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宮澤賢治與黃瀛
栗原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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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澤賢治（1896年生）與黃瀛（1906年生）的相見，是在賢治將近晚年的1929年春天。黃瀛借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旅行到花卷溫泉之機，特向上級軍官請假，前去拜訪了宮澤家。與病榻上的宮澤會麵，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那時宮澤33歲，黃瀛23歲。黃瀛曾多次提到這一段往事，第一次是在他自己撰寫的回憶錄《自南京》裏，發表在草野心平主編的《追悼宮澤賢治》（次郎社，1934年）上，第二次則是在67年後的1996年，即“宮澤賢治國際研究大會”召開之時，黃瀛發表了題為《日益繁榮的宮澤賢治》（《向整個世界傳播的宮澤賢治——宮澤賢治國際研討大會記錄集vol，1》宮澤賢治學會伊哈托布中心，1997年）的演講。關於這次演講，我當時作為主辦方——宮澤賢治學會的幕後工作人員，正好有幸在演講者的休息室裏見到了黃瀛先生，得以近距離地接觸到他。黃瀛先生雖是高齡之身，但卻神采奕奕，看起來頗為年輕，讓我至今都還記憶猶新。
前麵介紹的回憶錄裏黃瀛先生曾經提到，“在於《日本詩人》上評論《春與阿修羅》之前我就知道他了”。而說到這個評論，是指佐藤在1924年12月號的《日本詩人》上發表的《十三年度的詩集》（指大正十三年度）。這篇文章對4月出版的《心象素描春與阿修羅》（關根書店出版）極力讚賞，評價為“（大正）十三年的最大收獲”。這是繼尾山篤二郎在和歌雜誌《自然》（6月號）上對宮澤的介紹、辻潤的隨筆《惰眠洞妄語》（《讀賣新聞》7月23日）和紅羅宇在當地報紙《岩手日報》上的相關評論之後，詩壇對宮澤賢治進行的首次真正意義上的評論。而黃瀛在自己的文章中寫到，他早在這個評論之前就知道了宮澤的存在。從這裏可以明顯看出，黃瀛先生感到非常地驕傲，為自己不是借助他人，而是獨具慧眼地發現了專注於“心象素描”的宮澤。在這驕傲之中，蘊含著他作為詩人的強烈共鳴。後來黃瀛將“心象素描”這個詞原封不動地實踐在自己的詩歌當中，從而再次印證了這種詩人間的共鳴。
兩人唯一的那次見麵是在評論發表將近5年後的一個晚上。見麵的經過是這樣的：經區隊長許可，在郊外的花卷溫泉，“晚上大夥兒都餘興未了，我則獨自一人坐電車返回花卷，去拜訪宮澤的家。”宮澤家原先是經營當鋪和舊衣鋪的，後來在1926年由他弟弟清六改成了專營建築五金的宮澤商會。同年宮澤從花卷農校辭職，從事的農民運動。由於過度操勞，宮澤於1928年病倒了，盡管好不容易病情才轉危為安，但仍舊臥病在床。“我本想立刻回去，好像是他弟弟還是什麽人出來，說本人一定要見我一麵，於是我進了宮澤君的病室。我們倆大概是先從各自對對方的想象開始聊起的。”之前說好的“隻聊5分鍾”的約定時間很快就過去了，但宮澤君一再挽留，“結果聊了半小時之久。比起詩歌來，聊得更多的是有關宗教的話題。”
關於聊宗教這件事，黃瀛先生這樣寫道：“我在那間昏暗的病室裏，一邊仔細端詳著宮澤君，一邊聽著不明就裏的‘大宗教’話題。他說話時那種咄咄的口吻讓我有點害怕。”
僅有的一次會麵後，時隔67年，後者在演講中再現並補充了那段記憶。“那時的宮澤由於生病，身體很孱弱。他其貌不揚，甚至可以說有點醜。”但“如果作為一個詩人來看，宮澤賢治分明透著詩人的威嚴和美感”。雖然那次會麵並沒有怎麽談論詩歌，但黃瀛先生說，他是“在心裏麵”懷著“你的詩很好，我的詩也不賴”的感覺去與宮澤見麵的。黃瀛先生這樣描述了關於優秀詩人的評判標準：“不知道名字”也能知道是誰的作品，寫這種詩的詩人就是優秀的詩人。“幸運的是，宮澤的詩就屬於這種詩，沒有名字也知道它是宮澤賢治的詩。”他進一步講到關於見麵時提到的“宗教”話題。
黃瀛先生是這樣形容當時的自己的，“那時還隻是個小青年。說是青年，其實還隻不過是個孩子，不是很明白，隻是覺得宗教什麽的很無聊。但是聽宮澤講得津津有味，我意識到他確實對宗教抱有極大的期待。後來他提到，而我正好對田中智學也略知一二，我在淺草附近寄宿的時候，知道他很受平民百姓的尊重，所以說到這個話題就比較起勁兒了。我那時對於宗教完全一竅不通，如果說是把宗教放置在大宗教之下來加以利用，未免讓人感覺有些奇怪，但他就是想嚐試這樣做。”按照黃瀛的理解，宮澤所說的“大宗教”，不是指日本那種劃分為眾多宗派，隻在家中麵朝佛壇祭拜的東西，“他覺得東南亞的佛教很有點魅力”，“想把這種宗教傳播到緬甸、越南等，以在國與國之間的友好交往中發揮作用”。
