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學者抗戰文史研究論文集

八、抗戰中的商務文化突生存

　　中國/四川宜賓師範學院講師

　　陳傳芝

　　一

　　1897年2月11日，夏瑞芳、鮑鹹恩、鹹昌兄弟等人以3750元的資本，在上海江西路德昌裏創辦商務印書館。作為一個民營出版企業，在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時期，在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興起的時候，它實現了商業化與新文化的共生互湧，既帶來了商務和出版業的繁榮與發展，又為中國近現代的文化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出版與文化的現代化進程。經過三十年的努力經營，商務印書館很快發展為中國最重要的出版社，成為當時世界三大出版社之一（另兩家是McMillan與McGraw-Hill）。16就在它不斷興盛的時，商務遇到了生死存亡的考驗，先後遭到日本侵略者的兩次空前的摧毀與洗劫。商務人開始了艱苦的生存突圍。作為我國現代出版業的先驅和巨孽，商務突圍更多的是文化抗戰，在堅持商業化、通俗普及化的前提下，商務成功地實現了理想與商業的平衡：它既維持了自己的商業生存，又成功地完成了自己啟蒙民眾、文化救國的使命。

　　商務印書館的抗戰應起始於1932年的“一・二八”事件。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海軍陸戰隊2300餘人向上海閘北發動全麵進攻。他們把目標局限在租界以外，商務的主要建築和大多數車間正在目標內。他們轟炸的目的很明顯。當時日軍海軍陸戰隊司令鹽澤幸一說：“燒毀閘北幾條街，一年半年就可恢複。隻有把商務印書館這個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機關焚毀了，它則永遠不能恢複。”5091月29日淩晨4時40分，日本轟炸機從能登號航空母艦起飛，狂轟濫炸持續了10多個小時，閘北地區陷入一片火海。上午10時許，日機向寶山路上的商務印書館總館廠投擲6枚炸彈，炸毀印刷所、製造總廠、棧房以及尚公小學。“一二八”事變中，商務印書館總館廠遭受的直接經濟損失達到1633萬餘元。341-345當時的流動資金隻有約200萬，加上賬款清還在即，為免拖累日後複業，同時為減省包袱，提出了停業和解雇上海所有職工的決定。335停業到1932年7月14日，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各大報刊出了複業啟事：“敝館既感國人策勵之誠，又覺自身負責之重，爰於創巨痛深之下，決定於本年8月1日先恢複上海發行所之業務，一麵在上海籌設小規模之製版工廠，借以繼續其36年來貢獻我國文化教育之使命。”8月1日複業那天，“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207的標語懸掛於河南路（福州路口，今上海科技書店）發行所內。此時正趕學生開學之前，商務印書抓緊教科書的供應。王雲五調動所有剩餘資金，運到北京、香港印刷分廠，集中精力趕印秋季教科書。1933年4月，出版了《複興教科書》，接著又相繼編印了大規模的《大學叢書》、《小學生文庫》、《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四部叢刊續編》、《四部叢刊三編》、《叢書集成》、《中國文化叢書》、《世界各國經濟史叢書》、《萬有文庫》第2輯、《幼童文庫》、《世界文學名著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因為沉痛的教訓，商務在複業後有了自己的備戰策略：分散經營、化整為零。第一，將廠房內移，印刷力量轉移到香港和內地各工廠。第二，將總管理處暫遷長沙，同時在香港和上海設立辦事處，分散管理；總經理暫遷香港，主持業務。第三，在顧全全員工利益的前提下，全體職工可考慮在上海、香港和長沙三地留任。第四，因戰時一般圖書的購買下降，故減少書籍的出版量。除仍主要出教科書之外，特別著重加強國人的抗戰意識，注重戰時所需的各種出版。同時為了增長收入，印刷廠承印的外件――政府公債、紙幣和郵票等業務方麵逐年遞增。這樣，經過幾年的不懈奮鬥，1940年商務的總營業數字恢複到1400萬至1500萬左右。87商務由1932年8月1日的複業變為商務的“複興”或“重生”。

