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詩人黃瀛與草野心平的對比研究——以各自的越境體驗和詩歌為中心
楊偉一黃瀛與草野心平的交往
黃瀛生於1906年，其父是重慶師範學校校長黃澤民，其母是來自日本千葉縣八日市場市的太田喜智。其母當年從（東京）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擔任了一段時間當地的小學教師後，不久便作為“日清交換教師”來到了中國。父親去世後，黃瀛在國內遷居數次，最後隨母親及妹妹移居到了母親的故鄉日本千葉縣，並於1914年進入八日市場尋常小學。1923年，黃瀛回到了中國，因關東大地震而被迫轉入青島的日本人學校。此時的黃瀛便已開始用日語寫詩，並投稿於日本的報刊雜誌上。1925年9月，黃瀛的詩在幾千名候選者中脫穎而出，榮登《日本詩人》“新詩人號”的首席，從而以明朗闊達的詩風引起了日本詩壇的注目，成為詩壇的寵兒。
說到黃瀛與日本詩人草野心平的交往，則要追溯到1923年第3期的《詩聖》雜誌。當時該雜誌刊登了黃瀛的《早春登校》一詩，與此同時也刊登了留學於中國嶺南大學的草野心平的《無題》。以此為契機兩人開始了書信來往，並一同創辦了油印本同人雜誌《銅鑼》。當時立誌成為詩人的黃瀛從青島返回了東京，而草野心平也因上海發起的反日運動蔓延至全國而被迫回國。盡管日本人草野心平不得不離開了中國，但在東京迎接他的，卻是身為中國人的黃瀛。草野心平在“我與黃瀛的今昔”（《詩與詩人》1954年）中這樣寫道：“受‘五卅’運動的影響，我將《銅鑼》第2期塞進行李，返回了日本。在東京迎接我的便是黃瀛。我去神戶見了阪本，在大阪見了原理，然後在去東京的途中給當時已經中學畢業在東京準備考大學的黃瀛發了封電報。（中略）於是在黃瀛租借的公寓中，開始了一個月的寄居生活。”1940年，受以前嶺南大學同窗、時任南京政府宣傳部長的林伯生之邀，草野心平作為宣傳部顧問再次來到中國。之後由於日本戰敗，草野心平與家人一同被收容進了南京日僑集中營。對陷入落魄境遇的心平，黃瀛也是百般照顧。黃瀛曾這樣談到抗戰八年後的再度重逢：“在等待遣返列車的那段日子裏，他住進了南京日僑集中營。我兩三天便邀約他出來一次，請他喝酒以慰藉他。當他被從上海遣返日本之際，我也特意到上海去給他送行。他站在雨中的卡車上朝我不斷地揮手，與我道別。”
另一方麵，1984年，為黃瀛時隔半世紀之久的成功訪日而竭盡心力的人，也正是這位終生的詩友草野心平。“還有一件事特別值得一提，我戰後第一次的日本之行，倘若沒有草野心平、宮川寅雄兩君的呼籲，是不可能實現的。我決不會忘記他們給予我的友情，還有中川（一政）先生、井伏鱒二先生等各位朋友，以及來自日本各界江湖之士的好意。”兩人的親密交往一直持續到1988年草野心平辭世為止，並以《銅鑼》和《曆程》等詩誌為媒介，通過宮澤賢治、高村光太郎等詩人及其詩歌作品，構築起了一座友誼的橋梁，逾越了文化與國家的屏障，在日本詩歌史以及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寫下了作為文化越境者的璀璨一頁。
二黃瀛與草野心平的越境體驗
借助逾越文化的邊界，與異文化進行接觸，將有可能催生怎樣的嶄新文藝作品呢？毋庸贅言，本世紀的課題之一就是基於20世紀的曆史經驗來分析這一創作機製，並探明具有越境性質的藝術、文化在當代世界中的應在方式。設若將越境者看作是不能被還原為單一範疇的複合型文化載體，那麽，黃瀛與草野心平便都可以被稱之為中日文化越境者的典型。他們兩人的交友關係也必然會作為文化越境的具體實踐個案，給予我們莫大的啟示。
雖然都稱之為越境者，但黃瀛與草野心平倆在各種意義上都既是非常相似的存在，同時又是頗具對照性的存在。前者身為中國人，因父親病逝而隨母親移居千葉縣，除去在青島日本中學的兩年生活，黃瀛的青少年時代都是在日本度過的。而後者身為日本人，曾留學於中國的嶺南大學（現中山大學），在中國度過了其青春歲月的近五年時光。草野心平在學期間癡迷於英美詩歌，嚐試著進行了翻譯。此外，他還不僅創作了許多自己的詩歌，也接觸了大量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出版物。也許正是這種中國人的在日經曆和日本人的在華經曆，即越境體驗，使兩個人萌生了作為同類的親近感，從而成了能夠互訴心聲的詩友。在刊登了黃瀛詩作《早春登校》的《詩聖》雜誌上，也同時刊登了草野心平的《無題》一詩。編輯後記稱，此詩稿寄自廣州嶺南大學，不知作者究竟為日本人抑或中國人。見此，黃瀛給草野心平寄去了一封不知是表示關切還是問訊的信件：“你究竟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呢？”顯然，我們可以將之看作是黃瀛為尋求自己的同類而發出的訊息。較之同是詩人這樣一種同類意識，也許倒是兩人都是從中國投稿這樣一種同類意識占據了更大的比例，構成了拉近黃瀛和草野心平的直接誘因。設若沒有心平的這段中國留學經曆，或許就不會有兩人長達一生的深厚交情了。換言之，在大部分日本人都把目光轉向歐洲的那個年代，毋寧說來到中國留學的草野心平倒是一個特殊的案例。正因為草野心平的越境經曆有別於常人，黃瀛才會對其抱有親近感，進而開始互通書信的吧。
黃瀛前往日本後在東京擴大了交友範圍，和中野秀人、高村光太郎、栗木幸次郎、高樹壽之助等眾多日本詩人都建立了親密的關係，拚命汲取著日本詩歌的營養。與此相對，草野心平在廣州也不僅沉迷於英美詩歌，還加入了文學研究會廣州分會，閱讀了魯迅的《阿Q正傳》以及中國白話詩人的詩作，與梁宗岱、劉燧元等中國詩人結交為友。黃瀛在東京認識了不少日本女性朋友，並和文化學院的校友吉田雅子有過一段刻骨銘心的戀情。而草野心平在廣州也與中國人廖夢醒墜入了愛河。兩個人都通過這種在異國的朋友關係和戀愛感情，建立了一般人所難以想象的廣泛人脈，這也對兩人此後的生活方式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後來，回國成為國民黨軍人的黃瀛即便置身於戰爭這樣一種極限狀況中，也非常珍視個人意義上的中日關係。雖然國家處於敵對關係之中，但個人與個人的關係上卻並不受限於此。在這一點上草野心平亦然。同廖夢醒之間那種兄妹般的感情，與廖承誌之間那種兄弟般的感情，以及同其他中國人的友情，對於戰後的草野心平來說，都成了支撐他與中國之間關係的基石。而黃瀛與草野心平倆的交往也總是試圖逾越國與國之間的屏障。下麵一首詩便是戰爭年代黃瀛心境的真實寫照：
回憶著作為無聊夢境延長線上的戰爭
草野啊！
我徹夜不眠，想讓你安然睡去
抑或還是該我是我
你是你！
去你的安眠藥吧！
——我仍舊寫不了詩……
——我一邊看石井鶴三畫的宮本武藏，一邊閉上眼睛
既看不見花兒，也看不見戰爭
既看不見你，也看不見我
伴隨著輕微的鼾聲
我被拽向那快樂又快樂的另一個世界