演講過程中的話語，反映出經曆了整個戰時和戰後的黃瀛在認識上的逐漸深化，是對《自南京》這篇文章中記敘的“讓我有點害怕”這一措辭的背景性補充，不僅具體舉出了田中智學的名字，還為解開晦澀難懂的“大宗教”這一說法的微妙含意提供了線索。
2
1923年9月1日的關東大地震帶給世人巨大的衝擊。複興景氣之後又是嚴重的大蕭條，城市和農村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農民內部階層的分化現象更是不容忽視，也造成日本東北農村的社會矛盾日益激化。麵對這一現狀，1926年3月，宮澤賢治離開工作了四年零三個月的花卷農校，選擇宮澤家在花卷郊外的另一處家產開始了獨居的農耕生活，並以那裏為據點創辦了羅須地人協會。宮澤作為沒有任何社會地位、沒有任何靠山的一介農夫，奉獻出了全部的力量，以邁向建設一個嶄新農村的偉大理想。
他將自己掌握的土壤學、化學、肥料學等自然科學知識和技術運用於農業增產，並用副業來帶動經濟發展，舉辦音樂、戲劇表演、藝能表演等文化活動，立誌給農村帶來活力和光明。
此前一年（也就是1925年），賢治的弟弟清六已作為一年誌願兵參軍入伍了，但家裏還是反複討論了次子退伍後重振家業的構想以及長子賢治的人生轉軌。家中的這一討論微妙而又嚴肅。先是在哥哥和弟弟之間，弟弟和父母之間一點點地達成一致，最後則由父親政次郎拍板，決定在保持家族原有家規的前提下，讓退伍回來的次子清六留在家中主持家業，而讓長子賢治辭掉農校教師之職，以不分家不除籍的形式，去宮澤家位於下根子櫻的一處別宅獨自生活，開展其農村活動。
說到賢治與入伍的弟弟清六之間互相探討交流的情景，可以從其後留下來的幾封寫給清六的信中一探究竟。
1925年7月25日的書簡裏，賢治一邊慰問軍事訓練後疲憊的弟弟，一邊表達了對弟弟的期許。他說：“我這裏盡是令人愉悅的工作。將來我們兩人一起大幹一場吧。我們有的是力氣，再說也沒有欲望。不管進展順不順利，都愉快地幹活掙錢吧。”賢治去青森縣山田野外演習場的宿舍探望清六回來，於9月21日的書信中，一邊回憶探望日那天在兵營裏的“令人愉快的寧靜”，一邊寫道：“體驗到了當各種陰暗的思想在太陽的照射下和汗水一道升華後所留下的那種純粹的快樂。讓我們愉快而正確地向前邁進吧。能夠享受痛苦的人才是真正的詩人。”於是，賢治呼喚道：“如果在風中在光裏忘記自我，把世界當成自己腳下的庭院，抑或某一天心神馳騁，將自己幻化成整個無限的銀河係，那難道不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嗎？”清六在一封信中把關於新事業的構想告訴了賢治。作為回應，在12月1日的回信中賢治這樣記敘道：“你的計劃非常實在而且清晰明了，我非常讚成。/它很可行，我願意竭盡全力輔佐你。父親也非常高興。/我覺得你那新活的熱情和透明的計劃一定可以讓我們這個一時有點衰落的家（都怪我的任性）再次變得欣欣向榮，熱熱鬧鬧起來。”“（都怪我的任性）”這句話顯然是賢治自我反省的一種表達，即他已經意識到，自己作為長子既沒有老老實實地繼承家業，也沒有擔負起打理家務的責任。
弟弟雖是老二，卻是整個家族實質上的頂梁柱。作為導致這一結果的哥哥，他對被迫承擔這一切的弟弟深感歉意，從上述信函中既能感受到賢治的這種內疚，又能感受到他與弟弟同心一氣，並激勵弟弟的良苦用心。“在風中在光裏忘記自我，把世界當成自己腳下的庭院，某一天心神馳騁，將自己幻化成整個無限的銀河係。”——宮澤把這一切看作是快樂與正確的。而這正是他自己在其宗教理念的原點上所發現的世界觀和宇宙意識。這也是他所堅信不疑的某種精神，認為這種精神可以洗滌人間的汙穢所帶來的倫理上的罪孽。
而在體現這一世界觀和宗教意識的前提下生存，這本身就是一種“行”，而其場所就類似於“修行”的道場。設若這樣，那麽，就算在此提出拋開一切社會地位和世俗背景的要求，也沒什麽可奇怪的吧。並且從農校教師的經曆中，宮澤也痛切感受到，想要被現實的農村真正接納，自己必須先成為一名地地道道的農民。
話雖如此，在當時的日本東北地區，想要當一名農民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宮澤在以贈給農校學生的口吻所創作的詩篇《告別》（所署的日期是1925年10月25日）裏麵，寫道：“還沒有告訴你，四月時我將不在學校，也許將踏上黑暗而險峻的道路。”這表明宮澤本人已然做好了思想準備。
雖說是做好了破釜沉舟的準備才開始獨居自炊的開墾生活的，但在大致安定下來之前，還是困難不斷，超乎想象。在當時，一般的農家都是靠勞動力來進行家族式勞動的，而宮澤卻沒有固定的幫手，自己在開展農業生產的同時，甚至還嚐試著免費為農民進行肥料設計谘詢。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幾乎近似於蠻幹。但宮澤卻通過變賣藏書、唱片，甚至去借錢來籌措資金，種植蔬菜和鮮花，舉辦肥料設計谘詢，利用初冬到初春的農閑期招募人員，幾乎每隔十天便舉辦一次講習。而內容則各種各樣，包括農業科技知識，農業專用世界語培訓、農民藝術講座、冬季製品等的副業研究和樂器合奏練習等。
