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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共抗戰文藝政策的形成過程
中國/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博士生
周毅
中國新文學、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都是在抗戰中成熟和發展起來的。抗戰文學研究的根本意義在於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充分肯定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團結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正義戰爭的目的在於消滅戰爭，研究抗戰文藝的目的在於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和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在抗戰語境下，文藝總是與政治和軍事行動直接或間接地發生關係。自“九・一八”開始直至日本投降，中共的抗戰主張和行動也是從未稍歇，抗戰文藝創作更是從東北淪陷開始就漸起波瀾。1930年代中期，以蕭軍、蕭紅和羅烽為代表的“東北流亡作家群”紛紛走向關內文壇，關注和表現局部抗日戰爭的作品就越來越多。
僅就涉及抗戰題材的長篇小說而論，1932年鐵池翰（張天翼）的《齒輪》就有借“九・一八”至“一・二八”時期的動亂為背景，寫出了智識青年的個人的轉變；1933年有李輝英極具東北地方色彩的《萬寶山》；1935年魯迅為蕭軍《八月的鄉村》作序肯定該書是他所見過的關於東三省被占事情的小說中很好的一部；1936年，徐楚園認為周楞伽的《煉獄》用了“‘一・二八’滬戰時社會各階層的形象作題材，這應該是多麽令人興奮的事啊。”
所以，我們不能僅僅按照政治思路來研究具體而豐富的文學問題，研究抗戰文藝不僅應該“包括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的全麵抗戰時期的文藝，還應當包括從1931年‘九・一八’之後局部抗戰時期的抗戰文學和藝術作品，把前六年的局部抗戰和後八年的全麵抗戰結合起來。把十四年的抗戰作為一個整體”，“從全民族抗戰的大角度來深入地思考和研究我們的曆史的問題和文藝的問題”。
從五四以至新中國建立，我國文學雖然主要沿著“啟蒙――革命――救亡”的道路在發展，但這三股潮流很難溝而劃之。也正是不同文藝家因為不同的階級立場和利益關係，基於對文藝內部與外部規律的不同把握，對啟蒙、革命、救亡輕重緩急的不同強調，才導致了一次次糾纏於文學與政治、暴露與歌頌、普及與提高等方麵的論爭。
而這些論爭背後，有兩雙無形的手在向不同的用力，這兩雙手就是國共兩黨基於各自利益目的而製定的與文藝有關的不同政策。“文藝政策是一定階級或政治集團、國家政權或執政黨對文藝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國家和政黨管理意誌在文藝工作中的反映，同時也是一定的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文藝政策與文化政策是子係統與母係統的關係。文化政策比文藝政策具有更為寬廣的統接麵。就我國的具體情況來說，文藝政策與文化政策實際處於一身二任、重構兼出的狀況。也就是說，文藝政策的主要部分，差不多也就是文化政策的基本內涵。”
黨聖元認為，不可忽視文學與政治之間緊密關係在事實上的存在，無論是抗戰文論研究，還是當代文論研究，這一存在都已導致了直接的政治控製。金元浦也曾強調，應該特別注意到主流意識形態對於文論發展的現實製約，以及對文論研究從曆史到現實的不同影響。國共戰時文藝政策存在很大的國共抗戰文藝政策的齟齬和歧異。統一戰線既是中國共產黨戰勝國內外一切敵人的法寶，也是中共文藝政策的關鍵詞和總方向，中共戰時文藝的發展從目的、內容和方式上都與中共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周恩來、賀龍、關向應等人對統一戰線的表述，尤其是工農兵與知識分子在統一戰線中的關係和地位密切相關。周恩來在《論統一戰線》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醞釀時間很長，差不多“九一八”以後就逐漸向著這個方向發展。“從‘九一八’到一九四五年，可以分成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九一八’到西安事變；第二個階段，是從西安事變到‘七七’事變；第三個階段，是從‘七七’事變到武漢撤退；第四個階段，是從一九三九年國民黨五中全會到去年國民參政會開會；最後一個階段，是從我們聯合政府口號的提出一直繼續到現在。在這五個階段中，國共兩黨在全國抗日與民主的問題上，長期地存在著原則的分歧和嚴重的鬥爭。”
毛澤東曾說，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也指出：“寫作事業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的一部分，成為由全體工人計圾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一部巨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寫作事業應當成為社會民主黨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統―的黨的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我國，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論和曆代統治者大都比較重視文藝的功用。擔負領導人民翻身做主和抗戰建國曆史使命的中國共產黨，尤其重視文藝的宣傳和教育作用。從建黨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都十分重視文化管理，把文藝作為戰鬥的有力武器，尤其在革命文學的倡導和左翼文藝的引導方麵，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並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當然，也吸取了相關教訓。
但是，比較係統完備的文藝政策還是到了抗日戰爭時期，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最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打擊日本法西斯和國民黨反動派，針對當時文藝創作種種不良傾向而提出的，最主要的就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前，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已對文藝問題作過重要論述，雖未正式形成指導文藝工作的基本方針，但在抗日民主根據地，甚至包括淪陷區和國統區的進步作家之間，這些從屬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與文藝有關的論述實際上起著指引方向和規定內容的作用，為毛澤東《講話》這樣係統完備的文藝政策打下了理論基礎。
1934年4月，中國共產黨提出抗日救國六大綱領即《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由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備會宋慶齡等一千七百餘人署名公布，就包括“全體人民總動員、全體人民總武裝、成立工農兵學商代表選舉出來的全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等條款。
1935年1月，貴州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領導，改變了過去“左”傾機會主義的領導。8月，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名義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通稱“八一宣言”。呼籲各黨派、各界同胞、各軍隊間“都應當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共產黨願意立刻與中國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工會、農會、學生會、商會、教育會、新聞記者聯合會、教職員聯合會、同鄉會、致公堂、民族武裝、自衛會、反日會、救國會等等），各名流學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問題。談判結果所成立的國防政府，應該作為救亡圖存的臨時領導機關。”12月，毛澤東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批評了黨內那種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和中國工人農民聯合抗日、知識分子“隻有三天的革命性，招他們是危險的”等錯誤論調，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在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中國本部來了這一個基本的變化上麵，變化了中國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擴大了民族革命營壘的勢力，減弱了民族反革命營壘的勢力。