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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抗戰前期中國民族主義文學的再反思
中國/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博士生
熊飛宇
中國現代文學，經曆了重寫文學史與重繪文學圖誌的改造和新構之後，其基本麵貌已煥然一新。然而，民族主義文學在文學生態中素來享有惡名，至今仍被橫眉冷對。筆者認為，正是由於民族複興意識與民族憂患意識的共同促發，民族主義文學才具一時之盛。對國民黨而言，既是文化統製的表現，也是文化建設的努力。盡管指控之聲不絕於耳，但仍有廣泛的社會支持和參與。這種由執政黨製定大政方針、政府推行、社會讚助、文士附從的“黨治文化”模式，在現代中國影響深遠。所以，對民族主義文學，有必要進行爬梳清理，以恢複它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地位，雖非一尊卻是一元。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民族主義文學可劃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自1931年至1935年；第二階段，以“戰國策派”為代表，始於1940年，1942年歸於沉寂。之所以不標明具體的月份，是因為這一思潮並非一夜之間突起，然後又一夜之間頓失。其前因後果，均有較長的存留期，具體的年月隻是刊物的創辦和停止的時間而已。對於後者，已有諸多學者開始小心翼翼為之辯誣，故略而不論，現先對前者的生長死滅作一個曆史的概觀。為避免矯枉過正，作者特隱退不作發言，而將史實推到前麵，以期不言自明。
民族主義文學思潮興起於1930年6月1日成立的“六一社”。由“六一社”倡導的“民族主義文藝運動”，是其發端和興盛的標誌。成員主要有潘公展、範爭波、王平陵、朱應鵬、黃震遐、傅彥長、朱大心、邵洵美、葉秋原、李讚華等。其主要刊物有：
1.《前鋒周報》。1930年6月22日創刊，1935年5月31日出版44、45期合刊後終止，共出26期（或45期――劉炎生）。所刊文章，多是關於民族主義文藝基本理論，或對《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加以鼓吹和詮釋。
2.《前鋒月刊》。朱應鵬主編。1930年10月10日創刊，1931年10月20日出至第3卷第1期終刊，共出7期。作者主要有：範爭波、葉秋原、汪倜然、易康、傅彥長、陳抱一、李讚華、李金發、王道源、徐蘇靈、穀劍塵、倪貽德、黃震遐、萬國安、汪馥泉、華林、胡仲持、李寶泉、陳之佛等。《黃人之血》、《國門之戰》、《隴海線上》等均登載於此，並成為民族主義文學的代表之作。《前鋒》借左聯刊物《前哨》之名，自詡為“前進的、民族主義的唯一的刊物”，它“以突破中國文壇當前的危機為任務”。正因其發刊《前鋒周刊》和《前鋒月刊》，故自稱前鋒社；又因《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發表於1930年6月1日，人稱“六一社”。
3.《現代文學評論》。李讚華主編，1931年4月10日創刊，1931年10月20日終刊，共出7期。主要撰稿人有：李青崖、傅東華、謝六逸、汪倜然、朱應鵬、顧仲彝、溫梓川、段可情、楊昌溪、彭成慧、周樂山、毛一波、李寶泉等。上述三個刊物，主要創辦於上海，即民族主義文學運動的大本營所在地。自上海揭櫫之後，在南京，多有聲求氣應者。一是開展社，明確表示對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竭誠擁護，傾力相助。其成員皆青年，如潘孑農、曹劍萍、卜少夫等。所辦刊物有：《開展》月刊（1930年8月8日創刊）、周刊，《矛盾》月刊、周刊，《青年文藝》和《活躍周報》。二是線路社，以南京市政府小職員為主幹。有《橄欖》月刊、半月刊和《線路》、周刊等。三是流露社，寄生於拔提書店，辦有《流露》月刊。四是長風社，有《長風》半月刊，在1935年8月15日的發刊詞中宣布“本刊的使命”：一是介紹世界學術，二是發揚民族精神。另外，據範爭波言，尚有上海《申報》的兩個副刊《藝術界》、《青年園地》，以及李焰生主辦的《新壘》等。
這一時期，民族主義文學形成浩大廣延的聲勢，然而行之未遠，由於左翼陣營的猛烈抨擊，其勢頭受到阻遏；至1931年底，開始偃旗息鼓。其代表刊物相繼停刊，而中流砥柱《前鋒月刊》停刊前僅售出3本。是為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第一時期。
1931年“9・18”事變和1932年“1・28”戰爭的爆發，點燃了中華民族反帝愛國的怒焰。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受其鼓舞，重拾刀槍，卷土再來。1932年10月，在杭州創辦《黃鍾》周刊。次年3月改為半月刊，直至抗戰前夜。1933年4月，由潘公展創辦《汗血月刊》，其總口號為“快幹、實幹、硬幹”，“文化剿匪”也得以出籠，標誌著民族主義文藝思潮的登峰造極。1934年，江西南昌創辦《民族文藝》月刊《國民文學》，汗血書店發行。撰稿人主要是：黃震遐、萬國安、曾今可、向培良等，共出六期。在此帶動下，《進展》、《前途》、《華北月刊》、《文化建設》、《鐵血》、《動力》、《政訓導報》、《讀書顧問》、《幹》、《文藝半月刊》、《文化新聞》、《黨言》、《新生活》以及《人言周刊》、《社會月刊》等，也紛紛披掛上陣，左衝右突。但由於“左聯”和以魯迅為首的左翼文學陣營橫刀立馬，終於在1935年衝破了文化圍剿的重圍。隨著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的解體，民族主義文藝思潮再度銷聲匿跡。1937年在廣州又出現《時代文藝》，但已是強弩之末。此為第二時期。
對於“民族主義”文藝思潮，“左聯”以《前哨》――《文學導報》為主要陣地，自1931年8月20日到1931年10月23日，連續發表了一係列文章，從理論到文學創作，進行全方位的駁斥。這些文章主要有：1.刊載於《文學導報》第1卷第3期史鐵兒（瞿秋白）的《屠夫文學》（該文收入《瞿秋白文集》時，改名為《狗樣的文學》），指出“民族文學”實為殺人放火的文學。
2.《文學導報》第1卷第4期，發表了石萌（茅盾）的《“三民主義文藝”的現形》，揭發民族主義文學的本相是“法西斯帝的文藝”。3.晏敖（魯迅）的《“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則發表在1931年10月23日《文學導報》第1卷6、7期的合刊上，把“民族主義”文學歸為“寵犬派文學”和“流屍文學”。茅盾對《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的思想背景和理論根據加以拆解，從中離析出四種原料：1.戴納理論，即民族心理、地域品格與時代精神三者的結合；2.18世紀以後歐洲各民族國家形成的曆史；3.19世紀後期開始，直至現代的被壓迫民族革命運動的事跡；4.對歐戰後文藝上出現的各種新奇主義如表現主義、未來主義等的曲解。不僅如此，其文學創作也受到猛烈的抨擊。民族主義文藝家引以自豪的多是下述幾部作品：萬國安的《刹那的革命》、《國門之戰》、《準備》以及黃震遐（1910―1974）的《隴海線上》、《黃人之血》、《大上海的毀滅》。而魯迅、瞿秋白、茅盾則逐一指出其變態和窳劣之處；至於生活的真、道德的善與藝術的美，全然無跡可尋。這些批判，促成了民族主義文藝的枯萎。與此同時，“自由人”胡秋原也曾褫皮抉心，使民族主義文學最終一命嗚呼。
“民族主義”文學的產生，自有時代背景，昭見其曆史必然性。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國民黨在形式上實現了國家的統一。1930年5―11月，“中原大戰”爆發，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央政府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通過這種大規模的軍閥混戰，以及對紅色武裝割據政權的圍剿，不斷地在軍事上剪滅異己，弭縫分裂，在全國範圍進行強製而激烈的政治整合，並在一黨專政的形勢下，加強和鞏固國家的統一。國家的統一，毫無疑問，代表著民族的共同追求。由於中國的經濟還遠未融入世界經濟體係，基本上可以自成一格，獨立自保，因而1929―1933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對中國影響甚微；尤其是長江下遊幾省，在短時期內還形成了有限的繁榮。這在某種程度上，激發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增進了民族認同。民族複興意識得以逐漸高漲。同時，這種民族情緒，又將以一種民族向心力指向中央政府，指向執政黨，並進而指向最高領袖。另一方麵，民族憂患意識也並未消除。強鄰環伺自不待言；而1931年的“9・18”事變與1932年的“1・28”戰爭，中國人民反帝愛國的民族怒焰，再度噴發。“強國保種”的呼聲與日俱高。民族主義文藝運動，更多的還是這一時代氛圍的產物，並非如論者通常所說，是對人民感情的欺騙。除此之外，民族主義文學，之所以獨標“民族主義”，也是從孫中山先生“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中�繹而出，加以尊奉和推展。同時，針對“三民主義文學”中心意識的缺失，遂以“民族主義”為文藝的“最高意義”和“偉大的使命”。
“民族主義”文學有理由被視為由國民黨策劃、發動和培植。首先，這一運動就源自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陳立夫、陳果夫的指示與支持。其次，據“左聯”的揭露，《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是以重金收買槍手炮製而成，經過多次討論，最後由國民黨宣傳部批準，是當局文藝政策的權威性綱領。再次，“六一社”的主要成員大都具有國民黨的官方身份，如：潘公展，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上海市政府委員、社會局長；王平陵，國民黨南京《中國日報》副刊編輯、電影檢查委員會委員；朱應鵬，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委員；範爭波，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員、警備司令部偵察隊長兼軍法處長；黃震遐，國民黨中央軍校教導團軍官。其餘如葉秋原、傅彥長、李讚華、邵洵美、汪倜然等人，也被廖超慧稱作“儒士王權依附者”。最後，據1932年5月25日《矛盾月刊》第2期辛予《一九三一年南京文壇總結算》（參見思揚《南京通訊――三民主義的與民族主義的文學團體及刊物》），所有這些民族主義文學社團和文學刊物，均能從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領取津貼。
