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學者抗戰文史研究論文集

十一、原初母性・雙性同體・雙重身份

　　引子

　　原初母性・雙性同體・雙重身份――從女性批評視野分析重慶抗戰文學中的三個女性形象

　　中國/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博士生

　　譚言紅

　　自1937年蘆溝橋燃起戰火，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重慶就從一個邊緣化的西部城市突轉為全國的中心，在文學方麵，也開始了她這段伴隨著硝煙與戰火的苦澀的書寫曆程。作家們紛紛匯聚這座山城，描繪抗戰時期這個特殊曆史階段的世態百相。他們帶著不同的思想感情，采用不同的藝術表現手法，在作品中塑造了抗戰時期千姿百態的女性形象。在這幅女性群像中，有艾蕪筆下的石青嫂子，路翎筆下的萬同華，老舍筆下的呂以美，這些男性作家創作出的女性人物，或是有深厚的母性，或是有男性氣質，或是承擔著雙重身份，她們作為不同人物類型的代表，體現出性別問題不隻是女性所關注的問題，在對人物性格的縱深挖掘中，凝聚著男性作家對於女性的思考，而這些思考在當今現實語境下又有了進行重新闡釋的可能。本文從女性批評的角度切入，以新的視角來觀照這些抗戰文學中的女性形象，在對曆史的回顧中，更好地理解抗戰這個特殊時期所造就的特殊文學。

　　一。自我意識最小化與母親身份最大化――艾蕪筆下的石青嫂子

　　隨著五四運動對人的解放的宣揚，五四先驅也關注到婦女解放的問題，認為要使婦女具有獨立價值和個人品格，前提是“使女子有了為人和為女的兩重的自覺”（周作人《婦女運動與常識》）。在這樣的時代大潮下，女性的自我意識也逐漸被喚起，但真正關注作為獨特個體的自我，把自我命運與社會聯係起來的隻是少數知識女性。她們在那個特殊曆史階段，處於古老傳統和現實挑戰的夾縫地位，“妻子或愛人即應是傳統的賢妻良母，同時也應是他們精神上的扶助者和對話者。然而曆史又沒能為女性的這種雙向發展提供足夠的基本條件和可能，”因此知識女性徘徊在“回來”與“墮落”的交叉口上。而未受過教育，沒有文化的底層婦女由於缺乏較清醒的自我意識，她們就少了這種猶豫和困惑。對於封建倫理道德，她們不經思考全盤接受，認為當然。正如魯迅所說“中國女人隻有女兒性，母性，沒有妻性，妻性是逼出來的”。（魯迅《而已集》）艾蕪筆下的石青嫂子就突出地顯示了解放前中國婦女的這兩種性格特征，她們生存不是為了自己，是為了丈夫和兒女，在她們身上，喪失了自我主體性，自我意識已被降低至零。石青嫂子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在石青被抓壯丁後，她日夜等待他回到家中，“當家人給她一個渺茫的希望，如果她曉得石青在哪個地方，天遠地遠，她都願意帶著孩子去找。”時間長了，石青恐怕永遠回不來了，石青嫂子“白天則癡癡地在河邊站過，伸手摸過可以掛索子的樹枝，”她所依附的當家人沒有了，她就成了無根的藤蔓，失去了生存的心理基礎，雖然憑她勤勞的雙手她是可以養活自己和孩子們的，這從後麵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她怎樣辛勤勞作在田地裏以維持最基本的生活，然而經濟上的自足不能改變精神和情感上的依附處境，她處於真空的自我意識，是對封建男權中心文化對女性心理控製的有效說明。她不僅是在現實生活中受到舊社會的壓迫，還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對男權的從屬心態。她對當家人有心理上的依附，“當家人”這個語言符號已明確地體現出她將自己置於從屬地位。而她最終沒有自絕的理由是“因了五個孩子的影子，掩映在眼前……使她一時忍不下心來”。

