崇的外交一元化，從第二天的會議上，東條提出的包括與外交政策相關的二十餘項協議條款中可以看出，是無法實現的。近衛首相基本上采取了把外交問題交由鬆岡全權負責的方針，但對軍隊介入的抵抗，近衛還是欠缺了一點氣魄。無疑，這讓鬆岡不得不在軍隊幹涉外交的狀態下，讓自己的主張顯得盡可能的鮮明。
就任外相以後，鬆岡馬上從人事著手，把大使、公使等駐外人員一一替換，其就職一個月，到8月22號為止，他已經向40名駐外外交官發出了歸國命令。在外務省內部更是大舉進行眾多局長的更迭。外務省內部對這樣大規模的人事變動自然有著很大的抵觸，但鬆岡也有他自己的理由。這種人事變動是鬆岡一心想要徹底改善派閥抗爭激烈的外務省之弊害的主張的具體化表現。他的目的還包括：對外國，特別是對正在加強對日壓迫的英美，表明日本政府的決心是不會輕易改變的，以此讓他們改變對日態度；搶在幹涉外務省人事的陸軍之前占下先機；從外務省外部導入人才增加外務省內部活力等。
鬆岡雖然做出了堪稱荒誕的行為，但他的構想是“就算暫時停職，但有能力的人也是會盡快讓其複職的”，但在這個構想完全實現之前他就辭去了外相的職務。結果，經過這次野蠻的人事大變動，外務省失去了很多老練的外交官，而隻留下了僵硬尷尬的氣氛。後來有人評價道：“除了鬆岡擔任外相期間，還從來沒見過局和省員會如此合不來”。這樣的狀態再加上鬆岡本身的秘密主義，導致德意日三國同盟交涉開始時僅有極少一部分省內官員知情。“協議的簽訂是在大臣的孤立無援中瞬間完成的”。
1940年8月1日，在鬆岡就任外相不久後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他提到，目前的方針是“效仿天皇政道大精神，首先考慮由日、滿、支為其中一環的大東亞共榮圈的確立。”當天傍晚他與德國駐日大使奧特進行會談，打探德國對締結三國同盟的態度，並提出了締結三國同盟的想法。在三國同盟開始交涉的同時，中日之間的和平交涉也有了新的進展，中日戰爭爆發後，曾經嚐試過不同方法的和平調停工作最終都難再進展。1940年值得關注的調停有：從2月持續到9月的宋子良調停工作（桐調停工作）和8月起正式啟動的錢永銘調停工作。據傳桐調停工作中的宋子良隻是幌子，在背後直接操作的是蔣介石和戴笠。而錢的調停工作，是重慶和平交涉中送到蔣介石手中僅有的調停方案，而外務大臣直接參與其中也是本次調停值得關注的一點。
在之前，由鬆岡授意開始探索日中和平交涉道路的滿鐵南京事務所所長西義顯，在1940年1月與張競立會晤，開始討論“第二期和平工作”。西義顯參與日中和平調停工作是在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不久後。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宋武與蔣介石和汪兆銘會談，提出了要求近衛首相下令日軍從華北全麵撤離。為了說服近衛，他找到了當時的滿鐵總裁鬆岡請求協助，當時還是滿鐵職員的西義顯負責向鬆岡提出這一請求。得到這個消息的鬆岡當即免去了西義顯在滿鐵的日常業務，明確表示他可以自由地進行和平調停工作。得到鬆岡許可後，西義顯繼續與高宋武等人進行和平調停工作，培養汪兆銘等人成為第三勢力，並以此跟蔣介石斡旋，引導其同意對日全麵和平。1938年12月汪兆銘逃離重慶以後，近衛首相發表了聲明，提出了包括承認滿洲國在內的日中國外交調整三原則：日本將“尊重中國的主權”、“幫助中國完成獨立”、“邁向東亞新秩序的建設”。汪兆銘向蔣介石及國民黨本部提議，要求討論通過近衛聲明，與日本進行和平交涉。但汪兆銘的計劃最終無人支持，汪政權逐漸變成日本的傀儡政府。而在此時，周佛海提出了以汪兆銘為首的南京中央政府，來進行對日和平調停工作的“周佛海行程計劃”。高宋武退出和平調停，第一次近衛內閣也於1939年初瓦解，西義顯等人進行的調停也被迫中斷。
時任國民政府鐵道部財務司司長的張競立，與西義顯第一次見麵是在1935年西前往南京赴任的時。張有日本留學的經驗，跟滿鐵的關係也很深。曾在重慶逗留的張為了實行中日全麵和平工作，於1939年11月前往香港，後又來到上海，並與西義顯會麵。因為張的動員，對蔣介石有著潛在影響力的錢永銘終於出山，錢曾曆任過交通銀行董事長和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是浙江財閥的領袖。從1940年7月到8月，西義顯都在香港與錢會麵並勸說他。當時在背後支持西義顯和平調停工作的鬆岡就任外相，也多少對此事起到了推進作用。8月24日，錢向西義顯表明同意擔任中介調停一職。不久後，錢提出了擔任中介調停的三個條件：第一，合並重慶、南京政府，成立統一政府；第二，日軍從中國全麵撤離；第三，日本政府與新統一中國政府締結防守同盟。
西義顯與南京的汪兆銘會見以後，再與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長兼財政部長周佛海會麵，請他起草了一份送交鬆岡外相的文件，其內容是從南京政府的立場上，推薦錢永銘作為中介調停與重慶進行和平交涉。9月17日，西義顯回到東京與鬆岡見麵，並報告了全部經過，勸說鬆岡采納錢永銘的方案，推進重慶、南京兩政府的合並與日中全麵和平。次日，以錢永銘的代表身份，與西同行的張競立及副代表盛沛東與鬆岡會麵，向他提出錢永銘中介調停一事。鬆岡當時不斷進行單方麵的講話，不給張競立等人開口的機會，並且完全沒有提及關鍵的錢永銘中介調停一事，就此消磨時間，張競立等人最終窺探不到鬆岡的真意，隻得退出。後來分析鬆岡當時的言行，可以猜測他那時已經真心準備和重慶進行和平交涉了。隻是那時鬆岡為德意日三國同盟締結之事已經忙得不可開交。三國同盟於9月27日在柏林簽訂，而鬆岡終於開始進行針對重慶政府的和平調停工作，已經是同年10月的事情了。