其實，國民黨也更有理由製定文藝政策，發展文化事業。作為當時的執政黨，製定文藝方針和政策，也是份內之事，否則就是“荒政”；而作為當時公認的中央政府，不執行現代國家的社會職能，以開展文化建設，顯然就是“怠政”。而“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即使作為國民黨的文化運動，也是題中應有之義。應該說，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運動，它與三民主義文學、新生活運動以及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構成一個有機的係統工程。在大局甫定的情況下，國民政府的工作重心逐漸由軍事、政治領域向經濟、文化領域�側，文化統製也就成為一個執政黨的慣常選擇。1929年5月，國民黨召開全國宣傳會議，蔣介石親臨訓話。針對過去宣傳工作“散漫而不統一”的嚴重缺陷，作出兩項重大決議：
1.“創造三民主義文學”，2.“取締違反三民主義之一切文藝作品”；並明確規定：“三民主義文學”為“本黨之文藝政策”。林振鏞在《什麽是三民主義文學》中指出，“三民主義文學”就是“以三民主義為原則而建設的革命文學”，所表現的基本精神，主要是“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宗法製度”、“喚醒民族尚武”、“恢複吾國固有道德”等五種。後來，由胡漢民張羅，通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1930年6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國文藝社，主要成員有王平陵、鍾天心、左恭、繆崇群等；並於同年8月15日創辦《文藝》月刊，至1941年11月終刊，共刊出125期，另有“號外”一期，鼓吹“三民主義文學”。不過，隻有口號，沒有創作，基本上如魯迅所說“無所作為”。1934年初，蔣介石在南昌多次發表演說，倡導“新生活運動”，要求以“禮義廉恥”四德為“新生活運動的基本原則”和“中心準則”，實行“國民生活藝術化、生產化、軍事化”。1935年，陳立夫到上海召集陶希聖、何炳鬆、黃淩霜等人商議，組織“中國文化建設學會”，由陳立夫親自擔任總會的理事長。1935年1月10日，南京、上海、北平十位教授――王新命、何炳鬆、武�幹、孫寒冰、黃文會、陶希聖、章益、陳高�、樊仲雲、薩孟武，聯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在全國激起軒然大波，一時議論風生，頗有百家爭鳴的氣象，參與者多是文化界的袞袞諸公，如葉青、李劍華、王西�、陳序經、胡適、梁實秋、釋太虛、熊十力、張熙（奚）若等。張素民和徐慶譽將“本位文化建設”與“新生活運動”結合起來，認為“新運”與中國民族之存亡，關係至為密切，“它不僅是中國民族複興的轉機，也是世界文化改造的基礎”。而陳立夫則認為文化建設旨在恢複民族自信力，應該以“三民主義”作為其綱領，得到張季同的響應。同年5月10日，十教授又發表《我們的總答複》，宣稱“此時此地”，其需要就是“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正是有此推波助瀾，民族主義文藝運動才會重新崛起，以至於沸沸揚揚。《汗血月刊》、《建國月刊》先後辟出“民族主義專號”。《民族文藝》月刊則連篇累牘發表“民族文藝”作品。自然，作為文藝政策的製定者，並不能越俎代庖，直接創造文學的繁榮，因為創作是作家的職能和使命。
為了這一運動的發揚光大，並將其文化政策貫徹實施，在此過程中，抑揚並舉，也成為其配套的手段和有效的策略。因此，左翼文學和民族主義文學呈此消彼長之勢，一邊蕭索，一邊繁盛。1934年，在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之下，設立了“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由潘公展總攬其事，規定：凡在中華民國境內之書局、社團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圖書雜誌，應於付印前，將原稿呈送該會審查，其內容如有認為不妥之處，得發還原申請人，令依照審查意見刪改；如有嚴重情形的，將原件扣呈中宣會核辦。1934年至1936年兩年內，先後查禁圖書1000多種。並散發《鏟除電影赤化宣言》，嚴令停映“普羅意識作品”，搗毀藝華電影公司；同時還成立“中國青年鏟共大同盟”，發布《警告文化界宣言》，毀壞良友圖書公司和《中國論壇》社等文化機構。在嚴禁和查扣革命書刊的同時，對異己文化人大加摧殘和迫害。1930年，在南京殺害著名戲劇家宗暉。1931年，在上海殺害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頻、李偉森、殷夫和馮鏗，史稱“左聯五烈士”。1932年，在北平拘捕許德珩、侯外廬。1934年，馬紹武率領特務綁架丁玲、潘梓年。另外，槍殺楊杏佛、史量才，騙監杜重遠等，不一而足。至1934年時，左聯的正式盟員僅餘十數人。左翼文藝損兵折將，幾乎潰不成軍，這讓魯迅怒發衝冠，指斥其殘暴超過了歐洲先前虐殺耶穌教徒的紀錄。但顯而易見的是，殺人的並不是“民族主義”文藝家，將此怪罪民族主義文學，無異於指鹿為馬。然而，國民黨所開創的“黨治文化”，卻被承襲衣缽，其流波所及，至今仍見“五個一工程”與“國學熱”等。曆史的相似，實在讓人會心不語。
但是實際情況也遠非如此紅白分明。民族主義文藝運動自其宣言發布之後，上海、南京、杭州、南昌、廣州等地風從景行，參與者之眾，刊物之多，頗為壯觀，這很難說僅是“巴結”與“附和”。而《現代文學評論》的作家群，除範爭波、王平陵、李讚華、邵冠華、向培良、汪倜然、楊昌溪、張季平、湯增揚（敬）等之外，尚有鬱達夫、張資平、穆木天、葉靈鳳、周毓英、段可情，亦有謝六逸、孫�工、趙景深、朱湘，還有馬彥祥、孫席珍、陳子展、何家槐、許欽文、林疑今、周樂山、崔萬秋、羅西（歐陽山）、周起應（周揚）等。各色人物，各種流派，一應俱全，都奔赴到這一陣營，集於“民族主義”麾下。文學史家常持此說，認為民族主義文學與左翼文學針鋒相對，斷無寄居容身之理；但恰恰相反，許多左翼的頭麵人物赫然在列。當時左翼大旗未倒，陣地仍在，總不至於是倒戈易幟。若為生活所迫，或礙於情麵，則二者冰炭難容的前提隻好懸置起來。至於機變圓活之說，不過是勉為其辭。更何況，“文化剿匪”的口號在1933年提出之後，一些左翼刊物也開始躍躍欲試。除《建國月刊》已如前述之外，還有《新壘》、《青年評論》、《社會新聞》、《大晚報》也加入這一潮流，為“民族主義”文藝運動搖旗呐喊。直至抗戰初期，許多左翼作家還撰文要求共產黨交出軍隊領導權。當時的客觀大勢與人心所趨，與後來史家的描述恐怕還是有很大出入。所以，重回曆史現場，才變得如此重要。而且照例來講，民族主義文學和三民主義文學應當是“一丘之貉”，但二者卻是矛盾重重。民族主義文學一開始登上文壇，對普羅文藝與新月派和胡適，左右開弓，似無所偏袒。這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卻是司空見慣。創造社如此，普羅文藝亦如此。其大目的，還是為了搶奪話語權。而文壇早已山頭林立，諸侯割據，故隻有一一叫陣。通過這種方式，引起各方注意，以便應聲而戰；一旦站穩腳跟，也就藏鋒斂氣，刀槍入庫了，並非是為了執行蕩平剿滅的任務。三民主義文藝家一開始就對民族主義文藝家笑臉相迎，甜言蜜語，結果卻遭到冷拒，隻好疾言厲色。可見，民族主義文學還是保持了相當的獨立與中立。一說兩者分屬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和宣傳部，之所以互不相讓，是為了搶旗幟爭正統。但如此政出多門，又何談文化專製與獨裁。
中國的現代史，戰亂頻仍。在戰火烤炙下的文化心態，較多地看到思維的對立，看不到融合互補的可能性。這種戰爭意識在處理問題時，多表現為依靠政治嗅覺，迅速劃分敵我界限和是非界限。階級學說的盛行，更是雪上加霜地將社會大卸八塊，以致一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點剛一露麵，人們便本能地去尋找對立觀點的政治背景，這在20世紀相當長的時間裏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而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撰，在大陸自是立足於成王敗寇的立場，沒有客觀的考量與同情的理解，更缺乏與建國後的文學對照來講的勇氣與良知，一味痛責敵方，忘記自己身在何處以及曾經所為。如果用事實來說的話，“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並非單獨針對左翼文學劈空而來，而是由中央政府發動、並得到各界響應的一次大規模的文化建設運動。其文化統製，固然有令人發指之處，但也有相形見絀的地方。
在中國20世紀30年代這個特殊時期，在抵禦日本法西斯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重大曆史關頭，範長江與史沫特萊兩位具有強烈正義感與非凡才華的新聞記者以天下為己任，親赴戰場，親赴解放區，以筆為矛，對日軍的暴行予以譴責，對國民黨當局的消極抗戰予以揭露，對被嚴密封鎖與詆毀的解放區延安予以如實報道。在國民黨當局查禁人民言論，實施白色恐怖，日本帝國主義對人民抗日輿論瘋狂鎮壓的時候，作為有良心的新聞工作者，他們大膽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和國民黨政府的反動政策，激發起了廣大群眾的民族感情，贏得了國際輿論的普遍支持，全國人民空前團結，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禦外敵。
範長江和史沫特萊，雖然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卻都是熱愛中國、熱愛正義和真理、敢說真話的勇士，他們共同投身於中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洪流中，通過通訊這種具有強烈時效性的輿論工具，對戰時新聞宣傳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所撰寫的通訊作品，已成為中國抗戰文學及新聞傳播方麵的珍貴史料，他們本身也成為了新聞記者的典範，在世界新聞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本文擬就對兩位在抗戰時期新聞通訊作品作一比較研究。
一、誠實的人格，鮮明的政治立場