同為黃瀛友人的高樹壽之助（即日後的菊岡利久）在《黃瀛的煙鬥》一文中，被黃瀛和草野心平分手時交換的煙鬥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道具所深深觸動，得出了如下結論：“若是一位日本人同一位中國人能夠結為真正的朋友，那麽，說明他們相信有一個逾越了戰爭勝敗的‘世界’。而友情就是由此開始的。僅憑那種過於籠統的標語式話語，是無濟於事的。必須從一對一開始。並充滿了愛與誠實。”這樣一種越境者的交往超越了本國的意識形態，作為民間文化交流的一個鮮活事例，在“文明衝突”多發的今天，必將給異文化理解和異文化交流方麵帶來莫大的啟示。
三草野心平的越境經曆與詩歌的特異性
與異文化的接觸對黃瀛和草野心平文。學觀的形成和詩歌創作都帶來了決定性的影響。正如不少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就草野心平而言，其詩歌的發端幾乎都是在嶺南大學孕育而成，並通過創作行為而逐步拓展和深化的。不用說，草野心平作為詩人，其“青春的中心”理所當然地是在其越境體驗的主要實施地——嶺南大學。換言之，嶺南大學就是草野心平詩歌生涯的策源地與出發點。在草野心平的一生中，和中國發生過兩次至深的關聯。在他的《我的青春記》《支那點點》《點·線·天》、自傳中篇《動亂》等作品中，有著大量追溯嶺南大學時代的文章。詩人倉橋健一指出：“其間，草野心平依靠貫徹徹底的個人主義，來逐漸把握著作為自我形成的中國。我不禁覺得，這是一種非常少見的中國體驗。”黃瀛在《悼念詩友草野心平兄》一文中寫道：“每當念及草野君時，首先我想說的便是：自年輕時代至最後作古的整個一生，他都是一個非常浪漫的人。事實上，我所認識的草野心平，從他獨自一人在廣州嶺南大學留學時便是如此了。他遠離故土，在孤獨與寂寞中滿懷熱情地追求著那份所謂大正時期的浪漫。這位多愁善感的青年，其詩歌的原點便是由此開始的。”其實，這番話也原封不動地同樣適用於黃瀛自身。黃瀛作為詩人，其“青春的中心”無疑是在東京，他遠離故土，在孤獨與寂寞中體味著作為“混血兒”的悲哀，並不能不強烈地意識到自己身為中國人的身份。正因為他背負著雙重血統、雙重語言和雙重文化，所以，在被這種雙重性撕裂的同時，其作為詩人的感受性也磨礪得愈發洗練，進而滿懷熱情地追求著那份詩的浪漫。黃瀛與草野心平倆都在異國的孤獨與寂寞中，找到了詩歌這個宣泄口。“之後，在同人雜誌《銅鑼》《學校》和《曆程》上，又一直是‘處在同一旗幟下的他和我’。但在詩歌作品上，似乎彼此卻並沒有什麽太大的影響。如果確有什麽影響的話，有一點倒是肯定無疑的：那就是抱著競爭意識，相互刺激，彼此較勁。”換言之，在詩風上盡管沒有什麽相互的影響，但都同樣是在異國他鄉創作詩歌，且在詩壇上屬於有點非主流的存在——這一點構成了拉近兩人距離的最初紐帶，其後更是促進了他們作為詩人的競爭意識。
辻井喬先生在《關於心平》一文中是這樣描述中國對於草野心平的意義的：“草野對於中國的感情強度完全超越了一般人的認知或憧憬這樣的程度。有一種強烈的印象，那就是對心平的詩歌世界而言，中國被賦予了不可或缺的存在這樣一種地位。也就是說，作為在土地上承載起心平詩歌世界的容器，那廣袤的中國平原和天山山脈的延伸乃是必不可少的。”宗左近也在提及“心平的宗教”時指出：“我想，也許在他看來，比起佛經，倒是自己的詩歌中蘊含著更多的宇宙真諦吧……心平到底讀過多少佛教的教典，這不得而知。可就算他讀過，但因佛陀所講的佛法（真理）都是觀念性的、圖示化的東西，想必他也不會喜歡吧。與此相比，似乎中國思想中的‘天’更具實體性，從而容易讓心平感到親近……我覺得，‘天’近乎於心平的宗教……包含了‘天’的大宇宙。難道心平不正是信奉著這些嗎？”換言之，心平詩歌中所出現的蒼穹與大宇宙乃是受到中國思想中“天”的影響，以中國的廣闊平原和山脈為背景才得以成立的。不少學者都指出，與其說心平的詩是基於“原始性的庶民感情”，不如說是基於原始性的人類感覺，來創造出了“龐大感情”的世界，不過在筆者看來，在其深處的某個地方還是蘊含了某種思想性的、觀念性的、類似於原始生命哲學的要素。人們常說“詩言情”乃是日本文學的傳統，而心平的詩歌裏就有著大量不能被囊括在短歌式抒情詩中的東西。可以說，這和他的中國文化越境體驗不無關係。
在嶺南大學的一次“詩會”上，草野心平向美國和中國的聽眾朗誦了山村暮鳥的一首詩，正是在這時，他豁然領悟到了日語的音樂感。
春だ
春だ
朝だ
雨あがりだ
ああいい
這便是那首詩的開頭部分。每一行都短促有力，幹淨利落，還有頭韻與腳韻所帶來的韻律感，讓美國的教授讚口不絕道：“簡直就跟西班牙語一樣”。無論從國際地位上，還是從係屬理論上來說，日語都被視為孤立的粘著語，同形成世界主流的西歐語言大相徑庭，以至於據說很容易讓使用它的日本人產生一種自卑感。當聽到美國教授評價日語“簡直就跟西班牙語一樣”時，草野心平這才初次注意到了日語那種單純組合（特別是長元音組合）的美感。此時，他正好開始在嶺南大學文理科大學新設立的日語講座擔任講師，教中國人日語，這也有助於他去逐漸發現日語的特色與本質。“之前我很注意傾聽歐洲各國的語言以及中文裏清晰的音韻，盡管倒也不是自卑，但卻一直認定，日語中完全不存在音韻……然而從那時起，我真正開始感受到，日語中也包含了它特有的、同時也可以說是具有普遍性的音韻感……我想，甚至不妨說，再也沒有任何一種其他語言具備日語這般的獨特性了。陽剛的漢字、柔美的平假名與鋒銳的片假名揉和在一起，創造出一種特有的微妙感覺。就如同一隻雌雄同體的動物隱藏著自己的殺手鐧一般不可小覷，我覺得非常有趣。這是其他語言所沒有的情形。能用這樣的語言來寫詩簡直就是上天的恩賜。而且從造型上來看，就恍如用漢字、平假名以及片假名自由地構築起來的一座伽藍。”心平嚐試著將這樣的理念加以具體的形象化。例如他的詩《磐城七浜》便是一例：
イワキ片仮名のするどさと。
いわき平仮名のなだらかさと。
磐城その漢字の頑丈さをもった磐城七浜を
常に新しい太陽はまんべんなくてらす。
就這樣，草野心平終於論及到了日語的“書寫”問題。然而不用說，這也是心平語言論的一部分，或者說是對其理論的發展和延伸。想來，在日本之外漢字文化圈的生活經曆自然給草野心平重新發現日語帶來了不少的啟示。另外，一般認為，對草野心平的詩歌語言進行研究，是不能避開其所使用的擬態語和所謂“蛙語”的。倘若沒有與異文化接觸的體驗，恐怕他也難以洞悉自己母語的特色和韻律感，更不用說發揮這種特色了。換言之，心平的越境體驗在其詩歌中的分量是絕不能忽視的。
四黃瀛的越境經曆同詩歌的特異性
