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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重慶霧與中國抗戰文學
中國/西南大學副教授
張武軍
抗戰爆發後，國民黨黨政西遷，定重慶為戰時首都。不少作家也因為傾向政治中心而選擇來到了重慶，但是現代知識分子和體製的關係雖不能完全疏離，但也無法徹底融入，尤其這個政府是由國民黨一黨專製。作家們到達重慶後一方麵體現出對於政權的疏遠和反抗，另一方麵體現出對於重慶地域的無奈的或主動的認可。重慶的政治中心作用、重慶的地域文化同作家的生存體驗及創作呈現出一種複雜而又微妙的關係。
對於這種關係微妙的理解我覺得可以從一個很有意思的重慶意象說起，這就是重慶的霧，重慶別稱“霧城”。人常有言“霧重慶”，或因重慶是戰時陪都，也常稱“霧都”。重慶的霧為作家們留下深刻印象，作為極具地域色彩的自然景象，反複出現在作家筆下，為中國現代文學作出極其巨大的貢獻，並見證著戰時重慶文學的命運。
我們還是從後向前看，看看作家們後來怎樣描繪重慶的霧。作家們離開重慶後，還一直念念不忘重慶的霧，很多人在撰寫回憶錄時，常用“霧重慶”的稱呼。茅盾在他回憶錄中，專門一章是記錄在重慶的生活和寫作，題目為《霧重慶的生活》；藏克家回憶重慶題目為《少見太陽多見霧》；臧運遠也寫了《霧茫茫山城詩話》；秦牧的回憶錄題目為《戰鬥在霧重慶》。還有許多人雖沒以“霧重慶”為題，但也在回憶錄裏對重慶的霧做了很多的表述。方敬回憶：“抗戰開初，我在成都，後來跑昆明，走桂林，闖貴陽，八年來行蹤不定，四方奔波。對重慶，它的陰與晴，愛與憎，笑與淚，直接體驗少，缺乏親身的感受。隻聽說霧重慶，一個霧都，籠罩著自然的霧，也籠罩這政治的霧。但是團結、抗戰、進步、民主的光明力量總要撥雲霧而見青天。”徐遲回憶說：“那時候，重慶的霧成了一個象征。它不特使人舒服，而且令人汗毛豎起，戰栗不已。風高可以放火，月黑可以殺人，大霧迷漫的天氣裏可以幹一切見不得人的卑劣齷齪的血腥勾當。那時的山城是個特務世界，有人在霧裏永遠消隱不見了。……1944年起霧時，國民黨的貪汙腐化已經發展到了極度。”
正如方敬和徐遲所說，很多作家的回憶錄用“霧重慶”隻是因為“重慶的霧成了一個象征”，“霧”象征國民黨統治的腐敗與黑暗。解放後，我們的文學作品、影視作品在描述關於解放前的重慶時，具有政治象征意味的“霧”總是必不可少。例如周而複的《霧重慶》、王火的《濃霧中的火花》、曾憲國的《霧都》，以及描寫國共兩黨談判的《黑霧紅塵――國共重慶談判的前前後後》等；在影視中，經常出現這樣的場景：濃霧籠罩的重慶街頭，荷槍實彈的國民黨士兵和特務在行動。與此相對的則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朗的天。
重慶的霧就僅僅象征著“黑暗”？到底是霧遮蔽了我們，還是我們遮蔽了霧？這是一個很有意思也很值得琢磨的問題。還是讓我們回到曆史現場的記載中！
張恨水曾經多次記載了重慶的霧，“人或有言，貴陽烏煙瘴氣，重慶暗無天日，謔語，亦事實也。就愚在川所經曆，大抵國曆11月開始入霧瘴時期，至明年3月開始漸漸明朗。即明朗矣，亦陰雨時作，不能久晴，苟非久慣旅行，貿然入川，健康必難久持。其在霧罩時期，晝無日光，夜無星月，長作深灰色，不辨時刻。晨昏更多濕霧，雲氣彌漫，甚至數丈外混然無睹。故春夜月華，冬日朝曦，蜀人實所罕見。又此間無大風，亦鮮霜雪。草木昌茂，殆由是歟。”這是張恨水在他的《重慶旅感錄》給別人介紹重慶霧的情形，而他在文章的末尾特別著明，“密霧籠山，寒窗釀雨，書於棗子嵐公寓樓燈下。”在這篇文章的續篇中，張恨水仍用較多筆墨介紹了重慶的霧：“盆地多霧，入冬愈甚，就經曆所得，霧可分為黑白兩種。白者�湧，凝結較濃，十步之外，渺不見物。然天曉彌漫，午則漸消。殘霧升空，遂成曇陰。故在是日，可偶得夕陽一瞥。黑者遮蓋天地，頗似晝晦。近視之，樓閣煙籠，遠視之，山川夜失，終朝陰鬱，不辨旦暮。霧結過久，輒變為煙雨，煙雨不散，更降為巨霖，巨霖之後，蒸氣入地，可得小晴。顧小晴不克重朝，濃霧又起矣。”
張恨水關於霧的描寫不論其可喜還是可厭，都是霧的自然狀態的呈現，都是從自己的日常生存生活對霧作出的評判。抗戰期間，真要從人的生存出發，那麽霧更多的就應收到人們的歡迎。
霧是天然的防空設施，濃霧籠罩就可不必擔心敵機的轟炸。當日軍相繼攻克南京和武漢後，戰時之都重慶就成為他們的重點攻擊對象。日軍為了一舉解決中國戰事，集中了開戰以來最強的兵力，準備溯江而上，攻下重慶，迫使中國政府投降。然而重慶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得日軍靠大兵團作戰的計劃受到嚴重阻礙。日軍除了從空中用大規模的轟炸使重慶屈服外別無他途。
據日本研究抗戰的曆史學家調查統計，日軍第一次轟炸重慶是在1938年12月26日。但這次轟炸並沒有對重慶造成多大的損傷，原因就是濃厚的霧保護了重慶。後來日軍的轟炸都是避開重慶霧季進行。
當時的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董憲光回憶重慶遭受轟炸的情形時寫道：“零星的空襲整個夏天都在進行，當大霧迷漫的冬天到來時，重慶才鬆了一口氣。而在1940年春天又被更猛烈的空襲所破壞了。重慶雖然準備了避難所，但從這年春季到夏季，政府官員卻瀕臨生命的危險，在洞內夜不成寐的苦境中喘息。這就是日軍得意的神經戰的空襲。空襲常常一連持續三個小時，重慶除了承受，別無他法。”
正如董憲光所說，在霧季，重慶可以鬆一口氣，沒有霧的日子，麵對日軍一次次猛烈的空襲，重慶除了承受別無任何辦法。轟炸中，所有的人包括政府官員不僅不能正常的工作生活，就連基本的生存也受到了嚴重的威脅。當霧可以成為生命的保障時，大家能不喜盼霧的到來嗎？
作家李又寧回憶在重慶的生活時說：“在張家花園的時候，生活在空襲的陰影下。眾所周知，重慶是霧城。霧重或下雨的日子，敵機不會來；晴空或月夜，則反。因此，天氣不好，人們比較心寬；天氣好，心情沉重。”當時重慶的人們包括作家在內都是這樣的心態。
滄一來到重慶就很有感慨：“自七七事變以來，我國的重要的城市，幾乎都遭到了敵人的鐵鳥光顧。隻有這重慶，在經年的多霧的萬山叢中，市民至今還浸融在和平的氛圍裏，度著閑適的生活。無怪一般逃難來川的朋友們，一見麵就驚異地說：‘你看，四川人的鎮靜多麽有功夫！’前線戰鬥的那樣激烈，戰區人民逃命那般的苦痛；那種情形，無論誰見了都要感動的流出眼淚！就是在後方的武漢、長沙、宜昌等城市的居民，也無日不在空襲警報中過著緊張的生活。然而一入夔門，正如進了桃花源一樣，什麽事都平靜下來了！……”
在重慶生活的思紅也對霧的到來表示了渴望和讚頌。“重慶最有名的霧罩，這幾天應時光臨了，永遠昏昏沉沉的，抬頭看不見晴天白日，俗語說：‘夏日可畏，冬日可愛。’重慶夏天的炎威，特別是今年，真曬得厲害極了。現在到了冬季，不要說‘負爆獻枕’根本談不到，簡直自朝至暮誰也沒有見過那太陽究竟叢什麽地方升起來，什麽地方落下去，這樣悶人的環境，豈不叫人掃興？但是一般人的心理正興高彩烈，歡迎那厚重的霧罩，唯恐其不久不密。最好要密的像上次，有一回某公司的飛機到重慶在上空盤旋了半天，始終找不到機場，竟飛到了成都才停了下來，那樣的糊裏糊塗，更加歡迎。究竟這種難得的天然消極防空設備，千載一時，豈能錯過利用的機會。一次疏散，二次疏散，重慶的人不知為什麽愈疏散愈多，馬路上摩肩擦踵，推不完，擠不開；一天到晚，無時無刻不像戲院門口散場一般。最近受霧罩的吸引，情形更緊張了，大概這些人靠霧罩保險，自以為領過了安全證，名為疏散，暗實集中，重慶的人口密度怕離飽和量不遠了。”
顧夢五談到重慶的空襲情形時說道：“科學征服了自然，可是自然尚能發揮它的力量以阻止科學的猛攻。盆地氣候的濕熱，使每年有一半的日子被白霧籠罩著，大抵再過一個月，重慶城便要沒入彌漫的白霧中，而日軍空襲也相當的困難吧！”
凱禮記述了1940年元旦重慶的情形，盡管這年夏天，重慶遭受了日機的猛烈轟炸。但到冬季，重慶終於恢複了活力。元旦熱鬧非凡，有舞獅子的、耍龍燈的、有體育遊行等等各種活動。“將近傍晚的時候，人行道上站滿了男女老幼，尤其婦孺們。因為有天然的防空網（濃霧），四鄉趕來看熱鬧的人特多。”熱鬧的場麵一直持續了整整3天，這樣的情形自民國以來在重慶還從未有過。
看來因為有濃霧的保護，大家都安心地盡情地投入到各種活動當中。作家們也是如此，在日軍轟炸最瘋狂的時候，大家都四散到鄉下躲命，霧季到來時，才集中到城裏，安心寫作和參加文協各種活動。
