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留學日本的意義——跨國近代教育中的實踐者黃瀛母子
王敏19世紀，在西歐列強紛紛侵入亞洲的形勢下，日本放棄鎖國政策，迅速把目光轉向西方。與中國作為亞洲宗主國的地位逐漸動搖剛好相反，日本在西化的背景下，一舉改變了中日關係的長期格局，成功地躋身於西方列強的行列。明治維新的成功給中國帶來了不小的衝擊和巨大的啟發，使中國也終於意識到了打破前近代社會的必要性。特別是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中國敗給了長期以來視為小國的日本。這一沉重的打擊迫使中國認清了自己落後於世界的現實，不得不加快學習外國的步伐。
清政府目睹了明治維新的成功，遂於1896年6月15日向日本派遣了第一批共13名留學生。初見成效之後，又分別於1899年送出200人、1902年送出500人、1903年送出1000人，1904年將規模增大到了3000～4000人。至1905年，更是有近1萬名留學生被送往日本學習（王殿卿《中日政治文化比較及現代中國政治》教案，1996年）。
與中國人留學日本這一熱潮所受到的關注相比，在華日本教師（二戰前中國稱他們為“日本教習”，日本則稱他們為“清國雇用日本人”或“日本人教師”）的活動往往容易被人們所忽略。在清末，應清政府的要求，有許多日本教習被派遣來中國，在各地擔任中國人的教育工作。拙論以二戰前的留學生黃瀛及其身為日本教習的母親的事例為中心，介紹戰前的留學生群像，思考留學日本的可能性，並探究置身於跨國近代教育中的個人所發揮的作用。
第一章 麵臨近代教育轉型期的黃瀛母子
一、中國學習日本近代教育成果的背景概述
日本以順利轉型，實行西化的明治維新和二戰戰敗後的經濟複興這兩大成功在亞洲備受矚目。每當被問起成功的秘訣時，日本通常都會強調他們的教育成果。
日本的近代教育始於1872年（明治五年）的《學製》頒布。隨著小學在全國各地的設立，日本開始了全民教育。同年早些時候，為了培養教員，日本政府創辦了東京師範學校。1874年，東京女子師範學校也隨之建校。而東京大學則是合並了幕府時代的遺產——開成所與醫學所這兩個機構，於1877年創建的。隨著1879年代替《學製》的《教育令》被頒布，學校教育得以進一步充實。小學義務教育（開始為4年製，1907年起改為6年製）得以貫徹，就學率在1900年為82%，1907年達到了97%。到明治時期結束的45年間，日本的西方式全民教育已基本達成。
因為是明治新政府的理念在支撐著這一前所未有的國家轉型，所以，盡管財政狀況非常困窘，但日本政府仍然聘請了大量優秀的歐美人才，例如，留下“青年須胸懷大誌”這一名言的劄幌農業學校（現北海道大學）的克拉克（William Smith Clark）（1825-1886）、因在東京發現大森貝塚而奠定日本考古學基礎的莫爾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1838-1925）等等，他們都給日本的年輕人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影響。據平凡社出版的《世界大百科事典》統計，在明治七年和明治八年，作為教師、政府顧問、工程師而受到明治政府聘用的優秀外國人才共計520人。隨著企業的發展，民間聘請的外國人也為數不少。
1903年，積極提倡引入西方教育的清政府官員張之洞（1837-1909）與袁世凱（1859-1916）聯名上奏了《奏請遞減科舉折》。1904年，張之洞上奏的《奏定學堂章程》（學堂即指學校）得以頒布，終於將在全國設立新式學校以普及西方教育的計劃正式提上日程。《奏定學堂章程》幾乎是完全照搬了32年前在日本頒布的《學製》。同時，於1905年正式廢除了科舉製。新式學校的普及與科舉製度的廢止實屬異曲同工，均為教育製度的改革。
因地方政府被賦予了設立新式學校的義務，於是各地政府都爭先恐後地開設學校。直到清朝瓦解之前的1910年，全國共計開設學校48000所（據清朝上奏的教育統計表）。但最大的問題是缺少能夠講授西方學科的人才。
二、派遣日本教習的原因
1901年，一個日本人向李鴻章提出了招聘日本教習的建議。他就是在北京的日設中國人教育學校“北京東文學社”擔任總教習的中島裁之。中島裁之會見了洋務派巨頭李鴻章，向他說明道，較之派遣留學生到日本，倒是聘請日本教員更為節省經費。想必他提到了日本明治政府當時聘請海外人才的事例（法政大學史料委員會，《法政大學資料集第十一集》，1988年）。
當時的清政府正為從日本留學歸來的學生萌發民主意識而深感頭痛。聘請教員既能消除留學所帶來的“弊害”，又能以較少的經費掌握西方的學問，自然是一舉兩得的方法。李鴻章當場就表示同意聘請2000名日本教師（汪向榮著，竹內實編，《清國聘用的日本人》，朝日新聞社，1990年）。翌年，李鴻章將下屬洋務派官員吳汝綸派遣至日本，以取得日本政府的協助。日本政府則將教員派遣一事委托於半官半民的教育機構“帝國教育會”負責。
由於日本人當時在中國也開設了學校，教師也都是日本人，因此清政府的要員們對於日本教習也有所了解。雖然在中日甲午戰爭前夕，由日本人在上海經營的先驅學校已經近乎停辦，但在甲午戰爭之後，除在上海以外，北京、南京、天津、廈門、漢口、福州等地也紛紛設立了日本人的學校。不可否認，學校的開設和日本的中國侵略步伐是一致的。雖然有部分學校原本的開設目的是解決不斷增加的在華日本人的教育問題，但後來卻宣稱要“開化中國人的風氣”，從而轉為以教授中國學生西方學科為主。最廣為人知的教育機構“東亞同文會”所設立的不少學校都設限隻允許中國學生入學。
在日本有眾多民間人士支持派遣教習的工作。其中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的貢獻尤為巨大。嘉納治五郎是位教育思想家和實踐者，作為講道館的柔道創始人廣為人知。1896年，他接受了清朝最初送來日本的13名留學生，並代替當時毫無準備的日本政府為13人進行了日語等預備教育。除公費留學生外，自費去日本留學的中國年輕人也不斷增加。為此，嘉納於1899年開設了預備教育學校“亦樂書院”來接收這些學生們。隨著在讀人數的增長，1902年“弘文書院”（也寫作“宏文書院”）也得以開設。截止至1909年學校停辦，共計有3810名學生畢業。在嘉納接收這些留學生的同時，日本政府也迅速開展了教習派遣工作，從高等師範學校遴選人才送到中國。
雖然有大量日本教習赴中國任教，但具體數目卻不得而知。日本外務省也隻保存有按年度記載的零星記錄。從這些資料來看，人數呈遞減趨勢，其中1909年有549人。令人遺憾的是，曆年來日本教習的總數卻無法判明。隻能推測人數最多的一年是1905年，約有600人以上。也有不少人沒有通過帝國教育會，憑著自己的滿腔熱血就前往中國赴任。日本教習的任期大多數為兩年，但一般都有所延長。他們主要負責編製學科，而教科書則采用了日本教科書的譯本。不少教科書的中文譯本都是由有留日經曆的人所翻譯。在對西方學科感到陌生的中國，學校的體育課一直都是采用的日式號令，並一直沿用到中國式號令產生為止。
為了讓不同文化圈的人能夠順利地領會教育內容，日本教習廣泛地采用了比較法。從清末留下來的“課程表”上就能一窺他們的苦心和創意。例如，“杭州日文學堂課程表”（日文科）中，第一學年的科目有“日文漢譯、漢文日譯”，而第一學年與第三學年都安排了“東西倫理大意”課程。再如，“金陵東文學堂課程表”（1899年）上，作為“高等普通學科”第四學年的課程，就安排了“亞細亞現代史歐洲外交史”（劉建雲《中國人的日語學習史》學術出版會，2005年）。
被選作教習的日本人不光分布在大城市，全國各地也都有他們的蹤跡。比如四川省、雲南省、貴州省，甚至連中國人都不願前往的內陸也有日本教習赴任。包括那些在當時不便的交通條件下要花費兩個多月才能抵達的偏遠地區。例如，有位女性日本教習就前往了蒙古的喀喇沁旗。提到女性日本教習，太田喜智——閃耀於戰前日語詩壇的中國詩人黃瀛的母親——總是讓人難以忘懷。喜智在日俄戰爭後，在四川省重慶市執教時與一位中國教育家結婚。作為當時的日本女性，喜智是一位傑出的國際人士，丈夫去世後獨自撫養黃瀛，教育他不忘作為一個中國人的驕傲。
三、黃瀛母子的事例
黃瀛在日語中讀作“Kou Ei”，在中文裏讀作“Huang Yin”。黃瀛（1906-2005）出生於日俄戰爭結束後的第二年。他是戰前日本詩壇的寵兒，日語功底爐火純青。他曾與草野心平、萩原朔太郎、高村光太郎等其後支撐起日本詩界的風雲人物都有過親密交往，得到過木下杢太郎、與謝野晶子的高度評價。在宮澤賢治還默默無聞的時代，黃瀛就認同他的才能，前往岩手縣花卷與之見麵，是與生前的賢治有過謀麵之交的唯一一位中國文人。此外，還與魯迅進行過數次文學上的探討，是一位堪稱曆史活字典式的人物。