三國同盟成立的同時，支那派遣軍與重慶的和平交涉卻被迫中止。日本與德國、意大利結為同盟，而中國則傾向英美一方，在這種狀態下日中單獨和平是不可能之事，雙方隻得做出耐心等待時機的判斷。最終日本政府與南京政府結成了日華基本條約，正式承認了南京政府。同時阿部信行也作為特派大使被遣往南京。鬆岡正式決定與重慶進行和平調停就是在這麽一個時期。
三、交涉的拖延與中斷
1940年10月1日的內閣會議結束後，鬆岡外相、東條陸相、吉川海相三人決定中止之前各方麵進行中的重慶調停，歸由外務省統一處理，和平條件則以同南京簽訂的日華基本條約為基礎製定。同時還決定讓這項工作預期在本月內出現實效，按照預定方案得到南京政府的認可。次日，外務省按照《對重慶和平交涉準備要綱》文件，通過南京政府與重慶展開直接交涉，提出了：同時通過德國的中介調停機構與重慶接觸；讓蘇聯也有一定的了解；視情況利用德國施加壓力；讓南京政府的代表加入和平協議；考慮召開有汪兆銘出席的會議“從形式上決定交涉內容”；目標是在11月中旬之前簽訂停戰協議等內容。鬆岡對德國中介調停這一條並不太熱心。按照鬆岡的構想，應該是用三國同盟來與英美對峙，借助這個勢頭與重慶完成和平調停。後來在簽訂日蘇中立條約時，鬆岡有日本借助三國同盟和日蘇中立條約讓英美感到其威脅之時，日中間的和平交涉才能有所成效的想法。
10月上旬，張競立一行終於得到了第二次與鬆岡會麵的機會。鬆岡在此次會麵中初步明確了對錢永銘中介調停工作的許可，並在錢永銘的中介調停條件上簽字同意，交給了張競立。還附加道：“我無條件信任錢永銘”，他還吩咐西義顯：“務必在兩周內完成交涉”。張競立對鬆岡外相提出的和平條件有：
1、新國民政府的健全統一（蔣介石辭去行政院長，汪兆銘辭去代理主席一職，主席林森頒布國民政府改組令）。
2、實現停戰，逐步撤回盧溝橋事變之後派遣入境的日本軍隊，中國的統治權歸還改組後的國民政府，日本無條件歸還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財產。
3、在中日平等互惠的基礎上進行經濟合作，並通過秘密協定承認滿洲國。
4、停戰後召開東洋興隆會議，審議善鄰友好、經濟提攜等事務（經濟提攜具體為：在資本、機械、技術的供給上給予日本最惠國待遇，若日本無法供給則轉為接受第三國供給，資源由中國供給，用最優惠的價格出售給日本，現存的合資公司全部解散）。
5、締結防共協定（駐兵及軍用品的供給由軍隊代表協定）。
這些條件不但包括了錢永銘所提出的所有中介條件，從“通過秘密協定承認滿洲國”的條款還能看出它也考慮到了日本方麵的主張。鬆岡之所以對交涉抱有很大期待，主要也是因為有了這麽一個能共同時吸引兩方麵的方案。
鬆岡從外務省派遣了參事官田尻愛義到實地進行交涉，並指示當時的上海特別市政府顧問船津辰一郎到香港與錢永銘聯絡。10月17日，船津接到轉達鬆岡的要求，翌日，他前往南京會見阿部大使，當晚還與汪兆銘進行了詳談。汪表示自己渴望日中全麵和平的成功，同時也希望日本政府不要終止重慶方麵承認南京政府的緩兵之計。他還說，這次的提案雖然對重慶方麵有利，但重慶若要與日本進行和平調停，必須得到英、美、蘇的默許，若美國或蘇聯反對的話，這次的調停恐怕會以失敗告終。次日，船津訪問了支那派遣軍參謀今井武夫，今井的見解是：“從我過去的經驗來看，這次跟重慶的和平調停前景渺茫”。
而就在這時，接到錢永銘的委托，浙江財閥巨頭，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作為說服重慶張群的人物加入了工作中。勸說周加入的是張競立，在費了一番周折，終於讓參與交涉的相關人物聚集在香港時，已經是10月26日了。而在11月30日，離日本政府正式承認南京政府日華基本條約的簽訂，隻剩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而且擔任中介人的錢永銘也以錯過了時機為理由，稱自己“沒有了說服重慶的自信”而失去了工作意願。通過西義顯、田尻、船津的勸說，錢再次決定擔任中介調停工作，這時東京方麵給出的事變解決條件，已經比以前提出的和平交涉條件顯得更加寬容了，主要內容包括“日支事變之前未發布開戰宣言，以實際停戰為理由宣布終結；日本軍隊將全麵撤退；日中之間締結永久友好親善、互惠平等的經濟提攜與相互防衛同盟新條約，相互防衛為：在日華任意一方受到第三國攻擊時，另一方將竭盡全力給予援助，因此須從平時加以重視；把滿洲國作為現實問題進行處理；把南京政府的將來作為中國國內問題處理”。錢永銘等人被這個日本的提案的內容所吸引，並以這提案為中心起草了報告和意見書，更讓周作民給張群寫勸告信，並給吳鼎昌（貴州省首席，浙江財閥，周的舊僚）寫求助信，於10月31日將這幾份文件書信交給了前往重慶的特使。
11月6日，船津與張競立、盛沛東、西義顯等人共進晚餐，席上，張要求船津在第二天電請日本政府將對汪政權的承認推遲到12月10日，船津回答說，待重慶傳來可靠的消息再議也不遲。眾人等待多時由張群代筆的蔣介石回信，於11月12日被送到錢手中。信的內容並沒有超出禮貌的範圍，但其中寫道：至今的多起和平交涉中，送達蔣介石手中的僅此一封，由外務當局者授意的更是史無前例。也就是說，該回信在透露了至今多起和平交涉的信件，都未能送達蔣介石手中事實的同時，也再次確認了錢對蔣介石的影響力。讓人期待的是，信中還表明也許正是從外務大臣的立場進行交涉，才能讓蔣介石有所動搖。11月13日，日本政府在禦前會議上決定了“支那事變處理綱要”。該綱要與10月上旬的三相決定內容基本相同，聲明在年末之前若未能與重慶達成和平調停，日本將進入長期戰態勢。
