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日戰爭中的世界語運動與抗日救國宣傳運動
[韓國]崔學鬆
一、引言
在20世紀中國的世界語運動與革命運動進程中，世界語與革命運動是有著複雜關聯的話語和曆史實踐。例如在中日戰爭爆發前期，世界語運動與文字革命運動熱潮，以及中日戰爭時期的以世界語所進行的抗日救國宣傳運動模式都清晰地體現了這一關聯。
本文將世界語與革命之關聯的生成情景定為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延安、重慶地區開展的世界語運動與抗戰宣傳運動，並試圖揭示中日戰爭時期的世界語運動實踐如何影響了反戰求和平的宣傳運動的進程。
近30年來，世界語運動逐漸進入旨在重新認識與反思中國革命的學術領域，並吸引了來自曆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及語言社會學等不同學科的眾多海內外學者加入研究行列。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是將世界語運動的曆史考察與反戰和平共生的一般題域相勾連的一次初步嚐試：一方麵，在中國世界語運動的大眾性這一問題意識下，通過對中國世界語者之活動的具體曆史考察，以求重新審視抗戰宣傳運動，另一方麵則通過中日戰爭中的具體曆史情境探究世界語運動與革命的關聯，反過來又為深入把握世界語運動大眾性的曆史特性開拓新的路徑。
本文首先考察日中戰爭爆發前的世界語運動如何與抗日救國曆史鏈接，進而考察世界語運動如何推動革命政權逐步開展抗戰宣傳運動。此外，在戰爭曆史過程中，本文還試圖具體地把握世界語運動的大眾化、國際化問題。
二、中日戰爭爆發前的世界語運動
1921年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為中共）成立，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政黨第一次登上了政治舞台。1925年在上海發生的反對日本資本家剝削工人，導致流血衝突的“五卅”事件，是中共指導工人運動的早期活動。從當時胡愈之編輯的《東方雜誌》的“五卅事件臨時增刊”中可以見到一些線索。當時，上海的六個世界語團體也向世界發出了“抗議書”。
此後，胡愈之整理國外的世界語界的反應，寫成《五卅事件和世界語界》的文章，發表在《綠光》第4卷第1號上。他在文章的最後強調：“關於此次的事件我們有兩種感想。其一，五卅慘殺事件，在世界語界中喚醒同情，可見公道自在人心。其二，愛國運動必須關注對外宣傳，而對外宣傳重要的手段就是世界語。”這個事件，成為了中國的世界語運動與國內的政治鬥爭結合的端緒。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伴隨國際政治和經濟狀況變化，俄國的十月革命成功，國際間已經明顯地存在著兩大陣營。這兩個陣營的相持，也影響了世界語運動。於是，在代表“中立主義”的國際世界語協會以外，出現了其他一些國際組織，尤其最有代表性的組織是全世界超民族協會（Sennacieca Asocio Tutmonda，簡稱為SAT）。
可是，由於對民族獨立運動的立場的不同，1931年，SAT在荷蘭召開第11次大會的時候，左翼會員正式宣言了脫離這個組織設立另外的組織——統一委員會（IUK）。1932年8月，統一委員會在柏林召開了無產階級世界語者國際（Internacio de Proletaraj Esperantistoj、簡稱為IPE）的成立大會。IPE的主要工作，除了出版委員會發行的《國際主義者》和各種書籍以外，最重要是發行《PEK》（無產階級世界語通訊）。這種形勢，對中國世界語運動帶來了極大的影響。
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了對中國東北地區的侵略擴張。中共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黃尊生在回想錄中陳述：“1931年滿州事變後，日軍占領沈陽，翌年發生了上海事變。上海的戰鬥還沒結束之前，又出現了偽滿州國政權。”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給中國社會各階層，特別是文化知識界帶來了巨大的影響。1936年抗日統一戰線結成後，世界語者們在“以世界語來解放中國”的標語下，積極地開展了活動。
滿州事變後，漢口世界語學會聯合全國20多個世界語團體發表宣言，向世界各國的世界語者揭露了在中國的日本勢力擴張。向各國世界語者傳達日本軍暴行的最初的資料，是漢口世界語學會主辦的月刊雜誌《希望》（La Espero）。