目前的時局，要求我們勇敢地拋棄關門主義，采取廣泛的統一戰線，防止冒險主義。不到決戰的時機，沒有決戰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進行決戰。”本月，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會議期間通過《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全麵地分析了當時國內外的形勢和階級關係的變化，認為中國工人階級與農民，依然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動力。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農小資產階級的堅固聯盟，是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與漢奸賣國賊的基本力量。批判了成為當時黨內主要危險的關門主義，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共產黨應該以自己徹底的正確的反日反漢奸賣國賊的言論與行動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戰線中的領導權”，“對反日戰爭中的廣大民眾，應該滿足他們基本利益的要求（農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貧民、知識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
1936年5月，紅軍由山西回師陝北，即直接向南京國民黨政府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八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又致國民黨中央一封信，批評了國民黨政府依賴帝國主義的誤國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來一貫的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下連年不絕的內戰、無數次對於紅軍的圍攻、對全國人民的愛國運動和民主運動鎮壓等倒行逆施。要求組織兩黨共同抗日的統一戰線，“這是今日救亡圖存的唯一正確的道路”，並派遣代表進行談判。但蔣介石仍然拒絕共產黨的主張。直到本年12月蔣介石在西安被國民黨內主張聯共抗日的軍人所扣留的時候，他才被迫接受共產黨關於停止內戰準備抗日的要求。周恩來在《關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的局勢和我們的方針》中指出，西安事變之和平解決，意味看中國的政治生活走入一個新的階段的開端：進攻紅軍戰鬥走向停止；對外退讓政策將告終練；國內統一戰線初步局麵的形成；陝甘兩省變成抗日根據地之現實的可能性。“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指示著階級力量之分化及重新結合，特別是資產階級營壘之決定性的分化過程，其意義就在推動和加速了資產階級營壘中左派之集中，打擊了中間道路之思想。”本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指出，“看起來好像革命的‘左’傾意見，來源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時也來源於農民小生產者的局部保守性。他們看問題僅從一局部出發，沒有能力通觀全局，不願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聯結，把部分利益和全體利益相聯結，捉住一局部一時間的東西死也不放。”
1937年3月，周恩來《用東北群眾的力量來推動東北軍的團結》應當采用各種宣傳與組織的方法來團結東北軍的官長，提高部隊抗日情緒。5月，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作《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強調必須爭取“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製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取得保衛祖國和收複失地的勝利。”7月，毛澤東《實踐論：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這些主觀主義的錯誤，也反對“左”翼空談主義和行動上表現為冒險主義。他還以這篇論文的觀點在延安的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作過講演。本月，毛澤東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談到國防教育時指出，必須“根本改革過去的教育方針和教育製度。不急之務和不合理的辦法，一概廢棄。新聞紙、出版事業、電影、戲劇、文藝，一切使合於國防的利益。禁止漢奸的宣傳。”8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關於形勢與任務的宣傳鼓動提綱《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為本月陝北洛川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所通過。十大救國綱領包括了“全國人民的總動員：全國人民除漢奸外，都有抗日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武裝抗敵的自由”；“抗日的教育政策：改變教育的舊製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製度、新課程”等條款。“中國共產黨在自己一貫的方針下願意和中國國民黨及全國其他黨派，站在一條戰線上，手攜手地團結起來，組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戰勝萬惡的日寇，為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鬥爭。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應該堅決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應該堅決反對那種投降妥協的漢奸理論，同時也應該堅決反對那種以為無法戰勝日寇的民族失敗主義。”
是年9月，《反對自由主義》主張每個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積極的思想鬥爭”的武器，以“達到黨內和革命團體內的團結使之利於戰鬥”，反對自由主義“取消思想鬥爭，主張無原則的和平”、“命令不服從，個人意見第一。隻要組織照顧，不要組織紀律”、“不是為了團結，為了進步，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確的意見鬥爭和爭論，而是個人攻擊，鬧意氣，泄私憤，圖報複”等種種不良傾向。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主義的來源，在於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產生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自由主義。”思想戰線的任務之一是“同一切不正確的思想和行為作不疲倦的鬥爭，用以鞏固黨的集體生活，鞏固黨和群眾的聯係”。本月，毛澤東在《國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中說，“現在的統一戰線事實上還停止在兩個黨的範圍之內，廣大的工人、農民、兵士、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他許多愛國同胞還沒有被喚起，還沒有被發動，還沒有組織起來和武裝起來。這是目前的最嚴重的情形。它的嚴重性，就是影響到前線不能打勝仗。華北以至江浙前線的嚴重危機，現在已經不能掩飾，也無須掩飾了，問題是怎樣挽救這個危機。挽救危機的唯一道路，就是實行孫中山先生的遺囑，即‘喚起民眾’四個字。”
