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拾遺

二、“開開‘文化礦’”的戰時教育部長陳立夫

　　公元1985年，中共中央撥巨款，按原來的國葬規格和舊有風貌重建了“文革”期間炸毀的湖南南郊陳英士墓，修複後的墓比當年蔣介石為陳英士建的原墓還要大。又邀請其時已近九旬的陳立夫先生及其陳氏家人參加竣工典禮和掃墓。年輕朋友不禁要問：陳英士是什麽人？與陳立夫什麽關係？陳立夫這個抗戰初期的教育部長又怎麽成了“開文化礦”的人物？

　　杭嘉湖平原的西端，便是湖州。湖州原名吳興，風景優美，地靈人傑，是名聞遐邇的魚米之鄉、絲綢之府。晉代王羲之、謝安，唐代顏真卿、杜牧，宋代蘇軾等先後在此任郡守。清末民初，張靜江、朱家驊、戴季陶、徐恩曾等名人皆出於此。

　　吳興陳氏，遠祖為上古時的大聖人虞舜。陳氏家族曆代均有人朝內為官，湖州城內有宅院叫“五昌裏”，意即五世其昌、為官不衰之意。傳到第二十五世陳延�時，家道中衰，遂以經商自振了。陳延�有三子，長子陳其業，次子陳其美，季子陳其采。陳其業，便是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的父親。陳其美，字英士，正是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的二叔。

　　陳其美早年離家習商，作了12年當鋪學徒後，接受了從日本士官學校學成回國的三弟陳其�的教育，隻身來到上海，結識了秋瑾、徐錫麟、譚人鳳、張靜江，並和他們一起參加革命活動。陳其美慷慨好義，饒有俠風，很快在上海各處深得人望，包括青紅幫裏，也有他的朋友。

　　1906年，陳其美東渡扶桑，學習軍事。這年冬他在日本結識孫中山，並加入同盟會。之後，他又將結拜為兄弟的蔣介石介紹給孫中山。陳其美參加同盟會光複上海的起義，險遭殺害，孫中山高度評價他“其功最大”。上海光複後，陳其美被推為滬軍都督，並承擔起了江浙聯軍攻打南京的後勤支援。戴季陶後來也說：“南京之克，其亦賴上海。”隨著陳其美領導肇和艦起義，引起袁世凱的刻骨仇恨，決心除掉陳其美。1916年5月，陳其美慘遭袁世凱密探的殺害。

　　陳殉難以後，孫中山聞訊趕到現場，撫屍大慟。又手書“失我長城”挽之，撰祭文稱陳其美“生為人傑，死為鬼雄。”

　　當時許多人懾於袁世凱淫威，無人敢往，唯蔣介石狂奔至現場，撫屍痛哭，又冒險收殮屍體。此後，蔣介石因陳其美的關係深得孫中山的重用。不久，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黃埔軍校校長。

　　中國四大家族中，宋、孔兩家均與蔣氏有聯姻關係，唯獨陳氏與蔣並無親戚血緣關係，不能不說這是陳其美的恩蔭所至。

　　搞清楚了陳其美和蔣介石的關係，我們再來看陳立夫的經曆。

　　辛亥革命以後，作了滬軍都督的陳其美讓陳立夫舉家遷到上海。陳立夫先入學堂補習英語，接著又進了上海的南洋路礦學校，他對各種新奇的機械萬分著迷，讀書非常勤勉用功。在校四年，一共拿了七個學期的獎狀，這很不容易，按規定，除了成績總平均85分之外，不能有一次缺課，請假都不行。陳立夫居然總評95分，僅有的一次，是請假兩小時參加哥哥的婚禮，因此與一個學期的獎狀無緣。陳立夫後來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天津北洋大學。之後，遠渡重洋，留學美國匹茲堡大學煤礦工程學係。

　　陳立夫大學學成歸國後，滿心要從事自己喜愛的礦冶專業，但蔣介石當時已身居高位，急於拉攏人才，培植勢力，急電催陳立夫：“現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時候，還開什麽礦，要開礦，可開采革命之礦。”哥哥陳果夫也從旁鼓勵，就這樣，陳立夫來到蔣介石身邊。抗戰前夕，在當時國民黨政界有陳立夫這樣美國碩士學位金字招牌的人物確屬鳳毛麟角。更重要的是，蔣介石需要真正忠於黨國的幹才幫他把守教育，而陳立夫此前在組織係統、特工係統的績效，足以令人放心。也正是這種特殊的身份，抗戰時期，陳立夫被蔣介石相中去做了7年的教育部長。