老舍回憶在重慶的生活時說道：“生活不單困苦，而且也不安定。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年，這三年，日本費盡心機，用各種花樣來轟炸。有時候時天天用一二百架飛機來轟炸重慶，有時候隻用每次三五架，甚至於一兩架，自曉至夜的施行疲勞轟炸，有時候單單在人們要睡覺，或者睡的正香甜的時候，來搗亂。……我在夏天可必須離開重慶，因為在防空洞裏我沒法子寫作。於是，一到霧季過去，我就必須預備下鄉。”老舍的很多文章、戲劇、包括他的長篇小說《四世同堂》都是在霧季寫成的。巴金說：“我能一口氣寫完《火》第二部，也應當感謝重慶的霧季。霧季一過，敵機就來騷擾。我離開重慶不久，便開始了所謂的‘疲勞轟炸’。我雖然誇口說‘身經百炸’，卻沒嚐過這種滋味。後來聽人說起，才知道在那一段時期，敵機全天往來不停，每次來的飛機少，偶爾投兩顆炸彈，晚上也來，總之，不讓人休息。”，張恨水在《寫作生涯回憶》中談到，夏天敵機轟炸不停，幾乎無法看書寫作；夏天天氣炎熱，黑蚊常襲，難以安心寫作；夏秋雨多，屋漏影響寫作。他的作品雖幾乎都為連載，但基本起於霧季，主要寫成部分也在霧季，可見重慶霧對於張恨水寫作的重要性。
不單老舍、巴金、張恨水如此，幾乎所有的作家也都是如此，他們大都在霧季完成了他們的絕大部分的作品。40年代在文學史上被公認是中國長篇小說繁榮昌盛的時期，實際上，重慶的霧為此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假如作家們一直像抗戰初在上海南京武漢時期那樣，整天躲命，又怎麽能靜下心來構思，安下心來寫作呢？這也許是為什麽抗戰初期幾乎沒有長篇小說問世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霧對中國現代文學起的最大作用莫過於它促成了中國40年代戲劇的大繁榮。中國現代戲劇自五四前後開始興起，直到40年代才發展到頂峰，這是現代文學史上不爭的事實。而現代戲劇之所以能在40年代達到頂峰是與重慶、與重慶的霧分不開的。
1937年12月28日，集中在武漢的十多個戲劇團體和戲劇界的廣大人士洪深、田漢、餘上沅、陳白塵等在武漢成立了中華戲劇界抗敵協會，定每年10月10日為戲劇節。戲劇節雖然誕生於武漢，但第一屆戲劇節並沒有在武漢舉行。因為1938年10月，日軍的炮火已經在武漢三鎮燃起。著名的戲劇團體上海業餘劇作人協會、怒潮劇社、國立戲劇學校等先後到了重慶，大批戲劇界人士也薈萃霧都。因而第一屆戲劇節的紀念活動就在霧都重慶展開，“活動共持續22天，500餘名話劇和戲曲工作者，上千的業餘戲劇愛好者參加了演出活動。”此後到1941年10月前，聚集在重慶的廣大戲劇界人士共演出話劇100多出，如《保衛盧溝橋》、《盧溝橋之戰》、《流民三千萬》、《放下你的鞭子》、《八百壯士》、《全民總動員》、《蛻變》、《霧重慶》等等。這些戲劇大都在先年秋末到次年夏初間進行，因為這段時間重慶上空為濃霧所籠罩，大可不必擔心敵機來襲。
戲劇界逐漸意識到應該利用霧季這難逢的大好時機多上演話劇，由此形成了史上著名的“霧季演出”。1941年10月11日，霧季演出開始，在中國萬歲劇團的號召和提倡下，演劇單位常是公演，也被稱為霧季公演。
法西斯喪鍾響了
對於霧季演出的地位，胡潤森先生總結說：“陪都霧季公演連辦4年，堪稱優秀劇本聯袂而出，精彩演出應運而生，在中國話劇史上寫下厚重一頁。”
同時因為有每年昌盛的霧季演出，很多作家開始致力於戲劇寫作。郭沫若的劇作幾乎都是在重慶寫成並上演，這被公認為是郭沫若藝術生命的第二春；曹禺在重慶完成並上演了他的名劇《家》、《蛻變》、《北京人》；老舍在渝完成多部戲劇，為他帶來極大聲譽並為他後來在戲劇創作方麵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基礎；茅盾也在重慶完成了他的唯一的一部戲劇《清明前後》。同時重慶的霧季舞台也培養了諸多的優秀演員如趙丹、白楊、張瑞芳等等。
如果說北京故都和高校氛圍為“京派”提供了必要條件，上海的租界和商業氣息造就了“海派”的產生；那麽，重慶的山和霧為“渝派文學”的繁榮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霧為作家生存和創作提供了保障，為中國現代文學在艱苦的抗戰年代的繁榮提供了保障。然而今天，我們大都從思想政治角度出發，對霧以及霧都的文學都隻承認其批判性立場。這很顯然前後矛盾。事實上，霧保障了作家的生存和創作，成就了抗戰時期重慶文學的繁榮。但當霧真正進入作家創作內部時，極少有人會賦予霧以美好的情感色彩。當然冰心是個例外，冰心曾寫到：“我們從淡霧裏攜帶了心上的陽光，以整齊的步伐，向東向北走，直到迎見了天上的陽光。”
很多人都不喜歡霧，認為霧有損人的健康。王西彥寫到：“一個彌漫混沌的世界，霧的世界，我走出村口，走到江邊，我迎著那細小的，隱約的，執拗的，損人健康的霧雨，我衝破著它。”（王西彥《山中文劄》）包白痕認為濃霧造成了憂鬱的山城：“正日雲霧彌漫，很難見到紅嫩嫩的太陽，住在這裏，像住在牢獄裏一樣，沒有光亮也沒有熱力，冷酷、陰森、沉悶，緊壓在人們的心頭上，如肺病的患者，感到了呼吸的窒塞。生活在這憂鬱的山城，已有一年了，從春天到秋天，秋天到冬天。每天，我的心如壓著一塊鉛石，是那麽沉重。”“生活在這憂鬱的山城，我底心也如山城一般的憂鬱，沒有光亮，沒有熱力，有的隻是灰暗的霧，烏黑的雲，蒙蔽著山，遮蔽著山城。”（包白痕：《憂鬱的山城》）司馬�也說：“在冬季，人們生活在霧中，略略感到了呼吸的沉重。”（司馬籲《重慶客》）
霧在詩人筆下也隻是讓人感到沉重、煩悶和討厭。任均在1941年1月23日在濃霧的山城中寫了《霧》，他把霧比作“一隻慘白而又巨大的魔手”，“霧――白茫茫的霧/霧，蓋住了樹林、房屋、山崗、河流……/霧/遮斷了璀璨的陽光/人們的視線/所有的道路……/這時候/許多人/都感到了/極端的迷惘/無限的焦躁/難堪的苦悶……/像居住在深海的魚類/變成了一個謎/更看不清眼前的一切/更猜不找/前路/正有什麽東西在等待/在埋伏。”（任均：《霧》）江村把霧比作灰色的囚衣：“霧/昏暗而濃重的霧/彌漫在山林，迷漫在山穀/像一副蒼白的紗幕/隱蔽了凋零，殘朽了景物。天/扳著死灰的臉/掛下綿綿的語絲/像無數根鐵柱/圍成了人間的囚室/雨聲/滴出深深的厭煩/像一個年老的獄吏/叨叨的吐著怨言。蔥鬱的茂林晦暗了/碧綠的山岩黴濕了/廣闊的田野/在死寂的霧層裏沉沉的睡了。生活在山國裏的人們/堅強的在苦難裏煎熬/千萬隻熾烈的心/是千萬隻向往自由的鳥/它將突破這灰色的籠啊！……（江村：《灰色的囚衣》）鄒絳展示了在濃霧中城市的破碎與壓抑：趁著傍晚我攀上這城頭上麵的/樓閣/但對著這雲霧低漫的宇宙/我卻無法唱出我悅意的歌/……/濃重的雲霧壓著對河的山/壓著沒有鍾聲的廟宇，壓著/蟄伏在每個屋脊下麵的灰暗/而噤住喉舌的生物/我想歌唱/我想唱一曲充沛著熱烈與光明的/歌，但對著這雲霧迷漫的宇宙/我卻無法調整我自己的音律。”（鄒絳《破碎的城市》）丹茵寫了《重慶的霧》，認為霧把重慶一切都遮蔽，把一切都變成灰暗。艾玲離開重慶時，因為受夠了重慶的霧而對重慶沒有一點留戀：“讓靈魂在屈辱裏哭泣/讓霧把健康挪走了/生命在這裏/隻有灰色的影子/灰色的死亡/別了，你古老的山城/別了，你這一串褪了色的日子。”（艾玲：《沒有留戀》）郭沫若認為霧掩蓋了罪惡：“霧期早過了/是的/炎熱的太陽在山城上燃燒/水成岩都鼓暴著眼睛/在做著白灼的夢/它在回想著那無數萬億年前的海洋吧？/然而/依然是千層萬層的霧呀/濃重得令人不能透息/我是親眼看見的/霧從千萬個孔穴中湧出/更有千萬雙黑色的手/掩蓋自己的眼睛。”（郭沫若《罪惡的金字塔》）吳視把山城比作破爛的船“正迷失在霧海裏/正靠近險灘裏/……我向你沉重的呼喊――山城你醒來喲。”（吳視：《山城的側麵》）
對於小說和戲劇來說，霧更成為一個倍受關注的母題。張恨水對於重慶的烏煙瘴氣的社會氛圍強烈不滿，也催生出他重慶創作的一個最大主題：對於“霧重慶”的批判。重慶霧在張恨水作品中如《八十一夢》、《傲霜花》、《紙醉金迷》、《魍魎世界》等大量出現，霧是重慶黑暗、汙濁不堪的現實的隱喻，也是知識分子艱難處境的象征，象征他們生活的貧困、內心的壓抑、靈魂的扭曲，以及濃霧中迷失人生方向的焦灼與彷徨。巴金《寒夜》中的冷雨冷風、天寒霧濃的鋪陳，讓人有如掉入冰窟，作品中的人物溝通的無望、前途的渺茫、掙紮的心酸，無不讓讀者品味到作品的“寒夜”敘述和悲涼的美學風格。“重慶和冬霧倒幾乎成了入蜀作家一個最大的‘母題’，圍繞它們誕生了蔚為壯觀的大後方小說和大後方戲劇，僅題目與之相關的戲劇就有《霧重慶》（宋之的）、《山城故事》（袁俊）、《重慶二十四小時》（沈浮）、《殘霧》（老舍）、《重慶屋簷下》（徐昌霖），小說《霧城秋》（艾明之）、《霧都》（李輝英）、《新都花絮》（端木蕻良）等等。在這些作品中，重慶城及其揮之不去的濃霧常常成了腐敗、空虛的背景或者象征，它們共同組成了那黑暗的大後方。”
重慶的霧盡管在當時為作家們的生存和寫作提供了保證和依賴，但在作品中多被作家批判，就如重慶的國民黨政治中心身份一樣，後來進步作家隻是檢討自身“左”的不夠，犯了“右傾”的錯誤。
這樣的結論是否過於簡單了呢？實際上，依賴於霧的保障而又批判霧，正如依賴體製的保障而又不斷批判它，這不正是知識分子的獨立立場麽？然而在陽光與霧中，我們往往陷入了非此即彼的簡單論斷。當太陽升起來時，霧就被無情的驅散，或者僅僅承認對霧隻能是以一種批判立場來表現對陽光的呼喚。對於發生在以“霧都”為中心的“戰時重慶文學”，人們也常持同樣的觀點。從曆史本身和人的生存出發，我們就會發現霧的豐富，也會發現戰時重慶文學的豐富。
