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為何現在要研究詩人黃瀛？——從中國重慶所思考的日中關係與黃瀛研究的課題
小池陽。首先我想介紹一下在日本發生的兩件事情。
日本的首相府幾乎每年都會對日本國民進行一項有關外交的民意調查。其中有這樣一個問題，“你如何看待中日關係？”據1975年的“你想去中國嗎？”這樣一個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有52%的日本人回答的是“不是很想去”或者“不想去”。此外，對於“你對中國的什麽感興趣”，40.8%的日本人回答的是“不感興趣”。如今又因中國製產品的問題等，導致日本人的中國印象繼續徘徊在低點。
但是，一般的日本人對中國到底又了解多少呢？正如回答“對中國不關心”這樣的人占多數那樣，實際上大多數日本人對中國知之甚少。於是，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在幾乎漠不關心，缺乏知識，缺乏信息的狀況下，為什麽日本人會對中國沒有親近感，甚至抱著不好的印象呢？
10年前的1998年，當我還是一個大學生的那個夏天，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在日本出版過《傲骨宣言》，頗具政治影響力的漫畫家小林善紀出版了一部名叫《戰爭論》的漫畫，在各個地方都引起了軒然大波和人們的議論。小林通過這部漫畫大肆肯定了由日本發動的大東亞戰爭（太平洋戰爭），聲稱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事件乃是“幻影”。當時還是大學生的我看了之後大為震驚，同時也感到了一種恐懼。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在這部《戰爭論》中，小林善紀完全是在無視中國的情況下一味展開著讚美日本的理論，而我的一些朋友們竟然被他的這種政治言行蠱惑住了。
小林善紀所描繪的中國是一個沒有“公”的存在、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的國家。他認為，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事件完全是由中國自己憑空捏造的謊言，而“大東亞戰爭”乃是一場正義的戰爭，所以日本人不必自虐，反而應該把它視為一種驕傲。但在我看來，構成他這種理論前提的“中國觀”本身就存在著嚴重的偏見與缺陷。
隨之兩年後，他又出版了一部名叫《台灣論》的漫畫。這部漫畫采用了“台灣=親日/中國=反日”這樣的圖解法，並試圖利用一部分台灣人的證言來支持日本的殖民政策是正確的觀點。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對他的觀點有人反對，有人讚成，但出自小林的這一係列漫畫，竟然成了售出高達600萬-700萬冊的超級暢銷書籍，尤其以《戰爭論》最為轟動。他的這一係列漫畫雖然遭到了來自各個領域的學者的批判，但在青年大學生和有戰爭經曆的老年人這兩類人中，還是被廣為接受了。通常情況下，青年大學生既沒有戰爭的記憶，也沒有關於戰爭的知識，常常會以“反正與我們無關”而采取冷淡的態度，但對於小林善紀的《戰爭論》，不少人卻說被它那種“政治姿態”所感動了。同時，也讓老年人們回想起了戰爭年代，因自己戰爭時代的行為被肯定成“正義之舉”而大為感動。
當時還是大學生的我，從這些所謂的“感動”中再一次體會到了一個事實，即近20年來日本人都一直對中國抱著某種負麵的印象。回顧“日中友好”的曆史，通過大熊貓、絲綢之路等媒體商業化的宣傳以及報道後，也的確一度引發過“中日友好”的熱潮。不過，就算那的確是具有友好意味的東西，但也不啻過於簡單而部分的因素。因為它們對於日本人如何定位中國並不構成重要的因素。
因此，我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日中之間正在變化的東西上，而是想放在不變的東西上。那麽，說到那些所謂不變的東西是什麽的話，就像外交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的那樣，是“對中國沒有興趣”、“不喜歡中國”等一類的東西。顯然，小林就是利用了日本人對中國的這種反感情緒來巧妙地印證自己的言論（讚美日本）。而這是絕不能等閑視之的。可事實上，這種厭惡中國的情緒現在仍在繼續，而且還在被源源不斷地產生出來。
可是在這裏，我想知道的是，這種極難理解而又被概念化的“中國”形象到底是從何而來的？
根據資料顯示，日本有從古代就開始接受中國古典文化的曆史。特別是貴族和武士這樣的統治階級，就利用中國的經典之作來提高自我的修養，或是學習一種治世的手段。換句話說，他們學習和了解中國文化不過是為了加強自身修養和懂得如何統治國家，而非為了研究中國的文化本身。到了明治時期，大學裏便開設了“漢學科（現為中國文學科）”。盡管中國的古典成了研究對象，但卻延續了以前的學風，即對現實的中國本身並沒有興趣，沒有把中國本身作為研究對象。
不過，進入明治時期以後，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變化。那就是，對於明治以前的日本來說，中國是一個“發達國家”，可明治以後，中國卻成了一個“落後國家”，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出現了“脫亞入歐”的強烈呼聲。
建立起這一思想架構的代表性思想家，就是其肖像印刷在一萬元日幣上的福澤諭吉。其次，還有日本文學的代表，例如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等，他們也都去過中國，還曾寫過在中國的經曆。此外，漢學在日本是所有的外國學中曆史最悠久也最活躍的顯學。因此，日本人對中國不可能是毫不了解的，但實際上，日本人對中國又確實是非常不了解的。這究竟是為什麽呢？
