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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陪都重慶的明定與寶島台灣的光複
中國/重慶市抗戰文史研究基地研究員
郝明工
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麵爆發，寶島台灣光複祖國這一全體中國人的強烈民族意願，從曆史的訴求轉變為現實的行動，而在這一現實行動之中，國民政府西遷中國西部城市重慶，繼而重慶被明定為中國的陪都，使陪都重慶在寶島台灣的光伏之中發揮了至關緊要的作用。這就在於，陪都重慶不僅成為舉國一體抗戰的戰時中心，而且成為大國形象重塑的現代起點，賴以推動寶島台灣光複祖國運動的全麵展開；與此同時，為了寶島台灣早日光複祖國，在全體中國人一致要求“收複台灣”的強烈呼聲之中，在陪都重慶開始了達成國際共識的不懈外交努力，繼而實施了國民政府的一係列相關舉措，終於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之時迎來了寶島台灣的光複。
一、國民政府的遷渝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8月14日，《中央日報》發表《國民政府自衛抗日聲明書》，其中就明確地指出――“中國之領土主權，已橫受日本之侵略”，而“中國政府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更為重要的是“吾人此次非僅為中國，實為世界而奮鬥，非僅為領土與主權，實為公法與正義而奮鬥”。這就表明，隨著中國抗日戰爭的全麵爆發，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奮起抗戰，既是為了保衛屢遭日本侵略的祖國，更是為了維護人類社會和平，因此，中國抗日戰爭已經率先展開了反法西斯主義的正義之戰。
1937年11月19日，國民政府國防最高會議主席蔣中正在國防最高會議上，作了題為《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報告，指出：“國府遷渝並非此時才決定的，而是三年以前奠定四川根據地�早已預定的，不過今天實現而已。”第二天，國民政府發表《遷都宣言》――“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遷駐重慶，以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繼續抗戰，必須達到維護國家民族生存獨立之目的”。11月26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乘船抵達重慶，十萬民眾齊集碼頭熱烈歡迎。
國民政府之所以選擇遷都中國西部城市的重慶，主要是因為重慶早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就已經成為長江上遊地區最大的中心城市了――“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重慶已經成為地區內外貿易的主要中心，從這個意義上說，整個地區可以看做重慶的最大腹地”，主要原因在於“經濟中心隻要有可能總是坐落在通航水道上，整個中國都是如此”。
隨著重慶的城市經濟功能不斷發展，首先直接影響到重慶的城市政治功能相應增長。在辛亥革命爆發以後，重慶蜀軍政府率全川之先，於1911年11月22日宣告獨立，被各省軍政府承認為“四川政治中心”。此後，重慶無論是在“二次革命”中，還是在護國戰爭與護法運動裏，都成為兵家必爭之地；隨後又成為地方軍事勢力眼中的政治基地，到1935年2月，改組後的四川省政府在重慶成立。隨著城市經濟功能與政治功能的不斷上升，重慶又具備了現代城市的文化功能，來推動思想意識從傳統到現代的更新。以1919年的“五四”愛國群眾運動為起點，不僅組織了重慶商學聯合會來推進群眾愛國運動的持久進行，而且成立了中國勤工儉學會重慶分會以促動思想解放運動的繼續深入。由此可見，重慶這一長江上遊地區的區域中心城市，到抗日戰爭全麵爆發之前，已經具有了經濟、政治、文化這三大基本功能，從而為重慶成為全國性中心城市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隨著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態勢不斷擴大，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所製定的1935年度《防衛計劃綱要》中，就明確規劃“將全國形成若幹防衛區及核心，俾達長期抗戰之要求”。為了實施這一綱要，1935年1月1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行營參謀團抵達重慶，開始對重慶進行從行政、財政、軍事到金融、交通諸多方麵的整頓。3月2日，蔣介石首次飛抵四川省政府所在地的重慶；4日，蔣介石在四川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舉行的擴大紀念周大會上，發表題為《四川應為複興民族之根據地》演講，強調說：“就四川地位而言，不僅是我們革命的一個重要地方，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無論從那方麵講，條件都很具備，人口之眾多，土地之廣大，物產之豐富，文化之普及，可說為各省之冠，所以古稱天府之國，處處得天獨厚。我們既能有了這種優越的憑藉，不僅可以使四川建設成為新的模範省，更可以使四川為新的基礎來建設新中國”。
1935年3月6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通過《中央地方劃分權責綱領》；6月18日，四川省政府決定由重慶遷往成都。10月3日，駐川參謀團奉國民政府令，改組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在1936年初製定的《國防計劃大綱草案》中，正式確立以四川為對日作戰的總根據地，而重慶行營隨即成立江防要塞建築委員會。1937年3月21日，成渝鐵路開工建築；4月16日川軍退出重慶，中央軍隨即進駐重慶。這樣，在抗日戰爭全麵爆發的前夕，以重慶為核心城市的戰略大後方已經處於逐漸形成之中，重慶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國民政府在抗戰初期遷都時所能選擇的基本對象。
隨著國民政府的遷都重慶，促進了重慶的戰時發展，通過戰時體製下的全麵指令性控製，促成適應抗日戰爭需要的特別發展機製：在經濟上，轉向戰時生產，保障經濟建設的專門性與針對性，國民政府組建經濟部主管戰時工業生產，並將重慶定為抗戰大後方工業發展的重點基地，從而確立了重慶作為大後方工業中心的城市地位；在政治上，穩定社會秩序，保證行政管理的有效性和連續性，重慶由四川省轄乙種市改為國民政府行政院直轄市，直接促進了中央機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聯係與督導，有利於市區的擴大與市政建設；在文化上，喚起民眾覺醒，保持思想導向的主流性與及時性，國民精神動員總會在重慶成立，“動員全國國民之精神充實抗戰國力”，使“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思想深入人心。
二、陪都重慶的明定
盡管人們已經習慣於將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稱作“八年抗戰”，不過，中國抗日戰爭的起點，如果從十九世紀來看日本侵略中國的曆史，應該始於1894年的“甲午戰爭”，直接導致了寶島台灣的淪陷；如果從二十世紀來看，就應該是1931年“9・18事變”，日本侵略中國的局部戰爭向著全麵戰爭演變的可能性日漸突出而成為現實性的事實。