作為一個記者，要寫出優秀的作品，必須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完善的人格，誠實是新聞的生命，也是作為新聞記者人格的重要組成部分，範長江和史沫特萊都做到了忠誠於客觀事實，忠誠於新聞事業。不管麵對何種情況，堅持以事實為據，不說假話，保證了自己的職業操守。正是因為具備了這樣的品格，他們才能做到不畏艱險、不懼強權，將生死置之度外，真實地報道事實，揭露國民黨的腐敗和反動，探索紅色革命根據地的真相。史沫特萊曾說：“我不撒謊，我不歪曲，我不誤傳。我隻是講出我自己親眼所見到的和每天所體驗到的一切”。“實事求是的作風，是最勇敢的作風”這句話不僅是範長江向廣大新聞工作者提出的建議，更是他時刻堅持的真理。
史沫特萊一直把自己同中國聯係在一起，把自己戰鬥的筆與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結成一體，作為一個國際主義戰士，為了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她以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史沫特萊曾說：“我是一個美國人，但我是忠於中國的。”通過和共產黨人的接觸，通過陝北之行，範長江和史沫特萊的人道主義精神和樸素的正義感，都得到了巨大的升華，他們都認識到隻有中國共產黨才代表著民族和國家的希望，這些思想完整地體現在了他們的新聞報道和通訊寫作中，同時這也導致了他們政治立場的決定性轉變，範長江在西安、延安考察之後，“接受了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思想有了歸宿。”於1939年加人共產黨，從一個愛國的民主進步記者成為一名無產階級新聞戰士。史沫特萊在延安也力求加入共產黨，雖然，為了更方便地為黨工作，她最終沒有成為一名共產黨員，但她成為了中國共產黨人永遠的朋友，範長江和史沫特萊的這些思想都在他們的通訊報道中都有明顯的體現。
二、親赴紅區，展示紅軍真實麵貌
範長江和史沫特萊同時被中國的紅色革命中心所吸引和鼓舞，在國民黨嚴密的新聞封鎖與輿論控製下，都不約而同地站到了紅色政權一邊，揭露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戰的行徑，揭示長征的真相，揭示紅色根據地的真相，真實報道共產黨的抗日立場，顯示了作為新聞記者的崇高職業操守。
1、揭示紅軍長征真相：
範長江最著名的作品《中國的西北角》得以成書，正是因為“研究紅軍北上以後中國的動向”，以及弄清抗戰爆發後西北、西南的情況，1935年7月，範長江從四川成都出發開始了著名的中國西北地區考察之旅，“沿著紅軍長征的路線，對川、陝、甘、青、寧（夏）等省地區進行了為期10個月的旅行考察，采訪了沿途經過的48個縣市，行程6000餘公裏。”對紅軍西北之行進行了客觀報道。紅軍長征的真實情況，在國內是由範長江第一個報道出去的，通過他的報道，人們得以真實了解到紅軍長征的意義。《山民山南北剿匪軍之觀勢》於1935年9月13、14日在《大公報》連載，這是公開報道紅軍的最早篇章，比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對長征的報道還早一年多。
同範長江一樣，史沫特萊也一直關注著中國工農紅軍的反“圍剿”鬥爭和長征。後來在聽了親自參加過二萬五千裏長征馮雪峰講述長征的艱難曆程後，更讓史沫特萊一往無前地奔向紅區。1929-1936年在上海期間，史沫特萊就從地下出版的黨報黨刊中和來自蘇區的革命工作者的談話中，收集到了大量有關紅軍和蘇區的戰鬥與生活的豐富資料，她根據這些資料寫成了《中國紅軍在前進》（“China'sRedArmyMarches”），向全世界的讀者介紹了從1927年到三十年代初中國工農紅軍誕生和成長的曆史；在後來為朱德所寫的傳記《偉大的道路》一書中，也把紅軍長征作為書中最重要的篇幅，書中專設有“長征篇”。
2、如實報道延安抗日根據地
1935年10月，紅軍長征抵達陝北後，由於國民黨的封鎖，外界難以知道紅色根據地的真實情況。探求這塊紅色區域的秘密，成為當時不少中外記者的心願。範長江是第一位進入延安采訪的新聞記者，1937年2月，他以《大公報》記者的身份來到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等的熱情接待，他將在延安的所見所聞，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主張寫成了著名通訊《動蕩中的西北大局》，接下來，又連接發表了《西北近影》、《陝北之行》係列通訊，《陝北之行》在國內第一個將紅色根據地情況公諸於世。1937年1月初，史沫特萊正式接到共產黨的邀請訪問延安，實現了史沫特萊多年來的願望。剛到延安，史沫特萊就發表了充滿激情的演講，熱情讚揚了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鬥爭，表示：“你們不是孤立的，你們的鬥爭是正義的，你們是世界偉大的反法西斯運動的一部分。”史沫特萊於1937年3月1日采訪了毛澤東，後曾將此訪問記以《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為題用中文在延安出版並廣為散發。他們兩人以極大的熱情向讀者報道陝北根據地的所見所聞，真實反映了陝北根據地紅軍和人民的生活。
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通過史沫特萊的努力，衝破了國民黨的重重阻撓，邀請了許多一流的外國記者如《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維克托・基恩、合眾社駐天津記者厄爾・李夫、斯諾的夫人海倫・福斯特・斯諾和一批美國學者來到延安考察和采訪，發表了一係列介紹中共紅軍和蘇區的文章，這些記者把紅軍團結、民主、積極抗戰的精神向國際、國內都做了廣泛的傳播。史沫特萊稱之為“西方最優秀的知識分子終於來到了亞洲革命的前鋒陣地”。
3、真實呈現紅軍領導人麵貌
範長江和史沫特萊突破了蔣介石長期以來的新聞封鎖，通過深入紅區，通過和紅軍領導人的談話、采訪，兩位記者對長期被國民黨妖魔化的革命領袖人物如毛澤東等進行了恰如其分的描繪，使人們逐漸了解到中國共產黨人的真實麵貌。範長江針對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汙蔑進行了澄清，打破了國民黨長期以來封鎖輿論、愚弄群眾的局麵。範長江對毛主席的最初印象是他是“書生外表，儒雅溫和。走路象話葛亮‘山人’的派頭，而談吐之持重與音調，又類村中學究，麵目上沒有特別‘毛’的地方，隻是頭發稍微長一點。”對國民黨汙蔑共產黨是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土匪、共匪、流寇的謠言進行了澄清。史沫特萊給予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和彭德懷等人以高度評價，她認為“每個人都可以與古今中外社會曆史人物相提並論，但無人能比得上毛澤東。”她還以極大的熱情為朱德撰寫了傳記，後來寫成了《偉大的道路》一書出版，取得了巨大影響。
三、揭示西安事變真相，還曆史真實麵目
作為兩名具有高度政治敏感度的記者，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後，他們即以敏銳的新聞觸角和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意識到了事件的重大性，及時奔赴西安，對這一重大新聞事件做了真實、客觀的報道。
由於國民黨封鎖事變消息，外界對事變經過不了解，少數反動分子趁機誣蔑事變是由共產黨暗中挑動，企圖借此挑起內戰。在這個關鍵時刻，範長江當機立斷，冒險赴西安和延安采訪。在西安采訪期間，範長江見到了周恩來同誌，他仔細了解了共產黨對西安事變的態度、政策以及采取的解決方法。在隨後的《動蕩的西北大局》這篇通訊中，範長江據實介紹了共產黨在事變中的積極作用以及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主張，駁斥了國民黨當局關於西安事變的不實報道，第一次在國統區揭開了西安事變的真相，揭開了國民黨故意籠罩在西安事變上的混淆視聽的迷霧。“長江把一個記者的責任從了解、報道國家的大事，進而到探索、研究解答的方案。這是他政治責任感的表現；也是他從一個記者養成具有社會活動家本領的表現。”
史沫特萊是唯一目睹西安事變全過程的外國記者，在對西安事變的態度上，史沫特萊和範長江表現出了強烈的一致，她熱烈地肯定了西安事變的重大曆史作用，高度讚揚了張學良將軍以國家利益為重的愛國行為，同時利用其特殊身份，通過英語廣播積極向國際國內介紹西安事變的真相，對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進行宣講。在廣播中，她大量訪問了當地國民黨軍政官員以及周恩來等人，史沫特萊的報道內容客觀、準確、生動，是公眾能了解“西安事變”真相的重要信息來源，因此她成為向全世界報道這一事變的最有權威的外國記者。
通過範長江和史沫特萊對西安事變的及時、真實報道，對於戳穿國民黨親日派妄圖發動內戰的陰謀，促進事變的和平解決，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奔赴抗日前線，采寫戰地通訊
作為通訊體裁中的一個特殊的分支，戰地通訊在抗日戰場上，發揮了巨大的鼓舞、宣傳作用，是活躍在軍事新聞宣傳史上的一個獨特體裁。抗戰時期的中國，山河破碎，人民流離失所，戰地記者們以筆為槍，為中華民族呐喊助威，範長江、史沫特萊作為傑出的戰地新聞記者，親赴烽煙彌漫的一線戰場，隨部隊轉戰各地，通過對戰爭的親身體驗和現場采訪，充分利用戰地通訊這一特殊體裁，撰寫了大量優秀的戰地新聞名作。
範長江認為：“一個記者心中，新聞時機最重要。哪裏將爆發新聞，就應當向哪裏奔去！”“我們中國人雖然自己慚愧不能保護自己領土，而當新聞記者的人，卻有把危急情況報告給國人的義務”，隻有及時報道中國戰況，全世界人民才能及時地了解和把握中國抗日戰爭進程，達到新聞報道應有的效果，這是作為新聞工作者義不容辭的義務。
抗戰爆發以來，範長江撰寫了大量優秀的戰地通訊，他采訪過盧溝橋、南口、台兒莊、徐州、昆侖關等戰場，寫了大量著名戰地通訊，如：《雜話北方》、《路溝橋畔》、《血淚平津》、《察哈爾的陷落》、《退出太原城》、《告別上海》、《感慨話金陵》、《淮上觀戰記》、《台兒莊血戰》、《勝利的退卻》、《昆侖關攻防戰》等，發揮了重要影響。