雖然前途備受期待，但隨著中日關係的惡化，黃瀛不得不選擇了回國，這也阻斷了他與日本詩壇的關聯。2005年7月，黃瀛在故鄉中國重慶結束了他飽受戰爭之苦的坎坷一生，享年98歲。在他去世後，人們整理出他用日語寫下的大量詩稿，字裏行間充滿了他對日本的懷念。青少年時期留學過的日本一直讓他魂牽夢縈。
他究竟寫的是什麽樣的詩？不妨讀一讀他19歲時寫下的《七月的熱情》。詩中顯然投射著他自己的身影。
從白色的遮陽傘下
我看到了神戶美麗的混血姑娘
她一副清純的楚楚模樣
恍如被露珠濡濕的百合花
我看見了這個令人落淚的少女
父親——
母親——
這個誕生於他們之間的混血麗人
那種混血兒的美麗卻讓人悲戚
黃瀛的父親是重慶師範學校的校長黃澤民，在妹妹黃寧馨出生後不久便去世了。母親是富於進取精神的日本人太田喜智（1887-1933）。喜智於日俄戰爭（1904-1905）後主動應聘日清交換教員，隻身前往中國並結成跨國婚姻。
太田喜智是千葉縣八日市場市一家五金店的長女，被譽為才女。小學時曾跳級兩次，18歲從女子師範學校畢業便以優等教員的身份成為了當地的小學教師。被選為日清交換教員時，她毫不猶豫地隻身赴任。作為當時的日本女性，奔赴國外的氣概固然值得大書特書，但她果斷決定在中國結婚的勇氣更是讓人敬佩。
喜智抱著極大的熱情投身於日中融合。她深諳儒教的教理，注意培養黃瀛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也將日本人的審美情趣教給了黃瀛。據說即使在回到日本，開始隻有母子倆的生活之後，她也總是穿著一身中國服裝。傳說在東京九段接受留學生入住時，麵對警察的蠻橫搜捕，她挺身而出，保護了留學生，由此可以管窺她內心的堅毅。或許黃瀛就是從她身上受到了莫大的影響吧。
黃瀛去日本時隻有8歲，就讀於喜智故鄉千葉縣八日市場市的尋常小學。喜智保留了孩子的中國國籍。於是黃瀛上學也就成了留學。
黃瀛接受的是與日本人毫無二致的教育，在此期間他的成績一直獨占鼇頭。日俄戰爭之後，隨著對中國的侵略加劇，蔑視中國人的風潮在日本蔓延開來。盡管黃瀛以第一名的成績從小學畢業，並考上了公立中學，但卻被校方以中國人為由不予入學，這讓他飽嚐了作為“混血兒”的悲哀。再則，他說話時還有少許口吃的毛病，不得已隻好進了東京的私立正則中學。正是在這時，他開始了詩歌的創作。被歧視的體驗喚起了他作為混血兒的自我認知，而這似乎反倒構成了一種契機。
在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中，黃瀛母子也深罹災害，遂離開了東京。黃瀛插班進入了開辦第4年的中國青島日本中學（1945年停辦）。這時的黃瀛已經非常癡迷於寫詩，每天約有20首詩歌如靈光閃現在他的腦海。他一心一意地投稿，他的詩歌被刊登在詩歌雜誌《詩聖》（第一書房出版）上。雜誌上同時還刊登有草野心平的詩，以此為緣，兩人開始通信，進而成為終生至交。當時，草野心平是從他留學的廣州向雜誌投稿的。後來黃瀛擴大了投稿範圍，其詩歌也屢屢刊登在《朝日新聞》的學藝專欄中。而草野心平也不甘示弱地發表了許多作品，兩人就如此相互激勵著。
1925年，黃瀛迎來了他正式成為詩人的一個重大機遇。當時在詩壇上頗具代表性的月刊雜誌《日本詩人》2月號將公開征文的結果編成特輯《新詩人專刊》加以出版。千家元麿和萩原朔太郎等10位評審委員選出了最優秀的10篇作品。而黃瀛的《清晨的展望》則名列首位，赫然登上了雜誌的卷首。
……
啊，清晨的確讓人心情怡然
一旦擦拭窗戶
暖暖的風便魚貫而入，在房間裏來回盤桓
而且，啊——
禮拜日的清晨流瀉著不同於平日的光線
還有房間裏不同於平日的靜閑
……
一邊懷著春天的萌動
平心靜氣地
展望禮拜日的清晨
黃瀛以此登上龍門，躋身日本詩壇。不久，萩原朔太郎就給《日本詩人》寄來一篇激賞之辭：“黃君的感情和思想有著一種源於氣質上的輕快和明朗，也頗具貴公子的風範。且你擁有一種褒義上的健康氣質……你在表現上有著卓越的天賦……實為有著一副音樂家般敏銳耳朵的詩人。”同年4月，草野在廣州創刊了《銅鑼》雜誌，黃瀛成為聯名的5個同人之一。
黃瀛從青島中學畢業以後，再次動身回到東京。積累詩人的修養和考入東京帝國大學，似乎是他的兩大目標，但他卻沒有專注於學業，而是拓寬了在詩歌世界裏的交友範圍。在東京迎接了回國的草野心平，兩人初次會麵後便寄宿在一起，彼此的交情日益篤厚。與此同時，黃瀛還與由衷敬仰的高村光太郎開始了交往。
黃瀛放棄了東京帝國大學，1926年考入了禦茶水附近的文化學院本科（大學部），開始了他的第二次留學生活。在那裏擔任講師的有芥川龍之介、菊池寬、木下杢太郎等人。盡管這是一所男女同校、充滿自由校風的新式大學，但黃瀛卻在一年多以後中途退學了。
當時中國的局勢喚醒了黃瀛作為中國人的靈魂，加上母親喜智也從一旁開導，再則考慮到作為詩人的確難以維持生計，因此，黃瀛選擇了作為一名中國軍人的道路。不過，其中最大的理由則是，他意識到作為一名中國人應該報效祖國。
中國自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國民的自我認識不斷提高。孫文的後繼人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軍隊，以統一中國為目標開始了北伐戰爭。日本軍方麵為了阻止其步伐，采取了出兵山東這樣露骨的行動。雖然黃瀛讚同蔣介石的做法，但畢竟他身上流著一半母親的血脈，而從軍就意味著會與母親的祖國兵戎相見，想必他是做出了一次異常艱難的抉擇吧。不少人都試圖阻止他涉足戰爭的選擇，其中有身為文化學院校長助理的與謝野晶子。這個曾寫下“你不能死”這一著名詩句的詩人，無疑是出於同樣的心境在拚命地勸阻著黃瀛。
黃瀛於1927年進入了位於東京市穀的陸軍士官學校。他的學費由中國新政府等機構負擔，成為了官費留學生。畢業後，黃瀛隸屬於擁有軍鴿的通訊部隊。但在刺殺張作霖事件（1928年）之後他便離開了日本，回到中國，投身於國民黨軍隊。盡管放棄作為詩人的前途令人扼腕歎息，但他還是毅然棄絕了這條道路。
然而，黃瀛是用日語寫詩的日本詩壇的寵兒，無法就此割舍對詩歌的顧念。在士官學校就讀期間，他於1930年出版了第一本詩集《景星》。這本詩集隻有口袋書一般大小，靠朋友出力幫忙，僅僅出版了100本。回到中國之後，同樣靠著朋友們的幫助，黃瀛在1934年出版了第二本詩集《瑞枝》，將自己的存在刻印在了日本詩壇上。
戰爭結束後，黃瀛擔任了遣返日本人的工作。他欣喜於與草野心平的再會，並將他從收容所救出。此外，還認定李香蘭實為日本人山口淑子（1920-），使其免於死罪，得以被遣返回日本。黃瀛在遣返工作中的功績毫不為人所知，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因為難以忘懷自己的另一個祖國。然而由於黃瀛國民黨的身份，他在新中國經曆了兩次十餘年的牢獄生活。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才終獲自由。先是被獲得內戰勝利的共產黨俘獲，關押了13年。在被釋4年後，又因為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起在監獄裏度過了11年。1976年黃瀛的生活終於穩定下來，不久又站在了四川外語學院這所外語大學的講台上。此時他已62歲。之後黃瀛一直為年輕一輩講授日本文學，直到八十多歲。
四、黃瀛·詩·日語
對於黃瀛來說，與諸多日本文人的交友是難以忘懷的。他與宮澤賢治的邂逅便是這些難忘的記憶之一。
宮澤賢治於1924年在東京的關根書店自費出版了詩集《春與阿修羅》。由於宮澤賢治也和自己所敬仰的高村光太郎有所來往，草野心平便邀請宮澤賢治加入創刊於1925年的同人雜誌《銅鑼》。宮澤賢治從發行於同年9月的第4期開始參與同人活動。自創刊時就加入的黃瀛被賢治的詩所吸引，打算直接與賢治麵談。宮澤賢治住在岩手縣花卷市。在黃瀛從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1929年（昭和四年），他利用部隊在花卷溫泉休息的機會，夜訪賢治。
由於賢治臥病在床，黃瀛未能久留，兩人隻相談不到一小時。宮澤賢治當時隻不過是一位默默無名的地方詩人而已。黃瀛比1896（明治二十九年）年出生的宮澤賢治年輕10歲，且在詩壇也頗具知名度。盡管如此，由於非常欣賞賢治，黃瀛才特意前去拜訪。筆者是黃瀛在四川外語學院的學生，在一次對話中問及對賢治的印象時，黃瀛說道：“雖然賢治絕不能算是美男子，但他的詩卻非常美。出自他筆下的詩，一讀便知。”