而黃瀛作為出生在中國父親和日本母親之間的中日混血兒，其本身便是一種越境行為的結果。他的生存方式本身就蘊含著一種可能性，即能夠擁有逾越意識形態、民族和國境的多重文化。他從幼年時起便在東京一帶生活，之後又結交了眾多的日本詩友，雖然是中國國籍，但卻一直堅持用日語寫詩。在東京的詩歌閱曆決定了他一生的生活方向，並催生了敢於做出如下斷言的詩人黃瀛：“在時間與空間中曆盡磨難/無論何時何地，詩一直是我的旅伴。”（《夾竹桃花》。黃瀛評價自己為“詩癡”“一生都生活在詩中”。顯然，從他的這種自我定位來看，可以說他不是從別的，而恰恰是從詩歌中去尋求自己生命的本質。設若如此，那麽如下的結論也就是可以成立的：在他的一生中，東京和日語的存在比第一故鄉重慶和母語漢語占據了更重的分量。對於他來說，日語乃是近似於母語的存在，而東京則是他心靈永遠的故鄉。而且，“中國的日語詩人”這一稱謂也象征了他在日本詩壇中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首先體現在他“混血兒”這一出身的特殊性上，繼而體現在他詩歌風格的特殊性上。“‘西班牙軍人’，這是尾崎喜八對他的稱呼。說到底，他既非日本人，亦非中國人，更非西班牙人。他就是黃瀛本身。也不是被割裂後的黃瀛。他悠閑而自由。通過讀他的詩來想象他，是最合適不過的了。”（草野心平《南方詩人·黃瀛詩集紀念刊》）“他那稍顯口吃的口吻也頗有魅力，無論是他的詩，還是他的朗讀，總覺得某個地方有著一種與日本人不同的趣致。”（《高村光太郎全集10卷》，341頁）“他說話有些口吃，但這少許口吃的餘音卻給我以異常美妙的印象。他給了我一張感覺很妙的名片，上麵的字體有些奇異，有別於日本的名片。”（木山捷平《南方詩人·黃瀛詩集紀念刊》）“生長於東方詩風帶的黃君以那種令人舒服的異國情調和世界主義，讓我們羨慕不已。”（堀壽子《南方詩人·黃瀛詩集紀念刊》）綜上所述，黃瀛之所以備受同時代詩人的矚目，下麵的描述構成了其關鍵詞語：“既非日本人亦非中國人”“有別於日本人”“與日本人不同的趣致”“異國情調”“世界主義”等等。這些特色一旦植入詩的世界，就作為嶄新的元素顯得格外矚目。
詩人小野十三郎曾是《銅鑼》雜誌的同人，當他晚年談到自己折服於黃瀛在使用日語上的特別之處時，說道：“在我看來，黃君的詩歌魅力就在於那種同時代其他詩人作品中所沒有的、新鮮的語言運用方式。黃君寫詩時那種語言的佶屈是我們所無法模仿的，我特別被他這一點所吸引。”（《黃君的日語》）
為了印證黃瀛同時代詩人們的以上言論，我們不妨看看黃瀛的詩作《“金水”咖啡館”——天津回想詩》。這首詩描寫了黃瀛同家人住在天津租界的那段日子。
あの日本租界の富貴胡同近くで
フネフネと雲はれた夏の夜は
ようくアイスクリームやソーダ水をすゝつたものです
白いゲートルの可愛らしい中學生姿で
三人の少年が
晩香玉の匂ふ初夏の夜更けに
ぽつかりと
ぽつかりとあの喫茶店金水におちつくのは
冷んやりした夏の夜露のおりるころ
時計がいつも寢ぼけてうつ十二時近くです
しかも夜の電影と白河河岸
綠のフランス花園を歩き疲れたものにとつては
あの金水のアイスクリーム
白いプリンソーダの味のよさは
實に心にしみるくらゐです
あゝ、あの裏町·富貴胡同近くで
フネフネとさはがれた去年の夏の夜は
ようくアイスクリームやソーダ水をすゝつたものです
あの涼しい喫茶店金水の燈のもとで
美しくたれ下る糸硝子を眺め乍ら
ひるまの暑さをも打忘れて
三人の少年がこゝろよく語つた夜更けの快適さは
いまの自分にとつても早一昔の夢のやうです
あの朝鮮の美しい女が澤山ゐるといふ富貴胡同近くで
アメリカの無頼兵士の一人歩きを不思議に思つたり
フネフネとよぶ車夫の言葉が
どうしてもわからなかつた去年の夏は
いまの僕にとつて
ほうとになつかしい思ひ出の一つ
も早『すぎ去つた純真時代』と雲はれてゐます。
（『日本詩人』大正14年9月號）
這首詩的最大特色便在於音韻上的音樂感與“新鮮的語言運用方式”。對於這首詩，萩原朔太郎在登載於《日本詩人》同年11期的《日本詩人九月號月旦》中寫道：“自黃瀛君在第二新人號中被推選為桂冠詩人時起，我便開始關注你了。黃君你的感情和思想有著一種源於氣質上的輕快和明朗，也頗具貴公子的風範。且你擁有一種褒義上的健康氣質。雖然我以前便一直承認，你在表現上有著卓越的天賦，但此次讀罷中國風景詩《‘金水’咖啡館》，這才初次注意到你在語言音韻上的音樂天賦。你實為有著一副音樂家般敏銳耳朵的詩人。（中略）‘フネフネ’一詞的鼻音韻，是多麽富有美感，並且有效啊。此外，第三行應該使用‘よく’的地方故意寫作了‘ようく’，也可以看出你在音韻的節奏感上具有敏銳的神經。（中略）說來，外國人就是對別國的語言有著非常敏銳的耳朵。例如，就法語或英語來說，日本人就比他們本國國民更能強烈地感受到其音樂般的韻律。黃君你對日語有著如此敏銳的耳朵，恐怕也正因為是外國人（中國人）的緣故吧。”
正如萩原朔太郎所敏銳觀察到的那樣，黃瀛詩歌在音韻上的節奏感，乃是因為他身為一名外國人，才反而能夠敏銳地感覺到的東西吧。雖說黃瀛一直接受的是日本式教育，但他的身體裏卻有著一半中國人的血脈。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吧，就如其詩友的證詞所表明的那般，黃瀛自幼說話便有些口吃。然而，在詩歌創作上，日語口吃者這一不利因素卻轉化為了一種優勢。換言之，黃瀛比日本人對日語更為敏感，形成了一副敏銳的耳朵，因此他才能譜寫出飽含其他日本詩人所無法模仿的音樂感與節奏感的詩篇。也許這和草野心平對外國人朗誦日語詩歌時才初次體會到日語的音樂感是同樣的道理吧。
另外，就“新鮮的語言運用方式”來看，在黃瀛的不少詩中，除了日語之外，還使用了片假名詞匯、中文詞匯，有的地方還將法語、英語等詞匯原封不動而又理所當然地運用於其中，讓人感覺到就像是在上演一場多種語言的盛大遊行一般。
也許這便是隻有既非日本人亦非中國人的黃瀛才能做到的絕活。即便隻看這首《“金水”咖啡館》也會發現，詩中所出現的背景以及小道具無不充滿了異國情調。其中除了使用“アイスクリーム（冰淇淋）”、“ソーダ水（蘇打水）”、“ゲードル（綁腿）”等諸多外來語（片假名詞匯）之外，還夾雜了“租界”、“富貴胡同”、“花園”、“電影”等中文詞匯。雖然這是一篇以中國天津為舞台的回想詩篇，但通過在詩中突顯出“法國花園”、“朝鮮靚女”、“美國的無賴士兵”等國名，創造出了多國或者說異國的情趣。不過，黃瀛與其說是在刻意為之，不如說是本能地驅使著這些技巧，以釀造出一種異國氣氛，從而成功地拓展了現代日語口語的可能性。正因如此，“他的詩在當時不啻日本詩界的一股新風。他的確給日本詩界吹來了一股清爽的新風，就儼然是在身穿嗶嘰衣服的時節，或是風兒在製冰廠的竹簾間嬉戲時，那種閃爍著光芒、映襯出藍天的清風。”黃瀛的詩歌“大部分都屬於抒情詩，但卻有著不可思議的韻味，或許該說是西歐理性與東洋感性的混合吧，多少給人一種異國情調。”
不僅日本人認為黃瀛的詩富有異國情調，就是作為中國人的筆者來看，黃瀛的詩也是極具異國情調的。說得極端點，簡直可以看作是純粹的日本詩。隻要瀏覽一下《景星》與《瑞枝》這兩冊早期詩集（作為詩集出版的黃瀛作品僅此兩冊），便能管窺到黃瀛詩中所共有的特色。先看看《景星》中的如下三首：
風景
天主教堂上有微弱的光影
消防署的塔尖上是白色的雲層
太陽傘在行進
汽笛聲慢慢靠近
每當電車通過時，護城河水就不住地戰栗
早春
今天，街道洗了個不尋常的日光浴
也沒有吹著寒冷的北風
有點潮潤的道路盡顯春天的泥紅
我把妹妹搭在自行車的後筐裏
朝日本租界一路駛去
日本小孩正唱著“春天來了”。
年末小詩
年末，母親也顧不上小憩
可我卻躺在床上，讀著新年一期的《中央公論》和《婦人公論》
啊，真的對不起