抗戰剛一爆發，範長江立即趕往盧溝橋、長辛店前線采訪，寫了《盧溝橋畔》、《血淚平津》、《保定前方》等著名戰地通訊，他在通訊中寫道“官兵在盧溝橋前線的表現，值得我們中華民族萬世的謳歌和敬仰。”同時他也對國民黨當局的腐敗無能進行了抨擊；在南口前線，範長江在他的通訊中高度讚揚了抗日將士們麵對日軍的精銳部隊進攻時，不怕犧牲，英勇抵抗的精神，稱它為“真其實實的和日本作戰”；在《察哈爾的陷落》通訊中，以《可殺！劉汝明》、《故誤戎機》、《冤哉南口烈士》等為題，對劉汝明為了保存實力，競延誤軍機的行為進行了揭露；在徐州第五戰區司令部，訪問了李宗仁將軍，在《李宗仁縱談抗戰前途》的通訊中，客觀評價道：“轉危為安，實由於李宗仁先生之堅定與從容。”隨後，又來到台兒莊前線采訪，第一時間報導了台兒莊大捷，他發出通訊《台兒莊血戰經過》，《慰問台兒莊》《台兒莊血戰的故事》，對官兵們的英勇戰鬥精神進行了讚頌。範長江親赴戰場，以自己所感受到的第一手材料及時向人們通報戰爭進程，對抗日官兵們的英勇奮戰進行謳歌，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心。
史沫特萊是八路軍中第一個隨軍外國記者。七七事變以後，史沫特萊經過西安、潼關、太原等地，於10月中旬到了五台山地區的八路軍總司令部。史沫特萊跟隨八路軍總部轉戰五台山、呂梁山一帶，在抗戰前線采訪，用日記體的形式，寫成了一本《中國在反攻》（“ChinaFightsBack”），史沫特萊在這本書的字裏行間流露出廣大八路軍戰士和普通中國民眾的熱愛之情，“在八路軍裏度過的這些日子，是我有生以來僅有的幸福日子。隻有在八路軍裏，我才找到了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安寧。”她報道了平型關大捷，以及八路軍開進敵後，放手發動群眾，開展遊擊戰爭的業績，同時她還在為中國的抗日戰爭到處奔走和呼籲，爭取國際援助。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史沫特萊隨八路軍、新四軍出沒在各大戰區的最前線，活躍在敵後遊擊區，轉戰於華北、華中和華東，她是第一個深入敵後采訪新四軍，最早向世界報道新四軍抗日情況的外國記者，創造了外國記者對中國戰區采訪曆時最長的記錄，寫了大量的戰地通訊和報告文學，反映了抗日政治軍事形勢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績。1943年結集為《中國的戰歌》一書出版，該書被譽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好的戰地報道之一。日本著名作家高杉一郎評論說：“我認為這本書可以說是以亞洲曆史為主題的《戰爭與和平》。”
五、關注民生，彰顯人道主義精神
民眾的生活情況，是反映社會和統治者的一麵鏡子，範長江和史沫特萊都對當時人民的生活做了大量充滿感情的報道，當時的中國，在國民黨和舊軍閥的腐敗統治下，在日本侵略者的瘋狂掠奪下，到處充滿了貧窮、落後、饑餓、瘟疫，民不聊生。範長江和史沫特萊這兩位充滿人道主義精神的記者，通過手中的筆，表達了對民生的關注，對下層人民苦難的同情，激起了各界人士對國民黨黑暗統治的憤懣以及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
在範長江的著名通訊《中國的西北角》中，作者用憤怒和痛心的筆觸，將大量的筆墨用在了對艱苦民生的描繪上，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幕幕觸目驚心的場景：餓莩載道的慘況、瘦得皮包骨頭的抽鴉片的男子，衣不遮體的年輕女子，被凍得號啕大哭的孩子，富人的見死不救、日本人的燒殺搶掠等等。“甘肅苛捐雜稅之多，駭人聽聞。”不僅於此，範長江還在通訊中直接對這種現象的原因提出了質問，他憤慨的指出：“我們中國人似乎大家還嫌死得不快，一起努力來生產毒品，加緊摧殘我們大家身體的工作……我不懂這般負責任的當局為什麽這樣發昏，縱令大家去自殺！”
懷著對中國人民的深厚感情，史沫特萊在她的作品中表現出了強烈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1929年，在新西蘭著名的社會活動家路易・艾黎的帶領下，史沫特萊參觀了上海一些工廠，看到了工人悲慘的生活狀況，采訪了廣州紡織女工，在無錫農村真實見證了中國人民的極度貧困。特別是所目睹的女工和童工的悲慘處境，使她尤其感到憤怒。麵對中國社會的極度貧困和兩級分化，史沫特萊對國民黨的腐敗、反動以及進行中國革命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認識，開始積極支持中國革命，支持中國共產黨。她寫過一係列的反映中國工農勞苦大眾的貧困生活和揭露中國黑暗現實的通訊文字，在中外報刊上發表。如在魯迅主編的《萌芽月刊》上，就發表過她寫的《中國農村生活片斷》，1933年，她出版了《中國人民的命運》（“ChineseDestinies”），在這部新聞作品中，附了她親自拍攝的二十八張照片，反映了生活在中國社會最下層的苦力，女工，農民，難民，乞丐的生存狀態。她真實而形象地報道了中國人民的苦難生活和反抗的呼聲，揭穿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反動本質。
六、激揚的感情、嫻熟的技巧
範長江和史沫特萊的通訊作品，之所以能夠引起人們的強烈關注，一方麵在於他們都站在了時代的前沿，他們的作品，都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最強音，報道的多是國家和民族的重大問題，具有重大的新聞價值和史料價值，另一方麵還有他們作為優秀記者所必備的嫻熟的寫作技巧。
通訊寫作要求做到客觀準確，但是範長江和史沫特萊並非簡單平鋪直敘，生硬記載，兩人的筆端往往都飽含著濃烈的感情，作者的感情常常流露於字裏行間，在對事實的敘述中流瀉出對底層人民生活狀態的關注、對紅軍的熱愛、對侵略者的憤慨等等，使他們的通訊作品具有巨大的感染力；作者常常激情難抑、有感而發，就耳聞目睹的事件作大量的評述，在進行事實報導的同時，引起讀者的共鳴，調動起讀者閱讀的興趣。
情感是構成一篇好的通訊的重要條件，但仍需好的寫作技巧將其體現出來，以適當的形式將其成文。範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是以作者的遊曆為線索進行謀篇布局，綜合運用議論、抒情、描寫的手法，以簡練的語言記錄沿途所見所感，以通訊報道的形式在《大公報》發表。史沫特萊的戰時通訊也大都以隨軍采訪的行程為線索，采用日記體、書信體的形式連綴而成，行文細膩簡潔、客觀真實。
範長江擅長於把自己深厚的文學修養和通訊寫作巧妙地結合起來，旁征博引詩文典故，在《中國的西北角》中，把大西北的曆史、風光和當前的政治形勢結合起來，使通訊顯得真實而感人。範長江還擅長運用對比手法，把強烈的愛憎寓於鮮明對比的事實敘述中，如《中國的西北角》中，大自然的富饒就與當地農民的貧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讓人不得不思考造成農民極度貧困的深層原因。史沫特萊則善於通過淺顯易懂的比喻來描繪人物，筆法生動細膩，語言傳神，例如說朱德“象是紅軍的父親”、說彭德懷“象一個粗壯的農民”、寫賀龍“走起路來步伐像掃頭豹子似的閑適”。通過簡潔的語言，寥寥幾筆就讓長期被國民黨歪曲的共產黨領導人形象形神兼備地出現在人們眼前。
七、以筆為矛，影響深遠
在抗戰這樣的特殊時期，通訊往往成為群眾中的輿論向導，發揮著啟迪人民，揭示事實，幫助人們認清方向的作用，除了歌頌抗日將士的浴血奮戰、揭露國民的消極抗戰，他們還打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深入解放區，讓人們真實了解解放區的現實及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戰實際情況，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
範長江和史沫特萊的通訊作品中都及時地揭露出一些人們所關心的重大事件的真相，同時作為當時一些重大事件的見證人，範長江和史沫特萊恰到好處地運用了新聞武器，推動局勢往正確的方向發展，如對紅軍長征真實情況的介紹、對西安事變真相的披露、對陝北紅色根據地情況的報道、把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告知天下等，使人們真實地了解到大家所關心的事件的真相，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得到了正麵宣傳，範長江的一係列通訊，對國民黨統治下西北地區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危機作了淋漓盡致的揭露，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震撼。
如果沒有範長江和史沫特萊他們的報道，人們將對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等一無所知，對共產黨的政策毫不了解，繼續受國民黨的蒙蔽。他們所撰寫的大量關於共產黨和延安蘇區的報道，都猶如從國民黨嚴密封鎖的黑暗中透射出的一縷曙光，使廣大群眾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周恩來評價史沫特萊的作品說：“這些作品對中國革命的曆史是一個寶貴的貢獻”。
除了宣傳、揭示功能以外，他們還充分利用手中的筆，為中國的抗戰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援助，或者直接動員更大範圍的群眾參與到中國的抗戰中去。史沫特萊曾就中國傷病員狀況為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寫了一係列文章（後由《曼徹斯特衛報》轉載），詳細報道了新四軍的處境和對藥品的需求，希望美國或其它各國給予中國藥品和醫療上的援助。1939年國際紅十字會終於開始援助中國紅十字會和中國傷兵，這與史沫特萊的及時報道關係很大。甚至以白求恩為代表的加拿大醫療隊，以柯棣華為代表的印度醫療隊來到中國，也與史沫特萊的報導有著直接的關係。範長江是一位傑出的新聞工作者，同時也是一位具有超強社會活動能力的社會活動家，他與社會各界人物交朋友，從國共兩黨的高級將領到販夫走卒，他與他們廣泛往來，深入交談，由此，他可以深入社會各方麵，獲得更豐富的第一手材料，通過範長江的通訊作品，國際、國內人士可以更真實、深入地了解到抗戰各個方麵，這對於爭取國際輿論支持，激發廣大群眾的民族感情，動員更廣泛的民眾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中去，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人的作為傑出的新聞工作者，為後來的新聞從業人員樹立了一麵旗幟，後來者可從中獲取經驗，得到教益。同時，範長江和史沫特萊當時所創作的大量新聞通訊，已成為寶貴的新聞學、曆史學和文學資料，對於我們了解抗戰史實，及新聞寫作方麵都有極大的借鑒和學習作用。
範長江和史沫特萊作為彪炳史冊的傑出新聞記者，其思想和作品都在抗戰的星空下熠熠生輝，他們的通訊作品，在抗戰這一特殊時期，對於抗戰宣傳，堅定人們抗戰的信心方麵，起到了不可比擬的作用，成為後來的新聞工作者學習的典範，本文隻是對二人的通訊作品特點做了一個淺析，拋磚引玉，對他們二人的研究，還應當繼續豐富和深入下去。