為應對即將到來的春季耕作，宮澤尤其熱心於舉辦改良水稻的肥料設計谘詢。這也是因為在當時岩手的地方農業中，最實在最穩定的經濟作物就要數水稻了。宮澤自己把提高水稻產量定為目標，從盛岡高等農林學校畢業後的研修生時代起，就在縣內各地進行地質考察，驗證增產方法。宮澤確信，隻有讓這些經驗加上土壤學、肥料學、化學、植物生理學等的知識，再輔之以在實際中適當運用這些知識的精神，才能從中找到實現自己價值的道路。
宮澤在花卷和附近的石鳥穀等地開設了免費的肥料設計谘詢所，為來訪農民進行相應的設計，有時還根據要求到各地出差。聽說僅昭和二年上半年，他所做的肥料設計書（施肥表）就超過了兩千張。另一方麵，宮澤還同時在支持勞動農民黨稗和支部，為他們租借事務所，還捐贈桌椅和謄寫版印刷機，四處募集款項。勞動農民黨是在合法層麵上進行活動的一個無產者政黨，受當時還屬於非法組織的日本共產黨領導。宮澤曾在1928年2月該黨的一次普通選舉時，邀約了羅須地人協會的年輕農民一同去觀看候選者的演說會場。對於勞動農民黨和日本共產黨的關係，宮澤應該是心知肚明的。作為對佃農、小自耕農的一種支援，宮澤還給勞動農民黨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幾近於一個共產運動的支持者。從根本上講，宮澤的立場和行動並不是作為既存政治團體或信仰團體中的一員而采取的東西，而毋寧說應該被看成是作為個體的一種實踐，就好比是先由自己創辦，然後一邊不斷注入自己的期待，一邊摸索著而成形的一種東西吧。
為了消除前來谘詢肥料設計的農民的不安，宮澤許諾一旦出現損失會立即給予賠償。對自己無償提供的肥料設計，宮澤扛下了全部的責任。這一點除了有關人員的證詞可以作證外，他自己的詩篇《不要再操勞了》（《春與阿修羅第三集》）裏麵也有相關的記載。可即使這麽做，也仍然未給農村帶來顯著的變化，這使宮澤感到苦惱與絕望。這些都抒發在了《做什麽都來不及》（同上）等詩篇裏。不過另一方麵，也有表達因看到被雨水打彎後又挺立起來的水稻而感到喜悅的詩篇——《微風遍吹河穀》，還有為那些因辛勞而消瘦的年輕人的成長而進行祈禱的《明天的這塊土地啊》等佳作。正是在這種喜悅、希望和前述的苦悶、絕望之間所存在的巨大振幅表明宮澤賢治所直麵的現實有多麽艱難。
宮澤1928年6月一度上京，回鄉後天氣持續反常，他仍然硬撐著不停工作，終於在8月份積勞成疾，高燒不止，在自家一病不起。一度出現複原的跡象，不料又馬上病倒。12月份終因感冒引發急性肺炎，釀成重病。
宮澤獨身一人離開家門，下定決心踏上帶給農村以光明與財富的自我獻身之路。盡管有人批評道，是近乎蠻幹的過度操勞給他的身體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但也必須看到另一個原因，那就是對於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倒下的宮澤，“父母”和“弟弟”總是伸出雙手再次接納他，這讓宮澤被包圍在親人們的“恩情與好意”之中，同時也讓他在心理上陷入了深深的自責而不能自拔。（《那片恐怖的烏雲》、《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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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瀛於昭和四年春天的這次拜訪，正逢宮澤好不容易剛脫離危險，尚在病榻的時候。而對此時的黃瀛來說，恐怕隻能憑借少之又少的信息——比如知道他是詩歌《春與阿修羅》的作者，讀到過宮澤寄給《銅鑼》的作品，通過宮澤寫給草野的書信等——在心中勾勒出宮澤的形象吧。就連高度評價《春與阿修羅》，創辦了《銅鑼》雜誌，和黃瀛先生一起吸納宮澤作為詩歌同人的草野心平，也把宮澤的農耕生活加以理想化，把那裏想象成美妙的“宮澤農場”，甚至還動過念頭，想讓宮澤允許他也去那裏幹活。不用說，這些在東京的詩人們，誰也根本無法想象，宮澤從農校辭職後所過的農村生活和開展的農村活動有多麽艱辛。即使後來黃瀛與宮澤兩人會了麵，但在病床上的短暫交談也很難讓黃瀛有機會了解到這些真實情況吧。
我們有必要基於這些事實來重新審視，在這次見麵之前，宮澤賢治和黃瀛到底在哪些地方產生了共鳴，並發現相互之間的共同點的。
讓我們試著考察一下黃瀛第二本詩集《瑞枝》（1934年5月ボン書店）裏的《清晨的展望》（首次發表於1925年2月的《日本詩人》）這首詩。它描繪的是在學生的宿舍，在初冬的禮拜日清晨，作為敘述者的作者本人“我”所看到的情景。如果把各處零星的說明拾掇起來加以歸納，就是在“這宿舍裏風景最佳的”“二樓房間”裏，“一邊擦拭著窗欞/一邊懷著春天的萌動/平心靜氣地/展望禮拜日的清晨”。
如果循著敘述和話題的展開進行追溯的話，其實這首詩的第一行是從呼語“瞧”開始的，但第二行以下卻一直沒有描寫特定的呼喚對象。下麵引用開頭第1行到第11行的部分：
瞧
炮台上的天空晴朗而清澄
隨著這禮拜日清晨的禱告鍾聲
一群群，一群群
教會學校的學生們排著隊伍沿坡攀登
