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悼念草野心平
詩人草野心平的仙遊是在去年的11月，所以，今年的夏天乃是他的首個盂蘭盆節。對於我們這些八旬以上的人而言，流逝的歲月委實是太快太快。想來，真是徒增年歲，不能不為苟延殘喘的自己大興悲歎。如今緬懷亡友，更是寂寞無限，悲傷欲泣。
草野心平——屈指一數，和他的交往已近七載，是從在詩誌《詩聖》的同一推薦詩欄目中一起上榜開始的。之後，在同人雜誌《銅鑼》《學校》和《曆程》上，都一直是“處在同一旗幟下的他和我”。但在詩歌作品上，彼此似乎卻並沒有什麽太大的影響。如果確有什麽影響的話，有一點倒是肯定無疑的：那就是抱著競爭意識，相互刺激，彼此較勁。
（說來，那個時候的年輕詩人、稍微有點傲骨的武士，幾乎都是如此——不屑於成為什麽“大師”的弟子，當然也無意投靠誰的門下，而是抱著不服輸的心理，把寫詩視為第一要義。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一匹狼”，一旦剝開皮來看，誰都不是等閑之輩，說得誇張點，每個人都有血有淚，不怕貧窮。比如大冬天穿著一身單衣，在沒有拉門的房間裏凍得直打哆嗦的村井武生；住在池袋每個月隻要一塊錢房租的破爛獨屋裏的栗木幸次郎；身無半文，飯也吃不上，隻好到處去蹭飯的林芙美子等等……盡管如此，這幫人隻要一碰頭，還是會為見麵的親熱和喜悅而傾其所有，請對方喝杯便宜的咖啡，或是招待吃豆沙餡點心、烤紅薯，一邊喝著小酒，一邊唾沫飛濺地談論詩歌。）
還是言歸正傳。每當念及草野君時，首先我想說的便是：自年輕時代至最後作古的整個一生，他都是一個非常浪漫的人。事實上，我所認識的草野心平，從他獨自一人在廣州嶺南大學留學時便是如此了。他遠離故土，在孤獨與寂寞中滿懷熱情地追求著那份所謂大正時期近代日本1912-1926年這段時期被稱為“大正時期”。大正文化主張確定的浪漫。這位多愁善感的青年，其詩歌的原點便是由此開始的。
日後，他作為詩歌的伯樂、新詩人的發掘者而顯現出的卓越才能，也是從那個時候培養起來的……
我想說，他之所以能在生活的漩渦中跌倒了再爬起來，也是與前麵講述的這一點密不可分的。
草野心平是一個可以明辨他人詩歌作品的好壞，以及其詩品（詩人的品德）如何的詩人。雖然他從未在別人麵前炫耀過自己的詩歌，但那樣反而給他平添了分量，賦予了他鑒別的能力，並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的群眾關係。年輕的詩人們之所以由衷地敬仰他，稱他為“心平先生”、“草野先生”，常常聚集在他周圍，似乎也是出自這個理由。聽說草野君有一種常常和人吵架，但卻“梁山泊越打越親熱”“不打不成交”的特異功能。詩人可不能高高在上，擺出一副老師的臭架子——這也許是一個啟示錄吧。
另外，他還屢次提筆寫到我的事兒。而我卻隻在二十年代為《日本詩人》寫過他一次，而且，那篇文章現在看來，還不免讓我有些羞愧。因為那不是評論，而更像是一篇讚美歌式的散文詩。不過，據有識之士說，也有人曾會心地評價道，那不啻一篇表現了當年年輕詩人之間友情的文章。
有人說心平的鼎盛時代是南京時代。