10月，《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國共產黨和抗日戰爭》中認為，八路軍的政治工作是極其重要和極其顯著的，堅持“軍民一致的原則，這就是秋毫無犯的民眾紀律，宣傳、組織和武裝民眾，減輕民眾的經濟負擔，打擊危害軍民的漢奸賣國賊，因此軍民團結一致，到處得到人民的歡迎”。八路軍的補充不采取強迫人民的方式，而采取鼓動人民上前線的方式，這個辦法較之強迫的辦法收效大得多。本月，周恩來和胡服（劉少奇）聯合發出了指示電――《獨立自主地動員群眾與領導群眾》，要求“一切共產黨員在群眾運動中，要完全依照黨的主張去領導群眾運動，不許在群眾中模糊黨的主張。”11月，毛澤東在延安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的報告提綱《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中繼本年四月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五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八月中央政治局的決議之後，再次“主張全國人民總動員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或者叫作全麵抗戰。因為隻有這種抗戰，才是群眾戰爭，才能達到保衛祖國的目的”，並認為全麵抗戰和片麵抗戰“是共產黨的抗戰主張和現時國民黨的抗戰主張的原則分歧”，為了堅持抗戰和爭取最後勝利，為了變片麵抗戰為全麵抗戰，必須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必須擴大和鞏固統一戰線。任何破裂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的主張是不許可的。“左”傾關門主義仍然要防止。但是在同時，在一切統一戰線工作中必須密切地聯係到獨立自主的原則。“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的說明、實踐和堅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一環。但從這時起，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就反對這個提綱；直到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才基本上克服了這種右的偏向。
1938年5月，毛澤東《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隻有徹底地克服了流寇主義，提出並實行建立根據地的方針，才能有利於長期支持的遊擊戰爭。”本月，他在《論持久戰》中說，速勝論和失敗主義的亡國論是不對的，但我們的持久戰論點還不為許多人接受，“因為我們的宣傳解釋工作還不夠，一半也因為客觀事變的發展還沒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質，還沒有將其麵貌鮮明地擺在人們之前，使人們無從看出其整個的趨勢和前途，因而無從決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針和做法。”必須把“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的政治目的告訴一切軍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熱潮，使幾萬萬人齊心一致，貢獻一切給戰爭。應把達到此目的的步驟和政策即政治綱領是《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抗戰建國綱領》普及於軍隊和人民，“怎樣去動員？靠口說，靠傳單布告，靠報紙書冊，靠戲劇電影，靠學校，靠民眾團體，靠幹部人員”。“要聯係戰爭發展的情況，聯係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戰爭的政治動員，變成經常的運動。這是一件絕大的事，戰爭首先要靠它取得勝利。”“共產黨員對於在工作中犯過錯誤的人們，除了不可救藥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態度，而是采取規勸態度，使之翻然改進，棄舊圖新。”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範、具有遠見卓識的模範，“又應成為學習的模範，他們每天都是民眾的教師，但又每天都是民眾的學生。隻有向民眾學習，向環境學習，向友黨友軍學習，了解了他們，才能對於工作實事求是，對於前途有遠見卓識。”提出擴大共產黨的正確方針是“大膽發展而又不讓一個壞分子侵入”。反思十年土地革命，他認為“黨的幹部政策和組織政策方麵，是犯了嚴重的原則性的錯誤的，這表現在宗派傾向、懲辦主義和思想鬥爭中的過火政策。”
11月，毛澤東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認為，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因此不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如果解釋為“一切服從”蔣介石和閻錫山，那也是錯誤的。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本月，在《和戰略問題》中反複強調，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杆子造出來的。槍杆子裏麵出一切東西。”
1939年5月，毛澤東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寫的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的文章――《五四運動》和他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一起，對中國新文學和新文化的性質、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作了精辟論述。他指出，“五四運動的成為文化革新運動，不過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種表現形式。”“五四”時期，英勇地出現於運動先頭的則有數十萬的學生。中國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的社會勢力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和進步的資產階級，就是革命的工、農、兵、學、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農，革命的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如果離開了這種根本的革命力量，離開了工人階級的領導，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的組織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農、兵、學、商。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取得，將是在工、農、兵、學、商的統一戰線大大地鞏固和發展的時候。”“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都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而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則比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更廣大和更覺悟。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後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口講什麽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他希望全國的青年和文化界擔負起對於民主革命和抗日戰爭的責任和使命，清楚地“認識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動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農民眾結合起來，到工農民眾中去，變為工農民眾的宣傳者和組織者。全國民眾奮起之日，就是抗日戰爭勝利之時。”
5月4日，在延安全體青年參與的五四運動的二十周年紀念大會上，毛澤東發表演說――《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指出，革命的動力，有無產階級，有農民階級，還有其他階級中一切願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們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革命的骨幹、根本力量和主力軍是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農民。“我們現在幹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如果要把幾十年來的革命做一個總結，那就是全國人民沒有充分地動員起來，並且反動派總是反對和摧殘這種動員。而要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隻有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才有可能。”他還提到孫中山先生在他的遺囑談到的革命的經驗教訓最“根本就是‘喚起民眾’這一條道理。”為達到反帝反封建的勝利，他大力號召“中國的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一定要到工農群眾中去，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與“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和他們變成一體，才能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八月，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關於統一戰線的策略。方法和守則（提綱）》指出，“正確地解釋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實質與關係，並宣傳科學思想、民族解放思想、民主思想、社會主義思想以及民族美德與優良傳統以反對複古的反動的向後倒退的思想。”
