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戰後日本精神史中的昭和二十三年——《菊與刀》和東京審判
牛村圭 著楊柳劉靜譯
一、世紀末出現的日本論
美國的日本近現代史學家約翰·達沃的《Embracing Defeat：Japan in the Wake of WarII》一書被翻譯成《擁抱戰敗》在日本出版發行，是新世紀剛剛到來不久的事情。因為這本書獲得了1999年的利普策文學獎，於是從該書被翻譯過來之前到出現早期評論的這段時間裏，日本讀書界一味地對這部大部頭的曆史書大加評論，把它當作一部涉獵了大量史料的十分用力的著作來歡迎和讚揚，可以說對於本書的批評幾乎沒有。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以來，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在“不知戰爭的孩子們”成為絕大多數派的二十一世紀的日本，作為一本為我們講述那段我們自己已經不清楚的曆史的書籍，《擁抱戰敗》被我們所接受。作者顯然是一位鑽研日本近現代史的專家，雖然我們自己的曆史由一個外國人來寫，讀後應該為我們自己的無知而羞愧，但是作者以精湛的技藝出色地整理出如此龐大的史料，這足以讓我們讚歎。我想這才是二十一世紀我們日本讀書界應該探討的問題。
從把戰後不久的日本作為研究對象這一點來說，《擁抱戰敗》應該算是一本曆史書。然而，有一個可能比較偏執的疑問，那就是，如果是我們日本的學者，以同樣的史料作為題材，寫出一本內容相似的書出版的話，還會受到如此一邊倒的評價嗎？這大概就是公眾的接受傾向吧。正如當年昭和末期，研究日本文學的金冬楠（Donald。Keenr），取材於日本人的日記而發表了《百代之過客》，也一度引起到讀者的熱烈討論，當時善於針砭時弊的書評家百目鬼恭三郎曾說：“如果這是日本人的著作，別說獲獎，恐怕連變成鉛字都困難！”（《解體新著》）
《擁抱戰敗》確實是以大量史料作為敘述基礎嘔心瀝血而寫就的作品。其實過去外國人所作的日本研究中也不乏新鮮且尖銳的觀點，稍後我會簡單談及。然而，看到如此龐大的史料被一個個地總結展開，發現其中很多地方都使人懷疑作者並沒有對史料進行認真的考證，不過這是應該另起題目去討論的課題，在此無須贅述。這部書給我的印象是，與其說它是一本研究書，不如說是一部紀實文學。讓人產生如此印象，恐怕一個原因就是對史料的考證不夠充分。作為一本讀物，這部書所到之處人人讚不絕口也就罷了，甚至在平成十三年大佛次郎論壇獎的特別獎頒獎時，連一個專門研究外交史和經濟學的評審員也給予該書最高的讚美之辭，這就多少讓人覺得過了火。
二、曆史重現
從我國對《擁抱戰敗》給予最高讚美的歡迎程度來看，以前也有過相似的一件事情，這促使我想到：曆史重現了。
首先，關於本書，我必須要說，作者具有令人驚歎的學術能力，（中略）他采集了這麽多重要的史料（盡管看上去是些極為瑣碎的日常小事，但卻是非常重要的事實），根據這些史料從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中描繪出一幅栩栩如生的人間萬象，並對此進行分析，推導出一些基本的，對整體具有決定意義的特征。固然不能說這一個一個的事實完全沒有誤解的成分，況且他的分析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我將在後麵對此進行說明，但盡管如此，作者能夠分析到如此深刻的地步，足以讓我們驚歎，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
這段很容易讓人誤以為是對達沃的著作的評論出自研究法社會學的東京大學教授川島武宣之手。事情要追溯到半個世紀之前了，這是一九四九年（昭和二十四年），學術雜誌《民族學研究》（第十四卷第四號）刊登的論文中的一部分。上麵這段引文中，寫著“中略”的部分裏有一句話：“盡管作者從來沒有來過日本……”，這初步可以讓我們找到一些線索。在仍然處於占領下的昭和一十四年，有一本由外國研究者寫就的日本研究曾引起日本社會的廣泛關注，引文內容就是關於這部日本研究的著作所發表的論文。這部被稱為《擁抱戰敗》的先例的作品，就是美國文化人類學者本尼迪克特的《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pattern of Japanese Culture》，翻譯為《菊與刀——日本文化模式》。
這部書翻譯出版後的第二年，《民族學研究》編輯了專刊《〈菊與刀〉告訴我們什麽》，川島的文章與和十哲朗、柳田國男、男博、有賀喜左衛門等人的有關《菊與刀》的論文都在這期專刊中刊登了出來。當然，這次專刊中，對本尼迪克特的評價並不隻有讚美。如和十哲朗就說：“我認為這本書就算有很多價值，但起碼它沒有學術價值。”，可見其對該書展開了頗為激烈的批評。但是，東大教授川島卻給予《菊與刀》相當高的評價，他寫道：“試問我們日本的學者誰能不去美國就能把美國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描寫分析得如此成功呢？”（《民族學研究》第263頁）東大教授川島的見解以及現在對達沃的近著的反應使我們看到日本思想史中存在著這樣的特征：對那些比我們更了解自己的外國人所做的日本研究，人們總是備加青睞。
