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中日學者抗戰文史研究論文集
> 六、“重慶之蛙”與陪都風骨
六、“重慶之蛙”與陪都風骨
中國/四川外語學院教授
林克勤
18世紀末、19世紀初無線電廣播的發明和使用在對外宣傳史上翻開了嶄新的一頁。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交戰雙方不僅在海、陸、空展開激烈戰鬥，而且在宣傳領域互相角逐，而承擔這一使命的工具就是廣播。各交戰國把對敵鬥爭的戰略戰術移植到這個領域，並根據廣播的特點創造了種種新形式，提出了各種理論。因此可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國際廣播大發展的時期。1939年從事對外廣播的國家有27個，而到1945年已增加到55個，播音的語種和時間也大大增加。美國宣傳問題專家羅樂曾經說：“在我們這一代，觀念能驅使人民推翻政府、麻痹據守在水泥工事後麵的軍隊，廣播已成為征服的絕頂重要的工具了。”其宣傳效果不比槍彈那樣具體和立竿見影，然而其潛移默化的作用是無可估價的。這就是抗戰時期國民黨當局稱之為“第四戰線”的戰鬥，即海、陸、空之外的“廣播戰”。在抗戰時期，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作為當時中國政府唯一成熟的廣播宣傳工具，發揮了抗日救亡、團結人民、不懼犧牲、爭取外援的作用。尤其是在遷都重慶後，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的宣傳電波更成為中國軍民的“精神堡壘”，被日本人又恨又怕地稱之為“重慶之蛙”。本文試圖通過對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誕生發展和八年陪都歲月抗日宣傳活動的回顧，分析該時期國共兩黨攜手抗日在廣播宣傳中所體現出的陪都風骨和民族精神。
一、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成立始末
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全稱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無線廣播電台，簡稱中央廣播電台，為當時國內規模最大的電台，業內人士都稱之為“央廣”，而最早組建並一直領導“央廣”的就是國民黨元老、實權派人物陳果夫。
無線電傳入中國以後，當時國內多是外商主辦的電台，陳果夫有一次聽到上海開洛公司的廣播後，深感其政治宣傳之價值。他認為，用無線電廣播作宣傳與教育，比辦報要得力得多。因為辦報要受識字人數的限製，而當時識字人數並不多，而廣播則不論識字與否都能聽懂，而且較少受距離的限製，不論遠近都能立即到達。因此，他開始著手建台，原計劃在廣州建立電台，並從黃埔軍校中選拔了30名學生，設班訓練。但由於當時廣東革命政府經費緊張，未能付諸實施。
1927年4月，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國民黨高層深感“主義急於灌輸，宣傳刻不容緩”。1928年2月，陳果夫聯合葉建傖、戴季陶等中央委員，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提議設立廣播電台，獲得一致通過。3月，陳果夫得到報告，有人在上海定了一架500瓦特的廣播機，還沒有付定洋，如果要買可以先定下。當時，蔣介石下野還沒有複職，大部分中央委員也不在南京。但陳果夫認為這家廣播機正是中央急需的宣傳工具。因此，他當機立斷，自己設法借了7000兩白銀付了定洋。後來在中常委會上追認準予通過。以後，由陳果夫陸續設法墊付關銀1.9萬兩，向上海美商開洛公司訂購500瓦特電力的中波播音機設備，包括5000瓦汽油發電機的電源，兩座140尺高的自立式鐵塔和室外發音設備。1928年8月1日，中央廣播電台（呼號XKM，其中X是國際無線電台公會為中國廣播電台專用的字母，KM代表國民黨）在中央黨部大禮堂舉行了隆重的落成和開播典禮。蔣介石、陳果夫、戴季陶等人出席開幕式。這次開幕式也是首播式，“央廣”將會議實況轉播出去，蔣介石在開幕式上致詞，戴季陶、陳果夫相繼演講。這座電台雖然是當時國內規模較大的電台，但由於電力緊張，電波僅局限於東南一隅。陳果夫等人也認識到，中國廣播業剛剛起步，與先進國家相比還相差很遠，必須加大中央電台的電力。
1932年孫中山誕辰66周年紀念日，一座功率為75千瓦的新廣播電台正式在南京江東門外北河口的新址開播，到會的國民黨中央要員、中外來賓和記者達1000多人，凡有收音機的地方卻被圍得水泄不通。新台呼號為XGOA，這座新建的廣播電台被稱為“東亞第一，世界第三”，電波遍及海內外，當時日本大為震驚，因為其國內僅有10千瓦的電台5座，其全國電台的電力總和還不及我國一座。“央廣”的廣播對日本具有相當影響力，夜間該台的廣播於日本九州、東京均可以收聽到，並對福岡放送局產生嚴重幹擾。“央廣”當時與福岡放送局的頻率僅相差1.8kc，但福岡放送局電力隻有500瓦，地方聽眾便無法收聽地方廣播。由於居民都不清楚“央廣”的廣播節目來自何處，因此日本將此廣播稱為“怪放送”，一時引起騷動。“央廣”成立後遇有重大活動都做到現場直播。如1929年5月，孫中山靈柩由北京運來南京舉行“奉安大典”期間，“央廣”除在廣播中宣傳外，還裝置迎靈宣傳列車，沿途到站宣傳，播放哀樂，宣傳孫中山一生事跡，宣講三民主義。1931年“九一八”事件發生後，“央廣”曾邀請一些愛國將領作廣播講話，宣傳抗日，號召全民抗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愛國將領馮玉祥曾多次到電台作廣播講話，呼籲全民團結抗日。1948年3月國民黨召開首屆國民大會，4月19日舉行總統大選，“央廣”都進行了實況轉播。
“央廣”成為黨國喉舌後，陳果夫牢牢掌握了對電台的控製權，其骨幹多是出身上海交大、留學歐美的機電專業人士。1936年2月6日，國民黨中常委會議決定設置“中央廣播事業指導委員會”作為國民黨管理全國廣播事業的決策機構，全國所有的民營、公營電台都受該會的監督和管理，陳果夫任主任委員。這個機構是由中央廣播事業處、中央文化事業計劃委員會、軍事委員會、交通部、內政部、外交部、教育部各派代表一人組成。由於牽涉到的部門很多，誰都很難控製。可是，由於陳果夫是創立廣播事業的元勳，又是黨國元老，他始終牢牢控製著這個機構。這座黨國喉舌的曆任領導骨幹都與二陳和後來的“中統”關係密切，首任“央廣”主任是徐恩曾，後來的中統特務頭子，第二任電台主任是吳道一，這些人都與陳氏兄弟有著密切的關係。