12月，毛澤東在《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強調，“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鬥爭中，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他肯定三年來我黨我軍在吸收知識分子方麵，已經盡了相當的努力，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識分子參加黨，參加軍隊，參加政府工作，進行文化運動和民眾運動，發展了統一戰線，這是一個大的成績。但許多軍隊中的幹部，還沒有注意到知識分子的重要性，還存著恐懼知識分子甚至排斥知識分子的心理。
在本月毛澤東和其他幾個在延安的同誌合作寫作的課本《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621-656中寫到，知識分子未和群眾革命鬥爭打成一片，未下決心為群眾利益服務並與群眾相結合的時，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因此，“中國的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雖然有先鋒的和橋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就會脫離革命隊伍，采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知識分子的這種缺點，隻有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才能克服。”本書第二章中關於新民主主義的觀點，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大為發展了。
1940年1月，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論》）的講演。這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前，中共主要領導人對文藝問題最重要、最係統的界說。毛澤東這次明確指示了中國共產黨人對於新文化的態度――實事求是；對於文化與政治經濟的基本觀點――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五四以來中國文藝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重要的是指明了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使‘五四’以後的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新文化運動的方向就是魯迅的方向，並從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民族英雄的高度定位魯迅的價值，規定了現階段上中國新國民文化的內容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文化，還將統一戰線文化準確地劃分為四個時期，以武漢失陷為界將抗戰文化分為兩個階段。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特性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應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結起來，更好地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的新中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
1940年12月《論政策》打擊知識分子的做法“不但在今天抗日時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過去也是錯誤的。”“文化教育政策應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眾的抗日的知識技能和民族自尊心為中心。”應容許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教育家、文化人、記者、學者、技術家來根據地和我們合作，辦學、辦報、做事。
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從思想上總結了黨史上的經驗教訓，著重論述了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的問題。指出對待馬列主義，必須堅持理論和實際統一的態度，即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這種態度是黨性的表現，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根本保證。這篇著作是毛澤東關於整風運動的基本著作，是整風運動的必讀文件之一。
1942年2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的演說《整頓黨的作風》講到“知識分子”問題時說，我們尊重知識分子是完全應該的，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必須使上述兩種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麵發展，必須使兩種人互相結合。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懲前毖後”，第二是“治病救人”。這些本來對整風和指導文藝論爭都是極其寶貴的理論資源，可惜在實際落實中比如對丁玲、王實味、蕭軍等人的批判就除了偏差。
本月，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上作《反對黨八股》的講演，認為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在我們黨內，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成分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是處在這個廣大階級的包圍中”，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的狂熱性和片麵性必須加以節製。會上，他並要求大家認真學習會場上散發的《宣傳指南》，更深入地理解和落實“民族化、科學化、大眾化”，最後還強調，“中央現在做了決定，一定要把黨八股和教條主義等類，徹底拋棄”。
王本朝《中國現代文學製度研究》認為，“解放區文學的政治意識突出，它在作家與社會、文學與讀者之間建立了一種新型的文學體製，它在一定程度上，對文學的規範性顯得更為突出，它在文學的傳播與流通過程，文學的生產與再生產方式等方麵，表現得更為直接和通達。”1940年代解放區“真正實現了文學與社會、作家與讀者的相互改造功能。文學遠離市場，而走入社會民間；文學團體、文學刊物被文化體製統管起來，作家不再擔心生活，文學刊物不再擔心市場競爭，文學作品不再擔心出版與發行，至此，現代文學製度日趨單純與完善，文學創作完全成了文學製度的產物。”何洛《四年來華北抗日根據地底文藝運動概觀》指出，抗日民主區域“在中共與進步政權的領導下，根據地底文藝運動團結和吸引了許多進步的文化人和藝術工作者”；“作家在這裏，不僅得到物質的優待，也得到精神的鼓勵。他們有時到前線去考察，有時回後方來寫作。他們的生活是愉快的，工作是熱誠的。”根據地當局不僅吸引外來的文化和藝術幹部，自己也十分重視文藝幹部的培養。延安的魯迅藝術文學院、晉東南的魯迅藝術學院、華北聯合大學的文藝學院“就是製造各種文藝工作者的工廠”。
從以上對周恩來、毛澤東等人在會議和相關文件中對文藝和知識分子問題的梳理中，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1940年代解放區的文學製度在《講話》之前的抗戰文藝工作中就已逐漸形成，尤其是《五四運動》、《新民主主義論》、《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文獻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主要觀點已經呼之欲出了。《講話》對抗戰文藝工作作了理論概括和係統闡釋，並於1943年11月以《中宣部關於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的形式，向解放區及國統區、淪陷區逐步推廣和落實。中共在國統區、淪陷區的文藝工作主要由周恩來領導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策略地進行，“南方局提倡新民主主義文化，把民主抗戰作為原動力，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了符合民眾利益的闡述”，並通過各種渠道把抗日根據地的文藝政策向大後方傳播。
毛澤東文藝思想和我國文藝政策的最初形成均來自“五四”以來黨領導文藝工作的經驗。幾十年黨領導文藝工作的實踐，產生了豐富的經驗，正是立足於對這些豐富經驗的總結，才產生了毛澤東文藝思想和黨的文藝方針政策。這些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去觀察、解決中國的義藝問題，尋找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途徑。