長穀川鬆治的譯作是在昭和二十三年十一月出版的。美國人類學的始祖鮑阿斯的高徒本尼迪克特是一位已經寫有《Patterns of Cultures》一書，在文化人類學上卓然一家的女學者。然而，《菊與刀》並不是一本純粹的學術研究著作，因為它的完成不是受內在的學術上的理性好奇心的驅使，而是受命於美軍戰時情報局而進行的研究，也就是說它的產生是在發揮文化人類學的專業特長為國策服務的前提下進行的國民性研究。
回想起來，當時的日本成了最不好過的對象。在戰爭時期，幾乎凡是有關美國和英國的東西都被日本百姓憎恨，人們把英美當成了敵人，他們抗拒、貶低、痛罵英美，而不願去對英美進行更多的了解。對英美，人們形容他們是魔鬼和畜牲，甚至還給英美兩字加上反犬旁，後來又把起源於美國的體育運動，如棒球等換成日語說法，如此等等現在看來有些滑稽的趣聞不少。另一方麵，在國家決策層，高木八尺或者清澤冽這樣的學者以及新聞工作者中的美國通們在政治上都不再被重用，甚至被雪藏。連以英美為作戰對手的陸軍都疏遠了菲律賓攻略時的最高司令本間雅晴中將那樣精通英語的軍人，而主要重用了解德國和中國的人才。
把“知汝敵”作為美利堅合眾國國家政策的一環而進行的一本國民性研究，《菊與刀》可謂碩果累累。這本書英文原著沒有來得及在戰爭結束那年出版，而是在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六年才出版發行。甚至在今天的北美，隻要去稍大點的書店轉轉，駐足於有關日本的書架旁，大都能看到這本《菊與刀》。兩年後，日本也出版了日文版的《菊與刀》，並且一版再版，有人認為它是與《安妮日記》並稱為日本戰後最暢銷的翻譯著作之一。從題目看，“菊”象征日本人喜歡美好事物的一麵，“刀”象征軍國主義好戰的一麵，分析日本人思維中這種完全相反的兩麵性，正是本尼迪克特的研究目標。顯然，她不是為日本讀者而寫的。然而，對剛剛結束戰爭的日本人來說，譯本《菊與刀》告訴我們：你們就是這樣的國民。而正是民眾善意的接受，使該書作為暢銷書在戰後曆史上書寫了光輝的一筆。
三、成為日本論經典的《菊與刀》
和川島一起為《民族學研究》專刊撰文的民俗學學者柳田國男曾在預測本尼迪克特的這本書的反響時寫道：
我想，從人們平時不經意間頻繁使用的語言來論述，貫穿於內心深處的人生觀和社會法這樣的治學風格，恐怕就是以這部應該紀念的著作開始，逐漸傳入日本的。
誠然，戰前日本也有像九鬼周造的《粹的構造》這樣的日本研究，但是九鬼的論著是江戶時代末期的審美意識論，他並沒抱有把外國作為批判和比較的對象而積極引入的態度。我們回顧戰後的日本研究和日本文化研究的曆史，會發現柳田國男的預言完全得到了應驗。以高速發展期的1970（昭和四十五）年年初出版的土居健郎的《依賴心理結構》為發端，以“平時不經意間頻繁使用的語言”為研究對象的日本研究和日本人研究達到鼎盛。這樣一來《菊與刀》不僅是一本二戰中外國人做的日本研究，也成了日本人的日本研究和日本人研究的規範，這其實並不是作者本尼迪克特本來的意圖。戰後不久，對失去國民認同感、新的自我規範體係尚未確立的日本國民來說，《菊與刀》提供了一個視點，它告訴人們日本人就是這樣的一種國民，這無疑在戰後精神史上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當然，《菊與刀》在戰後半個世紀中並不是一直享有很高的評價。關於本尼迪克特最多的批評就是她把世界文化分為“罪感文化”和“恥感文化”兩種，並把日本歸為後者，然後，在對這兩種文化進行價值評判後，主張“罪感文化”優於“恥感文化”。
戰後的日本，昭和50年代之前，關於《菊與刀》接受意識的變遷，可以從西義之的《〈菊與刀〉新讀》（PHP研究所，一九三八年）看出端倪。作者批評把文化二分法作為價值評判標準，其實針對的就是《菊與刀》。例如，在對日本及歐洲文明進行深入討論時，在晚年接觸到《菊與刀》的竹山道雄（《外國人的日本文化批判》講談社學術文庫1984年收）也說“本尼迪克特的一切，在學術方法上都是不成體統的”，並反駁說“一切文化都是相對的”。“文化中有許多不同的個性，不能說孰優孰劣”。所以，對這樣的評價應該稍加研究討論。
竹山的主張，可以看成是文化相對主義的主張。然而，本尼迪克特本人也是終其一生文化相對主義的研究者。她在確立其學者地位的著作《Patterns of Cultures（New York，1934）》中明確寫道：“今天，當我們研究社會的時候，沒有比充分考慮文化相對主義更重要的工作了。”，而第一次把這本《Pattern of Cultures》的方法論應用於研究近代社會的成果，就是《菊與刀》的誕生。本尼迪克特也確實在《菊與刀》中多次強調相對主義的重要性。其中最為明顯的一節，就是下麵這段話。