戰後，黃瀛無法回到日本。當他告別獄中生活之後，得知他仍然健在的消息，日本老朋友們無比欣喜，並於1982年通過蒼土社出版了黃瀛第二本詩集《瑞枝》的複刻版。“……用日語寫詩時……詩一直是我的旅伴……我覺得正是因為有了詩我才堅持活到了現在……”——這便是黃瀛的寄語。的確，詩才是黃瀛的原點。
從前，黃瀛的夫人曾經給我看過黃瀛的行李箱。裏麵裝滿了前往日本時用的換洗衣物、西裝、文書，據說他總是親自動手，不許夫人幫他收拾。他做好了準備，以便隨時都能出發去日本。1984年、1986年、1991年、1996年及2000年，黃瀛都帶著這個行李箱來到日本。對母親、對日本的鄉愁支撐著黃瀛的詩魂。
2005年7月，黃瀛與世長辭。9月24日，煙雨蒙蒙之中，在四川外語學院日語係大樓前的庭院裏，舉行了黃瀛詩碑的揭幕儀式。筆者亦出席儀式，以悼師恩。在詩碑上篆刻了從黃瀛第一部詩集《景星》中選出的一首短詩——“某個夜晚”。
某個夜晚
惟有天空呈現出美麗的反射
前方是冰霜消融的沙礫道路
別因遠方的狗吠而停住腳步！
竹叢上空懸掛著“三顆星”——點、點、點
樹立這樣一塊中國人創作的日語詩碑，在中國這還是頭一回吧。據說長眠之際，黃瀛嘴裏所囁嚅的，乃是中國家屬們誰都懵然不懂的日語。而無論是從書齋發現的日語詩稿，還是他一直擺放著的母親照片，都訴說著黃瀛是一位終生不懈地用日語寫作的“異邦”詩人。最後一次來日時，黃瀛曾說“對日本的思念一直支撐著我”。直至今日，不得不離開日本詩壇的恩師那悲哀的呐喊，似乎還回響在我的耳畔。不得不說，黃瀛的一生飽嚐了中日之間不幸戰爭和內亂的痛苦。
第二章跨越國界的在日留學生群像
一、日本留學實施前的一幕
在中國近代史上，最初向歐美派遣留學生是在1872年，即日本的明治5年。除了歐洲之外，另有30名12歲至16歲的官僚子弟被送往美國。據說第一年由於招募的人數不夠，進行了強製選拔才終於達到了目標。雖然之後每年都增派了30人去美國留學，但僅僅進行了四年便戛然而止。據說這是由於那些官僚子弟在回國時沒有向前來迎接的清政府要員們跪拜行禮。“適應異國卻忘記大本，不敬長輩……”，要員們對於如此結果十分惱怒（汪向榮著，竹內實編，《清國聘用的日本人》，朝日新聞社，1990年）。
最初讓貪享封建太平之世的清王朝感到動搖的是鴉片戰爭（1840-1842），接下來便是亞羅號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在漫長的曆史中，中國首次在對外的國力上處於了劣勢，這樣的經曆終於讓中國萌發出了學習西方文明的想法。但是，中國仍然不能擺脫接受周邊國家朝貢的“華夷思想”，因此，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體西用”思想在一段時間內成了主流，這段時期就被稱為洋務運動時期。上文提及的向美國派遣留學生正是中止於此時。為了克服這些舊思想，中國付出了甲午戰爭敗北以及康有為（1858-1927）主導的戊戌變法（1898年）遭到失敗等慘痛代價，才終於意識到接觸西方思想、學習西方文明的重要性。甲午戰爭兩年後，1986年6月15日，清政府首次向日本派出了13名留學生。
這一舉措也是以光緒帝為首的“改革派”所主導的一次嚐試。在日本，高等師範學校接收了第一批留學生。同一時期，在中國國內光緒帝則起用康有為（1858-1927）與梁啟超（1873-1929），進行“變法”改革。但1898年6月變法慘遭失敗，康、梁二人在伊藤博文（1841-1909）——曾擔任日本首任首相、樞密院議長等職、後遭韓國獨立運動家暗殺——的援助下，逃亡到了日本。
1898年5月，即變法失敗前一個月，駐清公使矢野文雄（1850-1931）訪問了清國總理府，表明了日本政府援助中國留學生的意向。矢野是自由民權運動家，同時也是位知名記者。縱然有不少改革反對派，但清政府還是同意了。
不過，多數的清政府官員都對留學派遣持模棱兩可的曖昧態度。1898年，就在變法改革的前夕，駐清公使矢野文雄向清國傳遞了日方願意接收留學生的信息時，清國總理衙門的楊深秀（1849-1898）感慨地說道：“頃聞日力設東方協助會，厚智吾人士，助吾自立，招我遊學，供我經費，以著親好之實……”（汪向榮著，竹內實編《清國聘用的日本人》，朝日新聞社，1990年）
奔波於教育改革的張之洞（1837-1909）於1898年撰寫了推薦日本留學的《勸學篇》：
“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路近省費，可多遣；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西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
清政府想通過留學來探明日本這個小國飛速崛起的原因。上諭被頒布至中央及地方，印刷百萬冊。同一時期，陸軍參謀總部的福島安正（1852-1919）要求派遣軍事留學。
經多方努力，1898年6月在日本成城學校開設了陸軍士官培訓的預科教育課程，接收了蔡鍔（1882-1916）等四名留學生。在日華學堂也開設了文科預科教育課程，接收了之後成為段祺瑞（1865-1936）政府駐日大使的張宗祥（1882-1963）等人入學。
其間，清政府也看到了留學成果，於1899年送出200人留學生、1902年送出500人、1903年送出1000人，1904年規模更是擴大到了3000-4000人。1905年，有近1萬名留學生被送往日本。
接受第一批留學生的東京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1860-1938）在1902年視察中國教育情況時，提醒道：“貴國眼下應以派遣留學生為當務之急，派遣延誤一日，國運進步亦落後一日。”（汪向榮著，竹內實編《清國聘用的日本人》，朝日新聞社，1990年）軍事留學以陸軍士官學校為中心，而作為中國陸軍預備教育機關的振武學校是於1903至1914年在東京市穀開辦的。之後的中國國民黨領袖蔣介石（1887-1975）就曾留學於此。
由於日本在日俄戰爭（1904-1905）中取勝，1905年清朝決定廢除培養封建統治人才的科舉製度，與此同時迅速向日本派遣了留學生。由於取代科舉製度的新係統還不完備，中國的有識之士將吸取新知識的任務寄望於日本。因此日本的教育在中國的轉型期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該年，在日本留學的中國人達到了1萬人。翌年中國也派遣了大約相同數目的留學生。在抗日戰爭以前，1905、1906這兩年的留學生人數比之後任何一年都多。抗戰前的留學生累計數目無法統計，因為偕同家人的人數無法統計。根據研究者實藤惠秀的統計，留學生約有5萬至6萬人（《中國人日本留學史》，黑潮出版，1960年）。自身有過留日經曆的孫中山秘書戴季陶認為約有十萬人（《日本論》，社會思想社，1972年）。
隨著在日留學的中國人的激增，環境也迅速得到整備。法政大學在1904年設置了特別速成科，此外早稻田大學也設置了清國留學生部。全國各大學都爭先恐後地接收留學生。除此之外還有在進入大學前學習日語的機構——嘉納治五郎最先開設的弘文書院。文豪魯迅（1881-1936）及其胞弟周作人，以及後來中國共產黨創立者之一的陳獨秀（1880-1942）都曾在那裏求學。
二、留學先驅者的探索
不少留學生到日本後，最初都是係統地學習西方的科學。然後，在愛國心的指引下，找到了祖國改革應該前進的道路。魯迅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在討論魯迅之前，不妨先看看黃遵憲和康有為、梁啟超。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與中國（清朝）首次簽訂了對等的條約。清朝於1877年開設了駐日公使館。公使的隨行人員中便有剛才提到的一等書記官黃遵憲（1848-1905）。黃遵憲赴日期間將考察成果寫成了詩集《日本雜事詩》（1879年出版以來再版9次）。此外，1882年黃遵憲回國後，於1895年將《日本國誌》（共40卷，寫於1879至1887年）付梓。該書將日本的曆史、文化、社會、地理等各方麵的全貌首次展現在中國人麵前，還對明治維新作為國家發展模式的參考價值進行了評價，讚揚明治維新為“美善之政實多”。
為了讚頌謙虛求學的黃遵憲，與其有過交往的幕臣門第大河內家特為他建立了“日本雜事詩最初稿”的石碑。這座石碑現在還留在琦玉縣新座市大河內家的祠堂“平林寺”內。