熊飛宇
中國現代文學，經曆了重寫文學史與重繪文學圖誌的改造和新構之後，其基本麵貌已煥然一新。然而，民族主義文學在文學生態中素來享有惡名，至今仍被橫眉冷對。筆者認為，正是由於民族複興意識與民族憂患意識的共同促發，民族主義文學才具一時之盛。對國民黨而言，既是文化統製的表現，也是文化建設的努力。盡管指控之聲不絕於耳，但仍有廣泛的社會支持和參與。這種由執政黨製定大政方針、政府推行、社會讚助、文士附從的“黨治文化”模式，在現代中國影響深遠。所以，對民族主義文學，有必要進行爬梳清理，以恢複它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地位，雖非一尊卻是一元。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民族主義文學可劃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自1931年至1935年；第二階段，以“戰國策派”為代表，始於1940年，1942年歸於沉寂。之所以不標明具體的月份，是因為這一思潮並非一夜之間突起，然後又一夜之間頓失。其前因後果，均有較長的存留期，具體的年月隻是刊物的創辦和停止的時間而已。對於後者，已有諸多學者開始小心翼翼為之辯誣，故略而不論，現先對前者的生長死滅作一個曆史的概觀。為避免矯枉過正，作者特隱退不作發言，而將史實推到前麵，以期不言自明。
民族主義文學思潮興起於1930年6月1日成立的“六一社”。由“六一社”倡導的“民族主義文藝運動”，是其發端和興盛的標誌。成員主要有潘公展、範爭波、王平陵、朱應鵬、黃震遐、傅彥長、朱大心、邵洵美、葉秋原、李讚華等。其主要刊物有：
1.《前鋒周報》。1930年6月22日創刊，1935年5月31日出版44、45期合刊後終止，共出26期（或45期――劉炎生）。所刊文章，多是關於民族主義文藝基本理論，或對《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加以鼓吹和詮釋。
2.《前鋒月刊》。朱應鵬主編。1930年10月10日創刊，1931年10月20日出至第3卷第1期終刊，共出7期。作者主要有：範爭波、葉秋原、汪倜然、易康、傅彥長、陳抱一、李讚華、李金發、王道源、徐蘇靈、穀劍塵、倪貽德、黃震遐、萬國安、汪馥泉、華林、胡仲持、李寶泉、陳之佛等。《黃人之血》、《國門之戰》、《隴海線上》等均登載於此，並成為民族主義文學的代表之作。《前鋒》借左聯刊物《前哨》之名，自詡為“前進的、民族主義的唯一的刊物”，它“以突破中國文壇當前的危機為任務”。正因其發刊《前鋒周刊》和《前鋒月刊》，故自稱前鋒社；又因《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發表於1930年6月1日，人稱“六一社”。
3.《現代文學評論》。李讚華主編，1931年4月10日創刊，1931年10月20日終刊，共出7期。主要撰稿人有：李青崖、傅東華、謝六逸、汪倜然、朱應鵬、顧仲彝、溫梓川、段可情、楊昌溪、彭成慧、周樂山、毛一波、李寶泉等。上述三個刊物，主要創辦於上海，即民族主義文學運動的大本營所在地。自上海揭櫫之後，在南京，多有聲求氣應者。一是開展社，明確表示對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竭誠擁護，傾力相助。其成員皆青年，如潘孑農、曹劍萍、卜少夫等。所辦刊物有：《開展》月刊（1930年8月8日創刊）、周刊，《矛盾》月刊、周刊，《青年文藝》和《活躍周報》。二是線路社，以南京市政府小職員為主幹。有《橄欖》月刊、半月刊和《線路》、周刊等。三是流露社，寄生於拔提書店，辦有《流露》月刊。四是長風社，有《長風》半月刊，在1935年8月15日的發刊詞中宣布“本刊的使命”：一是介紹世界學術，二是發揚民族精神。另外，據範爭波言，尚有上海《申報》的兩個副刊《藝術界》、《青年園地》，以及李焰生主辦的《新壘》等。
這一時期，民族主義文學形成浩大廣延的聲勢，然而行之未遠，由於左翼陣營的猛烈抨擊，其勢頭受到阻遏；至1931年底，開始偃旗息鼓。其代表刊物相繼停刊，而中流砥柱《前鋒月刊》停刊前僅售出3本。是為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第一時期。
1931年“9・18”事變和1932年“1・28”戰爭的爆發，點燃了中華民族反帝愛國的怒焰。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受其鼓舞，重拾刀槍，卷土再來。1932年10月，在杭州創辦《黃鍾》周刊。次年3月改為半月刊，直至抗戰前夜。1933年4月，由潘公展創辦《汗血月刊》，其總口號為“快幹、實幹、硬幹”，“文化剿匪”也得以出籠，標誌著民族主義文藝思潮的登峰造極。1934年，江西南昌創辦《民族文藝》月刊《國民文學》，汗血書店發行。撰稿人主要是：黃震遐、萬國安、曾今可、向培良等，共出六期。在此帶動下，《進展》、《前途》、《華北月刊》、《文化建設》、《鐵血》、《動力》、《政訓導報》、《讀書顧問》、《幹》、《文藝半月刊》、《文化新聞》、《黨言》、《新生活》以及《人言周刊》、《社會月刊》等，也紛紛披掛上陣，左衝右突。但由於“左聯”和以魯迅為首的左翼文學陣營橫刀立馬，終於在1935年衝破了文化圍剿的重圍。隨著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的解體，民族主義文藝思潮再度銷聲匿跡。1937年在廣州又出現《時代文藝》，但已是強弩之末。此為第二時期。
對於“民族主義”文藝思潮，“左聯”以《前哨》――《文學導報》為主要陣地，自1931年8月20日到1931年10月23日，連續發表了一係列文章，從理論到文學創作，進行全方位的駁斥。這些文章主要有：1.刊載於《文學導報》第1卷第3期史鐵兒（瞿秋白）的《屠夫文學》（該文收入《瞿秋白文集》時，改名為《狗樣的文學》），指出“民族文學”實為殺人放火的文學。
2.《文學導報》第1卷第4期，發表了石萌（茅盾）的《“三民主義文藝”的現形》，揭發民族主義文學的本相是“法西斯帝的文藝”。3.晏敖（魯迅）的《“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則發表在1931年10月23日《文學導報》第1卷6、7期的合刊上，把“民族主義”文學歸為“寵犬派文學”和“流屍文學”。茅盾對《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的思想背景和理論根據加以拆解，從中離析出四種原料：1.戴納理論，即民族心理、地域品格與時代精神三者的結合；2.18世紀以後歐洲各民族國家形成的曆史；3.19世紀後期開始，直至現代的被壓迫民族革命運動的事跡；4.對歐戰後文藝上出現的各種新奇主義如表現主義、未來主義等的曲解。不僅如此，其文學創作也受到猛烈的抨擊。民族主義文藝家引以自豪的多是下述幾部作品：萬國安的《刹那的革命》、《國門之戰》、《準備》以及黃震遐（1910―1974）的《隴海線上》、《黃人之血》、《大上海的毀滅》。而魯迅、瞿秋白、茅盾則逐一指出其變態和窳劣之處；至於生活的真、道德的善與藝術的美，全然無跡可尋。這些批判，促成了民族主義文藝的枯萎。與此同時，“自由人”胡秋原也曾褫皮抉心，使民族主義文學最終一命嗚呼。
“民族主義”文學的產生，自有時代背景，昭見其曆史必然性。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國民黨在形式上實現了國家的統一。1930年5―11月，“中原大戰”爆發，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央政府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通過這種大規模的軍閥混戰，以及對紅色武裝割據政權的圍剿，不斷地在軍事上剪滅異己，弭縫分裂，在全國範圍進行強製而激烈的政治整合，並在一黨專政的形勢下，加強和鞏固國家的統一。國家的統一，毫無疑問，代表著民族的共同追求。由於中國的經濟還遠未融入世界經濟體係，基本上可以自成一格，獨立自保，因而1929―1933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對中國影響甚微；尤其是長江下遊幾省，在短時期內還形成了有限的繁榮。這在某種程度上，激發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增進了民族認同。民族複興意識得以逐漸高漲。同時，這種民族情緒，又將以一種民族向心力指向中央政府，指向執政黨，並進而指向最高領袖。另一方麵，民族憂患意識也並未消除。強鄰環伺自不待言；而1931年的“9・18”事變與1932年的“1・28”戰爭，中國人民反帝愛國的民族怒焰，再度噴發。“強國保種”的呼聲與日俱高。民族主義文藝運動，更多的還是這一時代氛圍的產物，並非如論者通常所說，是對人民感情的欺騙。除此之外，民族主義文學，之所以獨標“民族主義”，也是從孫中山先生“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中�繹而出，加以尊奉和推展。同時，針對“三民主義文學”中心意識的缺失，遂以“民族主義”為文藝的“最高意義”和“偉大的使命”。
“民族主義”文學有理由被視為由國民黨策劃、發動和培植。首先，這一運動就源自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陳立夫、陳果夫的指示與支持。其次，據“左聯”的揭露，《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是以重金收買槍手炮製而成，經過多次討論，最後由國民黨宣傳部批準，是當局文藝政策的權威性綱領。再次，“六一社”的主要成員大都具有國民黨的官方身份，如：潘公展，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上海市政府委員、社會局長；王平陵，國民黨南京《中國日報》副刊編輯、電影檢查委員會委員；朱應鵬，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委員；範爭波，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員、警備司令部偵察隊長兼軍法處長；黃震遐，國民黨中央軍校教導團軍官。其餘如葉秋原、傅彥長、李讚華、邵洵美、汪倜然等人，也被廖超慧稱作“儒士王權依附者”。最後，據1932年5月25日《矛盾月刊》第2期辛予《一九三一年南京文壇總結算》（參見思揚《南京通訊――三民主義的與民族主義的文學團體及刊物》），所有這些民族主義文學社團和文學刊物，均能從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領取津貼。