在今天這個從事文化客觀研究的時代裏，我們認為“真正的尊嚴”乃是不同民族可以下不同定義的東西。今天一些美國人倡言，除非我們強迫日本人遵循我們的平等主義，否則他們就不配擁有自尊。這些人都犯了“我族中心主義”的錯誤。
作為文化相對主義者的自信可見一斑。通讀《菊與刀》全篇，本尼迪克特闡述“罪感文化”優於“恥感文化”的內容僅有下麵這一段：
恥辱感的作用在美國也日益增強，而罪惡感卻不像過去那麽強烈了。在美國這種現象被解釋為道德的鬆弛。這種說法雖有幾分道理，但這是因為我們並不認為恥辱感可以構成道德的基礎……日本人是以恥辱感為原動力的。
對於本尼迪克特進行價值評判的批判並非無的放矢。美國學者中也有不同形式的批評，比如有人指責作者研究中途恰逢美日交戰無法訪日尚可理解，戰後也沒有去日本考察就說不過去了。不過回頭來看，對作者的“界定”進行批判的有建設性的研究成果並不多。要斟酌一部經典著作，理清同時代的文脈關係才是最重要的。
“文化相對主義曾淩駕於西歐文化中心主義之上，它以批判用單一標準片麵評價其他文化為出發點。這在《菊與刀》中也反映了出來，要製服敵國日本，就要盡量從歐美人持有的偏見和價值觀上突破。本尼迪克特作為外國人所作的日本研究，其實充滿了偏見。”
青木保主張從共時的觀點解釋文化相對主義，我想引用他的話來做一個總結。戰後日本文化論中，達到經典地位的《菊與刀》給我們提供了源源不斷地思考點，對該著作主要的批判是本尼迪克特把世界文化分為“罪感文化”和“恥感文化”兩種，二者相互之間毫無關係，並且前者優於後者，這其實是外國人把歐洲優越作為前提進行的日本研究。然而這樣的批判可以說是不合理的解釋，是誤讀。
《菊與刀》所使用的日本研究以及日本文化研究的論調，在其後20世紀70年代的高度增長期開始逐步向主張日本優越的姿態轉變。哈佛大學的日本研究者沃格爾在《日本第一》（1979）中的聲援助威，使日本文化研究成為一大種類。
四、《菊與刀》的負麵遺產
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是把少有偏見的文化相對主義的理論應用於日本社會，以推行對日戰爭、順利占領日本為目的的研究，然而卻留下了與作者意圖無關的遺產。其一是，從柳田國男預言的“平時無意中頻繁使用的語言”著眼的無意識文化論，其二是，論述中把日本和日本人看成是沒有多樣性的同一性集團的寫法。也就是說，它所描繪的日本人不是以每個人的個性為前提的Japanese People，而是合為一體的The Japanese。為了貫徹“知汝敵”的對日政策所寫的許多觀點在學術上都引起了爭論。
其實，把日本人說成是同一集團的觀點是非常奇怪的。這就像一邊聲稱不了解美國人的典型特征就不能做出關於美國人的研究，一邊又大張旗鼓地寫日本研究一樣。深究這本書，它其實和“日本是獨一無二的國民”這一觀點有所聯係，同時也對在海外形成的日本民族主義進行了批判。
實際上，80年代出版的由彼得·戴爾寫的《The Myth of Japanese Uniqueness》（New York，1986）就曾試圖用實例把這種設想日本優越的日本研究一個一個地駁倒。不過，通曉多國語言的作者的文字，讓人嗅到了炫耀的意味。由於作者的論述可以用執拗來形容，因而學界也沒有人願意駁斥他，這場論戰不了了之。但是，戴爾的書中對無意識文化論和日本文化論所給出的警告，其意義是非常重要的。
達沃在《擁抱戰敗》中提出的尖銳觀點甚至與《菊與刀》的方法論反差極大。或許正因為如此，達沃雖然在大部分作品中提到了本尼迪克特，但從未言及有關《菊與刀》的一切。作為論述占領期日本的著作，這給人留下了有意忽視《菊與刀》的印象。或者說他根本就沒有認可《菊與刀》的意義。在占領期以及戰後的日本，本尼迪克特為戰敗的國民提供了規範自己的框架，其功績在《擁抱戰敗》中沒有被提及，實在令人費解。
但是，達沃所提出的觀點，其重要性可以說充分地彌補了這一欠缺。那就是有意避免描述一元性的日本，譯本開頭《寫給日本的讀者》中有下麵一段話，是一個深知日本文化弊端的人發出的強有力的宣言。
實際上是不存在什麽“日本文化”和“日本傳統”的東西，說實話，甚至根本不存在什麽日本。然而，我們卻不能不說“日本文化Japanese culture”和“日本傳統Japanese traditions”，我們應該稱之為“日本Japans”，這才貼近日本曆史的史實，貼近現今日本社會的實際。根據這些表現可以把日本同世界比較，使人能夠對日本有一個全新的理解，今後我們還要為此不斷努力。
通觀這本共660頁的英文原著，完全沒有提到戰後日本文化的經典著作，這和《菊與刀》的寫作手法完全不同。從研究方法上來說，《擁抱戰敗》確實先進了一步。