因此，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火日益逼近的態勢之中，迫使中國的執政者不得不思考抗日大計，進行從政略到戰略的全麵籌措。從抗日的政略上來看，早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初的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就認為：“南京一經國際戰爭，不是一座持久戰的國都”，因而主張要在“西北的陝西或甘肅，建立一個陸都”。由此可見，在抗擊外來侵略戰爭的過程中，特別是在中國的軍事力量處於敵強我弱的狀態下，進行持久戰具有著從政略到戰略上的理論意義與現實作用。因此，正是孫中山從理論上第一個提出了持久戰的遠見卓識，並以在中國內地建立“陸都”的方式來予以實施的政治構想。
於是，1932年的“1・28事變”無疑證實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火，已經從關外的沈陽燃燒到關內的上海，直接威脅著首都南京。在1932年1月29日出刊的《中央周刊》上，發表了《外交部對淞滬事變宣言》，明確指出“1・28事變”已經導致了“對於首都加以直接危害與威脅”這樣的嚴重後果。第二天，也就是1932年1月30日，國民政府發布《國民政府移駐洛陽辦公宣言》，宣布自即日起移駐洛陽辦公。2月1日，蔣中正在徐州召開軍事會議，商討對日軍事防禦；2月6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成立。由此可見，此時的中國執政者不得不麵對這一嚴酷的戰爭現實，而如何確立陪都，也就具有了從政略到戰略的緊迫性。
1932年3月1日，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二中全會在洛陽召開。會議通過了《以洛陽為行都以長安為西京》這一提議案，議定“以長安為陪都，定名為西京”；“關於陪都之籌備事宜，應組織籌備委員會，交政治會議決定”。3月6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在議決該提議案的同時，又通過蔣中正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任命。這樣，從抗日的戰略角度來看，設置陪都的現實目的主要是為了進行持久抗戰，並且一並具體體現在3月1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通過的《鞏固國防長期抗日案》之中。
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遵行總理遺訓，為了抗日而製定持久抗戰與設立陪都的國策，都顯現出在政略與戰略相一致的政治前提下，在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國大地上陪都重慶的出現，不僅是持久抗戰的現實需要，而且更是抗戰到底的曆史選擇。
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明定重慶為陪都――“四川古稱天府，山川雄偉，民物豐殷，而重慶綰轂西南，控扼江漢，尤為國家重鎮。政府於抗戰之初，首定大計，移駐辦公。風雨綢繆，瞬經三載。川省人民，同仇敵愾，竭誠紓難，矢誌不移，樹抗戰之基局，讚建國之大業。今行都形式，益臻鞏固。戰時蔚成軍事政治經濟之樞紐，此後更為西南建設之中心。恢宏建置，民意僉同。茲特明定重慶為陪都，著由行政院督飭主管機關，參酌西京之體製，妥籌久遠之規模，藉慰輿情，而彰懋典”。
隨著國民政府在政府令中明定重慶為陪都，每年的10月1日，也就被同時定為“陪都日”。1940年10月1日，在陪都重慶行了慶祝首屆“陪都日”的盛大集會。當天陪都重慶各報紛紛發表社論，《新華日報》的社論首先指出“明定重慶為陪都，恢宏建置，一由於重慶在戰時之偉大貢獻，再鑒於重慶在戰後之發展不可限量”；進而強調“重慶軍民在敵機狂炸被毀的廢墟瓦礫場中舉行盛大的慶祝大會，當然大家的心裏都不須要是一種粉飾太平的點綴，而是要表現我們抗戰不屈團結到底的鐵的意誌”；最後認為“把中華民族堅決抗戰的精神發揚起來，這是我們慶祝陪都日最重要的意義”。
在這裏，從國民政府的政府令到《新華日報》的社論，一切對於陪都與“陪都日”的重慶確認，應該說是實事求是的。這就是，充分而客觀地肯定了陪都重慶在抗戰中的突出貢獻與戰後發展的不可限量，事實上確立了陪都重慶具有從全國性到區域性的中心城市這樣的雙重地位，從而極大地有利於“把中華民族堅決抗戰的精神發揚起來”。
三、舉國一體的抗戰
正是抗戰到底的中國意誌，將陪都重慶與寶島台灣第一次直接聯係在一起，而全體中國人，無論大陸同胞，還是台灣同胞，在同仇敵愾之中責無旁貸地積極投入反侵略的中國之戰，共同承擔起抗戰建國的曆史使命。據《大公報》1938年4月2日報道――3月29日在重慶開幕的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就第一次正式宣告：“台灣是我們中國的領土”，“解放台灣的人民為我們的職誌”。這無疑說明，大陸同胞將與台灣同胞一起，為祖國寶島的光複進行共同的鬥爭；而遷駐陪都重慶的國民政府，作為中國惟一的合法政府，勢必在國內與國際的政治舞台上，為寶島台灣的光複祖國竭盡全力。
此時，已經堅持抗日42年的廣大台灣同胞，對於來自祖國的戰鬥召喚，予以積極的回應，一方麵在島內組織反戰暴動、發起抗日起義、發動反日罷工、編寫反戰歌曲；一方麵紛紛渡海來到大陸參加抗日，尤其是組成台灣義勇隊及台灣少年團，轉戰浙江、福建、江蘇、安徽各地的抗戰前線，從而被視為台灣同胞參加祖國抗戰的代表，成為台灣同胞擁護並支持祖國抗戰的象征。（適當補充有關資料）
根據不完全統計，在8年抗戰期間，在祖國大陸以各種形式參加抗戰的台灣同胞已經超過了20萬人，而台灣光複之時，島內人口為600萬，由此可見，台灣同胞每三十人中至少就有一個人直接投入了祖國大陸的抗戰；而台灣同胞在長達50年的島內抗日鬥爭之中，犧牲者與受害者則達到了65萬人之多。
與此同時，隨著抗戰的全麵爆發，台灣同胞先後在台灣與大陸建立的各種抗日政治團體，也在不斷擴大其政治影響，而影響較大的就有台灣獨立革命黨、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台灣青年革命黨、台灣革命黨、台灣國民黨、台灣光複團等組織。其中，以在台灣建立的台灣獨立革命黨影響最大。全麵抗戰爆發後，該黨將建黨宗旨進行了修正――“為團結台灣民族，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台灣一切勢力；在國家關係上，脫離其統治，而返歸祖國，以共同建立三民主義之新國家”。從此，保衛祖國、光複台灣就成為台灣同胞參加祖國抗戰的直接政治目標。
更為重要的是，台灣同胞的抗日活動，得到了國民政府的大力支持。1939年1月組建的台灣義勇隊，不久之後就得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正式批準。1940年3月，在中國國民黨有關負責人的直接促動與具體籌劃之下，以台灣獨立革命黨、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為核心，聯合其他的台灣抗日政治團體，共同商議如何建立台灣革命同盟會，團結起來為抗戰勝利做出應有的貢獻。1941年2月10日，台灣革命同盟會在陪都重慶正式成立，在積極組織台灣同胞參加祖國抗戰的同時，努力協助國民政府收複台灣。
這無疑證實，從島內而島外，從大陸各地到陪都重慶，寶島台灣光複祖國將完全有賴於台灣同胞與大陸同胞的同心協力，要為抗戰到底而共同奮鬥。
四、大國形象的重塑