　　戰爭爆發，日軍的摧毀目標首指中國教育文化機構。中國戰前的108所高校，91所遭到嚴重破壞，被炸的中小學不計其數，昔日美麗校園一片廢墟。而廣大師生出於國痛家恨，也反對上課，要求投筆從戎，血灑疆場。教育界也是紛紛揚揚，議論迭出。

　　1938年，陳立夫被任命為教育部長，來到重慶走馬上任（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設在四川巴縣青木關，現屬重慶沙坪壩區青木關鎮）。麵對各種議論，他指出：“（一）教育為建國之根本大業，各級各類學校之設立，實各有其對國家應付之使命；（二）抗戰是長期過程，不容許將人才孤注一擲，而必須持續培養人才；（三）國防的內涵不限於狹隘之軍事教育，各級學校之課程不是必須培養的基本知識，就是造就各門技能，均各有其充實國力之意義；（四）學生對於國家應盡的義務實為修學，平時如此，戰時更宜悉力以赴。”

　　陳立夫親自擬定《戰時各級教育實施綱要》，提出“九大方針”，和“十七項實施要點”。

　　方針和要點都要求“教育目的與政治目的一貫”，“以利民族之自信”，從教育的具體內容和生動形式抓落實。

　　陳立夫責成教育部發出訓令，要求各級學校重視青年兒童的道德教育和審美教育，規定各校將所編校訓校歌，呈送教育部，大後方所有的高等學府亦不例外。

　　西南聯大遷徙剛完，忙於草建校舍，回複部裏請求鑒諒，孰料教育部也不寬待。聯大無法，遂召開常委會成立編製校歌校訓委員會，禮聘文學院院長馮友蘭任該會主席，朱自清、羅常培、羅庸、聞一多為委員。第一次擬出“剛健篤實”四字，經反複推敲，最後定下“剛毅堅卓”。這是從聯大人剛強、果斷、堅忍不拔、卓然不群的精神風貌中提煉而出的校訓，內涵更見豐富。作為聯大精神的凝練概括，既是其時其境的驚鴻一瞥，又是相期百年的永久滋養。校訓公告全校後，同時上報了教育部。校歌也分別由羅庸、馮友蘭用詞體和白話寫就，後來在張清常導排的“西南聯合大學進行曲”中作了“校歌詞”和“勉詞”。抗戰時期，各級各類學校將校歌校訓視為熏陶元素和美育手段，是抗戰教育的可貴實踐，是民族教育的經典遺產。

　　當時大學教育缺少中國曆史和中國社會的內容，陳立夫對此很有看法，斥之為“外國租界”。他督促修改了大學的科目表，確定了大學裏必修的中國文化內容，比如中國曆史科目中增補了中國法製史、中國政治史的內容。他還改革了過去聘任教授、副教授必以出國與否、獲得學位與否為前提的製度，為那些在本國大學畢業且任教多年，多有成績著述的教員辟出晉升之路。

　　抗戰炮火中，大批逃難學生湧入大後方。陳立夫在他任上設立17所國立中學，後任部長朱家驊也創設17所國立中學。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教育部共創辦了34所全公費製的國立中等學校，使學生有書讀，使中華民族的文化命脈得以延續傳承。

　　陳立夫主持了對教育製度的多項改革。內容涉及招生、考試、訓育、貸金。戰前招生自立門戶，雜亂無序，陳將其改革為一家牽頭，統一招生。

　　考試上，在後方十九個省市分區舉行大學統一考試，規範了中國學校的入學考試和畢業考試標準。他把蔣介石訓練國民黨的辦法放進大學管理，將三民主義等納入學生的學習內容，拓開訓育教育的新路。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任教育部長時頒布施行的貸金製度，使一大批學子得以完成學業，從而保障了中國文化血脈在抗戰時期的延續和發展。

　　1988年，台灣一位學者到美國出席國際會議，碰見幾位六七十歲的大陸學者，他們談及抗戰時期，得以公費就讀國立大學，深感立夫先生恩澤。陳立夫聽說這件事後，說：“大陸上的還懷念著我，這貸金製度所產生的久遠影響，尤使我格外欣慰。”

　　陳立夫一心想當個采礦工程師，畢其一身終未實現。但他倒並無多大遺憾，他在自述中說：“我想我既無機會采煤礦，何不轉為開開‘文化礦’呢。”他晚年常將七年教育部長的建樹作為自己平衡得失的慰藉，認為所做的“百年樹人的教育文化工作”是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作為，倒也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