就像剛才提到的小林的《戰爭論》，對於他如此粗糙簡單的概念化描寫，不少日本人竟不加懷疑地照單全收。如此一來，我們不禁要問，自古以來日本和中國不管是在文化方麵，還是政治、民間方麵，都積累了大量友好交流的成果，而這一切和上述日本人的中國觀之間究竟是怎樣一種關係呢？
想要弄清個中原因，遠非這篇小論所能做到的，但有一點我想說，可以認為，對中國的不理解是出自於一種落差。所謂的落差，就是明治時期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們所塑造出的中國形象和現實中存在的中國之間所存在著的落差。
在日本思想家頭腦中的中國形象，基本上都是一個單一而籠統的形象。作為典型的例子，可以舉出福澤諭吉的《脫亞論》。比如，福澤諭吉用“亞細亞的固陋”、“古風舊慣”、“儒教主義”、“陰陽五行”、“仁義禮智”、“殘酷破廉恥”、“古風的專製”、“無法律的國家”等侮辱性的詞語來概括了包括中國和朝鮮在內的亞洲諸國的形象。盡管也有思想家不是把中國作為一個整體，而是從具體的個人角度來把握中國，但就整體而言，思想家們大都存在著用單純劃一的形象來把握整個中國的傾向。換言之，中國在當代日本眼中的形象是作為一個籠統的整體而首先被思想家們的言論所固定化和模式化了的。
那麽，相對於思想家眼中的“中國”等同於“一個整體形象”的認識，文學家們又如何呢？經過分析，可以發現一個相當有趣的現象。像夏目漱石去中國（大連）的時候，就是帶著十分傲慢的歧視態度來看待中國人的。《滿韓漫遊》中有很多關於中國的具體記載：
一旦佇立在河邊眺望兩岸之間，就會看見，泥仿佛比水還多，那渾濁的玩意兒無邊無際地翻滾過來。別說五萬年光陰，隻需一兩個月時間，河口似乎就會被完全淤塞住似的。盡管如此，據說三千噸左右重的大汽船也能慢悠悠地毫不費力地逆流而上，可見中國的河是麻木的。至於說到中國，也自然是麻木的，他們自古以來就喝著這泥湯之水，怡然自得地繁衍子孫，繁榮至今。
旅館客房外的走廊對麵是白牆，白牆高處有扇窗，光線從那裏斜射進來，這倒也無話可說……但房間裏麵卻散發著一股異樣的臭味。中國人雖走了，卻把這臭味執拗地遺留了下來，所以有潔癖的日本人再怎麽打掃，依然是臭氣熏人。
在《滿韓漫遊》中，夏目漱石主要關心的是在大連的酒店中有沒有英國人等等，顯然，比起中國的傳統文化，他更關心的是已經被西洋化了的東西。
其次是芥川龍之介，他作為新聞記者也去過中國。為了弄清五四運動的動向，他也拜會了中國的知識分子，像章太炎等人。但毋寧說，他本人關心的也不是現實中活生生的中國，而是那個“被抽象化了的中國”。比如，主要對從閱讀漢詩中形成的、他認為是富有“中國情趣”的形象——“中國式”的風景、食物以及女性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而對不同於漢詩中形成的、有別於自己心目中的中國情趣的東西，他則毫不掩飾地流露出輕蔑和歧視。這從如下的段落中就可以看到：
剛發出新芽的樹幹上向下掛著一頭豬的屍體。而且被剝了皮，後蹄朝上地掛在樹上。在脂肪的覆蓋下，屍體發白得讓人惡心。我一邊遠望著它，一邊在思考，這樣把豬頭向下掛著，究竟有什麽意思。這被吊掛的豬也顯得滑稽可笑。反正，像中國這樣無聊的國家，在世界上怕是再也找不到了吧。
我就像走火入魔了般叨念著現代中國的壞話。現在的中國都有些什麽呢？政治、學問、經濟、藝術，不是在悉數墮落嗎？特別是說到藝術，從嘉慶道光那時起，直到現在，產生過一件值得驕傲的藝術作品嗎？何況不論老少，人人都在歌唱盛世太平。也許在青年一代的國民當中，多少還有點活力。但他們發出的聲音，卻缺乏巨大的熱情來直抵全體國民的內心。這也是事實。我不愛中國。即使曾經愛過，現在也沒法再愛了。在親眼目睹這國民性的腐敗後，仍然能夠熱愛中國的，不是極盡頹廢的官能享樂者，就是淺薄的中國趣味的憧憬者吧。
或許是由於他從這樣的視角在看待中國吧，所以，原本是向著五四運動而來的他竟然將這場重大的變革運動輕輕地一筆帶過。
事實上，漱石也好，芥川也好，都是把大量的漢詩（中國古典）作為自身的一種修養來學習的。況且像漱石這些人，其漢學修養已經達到了自己也能創作漢詩的水平。盡管這樣，在他們看來，中國不過是一個落後的文明古國，他們根本沒有把現實的中國當作自己關心的對象。像這一類型的文學家在當時占了絕大多數，他們具有很深的漢學修養，但對中國卻漠不關心。而且，這類文學家也並不試圖為了了解中國而去積極地創造一些必要的空間。毋寧說他們甚至製造出了反感中國的印象。這一點隻要看看像福澤諭吉和夏目漱石這樣的日本知識分子代表所撰寫的文章，便不難明白吧。在其後的知識分子的作品中，這種反感中國的印象被反複地再生出來，並且被後來的日本人所閱讀和接受。這樣一來，剛才所說的反感中國這一印象也就形成了一個再產生的機製。
那麽，明治時期以後，就沒有了解中國的日本人了嗎？當然也不是。說來，在大正時期的文學作品中，常常把中國人描寫成人口販子之類的恐怖存在。但是，和黃灜先生有著文學交往的宮澤賢治卻寫過一部名叫《山男的四月》的作品。主人公山男由於很同情其中的“中國人”，從而不惜舍身去救助他：
山男從剛才起就一直在生中國人的氣，這下更是火冒三丈了。
“什麽？你在胡說些什麽？該死的強盜！你小子隻要進了城，我馬上就大喊，說那個中國人是個可疑的家夥。看你怎麽辦？”
中國人在外麵一下子安靜下來。而且安靜了好一會兒。山男琢磨著，這個中國人不會雙手捂住胸口，在外麵啜泣吧。說來，那些在山崖和林間放下行李，好像陷入了某種沉思的中國人都被別人這樣威脅過。想到這裏，山男立刻頓生憐憫，準備告訴對方，剛才自己說的隻是嚇唬人的假話。這時，外麵的中國人用可憐的沙啞嗓音說道：
“你呀，也太沒有同情心了。那樣我就做不成買賣，吃不上飯了。這可為難了。你也太沒有同情心了。”聽罷，山男覺得這個中國人太可憐了。心想，就把我的身體給中國人吧，讓他賺得六十錢，然後拿這點錢去小旅店借宿，吃沙丁魚頭，喝點菜湯。於是，山男回答道：