1941年12月8日，日本天皇發布“向美國及英國宣戰”的詔書，妄稱“前以中華民國政府不解帝國之真意，妄自生事，擾亂東亞之和平，終使帝國操持幹戈，於茲已四年有餘”，“美、英兩國支援殘存之政權，助長東亞之禍患，假和平之美名，逞製霸東洋之企望”，“事既至此，帝國視為自存自衛，惟有厥然躍起，衝破一切障礙，豈有他哉”。在顛倒是非與混淆黑白之中，偷襲珍珠港，引發太平洋戰爭，美、英兩國隨即對日宣戰。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代表中國於12月9日，在陪都重慶正式對日宣戰，指出“殘暴成性之日本”侵略者，“實為國際正義之蟊賊，人類文明之公敵，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此礙難再予容忍”，同時宣告“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就國際法而言，台灣自中國對日宣戰之日起，即已恢複為中國領土一部分的法理地位。據此，中日過去所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就自動廢棄，《馬關條約》對台灣的法理束縛也就自動消失。這樣，中國對日宣戰向世界各國表明了全體中國人抗戰到底、光複台灣的無比信心與堅強決心，開始進行大國形象的重塑。
隨著美國、英國、中國先後對日宣戰，一大批歐洲、美洲、非洲、大洋州國家也對日宣戰或宣布斷絕外交關係。1942年1月1日，26個反法西斯國家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全麵展開，這一戰勝“希特勒主義的戰爭”，就是一場“保衛生命、自由、獨立和宗教自由並對於保全其本國的人權和其他國家的人權和正義非常重要”的世界之戰。同日，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在陪都重慶發表《元旦講話》，指出“中日戰爭成為世界戰爭，兩大陣營分明”，而“中、美、英、蘇四強，國力雄厚”，贏得戰爭的勝利需要世界各國的共同奮鬥。
於是，在1942年2月3日，以美、英、蘇、中為首的反法西斯同盟國，在發表的公告之中，宣布以蔣中正為戰區最高統帥的中國戰區成立，正式確認了中國的大國地位。這就極大地推進了寶島台灣光複祖國的進程。
進入1942年4月，在國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陪都重慶掀起了一場聲勢頗大的光複寶島台灣的政治宣傳運動，強調自古以來台灣與大陸之間的血肉關係，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寶島台灣光複祖國母親是台灣同胞的最大心願。4月5日，陪都重慶的諸多政治、文化團體聯合舉行了台灣光複運動宣傳大會，大會主題就是台灣“解放已在目前了”；4月17日是《馬關條約》簽約國恥日，陪都重慶再一次舉行集會，號召全體中國人都來思考“我們應如何認識台灣”這一重大的抗戰現實問題。
台灣革命同盟會不僅積極促進陪都重慶這一聲勢浩大的光複寶島台灣運動的全麵展開，與此同時，台灣革命同盟會正式呈請國民政府準予成立台灣省政府，“以勵人心，而副民望，使六百萬台胞得以信奉三民主義，五十年失地得以歸依祖國”。正是由於中國人民及其政府發出了收複台灣的熱烈之聲，引起了強烈的國際輿論反響。
1942年8月，美國《時代》、《生活》、《幸福》等雜誌起草的《太平洋關係備忘錄》，其中就提出鑒於台灣在太平洋中的位置極為重要，可以作為國家艦隊的停泊之處，因而提出對日戰爭勝利後台灣不應歸還中國，而要由國際共管。此文11月在陪都重慶的《中央日報》上刊出後，立即引起國民政府的高度警覺和各界人士的強烈反對。11月3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在重慶舉行記者招待會，再次強調“中國應收回東北四省、台灣及琉球”，“日本所侵據之地均應交還原主”。1943年1月，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孫科在《中央日報》上發表《關於戰後世界改造之危險思想》，強調“台灣為中國重要失地之一，應由中國收複”。在陪都重慶出版的《大公報》，隨即發表題為《中國必須收複台灣――台灣是中國的老淪陷區》的社論，指出“根據國際公法，台灣是不折不扣的中國領土。日本從中國手裏奪去台灣，台灣應該歸還中國。根據大西洋憲章，台灣也該歸還中國”，建議“中央對台灣問題最好即作具體的措置，以淪陷省區待遇台灣”。
這不僅是依據國際公法對《太平洋關係備忘錄》中提出的謬論進行了有力駁斥，而且也同時為台灣省政府的早日成立提供了國內法律根據。由此可見，寶島台灣的光複，在合理合情合法之中已經是勢在必行的。
五、國際共識的達成
隨著中國成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四強之一，國民政府隨即展開一係列的外交活動，根據《聯合國家宣言》的精神，向美國等同盟國成員提出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1942年10月10日，美國與英國同時宣布放棄在華治外法權，隨後加拿大、巴西、挪威、荷蘭等國家相繼宣布放棄它們的在華治外法權。以此為起點，經過三個月的談判，1943年1月11日，中國與美國在首都華盛頓，中國與英國在陪都重慶，同時簽訂了廢除不平等條約，建立平等國家關係的新約，由此而促成中國與其他有關國家陸續簽訂新約，從而在根本上確立了中國作為四強之一的大國地位。所有這一切，為寶島台灣早日光複祖國而達成國際共識，創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
1942年11月底，赴美治病的宋美齡積極開展了國民外交。1943年1月7日，宋美齡拜會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談話中提出中國必須收複包括台灣在內的被日本侵占的中國領土這一問題。一個月之後，羅斯福的回答，通過中國駐美大使魏道明電告國民政府：羅斯福總統代表美國政府已經表示――“日寇所有島嶼，除其本國外，均應就同盟國立場支配之，台灣當然歸還中國”。這就表明，光複寶島台灣不僅是中國抗戰的當務之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應有之事，從而由此開始達成中國收複台灣的國際共識。
1943年11月，應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英國首相丘吉爾的邀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飛離陪都重慶前往開羅參加中美英三國首腦會議。臨行之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事室草擬了關於開羅會議的中國草案，明確提出日本應將台灣及澎湖列島、琉球群島歸還中國。11月23日，蔣中正在與羅斯福商談之中，就提出“日本於‘九・一八’事變後自中國侵占之領土（包括旅、大租借地）及台灣、澎湖，應歸還中國”；而羅斯福當即同意“日本攫取中國之土地應歸還中國”。
11月24日，美方在《開羅宣言》草案中正式提出：“日本由中國攫取之土地，例如滿洲、台灣、小笠原等，當然應歸還中國。”經中方核定後，認為將美方草案中“小笠原”更正為澎湖後即可同意這一草案。然而，一天之後，英方卻提出一份針對美方草案的修改案，其中提出――“日本由中國攫去之土地，例如滿洲，台灣與澎湖列島，當然必須由日本放棄”。
將“歸還中國”改為“日本放棄”的英方修改案，引起中方的強烈反對，認為“如此修改，不但中國不讚成，世界其他各國亦將發生懷疑。世界人士均知此次大戰，由於日本侵略我東北而起，而吾人作戰之目的，亦即在貫徹反侵略主義。苟其如此含糊，則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將疑惑不解。故中國方麵對此段修改之文字，礙難接受”，因而堅持美方草案之中的“歸還中國”。中方的這一堅持，得到了美方的全力支持，美方指出“吾人如措詞含糊，則世界各國對吾聯合國家一向揭櫫之原則，將不置信”。