霧確實應該是一種代表，一種象征，代表著重慶的地域特色，象征著作家在重慶的生活和體驗。我們對霧、對重慶、對當時在重慶的作家和作品都是持一種簡單的二元論：要麽壞，要麽好；要麽黑暗，要麽光明；要麽反動，要麽革命。非此即彼的簡單論斷，其實都是政治決定論在文學評價上的體現，重慶文學成也是戰時政治中心地位，衰同樣也是因此，當政治中心不再，作家們像曾經潮水一樣來又如潮水一般回，同時本該留存的積澱也因其國民黨政治中心受批判，戛然而止。今天我們的研究如果仍不重視重慶地域和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的雙向互動關係研究，重慶最重要的文化資源將會被我們遺忘，對於中國抗戰文學乃至整個現代文學的理解無疑也會是一種缺失。
前言
本文重點是研究抗日戰爭時期的重慶人口變遷。人口變遷問題的研究，是分析某個社會時代經濟和社會問題最基礎性的研究課題。對抗日戰爭時代的重慶國民政府史研究，也是同樣的道理。可是，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發現戰時重慶社會人口變遷方麵的研究成果1.因為不好找到第一手史料`，所以嚴重地製約了這個領域方麵的研究。本文利用整理的重慶市政府及市警察局的一些第一手史料，對這個課題進行了詳細的研究。
首先，與重慶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其它一級行政區進行比較，重慶市的人口變遷，有以下特征：根據表一的資料顯示，大後方許多的一級行政區人口減少了。可是，在重慶抗戰期間的人口卻顯著地增加了。根據表一顯示，調查期間的重慶人口增加到47%。大後方的其它省市裏麵，廣西、貴州兩省也增加了，不過廣西是5%，貴州是3%，而其它的省卻減少了。戰爭地區各省的人口也減少了大半，許多人集聚到了重慶，這是戰時作為首都重慶的特征。那麽，人們集聚的具體原因是什麽呢？筆者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考察。
一、戰時首都重慶市的人口變遷
從表二，可看出重慶市每月戶數、人口的變動。同表的數據，是原重慶市警方負責調查的家庭登記的數據。本文盡量避免間接引用他人研究成果中的數據，盡可能利用原始檔案的數據來進行分析。在找不到原有史料時，盡可能從可靠的史料集引用第一手史料。因為在有些月份裏曆史數據有所不同，所以會發生取舍選擇史料比較難的情況，不得不同時羅列一些不同的數值。
1、常住人口與現住人口
重慶市警察局在戶口調查時，實施調查的對象有下麵三種。其中最重要的是“常住人口”，記載了“原籍之人口”、“現住人口”（下述）、“遷出後未變更原籍之人口”、“居住滿一年取得寄籍之人口”；“現住人口”，記載了“調查日所居住的人口”；“流動人口”，記載了‘調查日內在所查地居住未滿一個月來去無定之人口’2.也就是說，調查時在被調查地點居住的人，被統計“現住人口”中。“常住人口”是指“現住人口”、“在重慶居住1年以上，寄居在有居住權的人家中之人”、“從重慶調往外地工作，但原籍未變更之人”的總括。
其實，有關人口、戶口的公布數據，是指“常住人口”，還是指“現住人口”史料中沒寫明。“現住人口”其中是不是包括“流動人口”也不明確。筆者認為，人口統計記載的“現住人口”中，沒包括流動人口。這一點可以從下麵的例子中看出：重慶市公安處（抗戰期改為警察局），公布了1936年2月份人口統計，在10區的戶口裏有74398戶，總人口328805人，其中男性195720人。但是，同表的附記裏“尚有流動人口約七萬人未列入”3.還有1938年11月13日，重慶市警察局公布的總人口為49.68萬人，但附記裏“加上流動人口和江邊船戶，共約60萬人”。
1939年8月17、18日，警察局進行了“戶口總檢查”，其結果如下：“據警察局長，統計本市無證居民共有157101人”5.就是說，人口統計中包含了因無居住證明而未獲得居住權的居民157101人。由此可知，人口和戶口統計記載的基本上是在調查當日查到的數據，即“現住人口”的數據。而1939年8月的居民人口是380276人，所以當時“無證居民”人口所占比率為41.3%，有證居民人口所占比率為58.7%。
2、當時人口變化的區分
從表二來看重慶市的人口變化，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但在此先指出，該表的問題是1942年以後每月的數據並不完整。這一點留作今後的課題，來討論關於人口動向的情況。
分期情況如下：
第1期：從抗戰開始到1939年4月。1938年2月18日，日軍對重慶市內進行了最初的空襲。同年10月4、8日也進行了轟炸，這一年轟炸次數不多，隻是“試探性攻擊”的性質9.所以國民政府和普通居民的警惕一直不高，這一時期的市區人口大體上持續增加。
第2期：從1939年5月到1941年2月。1939年5月，重慶遭受到“五・三”、五・四大轟炸，在7月至9月也連續遭到了轟炸。1940年也從4月下旬開始了大轟炸，特別是5、6月實施的所謂“101號作戰”，重慶遭受到了激烈的轟炸。第2期的人口，在反反複複的增減。第2期當初的總人口為54萬人（1939年4月），以後銳減為28萬人（1939年5月），此後的1940年2月，又恢複到42萬人了。但是，1940年8月再次發生的轟炸又使人口減少到36萬，到1941年1月才總算恢複到了42萬。當時的國民政府，通過事先預測春季以後的轟炸，每年2、3月份對居民實行“疏散政策”。對第2期、第3期所執行的強製性“疏散政策”，從表二來看沒有什麽效果。因為不少“疏散”去的居民和難民們，又重新流入市區。關於“疏散政策”，以後別稿論述。
第3期：1941年3月後到抗戰結束。同年的3月，市區大幅度擴大。人口從約43萬，增加了18萬，達到61萬。1941年6月的轟炸，導致了“大隧道慘案”的發生。同年8月，日軍反複進行了所謂“疲勞式空襲”。到9月底，對重慶市內的轟炸基本結束。同年12月，亞洲太平洋戰爭爆發。1942年夏天的戰局對日軍來說很不利，日軍在中國大陸的製控權慢慢喪失。至此，對重慶市的轟炸事實上已經停止。1943年8月23日，對重慶市郊外的轟炸，是最後的轟炸10.到第3期，重慶市內人口連續且顯著地增加，總人口在戰後的1945年12月達到124萬，之後的一年間減少了24萬人左右。
筆者在上麵指出，市區的大幅度擴大是人口和戶口的大幅度增加的原因。再具體說明一下，當時的重慶市警察局，於每月的上旬、中旬、下旬進行每月三次的人口調查。1941年3月，到中旬為止，警察局一直對擴大以前的市區作統計工作，同月下旬就開始對擴大的市區作統計工作。筆者在這裏將3月上旬與市區擴大後4月上旬的戶口變動情況進行比較分析，得出表四的數據。據表四顯示：該期間增加了戶口26350戶，人口182999人。人口變動原因中，（1）~（3）是遷移、流動方麵的原因，（4）~（8）是營業、雇傭等經濟方麵的原因，（9）~（12）是出生、死亡、婚姻、養育等原因，（13）以下是其它原因。而該期間的這些原因中，“遷入”（往市內的遷移）導致的人口變動的數值最大，有1572人“遷入”。但在該期間總人口增加了182999人，遷入人口的數量僅占了總人口增加量的不到0.86%。因此，按筆者的理解來說，該時期人口的增加，基本上是由於市區的擴大而產生的。被編作重慶市第13―17區的巴縣和江北縣管轄的地區，許多人早就向這些地區遷移了。從1939―1941年的春季到夏季，由於日軍轟炸，很多人被炸死。但是，在1941年的這個時期，除了3月18日的轟炸以外沒有其它受害者11.所以，當時人口的自然增加和減少很小這一事實也可以從表四中體現出來。
二、從戶口類別看重慶市的人口變化
表五是按照戶口類別來表示人口變化的。從這個表可以知道，隨著時期變化編製戶口的基本想法也發生一些變化。1940―1941年之戶口類別方麵沒有學校、部隊、船戶三種戶口。按筆者的估計，這個時期的戶口編製，公共處所（政府的事業所和政府下屬的公益團體・工商團體等）裏麵包含了學校、部隊兩種戶口，因為以後這兩種戶口猛增所以從公共處所分離了。雖然在1941年3月的市區擴大時就設置了船戶戶口，但據筆者考�，實際上“水上區”居民的戶口被列入統計表是從1943年6月份的統計開始的12.樂戶，是“妓館”的意思。以前向樂戶征收“樂戶捐”，向樂女（娼妓）征收“樂女捐”之類的捐稅，但金額很少，查重慶市的該項捐稅“民國30年度歲入概算共計四千二百元，數字不大”13.重慶市從1941年12月1日開始，取消了對樂女捐的征收14，1942年以後，樂戶從戶口表上消失了。據史料，1946年不少貧民在長江和嘉陵江的河邊上占地建築棚戶居住，他們成為重慶市公產管理處（現在的城管部門）的整頓對象15.但是從表五所顯示，棚戶戶口從1945年戶口表上消失了，盡管它是行政管理上必查的項目，而其消失理由不詳。