“中國人，沒事沒事了，不用再哭了。我進了城，會盡量不吱聲的，你放心好了。”說完後，外邊的中國人似乎這才鬆了口氣……
宮澤賢治當時正在學習世界語，是個渴望世界和平的理想主義者。但我們不得不說，在那個時代世界和平是不可能實現的，他也隻能是從良知出發來站在“中國”的立場上，對中國進行定位，而無法借助思想來真正地接近中國。所以，在日本，即使是像宮澤賢治這種被稱作“越境文學”的作品，也無法與已被潛移默化的有關中國的政治性言論和知識分子製造的中國厭惡感分庭抗禮。而且，至今日本人仍然隻是像以往那樣，把《三國演義》、大熊貓、中華料理和旗袍作為中國的符號，來談論著千篇一律的中國形象。
下麵我還想說說在中國發生的一些事。
那是我來四川外語學院的一年前，即2005年的4月，在中國各地發動了反日的示威遊行。就在我決定來中國的當年9月，我的親人和朋友都擔心地問：“去中國要不要緊啊。”其實，在來之前，我多少還是有點忐忑不安的，但還是來到了這裏，並已經生活了兩年。說實話，這兩年間，有幾次我都被卷入了“反日”的風波中。例如，搭乘出租車時，當司機得知我是日本人時，在途中就把我趕下車；又例如在餐廳裏吃飯時，也常常有人走過來對我說：“你是日本人嗎？你們這些小日本給我從中國滾出去！”可是，每當遇到像這些有“反日”情緒的人們，我就不能不發出這樣的疑問：“他們為什麽會討厭日本？”我經常聽到的回答是：因為“日本曾侵略過中國，卻沒有道歉”或是“這樣一個可怕的國家竟然成了一個經濟大國並引領世界，這是不可原諒的”。不管是2005年的反日遊行，還是我所遭遇到的反日風波，他們的反日理由都不啻出於“你們是小日本，所以給我識相點”這樣的大國意識。他們的這些理由卻不能使我信服。在這裏，我又想到了一個問題，為什麽帶有反日情緒的人們會異口同聲地說出同一個理由？
如果先說結論的話，那就是——這些所謂的反日理由都不過隻是聽信或引用了周圍人的說法而已。至於為什麽討厭日本，確切的理由其實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麽這樣說呢？隻要比較一下現在中國的“反日”和五四運動時期的“排日”、日中戰爭時期的“抗日”所使用的詞語，便不難明白。“排日”和“抗日”這兩個詞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了一係列侵略行為時，中國為了反抗日本的侵略所使用的具體語言，但現在使用的“反日”卻並不存在當時那樣的語境。從某種意義上說，“反日”言論成了帶有感情色彩的、意識形態化的東西。首先是起源於“總覺得不對勁”（屬於情緒性的東西），繼而才被賦予了這樣那樣的理由或借口，上升為一種意識形態上的理念。我認為，所謂的“反日”，其實有可能是使用了“排日”和“抗日”的那個時代的記憶被反複再生產出來的那種思維模式的變種。
在現實中，如今依然存在著日本的反感中國論和中國的反日情緒，從而在中國與日本之間製造出了一種絕對的距離感。因為中日雙方之間缺乏互相了解，所以日中之間的空白依舊延續著。在這種狀態下，要誕生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間”的交流是相當困難的。而一旦出現了這種困境，不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都總是試圖使用一些在政治上顯得堂而皇之的用語來彌合這種空白。比如像“中日友好”這樣的典型用語。
可是，每當聽到這樣的話語時，我就禁不住想：如果無條件地、試圖一本萬利地使用這個詞語，會不會反而抹殺或隱藏了現實中存在著的“友好”的問題呢？中日兩國人民隻是在相同的空間中交流，這是否會淪落為僅僅是作為符號的“友好”呢？這樣一來，我們談論“中日友好”的意義又究竟何在呢？
我們總是試圖帶著深深的心理創傷，並在掩飾那種創傷的狀態下去相互談論中日友好。但這樣一種交流方式又是否能夠成立呢？如果不能成立的話，那麽我們又應該創造一個怎樣的空間才好呢？
為了填補這種文化“間”的溝壑，對黃灜先生的研究有可能為我們指明一種思考的方向。大家在學習日語的時候，我想肯定會碰到和中文的基本詞匯、表達方式、思維模式都不一樣的情況。從我上課的情形來看，多數的學生要麽就是隻指出兩者的區別，要麽就試圖完全摒棄自身的母語和文化，去與另一種文化同化。不過，要指出差異是很容易做到的，且這麽做本身並沒有太多的意義。而要拋棄自身的母語和文化，去與另一種徹底不同的文化完全同化也是不可能的。
那麽，黃灜先生又是怎麽做的呢？黃灜先生不屬於這兩種情況中的任何一種。我認為，黃灜先生在日語和中文之間，又創造出了一個空間，創造出了一種嶄新的言語關係性。人們評價黃灜先生的詩歌時，認為其特點就在於“新鮮的用辭方法”（小野十三郎《黃君的日語》《詩人黃瀛回想篇·研究篇》）。這種評價就正好印證了這一點吧。由於保存下來的黃灜先生的作品非常少，所以，如何讓這些文學資源轉化為社會效應，也的確不無困難，但至少在幫助我們尋求新的文化“間”的應有狀態上還是很有意義的吧？
研究黃灜先生的作品後，就不得不談及到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在分析黃灜先生的作品和裏麵的人物時，很容易加以理論化和意識形態化，以至於無法接近本質的東西，或隱藏真正重要的問題。就如黃灜先生自己所說的那樣，“其實不用手寫詩，不用嘴詠詩，而讓心靈本身成為詩就行了。”“我希望自己的存在本身便是詩。”（佐藤龍一《黃瀛——他的詩及奇特的一生》，日本地域社會研究所，1994年）黃灜先生借助自身的心境、感覺和複雜的心理，將自己對複雜狀況的複雜反應加以了語言化。再經過理性的思考，把豐富的內容抽象化之後，讓接受的內容變成了既有的東西，然後再把它單純化，概括化。所以，在研究黃灜先生的作品時，我們必須運用足夠的“想象力”，把曆史的複雜形勢和黃灜先生的緊張關係慎重地“挖掘”出來。