其實，國民黨也更有理由製定文藝政策，發展文化事業。作為當時的執政黨，製定文藝方針和政策，也是份內之事，否則就是“荒政”；而作為當時公認的中央政府，不執行現代國家的社會職能，以開展文化建設，顯然就是“怠政”。而“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即使作為國民黨的文化運動，也是題中應有之義。應該說，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運動，它與三民主義文學、新生活運動以及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構成一個有機的係統工程。在大局甫定的情況下，國民政府的工作重心逐漸由軍事、政治領域向經濟、文化領域�側，文化統製也就成為一個執政黨的慣常選擇。1929年5月，國民黨召開全國宣傳會議，蔣介石親臨訓話。針對過去宣傳工作“散漫而不統一”的嚴重缺陷，作出兩項重大決議：
1.“創造三民主義文學”，2.“取締違反三民主義之一切文藝作品”；並明確規定：“三民主義文學”為“本黨之文藝政策”。林振鏞在《什麽是三民主義文學》中指出，“三民主義文學”就是“以三民主義為原則而建設的革命文學”，所表現的基本精神，主要是“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宗法製度”、“喚醒民族尚武”、“恢複吾國固有道德”等五種。後來，由胡漢民張羅，通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1930年6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國文藝社，主要成員有王平陵、鍾天心、左恭、繆崇群等；並於同年8月15日創辦《文藝》月刊，至1941年11月終刊，共刊出125期，另有“號外”一期，鼓吹“三民主義文學”。不過，隻有口號，沒有創作，基本上如魯迅所說“無所作為”。1934年初，蔣介石在南昌多次發表演說，倡導“新生活運動”，要求以“禮義廉恥”四德為“新生活運動的基本原則”和“中心準則”，實行“國民生活藝術化、生產化、軍事化”。1935年，陳立夫到上海召集陶希聖、何炳鬆、黃淩霜等人商議，組織“中國文化建設學會”，由陳立夫親自擔任總會的理事長。1935年1月10日，南京、上海、北平十位教授――王新命、何炳鬆、武�幹、孫寒冰、黃文會、陶希聖、章益、陳高�、樊仲雲、薩孟武，聯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在全國激起軒然大波，一時議論風生，頗有百家爭鳴的氣象，參與者多是文化界的袞袞諸公，如葉青、李劍華、王西�、陳序經、胡適、梁實秋、釋太虛、熊十力、張熙（奚）若等。張素民和徐慶譽將“本位文化建設”與“新生活運動”結合起來，認為“新運”與中國民族之存亡，關係至為密切，“它不僅是中國民族複興的轉機，也是世界文化改造的基礎”。而陳立夫則認為文化建設旨在恢複民族自信力，應該以“三民主義”作為其綱領，得到張季同的響應。同年5月10日，十教授又發表《我們的總答複》，宣稱“此時此地”，其需要就是“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正是有此推波助瀾，民族主義文藝運動才會重新崛起，以至於沸沸揚揚。《汗血月刊》、《建國月刊》先後辟出“民族主義專號”。《民族文藝》月刊則連篇累牘發表“民族文藝”作品。自然，作為文藝政策的製定者，並不能越俎代庖，直接創造文學的繁榮，因為創作是作家的職能和使命。
為了這一運動的發揚光大，並將其文化政策貫徹實施，在此過程中，抑揚並舉，也成為其配套的手段和有效的策略。因此，左翼文學和民族主義文學呈此消彼長之勢，一邊蕭索，一邊繁盛。1934年，在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之下，設立了“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由潘公展總攬其事，規定：凡在中華民國境內之書局、社團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圖書雜誌，應於付印前，將原稿呈送該會審查，其內容如有認為不妥之處，得發還原申請人，令依照審查意見刪改；如有嚴重情形的，將原件扣呈中宣會核辦。1934年至1936年兩年內，先後查禁圖書1000多種。並散發《鏟除電影赤化宣言》，嚴令停映“普羅意識作品”，搗毀藝華電影公司；同時還成立“中國青年鏟共大同盟”，發布《警告文化界宣言》，毀壞良友圖書公司和《中國論壇》社等文化機構。在嚴禁和查扣革命書刊的同時，對異己文化人大加摧殘和迫害。1930年，在南京殺害著名戲劇家宗暉。1931年，在上海殺害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頻、李偉森、殷夫和馮鏗，史稱“左聯五烈士”。1932年，在北平拘捕許德珩、侯外廬。1934年，馬紹武率領特務綁架丁玲、潘梓年。另外，槍殺楊杏佛、史量才，騙監杜重遠等，不一而足。至1934年時，左聯的正式盟員僅餘十數人。左翼文藝損兵折將，幾乎潰不成軍，這讓魯迅怒發衝冠，指斥其殘暴超過了歐洲先前虐殺耶穌教徒的紀錄。但顯而易見的是，殺人的並不是“民族主義”文藝家，將此怪罪民族主義文學，無異於指鹿為馬。然而，國民黨所開創的“黨治文化”，卻被承襲衣缽，其流波所及，至今仍見“五個一工程”與“國學熱”等。曆史的相似，實在讓人會心不語。
但是實際情況也遠非如此紅白分明。民族主義文藝運動自其宣言發布之後，上海、南京、杭州、南昌、廣州等地風從景行，參與者之眾，刊物之多，頗為壯觀，這很難說僅是“巴結”與“附和”。而《現代文學評論》的作家群，除範爭波、王平陵、李讚華、邵冠華、向培良、汪倜然、楊昌溪、張季平、湯增揚（敬）等之外，尚有鬱達夫、張資平、穆木天、葉靈鳳、周毓英、段可情，亦有謝六逸、孫�工、趙景深、朱湘，還有馬彥祥、孫席珍、陳子展、何家槐、許欽文、林疑今、周樂山、崔萬秋、羅西（歐陽山）、周起應（周揚）等。各色人物，各種流派，一應俱全，都奔赴到這一陣營，集於“民族主義”麾下。文學史家常持此說，認為民族主義文學與左翼文學針鋒相對，斷無寄居容身之理；但恰恰相反，許多左翼的頭麵人物赫然在列。當時左翼大旗未倒，陣地仍在，總不至於是倒戈易幟。若為生活所迫，或礙於情麵，則二者冰炭難容的前提隻好懸置起來。至於機變圓活之說，不過是勉為其辭。更何況，“文化剿匪”的口號在1933年提出之後，一些左翼刊物也開始躍躍欲試。除《建國月刊》已如前述之外，還有《新壘》、《青年評論》、《社會新聞》、《大晚報》也加入這一潮流，為“民族主義”文藝運動搖旗呐喊。直至抗戰初期，許多左翼作家還撰文要求共產黨交出軍隊領導權。當時的客觀大勢與人心所趨，與後來史家的描述恐怕還是有很大出入。所以，重回曆史現場，才變得如此重要。而且照例來講，民族主義文學和三民主義文學應當是“一丘之貉”，但二者卻是矛盾重重。民族主義文學一開始登上文壇，對普羅文藝與新月派和胡適，左右開弓，似無所偏袒。這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卻是司空見慣。創造社如此，普羅文藝亦如此。其大目的，還是為了搶奪話語權。而文壇早已山頭林立，諸侯割據，故隻有一一叫陣。通過這種方式，引起各方注意，以便應聲而戰；一旦站穩腳跟，也就藏鋒斂氣，刀槍入庫了，並非是為了執行蕩平剿滅的任務。三民主義文藝家一開始就對民族主義文藝家笑臉相迎，甜言蜜語，結果卻遭到冷拒，隻好疾言厲色。可見，民族主義文學還是保持了相當的獨立與中立。一說兩者分屬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和宣傳部，之所以互不相讓，是為了搶旗幟爭正統。但如此政出多門，又何談文化專製與獨裁。
中國的現代史，戰亂頻仍。在戰火烤炙下的文化心態，較多地看到思維的對立，看不到融合互補的可能性。這種戰爭意識在處理問題時，多表現為依靠政治嗅覺，迅速劃分敵我界限和是非界限。階級學說的盛行，更是雪上加霜地將社會大卸八塊，以致一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點剛一露麵，人們便本能地去尋找對立觀點的政治背景，這在20世紀相當長的時間裏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而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撰，在大陸自是立足於成王敗寇的立場，沒有客觀的考量與同情的理解，更缺乏與建國後的文學對照來講的勇氣與良知，一味痛責敵方，忘記自己身在何處以及曾經所為。如果用事實來說的話，“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並非單獨針對左翼文學劈空而來，而是由中央政府發動、並得到各界響應的一次大規模的文化建設運動。其文化統製，固然有令人發指之處，但也有相形見絀的地方。
在中國20世紀30年代這個特殊時期，在抵禦日本法西斯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重大曆史關頭，範長江與史沫特萊兩位具有強烈正義感與非凡才華的新聞記者以天下為己任，親赴戰場，親赴解放區，以筆為矛，對日軍的暴行予以譴責，對國民黨當局的消極抗戰予以揭露，對被嚴密封鎖與詆毀的解放區延安予以如實報道。在國民黨當局查禁人民言論，實施白色恐怖，日本帝國主義對人民抗日輿論瘋狂鎮壓的時候，作為有良心的新聞工作者，他們大膽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和國民黨政府的反動政策，激發起了廣大群眾的民族感情，贏得了國際輿論的普遍支持，全國人民空前團結，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禦外敵。
範長江和史沫特萊，雖然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卻都是熱愛中國、熱愛正義和真理、敢說真話的勇士，他們共同投身於中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洪流中，通過通訊這種具有強烈時效性的輿論工具，對戰時新聞宣傳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所撰寫的通訊作品，已成為中國抗戰文學及新聞傳播方麵的珍貴史料，他們本身也成為了新聞記者的典範，在世界新聞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本文擬就對兩位在抗戰時期新聞通訊作品作一比較研究。
一、誠實的人格，鮮明的政治立場