抗戰爆發前，中央廣播事業指導委員會共開過五次會議，每次會議都由陳果夫親自主持，規劃全國廣播電台係統及設置辦法，征收全國收音機執照費等。自中央電台成立以後，廣播事業逐漸為社會重視，各公營、民營電台創辦的也越來越多。1934年，僅上海一地就有電台54座，由於周率、呼號等沒有統一的標準，各電台互相幹擾的現象很普遍，極不利於廣播事業的發展。但指導委員會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審查廣播節目內容上。1936年2月20日，委員會發布命令，要求各地公營和民營電台必須從每天晚上8點到。9點05分轉播中央廣播電台節目（星期天除外）。1936年10月28日，《指導全國廣播電台播送辦法》在全國頒行，要求凡是屬於宣傳、教育、演講的內容，公營電台應該占多數，民營電台也不能少於40%，更為具體的是，各電台必須把製定的每期節目表送到指導委員會審查，每天播送節目的標題和主持人姓名，除轉播中央電台節目之外，也要提前報指導委員會審閱。
1936年5月，“央廣”加入政治國際廣播公會，6月，由吳道一赴瑞士參加該會。這是中國廣播事業以獨立姿態邁入國際社會的開始，也為抗戰時期的對外宣傳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陪都八年中的“重慶之蛙”
1937年10月29日，淞滬會戰失利、南京蒙塵之際，蔣介石在國防最高會議發表《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首次正式提議：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借以爭取戰略退卻之主動地位，力避全盤潰敗之憂。次日，國民政府舉行國務會議，決定接受提議，遷都重慶。
建台以來，廣播電台一直被國民黨當局認為是重要的戰爭宣傳工具。1937年底國民政府從南京一撤退，事先已得到充實的長沙廣播電台即暫時接替“央廣”進行播音，接著便在武漢加強廣播電台的建設，而更長遠的眼光已落在重慶，準備在那裏建立功率強大的電台。
1937年底至1938年初，重慶還處於一片忙亂之中，中央廣播電台即在上清寺中央黨部新址範莊附近將聚興村6號租為辦公室。由於戰爭的逼近，人們迸發出巨大的力量。前後隻55天，從南京、武漢運抵的設備就裝配成一部10千瓦中波發射機。1938年3月10日，新的“黨國喉舌”在上清寺重慶牛角沱陶瓷職業學校舊址恢複播音，播音語言有國語、英語、蒙語、藏語、回語、廈門語、粵語等。至1944年初，除去專作國際宣傳的35千瓦短波電台外，共有兩個中波、兩個短波同時播送，總功率為31.5千瓦。
這座“黨國喉舌”在抗戰時期的輝煌之處是建成了功率強大的短波“國際廣播電台”，功率達35千瓦，到1945年6月抗戰勝利前夕，已加強為45千瓦。
這座空前強力的短波電台的出現，使得短波廣播、國際宣傳頓時改觀，大大彌補了中波廣播的不足，它根據國際時差以及不同的季節，采用幾種定向天線，向國內、北美、歐洲、東亞、南洋、印度等廣大區域分段廣播。強大的音波傳向四麵八方，這使得日本方麵極為震驚，不得不嚴禁淪陷區的民眾收聽短波廣播。這座電台的英文名字叫TheVoiceofChina（中國之聲），主持工作的是我國第一位到達北極並進行科學研究的“央廣”總工程師馮簡。
“央廣”是當時名流薈萃、要人群集的地方，特別是作為陪都的重慶又是大量國際機構和國際人士駐紮和活動的所在。“央廣”開播時屈居於陋室之中有礙觀瞻，又不利於工作。所以，國民政府剛在重慶立定腳跟就著手建設“廣播大廈”，選址在上清寺聚興村火燒坡。1938年開始興建，在空襲中邊炸邊建，至1940年底徹底竣工。這座大廈共三層，在當時不但是廣播電台的中心，也是許多政治文化、社會活動的場所。從此，“央廣”便在重慶渡過了八年血與火、犧牲與抗爭的歲月。
當時器材運輸十分困難，多是由印度、緬甸一帶翻越崇山峻嶺抵達重慶，日軍的轟炸更是巨大的威脅，破壞和建設幾乎是同步進行。1938年8月28日和9月3日，中央廣播電台沙坪壩短波機房和土灣電力廠接連被炸，損失32萬元的器材。1939年的大轟炸使得備用蒸汽發電機廠房屋損失殆盡。1941年5月至8月，“央廣”遭到日機十次轟炸，播音室被迫轉移，室外運輸線路隨毀隨修。
為了抵禦空襲，人們大規模地修築地下工事。1940年9月底，“央廣”和國際電台的機器都移入地下室內，使得主要設備得到了保障。所以，盡管日機空襲中每次都把“央廣”視為重要目標，然而始終未能摧毀。日本東京報紙曾經有這樣的記載，“我皇軍飛機大炸重慶，那裏的青蛙全部炸死無聲。為什麽那個擾人的中央電台還是叫個不停？”
“央廣”在節目安排和設置上都比較注意激發民眾抵禦外侮、保衛民族生存的受國主義精神。用《中華之光歌》和《義勇軍進行曲》作為每天的開始曲，用《滿江紅歌》和《總理紀念歌》作為每天的結束曲。為配合抗戰宣傳，“央廣”較長一段時間都開辟有《抗戰講座》（每周四次）、《抗戰教育》（每周二次）、《戰地通信》（每周一次）、《民族英雄故事》（每周三次）、《抗戰歌曲》等節目。
除了弘揚抗日救亡，宣傳愛國主義之外，中央廣播電台在陳果夫動議下還擔負起了向敵方直接宣傳，開展廣播戰的特殊任務。“央廣”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後就曾開辦日語宣傳，著重向日軍和日本公眾說明戰爭真相和中國政府的態度，遷渝之後，國府更加重視對敵宣傳，大打“心戰”。1939年5月26日，“央廣”邀請了一名叫植進的日軍戰俘在上清寺的播音室向日軍和日本國民作了一次廣播講話。1939年5月，正值日機轟炸重慶最瘋狂的時候，市區到處是房屋倒塌，火光衝天。斷壁殘垣、死難市民隨處可見，這些都喚醒了他的良知。如他自己所說，“我這次到中國內地來，看到許多的中國老百姓家屋被日本飛機炸毀，並看見許多無家可歸的難民時，我真難受。為什麽日本軍部這樣殘酷？他們為什麽老是要炸中國的老百姓呢？據我親眼所見的被炸的地方，全是和軍事機關毫無關係的商店、民眾……”。
“這次被征到中國來作戰，在某地被捕時，我每日想著將來一定會被殺的。但是到現在，中國軍隊不但不殺我們，反優待我們，這是我所想不到的……這次我們由安徽省某縣移動到此地的路上，格外承中國各界的優待。例如經過某縣時，某縣長還特別來慰問我們，縣裏老百姓也有許多人來看我們……我們在日本時，日本軍部不斷地宣傳著：中國充滿赤化思想；日本為了防禦赤化思想而來和中國戰爭；中國人不和鄰國的日本親善，卻借外國力量來虐待在華日本僑民；中國軍隊如捕到日本兵時，隨即會施行慘殺……”
植進用自己的親身經曆駁斥日本軍部的這些欺騙性宣傳，他指出，“在這次的戰爭中，中國國民的心理狀態正酷肖日本國民在日俄戰爭時期的心理狀態。他們完全是為了拯救自己民族的生存而抗戰的。他們不想打倒日本殺害我們的百姓，卻隻是不屈不撓地抵抗日軍的進攻。這是大陸生長的中國人民偉大性的表現，真使我們感動。我們同胞現在正是為著日本軍閥犧牲著，萬一日本果真打了勝仗，在我們一般國民，尤其是老百姓的我們，究竟能夠得到什麽東西呢？所有的利益，不都是被日本軍閥和財閥們獨占去了嗎？日本國民現在不是正被征收、被榨取著龐大的軍費嗎？要繳納的稅金，又那麽多，現在國內的物價又都是無可形容得那麽貴，生活又那麽苦。最後我們可愛的孩子、兄弟、丈夫、父親也在戰場送了命，結果換來的不是如玩具一樣的毫無價值的徽章嗎？”
最後他呼籲，“我們親愛的同胞們，我們應該早日覺醒。我們的敵人不是中國卻是日本軍閥。如以上所講的，實際破壞東亞和平的就是日本軍閥。現在我們應該逃出無謂的犧牲，而來和和平中國國民握手，對日本軍部表示反戰。積極方麵即參加中國抗戰，共同努力，爭取東亞的真正和平。這正是日本國民的第一急務啊。”
