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學者抗戰文史研究論文集

四、抗戰時期的民族主義文藝思潮

　　中國/重慶師範大學副研究員

　　王學振

　　一

　　提到抗戰時期的民族主義文藝思潮，人們首先就會想到陳銓倡導的“民族文學運動”，這是十分自然的，因為多少年來，陳銓及其“民族文學運動”一直被作為批判的靶子而寫進文學史中。但是，如果人們隻能想到陳銓倡導的“民族文學運動”，就不很自然了，因為事實上民族主義是中國抗戰時期的一種統攝性的意識形態，整個抗戰文學因此都充溢著強烈的民族意識，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抗戰文學就是民族主義的文學。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就創作方法而言，現實主義文藝思潮在抗戰時期是主潮；就意識形態而言，民族主義文藝思潮則在抗戰文學中居於主導地位。

　　民族主義在近現代的中國一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並且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諸方麵產生了深刻而全麵的影響。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後，民族矛盾更是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1936年底“西安事變”的發生，為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全國範圍的最終建立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以此為契機，第二次國共合作終於得以實現。1937年清明節，國共兩黨共赴陝西黃陵縣黃帝陵祭祀。次年，兩黨又一次共祭黃帝陵。黃帝是傳說中的中華始祖，國共兩黨的共祭黃帝，不啻說明了中國國內的各種社會力量已經聚集在抗日救亡的“民族主義”旗幟之下，民族主義成為各個階級、階層都能夠接受的一種意識形態。抗戰進入中後期後，黨派意識有所抬頭，但也還不足以動搖民族主義在意識形態中的主導地位，各黨各派基本上還能夠做到以民族大局為重，至少是高舉民族主義旗號以獲取民眾的支持。

　　而文學事實上在抗戰前夕就已經開始向民族主義靠攏。當時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解散就是一個明顯的標誌。“‘兩個口號’的論爭雖然進行得非常激烈，雙方卻都提出了新文學必須為民族的解放與獨立而鬥爭的目標和任務。它顯示著30年代以階級意識為主體意識的左翼文學向民族意識的歸順。”周揚倡導的“國防文學”，目的就是要求“文學上反帝反封建的運動集中到抗敵反漢奸的總流”；而魯迅等人主張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給人的印象是他們仍然以“階級意識”繼續關注著以“大眾”為主體的文學，其實他們給這個口號冠以“民族革命戰爭”的限定詞，就已經表明在新的形勢下文學必然地要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正如胡風所說，“在一切救亡運動解放運動裏麵，抗敵戰爭――民族革命戰爭底運動是一個共同的最高的要求。”

　　抗戰爆發後，文藝界成立了全國性的抗敵組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其宣言指出：“為爭取民族的自由，為保持人類的正義，我們抗戰；這是以民族自衛的熱血，去驅擊慘無人道的惡魔；打倒了這惡魔，才能達到人類和平相處的境地。”此時廣大作家，無論是傾向於國民黨的，還是傾向於共產黨的，抑或是超然於黨派之外的，都心悅誠服地聚集在民族主義的大纛之下。

　　國民黨官方的作家早在1930年代初就曾發動“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企圖以“民族意識”消解階級意識，達到統一意識形態的目的，隻不過當時由於左翼作家的反擊，未能得逞。在廣大作家自覺地服膺於民族主義的情況下，他們當然會舊話重提。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張道藩個人名義發表、實為國民黨文藝政策體現的《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規定文藝要為“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國策服務，認為“當前的急務”就是“建樹獨立的、自由的民族文藝”。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創辦於重慶的雜誌《文藝先鋒》也一再宣稱其使命就是“要創造我們的民族文學”。當其創刊之時，發行人張道藩寫下了這樣讓人熱血沸騰的語句：“誰說紙彈不能殺敵，堅強我們的精神國防，摧毀敵人的心城的，正有待於神聖的文藝部隊。”當次年徐霞村、李辰冬取代王進珊主編《文藝先鋒》時，《文藝先鋒》社再次申明：“本刊所負使命為建樹民族文學，在此民族複興運動的大時代，國人所努力的，就是這個目標，一切都得配合民族複興來作，文藝當不能例外。”我們不排除官方作家有以民族文學抵製左翼文學的目的，但我們似乎也沒有足夠的理由懷疑他們在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建設民族文學以服務抗戰的誠意。

　　如上文所述，左翼作家在抗戰前夕就已開始向民族主義靠攏。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中共領導人也把統一戰線的觀念帶進了對文藝和文化問題的思考中。1938年4月，毛澤東在魯迅藝術學院成立大會上明確指出，文藝工作的“作風應該是統一戰線。統一戰線同時是藝術的指導方向”。半個多月後，他又應邀赴“魯藝”演講，進一步具體闡述了這個問題。他說，過去中國文藝界在對藝術的看法上，有以徐誌摩為代表的藝術至上主義者，有以魯迅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藝術論者，前者是“一種藝術上的唯心論”，是一種錯誤的主張，而隻有後者才是為中共所堅持的正確主張。接著他明確表示：“但現在為了共同抗日在藝術界也需要統一戰線，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不管他是寫實主義派或是浪漫主義派，是共產主義派或是其他什麽派，大家都應當團結抗日。”在文藝戰線的統一戰線方針的指導下，左翼作家的階級意識有所弱化，其民族意識不斷增強。比如周揚當時就認為在民族的立場上“革命作家與中間作家之間的界限現在也已成為不必要了”，因為“在全民族戰爭中不允許有中間的地位，而在民族革命鬥爭的意義上，但凡用自己的筆服役於抗戰的作家都有權利被冠以革命的稱號”。艾思奇也認為麵對著抗戰的現實，“文藝作者一般地都不單隻是作為一個純文藝作者而出現，同時還積極地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成員而活動著進步著”。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民族文學成為廣大文藝工作者共同關注的熱門話題，創造民族文學成為他們一致的追求。比如胡秋原當時就曾出版專著《民族文學論》，探討“文學與民族”的關係，以及“民族形式”、“民族語文”、“民族體裁”、“民族題旨”、“民族文學之傳統性”、“民族文學之世界性”等理論問題。徐中玉先生還曾在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專門講授“民族文學”這一課程，他個人發表的關於民族文學的論文就有十餘篇之多，並結集為《民族文學論文初集》出版。筆者在翻檢抗戰文學資料的過程中，就曾經發現徐中玉先生當年發表的《民族文學的基本認識》一文。鑒於今天的讀者難以見到該文，更由於該文代表了抗戰時期中國作家對待民族主義文學的一種態度，茲錄該文於下，以饗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