11月17日，蔣介石派遣的重要人物到達香港。日本方麵曾猜測該人物是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陳布雷，但根據西義顯的說法，後來該人是張季鸞。該人帶來的蔣介石的備忘錄中列出了無法實現中日和平的理由，但錢永銘從其中讀出了蔣介石有意接受中介調停的潛在真意，並稱蔣介石有兩個接受中介調停的條件。第一是汪政權承認一事無限延期，第二是日本無條件全麵撤兵，若日本方麵接受以上兩個條件，蔣介石將同意開始和平交涉。11月18日田尻向東京發出電報，內容如下：“一是原則上接受日軍從中國全麵撤離；二是取消南京傀儡政府的承認事宜。日本政府若同意以上條款，則中國政府願與日本政府進行和平交涉”。而就在相關人員焦急等待東京回電的時候，重慶的使者已經難以挽留，11月24日，使者乘飛機返回重慶。而日本方麵的回電也在同一天送達了。11月23日在東京首相官邸，鬆岡外務大臣在五相會議上提出同意重慶的條件。但也必須附加一個條件：重慶政府必須盡快派遣正式代表進行交涉，日本政府方可將南京政府承認一事延期。
使者的離開與回電的送達中間僅相差了半日，而待到回電的內容轉到重慶方麵已然是數日之後的事情了。錢永銘讓杜月笙作為使者飛往重慶，但由於沒有前往重慶的定期航班等原因而使行程延誤，杜真正前往重慶時已是11月27日了。杜所轉交的信件中寫有錢想讓前駐日大使許世英擔任重慶政府正式代表的請求。但正式承認南京政府的日子――11月30日已經近在眼前。東京方麵雖然在等待重慶的正式代表任命通知，但陸軍的官員們都在譴責鬆岡，說錢永銘的中介調停交涉，是重慶讓日本推遲南京政府承認的“詭計”，鬆岡中了他們的緩兵之計。而阿部大使已經開始著手準備30日的日華基本條件批準，及正式承認南京政府的工作。以陸軍為中心的和平交涉都以失敗告終，因此他們對鬆岡的直接交涉也不抱有好感。田尻透露，在接到鬆岡授意前往進行交涉時，曾有軍隊的相關人員找到他說：“這關係到軍隊的麵子。若讓外務省實現了和平，軍隊的臉就丟大了，所以你此次不必過於盡職”。在針對重慶和平交涉問題這一決定日本前進方向的重要問題上，日本的陸軍和外務省的部門之間還在勾心鬥角。
11月28日，近衛首相、鬆岡外相、東條陸相、吉川海相等人出席了政府的大本營聯絡懇談會，討論了與重慶的和平調停問題。其結果是，和平交涉被中止，於30日按照預定計劃簽署日華基本條約。根據出席會議的東亞第一課長太田一郎回憶，他在說明了大概經過後，有一段時間的沉默，然後興亞院政務部部長鈴木貞一發言：“若在搞這個不明不白的交涉之時，汪精衛不願意逃掉了，誰來負這個責任”？又是一陣沉默後，近衛首相發言：“各位似乎沒有別的什麽意見了，那麽和平交涉就到此中止，我們按照預定計劃簽署基本條約吧”，會議就此結束。據稱，會議其間鬆岡一言未發。11月28日深夜，會議結果送到田尻處。田尻馬上向錢永銘匯報此事，同時也請求重慶方麵速發急電表示：
1、重慶馬上同意和平原則。
2、已經任命正式代表，以求東京改變決定。
這是已有消息稱重慶有意任命原駐日大使許世英為正式代表，所以田尻判斷重慶有盡快開始交涉的意向。因此給東京發電，稱非正式聯絡已經大有進展，不該在此時中途放棄，請再次考慮延緩汪政權的承認。他還給陸軍南京政府軍事顧問影佐發去電報，請他設法向東京表示汪自身對正式條約簽訂的延期並無意見。他發給東京的最後一封電報透露出他對此事極其重視。電報內容為：離政權承認尚有數小時，揮淚拜求朝議再行商榷。
11月29日深夜，重慶方麵發來任命許世英為首席代表的電報。許世英計劃在12月5日到達香港，因此田尻請求將南京政府的承認推遲到12月5日以後。但東京、南京、重慶都對此沒有任何回複。而針對田尻之前誠懇的電報，東京的回複隻有一句：於國際信義之上不可行。影佐接到田尻的電報後回答：比人與汪無甚往來，周圍情勢亦不允許，因不可行。30日深夜，鬆岡高燒臥床中仍喚來東亞局第一課長太田一郎，口述了發給蔣介石的電報，並指示香港方麵轉交給蔣。其內容為：今次交涉雖不得已而中斷，但與閣下商談日華百年大計之機必將再臨。
雖說如此，但日本已經正式承認了南京政府，此時再想讓重慶出麵進行和平交涉已是不可能之事。日本承認南京政府當天，重慶國民政府發表了對日本政府與汪政權的激烈批判，聲稱要“堅持抗戰直到最後勝利”。蔣介石在12月2日的日記中寫到：近衛無知無能，承認汪政權，使中日兩國結下不可化解之仇敵關係，這在敵國（日本）而言也甚為遺憾，在東亞而言更是危機四伏。至此，錢永銘工作宣告失敗。
四、結束語
錢永銘的調停工作，是日本政府的外交官與重慶進行和平工作的唯一案例。也是在以往諸多和平調停工作中，日本政府方麵的意見被直接送達蔣介石手中的少有案例，但最終未能正式達成和平協議。本文旨在分析其中原因，再次思考鬆岡外交的整個過程。