本來，植進這一代軍人長期受日本軍國主義毒素的灌輸和武士道精神的熏陶，滿腦子都是征服世界的思想，熟記效忠天皇的《軍人訓誡》和《軍人敕諭》，但是，戰爭使不少日本軍人看清了世界和形勢。但做這樣演講是需要勇氣的，也是需要講求宣傳技巧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往往會束縛日本人的思想，他們對日本這個國家和天皇有著一種很複雜的情感。正如中國的日本通高宗武在他的《對日宣傳事項》中提到的，對日宣傳要避免攻擊日本國體皇室，避免傷及日本整個民族，避免傷及日本整個陸軍和海軍之榮譽等等。總之，對日宣傳戰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對整個抗戰的勝利起到了支持的作用。
“重慶之蛙”在重慶的八年中日夜不停地用14種語言向全世界廣播，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下絕不僅僅是起著“黨國喉舌”的作用，而是搭起了一座各種力量團結起來反抗法西斯的政治舞台。這座政治舞台在巴山蜀水拉開了帷幕，在日本炸彈的爆裂聲中，時時播送出為中華民族的抗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而迸發出的強有力的呼聲。
三、“重慶之蛙”體現出的陪都抗戰精神
1.團結一致，共禦外侮
①摒棄意識形態的分歧，形成統一戰線，播放共產黨人的呐喊1939年後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美夢徹底破滅。日本在戰略上作了重大的調整，即“盡力把民族矛盾引向主義的對立”，對國民政府加緊誘降。美、英、德也積極策劃中日議和，在這種政治背景下，周恩來應“央廣”之邀從重慶的“小延安”（紅岩村和曾家岩）來到“央廣”作了一次專題廣播演講，其題目是《二期抗戰的重心》。他首先剖析了抗戰進入新階段後戰爭形式的變化，“不論從敵我及國際哪一方麵看，二期作戰的重心都在敵後。武漢陷落以後，敵人指出新階段的戰爭是建設戰爭，這說明重心是在敵後。我們南嶽會議，最高統帥的指示，如‘政治重於戰爭’、‘民眾重於士兵’、‘宣傳重於作戰’、‘遊擊戰重於正規戰’、‘精神重於物質’、‘節約重於戰爭’等等，以及決定以幾分之幾的人力兵力財力深入遊擊區域，也都是重視敵後的明證……”
接著，他用巧妙的方式抨擊了投降反共的思潮和日寇的詭計，“敵人速戰速決的方針既歸失敗，於是進而便以誘降的手段，發表近衛聲明，企圖速和速結。這個聲明雖然勾引了賣國賊汪精衛的響應，但禁不住委員長駁斥聲明的當頭一棒，打得近衛下台，汪精衛暴露了賣國投降的原形。”他更以精辟的論述明確提出今後抗日的戰略，“爭取敵後的方針，便是擴大發展遊擊戰爭，也可說是開展敵後的全麵戰爭。……因此，我們今天的要求，是全國最好的兵力，最優秀的人材，都應該深入敵後，爭取敵後，在那裏去建立根據地，到那裏去消滅敵人，以爭取二期抗戰的勝利！”
周恩來十分重視廣播宣傳在形成國共統一戰線、團結廣大愛國人士中的作用，他和彭德懷、鄧穎超、吳玉章等中共領導人先後在武漢、重慶、成都等地發表廣播演講。這一次，他作為中共的高級領導人登上“央廣”這座“黨國喉舌”的舞台，其意義非比尋常，傳達出了國共兩黨團結抗日的堅定立場和信心。
②政教攜手的抗戰呼聲
1942年5月18日，美國天主教聯合會致函國民政府，請求中國教友為全美人民舉行一次大規模的祈禱，為美國人民祝福。這不是一次單純的宗教活動，而是與當時致力於中美友好、籲美援華等形勢密切相關的政治活動。國民政府對此非常重視，邀請中國天主教的名人於斌組織這一次對美廣播。於斌是中國宗教界的名人，他同胡適一起被稱為蔣介石的兩大國寶。他早年留學意大利，獲博士學位，並同天主教接下了不解之緣。1936年他被教皇任命為南京地區大主教，參加其就職典禮的教友達數萬人之多。他與梵蒂岡關係密切，絕非一般的宗教人士，又與西方列強關係頗深。於斌大主教於6月3日在“央廣”作“美國祈禱日”的廣播演講。於斌主權在演講中談時局，談戰爭，談中美友誼。他虔誠地請求上帝賜福，祝福美國人民在這場戰爭中取得勝利，並在戰後創造一個幸福美滿的社會，這次既是廣播演講，又是公開祈禱。這篇演講在美國民眾中特別是宗教界影響巨大。6月7日於斌主教與中國天主教文化協會全體會員、全國各教堂一起背誦“念珠禱”，為美國人民祈禱。對這些活動“央廣”都作了重要報道，聲勢十分浩大。巧合的是，時逢美國海軍在中途島與日本海軍決戰，在尼米茲上將的正確指揮下，美軍以少勝多，大獲全勝，成為太平洋戰爭的一個戰略轉折點。捷報傳來，美國舉國歡騰，中國和其他同盟國也是歡欣鼓舞。這可以說是政教攜手，抗擊暴日的一個奇跡。美國宗教界對中國的精神支持十分感動，號召全美教友“於十日間擇日”為中國祈禱，作為回報。這一事件進一步增強了中美兩國攜手抗敵的決心，對美國援華戰略起到了根本性的促進作用。
2.不怕犧牲，堅持到底
抗戰陪都重慶自古世風淳厚，民氣剛烈，從無割地求榮的恥辱曆史，更在日軍的狂轟濫炸中體現出了獨特而光榮的抗戰風骨，八年抗戰中，川、渝子弟300餘萬奔赴前線參戰，犧牲、負傷、失蹤達70餘萬人，中國軍隊陣亡將士中，川、渝將士居五分之一。
1937年11月，國民政府發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以中華人民之眾、土地之廣，人人抱必死之決心，以其熱血與土地凝結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離；外得國際之同情，內有民眾之團結繼續抗戰，必能達到維護國家民族生存獨立之目的。”自此，中國戰時政略和戰略指揮中樞全部移駐重慶。重慶從戰前一普通省轄市躍升為中國戰時首都，從一古老封閉的內陸小城躍升為抗戰後方的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經濟和交通中心，成為與倫敦、華盛頓、莫斯科並列的反法西斯國際名都。
根據日本天皇裕仁意旨，日本軍部曾製訂“大陸令第241號”、“大陸令第345號”、“大陸令第925號”、“大陸令第1252號”等侵華戰略方針，將“敵國戰略及政略中樞”重慶確定為“航空進攻作戰”的首要目標。從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陸海軍航空部隊根據“101作戰令”、“102作戰令”等作戰方案，聯合對重慶實施“航空戰略轟炸”，為期五年半，史稱“重慶大轟炸”。
1940年8月19日、20日兩天，日機對重慶進行了最肆虐的“地獄式轟炸”，蔣介石在南岸黃山遠眺火海中的重慶，感歎重慶市民“徒憑滿腔熱忱與血肉，而與倭寇高度之爆炸與炮火中周旋，於今三年，若非中華民族，其誰能之？”
“央廣”在這血火八年中，不僅要躲避日本的狂轟濫炸，保全播音設備，更要把國民政府和外國使節、政要盛讚重慶軍民犧牲精神的講話通過廣播播出，以鼓舞軍民士氣，表達政府、人民抗戰到底的決心與意誌。