在這些詩中用溫和、平易的語言歌詠著日常的各種事物以及生活體驗，每件事物都充滿了鮮活的色彩以及宜人的芳香。這些詩擁有如同景物速寫一般讓讀者陶醉於其中的魔力。可以說是純粹的抒情詩、寫景詩，且顯然是即物的、非觀念性的。正如黃瀛自己在《景星》的後記中所寫道的那樣，這是一部“小小的可愛詩集”。其中收錄的詩篇“無一不是我所謂‘小小的可愛詩篇’”，“它們或許無異於六號字大小的風景、照相機、望遠鏡、切紙刀。時而又是口香糖、鍾愛的狼狗。”（《景星》後記）就筆者看來，這正是俳句的世界，是遠離中國詩歌正宗傳統的存在。從其即物性和非觀念性等來看，可以說，較之中國的文學傳統，毋寧說黃瀛的詩歌更接近於日本文學的傳統。筆者非常讚成勝又浩先生的這一觀點：“黃瀛詩歌的本質仍然是抒情詩。從這一意義上說，黃瀛是位不折不扣的日本詩人。”
下麵我們再來看看堪稱草野心平代表詩集之一的《第一百階級》：
蛙是廣袤自然的讚美者
蛙是散發著惡臭的無產階級
蛙是開朗的無政府主義者
是生存在地麵上的天國
——詩集《第一百階級》的起首
冷吧
啊，真冷啊
蟲子在叫呢
啊，蟲子在叫
馬上就要進入泥土吧
泥土裏真讓人厭惡
瘦了吧
你也瘦得厲害呢
是哪裏讓你如此痛苦
是腹部吧
取掉腹部，應該會死吧
才不想死呢
冷啊
啊，蟲子在叫呢
——《秋夜的對話》
草野心平在1928年出版的這本《第一百階級》中，收錄的全是詠歎青蛙的作品。在其後的創作生涯中，更是陸續出版了《蛙》《校訂本·蛙》《第四隻蛙》等作品集。這些詩中的世界充滿了哀愁，回蕩著底層民眾的心聲，從而被喜歡他的人稱之為“青蛙詩人”。伊藤信吉評價《第一百階級》道：“就整體而言，其詩的思考帶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上述“秋夜的對話”就描述了兩隻青蛙在即將進入冬眠前的一個秋夜所進行的對話。無疑，冬眠乃是生與死激烈搏鬥的一種臨界狀態。而兩隻青蛙一邊直麵死亡，一邊拚命地傾聽著蟲子的叫聲。顯然，“包括昆蟲在內的世間所有生物譜寫出了一首生命交響曲，這首交響曲正好與那些生活在痛苦的現實社會裏的下層階級人民的形象重合在一起。在憐惜生命的外衣下，藏匿著一種隱秘的政治性。”除了將庶民的生命力和反抗精神寄托於蛙身上的《第一百階級》之外，草野心平還創作了另一些具有獨特的社會感覺，乃至宇宙感覺的作品。作為理性與感性渾然交融為一體的罕見詩人，可以說草野心平詩作中的蒼穹與大宇宙乃是受到中國思想中“天”的影響，以中國廣袤的平原及山脈為背景才得以成立的東西。在那種抒情背後的某個地方，總是存在著大量頗具思想性、哲學性和觀念性的部分。“盡管對其表現方式的誇張和觀念性眾說紛紜，其戰爭時期的詩集也被認為不無問題，但其超越了傳統詩歌表現法的特有表現形式仍然受到了很高的評價。”黃瀛曾對草野心平的詩這樣評價道：“這位南方詩人充滿了健康的熱情，帶著晝日之美，又仿若月光一般。的確，這是他與本國的任何人都迥然不同的東西。”但我們不能不懷疑，若是草野心平沒有在中國的經曆，他是否還能超越傳統詩歌的表現手法？“詩言誌”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文化傳統，而“詩言情”則是支配整個日本文學的傳統——倘若這一說法可以成立的話，那麽可以說，較之黃瀛的詩歌，倒是草野心平的詩歌中有著更接近於中國詩歌的因素。筆者想指出的是，除了作為詩人的資質以外，不同的越境體驗也在背後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五草野心平、黃瀛及《曆程》同人的世界主義
草野心平於1946年乘坐遣返船回到日本。他以起航時的情景為題材創作了《別了，中國》。他在其中寄托了自己離開中國時的斷腸愁緒：“不知何時我從一個故鄉又有了另一個故鄉。兩個是各個不同的兩個，而且是從原本為一個的命脈中斷裂開來的。”正如中國是草野心平的另一個故鄉一樣，對於流淌著中國和日本兩國血液的黃瀛來說，日本亦是他的另一個祖國。但是，正如與謝野薰所說的那樣，“日中兩國突然落入了那個不幸的時代，從而奪去了原本均衡地保持著日中兩種身份同一性的黃瀛放飛的夢想和機會”。顯然，由於中日戰爭的爆發，使黃瀛身上原本均衡保持著的中日兩種複合的身份被撕裂成兩半，甚至於相互對立。不難想象，黃瀛被這雙重身份痛苦地撕裂著，對自己處於中日兩國臨界點上的這種身份也感到了不安吧。但另一方麵，黃瀛不是又試圖借助創作出更接近於詩歌本質的詩，來承擔起自己這種雙重身份的責任嗎？有著兩個故鄉（或祖國）的人必然會逾越兩種以上的文化，經常處在越境的狀態中，必須學會不拘泥於任何一方，保持一種富有流動性的，然而又不喪失自我的生存方式。對於越境者來說，這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因為跨越並往來於兩種文化之間，越境者們必然被拋擲在多樣性和差異性中，不得不時刻與處於動搖中的自己進行對話，從而使他們漸漸對異文化具備了複眼的視覺，萌生出世界主義的意識，也容易由此產生出能夠跨越民族和國境，為一切國家和民族所共同擁有的世界文學。
在同人雜誌《曆程》創刊之際，草野心平曾這樣寫道：“我們希望，《曆程》所發表的詩歌即使被翻譯成世界上的任何一種語言，都能夠被人接受、暢行無阻，並能刺激其他國家具有良知的人們。切盼這樣的詩在《曆程》上層出不窮。我們總是站在世界性的立場上來考量我國的詩歌，作為雜誌，既沒有旗幟，也沒有政黨，而隻是專注於詩歌本身。”換言之，世界主義的詩歌才是《曆程》雜誌追求的目標。將這種世界主義的意識延伸至所有的生命，便自然產生了草野心平式的關於“蛙”的詩歌。“如此一來，草野心平才可能一生都在天地人蛙之間，時而同天融為一體，時而佇立在大地之上，用溫暖的友情來逾越國境等人為的界限，時而成為人，時而化身為蛙，換言之，和天地間的有情萬物合而為一，共跳圓舞。從這種意義上說，我認為，吉原的說法準確地抓住了草野心平詩歌的本質，即較之國際主義，倒是更適合使用宇宙主義一詞。”毋庸置疑，這一評價並不隻是適用於草野心平，其實，也同樣適用於黃瀛和宮澤賢治。雖然人們常用無政府主義這一籠統的詞語來概括《銅鑼》雜誌的詩人們，但在其根基裏，無疑燃燒著一種強烈的願望，那就是祈盼著逾越了政治和文化屏障的全人類的幸福。上述三位詩人的詩歌都高舉著重視獨特性、多樣性以及宇宙連帶感的世界主義旗幟。眾所周知，當今世界進入了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一個多文化間的理解變得不可缺乏的時代。而且，也是一個地區衝突導致了新生越境者大量出現的時代。因此，我們有必要把每個人作為不能被還原為某種單一範疇的複合型文化存在來把握，並基於這種觀點來思考多文化的狀況。所以，考察下麵這些問題乃是至關重要的，即每一個人是如何開放自我，在自身中去發現並認同多文化性的，而與此相關，這一切又給藝術創造獲得嶄新的表現形式和機能開拓了怎樣的可能性。也可以說，這正是如今將黃瀛與草野心平作為文化越境者的範例來進行考察的意義與麵臨的課題吧。
最後，筆者想引用黃瀛在“紫陽花開時”中的一段話來結束本文：“無論男女老幼，也無論日本人、中國人，抑或是其他的外國人和僑民，無一不是紫陽花。無數紫色的小花簇擁在一起，綻放成一朵巨大的和諧之花。而詩恰恰是我們心靈的旅伴。”這正是黃瀛——當然，也包括草野心平和宮澤賢治——的詩魂，而且也是他終生不懈追求的世界主義精神吧。