　　丈夫走後，順理成章地，她的心理依賴從丈夫轉向了孩子，生存意義的砝碼全部加在了孩子身上，自我仍然是缺失的。這時母性是她唯一的生存理由了。她的個人價值就在於把孩子們拉扯大。後來吳老爺強占土地，她不得不遠走他鄉，在無奈和淒涼中她痛苦的心在孩子們那裏得到安慰“聽見孩子們的一路滿有生氣的笑聲，便又鼓起勇氣，咬定牙巴地想‘不論啥子艱難困苦，我都要養大他們的！’”這是被不少研究者評論過的偉大的母性。她頑強的韌性和追求生命延續的意誌，從女性批評的角度來說，來自於對母親身份的無意識認同。母親身份（motherhood）作為女性批評的術語，發端上世紀七十年代，指女性作母親的經曆和社會對女性做母親的社會建構，也有人將它譯為母性。艾德裏安・裏奇認為母親身份一方麵是對女性影響非常大的人生經曆，另一方麵又是父權製界定和控製女性的社會機製。當石青嫂子全部的生存意義等同於對兒女的撫養，此時母親身份達到了最大值，這其實也契合了男權社會對女性作為母親的規範。而她的母性因她未接受過教育而顯得坦率和毫無虛飾，也因此更純粹，更完整，更富有犧牲精神，更接近於作為人類生命源泉的母性。汪樹東指出“女性自然精神中的‘女性’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作為母親的女性，她是人類最終生命的源泉，與大地、自然緊密相關；一是相對於男性的女性，她是人類生命中離原初的完整性更近的存在，同樣與大地、大自然緊密相關。”石青嫂子應該屬於第一類的範疇，作為母親的女性，她是孩子們生命的源泉和生命得以延續的保證，是繁衍和撫育後代的責任承擔者，她對土地有著發自內心的熱愛，她健壯的身軀在未受汙染的田地上勞作的身影與自然和諧地融為一體，構成一幅田園牧歌式的場景，而這幅場景的背後，是純粹母性對個人品格和個體自由的完全淹沒，是自我意識的失落。在她身上，也是在大多數舊社會的婦女身上，母性與女性自我意識成為相互對立的因素，非此即彼，要麽服從男權社會的規範，要麽成為一個極端的叛逆者，如安娜・卡列寧娜為了追求個人自由而拋家棄子。對此，劉慧英形象地比喻為“在母性的泥濘中跋涉”，隻是知識女性意識到了這一跋涉的艱辛與掙紮，而底層勞動婦女並不對此進行思考，她們把母性最大化作為倫理規範從而視為當然。也因此，在她們身上，作為母親的堅韌與對丈夫和兒女的心理依附矛盾地統一起來，將自我意識。

　　二。雙性同體的鄉下女兒――路翎筆下的萬同華

　　與石青嫂子不同的是路翎《財主底兒女們》中的萬同華。這部小說已有多人研究過，而其中的萬同華是一個被研究者忽略的角色。我個人認為，萬同華並不是有學者以為的“呆板，無可取之處”的人物，從整體看來，作者對這個人物是認同的，尤其肯定了她冷靜，清醒的性格，而這些性格就較為典型地刻畫出一個具有男性氣質的女性，用西方女性批評術語來說，就是“雙性同體（androgyny）”。“雙性同體”是女權或女性主義批評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始見於英國早期女權主義作家弗吉尼亞沃爾夫。她在《一間自己的屋子》裏借“雙性同體”探討了創作問題。她認為“在我們之中每個人都有兩個力量支配一切，一個男性的力量，一個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適意的境況就是在這兩種力量一起和諧地生活、精誠合作的時候”。在現代心理學理論中，榮格提出過“阿尼瑪”與“阿尼姆斯”原型概念。阿瑪尼原形是男人心理中女性的一麵，阿尼姆斯是女人心理中男人的一麵。榮格說“每個人都天生具有異性的某些特征”。由此可見，雙性同體在心理上指的是人格中同時兼備強悍和溫順、果敢和細致等跨性別特征。這個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同男性中心的單一標準相對抗，也可看作對性別二元對立進行解構的一種最初嚐試。雖然這是一個西方文學批評術語，但漢語語境中花木蘭等雙性同體的文學人物的塑造表明了中國文學傳統中也有不遵從男權社會權力話語的另類文本。