1943年11月26日，經過彼此之間的激烈辯論，中美雙方主張不變，最後英方同意維持美方草案，然後據此進行定稿，由中、美、英三方簽署了《開羅宣言》。12月1日，《開羅宣言》正式公布，其中規定：“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
在舉國一片歡騰之中，在祖國大陸參加抗戰的台灣同胞欣喜若狂，台灣革命同盟會致電國民政府――“頃見報載開羅會議重大成功，台澎等地歸還中國，凡我台胞同深感奮，如蒙鞭策，願效馳驅。”而在島內的台灣同胞，不久之後也從美軍飛機空投的傳單中，獲知這一“歸還中國”的空前喜訊，有如“上天降福星”，奔走相告，期待台灣早日回到祖國的懷抱。
至此，隨著“歸還中國”這一國際共識的最終達成，並且在1945年7月26日發表的《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中，得到重申並予以實施。這樣，在中國抗日戰爭中已經成長為大國之民的中國人民所看到的就是：寶島台灣光複祖國已經是指日可待。
六、國民政府的舉措
自從中華民國建立以來，收複台灣一直就是全體中國人的最大心願，早在1914年，孫中山先生就已經指出：“日本人如果不將東北和台灣交還我們，我們國民革命運動是不能停止的”。盡管在此後的歲月裏，國民政府也曾進行過種種外交努力，但是由於受到中日之間不平等條約的實際限製，其結果總是使中國收複台灣成為一時間難以實現的全國心願。正是由於中國抗日戰爭的全麵爆發，收複台灣得以從可能的心願逐步成為可行的現實。
1944年3月，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批準成立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經過一個月的緊張籌備之後，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於4月17日在陪都重慶正式成立；與此同時，執政黨的中國國民黨組建了直屬中央組織部的台灣黨部籌備處，並在一個月之內正式成立台灣黨部（1945年9月之後改為台灣省黨部），以配合國民政府對台灣的接收工作。
1944年6月2日，根據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的批示――台灣克複後軍事及行政之負責管理問題，可根據開羅會議時我方提出之原建議，先向美國商洽，俟有相當結果，再與英國商洽；同時國民政府行政院擬設的台灣設省籌備委員會，當在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的基礎上稍加充實，多多羅致台灣有關人士，並派有關黨政機關負責人員參加，即足以擔負調查與籌備之責，暫不必另設機構，以免駢枝之弊――隨即進行調整充實。
於是，9月25日，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委員名額增為11人，並準派台籍人士黃朝琴、遊彌堅、丘念台、謝南光、李友邦為委員。隨著大量台籍委員進入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該委員會就收複台灣工作展開了艱巨而辛苦的準備工作。首先，調查台灣實際狀況，編輯有關台灣的資料刊物，研究有關台灣問題的意見及方案；其次，培訓台灣行政、警察、銀行、教育等幹部、專業人員；最後規劃未來台灣行政體製及各種機構接收草案。
僅就資料搜集整理而言，到1945年3月，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就編寫了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行政製度、財政金融、貿易、交通、教育等概況資料19種，約40多萬字；分類翻譯了台灣民政、財政、金融、司法、農林牧漁、工商交通、教育七大類法令，約150萬字。
而在接受人員培訓方麵，1944年8月17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特別批示：“所有台灣所需黨務與行政之高級及中級幹部應即一並統籌訓練。同時注意現在教育界、工程界之台灣籍專門人才，以適應將來建設之需要。”9月1日，蔣中正又下令“會同中央警官學校辦理台灣警察幹部訓練”，10月，中央警官學校開辦“台灣警察幹部講習班”，次年在福建設立第二分校，共訓練各級警務人員932名。與此同時，在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的統籌協調之下，由中央訓練團舉辦“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招收學員120人，分民政、工商、交通、財政、金融、農林、漁牧、教育、司法各組訓練，為期4個月，從1944年12月開學至1945年4月結業；並由四聯總處的銀行訓練班訓練銀行業務人員40名。
至於收複台灣後應實行何種行政體製，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與當時在陪都重慶的台籍人士，進行了積極討論。根據討論結果，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在1944年8月，擬成《台灣接管計劃綱要草案》，擬在台建立特別省製，經過一再審核修改，到1945年3月，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核定了《台灣接管計劃綱要》，該綱要規定“接管後之省政府，應由中央政府以委托行使之方式賦以較大之權力”。
1945年4月7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批準由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與黨政軍各機關主管人員每月開一次聯席會議，會商接收台灣事宜。5月，在陪都重慶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中正代表全黨誓言“受日寇劫掠最早之台灣，重歸祖國，始為我抗戰徹底之勝利”。大會期間，蔣中正會見台灣淪陷50年來第一位台籍中國國民黨代表謝東閔，向其詢問台灣的情況，並請謝東閔盡快轉告所有台灣同胞――“台灣的光複快要到了！”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發表；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通過廣播發表投降詔書；9月2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國投降並簽署無條件投降書；9月3日，國民政府定該日為抗戰勝利日。
1945年10月17日，國民革命軍進駐台灣，30萬台北市民夾道歡迎，放聲高唱《歡迎國軍歌》――“台灣今日慶生平，仰見青天白日親”，“六百萬民眾多歡樂，壺漿簞食表歡迎”；10月25日，中國台灣地區日軍受降儀式在台北市舉行，中國政府向全世界宣布――自即日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列入中國版圖，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國主權之下，該日被國民政府定為收複台灣的光複節。
曆經了8年的全民抗戰，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掙紮了半個世紀之久的台灣，終於在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的浴血奮戰之中，迎來了寶島台灣光複祖國的這一天。從此以後，被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強行霸占的台灣，從與祖國分離的狀態之中，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在走向大國的現代道路上實現了中華一統。