雖說是冬日的伊始
可喜鵲卻在稀疏的洋槐林中四處飛旋
有一兩個鎮上的保安隊員
故意提拎著青蔥、酒壺和包袱
蜷縮著身體，在洋槐林的樹梢間忽隱忽現
啊，清晨的確讓人心情怡然
這是動用“我”的視覺和聽覺所捕捉到的景象：“天空”、“炮台”、“清早的禱告鍾聲”、“排著隊伍沿坡攀登”的“教會學校的學生”、“稀疏的洋槐林”裏的“喜鵲”、“有一兩個鎮上的保安隊員”在“樹梢間”若隱若現的身姿。
乍看之下，好像隻是把看見的景象無意識地隨手記錄下來而已。但不知為何，總覺得這首詩並非如此簡單。詩人是將視線放置在清晨天空放亮這一動態的過程和結果的鮮明色彩之中，來捕捉住在炮台上方所展開的晴空景象的（還用了“清澄（かつきり）”這個有點不同尋常的詞語，不妨和使用“響晴（すつきり）”一詞的情形進行一番對比），然後將這個景象匯集到三行之後的“學生”“沿坡攀登”的身姿裏。另外“學生”在“清晨的禱告鍾聲”裏“沿坡攀登”這一意象，也不能被簡單地視為一句旨在說明是在“鍾聲”這一背景下進行“沿坡攀登”的表述，而是要給人一種強烈的感覺，即“沿坡攀登”與“鍾聲”是互相呼應的，或者說是與“鍾聲”融為一體的。換言之，“炮台上方的晴空”也好，“禱告的鍾聲”也好，全都化作了一個緊密有致的背景，形成了以“一群群，一群群”“排著隊伍沿坡攀登”的“教會學校的學生”為焦點的影像上的一次性鏡頭。緊接著是“喜鵲”飛旋的姿態以及“鎮上的保安隊員”“若隱若現”的身影，這些都被統一到了在後一行中所明示的作品內部的敘述者——“我”的視點上（“樹梢間”一詞就反映了“我”是從二樓的高處向下俯瞰的視點）。然後全部一起歸結為作者內心“感覺”的獨白——“啊，清晨的確讓人心情怡然”。回過頭看，“教會學校的學生”“排著隊伍沿坡攀登”的這一鏡頭，當然也被匯集在了“我”的“感覺”裏。
至於“有一兩個”“鎮上的保安隊員”“提拎著青蔥、酒壺和包袱”的行為是不是“故意”為之，不用說，根本不可能是對保安隊員們的心情加以確認之後的表達，而毋寧說是把此情此景看在眼裏的目擊者的目光所捕捉到的一種認識（認知～判斷）。因此也可以從這裏清楚地管窺到這個作品的表達特色，即作品中目擊者（=作品的視點人物“我”）的“感覺”所反應出來的焦點，是作為感受者與感受對象一體化的產物而被固定下來的。（雖然也有一部分夾雜著像第六行的“雖說還隻是初冬”這樣的說明性表述。）
讓我們稍微擴展開來，作為一般論來闡發一下。在我們的意識現象裏，通常要經曆這樣一個過程：即從存在中引發出意識，繼而產生知覺，形成認識，整理為感情（情）和意誌（誌），進而構成我們複雜的人生觀、社會觀和曆史觀。以此為前提，比如，如果表現（敘）“感情（情）”就是所謂的“抒情（敘情）”（或是抒情詩）的話，那麽，前麵討論的《清晨的展望》裏的中心焦點就應該被看成是在未整理成“感情（情）”之前的階段上確立的。
提煉成語言，就變成了“清晨的確讓人心情怡然”這種感受。但這種感受並不試圖去表達像“悲傷的”“高興的”等這種可以被視為在世間形成的“感情”概念之一的“愜意的感情”。從存在和意識的關係來看，它被認為是在“感情（情）”之前，更接近意識產生之初始階段所感受到的東西，試圖表現當從知覺中形成認識之際，知覺的主體與對象作為在分化成對對象的認識以前的未分化狀態下而發揮著作用的“感覺”。
這堪稱為了謀求日本近代詩歌向現代詩歌轉型而進行的眾多嚐試之一。拿這之前的詩人萩原朔太郎萩為例，他在第一本詩集《吠月》（1917年）的《序言》裏斷言道：“所謂詩歌，就是抓住了感情神經的東西，是鮮活地運用著的心理學。”當然，這裏並不隻是指單純地去捕捉“感情”，因為有必要把詩歌比擬成在其深處統領著複雜感情之內核的神經的律動。不過，萩原認為，詩歌的表現目的就是“凝視在人心內部顫動著的感情的本質，且將這種感情加以痛快的流露”，依靠這麽做，可以克服因看不到生存意義的徒勞感所帶來的倦怠和不安、難於向人們傳達這些倦怠感和不安的痛苦，以及因渴望表達而導致的近代人的孤獨和對相互斷絕的恐懼。
萩原的見解在日本近代詩歌自我覺醒的曆史上是具有重大意義的理論。但在這裏姑且不表，而隻是想指出：至少黃瀛那種詩性表達的產生，與萩原所說的“感情”的“流露”，乃是處在不同次元上的東西。具體說來，作為《清晨的展望》的後文，盡是些展望到的景物：“禮拜日的清晨”那種“不同於平日的光線”“不同於平日的靜閑”，以及“從這二樓的房間”可以眺望到的“大海”、“山巒”、“宛如意大利一般的街頭景觀”等等。但是，這其中包含的是一種活生生的“感覺”的作用，可以把它稱之為被更新的感受性，換言之，就是觀察原封不動地化作了感受。
事實上，這一點與比他年長十歲的宮澤賢治的《心象素描春與阿修羅》裏的詩歌表達是最為接近的。宮澤在自己的宇宙觀（cosmology）與人性意識的內在觀相互重疊之處，以一種實驗的態度摸索出了“心象素描”這樣一種認識與表現方法。但如果隻是限定在由語言所決定的意識的固定化這一側麵來看，也不妨可以說，它表現了“知覺主體與對象作為在分化成對對象的認識以前的未分化狀態下而發揮著作用的‘感覺’”。我想姑且可以認為，宮澤和黃瀛兩位詩人產生共鳴和共感的原點，恰恰就是在這裏。
