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拾遺

一、悲壯的高校西遷

　　日本曾經是中國最謙卑的學生，可是近百年來，卻成為中國最大的敵人。從1874年首次侵略台灣開始，對中國的侵略掠奪從未間斷。到1937年7月7日，終於悍然發動全麵侵華戰爭。

　　日軍侵華首先瞄準文化教育機構。天津連續被轟炸四小時，主要目標是南開大學，隨即軍車衝進，潑油縱火焚燒；大學部所有圖書館、師生宿舍、教學樓均被燒成廢墟，中小學部也被夷為平地。之後在北平、在上海、在南京、在廣州，野蠻施暴，橫行無忌。日軍占領北平，北京大學的豐富藏書陷落敵手，清華大學未及運走的20餘萬冊圖書遭洗劫一空。

　　抗戰前的中國高校有108所，戰爭初期，有91所遭到嚴重破壞。中小學被焚燒破壞，更是無計其數。中國的學校除了被迫停辦，隻有輾轉內遷。“戰前重慶中等以上學校隻有32所，戰後激增至97所，大都集中在沙磁山歌和九浮地區。”（《重慶概覽》）沙坪壩、磁器口、山洞、歌樂山、佛圖關，均在沙坪壩境內。據統計，抗戰時期遷渝高校數十所，其中遷入沙磁地區的占遷渝高校的68%，占遷川高校的1/3.

　　遷校情境極為悲壯。原在南京、後來遷到重慶的中央大學，“八・一三”事變後，校長羅家倫趕緊通電正放暑假的學生立即返校。8月15日，羅校長在四牌樓大禮堂召集師生，發表演說，然後舉校西遷。遷徙艱辛備嚐，其農學院搬遷良種家畜入川，雞鴨鵝兔籠裝後置於牛馬背上馱運，豬羊則驅趕隨行。風雨兼程，晝夜不舍，千辛萬苦，曆時竟達一年，1938年11月抵達沙坪壩時，僅餘20餘頭荷蘭乳牛。在嘉陵江邊的鬆林坡中央大學畜牧場，羅校長重逢這些南京“故人”，眼中熱淚不禁奪眶而出。

　　清華、北大、南開奉國民政府之命遷至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僅僅一個學期，又遭日機空襲，隻得再度西遷。扶老攜弱，曆經顛沛，行程數千裏，到達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國立山東大學從青島初遷四川萬縣，再遷沙坪壩，一路備受煎熬，設備損失殆盡，隻得宣布停辦，所餘學生並入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工業職業學校遷來沙坪壩漢渝路。南京國立藥學專科學校初遷漢，複遷渝，先後在磁器口、高店子複課。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勞作專修科初遷萬縣，複遷沙坪壩。天津私立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遷沙坪壩津南村。上海國立音樂學院遷沙坪壩。軍政部陸軍大學由遵義遷重慶山洞。上海國立交通大學遷重慶小龍坎。上海醫學院遷歌樂山（香港大學醫學院學生來此借讀）。國立貴陽醫學院遷歌樂山。軍政部兵工專科學校遷入沙坪壩。國立湘雅醫學院遷沙坪壩。雲南大理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遷歌樂山新開寺。北平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和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初遷湖南沅陵，又遷璧山而後遷沙坪壩附近盤溪。複旦大學遷至北碚夏壩。朝陽大學遷來巴縣興隆場（現為沙坪壩區回龍壩鎮）。

　　此外，國立交通大學北平鐵道管理學院、唐山土木工程學院、山東省立醫學專科學校、山東省立藥學專科學校、私立兩江女子體育專科學校、私立立信會計專科學校、私立滬江大學、私立東吳大學、私立之江文理學院、私立上海法學院、國立中央國術館體育專科學校、國立戲劇專科學校、中央政治學校、私立正則藝術專科學校、江蘇省立醫政學院、中央政治學校蒙藏班、私立支那內學院（佛學院）、私立中華大學、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私立醫藥技士專門學校、私立武昌藝術專門學校、私立華僑工商學院等，也先後遷到四川重慶沙坪壩、江津、璧山、萬縣、北碚。