1942年6月14日，在重慶各界慶祝“聯合國日”大會上，英國駐華大使薛穆爵士在“央廣”對英國民眾發表廣播講話，盛讚重慶的偉大，“自日本開始進侵中國，迄今已五載，……中國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征不屈不撓意誌與決心之重慶，乃成為全世界各地家喻戶曉之這一名詞。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慶乃聯合國所有振奮精神之象征；為獨裁者而言，重慶乃若幹民眾甘冒危險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者之束縛之象征。……例如餘可提及日本故意轟炸各大學及學校之政策，然此等轟炸並未達到其預想之效果，中國學生於臨時大學，繼續攻讀不輟，吾人於親眼獲睹此等艱苦之餘，實感無限欣慰，此乃中國前途之最佳保證。重慶之民氣仍極高漲，斜枕於揚子江上之重慶城，到處斷垣殘壁，然附近山丘與河流，均經開發，市民也孜孜不倦，使一切生活照常進行。在空襲警報網及防空洞之供應方麵，重慶直可與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較而無愧色。重慶之應成為世界思想中之一項事物，實無足矣。”
1945年抗戰勝利後重慶各界在軍事委員會大禮堂舉行慶祝國民政府勝利還都大會，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發表廣播講話，高度讚揚重慶在抗戰史上的貢獻和地位：“我們政府在抗戰局勢艱難危急的時候，遷都重慶，經過長期艱苦的奮鬥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這固然是全國軍民同胞一致努力的結果，然而我們重慶同胞與政府同甘苦共患難，生死戰敗相一致的關係，較之其他各地，尤為密切。回想敵勢猖獗時期，重慶每天都要遭受敵人殘忍的轟炸，市民同胞的生命財產遭受不測的損失，然而大家為表示對於抗戰的忠誠，對於政府的擁護，前仆後繼，效死勿去。這種忠貞不貳、艱苦卓越的精神，是本主席夢寐不忘的。至於重慶市民在抗戰期間輸財輸力之多，尤為全國其他各地之冠，這種偉大的貢獻，在將來抗戰史上必將大書特書，而永垂國民效忠國家的良好模範。”
3.國家利益，民族至上
1942年6月，珍珠港事件半年以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26個國家在華盛頓發表聯合宣言，結成反法西斯國際聯合陣線。美國也同中國正式結成了同盟之邦，但是日本仍占領著廣大的中國國土，國民政府單靠自己的力量無力恢複失地，便寄希望於美國的援華政策。這個時候，宋美齡在外交和對外宣傳方麵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在中國現代史上，宋美齡受時代的局限，把自己的命運和蔣家王朝聯係在一起，注定地成為悲劇人物。然而在中國抗戰的艱難歲月，她利用自己“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站在民族救亡的風口浪尖上努力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支持，盡管她不是職業外交家和宣傳家，她卻贏得了極大的成就，造就了難得的人生輝煌。她在美國國會的著名演說，被認為是珍珠港事件後“美國最重要的曆史事件之一”。她成為美國著名雜誌《新聞周刊》、《時代周刊》的封麵人物，《紐約時報》等大報及國會領袖譽其為“世界著名女政治家”。美國學者以為她在美國“博得了人們極大的欽佩和歡迎，這是自林德伯格成功飛躍大西洋以來，任何人沒有受到過的待遇”……她被認為具有“一流外交家的稟賦”。
宋美齡的名字最初為國際社會所熟悉，是通過當時的廣播和報紙等傳媒工具。在抗日戰爭爆發初期，作為當時中國的第一夫人，同時諳習西方政治、英語水平無可挑剔的宋美齡就認識到對外宣傳、與國際社會溝通的重要性，主動擔負起這個責任，常以國民黨政府的半官方發言人的身份出現在公眾麵前，利用媒體竭力向美國及世界各國宣傳中國的頑強抗戰精神，呼籲國際社會支持中國抗戰正義事業。由於她身份特殊，對中國抗戰和國民黨政府的政策立場的闡述權威而準確，加上她的外交和公關天賦，她很快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宣傳者，中國抗戰事業的國際代言人。她優雅的形象、犀利的言辭、悅耳的聲音以及濃濃的美國南方口音，大受傳媒和聽眾歡迎。在這些活動中，蔣宋通過“央廣”直接對美廣播是重慶期間抗日宣傳活動中的一次成功範例。
1942年6月1日，“央廣”安排了一次特別的對美國廣播節目，即在美國的陸軍紀念日由蔣介石夫婦向美國廣播，美國方麵則安排國家廣播公司（NBC）於陸軍特別節目中向全美轉播。
蔣介石在這次講話中簡單介紹了中國抗戰的情況，呼籲美國加速以軍備援華。他說，“我們這五年以來的戰爭，差不多隻憑籍我們軍民的血和肉，與敵軍的飛機、戰車來奮鬥，……但是我們的同盟國要對倭寇得到最後的共同勝利，就非供給我們以機械化的重武器不可。今天我們中國軍隊若能得到你們美國現在所製造的十分之一的武器，我相信太平洋同盟國作戰，就可以發生十分的功效……我今天以你們美國戰友的資格，以中國戰區統帥的資格，特向我們同盟美國的軍民再提供保證。我們中國軍隊如能得到他所需要的適當配備，中國軍隊不僅更能持久抗戰，得到最後勝利，而且為我們同盟國獲取共同勝利的一個決定因素……”
宋美齡為蔣介石翻譯之後，繼而用英語作了一個簡短的演講，駁斥日方與中國求和的欺騙宣傳，呼籲同盟國對中國施以援手，打敗暴日，結束戰爭。
接下來美國空軍將軍比賽爾、飛虎隊人員均作了廣播演講，他們在講話中大力讚揚來華美軍人員與中國的良好合作，呼籲美國援華，“……中國軍隊急需軍火、醫藥用品，美國航空運輸應將這些物資源源運來，也是美國的光榮……中國有忍耐艱苦的能力，有不折不撓的堅韌性，足為全世界的表率與鼓勵。美國得與中國為盟邦，尤其是莫大的光榮！”
這一次廣播宣傳相當成功，美國陸軍部長馬歇爾在給“央廣”發來的電報稱，“此次貴台播送之特別節目，在美國轉播結果十分良好，引起美國千百萬聽眾熱烈興趣及好感。”其他國家，如英國也讚中國軍隊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實際貢獻，並提出英國對華援助及保持友好關係的保證。
1942年6月27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英國首相丘吉爾於會談後發表聯合聲明：加緊援華，製服暴日。當然，這一方麵是整個國際形勢大勢所趨，但蔣介石夫婦代表國民政府為爭取國家利益，樹立中國在反法西斯陣營中的地位的一係列廣播講話確實也廣泛地動員了國際社會的輿論力量，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曆史是客觀的存在，其價值也應公允地評價。對於國民黨政府在抗戰中的作用時下已有了公允的評價。作為國民黨政府的喉舌――中央廣播電台在陪都時期的抗戰宣傳活動，現在我們也不應將其淡化在教條的政治判斷之後。事實上，在那段特殊的曆史時期，“央廣”作為中國政府的成熟宣傳工具在抗日救亡中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它播出的不僅是國民黨抗戰的聲音，也有中國共產黨和廣大民眾的呐喊。中國共產黨作為抗日民族戰線的領導力量，農話在抗戰時期亦做了大量的輿論宣傳工作，隻是由於延安新華廣播電台遲至1940年底才開始建立，而“央廣”當時已是國內、國際輿論宣傳的主要手段的原因，國共兩黨的抗戰宣傳多在“央廣”這座舞台上展開。至於“央廣”在內戰中和遷台之後的表現則不在本文論述之列。