（丁照卿譯）
黃瀛生於1906年，其父是重慶師範學校校長黃澤民，其母是來自日本千葉縣八日市場市的太田喜智。其母當年從（東京）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擔任了一段時間當地的小學教師後，不久便作為“日清交換教師”來到了中國。父親去世後，黃瀛在國內遷居數次，最後隨母親及妹妹移居到了母親的故鄉日本千葉縣，並於1914年進入八日市場尋常小學。1923年，黃瀛回到了中國，因關東大地震而被迫轉入青島的日本人學校。此時的黃瀛便已開始用日語寫詩，並投稿於日本的報刊雜誌上。1925年9月，黃瀛的詩在幾千名候選者中脫穎而出，榮登《日本詩人》“新詩人號”的首席，從而以明朗闊達的詩風引起了日本詩壇的注目，成為詩壇的寵兒。
說到黃瀛與日本詩人草野心平的交往，則要追溯到1923年第3期的《詩聖》雜誌。當時該雜誌刊登了黃瀛的《早春登校》一詩，與此同時也刊登了留學於中國嶺南大學的草野心平的《無題》。以此為契機兩人開始了書信來往，並一同創辦了油印本同人雜誌《銅鑼》。當時立誌成為詩人的黃瀛從青島返回了東京，而草野心平也因上海發起的反日運動蔓延至全國而被迫回國。盡管日本人草野心平不得不離開了中國，但在東京迎接他的，卻是身為中國人的黃瀛。草野心平在“我與黃瀛的今昔”（《詩與詩人》1954年）中這樣寫道：“受‘五卅’運動的影響，我將《銅鑼》第2期塞進行李，返回了日本。在東京迎接我的便是黃瀛。我去神戶見了阪本，在大阪見了原理，然後在去東京的途中給當時已經中學畢業在東京準備考大學的黃瀛發了封電報。（中略）於是在黃瀛租借的公寓中，開始了一個月的寄居生活。”1940年，受以前嶺南大學同窗、時任南京政府宣傳部長的林伯生之邀，草野心平作為宣傳部顧問再次來到中國。之後由於日本戰敗，草野心平與家人一同被收容進了南京日僑集中營。對陷入落魄境遇的心平，黃瀛也是百般照顧。黃瀛曾這樣談到抗戰八年後的再度重逢：“在等待遣返列車的那段日子裏，他住進了南京日僑集中營。我兩三天便邀約他出來一次，請他喝酒以慰藉他。當他被從上海遣返日本之際，我也特意到上海去給他送行。他站在雨中的卡車上朝我不斷地揮手，與我道別。”
另一方麵，1984年，為黃瀛時隔半世紀之久的成功訪日而竭盡心力的人，也正是這位終生的詩友草野心平。“還有一件事特別值得一提，我戰後第一次的日本之行，倘若沒有草野心平、宮川寅雄兩君的呼籲，是不可能實現的。我決不會忘記他們給予我的友情，還有中川（一政）先生、井伏鱒二先生等各位朋友，以及來自日本各界江湖之士的好意。”兩人的親密交往一直持續到1988年草野心平辭世為止，並以《銅鑼》和《曆程》等詩誌為媒介，通過宮澤賢治、高村光太郎等詩人及其詩歌作品，構築起了一座友誼的橋梁，逾越了文化與國家的屏障，在日本詩歌史以及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寫下了作為文化越境者的璀璨一頁。
二黃瀛與草野心平的越境體驗
借助逾越文化的邊界，與異文化進行接觸，將有可能催生怎樣的嶄新文藝作品呢？毋庸贅言，本世紀的課題之一就是基於20世紀的曆史經驗來分析這一創作機製，並探明具有越境性質的藝術、文化在當代世界中的應在方式。設若將越境者看作是不能被還原為單一範疇的複合型文化載體，那麽，黃瀛與草野心平便都可以被稱之為中日文化越境者的典型。他們兩人的交友關係也必然會作為文化越境的具體實踐個案，給予我們莫大的啟示。
雖然都稱之為越境者，但黃瀛與草野心平倆在各種意義上都既是非常相似的存在，同時又是頗具對照性的存在。前者身為中國人，因父親病逝而隨母親移居千葉縣，除去在青島日本中學的兩年生活，黃瀛的青少年時代都是在日本度過的。而後者身為日本人，曾留學於中國的嶺南大學（現中山大學），在中國度過了其青春歲月的近五年時光。草野心平在學期間癡迷於英美詩歌，嚐試著進行了翻譯。此外，他還不僅創作了許多自己的詩歌，也接觸了大量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出版物。也許正是這種中國人的在日經曆和日本人的在華經曆，即越境體驗，使兩個人萌生了作為同類的親近感，從而成了能夠互訴心聲的詩友。在刊登了黃瀛詩作《早春登校》的《詩聖》雜誌上，也同時刊登了草野心平的《無題》一詩。編輯後記稱，此詩稿寄自廣州嶺南大學，不知作者究竟為日本人抑或中國人。見此，黃瀛給草野心平寄去了一封不知是表示關切還是問訊的信件：“你究竟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呢？”顯然，我們可以將之看作是黃瀛為尋求自己的同類而發出的訊息。較之同是詩人這樣一種同類意識，也許倒是兩人都是從中國投稿這樣一種同類意識占據了更大的比例，構成了拉近黃瀛和草野心平的直接誘因。設若沒有心平的這段中國留學經曆，或許就不會有兩人長達一生的深厚交情了。換言之，在大部分日本人都把目光轉向歐洲的那個年代，毋寧說來到中國留學的草野心平倒是一個特殊的案例。正因為草野心平的越境經曆有別於常人，黃瀛才會對其抱有親近感，進而開始互通書信的吧。
黃瀛前往日本後在東京擴大了交友範圍，和中野秀人、高村光太郎、栗木幸次郎、高樹壽之助等眾多日本詩人都建立了親密的關係，拚命汲取著日本詩歌的營養。與此相對，草野心平在廣州也不僅沉迷於英美詩歌，還加入了文學研究會廣州分會，閱讀了魯迅的《阿Q正傳》以及中國白話詩人的詩作，與梁宗岱、劉燧元等中國詩人結交為友。黃瀛在東京認識了不少日本女性朋友，並和文化學院的校友吉田雅子有過一段刻骨銘心的戀情。而草野心平在廣州也與中國人廖夢醒墜入了愛河。兩個人都通過這種在異國的朋友關係和戀愛感情，建立了一般人所難以想象的廣泛人脈，這也對兩人此後的生活方式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後來，回國成為國民黨軍人的黃瀛即便置身於戰爭這樣一種極限狀況中，也非常珍視個人意義上的中日關係。雖然國家處於敵對關係之中，但個人與個人的關係上卻並不受限於此。在這一點上草野心平亦然。同廖夢醒之間那種兄妹般的感情，與廖承誌之間那種兄弟般的感情，以及同其他中國人的友情，對於戰後的草野心平來說，都成了支撐他與中國之間關係的基石。而黃瀛與草野心平倆的交往也總是試圖逾越國與國之間的屏障。下麵一首詩便是戰爭年代黃瀛心境的真實寫照：
回憶著作為無聊夢境延長線上的戰爭
草野啊！
我徹夜不眠，想讓你安然睡去
抑或還是該我是我
你是你！
去你的安眠藥吧！
——我仍舊寫不了詩……
——我一邊看石井鶴三畫的宮本武藏，一邊閉上眼睛
既看不見花兒，也看不見戰爭
既看不見你，也看不見我
伴隨著輕微的鼾聲
我被拽向那快樂又快樂的另一個世界
同為黃瀛友人的高樹壽之助（即日後的菊岡利久）在《黃瀛的煙鬥》一文中，被黃瀛和草野心平分手時交換的煙鬥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道具所深深觸動，得出了如下結論：“若是一位日本人同一位中國人能夠結為真正的朋友，那麽，說明他們相信有一個逾越了戰爭勝敗的‘世界’。而友情就是由此開始的。僅憑那種過於籠統的標語式話語，是無濟於事的。必須從一對一開始。並充滿了愛與誠實。”這樣一種越境者的交往超越了本國的意識形態，作為民間文化交流的一個鮮活事例，在“文明衝突”多發的今天，必將給異文化理解和異文化交流方麵帶來莫大的啟示。
