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拾遺

序

　　藍錫麟

　　《溯遊抗戰重慶叢書》出版發行後，不少人對其中所披露的，以往鮮為知的人物、事件頗感興趣，建議拓寬層麵，讓人們更多地了解一些。重慶出版團與之心氣相通，於是，催生了這套《重慶舊聞錄1937-1945》。所謂舊聞，是與新聞相對而言。按照現代傳播學解釋，舉凡新聞，都是最近生的有傳播價值的事實。由此推遠開去，舊聞就不是泛指一切口耳紙筆傳衍之，而是以往發生的有傳播價值的事實。這套叢書選擇的以往，特指抗日戰爭時期，但前伸後續的時段也未限製得太。正如《溯遊抗戰重慶叢書》業已提到的，從1937年11月20日到1946年5月日，“重慶有史以來第一次，迄今仍是唯一一次成為全中國的政治中心”，同時是抗戰中國的經濟中心、文化中心、軍事指揮中心和外交活動中心，也是國共二次合作，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要活動平台，並且還是世界反法西斯遠戰區的指揮部所在地。當時的重慶，與蘇聯的莫斯科、英國的倫敦、美國的華頓並列為世界反法西斯陣營四大名都，創造出了震爍當世、彪炳千秋的抗戰名文化，有傳播價值的事實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著，經過歲月磨洗就變成了舊聞套叢書收錄的無疑都屬於舊聞，這套叢書取名《重慶舊聞錄1937-1945》，可視作它的續編。不過，二者也有區別。那套叢書盡管涉及到了抗日戰爭時期重慶的文學界影界和市井生活，但主要的切入層麵在於國共兩黨，以及美國和日本兩股力，相關事實要麽已納入史籍，要麽也在大貌上不時為人所關注。而這套叢書管也涉及到了那一時期的政界、軍界，卻將主要的注意視向轉移到了多年以來少被人所掃描的工商界、教育界、新聞界、美術界、戲曲界、幫會組織和“下人”群體，乃至抗戰重慶報刊上的“笑林”和“百聞”，而且切入角度多在個述聞的譜係，一般不會不加概括地納入曆史。若與古代書籍作比較，其中有的似於《大唐新語》，有的近似於稗官野史，有的還可以收入笑聞廣記。一概歸為舊聞，隻依據一條共性，就是都有事實根基，都具傳播價值，決非胡編亂造人們常說往事如煙。那是因為，往事從來有大小之別，重輕之分，任何同時人都不可能無論大小重輕一應親曆親知，親曆親知者也不一定都能認知，都能住，逝去時間一久大家都淡漠了，後來人自然更難想象了。然而，並不是未入籍的事，全都不值得記憶傳衍。抗日戰爭及其稍前略後時期的重慶，既然確已生出抗戰名都文化，那麽，這一文化的豐贍涵蘊，就決不是概括性的任何史籍窮盡的。好比史籍可以壯長江繪三峽，未必顧及得到海棠溪或南溫泉一樣，海溪和南溫泉勢必需要另外的描述加以傳播。《重慶舊聞錄1937-1945》正是做這種事。雖然其間述及的往事，並非全都壯懷激烈，業已匯入那段曆史的時代潮，甚至還有一些史實與主潮相背離，但曆史就是那樣錯綜複雜，那樣豐富多，那樣變化多端，少了哪一個層麵都不完整。因此，不讓如斯往事盡都如煙消，對今人，對後人，起碼會有一些認知上的價值。我應約主編《重慶舊聞錄1937-1945》，文稿次第都讀過了。我要負責任地，全套叢書這麽多分冊，所有編撰者在價值取向上都是相通的，撰文和選圖全據事取材，奉實立言，力求做到一要誠信，二要可讀，三要值得收藏。但各人曆不盡相同，判斷亦有差異，因而同一人事見之於不同分冊，詳述分寸並不全樣。好在舊聞以事實為重，龐觀在宇，微觀在握，讀者盡可以重事輕譯，自作舍。

　　2005年12月21日於重慶淡水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