本文已介紹過，之所以在即將正式交涉之前終告失敗，是因為時間緊迫以及多次的陰差陽錯。仔細分析當時的狀況，這些“陰差陽錯”並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必然發生的事情。鬆岡決心與重慶進行和平調停，是在締結了德意日三國同盟以後。他的構想是借助三國同盟給英美施壓，以此引導重慶同意和平調停，但英美反而更加確認日本是敵對勢力，重慶也與美國更加加深了關係。在這樣的情勢下，即使蔣介石期望對日和平，也無法做出明確的表示。交涉人同樣也很明白這一點，因此才會出現“窺其真意”的行動，但鬆岡本身應該是希望和平交涉成立的。但是11月13日禦前會議決定的“支那事變處理綱要”，同錢工作交涉案的內容相去甚遠，從這裏可以看出日本國內的準備不足。再有就是11月28日的會議，在決定是否於30日承認南京政權這一關鍵時刻，鬆岡卻一言未發。鬆岡當時必定受到了軍隊相關人員相當的壓力。例如，兒玉譽士夫就曾接受南京支那派遣軍的委托去勸說鬆岡。日軍千方百計組織了這次調停，加緊承認南京政府。從這裏也可以看出軍隊與外務省曆來都存在部門間的爭鬥。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鬆岡在自己的地盤――外務省內部也是鶴立雞群的存在。可以說鬆岡外交是在孤立無援中實行的。另一方麵，鬆岡曾借德國為中介調停和重慶探討和平之路，但這一條線最終也沒有任何成果。在四麵楚歌的情況下，隻得屈服於軍隊的壓力。
對曾經表示中國問題是自己的“生命”的鬆岡來說，針對重慶和平調停工作的挫敗讓他追悔莫及。鬆岡在日蘇中立條約締結前，前往歐洲時叫來田尻，令他“再次開始調停工作，在我歸國前務必要準備完成”。但自那以後，和平調停麵臨的狀況已經愈發的嚴峻。
�口裕子
前言
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以後，日本與中國進入了戰爭狀態。蔣介石於7月19日發表聲明稱：一旦到了“最後關頭”必定傾全體國民之力進行抗戰。同年9月，第二次國共合作成立，兩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前麵的聲明中，蔣介石提出：一旦抗戰打響，則在時間與形勢上“都將無法尋求和平解決方法”。但蔣介石本身並非完全不想與日本建立和平關係。當時的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和蘇聯抱有�不信任和厭惡感，這成為他傾向對日和平調停的動機之一。在中國反日情緒日益激化的同時，日方則在中日戰爭開始後馬上著手和平調停工作。一直持續到戰爭結束為止，有許多人物經由各種途徑嚐試參與了和平調停工作。但在這些人物之中，正式外交官主持的調停卻非常罕見，可以說隻有時任的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參與調停，時任的日本外務大臣鬆岡洋右也參與了對錢永銘的調停工作。關於陶德曼的調停工作，由於近年來德國方麵的資料公開，也開始備受人們關注。相比之下錢永銘的調停工作，受注目程度就非常低了，但畢竟是日本外務大臣親自主持的罕見調停，同時也是有希望進入正式交涉和少數和平調停之一，因此應該更加受到人們的關注。
作為錢永銘調停的工作，毫無疑問也是鬆岡外交的一部分。我們從錢永銘的調停工作入手，能夠注意到以前並沒有關注過的鬆岡外交的另一個側麵。雖然和平調停最終是失敗了，但鬆岡當時是抱有一定的期待。提到鬆岡外交，總會讓人想到國際聯盟的退出和三國同盟的締結，使人們對他留下戰爭元凶的印象。如果要討論鬆岡外交的真正意義，就有必要注意到他同時也參與過中日和平的調停工作。外務大臣鬆岡所期待的這次調停之所以沒能成功，其背後隱約能看出鬆岡當時所處的狀況，要分析這個狀況，就要對當時想要發動戰爭的日本政府本身內部進行研究。本文將從以下幾點問題出發，圍繞鬆岡外相主持的對錢永銘調停工作，對鬆岡外交進行研究。
一、鬆岡洋右與中國
說到日本外交史上的鬆岡洋右，首先想到的是一個在滿洲事變後，以首席全權身份出席國際聯盟會議並發表退出聯盟宣言的政治家，也就是促成後來的德意日三國同盟簽訂的日本外務大臣。這些事件都是將日本導向戰爭的重要轉折點，換句話說，他的外交把日本帶向了戰爭之路。就這幾點來看，鬆岡外交無疑會遭到激烈的批判。由他帶領日本走向戰爭這點來看，他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好戰的”，但在鬆岡身邊的人們口中，他則更偏向是一個“和平主義者”。而實際上，他本人申請外交官職務時的誌願是：“不依靠武力，而是依靠外交來讓日本走向發展的道路”，他在擔任駐北京公使館二等書記官時，曾因為日本軍隊靠武力威脅中國而憤怒地對武官們大罵：“武力解決就是否定外交”。
鬆岡還給人有酷愛使用“滿蒙乃日本生命線”一說的典型的“大陸派”外交官，有締結三國同盟外相身份而得來的“樞紐派”等印象，但這些稱呼都不足以概括鬆岡的全部。應該說，鬆岡外交的核心一直都是偏向日、中、美三國關係上的。這三個國家對鬆岡來說都有特別的意義。其中，美國是鬆岡度過了少年時代的國家，為此鬆岡擁有同時代的日本人中，非常寶貴的留美經驗和出色的英語能力，因此，他自然有一套對美國的獨特見解。
另一方麵，在鬆岡還是一名年輕的外交官時，他就已經非常關心中國，在工作方麵也與中國打得交道最多。鬆岡的外交官生涯從中國上海開始的，之後，他成為關東都督府第一代外事課長，這加深了他對滿蒙的關心。他在這個時期的後藤新平與山本條太郎對後來“大陸派”外交官鬆岡的形成有著重大的影響。而鬆岡本身似乎並沒有一輩子做外交官的意思，1908年12月他被派往比利時任職，當時是為了選拔優秀人才到歐洲留學進修，但他卻推辭了，選擇留在中國任職。鬆岡之所以這麽做，是因為他對清末中國的前途抱有非同一般的關心，認為中國必定爆發革命，覺得中國的革命更值得學習。在他辭去外務省工作以後，以理事的身份進入滿鐵，曾經擔任過滿鐵副總裁、總裁等職。也就是說，鬆岡的工作以中國為中心，而在中國任職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處理滿洲問題，自稱是中國通。