（魏穎瑩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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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澤賢治（1896年生）與黃瀛（1906年生）的相見，是在賢治將近晚年的1929年春天。黃瀛借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旅行到花卷溫泉之機，特向上級軍官請假，前去拜訪了宮澤家。與病榻上的宮澤會麵，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那時宮澤33歲，黃瀛23歲。黃瀛曾多次提到這一段往事，第一次是在他自己撰寫的回憶錄《自南京》裏，發表在草野心平主編的《追悼宮澤賢治》（次郎社，1934年）上，第二次則是在67年後的1996年，即“宮澤賢治國際研究大會”召開之時，黃瀛發表了題為《日益繁榮的宮澤賢治》（《向整個世界傳播的宮澤賢治——宮澤賢治國際研討大會記錄集vol，1》宮澤賢治學會伊哈托布中心，1997年）的演講。關於這次演講，我當時作為主辦方——宮澤賢治學會的幕後工作人員，正好有幸在演講者的休息室裏見到了黃瀛先生，得以近距離地接觸到他。黃瀛先生雖是高齡之身，但卻神采奕奕，看起來頗為年輕，讓我至今都還記憶猶新。
前麵介紹的回憶錄裏黃瀛先生曾經提到，“在於《日本詩人》上評論《春與阿修羅》之前我就知道他了”。而說到這個評論，是指佐藤在1924年12月號的《日本詩人》上發表的《十三年度的詩集》（指大正十三年度）。這篇文章對4月出版的《心象素描春與阿修羅》（關根書店出版）極力讚賞，評價為“（大正）十三年的最大收獲”。這是繼尾山篤二郎在和歌雜誌《自然》（6月號）上對宮澤的介紹、辻潤的隨筆《惰眠洞妄語》（《讀賣新聞》7月23日）和紅羅宇在當地報紙《岩手日報》上的相關評論之後，詩壇對宮澤賢治進行的首次真正意義上的評論。而黃瀛在自己的文章中寫到，他早在這個評論之前就知道了宮澤的存在。從這裏可以明顯看出，黃瀛先生感到非常地驕傲，為自己不是借助他人，而是獨具慧眼地發現了專注於“心象素描”的宮澤。在這驕傲之中，蘊含著他作為詩人的強烈共鳴。後來黃瀛將“心象素描”這個詞原封不動地實踐在自己的詩歌當中，從而再次印證了這種詩人間的共鳴。
兩人唯一的那次見麵是在評論發表將近5年後的一個晚上。見麵的經過是這樣的：經區隊長許可，在郊外的花卷溫泉，“晚上大夥兒都餘興未了，我則獨自一人坐電車返回花卷，去拜訪宮澤的家。”宮澤家原先是經營當鋪和舊衣鋪的，後來在1926年由他弟弟清六改成了專營建築五金的宮澤商會。同年宮澤從花卷農校辭職，從事的農民運動。由於過度操勞，宮澤於1928年病倒了，盡管好不容易病情才轉危為安，但仍舊臥病在床。“我本想立刻回去，好像是他弟弟還是什麽人出來，說本人一定要見我一麵，於是我進了宮澤君的病室。我們倆大概是先從各自對對方的想象開始聊起的。”之前說好的“隻聊5分鍾”的約定時間很快就過去了，但宮澤君一再挽留，“結果聊了半小時之久。比起詩歌來，聊得更多的是有關宗教的話題。”
關於聊宗教這件事，黃瀛先生這樣寫道：“我在那間昏暗的病室裏，一邊仔細端詳著宮澤君，一邊聽著不明就裏的‘大宗教’話題。他說話時那種咄咄的口吻讓我有點害怕。”
僅有的一次會麵後，時隔67年，後者在演講中再現並補充了那段記憶。“那時的宮澤由於生病，身體很孱弱。他其貌不揚，甚至可以說有點醜。”但“如果作為一個詩人來看，宮澤賢治分明透著詩人的威嚴和美感”。雖然那次會麵並沒有怎麽談論詩歌，但黃瀛先生說，他是“在心裏麵”懷著“你的詩很好，我的詩也不賴”的感覺去與宮澤見麵的。黃瀛先生這樣描述了關於優秀詩人的評判標準：“不知道名字”也能知道是誰的作品，寫這種詩的詩人就是優秀的詩人。“幸運的是，宮澤的詩就屬於這種詩，沒有名字也知道它是宮澤賢治的詩。”他進一步講到關於見麵時提到的“宗教”話題。
黃瀛先生是這樣形容當時的自己的，“那時還隻是個小青年。說是青年，其實還隻不過是個孩子，不是很明白，隻是覺得宗教什麽的很無聊。但是聽宮澤講得津津有味，我意識到他確實對宗教抱有極大的期待。後來他提到，而我正好對田中智學也略知一二，我在淺草附近寄宿的時候，知道他很受平民百姓的尊重，所以說到這個話題就比較起勁兒了。我那時對於宗教完全一竅不通，如果說是把宗教放置在大宗教之下來加以利用，未免讓人感覺有些奇怪，但他就是想嚐試這樣做。”按照黃瀛的理解，宮澤所說的“大宗教”，不是指日本那種劃分為眾多宗派，隻在家中麵朝佛壇祭拜的東西，“他覺得東南亞的佛教很有點魅力”，“想把這種宗教傳播到緬甸、越南等，以在國與國之間的友好交往中發揮作用”。