　　可是，好景不長，商務又慘遭巨劫。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攻陷香港，商務印書館的“影寫版車間、紙棧房及油墨間中彈燃燒，房屋全毀，物資全部化為灰燼。”“12月25日日軍占領香港後，工廠、分館、西環棧房全被查封。財產損失極為嚴重，機器被運走120餘台，銅模幾十箱，鉛字無算，棧房數百萬冊書籍和紙張一無遺存。”148香港、上海（租界也沒法立足）、北京失守，意味著各個主要廠房、機器和原料不能再有效使用，商務的印刷和出版力量大大削弱。總經理王雲五沉痛地說：“港滬所有資產損失殆盡”。香港淪陷時，王雲五正在重慶開會。在重慶以後的日子裏，他開始了商務的“再次複興”工作：將所有能調度的物質與人力，集中於重慶，並按照上海工廠的工作標準和方法，規定渝廠生產；同時又重新確定此段時期的出版策略，主要集中於教科書和編印部分叢書、文庫等。當時的商務總管理處駐渝辦事處和編審部隻能暫且在簡陋的重慶分館後院辦公，條件相當艱苦。“編審部設在一間統房裏，除過道外，連接著七、八張桌子，編輯們就在這裏工作。”總經理的工作室，“就分館書棧房中以木版隔一小室，占地僅一方丈”，戲稱為“方丈之地”。329其時，重慶分館僅有13萬元法幣的現款，尚不足應付重慶分館廠1個月的開銷，整個商務岌岌可危。

　　隨著日本侵略戰爭的殘酷性和擴張性的加劇，商務的境況愈來愈窘迫。生存的空間組建縮小到“方丈之地”，戰前40多家分支館，有34處分支館和各地工廠被日軍轟炸、查封，機器設備大部分被毀壞或被日軍占用。除此外，還有大量的圖書被日軍洗劫。“一二八”中圖書沒收462萬冊。商務印書館出版部的出版記錄卡片全部被毀，致使複業後重印書的印次無法同以前的印次銜接，於是用“國難後第一次”重新開始記錄印次，在“‘一二八’後重印的書版權頁上都印有‘國難後第幾次’字樣”。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幾天裏，上海和香港兩地被沒收的商務藏書就多達1520萬冊。日本憲兵，隻要看到“蘇聯”、“日本”、“國難”等詞匯，不論具體內容是什麽，就一律抄沒。先後的兩次國難，幾乎將商務浩劫一空，毀於一旦。

　　商務在抗日的炮火中經受了血與火的洗禮，在日本的軍事轟炸與文化圍剿中，驗證了其頑強的生命力和活力，這是商務人，也是中華民族的不屈精神的寫照。廠館被毀、經濟損失慘重、通貨膨脹，在商業方麵使商務在死地而後生的情形下獲得複興。日本侵略者的圖書焚燒與沒收、查封和國民政府的圖書出版檢查，在文化方麵更加促使商務人覺醒，同時也更靠近民眾，更懂得文化救亡與文化建設的意義。

　　二

　　兩次國難，雖然物質文化損失慘重，但在精神層麵卻激發了商務的活力，商務人的民族責任感和使命感得到徹底的喚醒。“一・二八”在上海造成的停業與整頓，可以說是商務精神的轉折點。國難前的商務印書館，作為近代的現代出版企業，內部的人事關係存在著很多封建保守滯後的因素。商務內部關係盤根錯節，主要以“親緣、地緣、學緣”為紐帶的模式，其中又分“教會派”與“書生派”，“新人”與“舊人”。這種地域性的裙帶關係和派係矛盾，使商務的人力資源內耗頗多且流失嚴重。就拿編譯所來說，有些有後台的人，“長年既不編，也不譯，隻見他這裏瞧瞧，那裏看看，或者與人咬耳說話”。這完全不利於商務的科學管理和進一步的發展，妨礙了商務的現代化進程。在“一・二八”後的停業與複業過程中，總經理王雲五對此進行了改革。據王雲五稱，複業第一年商務員工總數是1048人，重新聘用的舊人有1030人，被解雇的舊有職工2000人。改革中取消了編譯所，取消了商務在上海的印刷業務。取消編譯所，改設編審委員會，意在集合全國著作家之作品而不專顧館內同人之著作。將商務的“教會派”控製著的商務的印刷業務解體，借以削弱“教會派”的權利基礎。這種人事部門的改革，如果沒有一・二八的國難，是很難徹底進行的。有了戰爭背景所產生的支持和諒解，既是國民精神的提升，在商務來看又表現為一次文化和企業現代化的進步。