黃遵憲的著作給予在甲午戰爭中戰敗的中國以及提倡現代化的知識分子們莫大的影響。這本書更是成了效仿日本的變法改革派領袖康有為（1858-1927）的愛書。1898年6月21日，康有為向光緒帝遞交了政策提案“日本變政考”。1980年初，在故宮博物館的昭仁殿發現了這本提交給光緒帝的“日本變政考”原件。其大意為，要向日本學習政治改革，實行中國版的明治維新。其中的具體提案便有向日本派遣留學生。值得一提的是，在1896年舊曆3月，中國（清政府）已經派出了最初的13名日本留學生。
此外，康有為在1896年，協助同為改革派成員的梁啟超（1873-1929）創刊了中國的首份雜誌《時務報》。這份雜誌效仿日本，宣傳不同於中國儒教的新思想以及洋學，為中國式的維新撒下了火種。1898年梁啟超在流亡地日本繼《清議報》之後繼續編刊《新民業報》。同年，為了探求新思想和洋學的發源，“為了加深國民對維新的信仰”，魯迅走進了位於南京的近代教育學堂——江南水師學堂，之後又於1902年赴日留學。魯迅之所以決定去日本留學，除了受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影響之外，還因為他愛讀《時務報》等等。
1906年，魯迅放棄了在仙台專修醫學的學業，於1909年經東京回國。魯迅留學的目的原本是專修醫學，但他棄醫從文，進而成為了小說家。這是因為他發現，要改變中國的命運，便必須改造國民的精神。他的步伐邁向了比依靠科學技術來救國更加困難的領域。
魯迅1909年回國，寫下了唯一一本以日本人為主題的小說。在日本對華侵略的跡象越發明顯的1926年，魯迅回憶著藤野嚴九郎（1874-1945）先生的深切關懷，寫出了《藤野先生》（1926）。離別20年之後，魯迅仍然無法忘卻日本恩師的親切指導。在去世的一年前（1935年），當岩波書店出版《魯迅選集》的時候，魯迅希望譯者增田涉“一定要收錄這部作品”（《魯迅印象》，角川選書，1970年）。想必這也是魯迅反複比較了日本的正反兩麵後所做出的選擇。不禁讓人覺得，他是想通過這部作品“給富有同情心的日本人”傳達一個信息，在期待日軍停止愚行的同時，祈望中日和平的實現。
孫中山（1866-1925）於1905年在東京結成了革命同盟會，並得到了宮崎滔天及梅屋莊吉（1873-1934）等日本民眾階級的大力支持。孫中山將日本和中國的社會狀態進行了對比，並給予了高度評價，指出“日本的明治維新是中國革命的原因，中國革命是明治維新的結果”（“建國方策之一·心理建設”“至犬養毅書”等，《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並闡明了明治維新的成功並不是由於堅持了中國的傳統思考“攘夷”，而是由於“師夷”的觀點（“孫文學說·知行總論”，《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
1924年11月，也就是孫中山去世前數月，他造訪日本並在神戶發表了演講。孫中山闡明了亞洲遭受列強蹂躪的困境，提出了亞洲人應該聯合起來的“大亞洲主義”。麵對曆史，“日本究竟應淪為西洋霸道的爪牙，抑或是成為東洋文化的幹城”（趙軍，《大亞洲主義與中國》，亞紀書房，1997年），對此，日本人不得不做出選擇。孫中山這番痛訴中包含了他對當時軍國主義高漲的日本政府的強烈憤慨。身為知日派的領袖，孫文在做出這番深思熟慮的發言之前，想必肯定比較過日本社會的明暗現狀，並對選擇走向罪惡的日本深感痛心吧。
在神戶演講時，站在講台上的孫中山右手邊，將他的講話內容逐一翻譯成日語的人，便是他的戰友和秘書戴季陶。翌年1925年3月，由於癌症孫中山倒在了動蕩的革命道路上。在孫中山去世後，戴季陶也就自然被視為孫中山思想的代言人了。
被喻為神童的戴季陶出生於四川省。1902年，12歲的他在成都東遊預備學校學習日語時受日本教習服部操的指導，這對他的人生觀產生了巨大影響。（服部操在回國後就任東京成城學校留學生部主任，編纂了《日華大辭典》，是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名的人物。）兩年之後，即1904年，戴季陶在教會學校華英學校學習理科時也對其教師小西三七抱著好感。（小西三七曾在中央氣象台工作過。）翌年1905年，戴季陶留學日本。
在抗日戰爭結束後不久，戴季陶寫下了《哀日本》一詩：
……有著千年曆史的長崎港口
在原子彈爆炸中灰飛煙滅
國家方針最重要的是正道
富強顯然不存於霸權之中……
遙望東方不禁歎息
多麽悲哀，大洋彼方的日本列島
（《日本論》）
正因為他深愛著日本文化，才對沉溺於軍國主義的日本感到痛心疾首，淚濕沾襟。
在這段不幸的戰爭時期中，1937年留學生們毅然回國，使得中日兩國之間完全失去了交流的紐帶。但在日本戰敗後作為民主國家複蘇之際，各界熱切期待著中日兩國恢複友好邦交。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總理反複提到：“由於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使中國人民遭受了重大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王敏編著，《“意”的文化與“情”的文化》，中公叢書，2004年）
以周恩來為首，有過留學經曆的廖承誌（1908-1983）、孫平化等人都成為了新中國的核心，為中日交流推波助瀾。戰後不到30年時間，中日間便恢複了正常的邦交。
1939年11月，郭沫若（1892-1978）以“日本的過去、現在、未來”為題進行演講（《郭沫若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感歎中國接受西方文明遲於日本。在作為抗日戰爭導火索的盧溝橋事變發生後，郭沫若本人也回國參加了抗日運動。18年後的1955年，郭沫若再訪日本，歸途中他在福岡題字道：“永不重操室內戈。”
這些都是期盼著中日恢複交流的留學生們的真情實意，也是他們的信念。正因為有他們的存在，中日兩國才能逾越感情的恩怨，恢複關係正常化。雖然一個留學生是勢單力薄，而且還必須等待時機，考慮到時代的風向和環境變動等不確定的因素。但總有一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曆史的特定階段裏，他們的存在格外引人注目。中日恢複邦交的曆程就告訴我們，留學生政策乃是不可小覷的大事。
2006年4月，中國人日本留學110周年紀念大會在北京政治協商會議禮堂召開。筆者應邀在此次大會上發表了演講《法政大學與留日學生》，文中提出應該思考如何打破某一特定大學的界限，站在從中日文化關係的角度來看待留日學生，以及該怎樣去評價留日學生的存在價值與意義等。
結束語
日本開始向西方文化看齊時，無疑重複了過去吸收中國文化的經驗。想必首先將中國文化同西方文化進行了一番比較吧。這可以從大量文獻中找到相關的事例，由於此篇論文受到字數限製，對其進行的研究工作我將在其他論文中涉及。總而言之，這種比較並不僅限於藝術和文學，它超越了生活領域，涉及到科學技術、經濟、政治和外交領域，甚至涵蓋了國家體係。這對於借助接受外來文化以改變本土文化的人們來說，乃是一直傳承至今的、不可或缺的國民精神。在對多種外來文化進行選擇時，加以比較是一種非常普遍的行為。
對日本來說，比較手段通常是自然產生的宏大曆史工程。然而，由於這種比較行為是自然產生的，所以，其智慧成果也就難以作為理論來加以整理和概括。19世紀末，在接觸近代的西方之後，源於法國文學中的比較法就傳入了日本。比較法是作為研究學問的方法而被人們所認知的。毋庸置疑，進行比較時相對化是不可或缺的。它能較為靈活地應對新的學術思想。比較法不同於那些將業已固定成型的思想理論和價值觀加以絕對化的意識形態，對其他體係的理論並不排斥，勇於接受新的思想。或許比較正是日本人自古秉承下來的民族文化遺產，也是給他們帶來豐收的精神土壤，因此他們能在這片土壤上培育出富於創造的樹木。如今，比較法在學問中不斷得到靈活的運用和擴展，產生了比較教育學、比較語言學、比較宗教學、比較心理學、比較神話學、比較語法、比較文化等等，其涉及領域正不斷擴大。
其實比較法並非什麽特殊的研究類別，也不是日本人特有的東西。它是吸收外來文化時最普遍、最基本的態度。同時也可以被看成是人類共通的生存本能的產物，是原生態智慧的積蓄。我認為在任何領域中，通過相互比較，都能促使其固有的基層發生改變和再生，進而得到升華。這已經被曆史的事實所證明。