演講過程中的話語，反映出經曆了整個戰時和戰後的黃瀛在認識上的逐漸深化，是對《自南京》這篇文章中記敘的“讓我有點害怕”這一措辭的背景性補充，不僅具體舉出了田中智學的名字，還為解開晦澀難懂的“大宗教”這一說法的微妙含意提供了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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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9月1日的關東大地震帶給世人巨大的衝擊。複興景氣之後又是嚴重的大蕭條，城市和農村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農民內部階層的分化現象更是不容忽視，也造成日本東北農村的社會矛盾日益激化。麵對這一現狀，1926年3月，宮澤賢治離開工作了四年零三個月的花卷農校，選擇宮澤家在花卷郊外的另一處家產開始了獨居的農耕生活，並以那裏為據點創辦了羅須地人協會。宮澤作為沒有任何社會地位、沒有任何靠山的一介農夫，奉獻出了全部的力量，以邁向建設一個嶄新農村的偉大理想。
他將自己掌握的土壤學、化學、肥料學等自然科學知識和技術運用於農業增產，並用副業來帶動經濟發展，舉辦音樂、戲劇表演、藝能表演等文化活動，立誌給農村帶來活力和光明。
此前一年（也就是1925年），賢治的弟弟清六已作為一年誌願兵參軍入伍了，但家裏還是反複討論了次子退伍後重振家業的構想以及長子賢治的人生轉軌。家中的這一討論微妙而又嚴肅。先是在哥哥和弟弟之間，弟弟和父母之間一點點地達成一致，最後則由父親政次郎拍板，決定在保持家族原有家規的前提下，讓退伍回來的次子清六留在家中主持家業，而讓長子賢治辭掉農校教師之職，以不分家不除籍的形式，去宮澤家位於下根子櫻的一處別宅獨自生活，開展其農村活動。
說到賢治與入伍的弟弟清六之間互相探討交流的情景，可以從其後留下來的幾封寫給清六的信中一探究竟。
1925年7月25日的書簡裏，賢治一邊慰問軍事訓練後疲憊的弟弟，一邊表達了對弟弟的期許。他說：“我這裏盡是令人愉悅的工作。將來我們兩人一起大幹一場吧。我們有的是力氣，再說也沒有欲望。不管進展順不順利，都愉快地幹活掙錢吧。”賢治去青森縣山田野外演習場的宿舍探望清六回來，於9月21日的書信中，一邊回憶探望日那天在兵營裏的“令人愉快的寧靜”，一邊寫道：“體驗到了當各種陰暗的思想在太陽的照射下和汗水一道升華後所留下的那種純粹的快樂。讓我們愉快而正確地向前邁進吧。能夠享受痛苦的人才是真正的詩人。”於是，賢治呼喚道：“如果在風中在光裏忘記自我，把世界當成自己腳下的庭院，抑或某一天心神馳騁，將自己幻化成整個無限的銀河係，那難道不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嗎？”清六在一封信中把關於新事業的構想告訴了賢治。作為回應，在12月1日的回信中賢治這樣記敘道：“你的計劃非常實在而且清晰明了，我非常讚成。/它很可行，我願意竭盡全力輔佐你。父親也非常高興。/我覺得你那新活的熱情和透明的計劃一定可以讓我們這個一時有點衰落的家（都怪我的任性）再次變得欣欣向榮，熱熱鬧鬧起來。”“（都怪我的任性）”這句話顯然是賢治自我反省的一種表達，即他已經意識到，自己作為長子既沒有老老實實地繼承家業，也沒有擔負起打理家務的責任。
弟弟雖是老二，卻是整個家族實質上的頂梁柱。作為導致這一結果的哥哥，他對被迫承擔這一切的弟弟深感歉意，從上述信函中既能感受到賢治的這種內疚，又能感受到他與弟弟同心一氣，並激勵弟弟的良苦用心。“在風中在光裏忘記自我，把世界當成自己腳下的庭院，某一天心神馳騁，將自己幻化成整個無限的銀河係。”——宮澤把這一切看作是快樂與正確的。而這正是他自己在其宗教理念的原點上所發現的世界觀和宇宙意識。這也是他所堅信不疑的某種精神，認為這種精神可以洗滌人間的汙穢所帶來的倫理上的罪孽。
而在體現這一世界觀和宗教意識的前提下生存，這本身就是一種“行”，而其場所就類似於“修行”的道場。設若這樣，那麽，就算在此提出拋開一切社會地位和世俗背景的要求，也沒什麽可奇怪的吧。並且從農校教師的經曆中，宮澤也痛切感受到，想要被現實的農村真正接納，自己必須先成為一名地地道道的農民。
話雖如此，在當時的日本東北地區，想要當一名農民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宮澤在以贈給農校學生的口吻所創作的詩篇《告別》（所署的日期是1925年10月25日）裏麵，寫道：“還沒有告訴你，四月時我將不在學校，也許將踏上黑暗而險峻的道路。”這表明宮澤本人已然做好了思想準備。
雖說是做好了破釜沉舟的準備才開始獨居自炊的開墾生活的，但在大致安定下來之前，還是困難不斷，超乎想象。在當時，一般的農家都是靠勞動力來進行家族式勞動的，而宮澤卻沒有固定的幫手，自己在開展農業生產的同時，甚至還嚐試著免費為農民進行肥料設計谘詢。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幾乎近似於蠻幹。但宮澤卻通過變賣藏書、唱片，甚至去借錢來籌措資金，種植蔬菜和鮮花，舉辦肥料設計谘詢，利用初冬到初春的農閑期招募人員，幾乎每隔十天便舉辦一次講習。而內容則各種各樣，包括農業科技知識，農業專用世界語培訓、農民藝術講座、冬季製品等的副業研究和樂器合奏練習等。
