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訪談回憶中的日本人，以及魯迅
和日本人的相識
我在重慶出生。母親是個很了不起的人物。以未亡人之身，在中國工作了幾十年之久。我和妹妹在她哺育下長大成人。母親常對我說：“去日本學習吧，將來做一個有出息的人，回到中國重振你們黃家。”總之，她是個非常傑出的女性。我這麽說像在吹噓自己母親，不過這是眾所周知的。我第一次到日本是上小學的時候。之前我並沒有學過日語，十二月來到日本，到了第二年四月開學的時候，我的日語已經說得很流暢了。我進入了八日市場高等小學校的普通班，學校位於母親老家所在的千葉縣。從一年級起我就一直名列第一。從小學六年級起我就開始寫詩了。這所小學的畢業生一般直升成東中學，但是因為中國人不能進，所以最後我去了東京的私立正則學園。在正則讀二年級的時候，府立一中進行補招，我原本打算去報考，結果校方說我們這裏可不是中國人能進的學校。倘若能進府立一中的話，倒是正好能趕上高見順在那裏上學，高我一個年級。
然後，中學四年級的暑假，恰逢我回國探親逗留天津之時，日本發生了關東大地震。真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我對此一無所知，那時正因為發高燒住院呢，突然就看到日本的號外說發生了大地震。據說由於地震，東京的學校都停辦了，所以隻能考慮要麽去大連要麽去青島上學，最後決定去青島的日本中學。青島是個好地方，於是以青島為原型，我創作了大量詩歌，匿名發表在《青島日報》上。從四年級下學期到五年級畢業，我都一直在那所學校。同年級學生中有小說家。那人可是個才子，才四年級的時候就考上高中了。現今在日本仍然很有名的日高六郎、八郎兄弟日高六郎（1917-）日本社會學家。出生於中國青島市，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係社會學專業。作為非共產黨馬克思主義陣營的領導人之一，曾帶頭參加60年代反對《日美安保條約》運動，支持過反體製運動和部落解放同盟的運動。
日高八郎（1920-1997）英國文學學者，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名譽教授。也曾經就讀於那所學校，不過是很後來的事情了。再說，池田幸子也是青島女校的學生呢。青島這地方管得很嚴，中學男生是不可以和女校學生說話的。池田幸子是澡堂老板的千金。她的丈夫是鹿地君，我和他第一次見麵大概是在重慶。不，也可能之前曾在桂林見過。當時馮乃超一直跟在她身邊，為呼籲日本人起來反戰而做著準備。後來，拿到了他出的書，說來，素材也夠多的吧，可寫得不怎麽樣啊。那文章著實……
從青島的學校畢業之後，我又來到日本進入文化學院學習，然後進了陸軍軍官學校。從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還去了通信學校等各種學校學習。本來打算進陸軍大學的，恰好遇上九·一八事變（柳條湖事件，即滿洲事變）爆發，於是我回到了中國。我這個軍人，完全沒有軍人的樣子，一個名叫新居格的人當時就說過“黃瀛君可不像真正的軍人。”我參軍那會兒，與謝野晶子老師也曾懇切地勸阻過我兩回。
回到中國後，隻要條件允許，我還是悄悄地寫詩發表到日本的雜誌上。後來中日之間的矛盾愈發激化，我隻得作罷。但是，私底下我還是堅持著寫詩。
內山書店的常客