在當今這個信息化時代，隨著全球化的到來，中日兩國的年輕一代正逐步“越境”，而文化的邊境也越來越模糊。全世界急速進入人和物全方位移動的時代。雖然與這個時代相適應的生存狀態仍處在摸索階段，但我認為，至少在精神層麵上仍然需要比較式的文化交流。我們期待著有更多的研究成果，能夠以科學的方式驗證擁有多元文化狀態的可能性。
（丁照卿譯）
清政府目睹了明治維新的成功，遂於1896年6月15日向日本派遣了第一批共13名留學生。初見成效之後，又分別於1899年送出200人、1902年送出500人、1903年送出1000人，1904年將規模增大到了3000～4000人。至1905年，更是有近1萬名留學生被送往日本學習（王殿卿《中日政治文化比較及現代中國政治》教案，1996年）。
與中國人留學日本這一熱潮所受到的關注相比，在華日本教師（二戰前中國稱他們為“日本教習”，日本則稱他們為“清國雇用日本人”或“日本人教師”）的活動往往容易被人們所忽略。在清末，應清政府的要求，有許多日本教習被派遣來中國，在各地擔任中國人的教育工作。拙論以二戰前的留學生黃瀛及其身為日本教習的母親的事例為中心，介紹戰前的留學生群像，思考留學日本的可能性，並探究置身於跨國近代教育中的個人所發揮的作用。
第一章 麵臨近代教育轉型期的黃瀛母子
一、中國學習日本近代教育成果的背景概述
日本以順利轉型，實行西化的明治維新和二戰戰敗後的經濟複興這兩大成功在亞洲備受矚目。每當被問起成功的秘訣時，日本通常都會強調他們的教育成果。
日本的近代教育始於1872年（明治五年）的《學製》頒布。隨著小學在全國各地的設立，日本開始了全民教育。同年早些時候，為了培養教員，日本政府創辦了東京師範學校。1874年，東京女子師範學校也隨之建校。而東京大學則是合並了幕府時代的遺產——開成所與醫學所這兩個機構，於1877年創建的。隨著1879年代替《學製》的《教育令》被頒布，學校教育得以進一步充實。小學義務教育（開始為4年製，1907年起改為6年製）得以貫徹，就學率在1900年為82%，1907年達到了97%。到明治時期結束的45年間，日本的西方式全民教育已基本達成。
因為是明治新政府的理念在支撐著這一前所未有的國家轉型，所以，盡管財政狀況非常困窘，但日本政府仍然聘請了大量優秀的歐美人才，例如，留下“青年須胸懷大誌”這一名言的劄幌農業學校（現北海道大學）的克拉克（William Smith Clark）（1825-1886）、因在東京發現大森貝塚而奠定日本考古學基礎的莫爾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1838-1925）等等，他們都給日本的年輕人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影響。據平凡社出版的《世界大百科事典》統計，在明治七年和明治八年，作為教師、政府顧問、工程師而受到明治政府聘用的優秀外國人才共計520人。隨著企業的發展，民間聘請的外國人也為數不少。
1903年，積極提倡引入西方教育的清政府官員張之洞（1837-1909）與袁世凱（1859-1916）聯名上奏了《奏請遞減科舉折》。1904年，張之洞上奏的《奏定學堂章程》（學堂即指學校）得以頒布，終於將在全國設立新式學校以普及西方教育的計劃正式提上日程。《奏定學堂章程》幾乎是完全照搬了32年前在日本頒布的《學製》。同時，於1905年正式廢除了科舉製。新式學校的普及與科舉製度的廢止實屬異曲同工，均為教育製度的改革。
因地方政府被賦予了設立新式學校的義務，於是各地政府都爭先恐後地開設學校。直到清朝瓦解之前的1910年，全國共計開設學校48000所（據清朝上奏的教育統計表）。但最大的問題是缺少能夠講授西方學科的人才。
二、派遣日本教習的原因
1901年，一個日本人向李鴻章提出了招聘日本教習的建議。他就是在北京的日設中國人教育學校“北京東文學社”擔任總教習的中島裁之。中島裁之會見了洋務派巨頭李鴻章，向他說明道，較之派遣留學生到日本，倒是聘請日本教員更為節省經費。想必他提到了日本明治政府當時聘請海外人才的事例（法政大學史料委員會，《法政大學資料集第十一集》，1988年）。
當時的清政府正為從日本留學歸來的學生萌發民主意識而深感頭痛。聘請教員既能消除留學所帶來的“弊害”，又能以較少的經費掌握西方的學問，自然是一舉兩得的方法。李鴻章當場就表示同意聘請2000名日本教師（汪向榮著，竹內實編，《清國聘用的日本人》，朝日新聞社，1990年）。翌年，李鴻章將下屬洋務派官員吳汝綸派遣至日本，以取得日本政府的協助。日本政府則將教員派遣一事委托於半官半民的教育機構“帝國教育會”負責。
由於日本人當時在中國也開設了學校，教師也都是日本人，因此清政府的要員們對於日本教習也有所了解。雖然在中日甲午戰爭前夕，由日本人在上海經營的先驅學校已經近乎停辦，但在甲午戰爭之後，除在上海以外，北京、南京、天津、廈門、漢口、福州等地也紛紛設立了日本人的學校。不可否認，學校的開設和日本的中國侵略步伐是一致的。雖然有部分學校原本的開設目的是解決不斷增加的在華日本人的教育問題，但後來卻宣稱要“開化中國人的風氣”，從而轉為以教授中國學生西方學科為主。最廣為人知的教育機構“東亞同文會”所設立的不少學校都設限隻允許中國學生入學。
在日本有眾多民間人士支持派遣教習的工作。其中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的貢獻尤為巨大。嘉納治五郎是位教育思想家和實踐者，作為講道館的柔道創始人廣為人知。1896年，他接受了清朝最初送來日本的13名留學生，並代替當時毫無準備的日本政府為13人進行了日語等預備教育。除公費留學生外，自費去日本留學的中國年輕人也不斷增加。為此，嘉納於1899年開設了預備教育學校“亦樂書院”來接收這些學生們。隨著在讀人數的增長，1902年“弘文書院”（也寫作“宏文書院”）也得以開設。截止至1909年學校停辦，共計有3810名學生畢業。在嘉納接收這些留學生的同時，日本政府也迅速開展了教習派遣工作，從高等師範學校遴選人才送到中國。
雖然有大量日本教習赴中國任教，但具體數目卻不得而知。日本外務省也隻保存有按年度記載的零星記錄。從這些資料來看，人數呈遞減趨勢，其中1909年有549人。令人遺憾的是，曆年來日本教習的總數卻無法判明。隻能推測人數最多的一年是1905年，約有600人以上。也有不少人沒有通過帝國教育會，憑著自己的滿腔熱血就前往中國赴任。日本教習的任期大多數為兩年，但一般都有所延長。他們主要負責編製學科，而教科書則采用了日本教科書的譯本。不少教科書的中文譯本都是由有留日經曆的人所翻譯。在對西方學科感到陌生的中國，學校的體育課一直都是采用的日式號令，並一直沿用到中國式號令產生為止。
為了讓不同文化圈的人能夠順利地領會教育內容，日本教習廣泛地采用了比較法。從清末留下來的“課程表”上就能一窺他們的苦心和創意。例如，“杭州日文學堂課程表”（日文科）中，第一學年的科目有“日文漢譯、漢文日譯”，而第一學年與第三學年都安排了“東西倫理大意”課程。再如，“金陵東文學堂課程表”（1899年）上，作為“高等普通學科”第四學年的課程，就安排了“亞細亞現代史歐洲外交史”（劉建雲《中國人的日語學習史》學術出版會，2005年）。
被選作教習的日本人不光分布在大城市，全國各地也都有他們的蹤跡。比如四川省、雲南省、貴州省，甚至連中國人都不願前往的內陸也有日本教習赴任。包括那些在當時不便的交通條件下要花費兩個多月才能抵達的偏遠地區。例如，有位女性日本教習就前往了蒙古的喀喇沁旗。提到女性日本教習，太田喜智——閃耀於戰前日語詩壇的中國詩人黃瀛的母親——總是讓人難以忘懷。喜智在日俄戰爭後，在四川省重慶市執教時與一位中國教育家結婚。作為當時的日本女性，喜智是一位傑出的國際人士，丈夫去世後獨自撫養黃瀛，教育他不忘作為一個中國人的驕傲。
三、黃瀛母子的事例
黃瀛在日語中讀作“Kou Ei”，在中文裏讀作“Huang Yin”。黃瀛（1906-2005）出生於日俄戰爭結束後的第二年。他是戰前日本詩壇的寵兒，日語功底爐火純青。他曾與草野心平、萩原朔太郎、高村光太郎等其後支撐起日本詩界的風雲人物都有過親密交往，得到過木下杢太郎、與謝野晶子的高度評價。在宮澤賢治還默默無聞的時代，黃瀛就認同他的才能，前往岩手縣花卷與之見麵，是與生前的賢治有過謀麵之交的唯一一位中國文人。此外，還與魯迅進行過數次文學上的探討，是一位堪稱曆史活字典式的人物。
雖然前途備受期待，但隨著中日關係的惡化，黃瀛不得不選擇了回國，這也阻斷了他與日本詩壇的關聯。2005年7月，黃瀛在故鄉中國重慶結束了他飽受戰爭之苦的坎坷一生，享年98歲。在他去世後，人們整理出他用日語寫下的大量詩稿，字裏行間充滿了他對日本的懷念。青少年時期留學過的日本一直讓他魂牽夢縈。