雖然對黃灜先生的研究還處於初步階段，但就如剛才說到的那樣，我認為隻有弄清這個問題，才能正確認識到中日文化“間”的應有狀態。我個人今後還會繼續對這個問題加以關注和研究，也殷切地期待著對詩人黃瀛及其周邊各種問題的研究得到深化和進展。
後記
2008年10月25日，在中國重慶四川外語學院舉行了題為“詩人黃瀛與多文化間身份認同”的國際研討會。拙文便是以本次研討會為契機，作為一名在中國教授日語的“普通日語教師”所思考的記錄。
2004年7、8月，在中國的北京、重慶、成都、濟南舉辦了亞洲杯足球賽。盡管在亞洲杯中日本取得了衛冕冠軍的佳績，但對於多數日本人來說，比起日本隊的奪冠，倒是在重慶發生的“某個事件”更加記憶深刻。當日本國歌在運動場響起時，中國球迷開始起哄。在比賽中當日本球員控製球的時候，又是一陣起哄。而一旦日本球員出現失誤時，球迷們就開始大喝倒彩。最終，當日本隊取得勝利時，甚至出現了中國球迷焚燒日本國旗，朝日本球迷投擲垃圾，大罵“小日本，去死吧”的過激行為。這些都通過電視媒體，進入了日本人的視野。
我也是通過電視畫麵看到這些情景的日本人之一。與此同時，重慶這個地名在自己心中留下了清晰而深刻的記憶。我記得，當時電視裏的評論員列舉了發生這一事件的幾個原因。比如，2003年，因為舊日本兵在黑龍江扔棄的化學武器，導致了中國普通民眾的死傷，還有日本人在珠海的集體買春事件，以及西安某大學日本留學生的所謂下流表演事件等等。
在此，我本無意去深究在重慶發生的這些事件的具體原因，因為對此已經有中國和日本方麵的國際關係學研究者和專家們進行了分析，而且還將作為今後的課題留給我們大家繼續思考。那麽，當我作為一名日本人來考量在重慶發生的這些事件時，到底應該從何著手呢？僅憑日本媒體對其原因的分析和對民族主義的批判，是否就能展開具有建設性的討論呢？倘若不是如此，那我們又該做些什麽呢？
在此，毋寧說我自己想從關注“重慶”開始。我從2006年9月開始在重慶四川外語學院日語係擔任日語教師。我的學生和同事自不用說，就連平常與日本較少打交道的中國人也抱著這樣的問題：“為什麽日中關係搞不好呢？”“該與日本人怎麽交往才好呢？”
在重慶發生的一係列事件中，的確出現了像日本媒體所報道的那種暴力場麵，在現實中也確實有不少人對日本抱有憎恨的感情。但如果隻是把焦點集中在這一部分上，那麽，就無法看到重慶存在的問題背後的複雜機製。
當我們麵對這些問題時，必然需要思考的資源。而在重慶遇見的中國人（包括在日本留過學的人）卻在思考日本與自己國家間的關係時缺乏必需的資料。近年來，隨著包括重慶在內的中國西部大開發，與日本企業和日本民間團體的交流機會大大增加。無疑，這些都屬於在現實活動層麵上的成果，還尚未利用這些成果創造出思想層麵上的成果。因此我想，是不是有必要將那種現實活動背後的原理性的東西加以言語化呢？現在，這樣的工作是不是還做得非常不夠？
正是在這樣的時候，以四川外語學院日本學研究所的楊偉先生為中心，決定召開“詩人黃瀛與多文化間身份認同”的國際研討會。而我也有幸參加了這一會議。這一研討會的宗旨就是“希望通過交流中日兩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從而形成深化黃瀛研究和擴大問題意識的契機，不僅分析黃瀛詩歌的特色，更要梳理黃瀛的生涯以及他與宮澤賢治、草野心平等的朋友關係，以探索多文化間身份認同的真相以及在當今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重新發現詩人黃瀛的價值，探討擁有多重文化背景者的課題和可能性，將對構建異文化世界的共生模式具有重大的意義”。
據說在西南地區召開這樣的研討會還是首次。從這一會議的宗旨中也可以知道，楊偉先生希望以黃瀛研究為媒介，以自己的方式來認真地探討“該如何與日本、日本人打交道”。
比如，可以借助了解黃瀛與草野心平、宮澤賢治的交往和文學關係，重新審視黃瀛的文學、黃瀛所使用的日語、他與日本人的交往方式等等，來提供一個重新審視自己的日語，自己的日本認識的機會。總之，對於楊偉先生他們來說，研究黃瀛乃是探索異文化世界的共生模式和中日間關係之嶄新可能性的一個嚐試。
通過本次的黃瀛研討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加深中國西南地區對日本的理解，還不得而知。但我想，如今通過在重慶舉辦這樣的研討會，不是說明他們已經站在了思考未來日中關係的起跑線上了嗎？
最近，日本的亞文化受到了空前的注目，但另一方麵卻讓人感到，曆史性的東西有遭到輕視的危險。比如，不少學生都是通過漫畫、動漫等亞文化來對日語（或者日本）產生興趣的。但是，盡管日本的亞文化在中國年輕人中間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但尚未成為理解日本的本質性原理。為什麽沒有成為本質性原理呢？乍一看，貌似亞文化成了維係中日兩國年青人的東西，但這種“維係”中卻沒有“曆史”的存在。所以我認為，不可能由此產生對社會的認識和思考，以及曆史感。
喜歡亞文化，但對曆史不太感興趣的學生們，事實上是在漠不關心的狀態下，生產著“現在”這個曆史。我們必須回到“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人都不可能逃脫曆史”這樣一個古老而基本的問題上，換言之，就是“不知道曆史，就不知道現在和未來”這一基本認識上。其次有必要從曆史中抽取出最根本性的問題，並與現在發生的種種問題進行參照，當身在重慶的我們思考當今的日中關係時，有必要從像黃瀛研究這樣的課題中去挖掘可能性。當然，黃瀛時代的經驗不可能原封不動地通用於現代。所以，才需要從黃瀛的時代和當今現實裏所發生的事情中抽取出原理性的東西。如果認為黃瀛的時代已經遠遠落伍於時代，從而不再有用，那麽，我們就不可能從這種態度中去發現現實背後隱藏的原理上的可能性。
我們處在遠比黃瀛時代更為有利的時間點上，因為在黃瀛時代以前幾乎沒有必要的資料來供人們思考今天的日中關係。而且，我們還能從黃瀛走過的“曆史”中得到各種各樣的啟示。即便不能完全照搬，但至少我們可以通過它去開拓出嶄新的可能性。
