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瑤
中國抗戰文學是20世紀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輝煌的一頁。抗戰時期大後方文學是中國抗戰文學的主要組成部分,是中國抗戰文學的特殊風貌的典型代表。過去對抗戰時期大後方文學的研究大多是概覽式的研究,或是名家名篇個體觀照,鮮有從貫穿整個抗戰時期的文學期刊入手進行縱向的整體研究。
我們認為可以從《抗戰文藝》上的小說這種體裁入手,從期刊文學的角度,立足於文學研究本身,對《抗戰文藝》上的小說文本進行收集、整理與研究。通過深入地細讀文本,縱向整體地考察,從文學的角度確立《抗戰文藝》上小說的實際分期,理清抗戰時期大後方小說的發展脈絡,著力複現大後方小說發展的原生態圖景,從而更準確地揭示抗戰時期大後方小說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為抗戰文學研究作出自己的一份貢獻。長期以來不少論者對抗戰時期大後方小說有政治功利性突出,概念化、公式化嚴重,是中國現代小說發展的停滯甚至倒退的評價。這主要是因為缺乏具體文本研究與係統全麵的考察,是以點帶麵,以偏概全的認識。抑或由於過去的文本被遮蔽了,一些作品沒有機會與人們見麵,局限了人們的閱讀視野,影響了人們的認識判斷。我們試圖在論文中盡量使用過去較少與讀者見麵的作品來分析論述,對《抗戰文藝》做係統的梳理研究,在對抗戰小說發展階段性特征的把握中,來複現抗戰時期大後方文學的真實麵貌。
在論文中我們將突破以往三個階段的劃分方法,采取兩個階段的劃分方法,將《抗戰文藝》上的小說以第七卷第六期(即,1942年6月15日)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來研究。
一、抗戰前期大後方小說發展的文學特征
本時期,戰爭像決堤的洪水洶湧而至,打破了人們往昔的寧靜,人們的生活因戰爭而發生劇變。人們每天關心、談論的都是戰局、戰爭,戰爭儼然成為人們生活的主導麵,與人們的生活朝夕相關、緊密相連,整個社會生活的重心均以抗戰為依托。隨著局勢的步步緊逼,戰事在艱難中挺進,戰爭生活形影相隨,籠罩著這個時期,“歡笑和眼淚都‘與抗戰有關’,吃飯,戀愛和住房子也都‘與抗戰有關’”。作家在此時“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所寫的文字,都與抗戰有關,是當然的事”。他們“但凡有所作,總向著一個方向,因為也隻有一個方向”。我們對《抗戰文藝》上前期的小說做了細致地梳理,進行了整體考察,發現戰爭生活是本時期小說敘事的中心。在對戰爭生活進行觀照時,作家主要是從戰爭中(即與戰爭直接相關)來展示。作家不僅看重勝利光明的一麵,也揭發現實裏直接影響抗戰的汙穢和黑暗。《抗戰文藝》上發表的小說正是兼顧著抗戰中的光明麵和黑暗麵,對戰爭生活作立體的真實的反映,既注重戰爭場麵的展現,也不忽略後方陰暗麵。因此,這一時期的抗戰小說大都圍繞戰爭生活而展開,以抗日救亡為總的主題,從戰爭場麵和後方陰暗麵兩個方向入手,踐行真實性的創作原則,追求新聞性與紀實性的藝術表現,在戰爭生活這個範疇內高舉抗日救亡的旗幟,呈現出單一化的文學特征。
在這一部分,首先,我們對這一時期小說反映的主要內容戰爭生活的真實描繪進行論述。其次,我們分別從以“抗日救亡”占主導地位的主題,以英雄形象與陰暗形像為主的人物形像及大眾化的藝術表達三個方麵論述抗戰前期大後方小說單一中顯現豐富的文學特征。
二、抗戰後期大後方小說發展的文學特征
抗戰後期,雖然抗戰勝利的曙光在召喚,必勝的基礎已奠定,但抗戰的長期性與艱苦性也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須要刻苦奮鬥,自力更生的地方還多得很,民族本身的弱點,須要克服的,也還多得很:這又應該是貫串在一切小說中的一個主要的指標。而這一點,又必須避免標語口號,要從日常的政治社會的生活中綜合概括出典型的事象而加以有力的描寫”。因此,“文藝工作者比任何人還知道得清楚:提高全民族文化水準,改造全民族性格習俗,這是比疆場上的戰爭更艱巨,更需要長期努力的鬥爭”。而“文藝通常被比作武器,環境越不好,武器越不宜放手,越要把他磨得鋒快”。此時,戰爭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為人們所熟悉,隨著大規模的反攻行動逐漸展開,戰場上也捷報頻傳,作家們逐漸擺脫了抗戰前期“隻有隨時的心靈火花的爆發,還沒有工夫去堆起柴來,從容的燃起衝天的烽火”的寫作狀態。靠著中華全國文藝界同仁的努力,抗戰小說的創作在本時期繁榮起來,有了長足進展。作家們開始冷靜地思考這場戰爭,反觀抗戰的現實,關注的對象不再僅僅局限於戰爭本身,視域的重心逐漸向戰時人民大眾的日常生活轉移,更加關注抗戰中所反映出的現實問題。
本時期,《抗戰文藝》上的小說將視線較多集中到與戰時生活相關的日常生活上,展示戰時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為這一時期小說創作的重點。作家把抗戰多年來體驗到的生活作深入的反映與表現,“把與抗戰有關的關係擴大了”,抗戰題材的範圍也得到了相應的擴展。考察《抗戰文藝》上的小說可以看到,這一時期既有寫現代題材的,比如,文若的《煩惱》;也有寫古代題材的,比如,徐盈的《禹》通過鯀和禹在治水過程中的不同處事態度的比較,借古喻今,表達團結抗戰的願望;既有寫中國題材的,比如,姚雪垠的《夏光明》反映了抗戰爆發後的青年運動,表現了民族苦難時代年輕一輩的救國熱情;也有寫外國題材的,比如,劉盛亞(S。Y。)的《小母親》寫的是戰時德國的生活,諷刺、暴露納粹德國從精神、肉體上殘害青年的罪行,揭露德國法西斯主義專製暴行。作家的視界比抗戰前期更為廣闊,觀察也比抗戰前期深刻,開始去描寫戰時生活的方方麵麵。他們多是關心著民族的將來,關心著人民的幸福和痛苦,關心著青年一代的苦悶和磨折,關心著社會道德的墮落、風氣的敗壞等,表現的生活是全麵的而不是片麵。因此這一時期中、長篇小說開始大量湧現,抗戰小說創作出現多樣發展的局麵,不但實現了主題的多重性,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實現了多樣化,藝術上則漸趨成熟,在大眾化的文藝中追求個性化的藝術表達。
這一部分,首先,我們對這一時期小說反映的主要內容戰時生活的如實展現進行論述。其次,我們分別從主題的多重性、人物形象的多樣化與藝術表達的個性化三個方麵論證抗戰後期大後方小說走向多樣化的文學特征。
通過以上對《抗戰文藝》上的小說所進行地全麵考察、分析,可以看出,抗戰時期大後方小說明顯地以1942年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呈現出由單一向多樣化發展的文學特征。
(作者:重慶師範大學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