而我卻說，將草野君從內心深處改造成穩健的詩人，讓他回國後成長為一個大詩人的，毋寧說正是從“汪政權”宣傳部最高顧問這一位置上急轉直下，重重地跌落下來，變成一個被遣送回國的日僑而進入日僑收容所這一係列重大轉折吧。對於當時那些惟有我和他才知道的庸俗雜事，我現在並不太想提起，但八年戰爭之後，我和他在南京的重逢確實教給了我們在這個人世間必須領悟的諸多事情。比如，所謂“做官得忘記自己，在野則要好好審視自己，養精蓄銳”、“勝者王，敗者寇”。人這個東西似乎隻有得到教訓，知道要好好分辨環境和把握環境，才能生存下去的吧？
據我所知，他是一個連任何小紙片都不會遺漏的紙屑收集王。按我的想法，原本是希望他長生不老，然後讓他用那些資料寫成自傳的，可現在卻抱憾不已。草野心平的這種收藏癖與我一個畢業於一橋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朋友恰好可以湊成一對，這個成年人曾經在參觀京都日活“日活”乃是時，悄悄地將梅村容子揩過鼻涕的手紙撿起來保存至今。可想而知，這種收藏狂，百分之百都是行為異常的人。他曾經想把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紀念圖片和文件拿回去，被我狠狠地臭罵了一頓。又或者以他的性格，偷偷地拿了一部分回去也說不定。
在草野心平所謂詩人性格的另一麵，也意外地有著許多一本正經的地方。他被收容在南京日僑集中營的那會兒，當我對他說給他“特權”，隻需登記一下，仍然可以住在外麵的時候，他卻回答說“那可不行，還是算了”。因為他不答應，我隻好每周把他接到我的臨時公寓來（原名取洋之助宅），請他喝酒，遇到下雨或下雪的晚上，即使對他說“就在這裏住一晚再回去吧”，但到最後，都還是我親自送他回到集中營的方丈之地去。那時我總是塞給他洋酒、罐頭什麽的，但他好像都拿來請隔壁鄰舍的日本人吃了。每當那個時候，我往往裝作什麽都不知道的樣子，問他：“上周給你的酒好喝吧？”他卻隻回答一句“嗯”，便沒有了下文，這自然就露餡了。可這也是他好的地方，很符合他的性格。
是的，不能忽視他對朋友的慷慨。比如，對原理充雄、宮澤賢治、八木重吉、石川善助、尾形龜之助、逸見猶吉等的關心。另一方麵，他對品行惡劣的詩人卻絕不姑息縱容。實際上，當我時隔六十年去東京的時候，某個K姓詩人的女兒寫信告知我其父親去世的消息，並希望我向草野先生轉達問候。這時我才知道，草野似乎已經和那個既愛醉酒，又愛敲詐人，並且總是出口成髒的K絕交幾十年了。
還有一件事特別值得一提，我戰後第一次的日本之行，倘若沒有草野心平、宮川寅雄兩君的呼籲，是不可能實現的。我決不會忘記他們給予我的友情，還有中川（一政）先生、井伏鱒二先生等各位朋友，以及來自日本各界江湖之士的好意。而“發起人”宮川和草野卻都相繼辭世了。
我去年從報紙上得知草野君的離世，立即給《曆程》的編輯朝倉勇先生寄去了哀悼草野心平的文章，如果那個稿子還在，並能將之與這篇文章一並登載的話，我將感到萬分榮幸，不知如何？因為那篇文章有兩人在天山文庫所拍照片的複印件，還寫著這篇文章裏沒有的內容，所以特別希望編輯能夠一同刊登。
最後，我回想起了草野曾經對我說過的話：
“你我倆都是幾十年如一日隻會寫詩的‘詩癡’喲！”
我回答說：
“嗯，好像是那樣呢。不過我比你還要多一樣癡傻的地方呢。就是南條範夫所說的‘教癡’哦”。
當時，草野好像稍稍有些吃驚，對我笑了一下。三年前，我被重慶市授予了“山城健康老人”的名譽稱號。
草野君哦，你就這樣戴著一頂癡傻的帽子走了，而我卻還戴著“三頂癡傻的帽子”活著。不過，啥時候離去，我都沒有任何留戀了——安息吧！我的詩癡朋友，草野心平！