在這種社會背景下，1931年11月3日中共指導的第一個世界語組織——中國左翼世界語者聯盟（以下，簡稱為語聯）在上海成立了。當時，語聯在上海，是屬於中共指導下的文化界外圍組織“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的團體。“左翼作家聯盟”、“左翼社會科學者聯盟”、“左翼戲劇作品家聯盟”、“左翼美術家聯盟”等左翼文化團體也屬於“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語聯的活動，是從1931年開始到日中戰爭全麵發動的1937年為止，大約持續了5年以上，促使了中國世界語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相結合、相關聯。隨著日軍占領東三省，中國世界語運動與中國民眾的抗日運動越來越密切相連。
語聯成立後，主要進行了兩個方麵的活動。對內，發行了《中國普羅世界語者》（中國無產階級世界語者的機關出版物），在積極開展大眾宣傳的同時，也組織了工人世界語講習會。1932年7月中國世界語函授教育學公司和世界語書店成立，主要的工作是世界語教材的編寫。對外，IPE加盟，進行世界語的國際通訊的工作，展開了對外抗日宣傳活動。
三、中日戰爭中的對外抗日宣傳活動與世界語運動
1937年中日戰爭全麵爆發以後，北平和上海相繼被日軍所占領，促使更多的世界語者參加了抗日救國運動。世界語成為有力的宣傳手段，用世界語進行國際宣傳活動達到了新的高潮。
1938年3月，方善境和傅牆城在漢口創辦了雜誌《東方呼聲》（Vocoj el Oriento），宣傳抗日鬥爭。同年9月遷移到香港，直到1940年終刊，共出刊34期。這個刊物，大量刊載了有關解放區與八路軍方麵的文章，一部分資料是直接從解放區來的，突破了國民黨的信息封鎖。
隨著中日戰爭全麵開戰，聚集在陝甘寧邊區的革命知識分子越來越多，世界語運動也被傳播起來了。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一部分世界語者與中共中央一起來到了延安。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件以後，中共中央在抗日軍政大學設立了首次世界語講座。1938年4月，隨著延安的世界語者的增加，需要建立世界語組織迫在眉睫。在邊區文化協會和抗日救亡協會工作的王玉福、黃乃、王仲方等世界語者的積極努力，和吳玉章的支持下，1938年5月6日，建立了中共解放區第一個世界語組織——延安世界語者協會。1939年創刊了《延安世界語者》（Jan-an Esperantisto）。這個雜誌發行到各解放區，同時也被發送到國內外的世界語者。該雜誌，用世界語及時報道了陝甘寧區的戰時情況、中共中央的抗日方針戰略，以及毛澤東的《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
這一時期，武漢成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許多世界語者也匯集在武漢。這時郭沫若正在籌建第三廳，於是第三廳下設的第七處的世界語宣傳活動開始了。此後，日軍迫近漢口，其活動地遷移到了重慶。1939年創刊了對外宣傳刊物《中國報道》（Heroldo de Cinio）。
在眾多的抗戰宣傳世界語刊物中，《中國報道》占著重要的位置。其編輯的主旨，是通過世界語把戰時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各領域的抗戰狀況發送到世界各國。其編輯內容，包括時事評論和數據報告（交戰回數、死者和傷者數、戰爭俘虜的狀況等），以及戰時動向和國際輿論的介紹。並且積極致力於介紹國共雙方的評論。
這樣，中日戰爭時期的重慶成為了世界語運動的重要基地。1944年秋天，《中國報道》的排字房被撤銷。可是，為了持續發刊、翟健雄等世界語者籌辦排字房，設立了“世界出版社”。為了解決經費問題，從1944年10月開始從月刊改為不定期發行。1945年3月，政治部下令撤銷了文化工作委員會，《中國報道》也就結束了其曆史使命。
四、結束語
本文試圖在中日戰爭時期的抗戰宣傳運動題域下重新審視世界語運動的作用，並通過中國世界語者的活動具體考察世界語與抗日戰爭的關聯來揭示中國國內的世界語問題不僅是語言問題，而且是與抗日宣傳運動等革命複雜相關聯的政治問題。雖然世界語作為語言問題曾在20年代的國內文字革命當中得到很大的重視，但本文敘事的宗旨在於中日戰爭時期的國內世界語運動和世界語者的抗日救國宣傳運動曆史進程。
同時，日本和朝鮮半島的共產主義運動受到軍國主義勢力壓製的時候，中國國內的民族解放運動與日本、朝鮮半島的共產主義運動聯合起來，攜手共同抵抗。隨著1940年代的中日戰爭擴大，東亞世界語逐漸成為了克服民族主義、主張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們聯合的紐帶。對於這些跨國界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與世界語運動的聯合合作等問題，將作為今後的課題。