日本的首相府幾乎每年都會對日本國民進行一項有關外交的民意調查。其中有這樣一個問題，“你如何看待中日關係？”據1975年的“你想去中國嗎？”這樣一個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有52%的日本人回答的是“不是很想去”或者“不想去”。此外，對於“你對中國的什麽感興趣”，40.8%的日本人回答的是“不感興趣”。如今又因中國製產品的問題等，導致日本人的中國印象繼續徘徊在低點。
但是，一般的日本人對中國到底又了解多少呢？正如回答“對中國不關心”這樣的人占多數那樣，實際上大多數日本人對中國知之甚少。於是，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在幾乎漠不關心，缺乏知識，缺乏信息的狀況下，為什麽日本人會對中國沒有親近感，甚至抱著不好的印象呢？
10年前的1998年，當我還是一個大學生的那個夏天，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在日本出版過《傲骨宣言》，頗具政治影響力的漫畫家小林善紀出版了一部名叫《戰爭論》的漫畫，在各個地方都引起了軒然大波和人們的議論。小林通過這部漫畫大肆肯定了由日本發動的大東亞戰爭（太平洋戰爭），聲稱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事件乃是“幻影”。當時還是大學生的我看了之後大為震驚，同時也感到了一種恐懼。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在這部《戰爭論》中，小林善紀完全是在無視中國的情況下一味展開著讚美日本的理論，而我的一些朋友們竟然被他的這種政治言行蠱惑住了。
小林善紀所描繪的中國是一個沒有“公”的存在、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的國家。他認為，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事件完全是由中國自己憑空捏造的謊言，而“大東亞戰爭”乃是一場正義的戰爭，所以日本人不必自虐，反而應該把它視為一種驕傲。但在我看來，構成他這種理論前提的“中國觀”本身就存在著嚴重的偏見與缺陷。
隨之兩年後，他又出版了一部名叫《台灣論》的漫畫。這部漫畫采用了“台灣=親日/中國=反日”這樣的圖解法，並試圖利用一部分台灣人的證言來支持日本的殖民政策是正確的觀點。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對他的觀點有人反對，有人讚成，但出自小林的這一係列漫畫，竟然成了售出高達600萬-700萬冊的超級暢銷書籍，尤其以《戰爭論》最為轟動。他的這一係列漫畫雖然遭到了來自各個領域的學者的批判，但在青年大學生和有戰爭經曆的老年人這兩類人中，還是被廣為接受了。通常情況下，青年大學生既沒有戰爭的記憶，也沒有關於戰爭的知識，常常會以“反正與我們無關”而采取冷淡的態度，但對於小林善紀的《戰爭論》，不少人卻說被它那種“政治姿態”所感動了。同時，也讓老年人們回想起了戰爭年代，因自己戰爭時代的行為被肯定成“正義之舉”而大為感動。
當時還是大學生的我，從這些所謂的“感動”中再一次體會到了一個事實，即近20年來日本人都一直對中國抱著某種負麵的印象。回顧“日中友好”的曆史，通過大熊貓、絲綢之路等媒體商業化的宣傳以及報道後，也的確一度引發過“中日友好”的熱潮。不過，就算那的確是具有友好意味的東西，但也不啻過於簡單而部分的因素。因為它們對於日本人如何定位中國並不構成重要的因素。
因此，我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日中之間正在變化的東西上，而是想放在不變的東西上。那麽，說到那些所謂不變的東西是什麽的話，就像外交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的那樣，是“對中國沒有興趣”、“不喜歡中國”等一類的東西。顯然，小林就是利用了日本人對中國的這種反感情緒來巧妙地印證自己的言論（讚美日本）。而這是絕不能等閑視之的。可事實上，這種厭惡中國的情緒現在仍在繼續，而且還在被源源不斷地產生出來。
可是在這裏，我想知道的是，這種極難理解而又被概念化的“中國”形象到底是從何而來的？
根據資料顯示，日本有從古代就開始接受中國古典文化的曆史。特別是貴族和武士這樣的統治階級，就利用中國的經典之作來提高自我的修養，或是學習一種治世的手段。換句話說，他們學習和了解中國文化不過是為了加強自身修養和懂得如何統治國家，而非為了研究中國的文化本身。到了明治時期，大學裏便開設了“漢學科（現為中國文學科）”。盡管中國的古典成了研究對象，但卻延續了以前的學風，即對現實的中國本身並沒有興趣，沒有把中國本身作為研究對象。
不過，進入明治時期以後，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變化。那就是，對於明治以前的日本來說，中國是一個“發達國家”，可明治以後，中國卻成了一個“落後國家”，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出現了“脫亞入歐”的強烈呼聲。
建立起這一思想架構的代表性思想家，就是其肖像印刷在一萬元日幣上的福澤諭吉。其次，還有日本文學的代表，例如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等，他們也都去過中國，還曾寫過在中國的經曆。此外，漢學在日本是所有的外國學中曆史最悠久也最活躍的顯學。因此，日本人對中國不可能是毫不了解的，但實際上，日本人對中國又確實是非常不了解的。這究竟是為什麽呢？