內山書店是上海僅有的兩家日文書店中種類最齊的一家。那時的日本留學生或其他國家的留學生想讀英文原版書什麽的時候，都會通過內山先生從丸善書店進貨。在上海與日本有關係的留學生，都把那裏當作是文化的聖地。我以前就聽說過內山先生的大名，讀過他在《改造》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也從友人田漢那裏有所耳聞。說到田漢，是我在日本時認識的，我們讀到對方的作品之後開始了互通書信。我參軍到了南京之後，他也曾來見過我。每個月我都會從南京到上海買書。買書則必到內山先生那裏。因為我買書涉獵範圍很廣，例如天文學方麵的書等等，所以引起了內山先生的注意，可能覺得這家夥是個怪人。於是他問了我姓名，後來就慢慢熟稔起來了。內山書店是一個狹長的空間，裏麵有間小小的日式房間，大約有三個平方鋪著榻榻米。和內山混熟了之後，他就常常帶我去那兒。喝點粗茶，聽他聊聊過去的經曆。內山書店位於北四川路盡頭，靠馬路最裏麵，位置很不錯。他的住處嘛，沒記錯的話，就在書店後麵。晚上回那裏休息，白天都待在書店裏。我記得第一次去內山書店是在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那時附近有個叫花園莊的寓所，裏麵住著個叫張操的廣東人。這人是個日本通，帝國大學的法律和經濟雙學位，在東京時儼然就是個日本人。這位張操先生，曾是日本最早的鐵餅項目的紀錄保持者。認識內山先生也是通過他的介紹。還有畫家王道源，是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的，在上海美術學校當校長。總之，在內山先生那兒，日本歸來的留學生經常聚在一起，大家在那裏聊天喝茶，氣氛融融。
與魯迅相談甚歡的日子
和魯迅相識，就是在去上海的那段時期，從第一次去內山書店算起大約過了兩年左右。有一次內山對我說：“小黃，有位周先生說想見你。”聽他說“周先生”，我一下子沒反應過來。“那，魯迅你該知道了吧。”“喔，魯迅先生啊，當然知道了。”我回答道。在全中國恐怕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魯迅說想和我見一麵，而且拜托內山先生說“如果他來了，請馬上派人通知我。”於是內山的一個親戚立刻去魯迅先生那兒請他過來。那時候正值冬天呢，烤著火盆。魯迅先生當時是隱遁之身，所以內山先生十分小心謹慎，沒有派一般人去，而是派自家人去的。魯迅先生很快就來了。沒走大門，而是從後門進來的。模樣嘛，就是照片上看到的那個樣子，穿著棉布長衫，頭發亂蓬蓬的，胡子也亂蓬蓬的，手指因為抽煙都熏成黃色的了。他向我打招呼，態度非常隨和。他說：“黃先生啊，我一直在四處打聽你，終於見到麵了。”於是我問：“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兒呢？”“日本的小說家什麽的，那幫文藝界的人每次來這兒都對我講，中國有一個姓黃的年輕人，現在以詩人身份活躍在日本文藝界。於是我就四處打探你的消息，今天終於托內山老板（店主人，親切的叫法）的福，把你找到了。”他說這番話的時候十分高興。到底是誰把我的事兒告訴魯迅先生的呢？我估計是橫光利一那幫人吧，要不就是林芙美子。再不就是佐藤春夫，他那會兒也在上海。不過都是我的猜測而已。我那時老覺得魯迅是個尖銳刻薄，四處挑釁的人，然而他對我這個年輕後生說話，一點也沒有架子，一直稱呼我“黃先生、黃先生”的。我趕緊說就叫我小黃就行了。可即便是這樣，他對我說話的態度仍舊恭敬有禮。和魯迅先生最初聊的話題是關於稿費的。那時侯稿費具體有多少我也沒上心，詩大概是八日元，雜文是三、四日元左右。我告訴他之後，他感歎道：“我在北新書局拿到的稿費可少了，還是日本好啊。”我們接下去聊了很多，還談到了版畫。魯迅先生對比亞茲萊讚賞有加，而我卻比較欣賞北歐的蒙克……然後話題轉到了築地小劇場。我說現在日本很快就把外國的作品搬上自己的舞台，時不時也上演日本本國的劇目，比如那時築地小劇場正在上演《役之行者》，好像是坪內逍遙的作品吧。其次還上演了武者小路的戲劇。談到這些，魯迅先生愈發對當時中國的現狀感到悲觀起來，感歎道日本真不錯啊。我們還聊了很多話題。想到魯迅先生在這裏也是訪客的身份，聊得太久也不好，就勸他早點回去。可他卻說再多聊會兒，再多聊會兒。於是就又交談了一陣子。我是個煙鬼，魯迅先生也是，結果兩個人抽了一大堆煙。不過我的煙好像要高級些，魯迅抽的是便宜煙。