從表五分析大轟炸與戶口變化的關係。1940年4月至8月份之間，日軍從5月18日開始實施“101號作戰”計劃，6月12日、16~24日也進行了轟炸，一直持續到8月份，期間尤數8月19日的轟炸最為慘重16.1941年5月至9月份之間，在舊市區發生了悲慘的“六・五大隧道慘案”，死者約1000人左右17.1942年以後，國民政府強化了防空體製，而事實上在1941年9月1日、9月24日，日軍飛機對重慶市內進行轟炸後，空襲就基本結束了18.雖然在1943年8月23日，日軍飛機又對重慶市進行了最後的轟炸，但1941年9月以後，重慶市就基本上恢複了平靜，往市區的人口流入也在增加。
以上簡單地敘述了轟炸的經過。那麽各種戶口的變化情況怎麽樣呢1940年4月至8月，總人口減少了4.4萬，其中普通住戶減少了2.4萬人，商店減少了2.2萬人，但棚戶住戶隻減少了1800人左右。該期間有堅固防空設施的公共處所增加了3400人，工廠增加了1800人。為了實證這個情況，必須考察抗戰時期的防空洞建設，不過關於這個問題，以後還要進一步考察。
當時防空設施的利用極為不公平。1941年10月，有1296處防空洞，可收容445048人。1943年11月，有1811處，可收容420018人19.據謝世廉等的共同研究，防空洞的利用情況如下：“當時的重慶市有1800餘處防空洞，按使用人員的不同身分和職業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供政府首腦、國民黨高官及財界大亨個人專用。第二類是各機關和公司等事業單位的專用洞，稱為民間防空洞。第三類才是一般市民用的公共防空洞。公共防空洞不分對象、不定人數、設備不齊、當然內部條件差、環境劣惡。第一、第二類高級防空洞，門口有衛兵嚴密把守，須憑證進入、設施齊備、防護堅固、非常安全”20.從這個記述也可以看出，在大轟炸中最嚴重的受難者就是普通平民百姓。
在1941年6月，發生了“六・五大隧道慘案”。這件慘案，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1941年5月至9月期間，總人口還是增加了5.1萬餘人，其中工廠戶口增加了6.5萬人，普通住戶增加了2.5萬人，公共處所增加了1.2萬人。不過另一方麵棚戶住戶卻銳減4.9萬人，商店戶口也減少了3200人。這些事表明，下層平民與跟他們作買賣的小商人們是空襲的最嚴重受害者。
從1941年9月空襲基本上結束後的3年半時間裏，總人口從68萬人猛增到126萬人。特別顯著的是工廠戶口的增加，從1941年5月到1945年4月，增加了8.3倍。該期間的商店戶口增加3.0倍，普通住戶增加2.1倍，這樣形成非常鮮明的對比。這反映出，隨著國防經濟的發展，重慶市工業化發展也很快。在抗戰時期，有400多家工廠遷渝，加上為適應戰爭需要新建的一批工廠，使重慶的工業企業增加到1690家。工業職工占當時“國統區”工廠（職工）總數的三分之一21.關於這個問題，這裏不詳述了。
1945年4月的戶籍表統計顯示，棚戶住戶被撤除了。筆者推測，如果將應該存在的數萬棚戶住戶算進來的話，到戰爭結束時重慶市總人口超過130萬人。
其次，要分析關於性別比的問題，表六是1940年和1941年戶口類別的性別比。現階段，由於找到的史料不多，不能製出完整的統計表，所以尚不能深刻地了解有關性別比的問題。戶口可以分為兩種，一種叫“共同生活戶”（按照血緣關係等共同生活的戶口），另外一種叫“共同事業戶”（以經濟活動作為主體有共同事業，而一起生活的戶口）。普通住戶、棚戶住戶屬於前者，公共處所、工廠、商店、旅棧、樂戶、寺廟屬於後者。另外商店中的小家庭經營者以及與親戚共同生活的外僑也屬於前者。共同生活戶反映了當時的家庭情況。普通住戶和棚戶住戶裏，男性比女性多。性別比差最大的是共同事業戶工作的公共處所（政府機關和社會團體等）和工廠這兩種單位，其次是商店和旅棧。在共同事業戶中，由於事業的特殊性，隻有樂戶的性別比差很小。這反映出當時男尊女卑的現象，在重慶大都會中，女性在公共部門與工業部門的就業機會被排除。有人在文章中分析性別比差大的原因時說，“在大轟炸中，婦女和兒童由於體力原因，在逃跑的過程中處於劣勢，是最容易受傷和死亡的。”但“體力原因”不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在抗戰時期的中國，也是男性占優勢的社會，這一現實才是總人口中性別比差很大的根本原因。
三、從職業類別來看重慶市的人口變化
1941年1月以前的數據是市區擴大以前的數據，1941年12月以後的數據是市區擴大以後的數據。關於1945年12月的數據，由於資料的取舍有困難，同時附上兩種數據（引用自同一文獻，其資料都來源於警察局，但是數據構成有很大的差異）。1941年1月，從《重慶市警察局工作報告（民國29年9月至30年2月）》。1941年12月，從《重慶市警察局民國三十年統計年鑒》，（《中華民國戰時首都檔案文獻（第3卷戰時社會）》，來自7頁的再引）。1945年1月，從重慶市政府編《重慶要覽》1945年4月刊，17頁，學生人數是同一資料，70頁。1945年12月左麵表（a），，從《重慶市人口職務分析統計表（民國34年12月）》，（《陪都十年建設計劃草案》，48、49頁）。1945年12月右麵表（b），，從《陪都全市人口職業統計表》，（《陪都十年建設計劃草案》，17頁）、但從人口總計來判斷，原表寫《（民國）三十五年》是《（民國）三十四年》的誤記而引用它。
第一、一直占很大比例的是人事服務業、商業和無職業者。人事服務業占的比例比較大，1941年12月占23.4%、1945年1月占17.5%。商業占15.1%，18.6%。人事服務業裏麵占最大比例的是家庭管理（當時被稱為“理家”），1941年1月占76%。無職業者裏麵，學生所占的比例較大，1945年1月，22萬人中的9萬人（占41%）是學生。這三種範疇的比例從抗戰初期就開始居高。據張瑾的分析，1937年家庭管理職業占28.08%、商業占13.70%、無職業者占29.01%22.
第二、工業和公務員的比例顯著增大。工業的比例1940年8月9.9%，1945年1月14.6%。同期的公務員從4.5%增長到6.4%。這反映當重慶地區工業的發展和政權的穩定。
第三、交通運輸就業人員的比例，1940年8月占9.2%，但1945年1月下降到7.0%。在交通運輸業中，由“挑夫”和“滑杆”為帶表的傳統性的運輸工具占的比例很大，1941年1月占66%。這顯示了當時交通運輸的落後。農業勞動者的比例，從1941年12月的14.6%，下降到1945年1月的7.7%。
表八是根據表七歸納出的數據，更明顯的顯示出了各時期各領域就業人員的增減情況。表八顯示：（A）期，即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期間，市外人口“遷入定居”效果顯著；（B）期，即1941年1月至1941年12月期間，“遷入定居”和“市區擴大”效果顯著；（C）期即，1941年12月至1945年1月期間，“遷入定居”效果顯著。在（A）期和（B）期大轟炸一直持續發生。（A）期工業部門的工人、公務員、交通運輸工人、自由職業者、農業勞動者有所減少，商業者、人事服務工人、無職業者增加的幅度很大。這個時期盡管總人口增加了，但各社會階層的人們遷入、遷出現象發生頻繁。（B）期除無職業者以外，其他職業領域的人口都在增加。至於這種增加，“遷入定居”與“市區擴大”哪個效果大呢？對1941年3月上旬和4月上旬人口變動原因的分析中已經可以看出，市區擴張比“遷入”（移居市內）導致的人口增加更為顯著。（C）期除農業勞動者以外，其他領域的人口都有顯著增加。可以確定“遷入定居”在當時對人口增加的效果是相當大的。據1945年2月的重慶《中央日報》的報道，筆者分析了“內遷難民”的身份，主要有以下7種：（1）交通及產業工人；（2）城市手工業者及商人；（3）學生；（4）公務員及公營、民營事業的職員；（5）教職員及文化工作者；（6）上述各類親屬；（7）投靠後方親屬之無業者23.（C）期就業人員的陡增，證實了以上的分析。
結束語
本文考察的重點如下：第一，盡可能詳細地對抗戰時期重慶市每月的人口變遷進行研究；第二，對戶口類別的變遷進行研究；第三，對職業類別的變遷進行研究。並分3期對人口變遷進行了分析。第1期：從抗戰開始到1939年4月；第2期：從1939年5月到1941年2月；第3期：1941年3月以後到抗戰的結束。第1期，人口“遷入定居”效果顯著；第2期其效果不穩定；在第3期初期，盡管“市區擴大”效果比“遷入定居”效果更為顯著，但“遷入定居”還是產生了一定效果的。學者公認，隨著抗戰的展開，以重慶為首的“大後方”的工業化有了很大的發展。本文從戶口類別及職業構成這一角度，再次考證了這一史實。
本文分期分析了抗戰時重慶人口變遷的經過。但人口是怎樣變遷的，還有待以後再作考察。從收集到的史料來看，還遺留下了以下兩方麵的問題：第1，1942年以後每月的數據不完整；第2，對1938年至1939年戶口、人口構成的實際情況的考察還不充分。仍需繼續收集材料。