雖然獲得了相同的讚詞，但是《菊與刀》因為描繪一元的日本而留下了負麵的遺產。盡管如此，《菊與刀》在思考戰後日本精神史上依然有不可磨滅的功績，這是事實，也就是剛才所說的，它為剛剛戰敗的日本國民提供了界定自己的框架。其實為日本人提供界定自己的框架的，也不隻是這部外國學者所做的日本研究。與《菊與刀》翻譯出版同一年的昭和二十三年十一月裏發生了一件事情，這個事件也在告訴人們：日本國民，你們就是這樣的國民。
五、東京審判的精神史
這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的判決（多數派判決）。
1945年（昭和二十年）7月26日，在美、英、中三國的倡導下，發表了《中美英三國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其中第十條說道：“吾人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但對於包括虐待俘虜在內的戰爭犯罪人，將處以法律之裁判。”這表明了要把處罰戰犯作為投降條款之一，這就是東京審判的起源。這樣一個作為聯合國軍占領政策的一環而決定實施的“勝利者的判決”，在昭和二十一年五月三日以二十八名戰時指揮官作為被告開庭（缺席三人，其中病死兩人，一人免訴），以昭和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這二十五人全員被判有罪（絞首七人，終身監禁十六人，有期徒刑二人）而休庭。與國際軍事法庭判決納粹黨有所不同，東京審判中，除了東條英機以外其他被告都是不為人知的人物，因而開庭當時以及其後的曆史中，在世界史的脈絡裏，東京國際軍事法庭都不那麽引人注目。
然而它給日本國民的影響卻是深遠的。昭和二十一年六月四日，檢察當局開庭陳詞時，首席檢察官約瑟夫季南宣布：“全世界包括被告在內極少數人為了自己的個人意誌而對人類施以私刑，他們這是對文明的宣戰。”於是，這個判決成了“文明的判決”，不僅為他們聯合國標榜文明，而且聲稱他們“文明”宣戰的對象不是日本全體人民，而是包括被告在內的極少數人。又說：“我們能夠輕而易舉地看到他們給同胞們帶來了什麽。與人們的記述相比，事實更具雄辯。”他指責道，追根溯源，給日本帶來空襲災難的人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這些極少數的人。他們自己對日本進行無差別空襲，卻說引發事端的是這些被告，這樣的說法怎麽看都是借口。但我們暫且不說這是一個再一次使日本明顯成為犧牲者的發言。
在戰爭中，小日本是東洋鬼子，而隻有死了的小日本就是好的小日本，如此概括日本人，從聯合國方麵的所作所為來考慮，這是一個極具政治意圖的發言。對“極少數人”追究戰爭責任，而對其他日本人給與事實上的免責，使占領軍在施政上能夠得到協助，否定日本軍國主義從而能夠使統治日本普通民眾變得輕而易舉。戰敗不到一年，這樣的架構就擺在了日本國民的麵前。
這樣開始的對日國際軍事審判還存有另一麵。當初雖然日本被占領軍占領，但是規定上訴時間是昭和二十三年一月一日以後。日本國民並不知道戰爭中、戰爭後的相關曆史事實，於是審判也成了向日本國民灌輸“曆史真相”的方法。法庭上始終對原告聯合國過去的行動視而不見，而是單方麵地為戰敗國日本判罪。昭和二十三年十一月的多數派正式判決就這樣進行了，這也是對日本近代史的一種曆史解讀，展現了對戰敗國日本判罪的一種曆史觀。然而，作為沒有討論餘地的一元曆史論，它是有些不健全的。如果要保證思考的健全，最理想的解讀曆史的方法還是多元化的曆史觀。
昭和二十七年解除占領的同時也恢複了言論自由，批判東京審判的言論也成為可能。在那樣的氛圍中出現的注重多元化的言論，包含了強烈反擊審判史觀的情緒，一下又導致了二元化，使思想出現了僵直化的傾向。
如“東京審判史觀”這樣的說法一時間傳遍街頭巷尾，讓人倍感新鮮的同時也不經意間招致東京審判的信奉者和反對者的對立。然而有很多人沒有看過審判的原始史料，卻很不理性地濫用現有解釋發表主張。
近年來論壇中提出了“自虐史觀”這樣的說法，也同樣演變出自虐史觀和非自虐史觀的兩方對立。或許正因為如此，雜誌上的東京審判特集中，不管什麽時候，隻要出現諸如剛剛解除占領的這段時期、紀錄片《東京審判》完成上映的昭和五十八年以及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樣的內容，就會讓人讀起來感覺很新鮮。這不能不說是人們普遍的認識沒有得到提升的證據。
六、小結
昭和二十三年十一月，在戰敗剛剛過去三年後，東京審判給日本國民灌輸了一種日本曆史解釋，同時《菊與刀》譯本也以一個全新的學科——文化人類學的成果被介紹給日本的國民，使日本國民得到了一個界定自己的機會。被強迫灌輸戰敗國史觀的日本國民們，其後也不知不覺地以《菊與刀》為規範來寫關於日本人的研究論著，呈現出了一片痛快淋漓之態，這反映出了戰後日本精神史的一麵。
昭和二十三年秋，這兩種外來思想襲擊了日本，它們的共同點是：都是由別人為我們自己設定的規範。這樣的外來思想在沒有硝煙之中俘虜了日本人，營造了戰後的氛圍，甚至這樣的外來思想至今也沒有完全清除。昭和二十三年秋是一個在思考戰後曆史中出現的諸多問題時不能忽視的時刻。