為應對即將到來的春季耕作，宮澤尤其熱心於舉辦改良水稻的肥料設計谘詢。這也是因為在當時岩手的地方農業中，最實在最穩定的經濟作物就要數水稻了。宮澤自己把提高水稻產量定為目標，從盛岡高等農林學校畢業後的研修生時代起，就在縣內各地進行地質考察，驗證增產方法。宮澤確信，隻有讓這些經驗加上土壤學、肥料學、化學、植物生理學等的知識，再輔之以在實際中適當運用這些知識的精神，才能從中找到實現自己價值的道路。
宮澤在花卷和附近的石鳥穀等地開設了免費的肥料設計谘詢所，為來訪農民進行相應的設計，有時還根據要求到各地出差。聽說僅昭和二年上半年，他所做的肥料設計書（施肥表）就超過了兩千張。另一方麵，宮澤還同時在支持勞動農民黨稗和支部，為他們租借事務所，還捐贈桌椅和謄寫版印刷機，四處募集款項。勞動農民黨是在合法層麵上進行活動的一個無產者政黨，受當時還屬於非法組織的日本共產黨領導。宮澤曾在1928年2月該黨的一次普通選舉時，邀約了羅須地人協會的年輕農民一同去觀看候選者的演說會場。對於勞動農民黨和日本共產黨的關係，宮澤應該是心知肚明的。作為對佃農、小自耕農的一種支援，宮澤還給勞動農民黨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幾近於一個共產運動的支持者。從根本上講，宮澤的立場和行動並不是作為既存政治團體或信仰團體中的一員而采取的東西，而毋寧說應該被看成是作為個體的一種實踐，就好比是先由自己創辦，然後一邊不斷注入自己的期待，一邊摸索著而成形的一種東西吧。
為了消除前來谘詢肥料設計的農民的不安，宮澤許諾一旦出現損失會立即給予賠償。對自己無償提供的肥料設計，宮澤扛下了全部的責任。這一點除了有關人員的證詞可以作證外，他自己的詩篇《不要再操勞了》（《春與阿修羅第三集》）裏麵也有相關的記載。可即使這麽做，也仍然未給農村帶來顯著的變化，這使宮澤感到苦惱與絕望。這些都抒發在了《做什麽都來不及》（同上）等詩篇裏。不過另一方麵，也有表達因看到被雨水打彎後又挺立起來的水稻而感到喜悅的詩篇——《微風遍吹河穀》，還有為那些因辛勞而消瘦的年輕人的成長而進行祈禱的《明天的這塊土地啊》等佳作。正是在這種喜悅、希望和前述的苦悶、絕望之間所存在的巨大振幅表明宮澤賢治所直麵的現實有多麽艱難。
宮澤1928年6月一度上京，回鄉後天氣持續反常，他仍然硬撐著不停工作，終於在8月份積勞成疾，高燒不止，在自家一病不起。一度出現複原的跡象，不料又馬上病倒。12月份終因感冒引發急性肺炎，釀成重病。
宮澤獨身一人離開家門，下定決心踏上帶給農村以光明與財富的自我獻身之路。盡管有人批評道，是近乎蠻幹的過度操勞給他的身體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但也必須看到另一個原因，那就是對於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倒下的宮澤，“父母”和“弟弟”總是伸出雙手再次接納他，這讓宮澤被包圍在親人們的“恩情與好意”之中，同時也讓他在心理上陷入了深深的自責而不能自拔。（《那片恐怖的烏雲》、《病中》）
3
黃瀛於昭和四年春天的這次拜訪，正逢宮澤好不容易剛脫離危險，尚在病榻的時候。而對此時的黃瀛來說，恐怕隻能憑借少之又少的信息——比如知道他是詩歌《春與阿修羅》的作者，讀到過宮澤寄給《銅鑼》的作品，通過宮澤寫給草野的書信等——在心中勾勒出宮澤的形象吧。就連高度評價《春與阿修羅》，創辦了《銅鑼》雜誌，和黃瀛先生一起吸納宮澤作為詩歌同人的草野心平，也把宮澤的農耕生活加以理想化，把那裏想象成美妙的“宮澤農場”，甚至還動過念頭，想讓宮澤允許他也去那裏幹活。不用說，這些在東京的詩人們，誰也根本無法想象，宮澤從農校辭職後所過的農村生活和開展的農村活動有多麽艱辛。即使後來黃瀛與宮澤兩人會了麵，但在病床上的短暫交談也很難讓黃瀛有機會了解到這些真實情況吧。
我們有必要基於這些事實來重新審視，在這次見麵之前，宮澤賢治和黃瀛到底在哪些地方產生了共鳴，並發現相互之間的共同點的。
讓我們試著考察一下黃瀛第二本詩集《瑞枝》（1934年5月ボン書店）裏的《清晨的展望》（首次發表於1925年2月的《日本詩人》）這首詩。它描繪的是在學生的宿舍，在初冬的禮拜日清晨，作為敘述者的作者本人“我”所看到的情景。如果把各處零星的說明拾掇起來加以歸納，就是在“這宿舍裏風景最佳的”“二樓房間”裏，“一邊擦拭著窗欞/一邊懷著春天的萌動/平心靜氣地/展望禮拜日的清晨”。
如果循著敘述和話題的展開進行追溯的話，其實這首詩的第一行是從呼語“瞧”開始的，但第二行以下卻一直沒有描寫特定的呼喚對象。下麵引用開頭第1行到第11行的部分：
瞧
炮台上的天空晴朗而清澄
隨著這禮拜日清晨的禱告鍾聲
一群群，一群群
教會學校的學生們排著隊伍沿坡攀登
雖說是冬日的伊始
可喜鵲卻在稀疏的洋槐林中四處飛旋
有一兩個鎮上的保安隊員
故意提拎著青蔥、酒壺和包袱