一、引言
在20世紀中國的世界語運動與革命運動進程中，世界語與革命運動是有著複雜關聯的話語和曆史實踐。例如在中日戰爭爆發前期，世界語運動與文字革命運動熱潮，以及中日戰爭時期的以世界語所進行的抗日救國宣傳運動模式都清晰地體現了這一關聯。
本文將世界語與革命之關聯的生成情景定為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延安、重慶地區開展的世界語運動與抗戰宣傳運動，並試圖揭示中日戰爭時期的世界語運動實踐如何影響了反戰求和平的宣傳運動的進程。
近30年來，世界語運動逐漸進入旨在重新認識與反思中國革命的學術領域，並吸引了來自曆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及語言社會學等不同學科的眾多海內外學者加入研究行列。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是將世界語運動的曆史考察與反戰和平共生的一般題域相勾連的一次初步嚐試：一方麵，在中國世界語運動的大眾性這一問題意識下，通過對中國世界語者之活動的具體曆史考察，以求重新審視抗戰宣傳運動，另一方麵則通過中日戰爭中的具體曆史情境探究世界語運動與革命的關聯，反過來又為深入把握世界語運動大眾性的曆史特性開拓新的路徑。
本文首先考察日中戰爭爆發前的世界語運動如何與抗日救國曆史鏈接，進而考察世界語運動如何推動革命政權逐步開展抗戰宣傳運動。此外，在戰爭曆史過程中，本文還試圖具體地把握世界語運動的大眾化、國際化問題。
二、中日戰爭爆發前的世界語運動
1921年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為中共）成立，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政黨第一次登上了政治舞台。1925年在上海發生的反對日本資本家剝削工人，導致流血衝突的“五卅”事件，是中共指導工人運動的早期活動。從當時胡愈之編輯的《東方雜誌》的“五卅事件臨時增刊”中可以見到一些線索。當時，上海的六個世界語團體也向世界發出了“抗議書”。
此後，胡愈之整理國外的世界語界的反應，寫成《五卅事件和世界語界》的文章，發表在《綠光》第4卷第1號上。他在文章的最後強調：“關於此次的事件我們有兩種感想。其一，五卅慘殺事件，在世界語界中喚醒同情，可見公道自在人心。其二，愛國運動必須關注對外宣傳，而對外宣傳重要的手段就是世界語。”這個事件，成為了中國的世界語運動與國內的政治鬥爭結合的端緒。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伴隨國際政治和經濟狀況變化，俄國的十月革命成功，國際間已經明顯地存在著兩大陣營。這兩個陣營的相持，也影響了世界語運動。於是，在代表“中立主義”的國際世界語協會以外，出現了其他一些國際組織，尤其最有代表性的組織是全世界超民族協會（Sennacieca Asocio Tutmonda，簡稱為SAT）。
可是，由於對民族獨立運動的立場的不同，1931年，SAT在荷蘭召開第11次大會的時候，左翼會員正式宣言了脫離這個組織設立另外的組織——統一委員會（IUK）。1932年8月，統一委員會在柏林召開了無產階級世界語者國際（Internacio de Proletaraj Esperantistoj、簡稱為IPE）的成立大會。IPE的主要工作，除了出版委員會發行的《國際主義者》和各種書籍以外，最重要是發行《PEK》（無產階級世界語通訊）。這種形勢，對中國世界語運動帶來了極大的影響。
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了對中國東北地區的侵略擴張。中共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黃尊生在回想錄中陳述：“1931年滿州事變後，日軍占領沈陽，翌年發生了上海事變。上海的戰鬥還沒結束之前，又出現了偽滿州國政權。”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給中國社會各階層，特別是文化知識界帶來了巨大的影響。1936年抗日統一戰線結成後，世界語者們在“以世界語來解放中國”的標語下，積極地開展了活動。
滿州事變後，漢口世界語學會聯合全國20多個世界語團體發表宣言，向世界各國的世界語者揭露了在中國的日本勢力擴張。向各國世界語者傳達日本軍暴行的最初的資料，是漢口世界語學會主辦的月刊雜誌《希望》（La Espero）。