一、世紀末出現的日本論
美國的日本近現代史學家約翰·達沃的《Embracing Defeat：Japan in the Wake of WarII》一書被翻譯成《擁抱戰敗》在日本出版發行，是新世紀剛剛到來不久的事情。因為這本書獲得了1999年的利普策文學獎，於是從該書被翻譯過來之前到出現早期評論的這段時間裏，日本讀書界一味地對這部大部頭的曆史書大加評論，把它當作一部涉獵了大量史料的十分用力的著作來歡迎和讚揚，可以說對於本書的批評幾乎沒有。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以來，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在“不知戰爭的孩子們”成為絕大多數派的二十一世紀的日本，作為一本為我們講述那段我們自己已經不清楚的曆史的書籍，《擁抱戰敗》被我們所接受。作者顯然是一位鑽研日本近現代史的專家，雖然我們自己的曆史由一個外國人來寫，讀後應該為我們自己的無知而羞愧，但是作者以精湛的技藝出色地整理出如此龐大的史料，這足以讓我們讚歎。我想這才是二十一世紀我們日本讀書界應該探討的問題。
從把戰後不久的日本作為研究對象這一點來說，《擁抱戰敗》應該算是一本曆史書。然而，有一個可能比較偏執的疑問，那就是，如果是我們日本的學者，以同樣的史料作為題材，寫出一本內容相似的書出版的話，還會受到如此一邊倒的評價嗎？這大概就是公眾的接受傾向吧。正如當年昭和末期，研究日本文學的金冬楠（Donald。Keenr），取材於日本人的日記而發表了《百代之過客》，也一度引起到讀者的熱烈討論，當時善於針砭時弊的書評家百目鬼恭三郎曾說：“如果這是日本人的著作，別說獲獎，恐怕連變成鉛字都困難！”（《解體新著》）
《擁抱戰敗》確實是以大量史料作為敘述基礎嘔心瀝血而寫就的作品。其實過去外國人所作的日本研究中也不乏新鮮且尖銳的觀點，稍後我會簡單談及。然而，看到如此龐大的史料被一個個地總結展開，發現其中很多地方都使人懷疑作者並沒有對史料進行認真的考證，不過這是應該另起題目去討論的課題，在此無須贅述。這部書給我的印象是，與其說它是一本研究書，不如說是一部紀實文學。讓人產生如此印象，恐怕一個原因就是對史料的考證不夠充分。作為一本讀物，這部書所到之處人人讚不絕口也就罷了，甚至在平成十三年大佛次郎論壇獎的特別獎頒獎時，連一個專門研究外交史和經濟學的評審員也給予該書最高的讚美之辭，這就多少讓人覺得過了火。
二、曆史重現
從我國對《擁抱戰敗》給予最高讚美的歡迎程度來看，以前也有過相似的一件事情，這促使我想到：曆史重現了。
首先，關於本書，我必須要說，作者具有令人驚歎的學術能力，（中略）他采集了這麽多重要的史料（盡管看上去是些極為瑣碎的日常小事，但卻是非常重要的事實），根據這些史料從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中描繪出一幅栩栩如生的人間萬象，並對此進行分析，推導出一些基本的，對整體具有決定意義的特征。固然不能說這一個一個的事實完全沒有誤解的成分，況且他的分析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我將在後麵對此進行說明，但盡管如此，作者能夠分析到如此深刻的地步，足以讓我們驚歎，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
這段很容易讓人誤以為是對達沃的著作的評論出自研究法社會學的東京大學教授川島武宣之手。事情要追溯到半個世紀之前了，這是一九四九年（昭和二十四年），學術雜誌《民族學研究》（第十四卷第四號）刊登的論文中的一部分。上麵這段引文中，寫著“中略”的部分裏有一句話：“盡管作者從來沒有來過日本……”，這初步可以讓我們找到一些線索。在仍然處於占領下的昭和一十四年，有一本由外國研究者寫就的日本研究曾引起日本社會的廣泛關注，引文內容就是關於這部日本研究的著作所發表的論文。這部被稱為《擁抱戰敗》的先例的作品，就是美國文化人類學者本尼迪克特的《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pattern of Japanese Culture》，翻譯為《菊與刀——日本文化模式》。
這部書翻譯出版後的第二年，《民族學研究》編輯了專刊《〈菊與刀〉告訴我們什麽》，川島的文章與和十哲朗、柳田國男、男博、有賀喜左衛門等人的有關《菊與刀》的論文都在這期專刊中刊登了出來。當然，這次專刊中，對本尼迪克特的評價並不隻有讚美。如和十哲朗就說：“我認為這本書就算有很多價值，但起碼它沒有學術價值。”，可見其對該書展開了頗為激烈的批評。但是，東大教授川島卻給予《菊與刀》相當高的評價，他寫道：“試問我們日本的學者誰能不去美國就能把美國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描寫分析得如此成功呢？”（《民族學研究》第263頁）東大教授川島的見解以及現在對達沃的近著的反應使我們看到日本思想史中存在著這樣的特征：對那些比我們更了解自己的外國人所做的日本研究，人們總是備加青睞。