張武軍
抗戰爆發後，國民黨黨政西遷，定重慶為戰時首都。不少作家也因為傾向政治中心而選擇來到了重慶，但是現代知識分子和體製的關係雖不能完全疏離，但也無法徹底融入，尤其這個政府是由國民黨一黨專製。作家們到達重慶後一方麵體現出對於政權的疏遠和反抗，另一方麵體現出對於重慶地域的無奈的或主動的認可。重慶的政治中心作用、重慶的地域文化同作家的生存體驗及創作呈現出一種複雜而又微妙的關係。
對於這種關係微妙的理解我覺得可以從一個很有意思的重慶意象說起，這就是重慶的霧，重慶別稱“霧城”。人常有言“霧重慶”，或因重慶是戰時陪都，也常稱“霧都”。重慶的霧為作家們留下深刻印象，作為極具地域色彩的自然景象，反複出現在作家筆下，為中國現代文學作出極其巨大的貢獻，並見證著戰時重慶文學的命運。
我們還是從後向前看，看看作家們後來怎樣描繪重慶的霧。作家們離開重慶後，還一直念念不忘重慶的霧，很多人在撰寫回憶錄時，常用“霧重慶”的稱呼。茅盾在他回憶錄中，專門一章是記錄在重慶的生活和寫作，題目為《霧重慶的生活》；藏克家回憶重慶題目為《少見太陽多見霧》；臧運遠也寫了《霧茫茫山城詩話》；秦牧的回憶錄題目為《戰鬥在霧重慶》。還有許多人雖沒以“霧重慶”為題，但也在回憶錄裏對重慶的霧做了很多的表述。方敬回憶：“抗戰開初，我在成都，後來跑昆明，走桂林，闖貴陽，八年來行蹤不定，四方奔波。對重慶，它的陰與晴，愛與憎，笑與淚，直接體驗少，缺乏親身的感受。隻聽說霧重慶，一個霧都，籠罩著自然的霧，也籠罩這政治的霧。但是團結、抗戰、進步、民主的光明力量總要撥雲霧而見青天。”徐遲回憶說：“那時候，重慶的霧成了一個象征。它不特使人舒服，而且令人汗毛豎起，戰栗不已。風高可以放火，月黑可以殺人，大霧迷漫的天氣裏可以幹一切見不得人的卑劣齷齪的血腥勾當。那時的山城是個特務世界，有人在霧裏永遠消隱不見了。……1944年起霧時，國民黨的貪汙腐化已經發展到了極度。”
正如方敬和徐遲所說，很多作家的回憶錄用“霧重慶”隻是因為“重慶的霧成了一個象征”，“霧”象征國民黨統治的腐敗與黑暗。解放後，我們的文學作品、影視作品在描述關於解放前的重慶時，具有政治象征意味的“霧”總是必不可少。例如周而複的《霧重慶》、王火的《濃霧中的火花》、曾憲國的《霧都》，以及描寫國共兩黨談判的《黑霧紅塵――國共重慶談判的前前後後》等；在影視中，經常出現這樣的場景：濃霧籠罩的重慶街頭，荷槍實彈的國民黨士兵和特務在行動。與此相對的則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朗的天。
重慶的霧就僅僅象征著“黑暗”？到底是霧遮蔽了我們，還是我們遮蔽了霧？這是一個很有意思也很值得琢磨的問題。還是讓我們回到曆史現場的記載中！
張恨水曾經多次記載了重慶的霧，“人或有言，貴陽烏煙瘴氣，重慶暗無天日，謔語，亦事實也。就愚在川所經曆，大抵國曆11月開始入霧瘴時期，至明年3月開始漸漸明朗。即明朗矣，亦陰雨時作，不能久晴，苟非久慣旅行，貿然入川，健康必難久持。其在霧罩時期，晝無日光，夜無星月，長作深灰色，不辨時刻。晨昏更多濕霧，雲氣彌漫，甚至數丈外混然無睹。故春夜月華，冬日朝曦，蜀人實所罕見。又此間無大風，亦鮮霜雪。草木昌茂，殆由是歟。”這是張恨水在他的《重慶旅感錄》給別人介紹重慶霧的情形，而他在文章的末尾特別著明，“密霧籠山，寒窗釀雨，書於棗子嵐公寓樓燈下。”在這篇文章的續篇中，張恨水仍用較多筆墨介紹了重慶的霧：“盆地多霧，入冬愈甚，就經曆所得，霧可分為黑白兩種。白者�湧，凝結較濃，十步之外，渺不見物。然天曉彌漫，午則漸消。殘霧升空，遂成曇陰。故在是日，可偶得夕陽一瞥。黑者遮蓋天地，頗似晝晦。近視之，樓閣煙籠，遠視之，山川夜失，終朝陰鬱，不辨旦暮。霧結過久，輒變為煙雨，煙雨不散，更降為巨霖，巨霖之後，蒸氣入地，可得小晴。顧小晴不克重朝，濃霧又起矣。”
張恨水關於霧的描寫不論其可喜還是可厭，都是霧的自然狀態的呈現，都是從自己的日常生存生活對霧作出的評判。抗戰期間，真要從人的生存出發，那麽霧更多的就應收到人們的歡迎。
霧是天然的防空設施，濃霧籠罩就可不必擔心敵機的轟炸。當日軍相繼攻克南京和武漢後，戰時之都重慶就成為他們的重點攻擊對象。日軍為了一舉解決中國戰事，集中了開戰以來最強的兵力，準備溯江而上，攻下重慶，迫使中國政府投降。然而重慶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得日軍靠大兵團作戰的計劃受到嚴重阻礙。日軍除了從空中用大規模的轟炸使重慶屈服外別無他途。
據日本研究抗戰的曆史學家調查統計，日軍第一次轟炸重慶是在1938年12月26日。但這次轟炸並沒有對重慶造成多大的損傷，原因就是濃厚的霧保護了重慶。後來日軍的轟炸都是避開重慶霧季進行。
當時的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董憲光回憶重慶遭受轟炸的情形時寫道：“零星的空襲整個夏天都在進行，當大霧迷漫的冬天到來時，重慶才鬆了一口氣。而在1940年春天又被更猛烈的空襲所破壞了。重慶雖然準備了避難所，但從這年春季到夏季，政府官員卻瀕臨生命的危險，在洞內夜不成寐的苦境中喘息。這就是日軍得意的神經戰的空襲。空襲常常一連持續三個小時，重慶除了承受，別無他法。”
正如董憲光所說，在霧季，重慶可以鬆一口氣，沒有霧的日子，麵對日軍一次次猛烈的空襲，重慶除了承受別無任何辦法。轟炸中，所有的人包括政府官員不僅不能正常的工作生活，就連基本的生存也受到了嚴重的威脅。當霧可以成為生命的保障時，大家能不喜盼霧的到來嗎？
作家李又寧回憶在重慶的生活時說：“在張家花園的時候，生活在空襲的陰影下。眾所周知，重慶是霧城。霧重或下雨的日子，敵機不會來；晴空或月夜，則反。因此，天氣不好，人們比較心寬；天氣好，心情沉重。”當時重慶的人們包括作家在內都是這樣的心態。
滄一來到重慶就很有感慨：“自七七事變以來，我國的重要的城市，幾乎都遭到了敵人的鐵鳥光顧。隻有這重慶，在經年的多霧的萬山叢中，市民至今還浸融在和平的氛圍裏，度著閑適的生活。無怪一般逃難來川的朋友們，一見麵就驚異地說：‘你看，四川人的鎮靜多麽有功夫！’前線戰鬥的那樣激烈，戰區人民逃命那般的苦痛；那種情形，無論誰見了都要感動的流出眼淚！就是在後方的武漢、長沙、宜昌等城市的居民，也無日不在空襲警報中過著緊張的生活。然而一入夔門，正如進了桃花源一樣，什麽事都平靜下來了！……”
在重慶生活的思紅也對霧的到來表示了渴望和讚頌。“重慶最有名的霧罩，這幾天應時光臨了，永遠昏昏沉沉的，抬頭看不見晴天白日，俗語說：‘夏日可畏，冬日可愛。’重慶夏天的炎威，特別是今年，真曬得厲害極了。現在到了冬季，不要說‘負爆獻枕’根本談不到，簡直自朝至暮誰也沒有見過那太陽究竟叢什麽地方升起來，什麽地方落下去，這樣悶人的環境，豈不叫人掃興？但是一般人的心理正興高彩烈，歡迎那厚重的霧罩，唯恐其不久不密。最好要密的像上次，有一回某公司的飛機到重慶在上空盤旋了半天，始終找不到機場，竟飛到了成都才停了下來，那樣的糊裏糊塗，更加歡迎。究竟這種難得的天然消極防空設備，千載一時，豈能錯過利用的機會。一次疏散，二次疏散，重慶的人不知為什麽愈疏散愈多，馬路上摩肩擦踵，推不完，擠不開；一天到晚，無時無刻不像戲院門口散場一般。最近受霧罩的吸引，情形更緊張了，大概這些人靠霧罩保險，自以為領過了安全證，名為疏散，暗實集中，重慶的人口密度怕離飽和量不遠了。”
顧夢五談到重慶的空襲情形時說道：“科學征服了自然，可是自然尚能發揮它的力量以阻止科學的猛攻。盆地氣候的濕熱，使每年有一半的日子被白霧籠罩著，大抵再過一個月，重慶城便要沒入彌漫的白霧中，而日軍空襲也相當的困難吧！”
凱禮記述了1940年元旦重慶的情形，盡管這年夏天，重慶遭受了日機的猛烈轟炸。但到冬季，重慶終於恢複了活力。元旦熱鬧非凡，有舞獅子的、耍龍燈的、有體育遊行等等各種活動。“將近傍晚的時候，人行道上站滿了男女老幼，尤其婦孺們。因為有天然的防空網（濃霧），四鄉趕來看熱鬧的人特多。”熱鬧的場麵一直持續了整整3天，這樣的情形自民國以來在重慶還從未有過。
看來因為有濃霧的保護，大家都安心地盡情地投入到各種活動當中。作家們也是如此，在日軍轟炸最瘋狂的時候，大家都四散到鄉下躲命，霧季到來時，才集中到城裏，安心寫作和參加文協各種活動。
老舍回憶在重慶的生活時說道：“生活不單困苦，而且也不安定。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年，這三年，日本費盡心機，用各種花樣來轟炸。有時候時天天用一二百架飛機來轟炸重慶，有時候隻用每次三五架，甚至於一兩架，自曉至夜的施行疲勞轟炸，有時候單單在人們要睡覺，或者睡的正香甜的時候，來搗亂。……我在夏天可必須離開重慶，因為在防空洞裏我沒法子寫作。於是，一到霧季過去，我就必須預備下鄉。”老舍的很多文章、戲劇、包括他的長篇小說《四世同堂》都是在霧季寫成的。巴金說：“我能一口氣寫完《火》第二部，也應當感謝重慶的霧季。霧季一過，敵機就來騷擾。我離開重慶不久，便開始了所謂的‘疲勞轟炸’。我雖然誇口說‘身經百炸’，卻沒嚐過這種滋味。後來聽人說起，才知道在那一段時期，敵機全天往來不停，每次來的飛機少，偶爾投兩顆炸彈，晚上也來，總之，不讓人休息。”，張恨水在《寫作生涯回憶》中談到，夏天敵機轟炸不停，幾乎無法看書寫作；夏天天氣炎熱，黑蚊常襲，難以安心寫作；夏秋雨多，屋漏影響寫作。他的作品雖幾乎都為連載，但基本起於霧季，主要寫成部分也在霧季，可見重慶霧對於張恨水寫作的重要性。
