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鄭振鐸·李文衡·重慶圖書館·黃裳
陳福康為了保護和搶救侵華戰爭劫火下處於危亡狀態的中國珍本圖書，鄭振鐸在抗戰期間置個人生死於度外，一直毅然堅守在上海。上海“孤島”完全淪陷後，他來不及撤退，又失去了經濟來源，雖然有時仍然到處設法湊錢買書，但為了養活一家老小，有時也不得不出售自己的藏書以換米。1943年5月30日，鄭振鐸在日記中寫道：“如以‘購’書‘售’，視‘書’為工具，為籌碼，則購書亦未始非經商之一道。無奈予購之則不忍複‘出’，萬不得已欲出，則必躊躇萬端，徒添一番苦痛。且在窘迫時出之，則又被製於坊賈，受其抑價，大是無聊。何時始能斷然割‘愛’乎？”這段自白，真實生動地反映了他的悲憤的心情。
其實，這個時候他已經開始較多地出售藏書了。僅僅在幾天前，5月24日，他就剛剛托開明書店的老板章雪村，將自己的《四部叢刊》初編、二編、三編全部賣出，得款三萬元。當時物價飛漲，紙幣貶值，聽聽好大一筆錢，實際經不起怎麽用。這三萬元的一萬，他即用來還清以前借雪村的錢，此外還須還賬3000多元，所餘之款還不夠四五個月的家用。《四部叢刊》是張元濟先生主編影印的大型叢書。初編共350種，2112冊（後出縮印本，共400冊）；二編81種，500冊；三編73種，500冊（因戰爭爆發而未印全）。這套叢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是文史研究工作者必備的。所以，他在上海“孤島”淪陷後被迫離家單身隱居時，便把這幾櫥書都托人偷偷運到他蟄居的地方。可見，他是實在沒有辦法，才忍痛先把它出售的。無非是考慮到這套書將來如果有條件想再買，比較容易到手；另外，它的部數較多，稍許賣得出幾個錢來。
可是過了不久，6月19日，他為還債，又托雪村賣掉了自己隱居時隨身帶著的一部《百衲本二十四史》，得一萬元。《百衲本二十四史》，也是張元濟主編影印的大型叢書，上等連史紙精印，六開大本共820冊。所收各史都精心挑選了當時公認為最好的或最早的一種版本，其中如有缺損的地方還用其他版本配補。這樣收集綴合而成，就像和尚所穿的“百衲衣”，故名之為“百衲本”。不用說，這是當時曆史研究工作中最基本的資料和標準的本子，為研究者所必備。他咬咬牙先把它賣掉，也是出於與上述出售《四部叢刊》一樣的考慮。但一萬元錢，隻不過可以用作兩個多月的生活費而已。而就在收到這筆款的同一天，他還給傳新書店的所欠書款，就有13500元。這真正是“挖肉補瘡”啊！
接著令他傷心的，是出售一部《學海類編》。那也是張元濟主持影印的，是清代曹溶等人編訂的一部綜合性的叢書，匯輯了唐宋至清初諸書的零篇散帙，分“經翼”、“史參”、“子類”、“集餘”四類，共431種，815卷。此書他也放在手頭，時常要用。好幾次有朋友慫恿他出讓，他總是不舍得。但這時，權衡再三，還是賣了。所得的錢，卻還不夠半個月的家用。
這些大部頭的、以後相對比較易得的整套的影印書賣出後，到1943年底，他竟不得不考慮出賣一批自己長年累月搜集、十分寶愛的明版書了。這些書，本來是他一本本、一部部從各書店、各書賈那裏費盡心力和財力選購來的；現在，他卻又得一本本、一部部寫出書目，供書賈去看了。他的藏書那麽多，以前因為忙，沒有工夫好好整理編目；現在，為了出讓，因買者需要先看書目，倒迫使他硬著頭皮、咬緊牙關去編寫書目。試想，這對他來說，是多麽痛苦而又傷心的事情啊！
1944年1月8日，那一天又陰又冷，他躲在屋裏寫了一篇《紉秋山館行篋書目跋》。“紉秋山館”是他為自己取的一個“書齋名”，所謂“行篋書”，表明這也是他搬往匿居處隨身帶的一批書。共明刊本280種，還有元刊本二種、明抄本等12種（此外，他還有明刊本約2000多種，因非隨身所攜，所以未入此目）。人所共知，宋版書最稀罕，元版也值錢，為什麽鄭振鐸不多收一點宋元版，而獨獨多藏明本呢？他在這篇書目跋文中作了說明：他之收書，頗與眾不同，凡於公私藏書處可以借到的，便往往不收，因為要省錢。而必用的書，如《二十四史》、《十三經》、《九通》之類，他又隻買近刊本或影印本，而不取古本，因為前者價錢便宜，且縮印本更易於庋藏。因此，他注重訪求、每見必收的，主要有兩類：一是《四庫存目》中著錄之書，一是《四庫》未收之書。而宋、元以前之書，《四庫》所遺不多，獨明代書則《四庫》存目及未收者特夥。所以，他的藏書便也以明代書為獨多。可見，他是一個有戰略眼光的學者型的藏書家，而這些書完全是他研究所需之物，非不得已，他怎麽舍得出售？