周毅
中國新文學、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都是在抗戰中成熟和發展起來的。抗戰文學研究的根本意義在於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充分肯定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團結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正義戰爭的目的在於消滅戰爭，研究抗戰文藝的目的在於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和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在抗戰語境下，文藝總是與政治和軍事行動直接或間接地發生關係。自“九・一八”開始直至日本投降，中共的抗戰主張和行動也是從未稍歇，抗戰文藝創作更是從東北淪陷開始就漸起波瀾。1930年代中期，以蕭軍、蕭紅和羅烽為代表的“東北流亡作家群”紛紛走向關內文壇，關注和表現局部抗日戰爭的作品就越來越多。
僅就涉及抗戰題材的長篇小說而論，1932年鐵池翰（張天翼）的《齒輪》就有借“九・一八”至“一・二八”時期的動亂為背景，寫出了智識青年的個人的轉變；1933年有李輝英極具東北地方色彩的《萬寶山》；1935年魯迅為蕭軍《八月的鄉村》作序肯定該書是他所見過的關於東三省被占事情的小說中很好的一部；1936年，徐楚園認為周楞伽的《煉獄》用了“‘一・二八’滬戰時社會各階層的形象作題材，這應該是多麽令人興奮的事啊。”
所以，我們不能僅僅按照政治思路來研究具體而豐富的文學問題，研究抗戰文藝不僅應該“包括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的全麵抗戰時期的文藝，還應當包括從1931年‘九・一八’之後局部抗戰時期的抗戰文學和藝術作品，把前六年的局部抗戰和後八年的全麵抗戰結合起來。把十四年的抗戰作為一個整體”，“從全民族抗戰的大角度來深入地思考和研究我們的曆史的問題和文藝的問題”。
從五四以至新中國建立，我國文學雖然主要沿著“啟蒙――革命――救亡”的道路在發展，但這三股潮流很難溝而劃之。也正是不同文藝家因為不同的階級立場和利益關係，基於對文藝內部與外部規律的不同把握，對啟蒙、革命、救亡輕重緩急的不同強調，才導致了一次次糾纏於文學與政治、暴露與歌頌、普及與提高等方麵的論爭。
而這些論爭背後，有兩雙無形的手在向不同的用力，這兩雙手就是國共兩黨基於各自利益目的而製定的與文藝有關的不同政策。“文藝政策是一定階級或政治集團、國家政權或執政黨對文藝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國家和政黨管理意誌在文藝工作中的反映，同時也是一定的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文藝政策與文化政策是子係統與母係統的關係。文化政策比文藝政策具有更為寬廣的統接麵。就我國的具體情況來說，文藝政策與文化政策實際處於一身二任、重構兼出的狀況。也就是說，文藝政策的主要部分，差不多也就是文化政策的基本內涵。”
黨聖元認為，不可忽視文學與政治之間緊密關係在事實上的存在，無論是抗戰文論研究，還是當代文論研究，這一存在都已導致了直接的政治控製。金元浦也曾強調，應該特別注意到主流意識形態對於文論發展的現實製約，以及對文論研究從曆史到現實的不同影響。國共戰時文藝政策存在很大的國共抗戰文藝政策的齟齬和歧異。統一戰線既是中國共產黨戰勝國內外一切敵人的法寶，也是中共文藝政策的關鍵詞和總方向，中共戰時文藝的發展從目的、內容和方式上都與中共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周恩來、賀龍、關向應等人對統一戰線的表述，尤其是工農兵與知識分子在統一戰線中的關係和地位密切相關。周恩來在《論統一戰線》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醞釀時間很長，差不多“九一八”以後就逐漸向著這個方向發展。“從‘九一八’到一九四五年，可以分成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九一八’到西安事變；第二個階段，是從西安事變到‘七七’事變；第三個階段，是從‘七七’事變到武漢撤退；第四個階段，是從一九三九年國民黨五中全會到去年國民參政會開會；最後一個階段，是從我們聯合政府口號的提出一直繼續到現在。在這五個階段中，國共兩黨在全國抗日與民主的問題上，長期地存在著原則的分歧和嚴重的鬥爭。”
毛澤東曾說，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也指出：“寫作事業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的一部分，成為由全體工人計圾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一部巨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寫作事業應當成為社會民主黨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統―的黨的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我國，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論和曆代統治者大都比較重視文藝的功用。擔負領導人民翻身做主和抗戰建國曆史使命的中國共產黨，尤其重視文藝的宣傳和教育作用。從建黨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都十分重視文化管理，把文藝作為戰鬥的有力武器，尤其在革命文學的倡導和左翼文藝的引導方麵，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並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當然，也吸取了相關教訓。
但是，比較係統完備的文藝政策還是到了抗日戰爭時期，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最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打擊日本法西斯和國民黨反動派，針對當時文藝創作種種不良傾向而提出的，最主要的就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前，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已對文藝問題作過重要論述，雖未正式形成指導文藝工作的基本方針，但在抗日民主根據地，甚至包括淪陷區和國統區的進步作家之間，這些從屬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與文藝有關的論述實際上起著指引方向和規定內容的作用，為毛澤東《講話》這樣係統完備的文藝政策打下了理論基礎。
1934年4月，中國共產黨提出抗日救國六大綱領即《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由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備會宋慶齡等一千七百餘人署名公布，就包括“全體人民總動員、全體人民總武裝、成立工農兵學商代表選舉出來的全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等條款。
1935年1月，貴州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領導，改變了過去“左”傾機會主義的領導。8月，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名義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通稱“八一宣言”。呼籲各黨派、各界同胞、各軍隊間“都應當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共產黨願意立刻與中國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工會、農會、學生會、商會、教育會、新聞記者聯合會、教職員聯合會、同鄉會、致公堂、民族武裝、自衛會、反日會、救國會等等），各名流學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問題。談判結果所成立的國防政府，應該作為救亡圖存的臨時領導機關。”12月，毛澤東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批評了黨內那種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和中國工人農民聯合抗日、知識分子“隻有三天的革命性，招他們是危險的”等錯誤論調，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在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中國本部來了這一個基本的變化上麵，變化了中國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擴大了民族革命營壘的勢力，減弱了民族反革命營壘的勢力。