就像剛才提到的小林的《戰爭論》，對於他如此粗糙簡單的概念化描寫，不少日本人竟不加懷疑地照單全收。如此一來，我們不禁要問，自古以來日本和中國不管是在文化方麵，還是政治、民間方麵，都積累了大量友好交流的成果，而這一切和上述日本人的中國觀之間究竟是怎樣一種關係呢？
想要弄清個中原因，遠非這篇小論所能做到的，但有一點我想說，可以認為，對中國的不理解是出自於一種落差。所謂的落差，就是明治時期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們所塑造出的中國形象和現實中存在的中國之間所存在著的落差。
在日本思想家頭腦中的中國形象，基本上都是一個單一而籠統的形象。作為典型的例子，可以舉出福澤諭吉的《脫亞論》。比如，福澤諭吉用“亞細亞的固陋”、“古風舊慣”、“儒教主義”、“陰陽五行”、“仁義禮智”、“殘酷破廉恥”、“古風的專製”、“無法律的國家”等侮辱性的詞語來概括了包括中國和朝鮮在內的亞洲諸國的形象。盡管也有思想家不是把中國作為一個整體，而是從具體的個人角度來把握中國，但就整體而言，思想家們大都存在著用單純劃一的形象來把握整個中國的傾向。換言之，中國在當代日本眼中的形象是作為一個籠統的整體而首先被思想家們的言論所固定化和模式化了的。
那麽，相對於思想家眼中的“中國”等同於“一個整體形象”的認識，文學家們又如何呢？經過分析，可以發現一個相當有趣的現象。像夏目漱石去中國（大連）的時候，就是帶著十分傲慢的歧視態度來看待中國人的。《滿韓漫遊》中有很多關於中國的具體記載：
一旦佇立在河邊眺望兩岸之間，就會看見，泥仿佛比水還多，那渾濁的玩意兒無邊無際地翻滾過來。別說五萬年光陰，隻需一兩個月時間，河口似乎就會被完全淤塞住似的。盡管如此，據說三千噸左右重的大汽船也能慢悠悠地毫不費力地逆流而上，可見中國的河是麻木的。至於說到中國，也自然是麻木的，他們自古以來就喝著這泥湯之水，怡然自得地繁衍子孫，繁榮至今。
旅館客房外的走廊對麵是白牆，白牆高處有扇窗，光線從那裏斜射進來，這倒也無話可說……但房間裏麵卻散發著一股異樣的臭味。中國人雖走了，卻把這臭味執拗地遺留了下來，所以有潔癖的日本人再怎麽打掃，依然是臭氣熏人。
在《滿韓漫遊》中，夏目漱石主要關心的是在大連的酒店中有沒有英國人等等，顯然，比起中國的傳統文化，他更關心的是已經被西洋化了的東西。
其次是芥川龍之介，他作為新聞記者也去過中國。為了弄清五四運動的動向，他也拜會了中國的知識分子，像章太炎等人。但毋寧說，他本人關心的也不是現實中活生生的中國，而是那個“被抽象化了的中國”。比如，主要對從閱讀漢詩中形成的、他認為是富有“中國情趣”的形象——“中國式”的風景、食物以及女性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而對不同於漢詩中形成的、有別於自己心目中的中國情趣的東西，他則毫不掩飾地流露出輕蔑和歧視。這從如下的段落中就可以看到：
剛發出新芽的樹幹上向下掛著一頭豬的屍體。而且被剝了皮，後蹄朝上地掛在樹上。在脂肪的覆蓋下，屍體發白得讓人惡心。我一邊遠望著它，一邊在思考，這樣把豬頭向下掛著，究竟有什麽意思。這被吊掛的豬也顯得滑稽可笑。反正，像中國這樣無聊的國家，在世界上怕是再也找不到了吧。
我就像走火入魔了般叨念著現代中國的壞話。現在的中國都有些什麽呢？政治、學問、經濟、藝術，不是在悉數墮落嗎？特別是說到藝術，從嘉慶道光那時起，直到現在，產生過一件值得驕傲的藝術作品嗎？何況不論老少，人人都在歌唱盛世太平。也許在青年一代的國民當中，多少還有點活力。但他們發出的聲音，卻缺乏巨大的熱情來直抵全體國民的內心。這也是事實。我不愛中國。即使曾經愛過，現在也沒法再愛了。在親眼目睹這國民性的腐敗後，仍然能夠熱愛中國的，不是極盡頹廢的官能享樂者，就是淺薄的中國趣味的憧憬者吧。
或許是由於他從這樣的視角在看待中國吧，所以，原本是向著五四運動而來的他竟然將這場重大的變革運動輕輕地一筆帶過。
事實上，漱石也好，芥川也好，都是把大量的漢詩（中國古典）作為自身的一種修養來學習的。況且像漱石這些人，其漢學修養已經達到了自己也能創作漢詩的水平。盡管這樣，在他們看來，中國不過是一個落後的文明古國，他們根本沒有把現實的中國當作自己關心的對象。像這一類型的文學家在當時占了絕大多數，他們具有很深的漢學修養，但對中國卻漠不關心。而且，這類文學家也並不試圖為了了解中國而去積極地創造一些必要的空間。毋寧說他們甚至製造出了反感中國的印象。這一點隻要看看像福澤諭吉和夏目漱石這樣的日本知識分子代表所撰寫的文章，便不難明白吧。在其後的知識分子的作品中，這種反感中國的印象被反複地再生出來，並且被後來的日本人所閱讀和接受。這樣一來，剛才所說的反感中國這一印象也就形成了一個再產生的機製。
那麽，明治時期以後，就沒有了解中國的日本人了嗎？當然也不是。說來，在大正時期的文學作品中，常常把中國人描寫成人口販子之類的恐怖存在。但是，和黃灜先生有著文學交往的宮澤賢治卻寫過一部名叫《山男的四月》的作品。主人公山男由於很同情其中的“中國人”，從而不惜舍身去救助他：
山男從剛才起就一直在生中國人的氣，這下更是火冒三丈了。
“什麽？你在胡說些什麽？該死的強盜！你小子隻要進了城，我馬上就大喊，說那個中國人是個可疑的家夥。看你怎麽辦？”
中國人在外麵一下子安靜下來。而且安靜了好一會兒。山男琢磨著，這個中國人不會雙手捂住胸口，在外麵啜泣吧。說來，那些在山崖和林間放下行李，好像陷入了某種沉思的中國人都被別人這樣威脅過。想到這裏，山男立刻頓生憐憫，準備告訴對方，剛才自己說的隻是嚇唬人的假話。這時，外麵的中國人用可憐的沙啞嗓音說道：
“你呀，也太沒有同情心了。那樣我就做不成買賣，吃不上飯了。這可為難了。你也太沒有同情心了。”聽罷，山男覺得這個中國人太可憐了。心想，就把我的身體給中國人吧，讓他賺得六十錢，然後拿這點錢去小旅店借宿，吃沙丁魚頭，喝點菜湯。於是，山男回答道：
“中國人，沒事沒事了，不用再哭了。我進了城，會盡量不吱聲的，你放心好了。”說完後，外邊的中國人似乎這才鬆了口氣……