不單老舍、巴金、張恨水如此，幾乎所有的作家也都是如此，他們大都在霧季完成了他們的絕大部分的作品。40年代在文學史上被公認是中國長篇小說繁榮昌盛的時期，實際上，重慶的霧為此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假如作家們一直像抗戰初在上海南京武漢時期那樣，整天躲命，又怎麽能靜下心來構思，安下心來寫作呢？這也許是為什麽抗戰初期幾乎沒有長篇小說問世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霧對中國現代文學起的最大作用莫過於它促成了中國40年代戲劇的大繁榮。中國現代戲劇自五四前後開始興起，直到40年代才發展到頂峰，這是現代文學史上不爭的事實。而現代戲劇之所以能在40年代達到頂峰是與重慶、與重慶的霧分不開的。
1937年12月28日，集中在武漢的十多個戲劇團體和戲劇界的廣大人士洪深、田漢、餘上沅、陳白塵等在武漢成立了中華戲劇界抗敵協會，定每年10月10日為戲劇節。戲劇節雖然誕生於武漢，但第一屆戲劇節並沒有在武漢舉行。因為1938年10月，日軍的炮火已經在武漢三鎮燃起。著名的戲劇團體上海業餘劇作人協會、怒潮劇社、國立戲劇學校等先後到了重慶，大批戲劇界人士也薈萃霧都。因而第一屆戲劇節的紀念活動就在霧都重慶展開，“活動共持續22天，500餘名話劇和戲曲工作者，上千的業餘戲劇愛好者參加了演出活動。”此後到1941年10月前，聚集在重慶的廣大戲劇界人士共演出話劇100多出，如《保衛盧溝橋》、《盧溝橋之戰》、《流民三千萬》、《放下你的鞭子》、《八百壯士》、《全民總動員》、《蛻變》、《霧重慶》等等。這些戲劇大都在先年秋末到次年夏初間進行，因為這段時間重慶上空為濃霧所籠罩，大可不必擔心敵機來襲。
戲劇界逐漸意識到應該利用霧季這難逢的大好時機多上演話劇，由此形成了史上著名的“霧季演出”。1941年10月11日，霧季演出開始，在中國萬歲劇團的號召和提倡下，演劇單位常是公演，也被稱為霧季公演。
法西斯喪鍾響了
對於霧季演出的地位，胡潤森先生總結說：“陪都霧季公演連辦4年，堪稱優秀劇本聯袂而出，精彩演出應運而生，在中國話劇史上寫下厚重一頁。”
同時因為有每年昌盛的霧季演出，很多作家開始致力於戲劇寫作。郭沫若的劇作幾乎都是在重慶寫成並上演，這被公認為是郭沫若藝術生命的第二春；曹禺在重慶完成並上演了他的名劇《家》、《蛻變》、《北京人》；老舍在渝完成多部戲劇，為他帶來極大聲譽並為他後來在戲劇創作方麵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基礎；茅盾也在重慶完成了他的唯一的一部戲劇《清明前後》。同時重慶的霧季舞台也培養了諸多的優秀演員如趙丹、白楊、張瑞芳等等。
如果說北京故都和高校氛圍為“京派”提供了必要條件，上海的租界和商業氣息造就了“海派”的產生；那麽，重慶的山和霧為“渝派文學”的繁榮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霧為作家生存和創作提供了保障，為中國現代文學在艱苦的抗戰年代的繁榮提供了保障。然而今天，我們大都從思想政治角度出發，對霧以及霧都的文學都隻承認其批判性立場。這很顯然前後矛盾。事實上，霧保障了作家的生存和創作，成就了抗戰時期重慶文學的繁榮。但當霧真正進入作家創作內部時，極少有人會賦予霧以美好的情感色彩。當然冰心是個例外，冰心曾寫到：“我們從淡霧裏攜帶了心上的陽光，以整齊的步伐，向東向北走，直到迎見了天上的陽光。”
很多人都不喜歡霧，認為霧有損人的健康。王西彥寫到：“一個彌漫混沌的世界，霧的世界，我走出村口，走到江邊，我迎著那細小的，隱約的，執拗的，損人健康的霧雨，我衝破著它。”（王西彥《山中文劄》）包白痕認為濃霧造成了憂鬱的山城：“正日雲霧彌漫，很難見到紅嫩嫩的太陽，住在這裏，像住在牢獄裏一樣，沒有光亮也沒有熱力，冷酷、陰森、沉悶，緊壓在人們的心頭上，如肺病的患者，感到了呼吸的窒塞。生活在這憂鬱的山城，已有一年了，從春天到秋天，秋天到冬天。每天，我的心如壓著一塊鉛石，是那麽沉重。”“生活在這憂鬱的山城，我底心也如山城一般的憂鬱，沒有光亮，沒有熱力，有的隻是灰暗的霧，烏黑的雲，蒙蔽著山，遮蔽著山城。”（包白痕：《憂鬱的山城》）司馬�也說：“在冬季，人們生活在霧中，略略感到了呼吸的沉重。”（司馬籲《重慶客》）
霧在詩人筆下也隻是讓人感到沉重、煩悶和討厭。任均在1941年1月23日在濃霧的山城中寫了《霧》，他把霧比作“一隻慘白而又巨大的魔手”，“霧――白茫茫的霧/霧，蓋住了樹林、房屋、山崗、河流……/霧/遮斷了璀璨的陽光/人們的視線/所有的道路……/這時候/許多人/都感到了/極端的迷惘/無限的焦躁/難堪的苦悶……/像居住在深海的魚類/變成了一個謎/更看不清眼前的一切/更猜不找/前路/正有什麽東西在等待/在埋伏。”（任均：《霧》）江村把霧比作灰色的囚衣：“霧/昏暗而濃重的霧/彌漫在山林，迷漫在山穀/像一副蒼白的紗幕/隱蔽了凋零，殘朽了景物。天/扳著死灰的臉/掛下綿綿的語絲/像無數根鐵柱/圍成了人間的囚室/雨聲/滴出深深的厭煩/像一個年老的獄吏/叨叨的吐著怨言。蔥鬱的茂林晦暗了/碧綠的山岩黴濕了/廣闊的田野/在死寂的霧層裏沉沉的睡了。生活在山國裏的人們/堅強的在苦難裏煎熬/千萬隻熾烈的心/是千萬隻向往自由的鳥/它將突破這灰色的籠啊！……（江村：《灰色的囚衣》）鄒絳展示了在濃霧中城市的破碎與壓抑：趁著傍晚我攀上這城頭上麵的/樓閣/但對著這雲霧低漫的宇宙/我卻無法唱出我悅意的歌/……/濃重的雲霧壓著對河的山/壓著沒有鍾聲的廟宇，壓著/蟄伏在每個屋脊下麵的灰暗/而噤住喉舌的生物/我想歌唱/我想唱一曲充沛著熱烈與光明的/歌，但對著這雲霧迷漫的宇宙/我卻無法調整我自己的音律。”（鄒絳《破碎的城市》）丹茵寫了《重慶的霧》，認為霧把重慶一切都遮蔽，把一切都變成灰暗。艾玲離開重慶時，因為受夠了重慶的霧而對重慶沒有一點留戀：“讓靈魂在屈辱裏哭泣/讓霧把健康挪走了/生命在這裏/隻有灰色的影子/灰色的死亡/別了，你古老的山城/別了，你這一串褪了色的日子。”（艾玲：《沒有留戀》）郭沫若認為霧掩蓋了罪惡：“霧期早過了/是的/炎熱的太陽在山城上燃燒/水成岩都鼓暴著眼睛/在做著白灼的夢/它在回想著那無數萬億年前的海洋吧？/然而/依然是千層萬層的霧呀/濃重得令人不能透息/我是親眼看見的/霧從千萬個孔穴中湧出/更有千萬雙黑色的手/掩蓋自己的眼睛。”（郭沫若《罪惡的金字塔》）吳視把山城比作破爛的船“正迷失在霧海裏/正靠近險灘裏/……我向你沉重的呼喊――山城你醒來喲。”（吳視：《山城的側麵》）
對於小說和戲劇來說，霧更成為一個倍受關注的母題。張恨水對於重慶的烏煙瘴氣的社會氛圍強烈不滿，也催生出他重慶創作的一個最大主題：對於“霧重慶”的批判。重慶霧在張恨水作品中如《八十一夢》、《傲霜花》、《紙醉金迷》、《魍魎世界》等大量出現，霧是重慶黑暗、汙濁不堪的現實的隱喻，也是知識分子艱難處境的象征，象征他們生活的貧困、內心的壓抑、靈魂的扭曲，以及濃霧中迷失人生方向的焦灼與彷徨。巴金《寒夜》中的冷雨冷風、天寒霧濃的鋪陳，讓人有如掉入冰窟，作品中的人物溝通的無望、前途的渺茫、掙紮的心酸，無不讓讀者品味到作品的“寒夜”敘述和悲涼的美學風格。“重慶和冬霧倒幾乎成了入蜀作家一個最大的‘母題’，圍繞它們誕生了蔚為壯觀的大後方小說和大後方戲劇，僅題目與之相關的戲劇就有《霧重慶》（宋之的）、《山城故事》（袁俊）、《重慶二十四小時》（沈浮）、《殘霧》（老舍）、《重慶屋簷下》（徐昌霖），小說《霧城秋》（艾明之）、《霧都》（李輝英）、《新都花絮》（端木蕻良）等等。在這些作品中，重慶城及其揮之不去的濃霧常常成了腐敗、空虛的背景或者象征，它們共同組成了那黑暗的大後方。”
重慶的霧盡管在當時為作家們的生存和寫作提供了保證和依賴，但在作品中多被作家批判，就如重慶的國民黨政治中心身份一樣，後來進步作家隻是檢討自身“左”的不夠，犯了“右傾”的錯誤。
這樣的結論是否過於簡單了呢？實際上，依賴於霧的保障而又批判霧，正如依賴體製的保障而又不斷批判它，這不正是知識分子的獨立立場麽？然而在陽光與霧中，我們往往陷入了非此即彼的簡單論斷。當太陽升起來時，霧就被無情的驅散，或者僅僅承認對霧隻能是以一種批判立場來表現對陽光的呼喚。對於發生在以“霧都”為中心的“戰時重慶文學”，人們也常持同樣的觀點。從曆史本身和人的生存出發，我們就會發現霧的豐富，也會發現戰時重慶文學的豐富。