郝明工
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麵爆發，寶島台灣光複祖國這一全體中國人的強烈民族意願，從曆史的訴求轉變為現實的行動，而在這一現實行動之中，國民政府西遷中國西部城市重慶，繼而重慶被明定為中國的陪都，使陪都重慶在寶島台灣的光伏之中發揮了至關緊要的作用。這就在於，陪都重慶不僅成為舉國一體抗戰的戰時中心，而且成為大國形象重塑的現代起點，賴以推動寶島台灣光複祖國運動的全麵展開；與此同時，為了寶島台灣早日光複祖國，在全體中國人一致要求“收複台灣”的強烈呼聲之中，在陪都重慶開始了達成國際共識的不懈外交努力，繼而實施了國民政府的一係列相關舉措，終於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之時迎來了寶島台灣的光複。
一、國民政府的遷渝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8月14日，《中央日報》發表《國民政府自衛抗日聲明書》，其中就明確地指出――“中國之領土主權，已橫受日本之侵略”，而“中國政府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更為重要的是“吾人此次非僅為中國，實為世界而奮鬥，非僅為領土與主權，實為公法與正義而奮鬥”。這就表明，隨著中國抗日戰爭的全麵爆發，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奮起抗戰，既是為了保衛屢遭日本侵略的祖國，更是為了維護人類社會和平，因此，中國抗日戰爭已經率先展開了反法西斯主義的正義之戰。
1937年11月19日，國民政府國防最高會議主席蔣中正在國防最高會議上，作了題為《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報告，指出：“國府遷渝並非此時才決定的，而是三年以前奠定四川根據地�早已預定的，不過今天實現而已。”第二天，國民政府發表《遷都宣言》――“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遷駐重慶，以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繼續抗戰，必須達到維護國家民族生存獨立之目的”。11月26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乘船抵達重慶，十萬民眾齊集碼頭熱烈歡迎。
國民政府之所以選擇遷都中國西部城市的重慶，主要是因為重慶早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就已經成為長江上遊地區最大的中心城市了――“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重慶已經成為地區內外貿易的主要中心，從這個意義上說，整個地區可以看做重慶的最大腹地”，主要原因在於“經濟中心隻要有可能總是坐落在通航水道上，整個中國都是如此”。
隨著重慶的城市經濟功能不斷發展，首先直接影響到重慶的城市政治功能相應增長。在辛亥革命爆發以後，重慶蜀軍政府率全川之先，於1911年11月22日宣告獨立，被各省軍政府承認為“四川政治中心”。此後，重慶無論是在“二次革命”中，還是在護國戰爭與護法運動裏，都成為兵家必爭之地；隨後又成為地方軍事勢力眼中的政治基地，到1935年2月，改組後的四川省政府在重慶成立。隨著城市經濟功能與政治功能的不斷上升，重慶又具備了現代城市的文化功能，來推動思想意識從傳統到現代的更新。以1919年的“五四”愛國群眾運動為起點，不僅組織了重慶商學聯合會來推進群眾愛國運動的持久進行，而且成立了中國勤工儉學會重慶分會以促動思想解放運動的繼續深入。由此可見，重慶這一長江上遊地區的區域中心城市，到抗日戰爭全麵爆發之前，已經具有了經濟、政治、文化這三大基本功能，從而為重慶成為全國性中心城市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隨著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態勢不斷擴大，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所製定的1935年度《防衛計劃綱要》中，就明確規劃“將全國形成若幹防衛區及核心，俾達長期抗戰之要求”。為了實施這一綱要，1935年1月1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行營參謀團抵達重慶，開始對重慶進行從行政、財政、軍事到金融、交通諸多方麵的整頓。3月2日，蔣介石首次飛抵四川省政府所在地的重慶；4日，蔣介石在四川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舉行的擴大紀念周大會上，發表題為《四川應為複興民族之根據地》演講，強調說：“就四川地位而言，不僅是我們革命的一個重要地方，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無論從那方麵講，條件都很具備，人口之眾多，土地之廣大，物產之豐富，文化之普及，可說為各省之冠，所以古稱天府之國，處處得天獨厚。我們既能有了這種優越的憑藉，不僅可以使四川建設成為新的模範省，更可以使四川為新的基礎來建設新中國”。
1935年3月6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通過《中央地方劃分權責綱領》；6月18日，四川省政府決定由重慶遷往成都。10月3日，駐川參謀團奉國民政府令，改組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在1936年初製定的《國防計劃大綱草案》中，正式確立以四川為對日作戰的總根據地，而重慶行營隨即成立江防要塞建築委員會。1937年3月21日，成渝鐵路開工建築；4月16日川軍退出重慶，中央軍隨即進駐重慶。這樣，在抗日戰爭全麵爆發的前夕，以重慶為核心城市的戰略大後方已經處於逐漸形成之中，重慶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國民政府在抗戰初期遷都時所能選擇的基本對象。
隨著國民政府的遷都重慶，促進了重慶的戰時發展，通過戰時體製下的全麵指令性控製，促成適應抗日戰爭需要的特別發展機製：在經濟上，轉向戰時生產，保障經濟建設的專門性與針對性，國民政府組建經濟部主管戰時工業生產，並將重慶定為抗戰大後方工業發展的重點基地，從而確立了重慶作為大後方工業中心的城市地位；在政治上，穩定社會秩序，保證行政管理的有效性和連續性，重慶由四川省轄乙種市改為國民政府行政院直轄市，直接促進了中央機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聯係與督導，有利於市區的擴大與市政建設；在文化上，喚起民眾覺醒，保持思想導向的主流性與及時性，國民精神動員總會在重慶成立，“動員全國國民之精神充實抗戰國力”，使“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思想深入人心。
二、陪都重慶的明定
盡管人們已經習慣於將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稱作“八年抗戰”，不過，中國抗日戰爭的起點，如果從十九世紀來看日本侵略中國的曆史，應該始於1894年的“甲午戰爭”，直接導致了寶島台灣的淪陷；如果從二十世紀來看，就應該是1931年“9・18事變”，日本侵略中國的局部戰爭向著全麵戰爭演變的可能性日漸突出而成為現實性的事實。