作為一個記者，要寫出優秀的作品，必須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完善的人格，誠實是新聞的生命，也是作為新聞記者人格的重要組成部分，範長江和史沫特萊都做到了忠誠於客觀事實，忠誠於新聞事業。不管麵對何種情況，堅持以事實為據，不說假話，保證了自己的職業操守。正是因為具備了這樣的品格，他們才能做到不畏艱險、不懼強權，將生死置之度外，真實地報道事實，揭露國民黨的腐敗和反動，探索紅色革命根據地的真相。史沫特萊曾說：“我不撒謊，我不歪曲，我不誤傳。我隻是講出我自己親眼所見到的和每天所體驗到的一切”。“實事求是的作風，是最勇敢的作風”這句話不僅是範長江向廣大新聞工作者提出的建議，更是他時刻堅持的真理。
史沫特萊一直把自己同中國聯係在一起，把自己戰鬥的筆與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結成一體，作為一個國際主義戰士，為了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她以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史沫特萊曾說：“我是一個美國人，但我是忠於中國的。”通過和共產黨人的接觸，通過陝北之行，範長江和史沫特萊的人道主義精神和樸素的正義感，都得到了巨大的升華，他們都認識到隻有中國共產黨才代表著民族和國家的希望，這些思想完整地體現在了他們的新聞報道和通訊寫作中，同時這也導致了他們政治立場的決定性轉變，範長江在西安、延安考察之後，“接受了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思想有了歸宿。”於1939年加人共產黨，從一個愛國的民主進步記者成為一名無產階級新聞戰士。史沫特萊在延安也力求加入共產黨，雖然，為了更方便地為黨工作，她最終沒有成為一名共產黨員，但她成為了中國共產黨人永遠的朋友，範長江和史沫特萊的這些思想都在他們的通訊報道中都有明顯的體現。
二、親赴紅區，展示紅軍真實麵貌
範長江和史沫特萊同時被中國的紅色革命中心所吸引和鼓舞，在國民黨嚴密的新聞封鎖與輿論控製下，都不約而同地站到了紅色政權一邊，揭露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戰的行徑，揭示長征的真相，揭示紅色根據地的真相，真實報道共產黨的抗日立場，顯示了作為新聞記者的崇高職業操守。
1、揭示紅軍長征真相：
範長江最著名的作品《中國的西北角》得以成書，正是因為“研究紅軍北上以後中國的動向”，以及弄清抗戰爆發後西北、西南的情況，1935年7月，範長江從四川成都出發開始了著名的中國西北地區考察之旅，“沿著紅軍長征的路線，對川、陝、甘、青、寧（夏）等省地區進行了為期10個月的旅行考察，采訪了沿途經過的48個縣市，行程6000餘公裏。”對紅軍西北之行進行了客觀報道。紅軍長征的真實情況，在國內是由範長江第一個報道出去的，通過他的報道，人們得以真實了解到紅軍長征的意義。《山民山南北剿匪軍之觀勢》於1935年9月13、14日在《大公報》連載，這是公開報道紅軍的最早篇章，比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對長征的報道還早一年多。
同範長江一樣，史沫特萊也一直關注著中國工農紅軍的反“圍剿”鬥爭和長征。後來在聽了親自參加過二萬五千裏長征馮雪峰講述長征的艱難曆程後，更讓史沫特萊一往無前地奔向紅區。1929-1936年在上海期間，史沫特萊就從地下出版的黨報黨刊中和來自蘇區的革命工作者的談話中，收集到了大量有關紅軍和蘇區的戰鬥與生活的豐富資料，她根據這些資料寫成了《中國紅軍在前進》（“China'sRedArmyMarches”），向全世界的讀者介紹了從1927年到三十年代初中國工農紅軍誕生和成長的曆史；在後來為朱德所寫的傳記《偉大的道路》一書中，也把紅軍長征作為書中最重要的篇幅，書中專設有“長征篇”。
2、如實報道延安抗日根據地
1935年10月，紅軍長征抵達陝北後，由於國民黨的封鎖，外界難以知道紅色根據地的真實情況。探求這塊紅色區域的秘密，成為當時不少中外記者的心願。範長江是第一位進入延安采訪的新聞記者，1937年2月，他以《大公報》記者的身份來到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等的熱情接待，他將在延安的所見所聞，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主張寫成了著名通訊《動蕩中的西北大局》，接下來，又連接發表了《西北近影》、《陝北之行》係列通訊，《陝北之行》在國內第一個將紅色根據地情況公諸於世。1937年1月初，史沫特萊正式接到共產黨的邀請訪問延安，實現了史沫特萊多年來的願望。剛到延安，史沫特萊就發表了充滿激情的演講，熱情讚揚了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鬥爭，表示：“你們不是孤立的，你們的鬥爭是正義的，你們是世界偉大的反法西斯運動的一部分。”史沫特萊於1937年3月1日采訪了毛澤東，後曾將此訪問記以《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為題用中文在延安出版並廣為散發。他們兩人以極大的熱情向讀者報道陝北根據地的所見所聞，真實反映了陝北根據地紅軍和人民的生活。
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通過史沫特萊的努力，衝破了國民黨的重重阻撓，邀請了許多一流的外國記者如《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維克托・基恩、合眾社駐天津記者厄爾・李夫、斯諾的夫人海倫・福斯特・斯諾和一批美國學者來到延安考察和采訪，發表了一係列介紹中共紅軍和蘇區的文章，這些記者把紅軍團結、民主、積極抗戰的精神向國際、國內都做了廣泛的傳播。史沫特萊稱之為“西方最優秀的知識分子終於來到了亞洲革命的前鋒陣地”。
3、真實呈現紅軍領導人麵貌
範長江和史沫特萊突破了蔣介石長期以來的新聞封鎖，通過深入紅區，通過和紅軍領導人的談話、采訪，兩位記者對長期被國民黨妖魔化的革命領袖人物如毛澤東等進行了恰如其分的描繪，使人們逐漸了解到中國共產黨人的真實麵貌。範長江針對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汙蔑進行了澄清，打破了國民黨長期以來封鎖輿論、愚弄群眾的局麵。範長江對毛主席的最初印象是他是“書生外表，儒雅溫和。走路象話葛亮‘山人’的派頭，而談吐之持重與音調，又類村中學究，麵目上沒有特別‘毛’的地方，隻是頭發稍微長一點。”對國民黨汙蔑共產黨是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土匪、共匪、流寇的謠言進行了澄清。史沫特萊給予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和彭德懷等人以高度評價，她認為“每個人都可以與古今中外社會曆史人物相提並論，但無人能比得上毛澤東。”她還以極大的熱情為朱德撰寫了傳記，後來寫成了《偉大的道路》一書出版，取得了巨大影響。
三、揭示西安事變真相，還曆史真實麵目
作為兩名具有高度政治敏感度的記者，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後，他們即以敏銳的新聞觸角和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意識到了事件的重大性，及時奔赴西安，對這一重大新聞事件做了真實、客觀的報道。
由於國民黨封鎖事變消息，外界對事變經過不了解，少數反動分子趁機誣蔑事變是由共產黨暗中挑動，企圖借此挑起內戰。在這個關鍵時刻，範長江當機立斷，冒險赴西安和延安采訪。在西安采訪期間，範長江見到了周恩來同誌，他仔細了解了共產黨對西安事變的態度、政策以及采取的解決方法。在隨後的《動蕩的西北大局》這篇通訊中，範長江據實介紹了共產黨在事變中的積極作用以及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主張，駁斥了國民黨當局關於西安事變的不實報道，第一次在國統區揭開了西安事變的真相，揭開了國民黨故意籠罩在西安事變上的混淆視聽的迷霧。“長江把一個記者的責任從了解、報道國家的大事，進而到探索、研究解答的方案。這是他政治責任感的表現；也是他從一個記者養成具有社會活動家本領的表現。”
史沫特萊是唯一目睹西安事變全過程的外國記者，在對西安事變的態度上，史沫特萊和範長江表現出了強烈的一致，她熱烈地肯定了西安事變的重大曆史作用，高度讚揚了張學良將軍以國家利益為重的愛國行為，同時利用其特殊身份，通過英語廣播積極向國際國內介紹西安事變的真相，對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進行宣講。在廣播中，她大量訪問了當地國民黨軍政官員以及周恩來等人，史沫特萊的報道內容客觀、準確、生動，是公眾能了解“西安事變”真相的重要信息來源，因此她成為向全世界報道這一事變的最有權威的外國記者。
通過範長江和史沫特萊對西安事變的及時、真實報道，對於戳穿國民黨親日派妄圖發動內戰的陰謀，促進事變的和平解決，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奔赴抗日前線，采寫戰地通訊
作為通訊體裁中的一個特殊的分支，戰地通訊在抗日戰場上，發揮了巨大的鼓舞、宣傳作用，是活躍在軍事新聞宣傳史上的一個獨特體裁。抗戰時期的中國，山河破碎，人民流離失所，戰地記者們以筆為槍，為中華民族呐喊助威，範長江、史沫特萊作為傑出的戰地新聞記者，親赴烽煙彌漫的一線戰場，隨部隊轉戰各地，通過對戰爭的親身體驗和現場采訪，充分利用戰地通訊這一特殊體裁，撰寫了大量優秀的戰地新聞名作。
範長江認為：“一個記者心中，新聞時機最重要。哪裏將爆發新聞，就應當向哪裏奔去！”“我們中國人雖然自己慚愧不能保護自己領土，而當新聞記者的人，卻有把危急情況報告給國人的義務”，隻有及時報道中國戰況，全世界人民才能及時地了解和把握中國抗日戰爭進程，達到新聞報道應有的效果，這是作為新聞工作者義不容辭的義務。
抗戰爆發以來，範長江撰寫了大量優秀的戰地通訊，他采訪過盧溝橋、南口、台兒莊、徐州、昆侖關等戰場，寫了大量著名戰地通訊，如：《雜話北方》、《路溝橋畔》、《血淚平津》、《察哈爾的陷落》、《退出太原城》、《告別上海》、《感慨話金陵》、《淮上觀戰記》、《台兒莊血戰》、《勝利的退卻》、《昆侖關攻防戰》等，發揮了重要影響。
抗戰剛一爆發，範長江立即趕往盧溝橋、長辛店前線采訪，寫了《盧溝橋畔》、《血淚平津》、《保定前方》等著名戰地通訊，他在通訊中寫道“官兵在盧溝橋前線的表現，值得我們中華民族萬世的謳歌和敬仰。”同時他也對國民黨當局的腐敗無能進行了抨擊；在南口前線，範長江在他的通訊中高度讚揚了抗日將士們麵對日軍的精銳部隊進攻時，不怕犧牲，英勇抵抗的精神，稱它為“真其實實的和日本作戰”；在《察哈爾的陷落》通訊中，以《可殺！劉汝明》、《故誤戎機》、《冤哉南口烈士》等為題，對劉汝明為了保存實力，競延誤軍機的行為進行了揭露；在徐州第五戰區司令部，訪問了李宗仁將軍，在《李宗仁縱談抗戰前途》的通訊中，客觀評價道：“轉危為安，實由於李宗仁先生之堅定與從容。”隨後，又來到台兒莊前線采訪，第一時間報導了台兒莊大捷，他發出通訊《台兒莊血戰經過》，《慰問台兒莊》《台兒莊血戰的故事》，對官兵們的英勇戰鬥精神進行了讚頌。範長江親赴戰場，以自己所感受到的第一手材料及時向人們通報戰爭進程，對抗日官兵們的英勇奮戰進行謳歌，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心。