而對與他有著最深淵源的滿洲，他必定也有著特別深刻的思考。後來他在拿幣原喜重郎與自己比較時說道：“幣原先生是不了解支那的人，因為他沒有真正的看過支那……，我的足跡幾乎遍布支那全境……，我借助這些經驗思考著支那，思考著滿蒙……。在國家看來滿蒙無疑是生命線……，對支那的貿易在國家的角度上講也是非常重要的……。幣原先生試圖將二者調和起來，說得難聽點，就是做事情太貪心。就像俗話所說的，逐二兔者不得其一，支那問題變得完全無法解決了……。我認為應該專注滿蒙問題，一心一意的努力，至於南支、中支的貿易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甚至可以犧牲掉。如果這十年間專注滿蒙問題，而不顧及其它問題，那麽有關支那的問題就會必然迎刃而解了”。
1925年直奉戰爭後，日本疲於對應奉係軍閥的內部政治變動，其時已離開外務省成為滿鐵理事的鬆岡，給堅持不幹涉中國內政立場的外務大臣幣原遞交了意見書。鬆岡在意見書中表明“支那問題可說是一個生命問題”，提出為了維護和發展在滿蒙的權益，日本政府必須努力維持滿蒙的秩序，而且這與幹涉中國內政完全是兩碼事。在鬆岡看來，中國固然擁有滿洲的主權，但日本政府也有必要盡力維持其秩序。鬆岡對滿蒙的這種看法，基本上是一生都沒有改變過的。這樣的想法與日俄戰爭後日本人的一般想法相近，而幣原從不幹涉中國脫內政的立場問題和滿洲問題的想法，在當時反而是非常罕見的。但在研究之後的曆史就會發現，不顧一切地推行鬆岡的想法帶來了諸多問題。而每當日本政府企圖改善這些問題，就越來越深陷入戰爭的泥潭當中，最終也就無法脫身了。
二、外相的就任與對重慶和平調停
1939年3月，鬆岡辭去了滿鐵總裁一職，但他第二次就任近衛文�內閣的外務大臣已經是1940年7月22日的事情了。據說當時日本方麵針對重慶的和平調停工作有17起之多，都缺乏統一性和確實性。當時在中國方麵，國民政府內部也有人參與了其中的幾起和平調停工作。但因為日方的和平條件過於苛刻，再加上以近衛“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談判方式，使得和平交涉遇到了巨大的阻礙，和平的實現越來越遙不可及。當時汪兆銘已經離開重慶，於同年的3月30日在南京成立了汪兆銘政府。但非常明顯的是，若要平息中日戰爭實現完全和平，需要的不是南京政府，而是蔣介石的重慶政府。鬆岡充分理解了這個事實，把與蔣介石重慶政府的和平調停工作放在了重中之重。
在組閣之前，近衛在自己的私邸招待鬆岡外相、東條英機陸相、吉田善吾海相等各閣的候補成員進行了會談（東京荻�會談）。鬆岡在會談上提出原案，與會成員進行了討論。鬆岡在會談中強調：在“支那事變的處理”和對應世界新形勢等問題上，有必要讓日本外交一元化。在經濟活動等方麵，除去為維持軍隊生存而必須由軍隊掌握的必要事務之外，“一切事物均由政府進行一元化管理”。而其中之一就是要把針對中國的和平調停工作，交由外務省進行一元化操作，陸軍及其他軍隊的活動都劃歸外務省統一分配。鬆岡說：“不經我的手來做，本該實現的和平就無法實現。另外，即使派遣大軍進入中國，日本政府不按照我的話來做，蔣介石肯定也是不會輕易妥協的，陸軍搞的膚淺外交必須要全麵停止”。
但是，從東京荻�會談決定來看，關於“支那事變處理”，要“把重點放在作戰的全力支援和對各個勢力的阻擾”上，為了擴大成果，必須執行“針對支那內部的各個政治方針”，日本政府仍舊采取支援南京政府的方針，而在重慶政府放棄戰意，有意尋求和平之時，則規定了以下幾個條件：
1、實現東亞共同防衛
2、確立東亞經濟圈
3、禁止反日並做出對日不再戰保證
4、排斥共產主義
重慶政府必須接受日方這幾個要求，並在停戰後新政府建立上尊重南京政府的意向，（將之作為內政問題），兩政府間協商解決，必須為停戰與和平調停留有餘地。（為了促進重慶政府的和平調停態勢，重慶政府必須支持南京政府及其他方麵的工作）。
以上括號內的部分是在鬆岡原案的基礎上新加入的內容。在細節上，鬆岡原案提出的是“日中保證不再戰”，這裏被改成了“對日保證不再戰”，括號內的“將之作為內政問題”在原案中並沒有附加。這一時期，鬆岡同意支持南京的政策，同時也盡力尋求與重慶的和平調和的方針，成為了第二次近衛內閣的主要方針。但對於鬆岡極力推崇的外交一元化，從第二天的會議上，東條提出的包括與外交政策相關的二十餘項協議條款中可以看出，是無法實現的。近衛首相基本上采取了把外交問題交由鬆岡全權負責的方針，但對軍隊介入的抵抗，近衛還是欠缺了一點氣魄。無疑，這讓鬆岡不得不在軍隊幹涉外交的狀態下，讓自己的主張顯得盡可能的鮮明。
就任外相以後，鬆岡馬上從人事著手，把大使、公使等駐外人員一一替換，其就職一個月，到8月22號為止，他已經向40名駐外外交官發出了歸國命令。在外務省內部更是大舉進行眾多局長的更迭。外務省內部對這樣大規模的人事變動自然有著很大的抵觸，但鬆岡也有他自己的理由。這種人事變動是鬆岡一心想要徹底改善派閥抗爭激烈的外務省之弊害的主張的具體化表現。他的目的還包括：對外國，特別是對正在加強對日壓迫的英美，表明日本政府的決心是不會輕易改變的，以此讓他們改變對日態度；搶在幹涉外務省人事的陸軍之前占下先機；從外務省外部導入人才增加外務省內部活力等。
鬆岡雖然做出了堪稱荒誕的行為，但他的構想是“就算暫時停職，但有能力的人也是會盡快讓其複職的”，但在這個構想完全實現之前他就辭去了外相的職務。結果，經過這次野蠻的人事大變動，外務省失去了很多老練的外交官，而隻留下了僵硬尷尬的氣氛。後來有人評價道：“除了鬆岡擔任外相期間，還從來沒見過局和省員會如此合不來”。這樣的狀態再加上鬆岡本身的秘密主義，導致德意日三國同盟交涉開始時僅有極少一部分省內官員知情。“協議的簽訂是在大臣的孤立無援中瞬間完成的”。