目前的時局，要求我們勇敢地拋棄關門主義，采取廣泛的統一戰線，防止冒險主義。不到決戰的時機，沒有決戰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進行決戰。”本月，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會議期間通過《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全麵地分析了當時國內外的形勢和階級關係的變化，認為中國工人階級與農民，依然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動力。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農小資產階級的堅固聯盟，是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與漢奸賣國賊的基本力量。批判了成為當時黨內主要危險的關門主義，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共產黨應該以自己徹底的正確的反日反漢奸賣國賊的言論與行動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戰線中的領導權”，“對反日戰爭中的廣大民眾，應該滿足他們基本利益的要求（農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貧民、知識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
1936年5月，紅軍由山西回師陝北，即直接向南京國民黨政府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八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又致國民黨中央一封信，批評了國民黨政府依賴帝國主義的誤國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來一貫的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下連年不絕的內戰、無數次對於紅軍的圍攻、對全國人民的愛國運動和民主運動鎮壓等倒行逆施。要求組織兩黨共同抗日的統一戰線，“這是今日救亡圖存的唯一正確的道路”，並派遣代表進行談判。但蔣介石仍然拒絕共產黨的主張。直到本年12月蔣介石在西安被國民黨內主張聯共抗日的軍人所扣留的時候，他才被迫接受共產黨關於停止內戰準備抗日的要求。周恩來在《關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的局勢和我們的方針》中指出，西安事變之和平解決，意味看中國的政治生活走入一個新的階段的開端：進攻紅軍戰鬥走向停止；對外退讓政策將告終練；國內統一戰線初步局麵的形成；陝甘兩省變成抗日根據地之現實的可能性。“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指示著階級力量之分化及重新結合，特別是資產階級營壘之決定性的分化過程，其意義就在推動和加速了資產階級營壘中左派之集中，打擊了中間道路之思想。”本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指出，“看起來好像革命的‘左’傾意見，來源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時也來源於農民小生產者的局部保守性。他們看問題僅從一局部出發，沒有能力通觀全局，不願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聯結，把部分利益和全體利益相聯結，捉住一局部一時間的東西死也不放。”
1937年3月，周恩來《用東北群眾的力量來推動東北軍的團結》應當采用各種宣傳與組織的方法來團結東北軍的官長，提高部隊抗日情緒。5月，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作《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強調必須爭取“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製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取得保衛祖國和收複失地的勝利。”7月，毛澤東《實踐論：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這些主觀主義的錯誤，也反對“左”翼空談主義和行動上表現為冒險主義。他還以這篇論文的觀點在延安的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作過講演。本月，毛澤東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談到國防教育時指出，必須“根本改革過去的教育方針和教育製度。不急之務和不合理的辦法，一概廢棄。新聞紙、出版事業、電影、戲劇、文藝，一切使合於國防的利益。禁止漢奸的宣傳。”8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關於形勢與任務的宣傳鼓動提綱《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為本月陝北洛川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所通過。十大救國綱領包括了“全國人民的總動員：全國人民除漢奸外，都有抗日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武裝抗敵的自由”；“抗日的教育政策：改變教育的舊製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製度、新課程”等條款。“中國共產黨在自己一貫的方針下願意和中國國民黨及全國其他黨派，站在一條戰線上，手攜手地團結起來，組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戰勝萬惡的日寇，為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鬥爭。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應該堅決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應該堅決反對那種投降妥協的漢奸理論，同時也應該堅決反對那種以為無法戰勝日寇的民族失敗主義。”
是年9月，《反對自由主義》主張每個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積極的思想鬥爭”的武器，以“達到黨內和革命團體內的團結使之利於戰鬥”，反對自由主義“取消思想鬥爭，主張無原則的和平”、“命令不服從，個人意見第一。隻要組織照顧，不要組織紀律”、“不是為了團結，為了進步，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確的意見鬥爭和爭論，而是個人攻擊，鬧意氣，泄私憤，圖報複”等種種不良傾向。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主義的來源，在於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產生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自由主義。”思想戰線的任務之一是“同一切不正確的思想和行為作不疲倦的鬥爭，用以鞏固黨的集體生活，鞏固黨和群眾的聯係”。本月，毛澤東在《國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中說，“現在的統一戰線事實上還停止在兩個黨的範圍之內，廣大的工人、農民、兵士、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他許多愛國同胞還沒有被喚起，還沒有被發動，還沒有組織起來和武裝起來。這是目前的最嚴重的情形。它的嚴重性，就是影響到前線不能打勝仗。華北以至江浙前線的嚴重危機，現在已經不能掩飾，也無須掩飾了，問題是怎樣挽救這個危機。挽救危機的唯一道路，就是實行孫中山先生的遺囑，即‘喚起民眾’四個字。”
10月，《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國共產黨和抗日戰爭》中認為，八路軍的政治工作是極其重要和極其顯著的，堅持“軍民一致的原則，這就是秋毫無犯的民眾紀律，宣傳、組織和武裝民眾，減輕民眾的經濟負擔，打擊危害軍民的漢奸賣國賊，因此軍民團結一致，到處得到人民的歡迎”。八路軍的補充不采取強迫人民的方式，而采取鼓動人民上前線的方式，這個辦法較之強迫的辦法收效大得多。本月，周恩來和胡服（劉少奇）聯合發出了指示電――《獨立自主地動員群眾與領導群眾》，要求“一切共產黨員在群眾運動中，要完全依照黨的主張去領導群眾運動，不許在群眾中模糊黨的主張。”11月，毛澤東在延安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的報告提綱《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中繼本年四月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五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八月中央政治局的決議之後，再次“主張全國人民總動員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或者叫作全麵抗戰。因為隻有這種抗戰，才是群眾戰爭，才能達到保衛祖國的目的”，並認為全麵抗戰和片麵抗戰“是共產黨的抗戰主張和現時國民黨的抗戰主張的原則分歧”，為了堅持抗戰和爭取最後勝利，為了變片麵抗戰為全麵抗戰，必須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必須擴大和鞏固統一戰線。任何破裂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的主張是不許可的。“左”傾關門主義仍然要防止。但是在同時，在一切統一戰線工作中必須密切地聯係到獨立自主的原則。“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的說明、實踐和堅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一環。但從這時起，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就反對這個提綱；直到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才基本上克服了這種右的偏向。