霧確實應該是一種代表，一種象征，代表著重慶的地域特色，象征著作家在重慶的生活和體驗。我們對霧、對重慶、對當時在重慶的作家和作品都是持一種簡單的二元論：要麽壞，要麽好；要麽黑暗，要麽光明；要麽反動，要麽革命。非此即彼的簡單論斷，其實都是政治決定論在文學評價上的體現，重慶文學成也是戰時政治中心地位，衰同樣也是因此，當政治中心不再，作家們像曾經潮水一樣來又如潮水一般回，同時本該留存的積澱也因其國民黨政治中心受批判，戛然而止。今天我們的研究如果仍不重視重慶地域和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的雙向互動關係研究，重慶最重要的文化資源將會被我們遺忘，對於中國抗戰文學乃至整個現代文學的理解無疑也會是一種缺失。
前言
本文重點是研究抗日戰爭時期的重慶人口變遷。人口變遷問題的研究，是分析某個社會時代經濟和社會問題最基礎性的研究課題。對抗日戰爭時代的重慶國民政府史研究，也是同樣的道理。可是，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發現戰時重慶社會人口變遷方麵的研究成果1.因為不好找到第一手史料`，所以嚴重地製約了這個領域方麵的研究。本文利用整理的重慶市政府及市警察局的一些第一手史料，對這個課題進行了詳細的研究。
首先，與重慶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其它一級行政區進行比較，重慶市的人口變遷，有以下特征：根據表一的資料顯示，大後方許多的一級行政區人口減少了。可是，在重慶抗戰期間的人口卻顯著地增加了。根據表一顯示，調查期間的重慶人口增加到47%。大後方的其它省市裏麵，廣西、貴州兩省也增加了，不過廣西是5%，貴州是3%，而其它的省卻減少了。戰爭地區各省的人口也減少了大半，許多人集聚到了重慶，這是戰時作為首都重慶的特征。那麽，人們集聚的具體原因是什麽呢？筆者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考察。
一、戰時首都重慶市的人口變遷
從表二，可看出重慶市每月戶數、人口的變動。同表的數據，是原重慶市警方負責調查的家庭登記的數據。本文盡量避免間接引用他人研究成果中的數據，盡可能利用原始檔案的數據來進行分析。在找不到原有史料時，盡可能從可靠的史料集引用第一手史料。因為在有些月份裏曆史數據有所不同，所以會發生取舍選擇史料比較難的情況，不得不同時羅列一些不同的數值。
1、常住人口與現住人口
重慶市警察局在戶口調查時，實施調查的對象有下麵三種。其中最重要的是“常住人口”，記載了“原籍之人口”、“現住人口”（下述）、“遷出後未變更原籍之人口”、“居住滿一年取得寄籍之人口”；“現住人口”，記載了“調查日所居住的人口”；“流動人口”，記載了‘調查日內在所查地居住未滿一個月來去無定之人口’2.也就是說，調查時在被調查地點居住的人，被統計“現住人口”中。“常住人口”是指“現住人口”、“在重慶居住1年以上，寄居在有居住權的人家中之人”、“從重慶調往外地工作，但原籍未變更之人”的總括。
其實，有關人口、戶口的公布數據，是指“常住人口”，還是指“現住人口”史料中沒寫明。“現住人口”其中是不是包括“流動人口”也不明確。筆者認為，人口統計記載的“現住人口”中，沒包括流動人口。這一點可以從下麵的例子中看出：重慶市公安處（抗戰期改為警察局），公布了1936年2月份人口統計，在10區的戶口裏有74398戶，總人口328805人，其中男性195720人。但是，同表的附記裏“尚有流動人口約七萬人未列入”3.還有1938年11月13日，重慶市警察局公布的總人口為49.68萬人，但附記裏“加上流動人口和江邊船戶，共約60萬人”。
1939年8月17、18日，警察局進行了“戶口總檢查”，其結果如下：“據警察局長，統計本市無證居民共有157101人”5.就是說，人口統計中包含了因無居住證明而未獲得居住權的居民157101人。由此可知，人口和戶口統計記載的基本上是在調查當日查到的數據，即“現住人口”的數據。而1939年8月的居民人口是380276人，所以當時“無證居民”人口所占比率為41.3%，有證居民人口所占比率為58.7%。
2、當時人口變化的區分
從表二來看重慶市的人口變化，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但在此先指出，該表的問題是1942年以後每月的數據並不完整。這一點留作今後的課題，來討論關於人口動向的情況。
分期情況如下：
第1期：從抗戰開始到1939年4月。1938年2月18日，日軍對重慶市內進行了最初的空襲。同年10月4、8日也進行了轟炸，這一年轟炸次數不多，隻是“試探性攻擊”的性質9.所以國民政府和普通居民的警惕一直不高，這一時期的市區人口大體上持續增加。
第2期：從1939年5月到1941年2月。1939年5月，重慶遭受到“五・三”、五・四大轟炸，在7月至9月也連續遭到了轟炸。1940年也從4月下旬開始了大轟炸，特別是5、6月實施的所謂“101號作戰”，重慶遭受到了激烈的轟炸。第2期的人口，在反反複複的增減。第2期當初的總人口為54萬人（1939年4月），以後銳減為28萬人（1939年5月），此後的1940年2月，又恢複到42萬人了。但是，1940年8月再次發生的轟炸又使人口減少到36萬，到1941年1月才總算恢複到了42萬。當時的國民政府，通過事先預測春季以後的轟炸，每年2、3月份對居民實行“疏散政策”。對第2期、第3期所執行的強製性“疏散政策”，從表二來看沒有什麽效果。因為不少“疏散”去的居民和難民們，又重新流入市區。關於“疏散政策”，以後別稿論述。
第3期：1941年3月後到抗戰結束。同年的3月，市區大幅度擴大。人口從約43萬，增加了18萬，達到61萬。1941年6月的轟炸，導致了“大隧道慘案”的發生。同年8月，日軍反複進行了所謂“疲勞式空襲”。到9月底，對重慶市內的轟炸基本結束。同年12月，亞洲太平洋戰爭爆發。1942年夏天的戰局對日軍來說很不利，日軍在中國大陸的製控權慢慢喪失。至此，對重慶市的轟炸事實上已經停止。1943年8月23日，對重慶市郊外的轟炸，是最後的轟炸10.到第3期，重慶市內人口連續且顯著地增加，總人口在戰後的1945年12月達到124萬，之後的一年間減少了24萬人左右。
筆者在上麵指出，市區的大幅度擴大是人口和戶口的大幅度增加的原因。再具體說明一下，當時的重慶市警察局，於每月的上旬、中旬、下旬進行每月三次的人口調查。1941年3月，到中旬為止，警察局一直對擴大以前的市區作統計工作，同月下旬就開始對擴大的市區作統計工作。筆者在這裏將3月上旬與市區擴大後4月上旬的戶口變動情況進行比較分析，得出表四的數據。據表四顯示：該期間增加了戶口26350戶，人口182999人。人口變動原因中，（1）~（3）是遷移、流動方麵的原因，（4）~（8）是營業、雇傭等經濟方麵的原因，（9）~（12）是出生、死亡、婚姻、養育等原因，（13）以下是其它原因。而該期間的這些原因中，“遷入”（往市內的遷移）導致的人口變動的數值最大，有1572人“遷入”。但在該期間總人口增加了182999人，遷入人口的數量僅占了總人口增加量的不到0.86%。因此，按筆者的理解來說，該時期人口的增加，基本上是由於市區的擴大而產生的。被編作重慶市第13―17區的巴縣和江北縣管轄的地區，許多人早就向這些地區遷移了。從1939―1941年的春季到夏季，由於日軍轟炸，很多人被炸死。但是，在1941年的這個時期，除了3月18日的轟炸以外沒有其它受害者11.所以，當時人口的自然增加和減少很小這一事實也可以從表四中體現出來。
二、從戶口類別看重慶市的人口變化
表五是按照戶口類別來表示人口變化的。從這個表可以知道，隨著時期變化編製戶口的基本想法也發生一些變化。1940―1941年之戶口類別方麵沒有學校、部隊、船戶三種戶口。按筆者的估計，這個時期的戶口編製，公共處所（政府的事業所和政府下屬的公益團體・工商團體等）裏麵包含了學校、部隊兩種戶口，因為以後這兩種戶口猛增所以從公共處所分離了。雖然在1941年3月的市區擴大時就設置了船戶戶口，但據筆者考�，實際上“水上區”居民的戶口被列入統計表是從1943年6月份的統計開始的12.樂戶，是“妓館”的意思。以前向樂戶征收“樂戶捐”，向樂女（娼妓）征收“樂女捐”之類的捐稅，但金額很少，查重慶市的該項捐稅“民國30年度歲入概算共計四千二百元，數字不大”13.重慶市從1941年12月1日開始，取消了對樂女捐的征收14，1942年以後，樂戶從戶口表上消失了。據史料，1946年不少貧民在長江和嘉陵江的河邊上占地建築棚戶居住，他們成為重慶市公產管理處（現在的城管部門）的整頓對象15.但是從表五所顯示，棚戶戶口從1945年戶口表上消失了，盡管它是行政管理上必查的項目，而其消失理由不詳。