長穀川鬆治的譯作是在昭和二十三年十一月出版的。美國人類學的始祖鮑阿斯的高徒本尼迪克特是一位已經寫有《Patterns of Cultures》一書，在文化人類學上卓然一家的女學者。然而，《菊與刀》並不是一本純粹的學術研究著作，因為它的完成不是受內在的學術上的理性好奇心的驅使，而是受命於美軍戰時情報局而進行的研究，也就是說它的產生是在發揮文化人類學的專業特長為國策服務的前提下進行的國民性研究。
回想起來，當時的日本成了最不好過的對象。在戰爭時期，幾乎凡是有關美國和英國的東西都被日本百姓憎恨，人們把英美當成了敵人，他們抗拒、貶低、痛罵英美，而不願去對英美進行更多的了解。對英美，人們形容他們是魔鬼和畜牲，甚至還給英美兩字加上反犬旁，後來又把起源於美國的體育運動，如棒球等換成日語說法，如此等等現在看來有些滑稽的趣聞不少。另一方麵，在國家決策層，高木八尺或者清澤冽這樣的學者以及新聞工作者中的美國通們在政治上都不再被重用，甚至被雪藏。連以英美為作戰對手的陸軍都疏遠了菲律賓攻略時的最高司令本間雅晴中將那樣精通英語的軍人，而主要重用了解德國和中國的人才。
把“知汝敵”作為美利堅合眾國國家政策的一環而進行的一本國民性研究，《菊與刀》可謂碩果累累。這本書英文原著沒有來得及在戰爭結束那年出版，而是在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六年才出版發行。甚至在今天的北美，隻要去稍大點的書店轉轉，駐足於有關日本的書架旁，大都能看到這本《菊與刀》。兩年後，日本也出版了日文版的《菊與刀》，並且一版再版，有人認為它是與《安妮日記》並稱為日本戰後最暢銷的翻譯著作之一。從題目看，“菊”象征日本人喜歡美好事物的一麵，“刀”象征軍國主義好戰的一麵，分析日本人思維中這種完全相反的兩麵性，正是本尼迪克特的研究目標。顯然，她不是為日本讀者而寫的。然而，對剛剛結束戰爭的日本人來說，譯本《菊與刀》告訴我們：你們就是這樣的國民。而正是民眾善意的接受，使該書作為暢銷書在戰後曆史上書寫了光輝的一筆。
三、成為日本論經典的《菊與刀》
和川島一起為《民族學研究》專刊撰文的民俗學學者柳田國男曾在預測本尼迪克特的這本書的反響時寫道：
我想，從人們平時不經意間頻繁使用的語言來論述，貫穿於內心深處的人生觀和社會法這樣的治學風格，恐怕就是以這部應該紀念的著作開始，逐漸傳入日本的。
誠然，戰前日本也有像九鬼周造的《粹的構造》這樣的日本研究，但是九鬼的論著是江戶時代末期的審美意識論，他並沒抱有把外國作為批判和比較的對象而積極引入的態度。我們回顧戰後的日本研究和日本文化研究的曆史，會發現柳田國男的預言完全得到了應驗。以高速發展期的1970（昭和四十五）年年初出版的土居健郎的《依賴心理結構》為發端，以“平時不經意間頻繁使用的語言”為研究對象的日本研究和日本人研究達到鼎盛。這樣一來《菊與刀》不僅是一本二戰中外國人做的日本研究，也成了日本人的日本研究和日本人研究的規範，這其實並不是作者本尼迪克特本來的意圖。戰後不久，對失去國民認同感、新的自我規範體係尚未確立的日本國民來說，《菊與刀》提供了一個視點，它告訴人們日本人就是這樣的一種國民，這無疑在戰後精神史上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當然，《菊與刀》在戰後半個世紀中並不是一直享有很高的評價。關於本尼迪克特最多的批評就是她把世界文化分為“罪感文化”和“恥感文化”兩種，並把日本歸為後者，然後，在對這兩種文化進行價值評判後，主張“罪感文化”優於“恥感文化”。
戰後的日本，昭和50年代之前，關於《菊與刀》接受意識的變遷，可以從西義之的《〈菊與刀〉新讀》（PHP研究所，一九三八年）看出端倪。作者批評把文化二分法作為價值評判標準，其實針對的就是《菊與刀》。例如，在對日本及歐洲文明進行深入討論時，在晚年接觸到《菊與刀》的竹山道雄（《外國人的日本文化批判》講談社學術文庫1984年收）也說“本尼迪克特的一切，在學術方法上都是不成體統的”，並反駁說“一切文化都是相對的”。“文化中有許多不同的個性，不能說孰優孰劣”。所以，對這樣的評價應該稍加研究討論。
竹山的主張，可以看成是文化相對主義的主張。然而，本尼迪克特本人也是終其一生文化相對主義的研究者。她在確立其學者地位的著作《Patterns of Cultures（New York，1934）》中明確寫道：“今天，當我們研究社會的時候，沒有比充分考慮文化相對主義更重要的工作了。”，而第一次把這本《Pattern of Cultures》的方法論應用於研究近代社會的成果，就是《菊與刀》的誕生。本尼迪克特也確實在《菊與刀》中多次強調相對主義的重要性。其中最為明顯的一節，就是下麵這段話。
