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拾遺

十二、張伯苓與南開的素質教育

　　眾人皆知重慶“南開”，知道數十位院士學成於茲，亦知南開校訓為“公能”二字，但內中的日行月循、師規生範以至一樓一室的取名涵義等關乎主辦者的社會理想、審美情趣和價值取向的細事末節，就不一定人所共知了。

　　重慶南開，當年叫南渝，1936年秋開學，高初中各招兩個班。當時的高中第一班學生陳以震先生（後來畢業於複旦大學，又任教南開、擔任民盟重慶市委副主委、重慶師範學院中文係主任）回憶說，張伯苓校長把支持南開或者在南開工作出力最大、成績卓著者的大名作為樓房館堂的名稱，以資紀念：一幢辦公、教學樓“範孫樓”和一幢教學實驗樓“芝琴樓”，是因早年在天津承辦南開的嚴範孫、陳芝琴而得名；禮堂“午晴堂”是用南開老總務主任華午晴的名字；女生樓房“受彤樓”是以重慶銀行工會主席吳受彤命名；忠恕圖書館則是美豐銀行老板康氏弟兄的大名（康寶忠、康寶恕即康心如、康心之）。張伯苓海軍出身，辦學白手起家，有錢人捐資興學，獲得榮譽，千古流芳，這是調動社會積極性的好辦法。

　　忠恕圖書館到津南村，一條筆直大路叫“三友路”，兩旁遍植鬆、竹、梅歲寒三友，顯示出無限生機――學校建於民族危亡之際，借物言誌，寄寓著吾人當效歲寒三友，獨傲霜雪，自強不息的意趣。

　　南開的“公能”教育就是要培養學生有理想、有道德、有學問，還要有強健之體和非凡之能。講公，就是要胸襟開闊，氣象遠大，大公無私，愛國家、愛集體、愛學校。講能，首先要求學生學好功課，練就紮實的基本功。這點，張伯苓、喻傳鑒先生是十分認真的。他們聘請第一流的教師，自己還深入教室、實驗室、教研室，了解教師是如何教的、學生如何學的；經常抽調作業，檢查學生完成作業的情況；從不間斷，習以為常。

　　張伯苓、喻傳鑒先生的辦學，不為名，不為利，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奉獻一切，奉獻一身。他們辦教育不是當學官、問級別，而是懷著教育事業是關乎國家民族興盛的百年大計的深刻認識，把辦學育人當作己任來做。教育周期長，形成獨特的校風校貌，塑造高尚靈魂，不是短時間的事。張伯苓、喻傳鑒先生都是以校為家，早晨看早操，晚上查自習，經常到教師家裏促膝談心，學生有過失叫到辦公室耐心開導，幾十年如一日，平凡，卻又不平凡。喻先生對他那間寬敞的辦公室特別感情深厚，白天去，晚上也去，常常做到深夜；平時去，星期天也去，節假日也去，似乎一天不去就感到不舒服。

　　教育理念為萬端之首。

　　張伯苓治南開，尤重教育理念的引領之功。數十年物換星移，而今沉潛磨洗，檢點舊事，反省變常，我們愈漸認識到張伯苓先生教育思想的理性和超前。

　　張伯苓曾撰《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提出他針對中華民族“愚、弱、貧、散、私”五大詬病，而倡導的五項治理措施：

　　1.重視體育；

　　2.提倡科學；

　　3.團體組織；

　　4.道德訓練；

　　5.培養救國力量。

　　他將教育以“體”“智”“德”“美”“群”概括之，以“體育”位列各育之首，基於體育對於各育具有保證作用的認識。他說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身。國民體魄衰弱，精神萎靡，必然工作效力低落，服務年齡短促。一張珍貴的曆史照片，記錄了年屆七十高齡的張伯苓校長身著大衣，頭戴禮帽，飛腿起足，在操場為學生班級足球賽開球的一瞬。南開老校友、中科院院士、南開大學教授申灃文在《隆重紀念張伯苓校長誕辰120周年》的文章中，稱張伯苓先生為“中國近代體育運動之父”，這是有史為據的。張伯苓曆任天津體育協會會長，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第一任名譽會長、理事長，華北體育運動會及全國運動會總裁判長，遠東運動會（中國、日本、菲律賓等國）中國委員、總領隊、總裁判，國民政府教育部體育委員會委員等職，是中國近代國際體育運動交流的積極參與、促進者。他在學校體育的率先垂範和重大建樹，更是他的優秀教育和成功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重要史實佐證。