1938年5月，毛澤東《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隻有徹底地克服了流寇主義，提出並實行建立根據地的方針，才能有利於長期支持的遊擊戰爭。”本月，他在《論持久戰》中說，速勝論和失敗主義的亡國論是不對的，但我們的持久戰論點還不為許多人接受，“因為我們的宣傳解釋工作還不夠，一半也因為客觀事變的發展還沒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質，還沒有將其麵貌鮮明地擺在人們之前，使人們無從看出其整個的趨勢和前途，因而無從決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針和做法。”必須把“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的政治目的告訴一切軍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熱潮，使幾萬萬人齊心一致，貢獻一切給戰爭。應把達到此目的的步驟和政策即政治綱領是《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抗戰建國綱領》普及於軍隊和人民，“怎樣去動員？靠口說，靠傳單布告，靠報紙書冊，靠戲劇電影，靠學校，靠民眾團體，靠幹部人員”。“要聯係戰爭發展的情況，聯係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戰爭的政治動員，變成經常的運動。這是一件絕大的事，戰爭首先要靠它取得勝利。”“共產黨員對於在工作中犯過錯誤的人們，除了不可救藥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態度，而是采取規勸態度，使之翻然改進，棄舊圖新。”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範、具有遠見卓識的模範，“又應成為學習的模範，他們每天都是民眾的教師，但又每天都是民眾的學生。隻有向民眾學習，向環境學習，向友黨友軍學習，了解了他們，才能對於工作實事求是，對於前途有遠見卓識。”提出擴大共產黨的正確方針是“大膽發展而又不讓一個壞分子侵入”。反思十年土地革命，他認為“黨的幹部政策和組織政策方麵，是犯了嚴重的原則性的錯誤的，這表現在宗派傾向、懲辦主義和思想鬥爭中的過火政策。”
11月，毛澤東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認為，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因此不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如果解釋為“一切服從”蔣介石和閻錫山，那也是錯誤的。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本月，在《和戰略問題》中反複強調，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杆子造出來的。槍杆子裏麵出一切東西。”
1939年5月，毛澤東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寫的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的文章――《五四運動》和他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一起，對中國新文學和新文化的性質、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作了精辟論述。他指出，“五四運動的成為文化革新運動，不過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種表現形式。”“五四”時期，英勇地出現於運動先頭的則有數十萬的學生。中國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的社會勢力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和進步的資產階級，就是革命的工、農、兵、學、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農，革命的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如果離開了這種根本的革命力量，離開了工人階級的領導，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的組織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農、兵、學、商。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取得，將是在工、農、兵、學、商的統一戰線大大地鞏固和發展的時候。”“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都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而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則比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更廣大和更覺悟。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後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口講什麽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他希望全國的青年和文化界擔負起對於民主革命和抗日戰爭的責任和使命，清楚地“認識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動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農民眾結合起來，到工農民眾中去，變為工農民眾的宣傳者和組織者。全國民眾奮起之日，就是抗日戰爭勝利之時。”
5月4日，在延安全體青年參與的五四運動的二十周年紀念大會上，毛澤東發表演說――《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指出，革命的動力，有無產階級，有農民階級，還有其他階級中一切願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們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革命的骨幹、根本力量和主力軍是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農民。“我們現在幹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如果要把幾十年來的革命做一個總結，那就是全國人民沒有充分地動員起來，並且反動派總是反對和摧殘這種動員。而要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隻有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才有可能。”他還提到孫中山先生在他的遺囑談到的革命的經驗教訓最“根本就是‘喚起民眾’這一條道理。”為達到反帝反封建的勝利，他大力號召“中國的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一定要到工農群眾中去，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與“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和他們變成一體，才能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八月，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關於統一戰線的策略。方法和守則（提綱）》指出，“正確地解釋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實質與關係，並宣傳科學思想、民族解放思想、民主思想、社會主義思想以及民族美德與優良傳統以反對複古的反動的向後倒退的思想。”