之後，常常是隻要我一去內山書店，老板就會從後麵走過來笑吟吟地說：“我去請魯迅先生過來”。當時，我常把從日本朋友來信中得到的新消息告訴魯迅先生。我們倆用的是漢語交流，可在我印象中，魯迅先生的日語有點糟糕。但是說到對日本，對日本人的了解之深刻，恐怕不會輸給任何人。經過好幾次的會麵，我也把自己周遭的環境講給他聽。他說我不該當軍人，問我怎麽會走上這條路。我說我有個親戚（指何應欽）是軍人，我是因這層關係才被迫成軍人的。他聽了很替我惋惜。
後來發生了一件事。某天，我回到南京，我的頂頭上司笑眯眯地找我談話。原來，當時位居軍政部長的親戚大概因為這些話不便親自跟我說，就委托我的頂頭上司，也就是他的下屬，告誡我不要和上海某個無聊的下三濫文人再繼續來往。我聽了這話，考慮了一番，如果和魯迅先生長期交往下去，萬一連累他出了什麽事兒可就糟了。於是下一次會麵的時候，我告訴魯迅先生說：“每次和您交談都非常愉快，但是從今天起，以後我不能再和您見麵了。”我把事情原委說給他聽，他也欣然允諾。以前他曾邀請我去他家裏。說是他的弟弟周建人在商務印書館做編輯，帝國大學畢業，雖然比我年長，但是應該聊得來。那時魯迅先生安慰我說，他之前就料想到或許會發生今天這樣的事情，所以他也能理解。他還對我說：“我信任你，作為軍人，你這樣的人真的很少。所以，以後有機會你一定要重新回到文學道路上來。另外，有一本書我覺得有必要介紹給現在的日本人，那就是《聊齋誌異》。你一定能勝任這個翻譯工作，所以想拜托你。”這本書我讀過，而且當時的確還沒有人翻譯成日語，於是就應承下來。但為什麽選擇這本書，他並沒告訴我原因。我想，也許是他認為《聊齋誌異》裏描述的社會和對事物的看法，對當時處在瘋狂狀態中的日本國民能起到作用吧。不過這完全是我個人的猜想。我說“那我們就此作別吧”，我買了四罐茄力克牌的上等罐裝香煙，送給魯迅先生。他非常高興，“送給我這麽好的煙，實在是不好意思，你的好意我非常高興。我平時都隻抽20錢的便宜煙。往後我寫作間隙或休息的時候，就能享受一下你送我的好煙了。”於是，我們就這樣分別了。臨別之際，魯迅先生欲送我到書店門口，因為怕有其他人看到，我攔住他就此告別了。和魯迅先生的交往，大約有一年的時間。但自從分別之後，就再也沒有見過麵了。
現今，向學生教授日語
自那以後我時常去內山書店。但作為南京軍司令部的高級參謀，工作逐漸忙碌起來，想去上海也抽不出空閑來了。後來好不容易去到上海（日本戰敗後），那個時候內山先生還在，正在考慮要不要回日本。他的真心似乎是想留下來的，但當時又不得不回去。在那個時候，我這個八年前的老友能再次造訪，他非常高興。他說回到日本後想在東京開一家書店，專賣中國書籍。以後，對外形勢越來越艱難，我連自己的事情都忙不過來，根本無暇去拜訪別人，和日本朋友也全都斷了音信。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很久。和魯迅先生約定的《聊齋誌異》的翻譯工作也沒有兌現。不過，日本好像早就有譯本了吧。
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度過了將近十一年半的監禁生活。出獄後不久，我被拽到重慶的四川外語學院，從此就一直在那裏教日語。後來還指導研究生，當上了教授。聽起來像是在自吹自擂，不過如今在中國我也挺受人尊敬的。我教授的日本文學史，不單單是課本上的內容，因為我熟悉當時文壇的狀況，所以我教給學生的不是死知識，而是活生生的素材。現在我已上了年紀，但學校似乎還不打算讓我離開講台呢。
附記：黃瀛於今年6月21日，時隔49年再次來到日本，已於7月15日歸國。
——采訪人：內山籬·大裏浩秋