蜷縮著身體，在洋槐林的樹梢間忽隱忽現
啊，清晨的確讓人心情怡然
這是動用“我”的視覺和聽覺所捕捉到的景象：“天空”、“炮台”、“清早的禱告鍾聲”、“排著隊伍沿坡攀登”的“教會學校的學生”、“稀疏的洋槐林”裏的“喜鵲”、“有一兩個鎮上的保安隊員”在“樹梢間”若隱若現的身姿。
乍看之下，好像隻是把看見的景象無意識地隨手記錄下來而已。但不知為何，總覺得這首詩並非如此簡單。詩人是將視線放置在清晨天空放亮這一動態的過程和結果的鮮明色彩之中，來捕捉住在炮台上方所展開的晴空景象的（還用了“清澄（かつきり）”這個有點不同尋常的詞語，不妨和使用“響晴（すつきり）”一詞的情形進行一番對比），然後將這個景象匯集到三行之後的“學生”“沿坡攀登”的身姿裏。另外“學生”在“清晨的禱告鍾聲”裏“沿坡攀登”這一意象，也不能被簡單地視為一句旨在說明是在“鍾聲”這一背景下進行“沿坡攀登”的表述，而是要給人一種強烈的感覺，即“沿坡攀登”與“鍾聲”是互相呼應的，或者說是與“鍾聲”融為一體的。換言之，“炮台上方的晴空”也好，“禱告的鍾聲”也好，全都化作了一個緊密有致的背景，形成了以“一群群，一群群”“排著隊伍沿坡攀登”的“教會學校的學生”為焦點的影像上的一次性鏡頭。緊接著是“喜鵲”飛旋的姿態以及“鎮上的保安隊員”“若隱若現”的身影，這些都被統一到了在後一行中所明示的作品內部的敘述者——“我”的視點上（“樹梢間”一詞就反映了“我”是從二樓的高處向下俯瞰的視點）。然後全部一起歸結為作者內心“感覺”的獨白——“啊，清晨的確讓人心情怡然”。回過頭看，“教會學校的學生”“排著隊伍沿坡攀登”的這一鏡頭，當然也被匯集在了“我”的“感覺”裏。
至於“有一兩個”“鎮上的保安隊員”“提拎著青蔥、酒壺和包袱”的行為是不是“故意”為之，不用說，根本不可能是對保安隊員們的心情加以確認之後的表達，而毋寧說是把此情此景看在眼裏的目擊者的目光所捕捉到的一種認識（認知～判斷）。因此也可以從這裏清楚地管窺到這個作品的表達特色，即作品中目擊者（=作品的視點人物“我”）的“感覺”所反應出來的焦點，是作為感受者與感受對象一體化的產物而被固定下來的。（雖然也有一部分夾雜著像第六行的“雖說還隻是初冬”這樣的說明性表述。）
讓我們稍微擴展開來，作為一般論來闡發一下。在我們的意識現象裏，通常要經曆這樣一個過程：即從存在中引發出意識，繼而產生知覺，形成認識，整理為感情（情）和意誌（誌），進而構成我們複雜的人生觀、社會觀和曆史觀。以此為前提，比如，如果表現（敘）“感情（情）”就是所謂的“抒情（敘情）”（或是抒情詩）的話，那麽，前麵討論的《清晨的展望》裏的中心焦點就應該被看成是在未整理成“感情（情）”之前的階段上確立的。
提煉成語言，就變成了“清晨的確讓人心情怡然”這種感受。但這種感受並不試圖去表達像“悲傷的”“高興的”等這種可以被視為在世間形成的“感情”概念之一的“愜意的感情”。從存在和意識的關係來看，它被認為是在“感情（情）”之前，更接近意識產生之初始階段所感受到的東西，試圖表現當從知覺中形成認識之際，知覺的主體與對象作為在分化成對對象的認識以前的未分化狀態下而發揮著作用的“感覺”。
這堪稱為了謀求日本近代詩歌向現代詩歌轉型而進行的眾多嚐試之一。拿這之前的詩人萩原朔太郎萩為例，他在第一本詩集《吠月》（1917年）的《序言》裏斷言道：“所謂詩歌，就是抓住了感情神經的東西，是鮮活地運用著的心理學。”當然，這裏並不隻是指單純地去捕捉“感情”，因為有必要把詩歌比擬成在其深處統領著複雜感情之內核的神經的律動。不過，萩原認為，詩歌的表現目的就是“凝視在人心內部顫動著的感情的本質，且將這種感情加以痛快的流露”，依靠這麽做，可以克服因看不到生存意義的徒勞感所帶來的倦怠和不安、難於向人們傳達這些倦怠感和不安的痛苦，以及因渴望表達而導致的近代人的孤獨和對相互斷絕的恐懼。
萩原的見解在日本近代詩歌自我覺醒的曆史上是具有重大意義的理論。但在這裏姑且不表，而隻是想指出：至少黃瀛那種詩性表達的產生，與萩原所說的“感情”的“流露”，乃是處在不同次元上的東西。具體說來，作為《清晨的展望》的後文，盡是些展望到的景物：“禮拜日的清晨”那種“不同於平日的光線”“不同於平日的靜閑”，以及“從這二樓的房間”可以眺望到的“大海”、“山巒”、“宛如意大利一般的街頭景觀”等等。但是，這其中包含的是一種活生生的“感覺”的作用，可以把它稱之為被更新的感受性，換言之，就是觀察原封不動地化作了感受。
事實上，這一點與比他年長十歲的宮澤賢治的《心象素描春與阿修羅》裏的詩歌表達是最為接近的。宮澤在自己的宇宙觀（cosmology）與人性意識的內在觀相互重疊之處，以一種實驗的態度摸索出了“心象素描”這樣一種認識與表現方法。但如果隻是限定在由語言所決定的意識的固定化這一側麵來看，也不妨可以說，它表現了“知覺主體與對象作為在分化成對對象的認識以前的未分化狀態下而發揮著作用的‘感覺’”。我想姑且可以認為，宮澤和黃瀛兩位詩人產生共鳴和共感的原點，恰恰就是在這裏。
（魏穎瑩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