12月，毛澤東在《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強調，“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鬥爭中，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他肯定三年來我黨我軍在吸收知識分子方麵，已經盡了相當的努力，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識分子參加黨，參加軍隊，參加政府工作，進行文化運動和民眾運動，發展了統一戰線，這是一個大的成績。但許多軍隊中的幹部，還沒有注意到知識分子的重要性，還存著恐懼知識分子甚至排斥知識分子的心理。
在本月毛澤東和其他幾個在延安的同誌合作寫作的課本《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621-656中寫到，知識分子未和群眾革命鬥爭打成一片，未下決心為群眾利益服務並與群眾相結合的時，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因此，“中國的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雖然有先鋒的和橋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就會脫離革命隊伍，采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知識分子的這種缺點，隻有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才能克服。”本書第二章中關於新民主主義的觀點，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大為發展了。
1940年1月，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論》）的講演。這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前，中共主要領導人對文藝問題最重要、最係統的界說。毛澤東這次明確指示了中國共產黨人對於新文化的態度――實事求是；對於文化與政治經濟的基本觀點――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五四以來中國文藝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重要的是指明了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使‘五四’以後的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新文化運動的方向就是魯迅的方向，並從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民族英雄的高度定位魯迅的價值，規定了現階段上中國新國民文化的內容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文化，還將統一戰線文化準確地劃分為四個時期，以武漢失陷為界將抗戰文化分為兩個階段。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特性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應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結起來，更好地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的新中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
1940年12月《論政策》打擊知識分子的做法“不但在今天抗日時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過去也是錯誤的。”“文化教育政策應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眾的抗日的知識技能和民族自尊心為中心。”應容許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教育家、文化人、記者、學者、技術家來根據地和我們合作，辦學、辦報、做事。
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從思想上總結了黨史上的經驗教訓，著重論述了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的問題。指出對待馬列主義，必須堅持理論和實際統一的態度，即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這種態度是黨性的表現，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根本保證。這篇著作是毛澤東關於整風運動的基本著作，是整風運動的必讀文件之一。
1942年2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的演說《整頓黨的作風》講到“知識分子”問題時說，我們尊重知識分子是完全應該的，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必須使上述兩種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麵發展，必須使兩種人互相結合。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懲前毖後”，第二是“治病救人”。這些本來對整風和指導文藝論爭都是極其寶貴的理論資源，可惜在實際落實中比如對丁玲、王實味、蕭軍等人的批判就除了偏差。
本月，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上作《反對黨八股》的講演，認為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在我們黨內，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成分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是處在這個廣大階級的包圍中”，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的狂熱性和片麵性必須加以節製。會上，他並要求大家認真學習會場上散發的《宣傳指南》，更深入地理解和落實“民族化、科學化、大眾化”，最後還強調，“中央現在做了決定，一定要把黨八股和教條主義等類，徹底拋棄”。
王本朝《中國現代文學製度研究》認為，“解放區文學的政治意識突出，它在作家與社會、文學與讀者之間建立了一種新型的文學體製，它在一定程度上，對文學的規範性顯得更為突出，它在文學的傳播與流通過程，文學的生產與再生產方式等方麵，表現得更為直接和通達。”1940年代解放區“真正實現了文學與社會、作家與讀者的相互改造功能。文學遠離市場，而走入社會民間；文學團體、文學刊物被文化體製統管起來，作家不再擔心生活，文學刊物不再擔心市場競爭，文學作品不再擔心出版與發行，至此，現代文學製度日趨單純與完善，文學創作完全成了文學製度的產物。”何洛《四年來華北抗日根據地底文藝運動概觀》指出，抗日民主區域“在中共與進步政權的領導下，根據地底文藝運動團結和吸引了許多進步的文化人和藝術工作者”；“作家在這裏，不僅得到物質的優待，也得到精神的鼓勵。他們有時到前線去考察，有時回後方來寫作。他們的生活是愉快的，工作是熱誠的。”根據地當局不僅吸引外來的文化和藝術幹部，自己也十分重視文藝幹部的培養。延安的魯迅藝術文學院、晉東南的魯迅藝術學院、華北聯合大學的文藝學院“就是製造各種文藝工作者的工廠”。
從以上對周恩來、毛澤東等人在會議和相關文件中對文藝和知識分子問題的梳理中，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1940年代解放區的文學製度在《講話》之前的抗戰文藝工作中就已逐漸形成，尤其是《五四運動》、《新民主主義論》、《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文獻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主要觀點已經呼之欲出了。《講話》對抗戰文藝工作作了理論概括和係統闡釋，並於1943年11月以《中宣部關於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的形式，向解放區及國統區、淪陷區逐步推廣和落實。中共在國統區、淪陷區的文藝工作主要由周恩來領導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策略地進行，“南方局提倡新民主主義文化，把民主抗戰作為原動力，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了符合民眾利益的闡述”，並通過各種渠道把抗日根據地的文藝政策向大後方傳播。
毛澤東文藝思想和我國文藝政策的最初形成均來自“五四”以來黨領導文藝工作的經驗。幾十年黨領導文藝工作的實踐，產生了豐富的經驗，正是立足於對這些豐富經驗的總結，才產生了毛澤東文藝思想和黨的文藝方針政策。這些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去觀察、解決中國的義藝問題，尋找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