（1989年6月30日於重慶）
（唐先容譯）
草野心平——屈指一數，和他的交往已近七載，是從在詩誌《詩聖》的同一推薦詩欄目中一起上榜開始的。之後，在同人雜誌《銅鑼》《學校》和《曆程》上，都一直是“處在同一旗幟下的他和我”。但在詩歌作品上，彼此似乎卻並沒有什麽太大的影響。如果確有什麽影響的話，有一點倒是肯定無疑的：那就是抱著競爭意識，相互刺激，彼此較勁。
（說來，那個時候的年輕詩人、稍微有點傲骨的武士，幾乎都是如此——不屑於成為什麽“大師”的弟子，當然也無意投靠誰的門下，而是抱著不服輸的心理，把寫詩視為第一要義。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一匹狼”，一旦剝開皮來看，誰都不是等閑之輩，說得誇張點，每個人都有血有淚，不怕貧窮。比如大冬天穿著一身單衣，在沒有拉門的房間裏凍得直打哆嗦的村井武生；住在池袋每個月隻要一塊錢房租的破爛獨屋裏的栗木幸次郎；身無半文，飯也吃不上，隻好到處去蹭飯的林芙美子等等……盡管如此，這幫人隻要一碰頭，還是會為見麵的親熱和喜悅而傾其所有，請對方喝杯便宜的咖啡，或是招待吃豆沙餡點心、烤紅薯，一邊喝著小酒，一邊唾沫飛濺地談論詩歌。）
還是言歸正傳。每當念及草野君時，首先我想說的便是：自年輕時代至最後作古的整個一生，他都是一個非常浪漫的人。事實上，我所認識的草野心平，從他獨自一人在廣州嶺南大學留學時便是如此了。他遠離故土，在孤獨與寂寞中滿懷熱情地追求著那份所謂大正時期近代日本1912-1926年這段時期被稱為“大正時期”。大正文化主張確定的浪漫。這位多愁善感的青年，其詩歌的原點便是由此開始的。
日後，他作為詩歌的伯樂、新詩人的發掘者而顯現出的卓越才能，也是從那個時候培養起來的……
我想說，他之所以能在生活的漩渦中跌倒了再爬起來，也是與前麵講述的這一點密不可分的。
草野心平是一個可以明辨他人詩歌作品的好壞，以及其詩品（詩人的品德）如何的詩人。雖然他從未在別人麵前炫耀過自己的詩歌，但那樣反而給他平添了分量，賦予了他鑒別的能力，並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的群眾關係。年輕的詩人們之所以由衷地敬仰他，稱他為“心平先生”、“草野先生”，常常聚集在他周圍，似乎也是出自這個理由。聽說草野君有一種常常和人吵架，但卻“梁山泊越打越親熱”“不打不成交”的特異功能。詩人可不能高高在上，擺出一副老師的臭架子——這也許是一個啟示錄吧。
另外，他還屢次提筆寫到我的事兒。而我卻隻在二十年代為《日本詩人》寫過他一次，而且，那篇文章現在看來，還不免讓我有些羞愧。因為那不是評論，而更像是一篇讚美歌式的散文詩。不過，據有識之士說，也有人曾會心地評價道，那不啻一篇表現了當年年輕詩人之間友情的文章。
有人說心平的鼎盛時代是南京時代。
而我卻說，將草野君從內心深處改造成穩健的詩人，讓他回國後成長為一個大詩人的，毋寧說正是從“汪政權”宣傳部最高顧問這一位置上急轉直下，重重地跌落下來，變成一個被遣送回國的日僑而進入日僑收容所這一係列重大轉折吧。對於當時那些惟有我和他才知道的庸俗雜事，我現在並不太想提起，但八年戰爭之後，我和他在南京的重逢確實教給了我們在這個人世間必須領悟的諸多事情。比如，所謂“做官得忘記自己，在野則要好好審視自己，養精蓄銳”、“勝者王，敗者寇”。人這個東西似乎隻有得到教訓，知道要好好分辨環境和把握環境，才能生存下去的吧？