宮澤賢治當時正在學習世界語，是個渴望世界和平的理想主義者。但我們不得不說，在那個時代世界和平是不可能實現的，他也隻能是從良知出發來站在“中國”的立場上，對中國進行定位，而無法借助思想來真正地接近中國。所以，在日本，即使是像宮澤賢治這種被稱作“越境文學”的作品，也無法與已被潛移默化的有關中國的政治性言論和知識分子製造的中國厭惡感分庭抗禮。而且，至今日本人仍然隻是像以往那樣，把《三國演義》、大熊貓、中華料理和旗袍作為中國的符號，來談論著千篇一律的中國形象。
下麵我還想說說在中國發生的一些事。
那是我來四川外語學院的一年前，即2005年的4月，在中國各地發動了反日的示威遊行。就在我決定來中國的當年9月，我的親人和朋友都擔心地問：“去中國要不要緊啊。”其實，在來之前，我多少還是有點忐忑不安的，但還是來到了這裏，並已經生活了兩年。說實話，這兩年間，有幾次我都被卷入了“反日”的風波中。例如，搭乘出租車時，當司機得知我是日本人時，在途中就把我趕下車；又例如在餐廳裏吃飯時，也常常有人走過來對我說：“你是日本人嗎？你們這些小日本給我從中國滾出去！”可是，每當遇到像這些有“反日”情緒的人們，我就不能不發出這樣的疑問：“他們為什麽會討厭日本？”我經常聽到的回答是：因為“日本曾侵略過中國，卻沒有道歉”或是“這樣一個可怕的國家竟然成了一個經濟大國並引領世界，這是不可原諒的”。不管是2005年的反日遊行，還是我所遭遇到的反日風波，他們的反日理由都不啻出於“你們是小日本，所以給我識相點”這樣的大國意識。他們的這些理由卻不能使我信服。在這裏，我又想到了一個問題，為什麽帶有反日情緒的人們會異口同聲地說出同一個理由？
如果先說結論的話，那就是——這些所謂的反日理由都不過隻是聽信或引用了周圍人的說法而已。至於為什麽討厭日本，確切的理由其實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麽這樣說呢？隻要比較一下現在中國的“反日”和五四運動時期的“排日”、日中戰爭時期的“抗日”所使用的詞語，便不難明白。“排日”和“抗日”這兩個詞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了一係列侵略行為時，中國為了反抗日本的侵略所使用的具體語言，但現在使用的“反日”卻並不存在當時那樣的語境。從某種意義上說，“反日”言論成了帶有感情色彩的、意識形態化的東西。首先是起源於“總覺得不對勁”（屬於情緒性的東西），繼而才被賦予了這樣那樣的理由或借口，上升為一種意識形態上的理念。我認為，所謂的“反日”，其實有可能是使用了“排日”和“抗日”的那個時代的記憶被反複再生產出來的那種思維模式的變種。
在現實中，如今依然存在著日本的反感中國論和中國的反日情緒，從而在中國與日本之間製造出了一種絕對的距離感。因為中日雙方之間缺乏互相了解，所以日中之間的空白依舊延續著。在這種狀態下，要誕生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間”的交流是相當困難的。而一旦出現了這種困境，不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都總是試圖使用一些在政治上顯得堂而皇之的用語來彌合這種空白。比如像“中日友好”這樣的典型用語。
可是，每當聽到這樣的話語時，我就禁不住想：如果無條件地、試圖一本萬利地使用這個詞語，會不會反而抹殺或隱藏了現實中存在著的“友好”的問題呢？中日兩國人民隻是在相同的空間中交流，這是否會淪落為僅僅是作為符號的“友好”呢？這樣一來，我們談論“中日友好”的意義又究竟何在呢？
我們總是試圖帶著深深的心理創傷，並在掩飾那種創傷的狀態下去相互談論中日友好。但這樣一種交流方式又是否能夠成立呢？如果不能成立的話，那麽我們又應該創造一個怎樣的空間才好呢？
為了填補這種文化“間”的溝壑，對黃灜先生的研究有可能為我們指明一種思考的方向。大家在學習日語的時候，我想肯定會碰到和中文的基本詞匯、表達方式、思維模式都不一樣的情況。從我上課的情形來看，多數的學生要麽就是隻指出兩者的區別，要麽就試圖完全摒棄自身的母語和文化，去與另一種文化同化。不過，要指出差異是很容易做到的，且這麽做本身並沒有太多的意義。而要拋棄自身的母語和文化，去與另一種徹底不同的文化完全同化也是不可能的。
那麽，黃灜先生又是怎麽做的呢？黃灜先生不屬於這兩種情況中的任何一種。我認為，黃灜先生在日語和中文之間，又創造出了一個空間，創造出了一種嶄新的言語關係性。人們評價黃灜先生的詩歌時，認為其特點就在於“新鮮的用辭方法”（小野十三郎《黃君的日語》《詩人黃瀛回想篇·研究篇》）。這種評價就正好印證了這一點吧。由於保存下來的黃灜先生的作品非常少，所以，如何讓這些文學資源轉化為社會效應，也的確不無困難，但至少在幫助我們尋求新的文化“間”的應有狀態上還是很有意義的吧？
研究黃灜先生的作品後，就不得不談及到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在分析黃灜先生的作品和裏麵的人物時，很容易加以理論化和意識形態化，以至於無法接近本質的東西，或隱藏真正重要的問題。就如黃灜先生自己所說的那樣，“其實不用手寫詩，不用嘴詠詩，而讓心靈本身成為詩就行了。”“我希望自己的存在本身便是詩。”（佐藤龍一《黃瀛——他的詩及奇特的一生》，日本地域社會研究所，1994年）黃灜先生借助自身的心境、感覺和複雜的心理，將自己對複雜狀況的複雜反應加以了語言化。再經過理性的思考，把豐富的內容抽象化之後，讓接受的內容變成了既有的東西，然後再把它單純化，概括化。所以，在研究黃灜先生的作品時，我們必須運用足夠的“想象力”，把曆史的複雜形勢和黃灜先生的緊張關係慎重地“挖掘”出來。
雖然對黃灜先生的研究還處於初步階段，但就如剛才說到的那樣，我認為隻有弄清這個問題，才能正確認識到中日文化“間”的應有狀態。我個人今後還會繼續對這個問題加以關注和研究，也殷切地期待著對詩人黃瀛及其周邊各種問題的研究得到深化和進展。