林克勤
18世紀末、19世紀初無線電廣播的發明和使用在對外宣傳史上翻開了嶄新的一頁。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交戰雙方不僅在海、陸、空展開激烈戰鬥，而且在宣傳領域互相角逐，而承擔這一使命的工具就是廣播。各交戰國把對敵鬥爭的戰略戰術移植到這個領域，並根據廣播的特點創造了種種新形式，提出了各種理論。因此可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國際廣播大發展的時期。1939年從事對外廣播的國家有27個，而到1945年已增加到55個，播音的語種和時間也大大增加。美國宣傳問題專家羅樂曾經說：“在我們這一代，觀念能驅使人民推翻政府、麻痹據守在水泥工事後麵的軍隊，廣播已成為征服的絕頂重要的工具了。”其宣傳效果不比槍彈那樣具體和立竿見影，然而其潛移默化的作用是無可估價的。這就是抗戰時期國民黨當局稱之為“第四戰線”的戰鬥，即海、陸、空之外的“廣播戰”。在抗戰時期，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作為當時中國政府唯一成熟的廣播宣傳工具，發揮了抗日救亡、團結人民、不懼犧牲、爭取外援的作用。尤其是在遷都重慶後，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的宣傳電波更成為中國軍民的“精神堡壘”，被日本人又恨又怕地稱之為“重慶之蛙”。本文試圖通過對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誕生發展和八年陪都歲月抗日宣傳活動的回顧，分析該時期國共兩黨攜手抗日在廣播宣傳中所體現出的陪都風骨和民族精神。
一、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成立始末
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全稱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無線廣播電台，簡稱中央廣播電台，為當時國內規模最大的電台，業內人士都稱之為“央廣”，而最早組建並一直領導“央廣”的就是國民黨元老、實權派人物陳果夫。
無線電傳入中國以後，當時國內多是外商主辦的電台，陳果夫有一次聽到上海開洛公司的廣播後，深感其政治宣傳之價值。他認為，用無線電廣播作宣傳與教育，比辦報要得力得多。因為辦報要受識字人數的限製，而當時識字人數並不多，而廣播則不論識字與否都能聽懂，而且較少受距離的限製，不論遠近都能立即到達。因此，他開始著手建台，原計劃在廣州建立電台，並從黃埔軍校中選拔了30名學生，設班訓練。但由於當時廣東革命政府經費緊張，未能付諸實施。
1927年4月，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國民黨高層深感“主義急於灌輸，宣傳刻不容緩”。1928年2月，陳果夫聯合葉建傖、戴季陶等中央委員，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提議設立廣播電台，獲得一致通過。3月，陳果夫得到報告，有人在上海定了一架500瓦特的廣播機，還沒有付定洋，如果要買可以先定下。當時，蔣介石下野還沒有複職，大部分中央委員也不在南京。但陳果夫認為這家廣播機正是中央急需的宣傳工具。因此，他當機立斷，自己設法借了7000兩白銀付了定洋。後來在中常委會上追認準予通過。以後，由陳果夫陸續設法墊付關銀1.9萬兩，向上海美商開洛公司訂購500瓦特電力的中波播音機設備，包括5000瓦汽油發電機的電源，兩座140尺高的自立式鐵塔和室外發音設備。1928年8月1日，中央廣播電台（呼號XKM，其中X是國際無線電台公會為中國廣播電台專用的字母，KM代表國民黨）在中央黨部大禮堂舉行了隆重的落成和開播典禮。蔣介石、陳果夫、戴季陶等人出席開幕式。這次開幕式也是首播式，“央廣”將會議實況轉播出去，蔣介石在開幕式上致詞，戴季陶、陳果夫相繼演講。這座電台雖然是當時國內規模較大的電台，但由於電力緊張，電波僅局限於東南一隅。陳果夫等人也認識到，中國廣播業剛剛起步，與先進國家相比還相差很遠，必須加大中央電台的電力。
1932年孫中山誕辰66周年紀念日，一座功率為75千瓦的新廣播電台正式在南京江東門外北河口的新址開播，到會的國民黨中央要員、中外來賓和記者達1000多人，凡有收音機的地方卻被圍得水泄不通。新台呼號為XGOA，這座新建的廣播電台被稱為“東亞第一，世界第三”，電波遍及海內外，當時日本大為震驚，因為其國內僅有10千瓦的電台5座，其全國電台的電力總和還不及我國一座。“央廣”的廣播對日本具有相當影響力，夜間該台的廣播於日本九州、東京均可以收聽到，並對福岡放送局產生嚴重幹擾。“央廣”當時與福岡放送局的頻率僅相差1.8kc，但福岡放送局電力隻有500瓦，地方聽眾便無法收聽地方廣播。由於居民都不清楚“央廣”的廣播節目來自何處，因此日本將此廣播稱為“怪放送”，一時引起騷動。“央廣”成立後遇有重大活動都做到現場直播。如1929年5月，孫中山靈柩由北京運來南京舉行“奉安大典”期間，“央廣”除在廣播中宣傳外，還裝置迎靈宣傳列車，沿途到站宣傳，播放哀樂，宣傳孫中山一生事跡，宣講三民主義。1931年“九一八”事件發生後，“央廣”曾邀請一些愛國將領作廣播講話，宣傳抗日，號召全民抗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愛國將領馮玉祥曾多次到電台作廣播講話，呼籲全民團結抗日。1948年3月國民黨召開首屆國民大會，4月19日舉行總統大選，“央廣”都進行了實況轉播。
“央廣”成為黨國喉舌後，陳果夫牢牢掌握了對電台的控製權，其骨幹多是出身上海交大、留學歐美的機電專業人士。1936年2月6日，國民黨中常委會議決定設置“中央廣播事業指導委員會”作為國民黨管理全國廣播事業的決策機構，全國所有的民營、公營電台都受該會的監督和管理，陳果夫任主任委員。這個機構是由中央廣播事業處、中央文化事業計劃委員會、軍事委員會、交通部、內政部、外交部、教育部各派代表一人組成。由於牽涉到的部門很多，誰都很難控製。可是，由於陳果夫是創立廣播事業的元勳，又是黨國元老，他始終牢牢控製著這個機構。這座黨國喉舌的曆任領導骨幹都與二陳和後來的“中統”關係密切，首任“央廣”主任是徐恩曾，後來的中統特務頭子，第二任電台主任是吳道一，這些人都與陳氏兄弟有著密切的關係。
抗戰爆發前，中央廣播事業指導委員會共開過五次會議，每次會議都由陳果夫親自主持，規劃全國廣播電台係統及設置辦法，征收全國收音機執照費等。自中央電台成立以後，廣播事業逐漸為社會重視，各公營、民營電台創辦的也越來越多。1934年，僅上海一地就有電台54座，由於周率、呼號等沒有統一的標準，各電台互相幹擾的現象很普遍，極不利於廣播事業的發展。但指導委員會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審查廣播節目內容上。1936年2月20日，委員會發布命令，要求各地公營和民營電台必須從每天晚上8點到。9點05分轉播中央廣播電台節目（星期天除外）。1936年10月28日，《指導全國廣播電台播送辦法》在全國頒行，要求凡是屬於宣傳、教育、演講的內容，公營電台應該占多數，民營電台也不能少於40%，更為具體的是，各電台必須把製定的每期節目表送到指導委員會審查，每天播送節目的標題和主持人姓名，除轉播中央電台節目之外，也要提前報指導委員會審閱。