1940年8月1日，在鬆岡就任外相不久後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他提到，目前的方針是“效仿天皇政道大精神，首先考慮由日、滿、支為其中一環的大東亞共榮圈的確立。”當天傍晚他與德國駐日大使奧特進行會談，打探德國對締結三國同盟的態度，並提出了締結三國同盟的想法。在三國同盟開始交涉的同時，中日之間的和平交涉也有了新的進展，中日戰爭爆發後，曾經嚐試過不同方法的和平調停工作最終都難再進展。1940年值得關注的調停有：從2月持續到9月的宋子良調停工作（桐調停工作）和8月起正式啟動的錢永銘調停工作。據傳桐調停工作中的宋子良隻是幌子，在背後直接操作的是蔣介石和戴笠。而錢的調停工作，是重慶和平交涉中送到蔣介石手中僅有的調停方案，而外務大臣直接參與其中也是本次調停值得關注的一點。
在之前，由鬆岡授意開始探索日中和平交涉道路的滿鐵南京事務所所長西義顯，在1940年1月與張競立會晤，開始討論“第二期和平工作”。西義顯參與日中和平調停工作是在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不久後。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宋武與蔣介石和汪兆銘會談，提出了要求近衛首相下令日軍從華北全麵撤離。為了說服近衛，他找到了當時的滿鐵總裁鬆岡請求協助，當時還是滿鐵職員的西義顯負責向鬆岡提出這一請求。得到這個消息的鬆岡當即免去了西義顯在滿鐵的日常業務，明確表示他可以自由地進行和平調停工作。得到鬆岡許可後，西義顯繼續與高宋武等人進行和平調停工作，培養汪兆銘等人成為第三勢力，並以此跟蔣介石斡旋，引導其同意對日全麵和平。1938年12月汪兆銘逃離重慶以後，近衛首相發表了聲明，提出了包括承認滿洲國在內的日中國外交調整三原則：日本將“尊重中國的主權”、“幫助中國完成獨立”、“邁向東亞新秩序的建設”。汪兆銘向蔣介石及國民黨本部提議，要求討論通過近衛聲明，與日本進行和平交涉。但汪兆銘的計劃最終無人支持，汪政權逐漸變成日本的傀儡政府。而在此時，周佛海提出了以汪兆銘為首的南京中央政府，來進行對日和平調停工作的“周佛海行程計劃”。高宋武退出和平調停，第一次近衛內閣也於1939年初瓦解，西義顯等人進行的調停也被迫中斷。
時任國民政府鐵道部財務司司長的張競立，與西義顯第一次見麵是在1935年西前往南京赴任的時。張有日本留學的經驗，跟滿鐵的關係也很深。曾在重慶逗留的張為了實行中日全麵和平工作，於1939年11月前往香港，後又來到上海，並與西義顯會麵。因為張的動員，對蔣介石有著潛在影響力的錢永銘終於出山，錢曾曆任過交通銀行董事長和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是浙江財閥的領袖。從1940年7月到8月，西義顯都在香港與錢會麵並勸說他。當時在背後支持西義顯和平調停工作的鬆岡就任外相，也多少對此事起到了推進作用。8月24日，錢向西義顯表明同意擔任中介調停一職。不久後，錢提出了擔任中介調停的三個條件：第一，合並重慶、南京政府，成立統一政府；第二，日軍從中國全麵撤離；第三，日本政府與新統一中國政府締結防守同盟。
西義顯與南京的汪兆銘會見以後，再與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長兼財政部長周佛海會麵，請他起草了一份送交鬆岡外相的文件，其內容是從南京政府的立場上，推薦錢永銘作為中介調停與重慶進行和平交涉。9月17日，西義顯回到東京與鬆岡見麵，並報告了全部經過，勸說鬆岡采納錢永銘的方案，推進重慶、南京兩政府的合並與日中全麵和平。次日，以錢永銘的代表身份，與西同行的張競立及副代表盛沛東與鬆岡會麵，向他提出錢永銘中介調停一事。鬆岡當時不斷進行單方麵的講話，不給張競立等人開口的機會，並且完全沒有提及關鍵的錢永銘中介調停一事，就此消磨時間，張競立等人最終窺探不到鬆岡的真意，隻得退出。後來分析鬆岡當時的言行，可以猜測他那時已經真心準備和重慶進行和平交涉了。隻是那時鬆岡為德意日三國同盟締結之事已經忙得不可開交。三國同盟於9月27日在柏林簽訂，而鬆岡終於開始進行針對重慶政府的和平調停工作，已經是同年10月的事情了。
三國同盟成立的同時，支那派遣軍與重慶的和平交涉卻被迫中止。日本與德國、意大利結為同盟，而中國則傾向英美一方，在這種狀態下日中單獨和平是不可能之事，雙方隻得做出耐心等待時機的判斷。最終日本政府與南京政府結成了日華基本條約，正式承認了南京政府。同時阿部信行也作為特派大使被遣往南京。鬆岡正式決定與重慶進行和平調停就是在這麽一個時期。
三、交涉的拖延與中斷
1940年10月1日的內閣會議結束後，鬆岡外相、東條陸相、吉川海相三人決定中止之前各方麵進行中的重慶調停，歸由外務省統一處理，和平條件則以同南京簽訂的日華基本條約為基礎製定。同時還決定讓這項工作預期在本月內出現實效，按照預定方案得到南京政府的認可。次日，外務省按照《對重慶和平交涉準備要綱》文件，通過南京政府與重慶展開直接交涉，提出了：同時通過德國的中介調停機構與重慶接觸；讓蘇聯也有一定的了解；視情況利用德國施加壓力；讓南京政府的代表加入和平協議；考慮召開有汪兆銘出席的會議“從形式上決定交涉內容”；目標是在11月中旬之前簽訂停戰協議等內容。鬆岡對德國中介調停這一條並不太熱心。按照鬆岡的構想，應該是用三國同盟來與英美對峙，借助這個勢頭與重慶完成和平調停。後來在簽訂日蘇中立條約時，鬆岡有日本借助三國同盟和日蘇中立條約讓英美感到其威脅之時，日中間的和平交涉才能有所成效的想法。