　　在這部小說中，路翎將這個具有男性氣質的萬同華置身於重慶鄉下一個背景複雜，人口繁多的封建大家庭。她與妹妹和寡母是家族中最窮苦的，正是這樣命運的訓練，她懂得了人生的艱難。在張春田的資助下，她接受了教育，擺脫了頭腦的混沌無知，從書本中收獲了力量，理性還有獨特的氣質。生活的磨練與書本的熏陶，使她“誠實，勤勞，克己，使她在家庭裏麵獲得了被尊敬的地位，她底母親，妹妹和弟弟，無形中被她保護著了”，後來她妹妹讀書和成婚都是靠了她的力量，一個沒有父親，沒有地位，待嫁的鄉下女兒總是處於弱勢，處於被人保護的狀態中，而她能夠得到族人的認同甚至於被尊敬，是對傳統女性曆史的改寫，也是對某些傳統女性規範的否定。更重要的是，她心裏萌生了自由的意識“這個世界上，她得到了一種自由”，自由象征著獨立，在那個落後的重慶鄉場，女性是不懂得也不需要自由的，而她對於“自由”的醒悟，也是對她身上體現出的那個時代的男性氣質的說明。如果說從她與族人的關係中還不是很明顯地感受出她的男性氣質，那麽從蔣純祖，孫鬆鶴，張春田等閱曆豐富的鄉場精英的視角中我們可以更明確地判斷這一點。“她底那種謙虛，嚴格，特別是，她底那種冷淡，常常使孫鬆鶴和蔣純祖狼狽，由於她底這個世界上的地位，她是有著一種男性的氣質的”在這裏，路翎明確地點出了她身上與女性氣質相對的男性氣質，如嚴格，冷淡，以及她對家人的保護等，連頑劣，粗魯的趙天知，也對她有一種嚴肅和神聖的景仰，“對於萬同華底智慧和善心，他有無窮的信任”，智慧也是傳統男權社會中對於男性品質的讚揚，而對於本書主人公蔣純祖來說，“她的謙虛和嚴刻，是他底罪惡的性格底鏡子”。對這些男性來說，反複出現的關於她的男性氣質的顯現，不是對她作為女性的否定，而是對她，一個具有男性氣質的女性是這個環境中優秀的存在的說明。他們所缺乏的冷靜的理性，她卻具備了。正是她的獨特氣質――自持與清醒，才與蔣以前結識的女性區別開來，激起了蔣的征服的欲望。