1936年5月，“央廣”加入政治國際廣播公會，6月，由吳道一赴瑞士參加該會。這是中國廣播事業以獨立姿態邁入國際社會的開始，也為抗戰時期的對外宣傳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陪都八年中的“重慶之蛙”
1937年10月29日，淞滬會戰失利、南京蒙塵之際，蔣介石在國防最高會議發表《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首次正式提議：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借以爭取戰略退卻之主動地位，力避全盤潰敗之憂。次日，國民政府舉行國務會議，決定接受提議，遷都重慶。
建台以來，廣播電台一直被國民黨當局認為是重要的戰爭宣傳工具。1937年底國民政府從南京一撤退，事先已得到充實的長沙廣播電台即暫時接替“央廣”進行播音，接著便在武漢加強廣播電台的建設，而更長遠的眼光已落在重慶，準備在那裏建立功率強大的電台。
1937年底至1938年初，重慶還處於一片忙亂之中，中央廣播電台即在上清寺中央黨部新址範莊附近將聚興村6號租為辦公室。由於戰爭的逼近，人們迸發出巨大的力量。前後隻55天，從南京、武漢運抵的設備就裝配成一部10千瓦中波發射機。1938年3月10日，新的“黨國喉舌”在上清寺重慶牛角沱陶瓷職業學校舊址恢複播音，播音語言有國語、英語、蒙語、藏語、回語、廈門語、粵語等。至1944年初，除去專作國際宣傳的35千瓦短波電台外，共有兩個中波、兩個短波同時播送，總功率為31.5千瓦。
這座“黨國喉舌”在抗戰時期的輝煌之處是建成了功率強大的短波“國際廣播電台”，功率達35千瓦，到1945年6月抗戰勝利前夕，已加強為45千瓦。
這座空前強力的短波電台的出現，使得短波廣播、國際宣傳頓時改觀，大大彌補了中波廣播的不足，它根據國際時差以及不同的季節，采用幾種定向天線，向國內、北美、歐洲、東亞、南洋、印度等廣大區域分段廣播。強大的音波傳向四麵八方，這使得日本方麵極為震驚，不得不嚴禁淪陷區的民眾收聽短波廣播。這座電台的英文名字叫TheVoiceofChina（中國之聲），主持工作的是我國第一位到達北極並進行科學研究的“央廣”總工程師馮簡。
“央廣”是當時名流薈萃、要人群集的地方，特別是作為陪都的重慶又是大量國際機構和國際人士駐紮和活動的所在。“央廣”開播時屈居於陋室之中有礙觀瞻，又不利於工作。所以，國民政府剛在重慶立定腳跟就著手建設“廣播大廈”，選址在上清寺聚興村火燒坡。1938年開始興建，在空襲中邊炸邊建，至1940年底徹底竣工。這座大廈共三層，在當時不但是廣播電台的中心，也是許多政治文化、社會活動的場所。從此，“央廣”便在重慶渡過了八年血與火、犧牲與抗爭的歲月。
當時器材運輸十分困難，多是由印度、緬甸一帶翻越崇山峻嶺抵達重慶，日軍的轟炸更是巨大的威脅，破壞和建設幾乎是同步進行。1938年8月28日和9月3日，中央廣播電台沙坪壩短波機房和土灣電力廠接連被炸，損失32萬元的器材。1939年的大轟炸使得備用蒸汽發電機廠房屋損失殆盡。1941年5月至8月，“央廣”遭到日機十次轟炸，播音室被迫轉移，室外運輸線路隨毀隨修。
為了抵禦空襲，人們大規模地修築地下工事。1940年9月底，“央廣”和國際電台的機器都移入地下室內，使得主要設備得到了保障。所以，盡管日機空襲中每次都把“央廣”視為重要目標，然而始終未能摧毀。日本東京報紙曾經有這樣的記載，“我皇軍飛機大炸重慶，那裏的青蛙全部炸死無聲。為什麽那個擾人的中央電台還是叫個不停？”
“央廣”在節目安排和設置上都比較注意激發民眾抵禦外侮、保衛民族生存的受國主義精神。用《中華之光歌》和《義勇軍進行曲》作為每天的開始曲，用《滿江紅歌》和《總理紀念歌》作為每天的結束曲。為配合抗戰宣傳，“央廣”較長一段時間都開辟有《抗戰講座》（每周四次）、《抗戰教育》（每周二次）、《戰地通信》（每周一次）、《民族英雄故事》（每周三次）、《抗戰歌曲》等節目。
除了弘揚抗日救亡，宣傳愛國主義之外，中央廣播電台在陳果夫動議下還擔負起了向敵方直接宣傳，開展廣播戰的特殊任務。“央廣”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後就曾開辦日語宣傳，著重向日軍和日本公眾說明戰爭真相和中國政府的態度，遷渝之後，國府更加重視對敵宣傳，大打“心戰”。1939年5月26日，“央廣”邀請了一名叫植進的日軍戰俘在上清寺的播音室向日軍和日本國民作了一次廣播講話。1939年5月，正值日機轟炸重慶最瘋狂的時候，市區到處是房屋倒塌，火光衝天。斷壁殘垣、死難市民隨處可見，這些都喚醒了他的良知。如他自己所說，“我這次到中國內地來，看到許多的中國老百姓家屋被日本飛機炸毀，並看見許多無家可歸的難民時，我真難受。為什麽日本軍部這樣殘酷？他們為什麽老是要炸中國的老百姓呢？據我親眼所見的被炸的地方，全是和軍事機關毫無關係的商店、民眾……”。
“這次被征到中國來作戰，在某地被捕時，我每日想著將來一定會被殺的。但是到現在，中國軍隊不但不殺我們，反優待我們，這是我所想不到的……這次我們由安徽省某縣移動到此地的路上，格外承中國各界的優待。例如經過某縣時，某縣長還特別來慰問我們，縣裏老百姓也有許多人來看我們……我們在日本時，日本軍部不斷地宣傳著：中國充滿赤化思想；日本為了防禦赤化思想而來和中國戰爭；中國人不和鄰國的日本親善，卻借外國力量來虐待在華日本僑民；中國軍隊如捕到日本兵時，隨即會施行慘殺……”
植進用自己的親身經曆駁斥日本軍部的這些欺騙性宣傳，他指出，“在這次的戰爭中，中國國民的心理狀態正酷肖日本國民在日俄戰爭時期的心理狀態。他們完全是為了拯救自己民族的生存而抗戰的。他們不想打倒日本殺害我們的百姓，卻隻是不屈不撓地抵抗日軍的進攻。這是大陸生長的中國人民偉大性的表現，真使我們感動。我們同胞現在正是為著日本軍閥犧牲著，萬一日本果真打了勝仗，在我們一般國民，尤其是老百姓的我們，究竟能夠得到什麽東西呢？所有的利益，不都是被日本軍閥和財閥們獨占去了嗎？日本國民現在不是正被征收、被榨取著龐大的軍費嗎？要繳納的稅金，又那麽多，現在國內的物價又都是無可形容得那麽貴，生活又那麽苦。最後我們可愛的孩子、兄弟、丈夫、父親也在戰場送了命，結果換來的不是如玩具一樣的毫無價值的徽章嗎？”
最後他呼籲，“我們親愛的同胞們，我們應該早日覺醒。我們的敵人不是中國卻是日本軍閥。如以上所講的，實際破壞東亞和平的就是日本軍閥。現在我們應該逃出無謂的犧牲，而來和和平中國國民握手，對日本軍部表示反戰。積極方麵即參加中國抗戰，共同努力，爭取東亞的真正和平。這正是日本國民的第一急務啊。”