（魏穎瑩譯）
我在重慶出生。母親是個很了不起的人物。以未亡人之身，在中國工作了幾十年之久。我和妹妹在她哺育下長大成人。母親常對我說：“去日本學習吧，將來做一個有出息的人，回到中國重振你們黃家。”總之，她是個非常傑出的女性。我這麽說像在吹噓自己母親，不過這是眾所周知的。我第一次到日本是上小學的時候。之前我並沒有學過日語，十二月來到日本，到了第二年四月開學的時候，我的日語已經說得很流暢了。我進入了八日市場高等小學校的普通班，學校位於母親老家所在的千葉縣。從一年級起我就一直名列第一。從小學六年級起我就開始寫詩了。這所小學的畢業生一般直升成東中學，但是因為中國人不能進，所以最後我去了東京的私立正則學園。在正則讀二年級的時候，府立一中進行補招，我原本打算去報考，結果校方說我們這裏可不是中國人能進的學校。倘若能進府立一中的話，倒是正好能趕上高見順在那裏上學，高我一個年級。
然後，中學四年級的暑假，恰逢我回國探親逗留天津之時，日本發生了關東大地震。真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我對此一無所知，那時正因為發高燒住院呢，突然就看到日本的號外說發生了大地震。據說由於地震，東京的學校都停辦了，所以隻能考慮要麽去大連要麽去青島上學，最後決定去青島的日本中學。青島是個好地方，於是以青島為原型，我創作了大量詩歌，匿名發表在《青島日報》上。從四年級下學期到五年級畢業，我都一直在那所學校。同年級學生中有小說家。那人可是個才子，才四年級的時候就考上高中了。現今在日本仍然很有名的日高六郎、八郎兄弟日高六郎（1917-）日本社會學家。出生於中國青島市，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係社會學專業。作為非共產黨馬克思主義陣營的領導人之一，曾帶頭參加60年代反對《日美安保條約》運動，支持過反體製運動和部落解放同盟的運動。
日高八郎（1920-1997）英國文學學者，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名譽教授。也曾經就讀於那所學校，不過是很後來的事情了。再說，池田幸子也是青島女校的學生呢。青島這地方管得很嚴，中學男生是不可以和女校學生說話的。池田幸子是澡堂老板的千金。她的丈夫是鹿地君，我和他第一次見麵大概是在重慶。不，也可能之前曾在桂林見過。當時馮乃超一直跟在她身邊，為呼籲日本人起來反戰而做著準備。後來，拿到了他出的書，說來，素材也夠多的吧，可寫得不怎麽樣啊。那文章著實……
從青島的學校畢業之後，我又來到日本進入文化學院學習，然後進了陸軍軍官學校。從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還去了通信學校等各種學校學習。本來打算進陸軍大學的，恰好遇上九·一八事變（柳條湖事件，即滿洲事變）爆發，於是我回到了中國。我這個軍人，完全沒有軍人的樣子，一個名叫新居格的人當時就說過“黃瀛君可不像真正的軍人。”我參軍那會兒，與謝野晶子老師也曾懇切地勸阻過我兩回。
回到中國後，隻要條件允許，我還是悄悄地寫詩發表到日本的雜誌上。後來中日之間的矛盾愈發激化，我隻得作罷。但是，私底下我還是堅持著寫詩。
內山書店的常客
