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學者抗戰文史研究論文集

三、戰時多中心區域文學和現代文學開放性體係的形成

　　中國/山東大學教授

　　黃萬華

　　在外來影響下催生的五四新文學，在其運行機製上形成了一種“本土”自足體係。它分別以20年代的北京和30年代的上海為中心，感應著中國內地社會的變動，吸引著作家，輸出著文學。而這種吸納和輸出，不僅明顯有著“中心”和“邊緣”之分，而且都基本運行在中國大陸本土。雖然間或也有新文學作品被譯成外文“輸出”，但新文學對於自身如何“走向”世界並不十分關心，跟世界文學的關係還停留於單向的吸納上。

　　然而，1937年開始的全麵抗戰打破了上述文學本土自足體係。從傳播空間上講，五四的北京、30年代的上海這樣單一的文化中心已不複存在（也應該看到，戰時的北平、上海還是構成了華北、華中地區文學的某種中心）。早在1939年2月，鬱達夫在給柯靈的一封信中就指出：“現在我們的文化中心點，是分散在西南、西北的各地了；譬如重慶、昆明、成都、延安、蘭州、迪化、貴陽、西康等地，都有大批的工作者及機關團體，在那裏辟荒開路，預將19個月中被外來劊子手所毀滅的諸種文化種子和果實，重新栽培發揚起來。”這種多個文化中心的建立，是一種文化遷徙中的播傳過程。北平、上海淪陷，武漢、廣州取而代之；武漢、廣州淪陷，重慶、桂林、香港取而代之，甚至福建永安那樣的偏僻小城也承擔起某種中心的任務。在一站一站的傳遞中，“外來”文化和地域文化進行著多重疊合，共同完成著民族文化的戰時積累。到戰爭中後期，文化多中心機製得到了較平衡的運行，多中心以多種形態存在於戰爭環境中。

　　一種是以政治體製的主導力量和作家創作追求的一致性而構築成的文化中心，例如延安地區。毛澤東建立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規範，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想、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實踐和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的結合，聚合起眾多外來作家、本土作家的創作力量，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構築了一種在權力體製內運行，並有效地服務於政治的文學建製。在這種文學建製內，作家第一次得到了“黨的工作者”的身份確認；工農兵讀者，尤其是農民讀者，被確認為最重要的服務對象，而他們擁有的文化資源，則被確認為文學創作最重要的泉源；報刊、出版社（新華書店）作為黨的工具而存在。黨的文藝政策的親民性和文學建製各構成因素在黨的文藝政策上的一致性，使延安文學建製的運行極其順暢、有效，尤其是農村民間文化資源有效開掘而導致的文學民族化、大眾化的成功實踐，使延安成為戰時中國最富活力的文化中心。

　　另一種是在政治體製的主導力量跟作家創作追求的抗衡性中形成的文化中心，這自然是指重慶、成都等地。戰時國共兩黨的合作局麵使陪都重慶有可能容納進步的，乃至左翼的文學力量，國共兩黨的文化政策均有所調整，大體上都關注民族文化的重建。從抗戰初期的政治部第三廳到中後期的文化工作委員會，進步的左翼的文化人士對文化權力資源還是有著一定的掌握。但國民黨政權的專製性決定了它跟追求思想、心靈自由的作家主體總處在緊張對峙的狀態。這種抗衡性的存在和它的限度為現實主義提供了文學建製的空間，暴露諷刺創作、曆史題材創作各有其棲身之地，國統區文學由此成為戰時現實主義文學的中心。

　　再一種是主要依靠內遷的學院文化、學術力量而形成的中心，如昆明、桂林等地。當時內遷的高校采取戰時聯合辦學的形式，又吸納四方人士，將原先文化背景各異的高校學術力量聚合在一起，戰時環境又削弱了政府體製化力量對高校的箝製。“新移民”的生活姿態、“書說”的人生方式，“哲思”的創作走向在相對穩定的大後方環境中結合而產生深厚的文學力量，而學院探求學理（真理）的精神內核使這種文學力量得以充分發揮。西南聯大師生相承的創作取向及其業績遠甚於五四時期和30年代一些高校作家群，成為最有世界視野同時傳承中國文化最用力的創作存在。而且跟五四時期，30年代校園文化與同時期主流意識形態聯係密切的情況有所不同，西南聯大等戰時高校學術力量雄厚，卻未處於戰時政治的中心地區，這使其更注意文化的傳承，而其創作也疏離政治意識形態而別有文化意味。

　　還有一種則是在戰前文化積累上重新構建的中心，如北平、上海。戰爭使北平、上海的文學元氣大傷。淪陷之初，有人在指出“如果文壇從前真存在於上海，則‘八一三’後分而至於香港、廣西、雲南、四川、陝西……這是文壇的大遷移，是向前跑的”時，就悲歎“孤島”（上海）和“古城”（北平）卻“有的隻是保守，甚至落後”。事實也確如此。例如，《中國新文學大係》史料卷所列作家142人，留在淪陷區的僅有周作人、俞平伯、徐祖正、周毓英、張資平、陳大悲、陶晶孫、傅東華、樊仲雲等9人，不及十五分之一。但新文學傳統力量削弱，異族統治的環境造成的文學的政治所指不能指等情況，卻使得通俗文學力量、後起新文學力量得到擴展，加上北平、上海原先的傳播機製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影響，使北平、上海在以下意義上再度成為一北一南兩個文化中心：一是以在通俗小說傳統文體（社會言情、武俠會黨、偵探推理、曆史演義、幽默滑稽等類型）上的成熟形態和旺盛的創作勢頭，使通俗文學創作第一次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據某個地區文學的中心，二是新文學得以在思想啟蒙、救亡圖存兩種五四“模式”之外開掘地域文化資源，使地域文化特色（尤其是海派文化）在文學中得到更深的認同。