　　為了適應戰時教育的發展，陪都重慶及其周邊巴縣、江津、璧山、萬縣又新設高校有教育部特設大學先修班、私立中國鄉村建設育才院、國立邊疆學校、國立女子師範學院、私立求精商業專科學校、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國立體育師範專科學校、私立中華工商專科學校、私立重輝商業專科學校、私立儲才農業專科學校、私立輔成法學院等。這些學校與遷往和新設於四川成都、樂山、西昌、三台、金堂、南溪，貴州湄潭、赤水、鎮寧、安順，雲南昆明、大理、澄江，陝西西安、南鄭、寶雞、天水的國立東北大學、私立燕京大學、私立光華大學、私立金陵大學、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國立成都理學院、國立武漢大學、國立浙江大學、私立大夏大學、國立軍醫學校、國立中正醫學院、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私立中法大學、私立華中大學、國立中山大學、私立廣州協和神學院、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國立北洋工學院、省立山西大學、省立河南大學、國立西北大學等，重新結構了戰時中國的高等教育布局，保存和發展了我國的教育實力，為當時的大後方教育，也為抗戰強國和新中國建設事業的蓬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重慶是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陪都，是戰時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內遷西南的61所高校，就有48所占78%集中在四川。在重慶，連同本地高校，一度多達39所，居全國之冠，自然成為抗戰時期中國高等教育的中心。內遷院校過去多在沿江沿海富庶繁華之地，遷徙經曆磨礪了師生們的浩然正氣，堅定了他們的抗戰意誌。浙大師生在吉安登臨風雨樓，憑吊文天祥；聞一多開講楚辭，撰寫天問疏證，四易其稿；竺可楨體恤青年，讓出鋪位，自住車棚……一位外籍教師跟隨浙大四次搬遷，十分感慨，他認為：這使得學校“離開了一個有名商埠，回到中國懷抱中”，“得見鄉郊之美，得知鄉民困難和問題所在……”

　　中華民族在家國厄難的戰爭年代，之所以能夠完成抗戰時期我國文化教育重心由東向西的戰略大轉移，改變戰前我國教育的失衡布局，奠定戰後中國教育基本格局的基礎，首先基於戰時正規教育路線的確立。1938年1月，國民政府任命陳立夫為教育部長，教育部設巴縣青木關（今沙坪壩區青木關鎮）。3月陳氏在渝就職，針對紛紛擾擾的教育議論，指出：“教育為建國之根本大業，”各級各類學校“各有其對國家應付之使命”；“抗戰是長期過程，不容許將人才孤注一擲，而必須持續培養人才”；“學生對於國家應盡的義務實為修學，平時如此，戰時更宜悉力以赴。”

　　隨後，在重慶召開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蔣介石在會上進一步闡發了“戰時要當平時看”的教育方針，明確指出“教育是一切事業的基本”。他分析：“平時要當戰時看，戰時要當平時看。”“因為我們過去不能把平時當作戰時看，所以現在才有許多人不能把戰時當作平時看，這兩個錯誤實在是相因而至的。”蔣介石還說：“我們教育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當看到戰後。……我們要建設我們的國家，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我們在各部門中都需要若幹萬專門的學者，幾十萬乃至幾百萬的技工和技師，更需要幾百萬的教師和民眾訓練的幹部。這些都要由我們教育界來供給，這些問題都要由我們教育界來解決的。”

　　除了教育路線的政策保障之外，確保戰時教育維持和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是對戰區內遷學生和教師實行救濟的“貸金”製度。抗戰初期，大批戰區學生內遷，斷絕了家庭經濟資助，生活求學十分困難。

　　1938年陳立夫出任教育部部長後，頒布了《公立專科以上學生貸金暫行辦法》，對全國公立專科以上學生發予貸金（公私立中等以上學生亦適用）。貸金額為每人每月8-10元，半額為4-5元。以當時鬆林坡中央大學為例，來自淪陷區的學生都拿貸金。徐中玉先生回憶，“當時六元錢作為夥食費，兩元零用。在抗戰初期，夥食倒不差。”貸金製度實行的最初一年，享受的專科以上學生有3萬多人，中等學校學生2萬多人。到1939年，教育部津貼的學生已達10-14萬人。貸金製度是確保內遷學生能夠繼續求學的必要保障。像李政道、楊振寧這些後來的知名學者，順利地念完西南聯大，皆得益於貸金製度。這是從小處看，從大處看，都是保障延續中國文化教育血脈的重要舉措。

　　我國自近代艱難發展的高等教育，在抗戰烽火中弦歌不輟，小有發展。1936年，我國高校108所，有研究所22個，研究所學部35個，教師7560人，學生41922人；到1945年，我國高校已增至149所，研究所學部90個，教師10901人，學生80646人。

　　高校內遷是抗戰時期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西移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在戰火中保存了中國高等教育根脈和精華，還促進了西部地區和一些戰區內地山區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