因此，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火日益逼近的態勢之中，迫使中國的執政者不得不思考抗日大計，進行從政略到戰略的全麵籌措。從抗日的政略上來看，早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初的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就認為：“南京一經國際戰爭，不是一座持久戰的國都”，因而主張要在“西北的陝西或甘肅，建立一個陸都”。由此可見，在抗擊外來侵略戰爭的過程中，特別是在中國的軍事力量處於敵強我弱的狀態下，進行持久戰具有著從政略到戰略上的理論意義與現實作用。因此，正是孫中山從理論上第一個提出了持久戰的遠見卓識，並以在中國內地建立“陸都”的方式來予以實施的政治構想。
於是，1932年的“1・28事變”無疑證實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火，已經從關外的沈陽燃燒到關內的上海，直接威脅著首都南京。在1932年1月29日出刊的《中央周刊》上，發表了《外交部對淞滬事變宣言》，明確指出“1・28事變”已經導致了“對於首都加以直接危害與威脅”這樣的嚴重後果。第二天，也就是1932年1月30日，國民政府發布《國民政府移駐洛陽辦公宣言》，宣布自即日起移駐洛陽辦公。2月1日，蔣中正在徐州召開軍事會議，商討對日軍事防禦；2月6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成立。由此可見，此時的中國執政者不得不麵對這一嚴酷的戰爭現實，而如何確立陪都，也就具有了從政略到戰略的緊迫性。
1932年3月1日，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二中全會在洛陽召開。會議通過了《以洛陽為行都以長安為西京》這一提議案，議定“以長安為陪都，定名為西京”；“關於陪都之籌備事宜，應組織籌備委員會，交政治會議決定”。3月6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在議決該提議案的同時，又通過蔣中正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任命。這樣，從抗日的戰略角度來看，設置陪都的現實目的主要是為了進行持久抗戰，並且一並具體體現在3月1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通過的《鞏固國防長期抗日案》之中。
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遵行總理遺訓，為了抗日而製定持久抗戰與設立陪都的國策，都顯現出在政略與戰略相一致的政治前提下，在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國大地上陪都重慶的出現，不僅是持久抗戰的現實需要，而且更是抗戰到底的曆史選擇。
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明定重慶為陪都――“四川古稱天府，山川雄偉，民物豐殷，而重慶綰轂西南，控扼江漢，尤為國家重鎮。政府於抗戰之初，首定大計，移駐辦公。風雨綢繆，瞬經三載。川省人民，同仇敵愾，竭誠紓難，矢誌不移，樹抗戰之基局，讚建國之大業。今行都形式，益臻鞏固。戰時蔚成軍事政治經濟之樞紐，此後更為西南建設之中心。恢宏建置，民意僉同。茲特明定重慶為陪都，著由行政院督飭主管機關，參酌西京之體製，妥籌久遠之規模，藉慰輿情，而彰懋典”。
隨著國民政府在政府令中明定重慶為陪都，每年的10月1日，也就被同時定為“陪都日”。1940年10月1日，在陪都重慶行了慶祝首屆“陪都日”的盛大集會。當天陪都重慶各報紛紛發表社論，《新華日報》的社論首先指出“明定重慶為陪都，恢宏建置，一由於重慶在戰時之偉大貢獻，再鑒於重慶在戰後之發展不可限量”；進而強調“重慶軍民在敵機狂炸被毀的廢墟瓦礫場中舉行盛大的慶祝大會，當然大家的心裏都不須要是一種粉飾太平的點綴，而是要表現我們抗戰不屈團結到底的鐵的意誌”；最後認為“把中華民族堅決抗戰的精神發揚起來，這是我們慶祝陪都日最重要的意義”。
在這裏，從國民政府的政府令到《新華日報》的社論，一切對於陪都與“陪都日”的重慶確認，應該說是實事求是的。這就是，充分而客觀地肯定了陪都重慶在抗戰中的突出貢獻與戰後發展的不可限量，事實上確立了陪都重慶具有從全國性到區域性的中心城市這樣的雙重地位，從而極大地有利於“把中華民族堅決抗戰的精神發揚起來”。
三、舉國一體的抗戰
正是抗戰到底的中國意誌，將陪都重慶與寶島台灣第一次直接聯係在一起，而全體中國人，無論大陸同胞，還是台灣同胞，在同仇敵愾之中責無旁貸地積極投入反侵略的中國之戰，共同承擔起抗戰建國的曆史使命。據《大公報》1938年4月2日報道――3月29日在重慶開幕的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就第一次正式宣告：“台灣是我們中國的領土”，“解放台灣的人民為我們的職誌”。這無疑說明，大陸同胞將與台灣同胞一起，為祖國寶島的光複進行共同的鬥爭；而遷駐陪都重慶的國民政府，作為中國惟一的合法政府，勢必在國內與國際的政治舞台上，為寶島台灣的光複祖國竭盡全力。
此時，已經堅持抗日42年的廣大台灣同胞，對於來自祖國的戰鬥召喚，予以積極的回應，一方麵在島內組織反戰暴動、發起抗日起義、發動反日罷工、編寫反戰歌曲；一方麵紛紛渡海來到大陸參加抗日，尤其是組成台灣義勇隊及台灣少年團，轉戰浙江、福建、江蘇、安徽各地的抗戰前線，從而被視為台灣同胞參加祖國抗戰的代表，成為台灣同胞擁護並支持祖國抗戰的象征。（適當補充有關資料）
根據不完全統計，在8年抗戰期間，在祖國大陸以各種形式參加抗戰的台灣同胞已經超過了20萬人，而台灣光複之時，島內人口為600萬，由此可見，台灣同胞每三十人中至少就有一個人直接投入了祖國大陸的抗戰；而台灣同胞在長達50年的島內抗日鬥爭之中，犧牲者與受害者則達到了65萬人之多。
與此同時，隨著抗戰的全麵爆發，台灣同胞先後在台灣與大陸建立的各種抗日政治團體，也在不斷擴大其政治影響，而影響較大的就有台灣獨立革命黨、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台灣青年革命黨、台灣革命黨、台灣國民黨、台灣光複團等組織。其中，以在台灣建立的台灣獨立革命黨影響最大。全麵抗戰爆發後，該黨將建黨宗旨進行了修正――“為團結台灣民族，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台灣一切勢力；在國家關係上，脫離其統治，而返歸祖國，以共同建立三民主義之新國家”。從此，保衛祖國、光複台灣就成為台灣同胞參加祖國抗戰的直接政治目標。
更為重要的是，台灣同胞的抗日活動，得到了國民政府的大力支持。1939年1月組建的台灣義勇隊，不久之後就得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正式批準。1940年3月，在中國國民黨有關負責人的直接促動與具體籌劃之下，以台灣獨立革命黨、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為核心，聯合其他的台灣抗日政治團體，共同商議如何建立台灣革命同盟會，團結起來為抗戰勝利做出應有的貢獻。1941年2月10日，台灣革命同盟會在陪都重慶正式成立，在積極組織台灣同胞參加祖國抗戰的同時，努力協助國民政府收複台灣。
這無疑證實，從島內而島外，從大陸各地到陪都重慶，寶島台灣光複祖國將完全有賴於台灣同胞與大陸同胞的同心協力，要為抗戰到底而共同奮鬥。
四、大國形象的重塑