從表五分析大轟炸與戶口變化的關係。1940年4月至8月份之間，日軍從5月18日開始實施“101號作戰”計劃，6月12日、16~24日也進行了轟炸，一直持續到8月份，期間尤數8月19日的轟炸最為慘重16.1941年5月至9月份之間，在舊市區發生了悲慘的“六・五大隧道慘案”，死者約1000人左右17.1942年以後，國民政府強化了防空體製，而事實上在1941年9月1日、9月24日，日軍飛機對重慶市內進行轟炸後，空襲就基本結束了18.雖然在1943年8月23日，日軍飛機又對重慶市進行了最後的轟炸，但1941年9月以後，重慶市就基本上恢複了平靜，往市區的人口流入也在增加。
以上簡單地敘述了轟炸的經過。那麽各種戶口的變化情況怎麽樣呢1940年4月至8月，總人口減少了4.4萬，其中普通住戶減少了2.4萬人，商店減少了2.2萬人，但棚戶住戶隻減少了1800人左右。該期間有堅固防空設施的公共處所增加了3400人，工廠增加了1800人。為了實證這個情況，必須考察抗戰時期的防空洞建設，不過關於這個問題，以後還要進一步考察。
當時防空設施的利用極為不公平。1941年10月，有1296處防空洞，可收容445048人。1943年11月，有1811處，可收容420018人19.據謝世廉等的共同研究，防空洞的利用情況如下：“當時的重慶市有1800餘處防空洞，按使用人員的不同身分和職業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供政府首腦、國民黨高官及財界大亨個人專用。第二類是各機關和公司等事業單位的專用洞，稱為民間防空洞。第三類才是一般市民用的公共防空洞。公共防空洞不分對象、不定人數、設備不齊、當然內部條件差、環境劣惡。第一、第二類高級防空洞，門口有衛兵嚴密把守，須憑證進入、設施齊備、防護堅固、非常安全”20.從這個記述也可以看出，在大轟炸中最嚴重的受難者就是普通平民百姓。
在1941年6月，發生了“六・五大隧道慘案”。這件慘案，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1941年5月至9月期間，總人口還是增加了5.1萬餘人，其中工廠戶口增加了6.5萬人，普通住戶增加了2.5萬人，公共處所增加了1.2萬人。不過另一方麵棚戶住戶卻銳減4.9萬人，商店戶口也減少了3200人。這些事表明，下層平民與跟他們作買賣的小商人們是空襲的最嚴重受害者。
從1941年9月空襲基本上結束後的3年半時間裏，總人口從68萬人猛增到126萬人。特別顯著的是工廠戶口的增加，從1941年5月到1945年4月，增加了8.3倍。該期間的商店戶口增加3.0倍，普通住戶增加2.1倍，這樣形成非常鮮明的對比。這反映出，隨著國防經濟的發展，重慶市工業化發展也很快。在抗戰時期，有400多家工廠遷渝，加上為適應戰爭需要新建的一批工廠，使重慶的工業企業增加到1690家。工業職工占當時“國統區”工廠（職工）總數的三分之一21.關於這個問題，這裏不詳述了。
1945年4月的戶籍表統計顯示，棚戶住戶被撤除了。筆者推測，如果將應該存在的數萬棚戶住戶算進來的話，到戰爭結束時重慶市總人口超過130萬人。
其次，要分析關於性別比的問題，表六是1940年和1941年戶口類別的性別比。現階段，由於找到的史料不多，不能製出完整的統計表，所以尚不能深刻地了解有關性別比的問題。戶口可以分為兩種，一種叫“共同生活戶”（按照血緣關係等共同生活的戶口），另外一種叫“共同事業戶”（以經濟活動作為主體有共同事業，而一起生活的戶口）。普通住戶、棚戶住戶屬於前者，公共處所、工廠、商店、旅棧、樂戶、寺廟屬於後者。另外商店中的小家庭經營者以及與親戚共同生活的外僑也屬於前者。共同生活戶反映了當時的家庭情況。普通住戶和棚戶住戶裏，男性比女性多。性別比差最大的是共同事業戶工作的公共處所（政府機關和社會團體等）和工廠這兩種單位，其次是商店和旅棧。在共同事業戶中，由於事業的特殊性，隻有樂戶的性別比差很小。這反映出當時男尊女卑的現象，在重慶大都會中，女性在公共部門與工業部門的就業機會被排除。有人在文章中分析性別比差大的原因時說，“在大轟炸中，婦女和兒童由於體力原因，在逃跑的過程中處於劣勢，是最容易受傷和死亡的。”但“體力原因”不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在抗戰時期的中國，也是男性占優勢的社會，這一現實才是總人口中性別比差很大的根本原因。
三、從職業類別來看重慶市的人口變化
1941年1月以前的數據是市區擴大以前的數據，1941年12月以後的數據是市區擴大以後的數據。關於1945年12月的數據，由於資料的取舍有困難，同時附上兩種數據（引用自同一文獻，其資料都來源於警察局，但是數據構成有很大的差異）。1941年1月，從《重慶市警察局工作報告（民國29年9月至30年2月）》。1941年12月，從《重慶市警察局民國三十年統計年鑒》，（《中華民國戰時首都檔案文獻（第3卷戰時社會）》，來自7頁的再引）。1945年1月，從重慶市政府編《重慶要覽》1945年4月刊，17頁，學生人數是同一資料，70頁。1945年12月左麵表（a），，從《重慶市人口職務分析統計表（民國34年12月）》，（《陪都十年建設計劃草案》，48、49頁）。1945年12月右麵表（b），，從《陪都全市人口職業統計表》，（《陪都十年建設計劃草案》，17頁）、但從人口總計來判斷，原表寫《（民國）三十五年》是《（民國）三十四年》的誤記而引用它。
第一、一直占很大比例的是人事服務業、商業和無職業者。人事服務業占的比例比較大，1941年12月占23.4%、1945年1月占17.5%。商業占15.1%，18.6%。人事服務業裏麵占最大比例的是家庭管理（當時被稱為“理家”），1941年1月占76%。無職業者裏麵，學生所占的比例較大，1945年1月，22萬人中的9萬人（占41%）是學生。這三種範疇的比例從抗戰初期就開始居高。據張瑾的分析，1937年家庭管理職業占28.08%、商業占13.70%、無職業者占29.01%22.
第二、工業和公務員的比例顯著增大。工業的比例1940年8月9.9%，1945年1月14.6%。同期的公務員從4.5%增長到6.4%。這反映當重慶地區工業的發展和政權的穩定。
第三、交通運輸就業人員的比例，1940年8月占9.2%，但1945年1月下降到7.0%。在交通運輸業中，由“挑夫”和“滑杆”為帶表的傳統性的運輸工具占的比例很大，1941年1月占66%。這顯示了當時交通運輸的落後。農業勞動者的比例，從1941年12月的14.6%，下降到1945年1月的7.7%。
表八是根據表七歸納出的數據，更明顯的顯示出了各時期各領域就業人員的增減情況。表八顯示：（A）期，即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期間，市外人口“遷入定居”效果顯著；（B）期，即1941年1月至1941年12月期間，“遷入定居”和“市區擴大”效果顯著；（C）期即，1941年12月至1945年1月期間，“遷入定居”效果顯著。在（A）期和（B）期大轟炸一直持續發生。（A）期工業部門的工人、公務員、交通運輸工人、自由職業者、農業勞動者有所減少，商業者、人事服務工人、無職業者增加的幅度很大。這個時期盡管總人口增加了，但各社會階層的人們遷入、遷出現象發生頻繁。（B）期除無職業者以外，其他職業領域的人口都在增加。至於這種增加，“遷入定居”與“市區擴大”哪個效果大呢？對1941年3月上旬和4月上旬人口變動原因的分析中已經可以看出，市區擴張比“遷入”（移居市內）導致的人口增加更為顯著。（C）期除農業勞動者以外，其他領域的人口都有顯著增加。可以確定“遷入定居”在當時對人口增加的效果是相當大的。據1945年2月的重慶《中央日報》的報道，筆者分析了“內遷難民”的身份，主要有以下7種：（1）交通及產業工人；（2）城市手工業者及商人；（3）學生；（4）公務員及公營、民營事業的職員；（5）教職員及文化工作者；（6）上述各類親屬；（7）投靠後方親屬之無業者23.（C）期就業人員的陡增，證實了以上的分析。
結束語
本文考察的重點如下：第一，盡可能詳細地對抗戰時期重慶市每月的人口變遷進行研究；第二，對戶口類別的變遷進行研究；第三，對職業類別的變遷進行研究。並分3期對人口變遷進行了分析。第1期：從抗戰開始到1939年4月；第2期：從1939年5月到1941年2月；第3期：1941年3月以後到抗戰的結束。第1期，人口“遷入定居”效果顯著；第2期其效果不穩定；在第3期初期，盡管“市區擴大”效果比“遷入定居”效果更為顯著，但“遷入定居”還是產生了一定效果的。學者公認，隨著抗戰的展開，以重慶為首的“大後方”的工業化有了很大的發展。本文從戶口類別及職業構成這一角度，再次考證了這一史實。
本文分期分析了抗戰時重慶人口變遷的經過。但人口是怎樣變遷的，還有待以後再作考察。從收集到的史料來看，還遺留下了以下兩方麵的問題：第1，1942年以後每月的數據不完整；第2，對1938年至1939年戶口、人口構成的實際情況的考察還不充分。仍需繼續收集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