三草野心平的越境經曆與詩歌的特異性
與異文化的接觸對黃瀛和草野心平文。學觀的形成和詩歌創作都帶來了決定性的影響。正如不少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就草野心平而言，其詩歌的發端幾乎都是在嶺南大學孕育而成，並通過創作行為而逐步拓展和深化的。不用說，草野心平作為詩人，其“青春的中心”理所當然地是在其越境體驗的主要實施地——嶺南大學。換言之，嶺南大學就是草野心平詩歌生涯的策源地與出發點。在草野心平的一生中，和中國發生過兩次至深的關聯。在他的《我的青春記》《支那點點》《點·線·天》、自傳中篇《動亂》等作品中，有著大量追溯嶺南大學時代的文章。詩人倉橋健一指出：“其間，草野心平依靠貫徹徹底的個人主義，來逐漸把握著作為自我形成的中國。我不禁覺得，這是一種非常少見的中國體驗。”黃瀛在《悼念詩友草野心平兄》一文中寫道：“每當念及草野君時，首先我想說的便是：自年輕時代至最後作古的整個一生，他都是一個非常浪漫的人。事實上，我所認識的草野心平，從他獨自一人在廣州嶺南大學留學時便是如此了。他遠離故土，在孤獨與寂寞中滿懷熱情地追求著那份所謂大正時期的浪漫。這位多愁善感的青年，其詩歌的原點便是由此開始的。”其實，這番話也原封不動地同樣適用於黃瀛自身。黃瀛作為詩人，其“青春的中心”無疑是在東京，他遠離故土，在孤獨與寂寞中體味著作為“混血兒”的悲哀，並不能不強烈地意識到自己身為中國人的身份。正因為他背負著雙重血統、雙重語言和雙重文化，所以，在被這種雙重性撕裂的同時，其作為詩人的感受性也磨礪得愈發洗練，進而滿懷熱情地追求著那份詩的浪漫。黃瀛與草野心平倆都在異國的孤獨與寂寞中，找到了詩歌這個宣泄口。“之後，在同人雜誌《銅鑼》《學校》和《曆程》上，又一直是‘處在同一旗幟下的他和我’。但在詩歌作品上，似乎彼此卻並沒有什麽太大的影響。如果確有什麽影響的話，有一點倒是肯定無疑的：那就是抱著競爭意識，相互刺激，彼此較勁。”換言之，在詩風上盡管沒有什麽相互的影響，但都同樣是在異國他鄉創作詩歌，且在詩壇上屬於有點非主流的存在——這一點構成了拉近兩人距離的最初紐帶，其後更是促進了他們作為詩人的競爭意識。
辻井喬先生在《關於心平》一文中是這樣描述中國對於草野心平的意義的：“草野對於中國的感情強度完全超越了一般人的認知或憧憬這樣的程度。有一種強烈的印象，那就是對心平的詩歌世界而言，中國被賦予了不可或缺的存在這樣一種地位。也就是說，作為在土地上承載起心平詩歌世界的容器，那廣袤的中國平原和天山山脈的延伸乃是必不可少的。”宗左近也在提及“心平的宗教”時指出：“我想，也許在他看來，比起佛經，倒是自己的詩歌中蘊含著更多的宇宙真諦吧……心平到底讀過多少佛教的教典，這不得而知。可就算他讀過，但因佛陀所講的佛法（真理）都是觀念性的、圖示化的東西，想必他也不會喜歡吧。與此相比，似乎中國思想中的‘天’更具實體性，從而容易讓心平感到親近……我覺得，‘天’近乎於心平的宗教……包含了‘天’的大宇宙。難道心平不正是信奉著這些嗎？”換言之，心平詩歌中所出現的蒼穹與大宇宙乃是受到中國思想中“天”的影響，以中國的廣闊平原和山脈為背景才得以成立的。不少學者都指出，與其說心平的詩是基於“原始性的庶民感情”，不如說是基於原始性的人類感覺，來創造出了“龐大感情”的世界，不過在筆者看來，在其深處的某個地方還是蘊含了某種思想性的、觀念性的、類似於原始生命哲學的要素。人們常說“詩言情”乃是日本文學的傳統，而心平的詩歌裏就有著大量不能被囊括在短歌式抒情詩中的東西。可以說，這和他的中國文化越境體驗不無關係。
在嶺南大學的一次“詩會”上，草野心平向美國和中國的聽眾朗誦了山村暮鳥的一首詩，正是在這時，他豁然領悟到了日語的音樂感。
春だ
春だ
朝だ
雨あがりだ
ああいい
這便是那首詩的開頭部分。每一行都短促有力，幹淨利落，還有頭韻與腳韻所帶來的韻律感，讓美國的教授讚口不絕道：“簡直就跟西班牙語一樣”。無論從國際地位上，還是從係屬理論上來說，日語都被視為孤立的粘著語，同形成世界主流的西歐語言大相徑庭，以至於據說很容易讓使用它的日本人產生一種自卑感。當聽到美國教授評價日語“簡直就跟西班牙語一樣”時，草野心平這才初次注意到了日語那種單純組合（特別是長元音組合）的美感。此時，他正好開始在嶺南大學文理科大學新設立的日語講座擔任講師，教中國人日語，這也有助於他去逐漸發現日語的特色與本質。“之前我很注意傾聽歐洲各國的語言以及中文裏清晰的音韻，盡管倒也不是自卑，但卻一直認定，日語中完全不存在音韻……然而從那時起，我真正開始感受到，日語中也包含了它特有的、同時也可以說是具有普遍性的音韻感……我想，甚至不妨說，再也沒有任何一種其他語言具備日語這般的獨特性了。陽剛的漢字、柔美的平假名與鋒銳的片假名揉和在一起，創造出一種特有的微妙感覺。就如同一隻雌雄同體的動物隱藏著自己的殺手鐧一般不可小覷，我覺得非常有趣。這是其他語言所沒有的情形。能用這樣的語言來寫詩簡直就是上天的恩賜。而且從造型上來看，就恍如用漢字、平假名以及片假名自由地構築起來的一座伽藍。”心平嚐試著將這樣的理念加以具體的形象化。例如他的詩《磐城七浜》便是一例：
イワキ片仮名のするどさと。
いわき平仮名のなだらかさと。
磐城その漢字の頑丈さをもった磐城七浜を
常に新しい太陽はまんべんなくてらす。
就這樣，草野心平終於論及到了日語的“書寫”問題。然而不用說，這也是心平語言論的一部分，或者說是對其理論的發展和延伸。想來，在日本之外漢字文化圈的生活經曆自然給草野心平重新發現日語帶來了不少的啟示。另外，一般認為，對草野心平的詩歌語言進行研究，是不能避開其所使用的擬態語和所謂“蛙語”的。倘若沒有與異文化接觸的體驗，恐怕他也難以洞悉自己母語的特色和韻律感，更不用說發揮這種特色了。換言之，心平的越境體驗在其詩歌中的分量是絕不能忽視的。
四黃瀛的越境經曆同詩歌的特異性