　　商務複興的過程，也是商務人精神境界提升的過程。商務人充分地意識到他們的精神與物質都是與商務息息相通的，與民族的興衰是一脈相承的。如果說在被轟炸之前，隻是主要領導階層和先覺者意識到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那麽從第一次國難到第二次國難，每一個商務人都擁有了這種責任感與使命感，認為保護商務與國家文化、傳播文化、與敵人作戰，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責任。王建輝在《文化的商務》中說，“一・二八”複興過程中，商務職工在愛國熱情激勵下，不管是退休還是在職，不管是勞方還是資方，都為同一個商務表現出積極的合作。87胡愈之在《東方雜誌》（商務的期刊）複刊詞――《本刊的新生》中寫道：“經過了一・二八的事變，經過了日本帝國主義重炮與轟炸機的摧毀，經過了敵軍硫磺彈連天不絕的焚燒，《東方雜誌》從那殘破淒惻的灰燼瓦堆中，竭力地掙紮著，現在居然又得和讀者見麵了――----以文字作分析現實指導現實的工具，以文字作民族鬥爭與社會鬥爭的利器，我們將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國知識者的新生。”複業後的出版在此時具有了文化鬥爭的意義。商務人與中國知識者在這場文化浩劫，以及後來的再次國難中，越來越明白侵略不單單是表麵軍事打擊，而且是文化的摧毀、掠奪。侵略者企圖通過文化的洗劫與恐嚇來洗白國民的頭腦，征服民族精神。這壓迫恰恰喚醒了國民的文化使命感和不屈的精神。

　　商務兩次國難造成的文化巨劫，不僅讓商務人沉痛，也讓社會各界和商務的廣大讀者群憤慨和同情，並且獲得了有力地支持。商務編譯所取消後，部分的編譯人員失業，蔡元培為此寫信給胡適，讓他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所設編譯委員會中安排他們。“一二八”國難之後，政府在商務的重建中也給予幫助，1932年8月17日教育部發出批示要求各學校采用商務出版的課本，10月12日的另一份指示，則呈請各地方和城市當局置備一套商務的《萬有文庫》。政府曾經表示由四大銀行提供500萬元資金信貸給商務，用於商務解決經費困難謀求在重慶的戰時發展。當時商務沒有足夠的擔保，財政部長孔祥熙提出變通辦法，這筆信貸無須保證金，而由王雲五個人擔保，三年內還清。總經理王雲五感慨地說，商務是國家的公器，社會的公益，當受國家與社會的維護與支持，我借大債還小債，策商務的複興，今適其時。他還以個人名義，給著作界同仁廣發信函，信中說：“現當總館複業之始，不能不仰賴全國著作界念其以往之成績，憫其遭遇之困難，加以扶持指導。敝館原有出版圖書八千餘種一萬八千餘冊，劫餘所有各種底板不及十分之一，今後自當竭其全力，亟待恢複。惟是學術之日新月異，舊出版物顧當重視，新著作亦宜廣印。竊不自揣攝於近期內每日出版新書一種，顧此事體大，非集全國著作界之力，不足以期成。――--一切計劃鹹屬草創，組織較前簡單，――今後出版方針知如何決定，出版業務之如何興革，非集全國著作界之意見不足以臻完善。夙仰先生學術精湛，――--愛護敝館不遺餘力――務祈時賜南針匡我不逮。如承以大作委托印行，當視能力所及，次第出版。關於出版期限，事前不敢輕諾，事後必求守約，一洗前此出版衍期之弊。”350-351由此看出，在“一・二八”之後的抗戰中，商務人之間在和商務與社會之間的共生互通意識空前的強烈。其間滲透的真誠，具有民族意義的特征。他們共同關注著文化災難後的複興，共同探討商務浴血後的變革與新生以及整個出版界的發展。兩次國難後的複興，具有拯亡繼絕的文化抗日意義。商務慘遭浩劫後的複興，向世人表明了中華民族抗戰的決心和信心，展示了全民族不屈的精神風貌。

　　三

　　出版社在知識的傳播過程中，置身於兩個社群――“讀者、社會民眾――作者、學者、知識分子”的中端，扮演著知識“中介人”的角色。13中介的載體則是出版發行的書刊。

　　商務不單是一個出版機構，更重要的是一個文化機構。因為出版反映了文化的一部分，同時也反映了文化事業的進程。一個重要的、值得我們回憶的是：商務印書館是時代的產物，同時又為時代服務，影響著時代。商務的影響與文化輻射力在當時是無與倫比的，“凡是在解放前進過學校的人，沒有不曾讀過商務的書刊。”這既體現了它的文化先鋒作用，又體現了它的普及作用。