在這種社會背景下，1931年11月3日中共指導的第一個世界語組織——中國左翼世界語者聯盟（以下，簡稱為語聯）在上海成立了。當時，語聯在上海，是屬於中共指導下的文化界外圍組織“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的團體。“左翼作家聯盟”、“左翼社會科學者聯盟”、“左翼戲劇作品家聯盟”、“左翼美術家聯盟”等左翼文化團體也屬於“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語聯的活動，是從1931年開始到日中戰爭全麵發動的1937年為止，大約持續了5年以上，促使了中國世界語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相結合、相關聯。隨著日軍占領東三省，中國世界語運動與中國民眾的抗日運動越來越密切相連。
語聯成立後，主要進行了兩個方麵的活動。對內，發行了《中國普羅世界語者》（中國無產階級世界語者的機關出版物），在積極開展大眾宣傳的同時，也組織了工人世界語講習會。1932年7月中國世界語函授教育學公司和世界語書店成立，主要的工作是世界語教材的編寫。對外，IPE加盟，進行世界語的國際通訊的工作，展開了對外抗日宣傳活動。
三、中日戰爭中的對外抗日宣傳活動與世界語運動
1937年中日戰爭全麵爆發以後，北平和上海相繼被日軍所占領，促使更多的世界語者參加了抗日救國運動。世界語成為有力的宣傳手段，用世界語進行國際宣傳活動達到了新的高潮。
1938年3月，方善境和傅牆城在漢口創辦了雜誌《東方呼聲》（Vocoj el Oriento），宣傳抗日鬥爭。同年9月遷移到香港，直到1940年終刊，共出刊34期。這個刊物，大量刊載了有關解放區與八路軍方麵的文章，一部分資料是直接從解放區來的，突破了國民黨的信息封鎖。
隨著中日戰爭全麵開戰，聚集在陝甘寧邊區的革命知識分子越來越多，世界語運動也被傳播起來了。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一部分世界語者與中共中央一起來到了延安。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件以後，中共中央在抗日軍政大學設立了首次世界語講座。1938年4月，隨著延安的世界語者的增加，需要建立世界語組織迫在眉睫。在邊區文化協會和抗日救亡協會工作的王玉福、黃乃、王仲方等世界語者的積極努力，和吳玉章的支持下，1938年5月6日，建立了中共解放區第一個世界語組織——延安世界語者協會。1939年創刊了《延安世界語者》（Jan-an Esperantisto）。這個雜誌發行到各解放區，同時也被發送到國內外的世界語者。該雜誌，用世界語及時報道了陝甘寧區的戰時情況、中共中央的抗日方針戰略，以及毛澤東的《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
這一時期，武漢成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許多世界語者也匯集在武漢。這時郭沫若正在籌建第三廳，於是第三廳下設的第七處的世界語宣傳活動開始了。此後，日軍迫近漢口，其活動地遷移到了重慶。1939年創刊了對外宣傳刊物《中國報道》（Heroldo de Cinio）。
在眾多的抗戰宣傳世界語刊物中，《中國報道》占著重要的位置。其編輯的主旨，是通過世界語把戰時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各領域的抗戰狀況發送到世界各國。其編輯內容，包括時事評論和數據報告（交戰回數、死者和傷者數、戰爭俘虜的狀況等），以及戰時動向和國際輿論的介紹。並且積極致力於介紹國共雙方的評論。
這樣，中日戰爭時期的重慶成為了世界語運動的重要基地。1944年秋天，《中國報道》的排字房被撤銷。可是，為了持續發刊、翟健雄等世界語者籌辦排字房，設立了“世界出版社”。為了解決經費問題，從1944年10月開始從月刊改為不定期發行。1945年3月，政治部下令撤銷了文化工作委員會，《中國報道》也就結束了其曆史使命。
四、結束語
本文試圖在中日戰爭時期的抗戰宣傳運動題域下重新審視世界語運動的作用，並通過中國世界語者的活動具體考察世界語與抗日戰爭的關聯來揭示中國國內的世界語問題不僅是語言問題，而且是與抗日宣傳運動等革命複雜相關聯的政治問題。雖然世界語作為語言問題曾在20年代的國內文字革命當中得到很大的重視，但本文敘事的宗旨在於中日戰爭時期的國內世界語運動和世界語者的抗日救國宣傳運動曆史進程。
同時，日本和朝鮮半島的共產主義運動受到軍國主義勢力壓製的時候，中國國內的民族解放運動與日本、朝鮮半島的共產主義運動聯合起來，攜手共同抵抗。隨著1940年代的中日戰爭擴大，東亞世界語逐漸成為了克服民族主義、主張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們聯合的紐帶。對於這些跨國界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與世界語運動的聯合合作等問題，將作為今後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