史沫特萊是八路軍中第一個隨軍外國記者。七七事變以後，史沫特萊經過西安、潼關、太原等地，於10月中旬到了五台山地區的八路軍總司令部。史沫特萊跟隨八路軍總部轉戰五台山、呂梁山一帶，在抗戰前線采訪，用日記體的形式，寫成了一本《中國在反攻》（“ChinaFightsBack”），史沫特萊在這本書的字裏行間流露出廣大八路軍戰士和普通中國民眾的熱愛之情，“在八路軍裏度過的這些日子，是我有生以來僅有的幸福日子。隻有在八路軍裏，我才找到了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安寧。”她報道了平型關大捷，以及八路軍開進敵後，放手發動群眾，開展遊擊戰爭的業績，同時她還在為中國的抗日戰爭到處奔走和呼籲，爭取國際援助。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史沫特萊隨八路軍、新四軍出沒在各大戰區的最前線，活躍在敵後遊擊區，轉戰於華北、華中和華東，她是第一個深入敵後采訪新四軍，最早向世界報道新四軍抗日情況的外國記者，創造了外國記者對中國戰區采訪曆時最長的記錄，寫了大量的戰地通訊和報告文學，反映了抗日政治軍事形勢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績。1943年結集為《中國的戰歌》一書出版，該書被譽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好的戰地報道之一。日本著名作家高杉一郎評論說：“我認為這本書可以說是以亞洲曆史為主題的《戰爭與和平》。”
五、關注民生，彰顯人道主義精神
民眾的生活情況，是反映社會和統治者的一麵鏡子，範長江和史沫特萊都對當時人民的生活做了大量充滿感情的報道，當時的中國，在國民黨和舊軍閥的腐敗統治下，在日本侵略者的瘋狂掠奪下，到處充滿了貧窮、落後、饑餓、瘟疫，民不聊生。範長江和史沫特萊這兩位充滿人道主義精神的記者，通過手中的筆，表達了對民生的關注，對下層人民苦難的同情，激起了各界人士對國民黨黑暗統治的憤懣以及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
在範長江的著名通訊《中國的西北角》中，作者用憤怒和痛心的筆觸，將大量的筆墨用在了對艱苦民生的描繪上，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幕幕觸目驚心的場景：餓莩載道的慘況、瘦得皮包骨頭的抽鴉片的男子，衣不遮體的年輕女子，被凍得號啕大哭的孩子，富人的見死不救、日本人的燒殺搶掠等等。“甘肅苛捐雜稅之多，駭人聽聞。”不僅於此，範長江還在通訊中直接對這種現象的原因提出了質問，他憤慨的指出：“我們中國人似乎大家還嫌死得不快，一起努力來生產毒品，加緊摧殘我們大家身體的工作……我不懂這般負責任的當局為什麽這樣發昏，縱令大家去自殺！”
懷著對中國人民的深厚感情，史沫特萊在她的作品中表現出了強烈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1929年，在新西蘭著名的社會活動家路易・艾黎的帶領下，史沫特萊參觀了上海一些工廠，看到了工人悲慘的生活狀況，采訪了廣州紡織女工，在無錫農村真實見證了中國人民的極度貧困。特別是所目睹的女工和童工的悲慘處境，使她尤其感到憤怒。麵對中國社會的極度貧困和兩級分化，史沫特萊對國民黨的腐敗、反動以及進行中國革命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認識，開始積極支持中國革命，支持中國共產黨。她寫過一係列的反映中國工農勞苦大眾的貧困生活和揭露中國黑暗現實的通訊文字，在中外報刊上發表。如在魯迅主編的《萌芽月刊》上，就發表過她寫的《中國農村生活片斷》，1933年，她出版了《中國人民的命運》（“ChineseDestinies”），在這部新聞作品中，附了她親自拍攝的二十八張照片，反映了生活在中國社會最下層的苦力，女工，農民，難民，乞丐的生存狀態。她真實而形象地報道了中國人民的苦難生活和反抗的呼聲，揭穿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反動本質。
六、激揚的感情、嫻熟的技巧
範長江和史沫特萊的通訊作品，之所以能夠引起人們的強烈關注，一方麵在於他們都站在了時代的前沿，他們的作品，都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最強音，報道的多是國家和民族的重大問題，具有重大的新聞價值和史料價值，另一方麵還有他們作為優秀記者所必備的嫻熟的寫作技巧。
通訊寫作要求做到客觀準確，但是範長江和史沫特萊並非簡單平鋪直敘，生硬記載，兩人的筆端往往都飽含著濃烈的感情，作者的感情常常流露於字裏行間，在對事實的敘述中流瀉出對底層人民生活狀態的關注、對紅軍的熱愛、對侵略者的憤慨等等，使他們的通訊作品具有巨大的感染力；作者常常激情難抑、有感而發，就耳聞目睹的事件作大量的評述，在進行事實報導的同時，引起讀者的共鳴，調動起讀者閱讀的興趣。
情感是構成一篇好的通訊的重要條件，但仍需好的寫作技巧將其體現出來，以適當的形式將其成文。範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是以作者的遊曆為線索進行謀篇布局，綜合運用議論、抒情、描寫的手法，以簡練的語言記錄沿途所見所感，以通訊報道的形式在《大公報》發表。史沫特萊的戰時通訊也大都以隨軍采訪的行程為線索，采用日記體、書信體的形式連綴而成，行文細膩簡潔、客觀真實。
範長江擅長於把自己深厚的文學修養和通訊寫作巧妙地結合起來，旁征博引詩文典故，在《中國的西北角》中，把大西北的曆史、風光和當前的政治形勢結合起來，使通訊顯得真實而感人。範長江還擅長運用對比手法，把強烈的愛憎寓於鮮明對比的事實敘述中，如《中國的西北角》中，大自然的富饒就與當地農民的貧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讓人不得不思考造成農民極度貧困的深層原因。史沫特萊則善於通過淺顯易懂的比喻來描繪人物，筆法生動細膩，語言傳神，例如說朱德“象是紅軍的父親”、說彭德懷“象一個粗壯的農民”、寫賀龍“走起路來步伐像掃頭豹子似的閑適”。通過簡潔的語言，寥寥幾筆就讓長期被國民黨歪曲的共產黨領導人形象形神兼備地出現在人們眼前。
七、以筆為矛，影響深遠
在抗戰這樣的特殊時期，通訊往往成為群眾中的輿論向導，發揮著啟迪人民，揭示事實，幫助人們認清方向的作用，除了歌頌抗日將士的浴血奮戰、揭露國民的消極抗戰，他們還打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深入解放區，讓人們真實了解解放區的現實及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戰實際情況，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
範長江和史沫特萊的通訊作品中都及時地揭露出一些人們所關心的重大事件的真相，同時作為當時一些重大事件的見證人，範長江和史沫特萊恰到好處地運用了新聞武器，推動局勢往正確的方向發展，如對紅軍長征真實情況的介紹、對西安事變真相的披露、對陝北紅色根據地情況的報道、把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告知天下等，使人們真實地了解到大家所關心的事件的真相，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得到了正麵宣傳，範長江的一係列通訊，對國民黨統治下西北地區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危機作了淋漓盡致的揭露，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震撼。
如果沒有範長江和史沫特萊他們的報道，人們將對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等一無所知，對共產黨的政策毫不了解，繼續受國民黨的蒙蔽。他們所撰寫的大量關於共產黨和延安蘇區的報道，都猶如從國民黨嚴密封鎖的黑暗中透射出的一縷曙光，使廣大群眾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周恩來評價史沫特萊的作品說：“這些作品對中國革命的曆史是一個寶貴的貢獻”。
除了宣傳、揭示功能以外，他們還充分利用手中的筆，為中國的抗戰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援助，或者直接動員更大範圍的群眾參與到中國的抗戰中去。史沫特萊曾就中國傷病員狀況為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寫了一係列文章（後由《曼徹斯特衛報》轉載），詳細報道了新四軍的處境和對藥品的需求，希望美國或其它各國給予中國藥品和醫療上的援助。1939年國際紅十字會終於開始援助中國紅十字會和中國傷兵，這與史沫特萊的及時報道關係很大。甚至以白求恩為代表的加拿大醫療隊，以柯棣華為代表的印度醫療隊來到中國，也與史沫特萊的報導有著直接的關係。範長江是一位傑出的新聞工作者，同時也是一位具有超強社會活動能力的社會活動家，他與社會各界人物交朋友，從國共兩黨的高級將領到販夫走卒，他與他們廣泛往來，深入交談，由此，他可以深入社會各方麵，獲得更豐富的第一手材料，通過範長江的通訊作品，國際、國內人士可以更真實、深入地了解到抗戰各個方麵，這對於爭取國際輿論支持，激發廣大群眾的民族感情，動員更廣泛的民眾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中去，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人的作為傑出的新聞工作者，為後來的新聞從業人員樹立了一麵旗幟，後來者可從中獲取經驗，得到教益。同時，範長江和史沫特萊當時所創作的大量新聞通訊，已成為寶貴的新聞學、曆史學和文學資料，對於我們了解抗戰史實，及新聞寫作方麵都有極大的借鑒和學習作用。
範長江和史沫特萊作為彪炳史冊的傑出新聞記者，其思想和作品都在抗戰的星空下熠熠生輝，他們的通訊作品，在抗戰這一特殊時期，對於抗戰宣傳，堅定人們抗戰的信心方麵，起到了不可比擬的作用，成為後來的新聞工作者學習的典範，本文隻是對二人的通訊作品特點做了一個淺析，拋磚引玉，對他們二人的研究，還應當繼續豐富和深入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