10月上旬，張競立一行終於得到了第二次與鬆岡會麵的機會。鬆岡在此次會麵中初步明確了對錢永銘中介調停工作的許可，並在錢永銘的中介調停條件上簽字同意，交給了張競立。還附加道：“我無條件信任錢永銘”，他還吩咐西義顯：“務必在兩周內完成交涉”。張競立對鬆岡外相提出的和平條件有：
1、新國民政府的健全統一（蔣介石辭去行政院長，汪兆銘辭去代理主席一職，主席林森頒布國民政府改組令）。
2、實現停戰，逐步撤回盧溝橋事變之後派遣入境的日本軍隊，中國的統治權歸還改組後的國民政府，日本無條件歸還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財產。
3、在中日平等互惠的基礎上進行經濟合作，並通過秘密協定承認滿洲國。
4、停戰後召開東洋興隆會議，審議善鄰友好、經濟提攜等事務（經濟提攜具體為：在資本、機械、技術的供給上給予日本最惠國待遇，若日本無法供給則轉為接受第三國供給，資源由中國供給，用最優惠的價格出售給日本，現存的合資公司全部解散）。
5、締結防共協定（駐兵及軍用品的供給由軍隊代表協定）。
這些條件不但包括了錢永銘所提出的所有中介條件，從“通過秘密協定承認滿洲國”的條款還能看出它也考慮到了日本方麵的主張。鬆岡之所以對交涉抱有很大期待，主要也是因為有了這麽一個能共同時吸引兩方麵的方案。
鬆岡從外務省派遣了參事官田尻愛義到實地進行交涉，並指示當時的上海特別市政府顧問船津辰一郎到香港與錢永銘聯絡。10月17日，船津接到轉達鬆岡的要求，翌日，他前往南京會見阿部大使，當晚還與汪兆銘進行了詳談。汪表示自己渴望日中全麵和平的成功，同時也希望日本政府不要終止重慶方麵承認南京政府的緩兵之計。他還說，這次的提案雖然對重慶方麵有利，但重慶若要與日本進行和平調停，必須得到英、美、蘇的默許，若美國或蘇聯反對的話，這次的調停恐怕會以失敗告終。次日，船津訪問了支那派遣軍參謀今井武夫，今井的見解是：“從我過去的經驗來看，這次跟重慶的和平調停前景渺茫”。
而就在這時，接到錢永銘的委托，浙江財閥巨頭，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作為說服重慶張群的人物加入了工作中。勸說周加入的是張競立，在費了一番周折，終於讓參與交涉的相關人物聚集在香港時，已經是10月26日了。而在11月30日，離日本政府正式承認南京政府日華基本條約的簽訂，隻剩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而且擔任中介人的錢永銘也以錯過了時機為理由，稱自己“沒有了說服重慶的自信”而失去了工作意願。通過西義顯、田尻、船津的勸說，錢再次決定擔任中介調停工作，這時東京方麵給出的事變解決條件，已經比以前提出的和平交涉條件顯得更加寬容了，主要內容包括“日支事變之前未發布開戰宣言，以實際停戰為理由宣布終結；日本軍隊將全麵撤退；日中之間締結永久友好親善、互惠平等的經濟提攜與相互防衛同盟新條約，相互防衛為：在日華任意一方受到第三國攻擊時，另一方將竭盡全力給予援助，因此須從平時加以重視；把滿洲國作為現實問題進行處理；把南京政府的將來作為中國國內問題處理”。錢永銘等人被這個日本的提案的內容所吸引，並以這提案為中心起草了報告和意見書，更讓周作民給張群寫勸告信，並給吳鼎昌（貴州省首席，浙江財閥，周的舊僚）寫求助信，於10月31日將這幾份文件書信交給了前往重慶的特使。
11月6日，船津與張競立、盛沛東、西義顯等人共進晚餐，席上，張要求船津在第二天電請日本政府將對汪政權的承認推遲到12月10日，船津回答說，待重慶傳來可靠的消息再議也不遲。眾人等待多時由張群代筆的蔣介石回信，於11月12日被送到錢手中。信的內容並沒有超出禮貌的範圍，但其中寫道：至今的多起和平交涉中，送達蔣介石手中的僅此一封，由外務當局者授意的更是史無前例。也就是說，該回信在透露了至今多起和平交涉的信件，都未能送達蔣介石手中事實的同時，也再次確認了錢對蔣介石的影響力。讓人期待的是，信中還表明也許正是從外務大臣的立場進行交涉，才能讓蔣介石有所動搖。11月13日，日本政府在禦前會議上決定了“支那事變處理綱要”。該綱要與10月上旬的三相決定內容基本相同，聲明在年末之前若未能與重慶達成和平調停，日本將進入長期戰態勢。
11月17日，蔣介石派遣的重要人物到達香港。日本方麵曾猜測該人物是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陳布雷，但根據西義顯的說法，後來該人是張季鸞。該人帶來的蔣介石的備忘錄中列出了無法實現中日和平的理由，但錢永銘從其中讀出了蔣介石有意接受中介調停的潛在真意，並稱蔣介石有兩個接受中介調停的條件。第一是汪政權承認一事無限延期，第二是日本無條件全麵撤兵，若日本方麵接受以上兩個條件，蔣介石將同意開始和平交涉。11月18日田尻向東京發出電報，內容如下：“一是原則上接受日軍從中國全麵撤離；二是取消南京傀儡政府的承認事宜。日本政府若同意以上條款，則中國政府願與日本政府進行和平交涉”。而就在相關人員焦急等待東京回電的時候，重慶的使者已經難以挽留，11月24日，使者乘飛機返回重慶。而日本方麵的回電也在同一天送達了。11月23日在東京首相官邸，鬆岡外務大臣在五相會議上提出同意重慶的條件。但也必須附加一個條件：重慶政府必須盡快派遣正式代表進行交涉，日本政府方可將南京政府承認一事延期。