　　近現代的中國處於文化轉型期，這時的出版業，商業化以及通俗化的色彩逐漸加強，正呈現一種趨勢。如果沒有一個主導的價值判斷，普通讀者的需求往往隻是追求通俗性、刺激性。抗戰時期，因為出版業麵臨著生存的危機，商業通俗化程度極端惡化。不少民營書店出版發行的書刊一味迎合市民階層的口味，“淺薄無聊的小冊子和低級趣味的刊物到處風行”。這種現象成為這一時期國內出版業的一種通病。這時，處於極端困境的商務，不管複興如何艱難，同樣作為民營圖書出版發行機構，它卻始終不改“振新吾國民之精神”的初衷。雖然，“劫餘所有各種底板不及十分之一”，仍堅持原有的叢書、文庫出版。這些叢書、文庫以新知為內容，以商業為前提，以通俗化、係統化的方式刊行。它們在教育、文化普及方麵和學術方麵，為中國文化的發展建設做出了突出貢獻。在抗戰時期，民族意識和救亡意識高漲的情形下，商務與廣大民眾緊密聯係在一起，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建設。

　　在極端困難的八年抗戰期間，商務自1936年起分80個分科題目陸續出版國人自著的《中國文化史叢書》40多種，“擎起了有史以來全麵研究中國文化的第一把火炬。”叢書中多數具有開創性意義，如蔡元培的《中國倫理學史》、陳邦賢的《中國醫學史》、林惠祥的《中國民族史》、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俞劍華的《中國繪畫史》、李儼的《中國算學史》等。1937年出版的金嶽霖的《邏輯》則是該學科領域中國人獨自撰寫的第一部較有分量的著作，他的另一部代表性哲學著作《論道》也由商務印書館於1941年出版。陳寅格的《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1945年）熊十力的（（新唯識論》（1944年）、呂淑湘的《中國文法要略》（1942-1944年）、鄭聽的《康德學述》（1946年）等則是中國現代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學術經典。此外，容庚的《金文編》（1939年）、周祖漠的《廣韻校勘記》（1939年）、馮友蘭的《新理學》（1939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5年）、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1940年）、趙元任的《鍾祥方言記》（1943年）、《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1943年）等均是學術精湛、功力深厚之作。這些著作，奠定了我國現代學術的基礎，為我國現代學術傳統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貢獻。

　　文庫和叢書都是係列的出版物形式，但與叢書相比，文庫的出版規模一般較大，多以普及本和廉價本的形式出版。“萬有文庫”，是沿著王雲五的“百科小叢書”、“千種叢書”發展而來的。“百、千、萬”和“叢書”、“文庫”，顯示了商務規劃者從事文化普及建設的氣魄和雄心。這套由多種小叢書組合的大叢書，是一套組合叢書，分為傳統文化書係，近代文化書係、外國文化書係三部分。戰前第一集售出約8000套，第二集約6000套。1938年，在戰亂中又在香港加印第一、二集簡編。這套叢書，以普通讀者為對象，以全麵而通俗的方式傳播文化知識，尤其受中學生和知識青年的喜愛。作為地方圖書館的基本庫藏，因購買“萬有文庫”而建立圖書館的有2000餘家。從機關、學校到家庭，都能以很便宜的價錢得到“人人當讀之書”。就是當時的延安，也得到了一套“萬有文庫”，一位寧毅侯老先生聽說延安缺書，把自己收藏的“萬有文庫”全集，裝成40箱，用20頭騾子送了過去。

　　在先行出版的小叢書基礎上，做出整合與集中，推陳出新，成為新的大叢書。“萬有文庫”既體現了文化大整合，又在那個特殊的時期有效地占領了市場。對出版者來說，小叢書具有廣告效應，再次被整合時又節約了成本。對於消費者來說，沒有錢的可買單行本或小叢書，對於具有購買文庫能力的人來說，整套文庫與單行本、小叢書相比，同樣的書，價錢要便宜得多。這樣既照顧了各個層麵的消費者，又提高了出版者的經濟效益。真可謂實現了“商業”與“文化”的理想平衡。