在今天這個從事文化客觀研究的時代裏，我們認為“真正的尊嚴”乃是不同民族可以下不同定義的東西。今天一些美國人倡言，除非我們強迫日本人遵循我們的平等主義，否則他們就不配擁有自尊。這些人都犯了“我族中心主義”的錯誤。
作為文化相對主義者的自信可見一斑。通讀《菊與刀》全篇，本尼迪克特闡述“罪感文化”優於“恥感文化”的內容僅有下麵這一段：
恥辱感的作用在美國也日益增強，而罪惡感卻不像過去那麽強烈了。在美國這種現象被解釋為道德的鬆弛。這種說法雖有幾分道理，但這是因為我們並不認為恥辱感可以構成道德的基礎……日本人是以恥辱感為原動力的。
對於本尼迪克特進行價值評判的批判並非無的放矢。美國學者中也有不同形式的批評，比如有人指責作者研究中途恰逢美日交戰無法訪日尚可理解，戰後也沒有去日本考察就說不過去了。不過回頭來看，對作者的“界定”進行批判的有建設性的研究成果並不多。要斟酌一部經典著作，理清同時代的文脈關係才是最重要的。
“文化相對主義曾淩駕於西歐文化中心主義之上，它以批判用單一標準片麵評價其他文化為出發點。這在《菊與刀》中也反映了出來，要製服敵國日本，就要盡量從歐美人持有的偏見和價值觀上突破。本尼迪克特作為外國人所作的日本研究，其實充滿了偏見。”
青木保主張從共時的觀點解釋文化相對主義，我想引用他的話來做一個總結。戰後日本文化論中，達到經典地位的《菊與刀》給我們提供了源源不斷地思考點，對該著作主要的批判是本尼迪克特把世界文化分為“罪感文化”和“恥感文化”兩種，二者相互之間毫無關係，並且前者優於後者，這其實是外國人把歐洲優越作為前提進行的日本研究。然而這樣的批判可以說是不合理的解釋，是誤讀。
《菊與刀》所使用的日本研究以及日本文化研究的論調，在其後20世紀70年代的高度增長期開始逐步向主張日本優越的姿態轉變。哈佛大學的日本研究者沃格爾在《日本第一》（1979）中的聲援助威，使日本文化研究成為一大種類。
四、《菊與刀》的負麵遺產
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是把少有偏見的文化相對主義的理論應用於日本社會，以推行對日戰爭、順利占領日本為目的的研究，然而卻留下了與作者意圖無關的遺產。其一是，從柳田國男預言的“平時無意中頻繁使用的語言”著眼的無意識文化論，其二是，論述中把日本和日本人看成是沒有多樣性的同一性集團的寫法。也就是說，它所描繪的日本人不是以每個人的個性為前提的Japanese People，而是合為一體的The Japanese。為了貫徹“知汝敵”的對日政策所寫的許多觀點在學術上都引起了爭論。
其實，把日本人說成是同一集團的觀點是非常奇怪的。這就像一邊聲稱不了解美國人的典型特征就不能做出關於美國人的研究，一邊又大張旗鼓地寫日本研究一樣。深究這本書，它其實和“日本是獨一無二的國民”這一觀點有所聯係，同時也對在海外形成的日本民族主義進行了批判。
實際上，80年代出版的由彼得·戴爾寫的《The Myth of Japanese Uniqueness》（New York，1986）就曾試圖用實例把這種設想日本優越的日本研究一個一個地駁倒。不過，通曉多國語言的作者的文字，讓人嗅到了炫耀的意味。由於作者的論述可以用執拗來形容，因而學界也沒有人願意駁斥他，這場論戰不了了之。但是，戴爾的書中對無意識文化論和日本文化論所給出的警告，其意義是非常重要的。
達沃在《擁抱戰敗》中提出的尖銳觀點甚至與《菊與刀》的方法論反差極大。或許正因為如此，達沃雖然在大部分作品中提到了本尼迪克特，但從未言及有關《菊與刀》的一切。作為論述占領期日本的著作，這給人留下了有意忽視《菊與刀》的印象。或者說他根本就沒有認可《菊與刀》的意義。在占領期以及戰後的日本，本尼迪克特為戰敗的國民提供了規範自己的框架，其功績在《擁抱戰敗》中沒有被提及，實在令人費解。
但是，達沃所提出的觀點，其重要性可以說充分地彌補了這一欠缺。那就是有意避免描述一元性的日本，譯本開頭《寫給日本的讀者》中有下麵一段話，是一個深知日本文化弊端的人發出的強有力的宣言。
實際上是不存在什麽“日本文化”和“日本傳統”的東西，說實話，甚至根本不存在什麽日本。然而，我們卻不能不說“日本文化Japanese culture”和“日本傳統Japanese traditions”，我們應該稱之為“日本Japans”，這才貼近日本曆史的史實，貼近現今日本社會的實際。根據這些表現可以把日本同世界比較，使人能夠對日本有一個全新的理解，今後我們還要為此不斷努力。
通觀這本共660頁的英文原著，完全沒有提到戰後日本文化的經典著作，這和《菊與刀》的寫作手法完全不同。從研究方法上來說，《擁抱戰敗》確實先進了一步。
雖然獲得了相同的讚詞，但是《菊與刀》因為描繪一元的日本而留下了負麵的遺產。盡管如此，《菊與刀》在思考戰後日本精神史上依然有不可磨滅的功績，這是事實，也就是剛才所說的，它為剛剛戰敗的日本國民提供了界定自己的框架。其實為日本人提供界定自己的框架的，也不隻是這部外國學者所做的日本研究。與《菊與刀》翻譯出版同一年的昭和二十三年十一月裏發生了一件事情，這個事件也在告訴人們：日本國民，你們就是這樣的國民。