而黃瀛作為出生在中國父親和日本母親之間的中日混血兒，其本身便是一種越境行為的結果。他的生存方式本身就蘊含著一種可能性，即能夠擁有逾越意識形態、民族和國境的多重文化。他從幼年時起便在東京一帶生活，之後又結交了眾多的日本詩友，雖然是中國國籍，但卻一直堅持用日語寫詩。在東京的詩歌閱曆決定了他一生的生活方向，並催生了敢於做出如下斷言的詩人黃瀛：“在時間與空間中曆盡磨難/無論何時何地，詩一直是我的旅伴。”（《夾竹桃花》。黃瀛評價自己為“詩癡”“一生都生活在詩中”。顯然，從他的這種自我定位來看，可以說他不是從別的，而恰恰是從詩歌中去尋求自己生命的本質。設若如此，那麽如下的結論也就是可以成立的：在他的一生中，東京和日語的存在比第一故鄉重慶和母語漢語占據了更重的分量。對於他來說，日語乃是近似於母語的存在，而東京則是他心靈永遠的故鄉。而且，“中國的日語詩人”這一稱謂也象征了他在日本詩壇中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首先體現在他“混血兒”這一出身的特殊性上，繼而體現在他詩歌風格的特殊性上。“‘西班牙軍人’，這是尾崎喜八對他的稱呼。說到底，他既非日本人，亦非中國人，更非西班牙人。他就是黃瀛本身。也不是被割裂後的黃瀛。他悠閑而自由。通過讀他的詩來想象他，是最合適不過的了。”（草野心平《南方詩人·黃瀛詩集紀念刊》）“他那稍顯口吃的口吻也頗有魅力，無論是他的詩，還是他的朗讀，總覺得某個地方有著一種與日本人不同的趣致。”（《高村光太郎全集10卷》，341頁）“他說話有些口吃，但這少許口吃的餘音卻給我以異常美妙的印象。他給了我一張感覺很妙的名片，上麵的字體有些奇異，有別於日本的名片。”（木山捷平《南方詩人·黃瀛詩集紀念刊》）“生長於東方詩風帶的黃君以那種令人舒服的異國情調和世界主義，讓我們羨慕不已。”（堀壽子《南方詩人·黃瀛詩集紀念刊》）綜上所述，黃瀛之所以備受同時代詩人的矚目，下麵的描述構成了其關鍵詞語：“既非日本人亦非中國人”“有別於日本人”“與日本人不同的趣致”“異國情調”“世界主義”等等。這些特色一旦植入詩的世界，就作為嶄新的元素顯得格外矚目。
詩人小野十三郎曾是《銅鑼》雜誌的同人，當他晚年談到自己折服於黃瀛在使用日語上的特別之處時，說道：“在我看來，黃君的詩歌魅力就在於那種同時代其他詩人作品中所沒有的、新鮮的語言運用方式。黃君寫詩時那種語言的佶屈是我們所無法模仿的，我特別被他這一點所吸引。”（《黃君的日語》）
為了印證黃瀛同時代詩人們的以上言論，我們不妨看看黃瀛的詩作《“金水”咖啡館”——天津回想詩》。這首詩描寫了黃瀛同家人住在天津租界的那段日子。
あの日本租界の富貴胡同近くで
フネフネと雲はれた夏の夜は
ようくアイスクリームやソーダ水をすゝつたものです
白いゲートルの可愛らしい中學生姿で
三人の少年が
晩香玉の匂ふ初夏の夜更けに
ぽつかりと
ぽつかりとあの喫茶店金水におちつくのは
冷んやりした夏の夜露のおりるころ
時計がいつも寢ぼけてうつ十二時近くです
しかも夜の電影と白河河岸
綠のフランス花園を歩き疲れたものにとつては
あの金水のアイスクリーム
白いプリンソーダの味のよさは
實に心にしみるくらゐです
あゝ、あの裏町·富貴胡同近くで
フネフネとさはがれた去年の夏の夜は
ようくアイスクリームやソーダ水をすゝつたものです
あの涼しい喫茶店金水の燈のもとで
美しくたれ下る糸硝子を眺め乍ら
ひるまの暑さをも打忘れて
三人の少年がこゝろよく語つた夜更けの快適さは
いまの自分にとつても早一昔の夢のやうです
あの朝鮮の美しい女が澤山ゐるといふ富貴胡同近くで
アメリカの無頼兵士の一人歩きを不思議に思つたり
フネフネとよぶ車夫の言葉が
どうしてもわからなかつた去年の夏は
いまの僕にとつて
ほうとになつかしい思ひ出の一つ
も早『すぎ去つた純真時代』と雲はれてゐます。
（『日本詩人』大正14年9月號）
這首詩的最大特色便在於音韻上的音樂感與“新鮮的語言運用方式”。對於這首詩，萩原朔太郎在登載於《日本詩人》同年11期的《日本詩人九月號月旦》中寫道：“自黃瀛君在第二新人號中被推選為桂冠詩人時起，我便開始關注你了。黃君你的感情和思想有著一種源於氣質上的輕快和明朗，也頗具貴公子的風範。且你擁有一種褒義上的健康氣質。雖然我以前便一直承認，你在表現上有著卓越的天賦，但此次讀罷中國風景詩《‘金水’咖啡館》，這才初次注意到你在語言音韻上的音樂天賦。你實為有著一副音樂家般敏銳耳朵的詩人。（中略）‘フネフネ’一詞的鼻音韻，是多麽富有美感，並且有效啊。此外，第三行應該使用‘よく’的地方故意寫作了‘ようく’，也可以看出你在音韻的節奏感上具有敏銳的神經。（中略）說來，外國人就是對別國的語言有著非常敏銳的耳朵。例如，就法語或英語來說，日本人就比他們本國國民更能強烈地感受到其音樂般的韻律。黃君你對日語有著如此敏銳的耳朵，恐怕也正因為是外國人（中國人）的緣故吧。”
正如萩原朔太郎所敏銳觀察到的那樣，黃瀛詩歌在音韻上的節奏感，乃是因為他身為一名外國人，才反而能夠敏銳地感覺到的東西吧。雖說黃瀛一直接受的是日本式教育，但他的身體裏卻有著一半中國人的血脈。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吧，就如其詩友的證詞所表明的那般，黃瀛自幼說話便有些口吃。然而，在詩歌創作上，日語口吃者這一不利因素卻轉化為了一種優勢。換言之，黃瀛比日本人對日語更為敏感，形成了一副敏銳的耳朵，因此他才能譜寫出飽含其他日本詩人所無法模仿的音樂感與節奏感的詩篇。也許這和草野心平對外國人朗誦日語詩歌時才初次體會到日語的音樂感是同樣的道理吧。
另外，就“新鮮的語言運用方式”來看，在黃瀛的不少詩中，除了日語之外，還使用了片假名詞匯、中文詞匯，有的地方還將法語、英語等詞匯原封不動而又理所當然地運用於其中，讓人感覺到就像是在上演一場多種語言的盛大遊行一般。
也許這便是隻有既非日本人亦非中國人的黃瀛才能做到的絕活。即便隻看這首《“金水”咖啡館》也會發現，詩中所出現的背景以及小道具無不充滿了異國情調。其中除了使用“アイスクリーム（冰淇淋）”、“ソーダ水（蘇打水）”、“ゲードル（綁腿）”等諸多外來語（片假名詞匯）之外，還夾雜了“租界”、“富貴胡同”、“花園”、“電影”等中文詞匯。雖然這是一篇以中國天津為舞台的回想詩篇，但通過在詩中突顯出“法國花園”、“朝鮮靚女”、“美國的無賴士兵”等國名，創造出了多國或者說異國的情趣。不過，黃瀛與其說是在刻意為之，不如說是本能地驅使著這些技巧，以釀造出一種異國氣氛，從而成功地拓展了現代日語口語的可能性。正因如此，“他的詩在當時不啻日本詩界的一股新風。他的確給日本詩界吹來了一股清爽的新風，就儼然是在身穿嗶嘰衣服的時節，或是風兒在製冰廠的竹簾間嬉戲時，那種閃爍著光芒、映襯出藍天的清風。”黃瀛的詩歌“大部分都屬於抒情詩，但卻有著不可思議的韻味，或許該說是西歐理性與東洋感性的混合吧，多少給人一種異國情調。”
不僅日本人認為黃瀛的詩富有異國情調，就是作為中國人的筆者來看，黃瀛的詩也是極具異國情調的。說得極端點，簡直可以看作是純粹的日本詩。隻要瀏覽一下《景星》與《瑞枝》這兩冊早期詩集（作為詩集出版的黃瀛作品僅此兩冊），便能管窺到黃瀛詩中所共有的特色。先看看《景星》中的如下三首：
風景
天主教堂上有微弱的光影
消防署的塔尖上是白色的雲層
太陽傘在行進
汽笛聲慢慢靠近
每當電車通過時，護城河水就不住地戰栗
早春
今天，街道洗了個不尋常的日光浴
也沒有吹著寒冷的北風
有點潮潤的道路盡顯春天的泥紅
我把妹妹搭在自行車的後筐裏
朝日本租界一路駛去
日本小孩正唱著“春天來了”。
年末小詩
年末，母親也顧不上小憩
可我卻躺在床上，讀著新年一期的《中央公論》和《婦人公論》
啊，真的對不起