內山書店是上海僅有的兩家日文書店中種類最齊的一家。那時的日本留學生或其他國家的留學生想讀英文原版書什麽的時候，都會通過內山先生從丸善書店進貨。在上海與日本有關係的留學生，都把那裏當作是文化的聖地。我以前就聽說過內山先生的大名，讀過他在《改造》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也從友人田漢那裏有所耳聞。說到田漢，是我在日本時認識的，我們讀到對方的作品之後開始了互通書信。我參軍到了南京之後，他也曾來見過我。每個月我都會從南京到上海買書。買書則必到內山先生那裏。因為我買書涉獵範圍很廣，例如天文學方麵的書等等，所以引起了內山先生的注意，可能覺得這家夥是個怪人。於是他問了我姓名，後來就慢慢熟稔起來了。內山書店是一個狹長的空間，裏麵有間小小的日式房間，大約有三個平方鋪著榻榻米。和內山混熟了之後，他就常常帶我去那兒。喝點粗茶，聽他聊聊過去的經曆。內山書店位於北四川路盡頭，靠馬路最裏麵，位置很不錯。他的住處嘛，沒記錯的話，就在書店後麵。晚上回那裏休息，白天都待在書店裏。我記得第一次去內山書店是在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那時附近有個叫花園莊的寓所，裏麵住著個叫張操的廣東人。這人是個日本通，帝國大學的法律和經濟雙學位，在東京時儼然就是個日本人。這位張操先生，曾是日本最早的鐵餅項目的紀錄保持者。認識內山先生也是通過他的介紹。還有畫家王道源，是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的，在上海美術學校當校長。總之，在內山先生那兒，日本歸來的留學生經常聚在一起，大家在那裏聊天喝茶，氣氛融融。
與魯迅相談甚歡的日子
和魯迅相識，就是在去上海的那段時期，從第一次去內山書店算起大約過了兩年左右。有一次內山對我說：“小黃，有位周先生說想見你。”聽他說“周先生”，我一下子沒反應過來。“那，魯迅你該知道了吧。”“喔，魯迅先生啊，當然知道了。”我回答道。在全中國恐怕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魯迅說想和我見一麵，而且拜托內山先生說“如果他來了，請馬上派人通知我。”於是內山的一個親戚立刻去魯迅先生那兒請他過來。那時候正值冬天呢，烤著火盆。魯迅先生當時是隱遁之身，所以內山先生十分小心謹慎，沒有派一般人去，而是派自家人去的。魯迅先生很快就來了。沒走大門，而是從後門進來的。模樣嘛，就是照片上看到的那個樣子，穿著棉布長衫，頭發亂蓬蓬的，胡子也亂蓬蓬的，手指因為抽煙都熏成黃色的了。他向我打招呼，態度非常隨和。他說：“黃先生啊，我一直在四處打聽你，終於見到麵了。”於是我問：“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兒呢？”“日本的小說家什麽的，那幫文藝界的人每次來這兒都對我講，中國有一個姓黃的年輕人，現在以詩人身份活躍在日本文藝界。於是我就四處打探你的消息，今天終於托內山老板（店主人，親切的叫法）的福，把你找到了。”他說這番話的時候十分高興。到底是誰把我的事兒告訴魯迅先生的呢？我估計是橫光利一那幫人吧，要不就是林芙美子。再不就是佐藤春夫，他那會兒也在上海。不過都是我的猜測而已。我那時老覺得魯迅是個尖銳刻薄，四處挑釁的人，然而他對我這個年輕後生說話，一點也沒有架子，一直稱呼我“黃先生、黃先生”的。我趕緊說就叫我小黃就行了。可即便是這樣，他對我說話的態度仍舊恭敬有禮。和魯迅先生最初聊的話題是關於稿費的。那時侯稿費具體有多少我也沒上心，詩大概是八日元，雜文是三、四日元左右。我告訴他之後，他感歎道：“我在北新書局拿到的稿費可少了，還是日本好啊。”我們接下去聊了很多，還談到了版畫。魯迅先生對比亞茲萊讚賞有加，而我卻比較欣賞北歐的蒙克……然後話題轉到了築地小劇場。我說現在日本很快就把外國的作品搬上自己的舞台，時不時也上演日本本國的劇目，比如那時築地小劇場正在上演《役之行者》，好像是坪內逍遙的作品吧。其次還上演了武者小路的戲劇。談到這些，魯迅先生愈發對當時中國的現狀感到悲觀起來，感歎道日本真不錯啊。我們還聊了很多話題。想到魯迅先生在這裏也是訪客的身份，聊得太久也不好，就勸他早點回去。可他卻說再多聊會兒，再多聊會兒。於是就又交談了一陣子。我是個煙鬼，魯迅先生也是，結果兩個人抽了一大堆煙。不過我的煙好像要高級些，魯迅抽的是便宜煙。