後記
2008年10月25日，在中國重慶四川外語學院舉行了題為“詩人黃瀛與多文化間身份認同”的國際研討會。拙文便是以本次研討會為契機，作為一名在中國教授日語的“普通日語教師”所思考的記錄。
2004年7、8月，在中國的北京、重慶、成都、濟南舉辦了亞洲杯足球賽。盡管在亞洲杯中日本取得了衛冕冠軍的佳績，但對於多數日本人來說，比起日本隊的奪冠，倒是在重慶發生的“某個事件”更加記憶深刻。當日本國歌在運動場響起時，中國球迷開始起哄。在比賽中當日本球員控製球的時候，又是一陣起哄。而一旦日本球員出現失誤時，球迷們就開始大喝倒彩。最終，當日本隊取得勝利時，甚至出現了中國球迷焚燒日本國旗，朝日本球迷投擲垃圾，大罵“小日本，去死吧”的過激行為。這些都通過電視媒體，進入了日本人的視野。
我也是通過電視畫麵看到這些情景的日本人之一。與此同時，重慶這個地名在自己心中留下了清晰而深刻的記憶。我記得，當時電視裏的評論員列舉了發生這一事件的幾個原因。比如，2003年，因為舊日本兵在黑龍江扔棄的化學武器，導致了中國普通民眾的死傷，還有日本人在珠海的集體買春事件，以及西安某大學日本留學生的所謂下流表演事件等等。
在此，我本無意去深究在重慶發生的這些事件的具體原因，因為對此已經有中國和日本方麵的國際關係學研究者和專家們進行了分析，而且還將作為今後的課題留給我們大家繼續思考。那麽，當我作為一名日本人來考量在重慶發生的這些事件時，到底應該從何著手呢？僅憑日本媒體對其原因的分析和對民族主義的批判，是否就能展開具有建設性的討論呢？倘若不是如此，那我們又該做些什麽呢？
在此，毋寧說我自己想從關注“重慶”開始。我從2006年9月開始在重慶四川外語學院日語係擔任日語教師。我的學生和同事自不用說，就連平常與日本較少打交道的中國人也抱著這樣的問題：“為什麽日中關係搞不好呢？”“該與日本人怎麽交往才好呢？”
在重慶發生的一係列事件中，的確出現了像日本媒體所報道的那種暴力場麵，在現實中也確實有不少人對日本抱有憎恨的感情。但如果隻是把焦點集中在這一部分上，那麽，就無法看到重慶存在的問題背後的複雜機製。
當我們麵對這些問題時，必然需要思考的資源。而在重慶遇見的中國人（包括在日本留過學的人）卻在思考日本與自己國家間的關係時缺乏必需的資料。近年來，隨著包括重慶在內的中國西部大開發，與日本企業和日本民間團體的交流機會大大增加。無疑，這些都屬於在現實活動層麵上的成果，還尚未利用這些成果創造出思想層麵上的成果。因此我想，是不是有必要將那種現實活動背後的原理性的東西加以言語化呢？現在，這樣的工作是不是還做得非常不夠？
正是在這樣的時候，以四川外語學院日本學研究所的楊偉先生為中心，決定召開“詩人黃瀛與多文化間身份認同”的國際研討會。而我也有幸參加了這一會議。這一研討會的宗旨就是“希望通過交流中日兩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從而形成深化黃瀛研究和擴大問題意識的契機，不僅分析黃瀛詩歌的特色，更要梳理黃瀛的生涯以及他與宮澤賢治、草野心平等的朋友關係，以探索多文化間身份認同的真相以及在當今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重新發現詩人黃瀛的價值，探討擁有多重文化背景者的課題和可能性，將對構建異文化世界的共生模式具有重大的意義”。
據說在西南地區召開這樣的研討會還是首次。從這一會議的宗旨中也可以知道，楊偉先生希望以黃瀛研究為媒介，以自己的方式來認真地探討“該如何與日本、日本人打交道”。
比如，可以借助了解黃瀛與草野心平、宮澤賢治的交往和文學關係，重新審視黃瀛的文學、黃瀛所使用的日語、他與日本人的交往方式等等，來提供一個重新審視自己的日語，自己的日本認識的機會。總之，對於楊偉先生他們來說，研究黃瀛乃是探索異文化世界的共生模式和中日間關係之嶄新可能性的一個嚐試。
通過本次的黃瀛研討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加深中國西南地區對日本的理解，還不得而知。但我想，如今通過在重慶舉辦這樣的研討會，不是說明他們已經站在了思考未來日中關係的起跑線上了嗎？
最近，日本的亞文化受到了空前的注目，但另一方麵卻讓人感到，曆史性的東西有遭到輕視的危險。比如，不少學生都是通過漫畫、動漫等亞文化來對日語（或者日本）產生興趣的。但是，盡管日本的亞文化在中國年輕人中間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但尚未成為理解日本的本質性原理。為什麽沒有成為本質性原理呢？乍一看，貌似亞文化成了維係中日兩國年青人的東西，但這種“維係”中卻沒有“曆史”的存在。所以我認為，不可能由此產生對社會的認識和思考，以及曆史感。
喜歡亞文化，但對曆史不太感興趣的學生們，事實上是在漠不關心的狀態下，生產著“現在”這個曆史。我們必須回到“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人都不可能逃脫曆史”這樣一個古老而基本的問題上，換言之，就是“不知道曆史，就不知道現在和未來”這一基本認識上。其次有必要從曆史中抽取出最根本性的問題，並與現在發生的種種問題進行參照，當身在重慶的我們思考當今的日中關係時，有必要從像黃瀛研究這樣的課題中去挖掘可能性。當然，黃瀛時代的經驗不可能原封不動地通用於現代。所以，才需要從黃瀛的時代和當今現實裏所發生的事情中抽取出原理性的東西。如果認為黃瀛的時代已經遠遠落伍於時代，從而不再有用，那麽，我們就不可能從這種態度中去發現現實背後隱藏的原理上的可能性。
我們處在遠比黃瀛時代更為有利的時間點上，因為在黃瀛時代以前幾乎沒有必要的資料來供人們思考今天的日中關係。而且，我們還能從黃瀛走過的“曆史”中得到各種各樣的啟示。即便不能完全照搬，但至少我們可以通過它去開拓出嶄新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