1941年12月8日，日本天皇發布“向美國及英國宣戰”的詔書，妄稱“前以中華民國政府不解帝國之真意，妄自生事，擾亂東亞之和平，終使帝國操持幹戈，於茲已四年有餘”，“美、英兩國支援殘存之政權，助長東亞之禍患，假和平之美名，逞製霸東洋之企望”，“事既至此，帝國視為自存自衛，惟有厥然躍起，衝破一切障礙，豈有他哉”。在顛倒是非與混淆黑白之中，偷襲珍珠港，引發太平洋戰爭，美、英兩國隨即對日宣戰。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代表中國於12月9日，在陪都重慶正式對日宣戰，指出“殘暴成性之日本”侵略者，“實為國際正義之蟊賊，人類文明之公敵，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此礙難再予容忍”，同時宣告“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就國際法而言，台灣自中國對日宣戰之日起，即已恢複為中國領土一部分的法理地位。據此，中日過去所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就自動廢棄，《馬關條約》對台灣的法理束縛也就自動消失。這樣，中國對日宣戰向世界各國表明了全體中國人抗戰到底、光複台灣的無比信心與堅強決心，開始進行大國形象的重塑。
隨著美國、英國、中國先後對日宣戰，一大批歐洲、美洲、非洲、大洋州國家也對日宣戰或宣布斷絕外交關係。1942年1月1日，26個反法西斯國家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全麵展開，這一戰勝“希特勒主義的戰爭”，就是一場“保衛生命、自由、獨立和宗教自由並對於保全其本國的人權和其他國家的人權和正義非常重要”的世界之戰。同日，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在陪都重慶發表《元旦講話》，指出“中日戰爭成為世界戰爭，兩大陣營分明”，而“中、美、英、蘇四強，國力雄厚”，贏得戰爭的勝利需要世界各國的共同奮鬥。
於是，在1942年2月3日，以美、英、蘇、中為首的反法西斯同盟國，在發表的公告之中，宣布以蔣中正為戰區最高統帥的中國戰區成立，正式確認了中國的大國地位。這就極大地推進了寶島台灣光複祖國的進程。
進入1942年4月，在國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陪都重慶掀起了一場聲勢頗大的光複寶島台灣的政治宣傳運動，強調自古以來台灣與大陸之間的血肉關係，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寶島台灣光複祖國母親是台灣同胞的最大心願。4月5日，陪都重慶的諸多政治、文化團體聯合舉行了台灣光複運動宣傳大會，大會主題就是台灣“解放已在目前了”；4月17日是《馬關條約》簽約國恥日，陪都重慶再一次舉行集會，號召全體中國人都來思考“我們應如何認識台灣”這一重大的抗戰現實問題。
台灣革命同盟會不僅積極促進陪都重慶這一聲勢浩大的光複寶島台灣運動的全麵展開，與此同時，台灣革命同盟會正式呈請國民政府準予成立台灣省政府，“以勵人心，而副民望，使六百萬台胞得以信奉三民主義，五十年失地得以歸依祖國”。正是由於中國人民及其政府發出了收複台灣的熱烈之聲，引起了強烈的國際輿論反響。
1942年8月，美國《時代》、《生活》、《幸福》等雜誌起草的《太平洋關係備忘錄》，其中就提出鑒於台灣在太平洋中的位置極為重要，可以作為國家艦隊的停泊之處，因而提出對日戰爭勝利後台灣不應歸還中國，而要由國際共管。此文11月在陪都重慶的《中央日報》上刊出後，立即引起國民政府的高度警覺和各界人士的強烈反對。11月3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在重慶舉行記者招待會，再次強調“中國應收回東北四省、台灣及琉球”，“日本所侵據之地均應交還原主”。1943年1月，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孫科在《中央日報》上發表《關於戰後世界改造之危險思想》，強調“台灣為中國重要失地之一，應由中國收複”。在陪都重慶出版的《大公報》，隨即發表題為《中國必須收複台灣――台灣是中國的老淪陷區》的社論，指出“根據國際公法，台灣是不折不扣的中國領土。日本從中國手裏奪去台灣，台灣應該歸還中國。根據大西洋憲章，台灣也該歸還中國”，建議“中央對台灣問題最好即作具體的措置，以淪陷省區待遇台灣”。
這不僅是依據國際公法對《太平洋關係備忘錄》中提出的謬論進行了有力駁斥，而且也同時為台灣省政府的早日成立提供了國內法律根據。由此可見，寶島台灣的光複，在合理合情合法之中已經是勢在必行的。
五、國際共識的達成
隨著中國成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四強之一，國民政府隨即展開一係列的外交活動，根據《聯合國家宣言》的精神，向美國等同盟國成員提出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1942年10月10日，美國與英國同時宣布放棄在華治外法權，隨後加拿大、巴西、挪威、荷蘭等國家相繼宣布放棄它們的在華治外法權。以此為起點，經過三個月的談判，1943年1月11日，中國與美國在首都華盛頓，中國與英國在陪都重慶，同時簽訂了廢除不平等條約，建立平等國家關係的新約，由此而促成中國與其他有關國家陸續簽訂新約，從而在根本上確立了中國作為四強之一的大國地位。所有這一切，為寶島台灣早日光複祖國而達成國際共識，創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
1942年11月底，赴美治病的宋美齡積極開展了國民外交。1943年1月7日，宋美齡拜會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談話中提出中國必須收複包括台灣在內的被日本侵占的中國領土這一問題。一個月之後，羅斯福的回答，通過中國駐美大使魏道明電告國民政府：羅斯福總統代表美國政府已經表示――“日寇所有島嶼，除其本國外，均應就同盟國立場支配之，台灣當然歸還中國”。這就表明，光複寶島台灣不僅是中國抗戰的當務之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應有之事，從而由此開始達成中國收複台灣的國際共識。
1943年11月，應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英國首相丘吉爾的邀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飛離陪都重慶前往開羅參加中美英三國首腦會議。臨行之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事室草擬了關於開羅會議的中國草案，明確提出日本應將台灣及澎湖列島、琉球群島歸還中國。11月23日，蔣中正在與羅斯福商談之中，就提出“日本於‘九・一八’事變後自中國侵占之領土（包括旅、大租借地）及台灣、澎湖，應歸還中國”；而羅斯福當即同意“日本攫取中國之土地應歸還中國”。
11月24日，美方在《開羅宣言》草案中正式提出：“日本由中國攫取之土地，例如滿洲、台灣、小笠原等，當然應歸還中國。”經中方核定後，認為將美方草案中“小笠原”更正為澎湖後即可同意這一草案。然而，一天之後，英方卻提出一份針對美方草案的修改案，其中提出――“日本由中國攫去之土地，例如滿洲，台灣與澎湖列島，當然必須由日本放棄”。
將“歸還中國”改為“日本放棄”的英方修改案，引起中方的強烈反對，認為“如此修改，不但中國不讚成，世界其他各國亦將發生懷疑。世界人士均知此次大戰，由於日本侵略我東北而起，而吾人作戰之目的，亦即在貫徹反侵略主義。苟其如此含糊，則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將疑惑不解。故中國方麵對此段修改之文字，礙難接受”，因而堅持美方草案之中的“歸還中國”。中方的這一堅持，得到了美方的全力支持，美方指出“吾人如措詞含糊，則世界各國對吾聯合國家一向揭櫫之原則，將不置信”。
1943年11月26日，經過彼此之間的激烈辯論，中美雙方主張不變，最後英方同意維持美方草案，然後據此進行定稿，由中、美、英三方簽署了《開羅宣言》。12月1日，《開羅宣言》正式公布，其中規定：“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