他究竟寫的是什麽樣的詩？不妨讀一讀他19歲時寫下的《七月的熱情》。詩中顯然投射著他自己的身影。
從白色的遮陽傘下
我看到了神戶美麗的混血姑娘
她一副清純的楚楚模樣
恍如被露珠濡濕的百合花
我看見了這個令人落淚的少女
父親——
母親——
這個誕生於他們之間的混血麗人
那種混血兒的美麗卻讓人悲戚
黃瀛的父親是重慶師範學校的校長黃澤民，在妹妹黃寧馨出生後不久便去世了。母親是富於進取精神的日本人太田喜智（1887-1933）。喜智於日俄戰爭（1904-1905）後主動應聘日清交換教員，隻身前往中國並結成跨國婚姻。
太田喜智是千葉縣八日市場市一家五金店的長女，被譽為才女。小學時曾跳級兩次，18歲從女子師範學校畢業便以優等教員的身份成為了當地的小學教師。被選為日清交換教員時，她毫不猶豫地隻身赴任。作為當時的日本女性，奔赴國外的氣概固然值得大書特書，但她果斷決定在中國結婚的勇氣更是讓人敬佩。
喜智抱著極大的熱情投身於日中融合。她深諳儒教的教理，注意培養黃瀛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也將日本人的審美情趣教給了黃瀛。據說即使在回到日本，開始隻有母子倆的生活之後，她也總是穿著一身中國服裝。傳說在東京九段接受留學生入住時，麵對警察的蠻橫搜捕，她挺身而出，保護了留學生，由此可以管窺她內心的堅毅。或許黃瀛就是從她身上受到了莫大的影響吧。
黃瀛去日本時隻有8歲，就讀於喜智故鄉千葉縣八日市場市的尋常小學。喜智保留了孩子的中國國籍。於是黃瀛上學也就成了留學。
黃瀛接受的是與日本人毫無二致的教育，在此期間他的成績一直獨占鼇頭。日俄戰爭之後，隨著對中國的侵略加劇，蔑視中國人的風潮在日本蔓延開來。盡管黃瀛以第一名的成績從小學畢業，並考上了公立中學，但卻被校方以中國人為由不予入學，這讓他飽嚐了作為“混血兒”的悲哀。再則，他說話時還有少許口吃的毛病，不得已隻好進了東京的私立正則中學。正是在這時，他開始了詩歌的創作。被歧視的體驗喚起了他作為混血兒的自我認知，而這似乎反倒構成了一種契機。
在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中，黃瀛母子也深罹災害，遂離開了東京。黃瀛插班進入了開辦第4年的中國青島日本中學（1945年停辦）。這時的黃瀛已經非常癡迷於寫詩，每天約有20首詩歌如靈光閃現在他的腦海。他一心一意地投稿，他的詩歌被刊登在詩歌雜誌《詩聖》（第一書房出版）上。雜誌上同時還刊登有草野心平的詩，以此為緣，兩人開始通信，進而成為終生至交。當時，草野心平是從他留學的廣州向雜誌投稿的。後來黃瀛擴大了投稿範圍，其詩歌也屢屢刊登在《朝日新聞》的學藝專欄中。而草野心平也不甘示弱地發表了許多作品，兩人就如此相互激勵著。
1925年，黃瀛迎來了他正式成為詩人的一個重大機遇。當時在詩壇上頗具代表性的月刊雜誌《日本詩人》2月號將公開征文的結果編成特輯《新詩人專刊》加以出版。千家元麿和萩原朔太郎等10位評審委員選出了最優秀的10篇作品。而黃瀛的《清晨的展望》則名列首位，赫然登上了雜誌的卷首。
……
啊，清晨的確讓人心情怡然
一旦擦拭窗戶
暖暖的風便魚貫而入，在房間裏來回盤桓
而且，啊——
禮拜日的清晨流瀉著不同於平日的光線
還有房間裏不同於平日的靜閑
……
一邊懷著春天的萌動
平心靜氣地
展望禮拜日的清晨
黃瀛以此登上龍門，躋身日本詩壇。不久，萩原朔太郎就給《日本詩人》寄來一篇激賞之辭：“黃君的感情和思想有著一種源於氣質上的輕快和明朗，也頗具貴公子的風範。且你擁有一種褒義上的健康氣質……你在表現上有著卓越的天賦……實為有著一副音樂家般敏銳耳朵的詩人。”同年4月，草野在廣州創刊了《銅鑼》雜誌，黃瀛成為聯名的5個同人之一。
黃瀛從青島中學畢業以後，再次動身回到東京。積累詩人的修養和考入東京帝國大學，似乎是他的兩大目標，但他卻沒有專注於學業，而是拓寬了在詩歌世界裏的交友範圍。在東京迎接了回國的草野心平，兩人初次會麵後便寄宿在一起，彼此的交情日益篤厚。與此同時，黃瀛還與由衷敬仰的高村光太郎開始了交往。
黃瀛放棄了東京帝國大學，1926年考入了禦茶水附近的文化學院本科（大學部），開始了他的第二次留學生活。在那裏擔任講師的有芥川龍之介、菊池寬、木下杢太郎等人。盡管這是一所男女同校、充滿自由校風的新式大學，但黃瀛卻在一年多以後中途退學了。
當時中國的局勢喚醒了黃瀛作為中國人的靈魂，加上母親喜智也從一旁開導，再則考慮到作為詩人的確難以維持生計，因此，黃瀛選擇了作為一名中國軍人的道路。不過，其中最大的理由則是，他意識到作為一名中國人應該報效祖國。
中國自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國民的自我認識不斷提高。孫文的後繼人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軍隊，以統一中國為目標開始了北伐戰爭。日本軍方麵為了阻止其步伐，采取了出兵山東這樣露骨的行動。雖然黃瀛讚同蔣介石的做法，但畢竟他身上流著一半母親的血脈，而從軍就意味著會與母親的祖國兵戎相見，想必他是做出了一次異常艱難的抉擇吧。不少人都試圖阻止他涉足戰爭的選擇，其中有身為文化學院校長助理的與謝野晶子。這個曾寫下“你不能死”這一著名詩句的詩人，無疑是出於同樣的心境在拚命地勸阻著黃瀛。
黃瀛於1927年進入了位於東京市穀的陸軍士官學校。他的學費由中國新政府等機構負擔，成為了官費留學生。畢業後，黃瀛隸屬於擁有軍鴿的通訊部隊。但在刺殺張作霖事件（1928年）之後他便離開了日本，回到中國，投身於國民黨軍隊。盡管放棄作為詩人的前途令人扼腕歎息，但他還是毅然棄絕了這條道路。
然而，黃瀛是用日語寫詩的日本詩壇的寵兒，無法就此割舍對詩歌的顧念。在士官學校就讀期間，他於1930年出版了第一本詩集《景星》。這本詩集隻有口袋書一般大小，靠朋友出力幫忙，僅僅出版了100本。回到中國之後，同樣靠著朋友們的幫助，黃瀛在1934年出版了第二本詩集《瑞枝》，將自己的存在刻印在了日本詩壇上。
戰爭結束後，黃瀛擔任了遣返日本人的工作。他欣喜於與草野心平的再會，並將他從收容所救出。此外，還認定李香蘭實為日本人山口淑子（1920-），使其免於死罪，得以被遣返回日本。黃瀛在遣返工作中的功績毫不為人所知，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因為難以忘懷自己的另一個祖國。然而由於黃瀛國民黨的身份，他在新中國經曆了兩次十餘年的牢獄生活。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才終獲自由。先是被獲得內戰勝利的共產黨俘獲，關押了13年。在被釋4年後，又因為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起在監獄裏度過了11年。1976年黃瀛的生活終於穩定下來，不久又站在了四川外語學院這所外語大學的講台上。此時他已62歲。之後黃瀛一直為年輕一輩講授日本文學，直到八十多歲。
四、黃瀛·詩·日語
對於黃瀛來說，與諸多日本文人的交友是難以忘懷的。他與宮澤賢治的邂逅便是這些難忘的記憶之一。
宮澤賢治於1924年在東京的關根書店自費出版了詩集《春與阿修羅》。由於宮澤賢治也和自己所敬仰的高村光太郎有所來往，草野心平便邀請宮澤賢治加入創刊於1925年的同人雜誌《銅鑼》。宮澤賢治從發行於同年9月的第4期開始參與同人活動。自創刊時就加入的黃瀛被賢治的詩所吸引，打算直接與賢治麵談。宮澤賢治住在岩手縣花卷市。在黃瀛從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1929年（昭和四年），他利用部隊在花卷溫泉休息的機會，夜訪賢治。
由於賢治臥病在床，黃瀛未能久留，兩人隻相談不到一小時。宮澤賢治當時隻不過是一位默默無名的地方詩人而已。黃瀛比1896（明治二十九年）年出生的宮澤賢治年輕10歲，且在詩壇也頗具知名度。盡管如此，由於非常欣賞賢治，黃瀛才特意前去拜訪。筆者是黃瀛在四川外語學院的學生，在一次對話中問及對賢治的印象時，黃瀛說道：“雖然賢治絕不能算是美男子，但他的詩卻非常美。出自他筆下的詩，一讀便知。”
戰後，黃瀛無法回到日本。當他告別獄中生活之後，得知他仍然健在的消息，日本老朋友們無比欣喜，並於1982年通過蒼土社出版了黃瀛第二本詩集《瑞枝》的複刻版。“……用日語寫詩時……詩一直是我的旅伴……我覺得正是因為有了詩我才堅持活到了現在……”——這便是黃瀛的寄語。的確，詩才是黃瀛的原點。