之後，常常是隻要我一去內山書店，老板就會從後麵走過來笑吟吟地說：“我去請魯迅先生過來”。當時，我常把從日本朋友來信中得到的新消息告訴魯迅先生。我們倆用的是漢語交流，可在我印象中，魯迅先生的日語有點糟糕。但是說到對日本，對日本人的了解之深刻，恐怕不會輸給任何人。經過好幾次的會麵，我也把自己周遭的環境講給他聽。他說我不該當軍人，問我怎麽會走上這條路。我說我有個親戚（指何應欽）是軍人，我是因這層關係才被迫成軍人的。他聽了很替我惋惜。
後來發生了一件事。某天，我回到南京，我的頂頭上司笑眯眯地找我談話。原來，當時位居軍政部長的親戚大概因為這些話不便親自跟我說，就委托我的頂頭上司，也就是他的下屬，告誡我不要和上海某個無聊的下三濫文人再繼續來往。我聽了這話，考慮了一番，如果和魯迅先生長期交往下去，萬一連累他出了什麽事兒可就糟了。於是下一次會麵的時候，我告訴魯迅先生說：“每次和您交談都非常愉快，但是從今天起，以後我不能再和您見麵了。”我把事情原委說給他聽，他也欣然允諾。以前他曾邀請我去他家裏。說是他的弟弟周建人在商務印書館做編輯，帝國大學畢業，雖然比我年長，但是應該聊得來。那時魯迅先生安慰我說，他之前就料想到或許會發生今天這樣的事情，所以他也能理解。他還對我說：“我信任你，作為軍人，你這樣的人真的很少。所以，以後有機會你一定要重新回到文學道路上來。另外，有一本書我覺得有必要介紹給現在的日本人，那就是《聊齋誌異》。你一定能勝任這個翻譯工作，所以想拜托你。”這本書我讀過，而且當時的確還沒有人翻譯成日語，於是就應承下來。但為什麽選擇這本書，他並沒告訴我原因。我想，也許是他認為《聊齋誌異》裏描述的社會和對事物的看法，對當時處在瘋狂狀態中的日本國民能起到作用吧。不過這完全是我個人的猜想。我說“那我們就此作別吧”，我買了四罐茄力克牌的上等罐裝香煙，送給魯迅先生。他非常高興，“送給我這麽好的煙，實在是不好意思，你的好意我非常高興。我平時都隻抽20錢的便宜煙。往後我寫作間隙或休息的時候，就能享受一下你送我的好煙了。”於是，我們就這樣分別了。臨別之際，魯迅先生欲送我到書店門口，因為怕有其他人看到，我攔住他就此告別了。和魯迅先生的交往，大約有一年的時間。但自從分別之後，就再也沒有見過麵了。
現今，向學生教授日語
自那以後我時常去內山書店。但作為南京軍司令部的高級參謀，工作逐漸忙碌起來，想去上海也抽不出空閑來了。後來好不容易去到上海（日本戰敗後），那個時候內山先生還在，正在考慮要不要回日本。他的真心似乎是想留下來的，但當時又不得不回去。在那個時候，我這個八年前的老友能再次造訪，他非常高興。他說回到日本後想在東京開一家書店，專賣中國書籍。以後，對外形勢越來越艱難，我連自己的事情都忙不過來，根本無暇去拜訪別人，和日本朋友也全都斷了音信。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很久。和魯迅先生約定的《聊齋誌異》的翻譯工作也沒有兌現。不過，日本好像早就有譯本了吧。
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度過了將近十一年半的監禁生活。出獄後不久，我被拽到重慶的四川外語學院，從此就一直在那裏教日語。後來還指導研究生，當上了教授。聽起來像是在自吹自擂，不過如今在中國我也挺受人尊敬的。我教授的日本文學史，不單單是課本上的內容，因為我熟悉當時文壇的狀況，所以我教給學生的不是死知識，而是活生生的素材。現在我已上了年紀，但學校似乎還不打算讓我離開講台呢。
附記：黃瀛於今年6月21日，時隔49年再次來到日本，已於7月15日歸國。
——采訪人：內山籬·大裏浩秋
（魏穎瑩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