本來，植進這一代軍人長期受日本軍國主義毒素的灌輸和武士道精神的熏陶，滿腦子都是征服世界的思想，熟記效忠天皇的《軍人訓誡》和《軍人敕諭》，但是，戰爭使不少日本軍人看清了世界和形勢。但做這樣演講是需要勇氣的，也是需要講求宣傳技巧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往往會束縛日本人的思想，他們對日本這個國家和天皇有著一種很複雜的情感。正如中國的日本通高宗武在他的《對日宣傳事項》中提到的，對日宣傳要避免攻擊日本國體皇室，避免傷及日本整個民族，避免傷及日本整個陸軍和海軍之榮譽等等。總之，對日宣傳戰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對整個抗戰的勝利起到了支持的作用。
“重慶之蛙”在重慶的八年中日夜不停地用14種語言向全世界廣播，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下絕不僅僅是起著“黨國喉舌”的作用，而是搭起了一座各種力量團結起來反抗法西斯的政治舞台。這座政治舞台在巴山蜀水拉開了帷幕，在日本炸彈的爆裂聲中，時時播送出為中華民族的抗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而迸發出的強有力的呼聲。
三、“重慶之蛙”體現出的陪都抗戰精神
1.團結一致，共禦外侮
①摒棄意識形態的分歧，形成統一戰線，播放共產黨人的呐喊1939年後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美夢徹底破滅。日本在戰略上作了重大的調整，即“盡力把民族矛盾引向主義的對立”，對國民政府加緊誘降。美、英、德也積極策劃中日議和，在這種政治背景下，周恩來應“央廣”之邀從重慶的“小延安”（紅岩村和曾家岩）來到“央廣”作了一次專題廣播演講，其題目是《二期抗戰的重心》。他首先剖析了抗戰進入新階段後戰爭形式的變化，“不論從敵我及國際哪一方麵看，二期作戰的重心都在敵後。武漢陷落以後，敵人指出新階段的戰爭是建設戰爭，這說明重心是在敵後。我們南嶽會議，最高統帥的指示，如‘政治重於戰爭’、‘民眾重於士兵’、‘宣傳重於作戰’、‘遊擊戰重於正規戰’、‘精神重於物質’、‘節約重於戰爭’等等，以及決定以幾分之幾的人力兵力財力深入遊擊區域，也都是重視敵後的明證……”
接著，他用巧妙的方式抨擊了投降反共的思潮和日寇的詭計，“敵人速戰速決的方針既歸失敗，於是進而便以誘降的手段，發表近衛聲明，企圖速和速結。這個聲明雖然勾引了賣國賊汪精衛的響應，但禁不住委員長駁斥聲明的當頭一棒，打得近衛下台，汪精衛暴露了賣國投降的原形。”他更以精辟的論述明確提出今後抗日的戰略，“爭取敵後的方針，便是擴大發展遊擊戰爭，也可說是開展敵後的全麵戰爭。……因此，我們今天的要求，是全國最好的兵力，最優秀的人材，都應該深入敵後，爭取敵後，在那裏去建立根據地，到那裏去消滅敵人，以爭取二期抗戰的勝利！”
周恩來十分重視廣播宣傳在形成國共統一戰線、團結廣大愛國人士中的作用，他和彭德懷、鄧穎超、吳玉章等中共領導人先後在武漢、重慶、成都等地發表廣播演講。這一次，他作為中共的高級領導人登上“央廣”這座“黨國喉舌”的舞台，其意義非比尋常，傳達出了國共兩黨團結抗日的堅定立場和信心。
②政教攜手的抗戰呼聲
1942年5月18日，美國天主教聯合會致函國民政府，請求中國教友為全美人民舉行一次大規模的祈禱，為美國人民祝福。這不是一次單純的宗教活動，而是與當時致力於中美友好、籲美援華等形勢密切相關的政治活動。國民政府對此非常重視，邀請中國天主教的名人於斌組織這一次對美廣播。於斌是中國宗教界的名人，他同胡適一起被稱為蔣介石的兩大國寶。他早年留學意大利，獲博士學位，並同天主教接下了不解之緣。1936年他被教皇任命為南京地區大主教，參加其就職典禮的教友達數萬人之多。他與梵蒂岡關係密切，絕非一般的宗教人士，又與西方列強關係頗深。於斌大主教於6月3日在“央廣”作“美國祈禱日”的廣播演講。於斌主權在演講中談時局，談戰爭，談中美友誼。他虔誠地請求上帝賜福，祝福美國人民在這場戰爭中取得勝利，並在戰後創造一個幸福美滿的社會，這次既是廣播演講，又是公開祈禱。這篇演講在美國民眾中特別是宗教界影響巨大。6月7日於斌主教與中國天主教文化協會全體會員、全國各教堂一起背誦“念珠禱”，為美國人民祈禱。對這些活動“央廣”都作了重要報道，聲勢十分浩大。巧合的是，時逢美國海軍在中途島與日本海軍決戰，在尼米茲上將的正確指揮下，美軍以少勝多，大獲全勝，成為太平洋戰爭的一個戰略轉折點。捷報傳來，美國舉國歡騰，中國和其他同盟國也是歡欣鼓舞。這可以說是政教攜手，抗擊暴日的一個奇跡。美國宗教界對中國的精神支持十分感動，號召全美教友“於十日間擇日”為中國祈禱，作為回報。這一事件進一步增強了中美兩國攜手抗敵的決心，對美國援華戰略起到了根本性的促進作用。
2.不怕犧牲，堅持到底
抗戰陪都重慶自古世風淳厚，民氣剛烈，從無割地求榮的恥辱曆史，更在日軍的狂轟濫炸中體現出了獨特而光榮的抗戰風骨，八年抗戰中，川、渝子弟300餘萬奔赴前線參戰，犧牲、負傷、失蹤達70餘萬人，中國軍隊陣亡將士中，川、渝將士居五分之一。
1937年11月，國民政府發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以中華人民之眾、土地之廣，人人抱必死之決心，以其熱血與土地凝結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離；外得國際之同情，內有民眾之團結繼續抗戰，必能達到維護國家民族生存獨立之目的。”自此，中國戰時政略和戰略指揮中樞全部移駐重慶。重慶從戰前一普通省轄市躍升為中國戰時首都，從一古老封閉的內陸小城躍升為抗戰後方的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經濟和交通中心，成為與倫敦、華盛頓、莫斯科並列的反法西斯國際名都。
根據日本天皇裕仁意旨，日本軍部曾製訂“大陸令第241號”、“大陸令第345號”、“大陸令第925號”、“大陸令第1252號”等侵華戰略方針，將“敵國戰略及政略中樞”重慶確定為“航空進攻作戰”的首要目標。從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陸海軍航空部隊根據“101作戰令”、“102作戰令”等作戰方案，聯合對重慶實施“航空戰略轟炸”，為期五年半，史稱“重慶大轟炸”。
1940年8月19日、20日兩天，日機對重慶進行了最肆虐的“地獄式轟炸”，蔣介石在南岸黃山遠眺火海中的重慶，感歎重慶市民“徒憑滿腔熱忱與血肉，而與倭寇高度之爆炸與炮火中周旋，於今三年，若非中華民族，其誰能之？”
“央廣”在這血火八年中，不僅要躲避日本的狂轟濫炸，保全播音設備，更要把國民政府和外國使節、政要盛讚重慶軍民犧牲精神的講話通過廣播播出，以鼓舞軍民士氣，表達政府、人民抗戰到底的決心與意誌。
1942年6月14日，在重慶各界慶祝“聯合國日”大會上，英國駐華大使薛穆爵士在“央廣”對英國民眾發表廣播講話，盛讚重慶的偉大，“自日本開始進侵中國，迄今已五載，……中國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征不屈不撓意誌與決心之重慶，乃成為全世界各地家喻戶曉之這一名詞。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慶乃聯合國所有振奮精神之象征；為獨裁者而言，重慶乃若幹民眾甘冒危險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者之束縛之象征。……例如餘可提及日本故意轟炸各大學及學校之政策，然此等轟炸並未達到其預想之效果，中國學生於臨時大學，繼續攻讀不輟，吾人於親眼獲睹此等艱苦之餘，實感無限欣慰，此乃中國前途之最佳保證。重慶之民氣仍極高漲，斜枕於揚子江上之重慶城，到處斷垣殘壁，然附近山丘與河流，均經開發，市民也孜孜不倦，使一切生活照常進行。在空襲警報網及防空洞之供應方麵，重慶直可與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較而無愧色。重慶之應成為世界思想中之一項事物，實無足矣。”