　　她與蔣純祖之間的愛情是一個被研究者們遺忘的意義單元。作者為何要在那個偏僻落後的重慶郊區，在蔣患病死亡之前，安排一段似乎偶然其實必然的戀愛呢？蔣為了尋求內心真理，同家庭絕裂，又失落了愛情，並對友情產生懷疑。漂泊的經曆不僅沒有使自我衝突得到緩解，反而更加劇了衝突，使他渴望單純的完整。而他對自我的過於關注，使他忽略了時代與他人，更深地導致自我的悲劇。他與萬其實是截然不同的兩類人。他身上的傳統女性氣質極為明顯：多元，不穩定，神經質，經常歇斯底裏的發作，他時刻處於自我搏鬥的漩渦中，在欲望的自我和革命的自我這兩者之間不停地掙紮，不停地進行著自我的剖析和建構。越是處於變動不居的價值當中，他就越想尋求穩定的價值觀。在這樣的精神困惑中，具有男性氣質的萬同華帶著她明確的理性的價值取向出現在他的麵前。這種穩定，健康的心理與蔣神經質的精神衝突構成鮮明對比。二者之間存在力的對抗：冷靜的理性與精神的優越感之間的對抗，而這兩種力又互相吸引。這二者的對抗與吸引在文本中清楚地表現出了，“他頑強地，猛烈地要求萬同華放棄一切來跟隨他；萬同華頑強地，冷靜地要求他放棄一點點――對於蔣純祖，一點點，就是一切――來順從他”“多變的，猛烈的蔣純祖常常地迷惑，動搖了冷靜的萬同華”“萬同華以她底無比的冷靜的力量掙持著”’正如薩特所說“戀愛者不想像占有一個物件那樣占有被愛者，他祈求一種特殊方式的化歸己有，他想占有一個作為自由的自由”，這裏蔣對她所蘊含的自由的渴盼，更確切地說，是對她具有他所缺乏的男性氣質的占有。最後，“（蔣純祖）因失望而痛苦，在一切欲念之中，得到萬同華底身體，就成了主要的欲念了。”蔣在試圖同化她的自由時又轉變為情欲，在情欲中，“我變成麵對他人的肉體，以便把他人的肉體化歸已有。”她同蔣純祖不同的是，她生活在時代之外，與時代保持一種超然的距離，因此她才能冷靜地審視世界，而蔣深陷其中，帶著他所謂的時代精神四處漂泊，正因此，他才需要一個精神的救贖者，這個救贖者既不是樸素無知的普通鄉下女孩，也不是美麗而淺溥的高韻，而是有男性氣質的冷靜的萬同華。當然，路翎沒有把她刻畫成一個完美的人物，她由於智識有限，蔣對她始終保持一種精神的優越感，她也把他當作一個高超的不能理解的英雄。因此，她對蔣純祖的愛戀既有母性對於孩子的，也有對不可知的神秘世界的迷惑，因而她的愛情是矛盾的，對能否獲得他的愛情是不確定的“對這個單純的小孩底刁頑、自私、熱愛，她能夠承擔；對那個說著痛苦、毀滅、黑暗等等的高超的英雄，她感到迷惑”。然而這個英雄的弱點正是她的長處：冷靜與自持。蔣豐富的感情與激蕩的思想總是在尋求一個突破口，或是說一個寄托，而在這個偏僻的鄉場，她，一個不同於一般女性的冷靜的傾聽者，正是一個適當的人選，她的清醒的理性可以化解蔣對自我的拷問和折磨，在男女個性特征尋求互補的基礎上，她的冷靜的男性氣質激發出這段必然的愛情。最後，當蔣純祖逃離這個鄉場，她家人又逼迫她嫁給一個科長時，她本來對於無愛的婚姻是極不情願的，但在思考了兩天後“豪爽地答應了”，這個詞語精妙地道出一個具有男性氣質的女性對於家人的犧牲式的妥協，與傳統女性的軟弱劃開了界線。但她對時代始終保持一種距離的態度，使得她在反抗上是無力的，她沒有將個人命運與民族命運結合起來，更接近於一個超然的隱世者。這也正是蔣純祖對她加以批判之處。

　　因此，同石青嫂子相比，雙性同體的萬同華雖然有了自我意識，有了對自由的追求，卻仍然缺少自覺的反抗精神，缺乏一種主動的對社會的參與。

　　三。雙重身份的雙重反抗――老舍筆下的呂以美

　　老舍劇作《歸去來兮》的呂以美則更進一步體現出女性的反抗精神。現在評論界對老舍的研究更傾向於從小說方麵，其實老舍抗戰時期在重慶也創作了不少優秀話劇，他自己比較滿意的作品有《歸去來兮》“……這個劇本，在我自己看，是相當完整的……單以一篇文藝作品說，我覺得它是我最好的東西”。老舍原想把這個劇本叫做《新罕默列特》，但“寫來寫去，倒把別人寫得比他更有勁，他倒退居副位了”，這個“別人”有老舍自己比較喜歡的老畫家（呂以美的父親），瘋婦李顏，還有與五四時期老舍筆下的“悲情女性”截然不同的反抗者――呂以美。她同萬同華一樣，冷靜，理性，她的精明連男人也佩服，在反抗之路上比萬同華走得更遠，她自覺地將自身解放與民族解放統一起來，突破了從封建人倫層次反抗命運的傳統女性形象。