使者的離開與回電的送達中間僅相差了半日，而待到回電的內容轉到重慶方麵已然是數日之後的事情了。錢永銘讓杜月笙作為使者飛往重慶，但由於沒有前往重慶的定期航班等原因而使行程延誤，杜真正前往重慶時已是11月27日了。杜所轉交的信件中寫有錢想讓前駐日大使許世英擔任重慶政府正式代表的請求。但正式承認南京政府的日子――11月30日已經近在眼前。東京方麵雖然在等待重慶的正式代表任命通知，但陸軍的官員們都在譴責鬆岡，說錢永銘的中介調停交涉，是重慶讓日本推遲南京政府承認的“詭計”，鬆岡中了他們的緩兵之計。而阿部大使已經開始著手準備30日的日華基本條件批準，及正式承認南京政府的工作。以陸軍為中心的和平交涉都以失敗告終，因此他們對鬆岡的直接交涉也不抱有好感。田尻透露，在接到鬆岡授意前往進行交涉時，曾有軍隊的相關人員找到他說：“這關係到軍隊的麵子。若讓外務省實現了和平，軍隊的臉就丟大了，所以你此次不必過於盡職”。在針對重慶和平交涉問題這一決定日本前進方向的重要問題上，日本的陸軍和外務省的部門之間還在勾心鬥角。
11月28日，近衛首相、鬆岡外相、東條陸相、吉川海相等人出席了政府的大本營聯絡懇談會，討論了與重慶的和平調停問題。其結果是，和平交涉被中止，於30日按照預定計劃簽署日華基本條約。根據出席會議的東亞第一課長太田一郎回憶，他在說明了大概經過後，有一段時間的沉默，然後興亞院政務部部長鈴木貞一發言：“若在搞這個不明不白的交涉之時，汪精衛不願意逃掉了，誰來負這個責任”？又是一陣沉默後，近衛首相發言：“各位似乎沒有別的什麽意見了，那麽和平交涉就到此中止，我們按照預定計劃簽署基本條約吧”，會議就此結束。據稱，會議其間鬆岡一言未發。11月28日深夜，會議結果送到田尻處。田尻馬上向錢永銘匯報此事，同時也請求重慶方麵速發急電表示：
1、重慶馬上同意和平原則。
2、已經任命正式代表，以求東京改變決定。
這是已有消息稱重慶有意任命原駐日大使許世英為正式代表，所以田尻判斷重慶有盡快開始交涉的意向。因此給東京發電，稱非正式聯絡已經大有進展，不該在此時中途放棄，請再次考慮延緩汪政權的承認。他還給陸軍南京政府軍事顧問影佐發去電報，請他設法向東京表示汪自身對正式條約簽訂的延期並無意見。他發給東京的最後一封電報透露出他對此事極其重視。電報內容為：離政權承認尚有數小時，揮淚拜求朝議再行商榷。
11月29日深夜，重慶方麵發來任命許世英為首席代表的電報。許世英計劃在12月5日到達香港，因此田尻請求將南京政府的承認推遲到12月5日以後。但東京、南京、重慶都對此沒有任何回複。而針對田尻之前誠懇的電報，東京的回複隻有一句：於國際信義之上不可行。影佐接到田尻的電報後回答：比人與汪無甚往來，周圍情勢亦不允許，因不可行。30日深夜，鬆岡高燒臥床中仍喚來東亞局第一課長太田一郎，口述了發給蔣介石的電報，並指示香港方麵轉交給蔣。其內容為：今次交涉雖不得已而中斷，但與閣下商談日華百年大計之機必將再臨。
雖說如此，但日本已經正式承認了南京政府，此時再想讓重慶出麵進行和平交涉已是不可能之事。日本承認南京政府當天，重慶國民政府發表了對日本政府與汪政權的激烈批判，聲稱要“堅持抗戰直到最後勝利”。蔣介石在12月2日的日記中寫到：近衛無知無能，承認汪政權，使中日兩國結下不可化解之仇敵關係，這在敵國（日本）而言也甚為遺憾，在東亞而言更是危機四伏。至此，錢永銘工作宣告失敗。
四、結束語
錢永銘的調停工作，是日本政府的外交官與重慶進行和平工作的唯一案例。也是在以往諸多和平調停工作中，日本政府方麵的意見被直接送達蔣介石手中的少有案例，但最終未能正式達成和平協議。本文旨在分析其中原因，再次思考鬆岡外交的整個過程。
本文已介紹過，之所以在即將正式交涉之前終告失敗，是因為時間緊迫以及多次的陰差陽錯。仔細分析當時的狀況，這些“陰差陽錯”並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必然發生的事情。鬆岡決心與重慶進行和平調停，是在締結了德意日三國同盟以後。他的構想是借助三國同盟給英美施壓，以此引導重慶同意和平調停，但英美反而更加確認日本是敵對勢力，重慶也與美國更加加深了關係。在這樣的情勢下，即使蔣介石期望對日和平，也無法做出明確的表示。交涉人同樣也很明白這一點，因此才會出現“窺其真意”的行動，但鬆岡本身應該是希望和平交涉成立的。但是11月13日禦前會議決定的“支那事變處理綱要”，同錢工作交涉案的內容相去甚遠，從這裏可以看出日本國內的準備不足。再有就是11月28日的會議，在決定是否於30日承認南京政權這一關鍵時刻，鬆岡卻一言未發。鬆岡當時必定受到了軍隊相關人員相當的壓力。例如，兒玉譽士夫就曾接受南京支那派遣軍的委托去勸說鬆岡。日軍千方百計組織了這次調停，加緊承認南京政府。從這裏也可以看出軍隊與外務省曆來都存在部門間的爭鬥。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鬆岡在自己的地盤――外務省內部也是鶴立雞群的存在。可以說鬆岡外交是在孤立無援中實行的。另一方麵，鬆岡曾借德國為中介調停和重慶探討和平之路，但這一條線最終也沒有任何成果。在四麵楚歌的情況下，隻得屈服於軍隊的壓力。
對曾經表示中國問題是自己的“生命”的鬆岡來說，針對重慶和平調停工作的挫敗讓他追悔莫及。鬆岡在日蘇中立條約締結前，前往歐洲時叫來田尻，令他“再次開始調停工作，在我歸國前務必要準備完成”。但自那以後，和平調停麵臨的狀況已經愈發的嚴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