在這些詩中用溫和、平易的語言歌詠著日常的各種事物以及生活體驗，每件事物都充滿了鮮活的色彩以及宜人的芳香。這些詩擁有如同景物速寫一般讓讀者陶醉於其中的魔力。可以說是純粹的抒情詩、寫景詩，且顯然是即物的、非觀念性的。正如黃瀛自己在《景星》的後記中所寫道的那樣，這是一部“小小的可愛詩集”。其中收錄的詩篇“無一不是我所謂‘小小的可愛詩篇’”，“它們或許無異於六號字大小的風景、照相機、望遠鏡、切紙刀。時而又是口香糖、鍾愛的狼狗。”（《景星》後記）就筆者看來，這正是俳句的世界，是遠離中國詩歌正宗傳統的存在。從其即物性和非觀念性等來看，可以說，較之中國的文學傳統，毋寧說黃瀛的詩歌更接近於日本文學的傳統。筆者非常讚成勝又浩先生的這一觀點：“黃瀛詩歌的本質仍然是抒情詩。從這一意義上說，黃瀛是位不折不扣的日本詩人。”
下麵我們再來看看堪稱草野心平代表詩集之一的《第一百階級》：
蛙是廣袤自然的讚美者
蛙是散發著惡臭的無產階級
蛙是開朗的無政府主義者
是生存在地麵上的天國
——詩集《第一百階級》的起首
冷吧
啊，真冷啊
蟲子在叫呢
啊，蟲子在叫
馬上就要進入泥土吧
泥土裏真讓人厭惡
瘦了吧
你也瘦得厲害呢
是哪裏讓你如此痛苦
是腹部吧
取掉腹部，應該會死吧
才不想死呢
冷啊
啊，蟲子在叫呢
——《秋夜的對話》
草野心平在1928年出版的這本《第一百階級》中，收錄的全是詠歎青蛙的作品。在其後的創作生涯中，更是陸續出版了《蛙》《校訂本·蛙》《第四隻蛙》等作品集。這些詩中的世界充滿了哀愁，回蕩著底層民眾的心聲，從而被喜歡他的人稱之為“青蛙詩人”。伊藤信吉評價《第一百階級》道：“就整體而言，其詩的思考帶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上述“秋夜的對話”就描述了兩隻青蛙在即將進入冬眠前的一個秋夜所進行的對話。無疑，冬眠乃是生與死激烈搏鬥的一種臨界狀態。而兩隻青蛙一邊直麵死亡，一邊拚命地傾聽著蟲子的叫聲。顯然，“包括昆蟲在內的世間所有生物譜寫出了一首生命交響曲，這首交響曲正好與那些生活在痛苦的現實社會裏的下層階級人民的形象重合在一起。在憐惜生命的外衣下，藏匿著一種隱秘的政治性。”除了將庶民的生命力和反抗精神寄托於蛙身上的《第一百階級》之外，草野心平還創作了另一些具有獨特的社會感覺，乃至宇宙感覺的作品。作為理性與感性渾然交融為一體的罕見詩人，可以說草野心平詩作中的蒼穹與大宇宙乃是受到中國思想中“天”的影響，以中國廣袤的平原及山脈為背景才得以成立的東西。在那種抒情背後的某個地方，總是存在著大量頗具思想性、哲學性和觀念性的部分。“盡管對其表現方式的誇張和觀念性眾說紛紜，其戰爭時期的詩集也被認為不無問題，但其超越了傳統詩歌表現法的特有表現形式仍然受到了很高的評價。”黃瀛曾對草野心平的詩這樣評價道：“這位南方詩人充滿了健康的熱情，帶著晝日之美，又仿若月光一般。的確，這是他與本國的任何人都迥然不同的東西。”但我們不能不懷疑，若是草野心平沒有在中國的經曆，他是否還能超越傳統詩歌的表現手法？“詩言誌”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文化傳統，而“詩言情”則是支配整個日本文學的傳統——倘若這一說法可以成立的話，那麽可以說，較之黃瀛的詩歌，倒是草野心平的詩歌中有著更接近於中國詩歌的因素。筆者想指出的是，除了作為詩人的資質以外，不同的越境體驗也在背後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五草野心平、黃瀛及《曆程》同人的世界主義
草野心平於1946年乘坐遣返船回到日本。他以起航時的情景為題材創作了《別了，中國》。他在其中寄托了自己離開中國時的斷腸愁緒：“不知何時我從一個故鄉又有了另一個故鄉。兩個是各個不同的兩個，而且是從原本為一個的命脈中斷裂開來的。”正如中國是草野心平的另一個故鄉一樣，對於流淌著中國和日本兩國血液的黃瀛來說，日本亦是他的另一個祖國。但是，正如與謝野薰所說的那樣，“日中兩國突然落入了那個不幸的時代，從而奪去了原本均衡地保持著日中兩種身份同一性的黃瀛放飛的夢想和機會”。顯然，由於中日戰爭的爆發，使黃瀛身上原本均衡保持著的中日兩種複合的身份被撕裂成兩半，甚至於相互對立。不難想象，黃瀛被這雙重身份痛苦地撕裂著，對自己處於中日兩國臨界點上的這種身份也感到了不安吧。但另一方麵，黃瀛不是又試圖借助創作出更接近於詩歌本質的詩，來承擔起自己這種雙重身份的責任嗎？有著兩個故鄉（或祖國）的人必然會逾越兩種以上的文化，經常處在越境的狀態中，必須學會不拘泥於任何一方，保持一種富有流動性的，然而又不喪失自我的生存方式。對於越境者來說，這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因為跨越並往來於兩種文化之間，越境者們必然被拋擲在多樣性和差異性中，不得不時刻與處於動搖中的自己進行對話，從而使他們漸漸對異文化具備了複眼的視覺，萌生出世界主義的意識，也容易由此產生出能夠跨越民族和國境，為一切國家和民族所共同擁有的世界文學。
在同人雜誌《曆程》創刊之際，草野心平曾這樣寫道：“我們希望，《曆程》所發表的詩歌即使被翻譯成世界上的任何一種語言，都能夠被人接受、暢行無阻，並能刺激其他國家具有良知的人們。切盼這樣的詩在《曆程》上層出不窮。我們總是站在世界性的立場上來考量我國的詩歌，作為雜誌，既沒有旗幟，也沒有政黨，而隻是專注於詩歌本身。”換言之，世界主義的詩歌才是《曆程》雜誌追求的目標。將這種世界主義的意識延伸至所有的生命，便自然產生了草野心平式的關於“蛙”的詩歌。“如此一來，草野心平才可能一生都在天地人蛙之間，時而同天融為一體，時而佇立在大地之上，用溫暖的友情來逾越國境等人為的界限，時而成為人，時而化身為蛙，換言之，和天地間的有情萬物合而為一，共跳圓舞。從這種意義上說，我認為，吉原的說法準確地抓住了草野心平詩歌的本質，即較之國際主義，倒是更適合使用宇宙主義一詞。”毋庸置疑，這一評價並不隻是適用於草野心平，其實，也同樣適用於黃瀛和宮澤賢治。雖然人們常用無政府主義這一籠統的詞語來概括《銅鑼》雜誌的詩人們，但在其根基裏，無疑燃燒著一種強烈的願望，那就是祈盼著逾越了政治和文化屏障的全人類的幸福。上述三位詩人的詩歌都高舉著重視獨特性、多樣性以及宇宙連帶感的世界主義旗幟。眾所周知，當今世界進入了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一個多文化間的理解變得不可缺乏的時代。而且，也是一個地區衝突導致了新生越境者大量出現的時代。因此，我們有必要把每個人作為不能被還原為某種單一範疇的複合型文化存在來把握，並基於這種觀點來思考多文化的狀況。所以，考察下麵這些問題乃是至關重要的，即每一個人是如何開放自我，在自身中去發現並認同多文化性的，而與此相關，這一切又給藝術創造獲得嶄新的表現形式和機能開拓了怎樣的可能性。也可以說，這正是如今將黃瀛與草野心平作為文化越境者的範例來進行考察的意義與麵臨的課題吧。
最後，筆者想引用黃瀛在“紫陽花開時”中的一段話來結束本文：“無論男女老幼，也無論日本人、中國人，抑或是其他的外國人和僑民，無一不是紫陽花。無數紫色的小花簇擁在一起，綻放成一朵巨大的和諧之花。而詩恰恰是我們心靈的旅伴。”這正是黃瀛——當然，也包括草野心平和宮澤賢治——的詩魂，而且也是他終生不懈追求的世界主義精神吧。
（丁照卿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