　　呂以美的父親（老小孩似的畫家）欠了喬家的債，她隻得在喬家無償做工以抵債。她出場的道具總少不了一個算盤，提示這是一個勤勞，精明的工作女性。她的母親在她剛出生時就去世，在她整個成長過程中處於缺席狀態。呂在這個家裏具有著雙重身份――生物學意義上的女兒，和社會學意義上的當家人。既然她的父親是個熱愛自由，無拘無束，將藝術視為生命的畫家，她就得從現實的角度來考慮如何維持家庭，擔負起傳統上由父親擔負的責任，讓父女二人能夠生存下去。當她負起養家重任時，她就已經對父權作了家庭內的消解，後又反抗東家的婚姻安排，更直接地同舊勢力進行對抗。在她身上，形成了個人的話語權，體現出自覺的反抗意識。當然，老舍在描述她反抗的過程時用了層層推進的方法，她是為了抗婚而上了前線，情節發展相當自然。呂以美作為一個女兒，她堅決拒絕與喬家聯姻，形成了一重反抗；作為一個家庭的當家人，她的身份就消解了占主導地位的父權製，形成了又一重反抗，從反抗中她確立了她的主體性。與主體性互為因果的是獨立性，體現在她的個性：她是她自己。她既不是封建社會標準中的賢良女性，她有文化，有理性，有鮮明的反抗意識；她也不是將自我利益作為頭等原則的所謂時代新女性，她願意為了父親而受喬家驅使，親情和倫理仍然決定著她的行動和選擇。她獨特的個性可根據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來解釋：拉康認為，同母親緊密相關的是想象界，代表女性的想象界具有多樣性，差異性和不對稱的特征；同父親緊密相關的是象征界，代表男權的象征界意味著線性，理性，對稱，統一；性別認同是在從想象層次進入象征層次後，男孩和女孩都渴望獲得與母親原初的認同，但相對男孩，女孩更顯示出對想象界，這個女性的領域的忠誠。呂以美由於母親的缺席，想象界缺少了載體而減少了對想象界的依賴，而父親對父權的主動放棄，使她不得不承擔社會責任，性格中理性發展強過了感性發展，由此性別身份開始向象征界延伸，並形成了她個人的話語權；同時，與她的理性，堅毅共存的，是她對父親的孝，這是由她自身的善良和傳統倫理道德的影響所造成的。除了性格的獨立，她的獨立性還體現在她的工作能力上。她的理事才能得到了眾人的公認：喬紳認為“憑我的頭腦，影秋的腿，你的手，咱們的錢就會一倍，兩倍三倍十倍的增多起來”，正是對她的能力的看重，他才會逼迫她嫁進喬家；連流氓影秋都說“以美很精明”“呂老頭兒好說話，以美可不是好惹的”；喬妻也說“她是多麽有本事，有心路的一個好姑娘啊！”。由於出色的工作能力，她有了經濟上的獨立性，隻是因為父親所欠債務而不得不在喬家做工。離開喬家，她又在前線恩施找到了工作並帶著父親前往。正如魯迅所說婦女解放首先必須爭得經濟權，她獨立的經濟地位，出色的工作能力使她獲得了一定範圍的話語權和解放自身的基礎，也催生了她的主體意識。有了主體意識的她自然不願任人擺布，從反抗婚姻開始，她就走上了抗日保國的道路，以從民族解放社會解放中獲得自身的解放。婦女的主體性、話語權，隻有在社會參與、曆史創造暗合中才有可能得以實現；而她個人主體性和有限話語權的實現是以她“當家人”的身份為基礎，以她經濟上的獨立為保障的。正因為有了這些，她才可能向代表舊勢力的喬紳提出挑戰。

　　但要指出的是，她更多體現出的是主體意識而不是女性主體意識，是作為人的反抗而不是作為女人的反抗，這一方麵是限於對作品主題的服從，另一方麵從這個形象本身來說，她的雙重身份導致了性別意識的模糊，有限的篇幅中體現出的女性特征不夠明顯，如果換成一個男性，似乎會有相同的反抗曆程。相對於老舍小說中塑造的眾多女性形象，她身上少了悲情意識，多了進步性，這與作者本人的思想及社會曆史語境有關，在此不贅述。

　　從純粹母性的石青嫂子，到雙性同體的萬同華，再到雙重身份的呂以美，重慶抗戰文學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尋到一條從心理依從到自覺反抗的遞進的蹤跡。這條蹤跡不以時間為線索，而是以女性自我意識的蒙昧和覺醒為兩端。從這條蹤跡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民族抗戰的特定曆史時期，女性從傳統的性別角色裏逐步解放出來，性別偏見逐漸消融，更自由，更理性的女性形象正誕生於作家（並不限於女作家）的筆下，也活躍在現實社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