1945年抗戰勝利後重慶各界在軍事委員會大禮堂舉行慶祝國民政府勝利還都大會，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發表廣播講話，高度讚揚重慶在抗戰史上的貢獻和地位：“我們政府在抗戰局勢艱難危急的時候，遷都重慶，經過長期艱苦的奮鬥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這固然是全國軍民同胞一致努力的結果，然而我們重慶同胞與政府同甘苦共患難，生死戰敗相一致的關係，較之其他各地，尤為密切。回想敵勢猖獗時期，重慶每天都要遭受敵人殘忍的轟炸，市民同胞的生命財產遭受不測的損失，然而大家為表示對於抗戰的忠誠，對於政府的擁護，前仆後繼，效死勿去。這種忠貞不貳、艱苦卓越的精神，是本主席夢寐不忘的。至於重慶市民在抗戰期間輸財輸力之多，尤為全國其他各地之冠，這種偉大的貢獻，在將來抗戰史上必將大書特書，而永垂國民效忠國家的良好模範。”
3.國家利益，民族至上
1942年6月，珍珠港事件半年以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26個國家在華盛頓發表聯合宣言，結成反法西斯國際聯合陣線。美國也同中國正式結成了同盟之邦，但是日本仍占領著廣大的中國國土，國民政府單靠自己的力量無力恢複失地，便寄希望於美國的援華政策。這個時候，宋美齡在外交和對外宣傳方麵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在中國現代史上，宋美齡受時代的局限，把自己的命運和蔣家王朝聯係在一起，注定地成為悲劇人物。然而在中國抗戰的艱難歲月，她利用自己“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站在民族救亡的風口浪尖上努力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支持，盡管她不是職業外交家和宣傳家，她卻贏得了極大的成就，造就了難得的人生輝煌。她在美國國會的著名演說，被認為是珍珠港事件後“美國最重要的曆史事件之一”。她成為美國著名雜誌《新聞周刊》、《時代周刊》的封麵人物，《紐約時報》等大報及國會領袖譽其為“世界著名女政治家”。美國學者以為她在美國“博得了人們極大的欽佩和歡迎，這是自林德伯格成功飛躍大西洋以來，任何人沒有受到過的待遇”……她被認為具有“一流外交家的稟賦”。
宋美齡的名字最初為國際社會所熟悉，是通過當時的廣播和報紙等傳媒工具。在抗日戰爭爆發初期，作為當時中國的第一夫人，同時諳習西方政治、英語水平無可挑剔的宋美齡就認識到對外宣傳、與國際社會溝通的重要性，主動擔負起這個責任，常以國民黨政府的半官方發言人的身份出現在公眾麵前，利用媒體竭力向美國及世界各國宣傳中國的頑強抗戰精神，呼籲國際社會支持中國抗戰正義事業。由於她身份特殊，對中國抗戰和國民黨政府的政策立場的闡述權威而準確，加上她的外交和公關天賦，她很快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宣傳者，中國抗戰事業的國際代言人。她優雅的形象、犀利的言辭、悅耳的聲音以及濃濃的美國南方口音，大受傳媒和聽眾歡迎。在這些活動中，蔣宋通過“央廣”直接對美廣播是重慶期間抗日宣傳活動中的一次成功範例。
1942年6月1日，“央廣”安排了一次特別的對美國廣播節目，即在美國的陸軍紀念日由蔣介石夫婦向美國廣播，美國方麵則安排國家廣播公司（NBC）於陸軍特別節目中向全美轉播。
蔣介石在這次講話中簡單介紹了中國抗戰的情況，呼籲美國加速以軍備援華。他說，“我們這五年以來的戰爭，差不多隻憑籍我們軍民的血和肉，與敵軍的飛機、戰車來奮鬥，……但是我們的同盟國要對倭寇得到最後的共同勝利，就非供給我們以機械化的重武器不可。今天我們中國軍隊若能得到你們美國現在所製造的十分之一的武器，我相信太平洋同盟國作戰，就可以發生十分的功效……我今天以你們美國戰友的資格，以中國戰區統帥的資格，特向我們同盟美國的軍民再提供保證。我們中國軍隊如能得到他所需要的適當配備，中國軍隊不僅更能持久抗戰，得到最後勝利，而且為我們同盟國獲取共同勝利的一個決定因素……”
宋美齡為蔣介石翻譯之後，繼而用英語作了一個簡短的演講，駁斥日方與中國求和的欺騙宣傳，呼籲同盟國對中國施以援手，打敗暴日，結束戰爭。
接下來美國空軍將軍比賽爾、飛虎隊人員均作了廣播演講，他們在講話中大力讚揚來華美軍人員與中國的良好合作，呼籲美國援華，“……中國軍隊急需軍火、醫藥用品，美國航空運輸應將這些物資源源運來，也是美國的光榮……中國有忍耐艱苦的能力，有不折不撓的堅韌性，足為全世界的表率與鼓勵。美國得與中國為盟邦，尤其是莫大的光榮！”
這一次廣播宣傳相當成功，美國陸軍部長馬歇爾在給“央廣”發來的電報稱，“此次貴台播送之特別節目，在美國轉播結果十分良好，引起美國千百萬聽眾熱烈興趣及好感。”其他國家，如英國也讚中國軍隊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實際貢獻，並提出英國對華援助及保持友好關係的保證。
1942年6月27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英國首相丘吉爾於會談後發表聯合聲明：加緊援華，製服暴日。當然，這一方麵是整個國際形勢大勢所趨，但蔣介石夫婦代表國民政府為爭取國家利益，樹立中國在反法西斯陣營中的地位的一係列廣播講話確實也廣泛地動員了國際社會的輿論力量，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曆史是客觀的存在，其價值也應公允地評價。對於國民黨政府在抗戰中的作用時下已有了公允的評價。作為國民黨政府的喉舌――中央廣播電台在陪都時期的抗戰宣傳活動，現在我們也不應將其淡化在教條的政治判斷之後。事實上，在那段特殊的曆史時期，“央廣”作為中國政府的成熟宣傳工具在抗日救亡中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它播出的不僅是國民黨抗戰的聲音，也有中國共產黨和廣大民眾的呐喊。中國共產黨作為抗日民族戰線的領導力量，農話在抗戰時期亦做了大量的輿論宣傳工作，隻是由於延安新華廣播電台遲至1940年底才開始建立，而“央廣”當時已是國內、國際輿論宣傳的主要手段的原因，國共兩黨的抗戰宣傳多在“央廣”這座舞台上展開。至於“央廣”在內戰中和遷台之後的表現則不在本文論述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