五、東京審判的精神史
這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的判決（多數派判決）。
1945年（昭和二十年）7月26日，在美、英、中三國的倡導下，發表了《中美英三國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其中第十條說道：“吾人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但對於包括虐待俘虜在內的戰爭犯罪人，將處以法律之裁判。”這表明了要把處罰戰犯作為投降條款之一，這就是東京審判的起源。這樣一個作為聯合國軍占領政策的一環而決定實施的“勝利者的判決”，在昭和二十一年五月三日以二十八名戰時指揮官作為被告開庭（缺席三人，其中病死兩人，一人免訴），以昭和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這二十五人全員被判有罪（絞首七人，終身監禁十六人，有期徒刑二人）而休庭。與國際軍事法庭判決納粹黨有所不同，東京審判中，除了東條英機以外其他被告都是不為人知的人物，因而開庭當時以及其後的曆史中，在世界史的脈絡裏，東京國際軍事法庭都不那麽引人注目。
然而它給日本國民的影響卻是深遠的。昭和二十一年六月四日，檢察當局開庭陳詞時，首席檢察官約瑟夫季南宣布：“全世界包括被告在內極少數人為了自己的個人意誌而對人類施以私刑，他們這是對文明的宣戰。”於是，這個判決成了“文明的判決”，不僅為他們聯合國標榜文明，而且聲稱他們“文明”宣戰的對象不是日本全體人民，而是包括被告在內的極少數人。又說：“我們能夠輕而易舉地看到他們給同胞們帶來了什麽。與人們的記述相比，事實更具雄辯。”他指責道，追根溯源，給日本帶來空襲災難的人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這些極少數的人。他們自己對日本進行無差別空襲，卻說引發事端的是這些被告，這樣的說法怎麽看都是借口。但我們暫且不說這是一個再一次使日本明顯成為犧牲者的發言。
在戰爭中，小日本是東洋鬼子，而隻有死了的小日本就是好的小日本，如此概括日本人，從聯合國方麵的所作所為來考慮，這是一個極具政治意圖的發言。對“極少數人”追究戰爭責任，而對其他日本人給與事實上的免責，使占領軍在施政上能夠得到協助，否定日本軍國主義從而能夠使統治日本普通民眾變得輕而易舉。戰敗不到一年，這樣的架構就擺在了日本國民的麵前。
這樣開始的對日國際軍事審判還存有另一麵。當初雖然日本被占領軍占領，但是規定上訴時間是昭和二十三年一月一日以後。日本國民並不知道戰爭中、戰爭後的相關曆史事實，於是審判也成了向日本國民灌輸“曆史真相”的方法。法庭上始終對原告聯合國過去的行動視而不見，而是單方麵地為戰敗國日本判罪。昭和二十三年十一月的多數派正式判決就這樣進行了，這也是對日本近代史的一種曆史解讀，展現了對戰敗國日本判罪的一種曆史觀。然而，作為沒有討論餘地的一元曆史論，它是有些不健全的。如果要保證思考的健全，最理想的解讀曆史的方法還是多元化的曆史觀。
昭和二十七年解除占領的同時也恢複了言論自由，批判東京審判的言論也成為可能。在那樣的氛圍中出現的注重多元化的言論，包含了強烈反擊審判史觀的情緒，一下又導致了二元化，使思想出現了僵直化的傾向。
如“東京審判史觀”這樣的說法一時間傳遍街頭巷尾，讓人倍感新鮮的同時也不經意間招致東京審判的信奉者和反對者的對立。然而有很多人沒有看過審判的原始史料，卻很不理性地濫用現有解釋發表主張。
近年來論壇中提出了“自虐史觀”這樣的說法，也同樣演變出自虐史觀和非自虐史觀的兩方對立。或許正因為如此，雜誌上的東京審判特集中，不管什麽時候，隻要出現諸如剛剛解除占領的這段時期、紀錄片《東京審判》完成上映的昭和五十八年以及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樣的內容，就會讓人讀起來感覺很新鮮。這不能不說是人們普遍的認識沒有得到提升的證據。
六、小結
昭和二十三年十一月，在戰敗剛剛過去三年後，東京審判給日本國民灌輸了一種日本曆史解釋，同時《菊與刀》譯本也以一個全新的學科——文化人類學的成果被介紹給日本的國民，使日本國民得到了一個界定自己的機會。被強迫灌輸戰敗國史觀的日本國民們，其後也不知不覺地以《菊與刀》為規範來寫關於日本人的研究論著，呈現出了一片痛快淋漓之態，這反映出了戰後日本精神史的一麵。
昭和二十三年秋，這兩種外來思想襲擊了日本，它們的共同點是：都是由別人為我們自己設定的規範。這樣的外來思想在沒有硝煙之中俘虜了日本人，營造了戰後的氛圍，甚至這樣的外來思想至今也沒有完全清除。昭和二十三年秋是一個在思考戰後曆史中出現的諸多問題時不能忽視的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