據我所知，他是一個連任何小紙片都不會遺漏的紙屑收集王。按我的想法，原本是希望他長生不老，然後讓他用那些資料寫成自傳的，可現在卻抱憾不已。草野心平的這種收藏癖與我一個畢業於一橋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朋友恰好可以湊成一對，這個成年人曾經在參觀京都日活“日活”乃是時，悄悄地將梅村容子揩過鼻涕的手紙撿起來保存至今。可想而知，這種收藏狂，百分之百都是行為異常的人。他曾經想把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紀念圖片和文件拿回去，被我狠狠地臭罵了一頓。又或者以他的性格，偷偷地拿了一部分回去也說不定。
在草野心平所謂詩人性格的另一麵，也意外地有著許多一本正經的地方。他被收容在南京日僑集中營的那會兒，當我對他說給他“特權”，隻需登記一下，仍然可以住在外麵的時候，他卻回答說“那可不行，還是算了”。因為他不答應，我隻好每周把他接到我的臨時公寓來（原名取洋之助宅），請他喝酒，遇到下雨或下雪的晚上，即使對他說“就在這裏住一晚再回去吧”，但到最後，都還是我親自送他回到集中營的方丈之地去。那時我總是塞給他洋酒、罐頭什麽的，但他好像都拿來請隔壁鄰舍的日本人吃了。每當那個時候，我往往裝作什麽都不知道的樣子，問他：“上周給你的酒好喝吧？”他卻隻回答一句“嗯”，便沒有了下文，這自然就露餡了。可這也是他好的地方，很符合他的性格。
是的，不能忽視他對朋友的慷慨。比如，對原理充雄、宮澤賢治、八木重吉、石川善助、尾形龜之助、逸見猶吉等的關心。另一方麵，他對品行惡劣的詩人卻絕不姑息縱容。實際上，當我時隔六十年去東京的時候，某個K姓詩人的女兒寫信告知我其父親去世的消息，並希望我向草野先生轉達問候。這時我才知道，草野似乎已經和那個既愛醉酒，又愛敲詐人，並且總是出口成髒的K絕交幾十年了。
還有一件事特別值得一提，我戰後第一次的日本之行，倘若沒有草野心平、宮川寅雄兩君的呼籲，是不可能實現的。我決不會忘記他們給予我的友情，還有中川（一政）先生、井伏鱒二先生等各位朋友，以及來自日本各界江湖之士的好意。而“發起人”宮川和草野卻都相繼辭世了。
我去年從報紙上得知草野君的離世，立即給《曆程》的編輯朝倉勇先生寄去了哀悼草野心平的文章，如果那個稿子還在，並能將之與這篇文章一並登載的話，我將感到萬分榮幸，不知如何？因為那篇文章有兩人在天山文庫所拍照片的複印件，還寫著這篇文章裏沒有的內容，所以特別希望編輯能夠一同刊登。
最後，我回想起了草野曾經對我說過的話：
“你我倆都是幾十年如一日隻會寫詩的‘詩癡’喲！”
我回答說：
“嗯，好像是那樣呢。不過我比你還要多一樣癡傻的地方呢。就是南條範夫所說的‘教癡’哦”。
當時，草野好像稍稍有些吃驚，對我笑了一下。三年前，我被重慶市授予了“山城健康老人”的名譽稱號。
草野君哦，你就這樣戴著一頂癡傻的帽子走了，而我卻還戴著“三頂癡傻的帽子”活著。不過，啥時候離去，我都沒有任何留戀了——安息吧！我的詩癡朋友，草野心平！
（1989年6月30日於重慶）
（唐先容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