　　商務人以“扶助教育為己任，故向書林努力來”（張元濟詩）的理想來經營商務印書館。它由教科書的編寫與發行起家，教科書不僅成為主營業務，也成為其主持人強國富民的理想所寄，商務的教育扶助，不僅針對中小學，而且還關注大學。1932年，商務組成“大學叢書編委會”，集結了當時中國各學科的著名學者和學科帶頭人，擬編印《大學叢書》。從1933年到1937年，已出版各種教材230種，抗戰到1941年又出版了50種，以大學教科書的形式出版了很多著名學者的重要著作，如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金嶽霖的《邏輯》、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夏曾佑的《中國古代史》、孫本文的《社會學原理》等。這套叢書在中國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的轉型中具有重要作用，它不僅結束了清末以來外國人編寫的外文教材壟斷我國高等學府的時代，而且也成為中國大學獨立的標誌。

　　“我們中國民族和中國文化，五千年中永遠保持著了它的一貫的進化體係。……我們因以創建與時俱進的優秀的文化，並吸收異民族的文化之優秀成分使之成為自己的血肉，或成為自己文化創造力的觸媒。”長期以來，中國文化的封閉性所造成的文化惰性急需改變，這是新文化，創建與時俱進的優秀文化的呼聲。商務人張元濟曾說：“欲取泰西之種種學說，以與吾國民之民質、俗尚、教化、政體相調劑，掃腐儒之陳說，而振新吾國民之精神耳。”從此，世界名著的譯介一直是商務人傳播文化的最高目的。在當時，能成創造力的觸媒的新知更多的來源於國外的科學文化。為了更係統全麵地介紹國外的優秀文化，在譯介方麵，商務人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一直發行《世界文學名著叢書》、《漢譯世界名著叢書》。

　　雖然有“百科小叢書”“萬有文庫”，還依然不能體現譯介外國名著的廣泛性和係統性。1928年的《世界文學名著叢書》和1929年的《漢譯世界名著叢書》兩套叢書的問世，表明中國人引進西學已不僅是為了民族救亡，還有建立中國現代社會製度的需要，更增添了一層中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人類共通的對知識思想的汲取，對真理的追求。《世界文學名著叢書》取材廣泛，有目的、有係統地全麵譯介東西方文學，文學趣味和審美水準都大大超過既往，涉及世界主要國家一係列著名作家的作品。體裁從評論、小說到詩歌、戲劇兼有各種形式，所選各家作品也多為代表性著作。《漢譯世界名著叢書》成書於1929年，包括215種世界名著，內容非常廣泛。涉及哲學、心理學、邏輯學、倫理學、宗教、社會學、統計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軍事、教育、自然科學、曆史、地理、藝術、文學、人物傳記。不管抗戰如何艱苦，這兩套叢書的出版，始終沒有間斷過。商務人一直銘記“取泰西之種種學說，振新吾國民之精神”，一直保持與國際文化的接軌之姿。

　　商務印書館還薈萃了當時中國頂尖的知識精英，他們整理古籍，翻譯西方著作，參與塑造了現代中國的文化形態，我們很難估計他們對現代中國的影響。這些知識分子表現出對社會核心價值的強烈關心，時刻希望為社會提供道德的標準。他們在民族危亡時期的文化反思，文化救亡行動，對道德文化建構與理想社會的設想，都通過商務刊發的書刊為當時的大眾指引了方向，起到了主導作用。

　　抗戰時期的商務，在日軍軍事和文化圍剿中的艱難突圍中，多層次地積極傳播和普及大眾所需要的文化知識，同時又積極提升和展示了自身的精神與民族精神。因為民族救亡、文化的理想與使命同商業的調和程度極高，戰時商務獲得了精神與文化的曆史意義。對其戰時的文化突圍的追懷，有利於我們當下的文化建設和圖書出版的發展。目前，我們正麵臨著考驗、競爭和挑戰。隨著市場的開放和外國出版集團的介人，我們所麵臨的競爭形勢十分嚴峻。這種竟爭是全方位的、前所未遇的，既有經濟上的竟爭，也有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竟爭。處於這種意義上來說，我們的文化建設與圖書發行也麵臨著突圍的任務。商務一直堅持自己的文化理想，毫不動搖的文化使命感，勵精圖治的奮鬥的精神，是我們文化人、圖書出版業人的精神標杆。商務人在極度困難的情形下，集思廣益、關注時局與市場，以主導之姿引導社會價值判斷的先鋒作用，對於當前的文化突圍來說，尤其具有借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