從前，黃瀛的夫人曾經給我看過黃瀛的行李箱。裏麵裝滿了前往日本時用的換洗衣物、西裝、文書，據說他總是親自動手，不許夫人幫他收拾。他做好了準備，以便隨時都能出發去日本。1984年、1986年、1991年、1996年及2000年，黃瀛都帶著這個行李箱來到日本。對母親、對日本的鄉愁支撐著黃瀛的詩魂。
2005年7月，黃瀛與世長辭。9月24日，煙雨蒙蒙之中，在四川外語學院日語係大樓前的庭院裏，舉行了黃瀛詩碑的揭幕儀式。筆者亦出席儀式，以悼師恩。在詩碑上篆刻了從黃瀛第一部詩集《景星》中選出的一首短詩——“某個夜晚”。
某個夜晚
惟有天空呈現出美麗的反射
前方是冰霜消融的沙礫道路
別因遠方的狗吠而停住腳步！
竹叢上空懸掛著“三顆星”——點、點、點
樹立這樣一塊中國人創作的日語詩碑，在中國這還是頭一回吧。據說長眠之際，黃瀛嘴裏所囁嚅的，乃是中國家屬們誰都懵然不懂的日語。而無論是從書齋發現的日語詩稿，還是他一直擺放著的母親照片，都訴說著黃瀛是一位終生不懈地用日語寫作的“異邦”詩人。最後一次來日時，黃瀛曾說“對日本的思念一直支撐著我”。直至今日，不得不離開日本詩壇的恩師那悲哀的呐喊，似乎還回響在我的耳畔。不得不說，黃瀛的一生飽嚐了中日之間不幸戰爭和內亂的痛苦。
第二章跨越國界的在日留學生群像
一、日本留學實施前的一幕
在中國近代史上，最初向歐美派遣留學生是在1872年，即日本的明治5年。除了歐洲之外，另有30名12歲至16歲的官僚子弟被送往美國。據說第一年由於招募的人數不夠，進行了強製選拔才終於達到了目標。雖然之後每年都增派了30人去美國留學，但僅僅進行了四年便戛然而止。據說這是由於那些官僚子弟在回國時沒有向前來迎接的清政府要員們跪拜行禮。“適應異國卻忘記大本，不敬長輩……”，要員們對於如此結果十分惱怒（汪向榮著，竹內實編，《清國聘用的日本人》，朝日新聞社，1990年）。
最初讓貪享封建太平之世的清王朝感到動搖的是鴉片戰爭（1840-1842），接下來便是亞羅號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在漫長的曆史中，中國首次在對外的國力上處於了劣勢，這樣的經曆終於讓中國萌發出了學習西方文明的想法。但是，中國仍然不能擺脫接受周邊國家朝貢的“華夷思想”，因此，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體西用”思想在一段時間內成了主流，這段時期就被稱為洋務運動時期。上文提及的向美國派遣留學生正是中止於此時。為了克服這些舊思想，中國付出了甲午戰爭敗北以及康有為（1858-1927）主導的戊戌變法（1898年）遭到失敗等慘痛代價，才終於意識到接觸西方思想、學習西方文明的重要性。甲午戰爭兩年後，1986年6月15日，清政府首次向日本派出了13名留學生。
這一舉措也是以光緒帝為首的“改革派”所主導的一次嚐試。在日本，高等師範學校接收了第一批留學生。同一時期，在中國國內光緒帝則起用康有為（1858-1927）與梁啟超（1873-1929），進行“變法”改革。但1898年6月變法慘遭失敗，康、梁二人在伊藤博文（1841-1909）——曾擔任日本首任首相、樞密院議長等職、後遭韓國獨立運動家暗殺——的援助下，逃亡到了日本。
1898年5月，即變法失敗前一個月，駐清公使矢野文雄（1850-1931）訪問了清國總理府，表明了日本政府援助中國留學生的意向。矢野是自由民權運動家，同時也是位知名記者。縱然有不少改革反對派，但清政府還是同意了。
不過，多數的清政府官員都對留學派遣持模棱兩可的曖昧態度。1898年，就在變法改革的前夕，駐清公使矢野文雄向清國傳遞了日方願意接收留學生的信息時，清國總理衙門的楊深秀（1849-1898）感慨地說道：“頃聞日力設東方協助會，厚智吾人士，助吾自立，招我遊學，供我經費，以著親好之實……”（汪向榮著，竹內實編《清國聘用的日本人》，朝日新聞社，1990年）
奔波於教育改革的張之洞（1837-1909）於1898年撰寫了推薦日本留學的《勸學篇》：
“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路近省費，可多遣；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西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
清政府想通過留學來探明日本這個小國飛速崛起的原因。上諭被頒布至中央及地方，印刷百萬冊。同一時期，陸軍參謀總部的福島安正（1852-1919）要求派遣軍事留學。
經多方努力，1898年6月在日本成城學校開設了陸軍士官培訓的預科教育課程，接收了蔡鍔（1882-1916）等四名留學生。在日華學堂也開設了文科預科教育課程，接收了之後成為段祺瑞（1865-1936）政府駐日大使的張宗祥（1882-1963）等人入學。
其間，清政府也看到了留學成果，於1899年送出200人留學生、1902年送出500人、1903年送出1000人，1904年規模更是擴大到了3000-4000人。1905年，有近1萬名留學生被送往日本。
接受第一批留學生的東京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1860-1938）在1902年視察中國教育情況時，提醒道：“貴國眼下應以派遣留學生為當務之急，派遣延誤一日，國運進步亦落後一日。”（汪向榮著，竹內實編《清國聘用的日本人》，朝日新聞社，1990年）軍事留學以陸軍士官學校為中心，而作為中國陸軍預備教育機關的振武學校是於1903至1914年在東京市穀開辦的。之後的中國國民黨領袖蔣介石（1887-1975）就曾留學於此。
由於日本在日俄戰爭（1904-1905）中取勝，1905年清朝決定廢除培養封建統治人才的科舉製度，與此同時迅速向日本派遣了留學生。由於取代科舉製度的新係統還不完備，中國的有識之士將吸取新知識的任務寄望於日本。因此日本的教育在中國的轉型期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該年，在日本留學的中國人達到了1萬人。翌年中國也派遣了大約相同數目的留學生。在抗日戰爭以前，1905、1906這兩年的留學生人數比之後任何一年都多。抗戰前的留學生累計數目無法統計，因為偕同家人的人數無法統計。根據研究者實藤惠秀的統計，留學生約有5萬至6萬人（《中國人日本留學史》，黑潮出版，1960年）。自身有過留日經曆的孫中山秘書戴季陶認為約有十萬人（《日本論》，社會思想社，1972年）。
隨著在日留學的中國人的激增，環境也迅速得到整備。法政大學在1904年設置了特別速成科，此外早稻田大學也設置了清國留學生部。全國各大學都爭先恐後地接收留學生。除此之外還有在進入大學前學習日語的機構——嘉納治五郎最先開設的弘文書院。文豪魯迅（1881-1936）及其胞弟周作人，以及後來中國共產黨創立者之一的陳獨秀（1880-1942）都曾在那裏求學。
二、留學先驅者的探索
不少留學生到日本後，最初都是係統地學習西方的科學。然後，在愛國心的指引下，找到了祖國改革應該前進的道路。魯迅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在討論魯迅之前，不妨先看看黃遵憲和康有為、梁啟超。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與中國（清朝）首次簽訂了對等的條約。清朝於1877年開設了駐日公使館。公使的隨行人員中便有剛才提到的一等書記官黃遵憲（1848-1905）。黃遵憲赴日期間將考察成果寫成了詩集《日本雜事詩》（1879年出版以來再版9次）。此外，1882年黃遵憲回國後，於1895年將《日本國誌》（共40卷，寫於1879至1887年）付梓。該書將日本的曆史、文化、社會、地理等各方麵的全貌首次展現在中國人麵前，還對明治維新作為國家發展模式的參考價值進行了評價，讚揚明治維新為“美善之政實多”。
為了讚頌謙虛求學的黃遵憲，與其有過交往的幕臣門第大河內家特為他建立了“日本雜事詩最初稿”的石碑。這座石碑現在還留在琦玉縣新座市大河內家的祠堂“平林寺”內。
黃遵憲的著作給予在甲午戰爭中戰敗的中國以及提倡現代化的知識分子們莫大的影響。這本書更是成了效仿日本的變法改革派領袖康有為（1858-1927）的愛書。1898年6月21日，康有為向光緒帝遞交了政策提案“日本變政考”。1980年初，在故宮博物館的昭仁殿發現了這本提交給光緒帝的“日本變政考”原件。其大意為，要向日本學習政治改革，實行中國版的明治維新。其中的具體提案便有向日本派遣留學生。值得一提的是，在1896年舊曆3月，中國（清政府）已經派出了最初的13名日本留學生。
