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黃瀛先生都是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生於1906年,其父是重慶川東師範學校首任校長黃澤民,其母是來自日本千葉縣八日市場市的太田喜智。黃瀛先生早年就讀於日本文化學院和陸軍士官學校,而後回到中國,成為國民黨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少將特參。解放後因複雜的人生經曆和海外關係而數度入獄,及至文革結束後才成為四川外語學院日語係教授。
黃瀛從少年時代起便醉心於日語詩歌創作。1925年9月,年僅19歲的他在幾千名候選者中脫穎而出,榮登《日本詩人》“新詩人號”的首席,以明朗闊達的詩風引起了日本詩壇的注目,一舉成為詩壇的寵兒,亦是第一個在日本近代詩壇上贏得卓越聲譽的中國詩人。黃瀛於1930年出版了日語詩集《景星》,1934年出版了日語詩集《瑞枝》,受到了日本著名詩人木下杢太郎和萩原朔太郎的激賞。並與草野心平、宮澤賢治等詩人一起創辦了詩歌雜誌《銅鑼》,且與詩人高村光太郎、小說家井伏鱒二等都有過文學上的親密交往,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段膾炙人口的佳話。
黃瀛先生不幸於2005年7月30日因病仙逝,在國內和日本都引起了巨大反響。日本《朝日新聞》等主要報刊相繼刊登了紀念文章。黃瀛先生無論是作為一個有著中日兩個祖國、見證了中日兩國關係風風雨雨的智者,還是作為親曆了中國國內戰爭的傳奇軍人和飽經文革滄桑的知識分子,都蘊含著厚重的曆史意義。他傳奇般的人生足以折射出中日兩國關係的起伏和中國近百年來的多舛曆史。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日本相繼出版了《詩人黃瀛——回想篇·研究篇》(蒼土社,1984年)、佐藤龍一的《黃瀛——他的詩及奇特的一生》(日本地域社會研究所,1999年)、北條常久的《逾越國境的詩友——草野心平與光太郎·顯治·黃瀛》(風濤社,2009年)等多種著作,從傳記、文學、曆史、文化等各種角度來探討黃瀛其人和其詩作的價值,以及與日本詩人的交往。而在三省堂出版的《現代詩大事典》(安藤元雄等主編,2008年)中,也專門收錄了黃瀛先生的詞條,對黃瀛先生的詩歌藝術給予了高度評價。這些都表明,黃瀛作為卓有成就的詩人,也作為一個傳奇人物,在日本享有很高的聲譽,並越來越引起了詩歌研究者、曆史學家和中日文化論者們的濃厚興趣。
在全球化的當今世界上,“多文化間身份認同”的研究一直是近年來日本學術界關注的熱點話題,黃瀛先生作為中日混血兒,又有著中日雙重文化背景,被不少日本學者視為逾越了意識形態、政治、民族和國境,而擁有多種文化身份的代表性人物,即典型的“文化越境者”。
在這樣的背景下,四川外語學院日本學研究所與日本法政大學國際日本學研究所於2008年10月25日至26日聯合舉辦了“詩人黃瀛與多文化間身份認同”國際研討會。此次研討會作為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的重點資助項目,亦得到了日本國駐重慶總領事館的大力支持和日中友好交流協會的積極響應。日中友好交流協會會長辻井喬先生特意遠道來渝,赴會作了《民族主義與普遍性——詩人黃瀛在中日間描繪的軌跡》的主題演講。而一直致力於黃瀛研究和宮澤賢治研究的在日中國學者王敏(亦是《詩人黃瀛》一書的主編)也作了《黃瀛與日本》的主題演講。
這次研討會的宗旨就是希望通過交流中日兩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形成深化黃瀛研究和擴大問題意識的契機,不僅分析黃瀛詩歌的特色,更要梳理黃瀛的生涯以及他與宮澤賢治、草野心平等人的朋友關係,以探索多文化間身份認同的真相以及在當今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重新發現詩人黃瀛的價值,探討擁有多重文化身份者的課題及其可能性,將對構建異文化世界的共生模式具有重大的意義。顯然,研究黃瀛,並不僅僅隻是在研究曆史,因為我們還能從黃瀛走過的“曆史”中得到各種各樣的啟示。即便不能原樣照搬,但至少我們可以通過它去開拓出某些嶄新的可能性。
由於黃瀛詩歌全部是用日語寫成的,語言上的隔膜構成了中國讀者閱讀黃瀛的最大障礙,而國內的黃瀛研究也還處在剛剛起步的階段。於是,我們決定編輯出版這本《詩人黃瀛》,將黃瀛早年的兩本詩集《瑞枝》《景星》和晚年的代表性詩歌悉數翻譯成中文,以便讓中國讀者了解黃瀛的詩歌成就,並了解國內外黃瀛研究的最新動態。本書分為上編和下編兩個部分,上編收入了我們所能夠收集到的部分黃瀛代表性詩文,而下編則是中日兩國學者研究黃瀛的成果。為便於研究之用,還附錄了黃瀛生平年表和黃瀛作品年表。
需要說明的是,盡管本書的主要閱讀對象是中國讀者,但因考慮到詩歌形式在翻譯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損失”,為便於研究者們進行原始文本的研究,書中同時收錄了這些詩歌的日語原文,並保留了其原初的形態,比如保留了原詩中的舊假名、舊漢字、特有的標記、著重符號等等。出於同樣的考量,本書中《黃瀛作品年表》中的作品名也沒有翻譯成中文,而是保留了日語原文,以方便研究者們的需要。
眾所周知,詩歌翻譯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再加上黃瀛詩歌呈現的多語言性,以及時代變遷給現代日語帶來的微妙變化,更是讓黃瀛詩歌的翻譯成了近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多虧了大量日本友人和學者的鼎力相助,才得以讓現在的譯文呈現在讀者麵前。在此,我不得不舉出一長串的名字來表示由衷的感激,他們是日本法政大學名譽教授勝又浩先生、原帝塚山學院大學校長山田博光先生、早稻田大學高等研究所的小池陽博士、四川外語學院的日本專家福田繁先生、澀田惠女士。
本書作為“四川外語學院日本學研究所叢書”的首個成果,得到了日本國際交流基金和四川外語學院科研處的重點資助,並承蒙日本法政大學國際日本學研究所大力協助,在此,謹表謝忱。另外,作為本書的主編,遠在日本的王敏教授對本項目的策劃和具體實施都給予了無微不至的關懷和悉心的指導,從而得以將本書以現在的麵貌奉獻給讀者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