　　張伯苓說：“教育裏沒有了體育，教育就不完全。”他把體育看作是培養學生團結精神和大公無私的途徑之一。南開課業甚重，這是事實。但一到下午三點半，整個操場熱氣蒸騰，千人競越。跳高、打球、跑步、拔河，幅幅畫圖，詮釋活力生機。籃、排、足運動場三級毗連，成雙馬蹄形布列校園中央；受彤樓、芝琴館、範孫樓、忠恕圖書館、津南村、午晴堂、蕉園、南園、三友路――整個占地數百畝的校園內，散布著大大小小的籃球場、羽毛球場和平地空壩，處處都可以見到同學們的運動身影。

　　南開教學認真，注重質量，尤著眼科學精神的培養。張伯苓曾說：“惟是科學精神，不重玄想，而重觀察，不重講解，而重實驗。”建校之初，他即親自從日本購回科學儀器，“令學生人人親自從事實驗”。抗戰期間，物資匱乏，南開堅持開設理科實驗課，使學生獲得嚴格的科學訓練和切實的直接經驗。陳以震先生是南開首屆高中畢業生，回憶寫道：“南開學生能讀書，但不是書呆子，他們組織能力強、表達能力強，這就靠課外活動來培養。南開的社團特別多，文科的、理科的、體育的、音樂的、戲劇的，直到講演、辯論，都有課外組織，都出過出類拔萃的人才。南開的劇團和球隊，在當時是有點名氣的。所有的社團，所有的活動，都得到張校長和喻先生的支持和鼓勵，得到各科老師的具體指導和幫助。這些活動活潑健康，多姿多彩，既豐富了校園生活，又培養了學生的實際才能，確是南開教育的一個重要方麵。”

　　南開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是學校教育的有機鏈條和靈動載體，是有深邃理念作支撐的，是有誌向培育作引領的。張伯苓經常教導學生要“立誌”，他說：“設無誌者，則飄萍靡定，終無所成，與禽獸何異？舟之浮海，行必有方，使無準的，達岸何時？”他深諳人的個體差異和際遇有別，指明“誌不必盡同”，“無論各具何長，要皆能發揚光大”，“南開學校為訓練學生做事能力、服務精神，並培養社會領袖人才起見，鼓勵學生自動組織各種社團，通力合作，團結負責……”

　　南開的道德教育和人格熏陶卓有績效，亦實因張伯苓先生的理念先進和踐行切實而大獲裨益。張伯苓先生說：“教育範圍，絕不可限於書本教育、知識教育，而特別應注重於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又說，“廣義言之，學校則教之為人，何以為人？則第一當知愛國。”時值抗戰時期，學校總能適時舉行各種“國恥”紀念活動，以激發學生愛國熱情。早在1934年，張校長就正式宣布“公”“能”為南開校訓，他教誨說：“惟公，故能化私、化散，愛護團體”，他希望學生“把為公作為不可改變的人生信條”，他認為校園裏的事“諸多可變動，南開精神不可變，一致為主，始終不渝。”他斷言，“將來做事能以南開精神成功者，即為公能二字。”張伯苓先生對學生的人格教育極為重視，要求很嚴，他認為：“研究學問固然要緊，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教育一事，非獨使學生讀書習字而已，尤要造就完全人格……”他把人格培養歸納為“立誌”“敦品”“勤勉”“虛心”“誠意”五個方麵，並身體力行，率先垂範。每周全校集會或修身課，他都外邀名流或親自作報告，講授為人處事，治學之道。這種日積月累、潛移默化的教育，學生莫不受用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