此外，康有為在1896年，協助同為改革派成員的梁啟超（1873-1929）創刊了中國的首份雜誌《時務報》。這份雜誌效仿日本，宣傳不同於中國儒教的新思想以及洋學，為中國式的維新撒下了火種。1898年梁啟超在流亡地日本繼《清議報》之後繼續編刊《新民業報》。同年，為了探求新思想和洋學的發源，“為了加深國民對維新的信仰”，魯迅走進了位於南京的近代教育學堂——江南水師學堂，之後又於1902年赴日留學。魯迅之所以決定去日本留學，除了受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影響之外，還因為他愛讀《時務報》等等。
1906年，魯迅放棄了在仙台專修醫學的學業，於1909年經東京回國。魯迅留學的目的原本是專修醫學，但他棄醫從文，進而成為了小說家。這是因為他發現，要改變中國的命運，便必須改造國民的精神。他的步伐邁向了比依靠科學技術來救國更加困難的領域。
魯迅1909年回國，寫下了唯一一本以日本人為主題的小說。在日本對華侵略的跡象越發明顯的1926年，魯迅回憶著藤野嚴九郎（1874-1945）先生的深切關懷，寫出了《藤野先生》（1926）。離別20年之後，魯迅仍然無法忘卻日本恩師的親切指導。在去世的一年前（1935年），當岩波書店出版《魯迅選集》的時候，魯迅希望譯者增田涉“一定要收錄這部作品”（《魯迅印象》，角川選書，1970年）。想必這也是魯迅反複比較了日本的正反兩麵後所做出的選擇。不禁讓人覺得，他是想通過這部作品“給富有同情心的日本人”傳達一個信息，在期待日軍停止愚行的同時，祈望中日和平的實現。
孫中山（1866-1925）於1905年在東京結成了革命同盟會，並得到了宮崎滔天及梅屋莊吉（1873-1934）等日本民眾階級的大力支持。孫中山將日本和中國的社會狀態進行了對比，並給予了高度評價，指出“日本的明治維新是中國革命的原因，中國革命是明治維新的結果”（“建國方策之一·心理建設”“至犬養毅書”等，《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並闡明了明治維新的成功並不是由於堅持了中國的傳統思考“攘夷”，而是由於“師夷”的觀點（“孫文學說·知行總論”，《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
1924年11月，也就是孫中山去世前數月，他造訪日本並在神戶發表了演講。孫中山闡明了亞洲遭受列強蹂躪的困境，提出了亞洲人應該聯合起來的“大亞洲主義”。麵對曆史，“日本究竟應淪為西洋霸道的爪牙，抑或是成為東洋文化的幹城”（趙軍，《大亞洲主義與中國》，亞紀書房，1997年），對此，日本人不得不做出選擇。孫中山這番痛訴中包含了他對當時軍國主義高漲的日本政府的強烈憤慨。身為知日派的領袖，孫文在做出這番深思熟慮的發言之前，想必肯定比較過日本社會的明暗現狀，並對選擇走向罪惡的日本深感痛心吧。
在神戶演講時，站在講台上的孫中山右手邊，將他的講話內容逐一翻譯成日語的人，便是他的戰友和秘書戴季陶。翌年1925年3月，由於癌症孫中山倒在了動蕩的革命道路上。在孫中山去世後，戴季陶也就自然被視為孫中山思想的代言人了。
被喻為神童的戴季陶出生於四川省。1902年，12歲的他在成都東遊預備學校學習日語時受日本教習服部操的指導，這對他的人生觀產生了巨大影響。（服部操在回國後就任東京成城學校留學生部主任，編纂了《日華大辭典》，是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名的人物。）兩年之後，即1904年，戴季陶在教會學校華英學校學習理科時也對其教師小西三七抱著好感。（小西三七曾在中央氣象台工作過。）翌年1905年，戴季陶留學日本。
在抗日戰爭結束後不久，戴季陶寫下了《哀日本》一詩：
……有著千年曆史的長崎港口
在原子彈爆炸中灰飛煙滅
國家方針最重要的是正道
富強顯然不存於霸權之中……
遙望東方不禁歎息
多麽悲哀，大洋彼方的日本列島
（《日本論》）
正因為他深愛著日本文化，才對沉溺於軍國主義的日本感到痛心疾首，淚濕沾襟。
在這段不幸的戰爭時期中，1937年留學生們毅然回國，使得中日兩國之間完全失去了交流的紐帶。但在日本戰敗後作為民主國家複蘇之際，各界熱切期待著中日兩國恢複友好邦交。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總理反複提到：“由於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使中國人民遭受了重大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王敏編著，《“意”的文化與“情”的文化》，中公叢書，2004年）
以周恩來為首，有過留學經曆的廖承誌（1908-1983）、孫平化等人都成為了新中國的核心，為中日交流推波助瀾。戰後不到30年時間，中日間便恢複了正常的邦交。
1939年11月，郭沫若（1892-1978）以“日本的過去、現在、未來”為題進行演講（《郭沫若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感歎中國接受西方文明遲於日本。在作為抗日戰爭導火索的盧溝橋事變發生後，郭沫若本人也回國參加了抗日運動。18年後的1955年，郭沫若再訪日本，歸途中他在福岡題字道：“永不重操室內戈。”
這些都是期盼著中日恢複交流的留學生們的真情實意，也是他們的信念。正因為有他們的存在，中日兩國才能逾越感情的恩怨，恢複關係正常化。雖然一個留學生是勢單力薄，而且還必須等待時機，考慮到時代的風向和環境變動等不確定的因素。但總有一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曆史的特定階段裏，他們的存在格外引人注目。中日恢複邦交的曆程就告訴我們，留學生政策乃是不可小覷的大事。
2006年4月，中國人日本留學110周年紀念大會在北京政治協商會議禮堂召開。筆者應邀在此次大會上發表了演講《法政大學與留日學生》，文中提出應該思考如何打破某一特定大學的界限，站在從中日文化關係的角度來看待留日學生，以及該怎樣去評價留日學生的存在價值與意義等。
結束語
日本開始向西方文化看齊時，無疑重複了過去吸收中國文化的經驗。想必首先將中國文化同西方文化進行了一番比較吧。這可以從大量文獻中找到相關的事例，由於此篇論文受到字數限製，對其進行的研究工作我將在其他論文中涉及。總而言之，這種比較並不僅限於藝術和文學，它超越了生活領域，涉及到科學技術、經濟、政治和外交領域，甚至涵蓋了國家體係。這對於借助接受外來文化以改變本土文化的人們來說，乃是一直傳承至今的、不可或缺的國民精神。在對多種外來文化進行選擇時，加以比較是一種非常普遍的行為。
對日本來說，比較手段通常是自然產生的宏大曆史工程。然而，由於這種比較行為是自然產生的，所以，其智慧成果也就難以作為理論來加以整理和概括。19世紀末，在接觸近代的西方之後，源於法國文學中的比較法就傳入了日本。比較法是作為研究學問的方法而被人們所認知的。毋庸置疑，進行比較時相對化是不可或缺的。它能較為靈活地應對新的學術思想。比較法不同於那些將業已固定成型的思想理論和價值觀加以絕對化的意識形態，對其他體係的理論並不排斥，勇於接受新的思想。或許比較正是日本人自古秉承下來的民族文化遺產，也是給他們帶來豐收的精神土壤，因此他們能在這片土壤上培育出富於創造的樹木。如今，比較法在學問中不斷得到靈活的運用和擴展，產生了比較教育學、比較語言學、比較宗教學、比較心理學、比較神話學、比較語法、比較文化等等，其涉及領域正不斷擴大。
其實比較法並非什麽特殊的研究類別，也不是日本人特有的東西。它是吸收外來文化時最普遍、最基本的態度。同時也可以被看成是人類共通的生存本能的產物，是原生態智慧的積蓄。我認為在任何領域中，通過相互比較，都能促使其固有的基層發生改變和再生，進而得到升華。這已經被曆史的事實所證明。
在當今這個信息化時代，隨著全球化的到來，中日兩國的年輕一代正逐步“越境”，而文化的邊境也越來越模糊。全世界急速進入人和物全方位移動的時代。雖然與這個時代相適應的生存狀態仍處在摸索階段，但我認為，至少在精神層麵上仍然需要比較式的文化交流。我們期待著有更多的研究成果，能夠以科學的方式驗證擁有多元文化狀態的可能性。
（丁照卿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