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民國文學史”框架與“大後方文學”（綱要）
李怡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的命名問題一直存在。國外沒有我們這樣的“現代/當代”劃分，曆史學界的“現代/近代”劃分也與我們文學研究界有別。最近10多年來，考慮到自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一係列文學與文化理想事實上依然沒有實現，近百年曆史具有延續性，而新命名的一些概念（如“新時期”）也麵臨種種的“無法持續”的危機，學界傾向於將“現代文學”的稱謂延續到今天，統稱“中國現代學”或“現代中國文學”。這都各有道理，但新的問題是：“現代”是不是一個可以無限延伸下去的概念？而且，在近百年的曆史發展與文學發展過程中，顯然有並不一致的文化格局、思想狀況與藝術趣味，我們又如何更準確地描繪出它們的差異、甄別其個性呢？
近年來，像張福貴、秦弓、郝明工等一些學者陸續提到“民國文學史”的可能性問題，或在“民國”框架下探討文學問題，但其應有的學術影響還遠遠沒有展現出來。我以為，在中國現代文學的考察中引入特殊國家形態的視角，不僅僅是呼應了中國文學史固有的秦漢唐宋元明清的國家社會形態的敘述模式，而且更有利於在一個準確的時空範圍內厘清中國作家的特殊人生體驗、社會遭遇、政治處境以及他們所依托的文化傳播方式，——恰恰是在這些對文學影響甚深的領域，中國文學因為有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而呈現出了一係列的重要差別。至少，我們可以看到：前者在“內戰”、“內亂”、“分治”之下尚未被國家的意識形態體製所馴服，保留了中國知識分子在“自然”狀態下謀生、發展和自我實現的基本形式，其經濟待遇、人際關係、寫作環境、出版傳播條件都有值得注意的特點，而後者更多地納入到了一個嚴格的國家體製的管理當中，作為“國家幹部”的中國作家更在生存環境與寫作環境方麵都較前者有了根本的不同。過去，我們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曆史表述顯然無法準確解釋其中的變化，今天，我們依據所謂的“現代性”審美追求或者“民族國家建構”的宏大目標同樣嚴重混淆了諸多的曆史差別，因為，按照這樣的邏輯，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都隻能屬於一個同樣的進程。隻有將曆史的朝代分野自覺地納入到我們觀察的視野，文學史所擁有的時空意義才會分明地凸顯出來。
對於抗戰文學與大後方文學研究而言，我以為自覺運用“民國文學史”的闡釋框架的意義也十分明顯——離開了民國的特殊生存環境與文化環境，我們是無法深入解釋中國抗戰文學與大後方文學之特殊意義的。在十七年與改革開放之初，我們曾經竭力維護解放區文學的正統地位，將一個“特區”的社會文化證明為全中國的文化，結果不僅不能彰顯這一時期文學的豐富，反而給某些海外學人留下了“凋零”的印象（如司馬長風）。其實，中國的抗戰文學之能包容國統區與解放區之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以形成這兩個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的交流與對話，也是根植於民國的社會格局。如果說，民國文學的基礎是晚清——五四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啟蒙理想（以區別於從“改造知識分子”入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那麽，在抗戰時期，即使是另有政治主張與政治信仰的中國共產黨也依然以承認這樣的啟蒙理想為自己公開的理論支撐，在《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上發表的大量的言論是以建設民主國家、踐行啟蒙藍圖為基本追求的，“啟蒙”並沒有因為“救亡”而消沉，反而借“救亡”而興起，是謂“新啟蒙運動”，而倡導、推動“新啟蒙”的又是中國共產黨人。這都證明民國文學形成共識的文化理念——無論什麽黨派，在當時都不能不承認和運用這樣的文化理念。而清理這些特殊的文化理念，正是我們深入理解中國新文學在民國時期具有的特殊麵貌的基礎。
近年來，像張福貴、秦弓、郝明工等一些學者陸續提到“民國文學史”的可能性問題，或在“民國”框架下探討文學問題，但其應有的學術影響還遠遠沒有展現出來。我以為，在中國現代文學的考察中引入特殊國家形態的視角，不僅僅是呼應了中國文學史固有的秦漢唐宋元明清的國家社會形態的敘述模式，而且更有利於在一個準確的時空範圍內厘清中國作家的特殊人生體驗、社會遭遇、政治處境以及他們所依托的文化傳播方式，——恰恰是在這些對文學影響甚深的領域，中國文學因為有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而呈現出了一係列的重要差別。至少，我們可以看到：前者在“內戰”、“內亂”、“分治”之下尚未被國家的意識形態體製所馴服，保留了中國知識分子在“自然”狀態下謀生、發展和自我實現的基本形式，其經濟待遇、人際關係、寫作環境、出版傳播條件都有值得注意的特點，而後者更多地納入到了一個嚴格的國家體製的管理當中，作為“國家幹部”的中國作家更在生存環境與寫作環境方麵都較前者有了根本的不同。過去，我們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曆史表述顯然無法準確解釋其中的變化，今天，我們依據所謂的“現代性”審美追求或者“民族國家建構”的宏大目標同樣嚴重混淆了諸多的曆史差別，因為，按照這樣的邏輯，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都隻能屬於一個同樣的進程。隻有將曆史的朝代分野自覺地納入到我們觀察的視野，文學史所擁有的時空意義才會分明地凸顯出來。
對於抗戰文學與大後方文學研究而言，我以為自覺運用“民國文學史”的闡釋框架的意義也十分明顯——離開了民國的特殊生存環境與文化環境，我們是無法深入解釋中國抗戰文學與大後方文學之特殊意義的。在十七年與改革開放之初，我們曾經竭力維護解放區文學的正統地位，將一個“特區”的社會文化證明為全中國的文化，結果不僅不能彰顯這一時期文學的豐富，反而給某些海外學人留下了“凋零”的印象（如司馬長風）。其實，中國的抗戰文學之能包容國統區與解放區之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以形成這兩個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的交流與對話，也是根植於民國的社會格局。如果說，民國文學的基礎是晚清——五四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啟蒙理想（以區別於從“改造知識分子”入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那麽，在抗戰時期，即使是另有政治主張與政治信仰的中國共產黨也依然以承認這樣的啟蒙理想為自己公開的理論支撐，在《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上發表的大量的言論是以建設民主國家、踐行啟蒙藍圖為基本追求的，“啟蒙”並沒有因為“救亡”而消沉，反而借“救亡”而興起，是謂“新啟蒙運動”，而倡導、推動“新啟蒙”的又是中國共產黨人。這都證明民國文學形成共識的文化理念——無論什麽黨派，在當時都不能不承認和運用這樣的文化理念。而清理這些特殊的文化理念，正是我們深入理解中國新文學在民國時期具有的特殊麵貌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