　　香港在1941年前，由於港英當局出於尊重本國的自由主義傳統，在支持現有文化建製中的傳統勢力的同時，也給新思潮、新文化提供了較寬容的公共空間，因而成為大批內地作家的避亂之地。加上香港新文化跟海派文化一直聯係密切等原因，香港在陷於日寇之手前一直也是一個文化中心。東北自1931年淪陷後，跟關內新文學的聯係被強行割斷，其文學主要以向五四文學的回歸，汲取俄、日文學營養，開掘關東地域特色，在日積月累中自成一體。福建永安、甘肅蘭州等地，則是在當地政府開明政策的容納下，以卓有成效、富有特色的刊物出版、文體創作，成為僻遠地區的文學亮點。對所在地區而言，它們也不失為一種中心。總之，這些地方的文學形態，都有其獨立性，而形成的原因是各自相異的。

　　文化（文學）多中心格局的存在，表明五四到30年代那種單一中心自足機製已被打破，戰時中國文學在播散衍生中形成著“多價文學成規”，這對充分開掘各種文化資源，尤其是地域文化資源以豐富文學自身顯然大有益處。

　　文化（文學）多中心格局的存在，實際上提供了漢語文學創作、傳播機製的一種雛型。從日後形成的漢語文學格局來看，它區別於傳統觀念上的中國文學，就是其各為中心、各行其是的創作、傳播機製。在文學母題、原型等層麵上，各地區的漢語文學仍有著內在的相通相應，但在其創作、傳播機製上，各地區漢語文學卻都力求自成一脈，自行其是。為此，它們都致力於文學的“本土化”。抗日戰爭期間，愛國主義一直在其內在層次上溝通著各地區的文學，但同時，地區間的阻隔也使得各地區文學事實上進入一種“自成中心”的創作運行。甚至可以說，20世紀民族新文學史上多地區多中心格局中的多元並立狀態出現於這一時期，這就溝通了日後漢語文學生存發展的基本形態。

　　戰時中國文學多地區多中心格局的形成，使民族性文化資源得到了遠較五四時期、30年代充分的開掘。民間的、地域的文化語言的廣泛啟用，搖撼了在政治大一統和權力格局多傾向於北方的傳統影響下形成的白話正宗形態，使民族新文學有可能獲得多種語言原生態的活力。日後蘇童在談及張愛玲時所言，“極具有中國文學的腔調”、“微妙而精彩”的“標準中國的”作品，正是由戰時中國文學（如老舍、師陀、蕭紅、趙樹理、畢基初、吳興華、錢鍾書等的作品）提供的。通俗小說的重歸也豐富了民族性的格局，之後，毛澤東《講話》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層麵上構建的民族文化觀更密切聯係著戰時中國文學的曆史。戰時中國文學一方麵提供了民族文學形態成熟的創作，另一方麵也開啟了民族文化的統一性和鄉土情懷的本土性之間的互動，這在此時期的台灣文學、東北淪陷區文學中都可以得到印證。

　　戰前中國文學的基本生存形態是一種“播散”，這種“播散”甚至向海外繁衍，從而促進了跨國別的漢語文學創作傳播機製的初步運行。在這方麵，林語堂的海外創作是最有文學史意義的，即在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開放性提供了一種獨異文本的同時，也開始了中國新文學播傳到海外的一個新時期。這些都促使我們的民族新文學開始打破在祖國內地孕育發展的生存格局，其本土自足性第一次有可能代之以跨國別、跨地區的開放性。

　　事實上，戰時文學在形成中國本土多地區格局的同時，的確第一次同海外華文文學發生了強勁的呼應。1995年，我參與了台灣師大鄭明俐教授主持的《二次大戰期間世界華文文學檔案》研究，涉及包括馬來半島，中南半島、菲律賓群島、婆羅洲等在內的東南亞地區，日本、朝鮮、琉球等在內的東北亞地區，和廣大的歐美各國，這些地區的華文文學此時還屬於華僑文學範疇，完全可視為中國文學在海外地區的延伸。整個抗戰期間，海外各國華僑社會參與中國抗日的熱情與獻身精神及被動員的程度，毫不亞於國內人民。在這種認同中國的愛國主義情境中的海外各國華僑文學在創作題旨上強烈呼應於中國抗日文學，但又各自有依托於海外宗親、文化團體的創作傳播機製，它們的存在，也大大拓展了戰時中華民族文學的生存空間。甚至可以說，“世界華文文學”就是產生於這樣一個空前認同中國的起點上。

　　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個本質特征是從古典的一統性向現代的分合性的過渡。一統性導致文學生存環境的封閉，而文學形態的分合則反映出文學開放性體係的孕育和形成。當戰時中國文學突破了本土自足狀態，而呈現向外播射的生命力時，我們會開始思考：我們民族的新文學可以在一個多大的空間獲得生存？而這對於編撰20世紀中國文學史、20世紀漢語文學史都是極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