在舉國一片歡騰之中，在祖國大陸參加抗戰的台灣同胞欣喜若狂，台灣革命同盟會致電國民政府――“頃見報載開羅會議重大成功，台澎等地歸還中國，凡我台胞同深感奮，如蒙鞭策，願效馳驅。”而在島內的台灣同胞，不久之後也從美軍飛機空投的傳單中，獲知這一“歸還中國”的空前喜訊，有如“上天降福星”，奔走相告，期待台灣早日回到祖國的懷抱。
至此，隨著“歸還中國”這一國際共識的最終達成，並且在1945年7月26日發表的《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中，得到重申並予以實施。這樣，在中國抗日戰爭中已經成長為大國之民的中國人民所看到的就是：寶島台灣光複祖國已經是指日可待。
六、國民政府的舉措
自從中華民國建立以來，收複台灣一直就是全體中國人的最大心願，早在1914年，孫中山先生就已經指出：“日本人如果不將東北和台灣交還我們，我們國民革命運動是不能停止的”。盡管在此後的歲月裏，國民政府也曾進行過種種外交努力，但是由於受到中日之間不平等條約的實際限製，其結果總是使中國收複台灣成為一時間難以實現的全國心願。正是由於中國抗日戰爭的全麵爆發，收複台灣得以從可能的心願逐步成為可行的現實。
1944年3月，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批準成立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經過一個月的緊張籌備之後，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於4月17日在陪都重慶正式成立；與此同時，執政黨的中國國民黨組建了直屬中央組織部的台灣黨部籌備處，並在一個月之內正式成立台灣黨部（1945年9月之後改為台灣省黨部），以配合國民政府對台灣的接收工作。
1944年6月2日，根據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的批示――台灣克複後軍事及行政之負責管理問題，可根據開羅會議時我方提出之原建議，先向美國商洽，俟有相當結果，再與英國商洽；同時國民政府行政院擬設的台灣設省籌備委員會，當在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的基礎上稍加充實，多多羅致台灣有關人士，並派有關黨政機關負責人員參加，即足以擔負調查與籌備之責，暫不必另設機構，以免駢枝之弊――隨即進行調整充實。
於是，9月25日，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委員名額增為11人，並準派台籍人士黃朝琴、遊彌堅、丘念台、謝南光、李友邦為委員。隨著大量台籍委員進入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該委員會就收複台灣工作展開了艱巨而辛苦的準備工作。首先，調查台灣實際狀況，編輯有關台灣的資料刊物，研究有關台灣問題的意見及方案；其次，培訓台灣行政、警察、銀行、教育等幹部、專業人員；最後規劃未來台灣行政體製及各種機構接收草案。
僅就資料搜集整理而言，到1945年3月，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就編寫了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行政製度、財政金融、貿易、交通、教育等概況資料19種，約40多萬字；分類翻譯了台灣民政、財政、金融、司法、農林牧漁、工商交通、教育七大類法令，約150萬字。
而在接受人員培訓方麵，1944年8月17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特別批示：“所有台灣所需黨務與行政之高級及中級幹部應即一並統籌訓練。同時注意現在教育界、工程界之台灣籍專門人才，以適應將來建設之需要。”9月1日，蔣中正又下令“會同中央警官學校辦理台灣警察幹部訓練”，10月，中央警官學校開辦“台灣警察幹部講習班”，次年在福建設立第二分校，共訓練各級警務人員932名。與此同時，在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的統籌協調之下，由中央訓練團舉辦“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招收學員120人，分民政、工商、交通、財政、金融、農林、漁牧、教育、司法各組訓練，為期4個月，從1944年12月開學至1945年4月結業；並由四聯總處的銀行訓練班訓練銀行業務人員40名。
至於收複台灣後應實行何種行政體製，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與當時在陪都重慶的台籍人士，進行了積極討論。根據討論結果，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在1944年8月，擬成《台灣接管計劃綱要草案》，擬在台建立特別省製，經過一再審核修改，到1945年3月，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核定了《台灣接管計劃綱要》，該綱要規定“接管後之省政府，應由中央政府以委托行使之方式賦以較大之權力”。
1945年4月7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批準由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與黨政軍各機關主管人員每月開一次聯席會議，會商接收台灣事宜。5月，在陪都重慶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中正代表全黨誓言“受日寇劫掠最早之台灣，重歸祖國，始為我抗戰徹底之勝利”。大會期間，蔣中正會見台灣淪陷50年來第一位台籍中國國民黨代表謝東閔，向其詢問台灣的情況，並請謝東閔盡快轉告所有台灣同胞――“台灣的光複快要到了！”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發表；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通過廣播發表投降詔書；9月2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國投降並簽署無條件投降書；9月3日，國民政府定該日為抗戰勝利日。
1945年10月17日，國民革命軍進駐台灣，30萬台北市民夾道歡迎，放聲高唱《歡迎國軍歌》――“台灣今日慶生平，仰見青天白日親”，“六百萬民眾多歡樂，壺漿簞食表歡迎”；10月25日，中國台灣地區日軍受降儀式在台北市舉行，中國政府向全世界宣布――自即日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列入中國版圖，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國主權之下，該日被國民政府定為收複台灣的光複節。
曆經了8年的全民抗戰，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掙紮了半個世紀之久的台灣，終於在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的浴血奮戰之中，迎來了寶島台灣光複祖國的這一天。從此以後，被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強行霸占的台灣，從與祖國分離的狀態之中，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在走向大國的現代道路上實現了中華一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