從今存他寫在台曆上的簡單日記看，1月10日記有“至張宅送書”，11日又送書去，13日“送書目至張處”，17日“訪張，為售書事也”，19日又載“遇張，售書事仍未有結果。可見購固不易，售亦甚難也”。直到2月7日，“夜，晤張，售書事大約可辦妥”。8日，送第一批書去。12日，取得第一批書款。
鄭振鐸當年日記中經常寫到的“張”有好幾位，如張耀翔、張蔥玉等，據我研究，這裏寫的售書對象的“張”，是張叔平。叔平原名振鋆，叔平是字，一字子羽，晚號蜷廠。張叔平與鄭振鐸同齡，長沙人，乃清末大臣、著名教育家張百熙之子。戰前，叔平曾將故家嶽雲樓藏書40萬冊，在上海設聖澤書藏。又為上海國際出版社社長，刊印大量中英對照書籍，影響甚廣。1950年代，任澳門華僑大學圖書館館長，並在香港設東方圖書館。1970年卒於港，享年七十三。存世有《蜷廠遺稿》。又據說，張叔平在戰後曾是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的代表，同時又曾在中共秘密戰線潘漢年領導下做過一點情報工作。
鄭振鐸是什麽時候認識叔平的，今已不得而知。至少，上海淪陷之初，他們為買“嘉業堂”的書，已經很熟悉了。著名藏書家、嘉業堂主劉承斡《壬午讓書紀事》記：1942年秋，“鄭西諦（名振鐸）介施韻秋來言，謂有人欲購餘藏書，願出價貳百萬。餘以縹緗非生利之物，若能售去，以經營貨殖，逐什一之利，彌補家用，未始非計。是時方在鈔目，西諦謂前途急欲他往，隻須將宋元明及各精鈔本目錄交閱，即行訂約，其餘不妨鈔好再交。買方為張叔平，聲氣甚廣，南潯之書可由渠請領‘搬出證’，日軍方麵彼可接洽，不致有阻雲雲。”施韻秋本是嘉業堂藏書樓的主任，當時曾幫助鄭振鐸為國家收購古書。
其實，對劉氏嘉業堂藏書，鄭振鐸秘密組織的“文獻保存同誌會”早在一年前就已經為國家購買了一些。隻是嘉業堂藏書數量甚多，劉氏開價又高，公家經費有限，所以他們隻能挑選了一部分嘉業堂存放在上海的重要善本。現在，上海已完全淪陷於日寇鐵蹄之下，重慶有關方麵便再也不能匯錢過來，鄭振鐸擔心剩餘的劉氏藏書，特別是在南潯的嘉業堂藏書遭到損失，所以就動員、介紹張叔平購買。一則，張是有錢人；二則，張有辦法同日本人打交道。10月21日，鄭振鐸和施韻秋還做了雙方買賣的中證人。但後來兩方在買賣中發生矛盾，鬧得很不愉快，鄭振鐸便於1943年1月29日寫信聲明退出中證。再後來，兩方還因此引起訴訟，各找後台，敵偽高官也紛紛介入，鬧得不可開交。直至抗戰勝利後，由徐森玉等人出麵調解，才經有關當局擺平此事。這且按下不表。
但此時鄭振鐸與張叔平是朋友，而且，他自己也因生活所迫而向張出售藏書了。後來，鄭振鐸還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編輯影印《長樂鄭氏匯印傳奇》及《明季史料叢書》，也都得到張叔平的幫助。今北京國家圖書館珍藏“西諦書庫”中有一冊《長氏鄭氏匯印傳奇》，上有題詞：“叔平先生古道熱腸，助人救世，日不暇給。此書之得於亂離之代印成問世，全藉叔平先生之力，固不僅予一人私衷感之也。夫古書之亡佚者多矣，漢唐寫本傳者絕罕，流沙遺簡、敦煌卷子存什一於千萬耳。即宋元以來，刊版盛行而不及千載，宋版之存者有幾？元版之存者有幾？殆皆可屈指計之也。亡於兵燹，亡於水火，亡於無知婦孺之手，亡於商賈與衛道者之手，無時無地不遭厄運。而存之則艱，傳之尤難，每有皓首窮經畢生著述，而身沒之後遺著蕩然者。遠者不論，即清代諸樸學大師之作未能傳世者，豈在少數。但有有力者能為古人之著述化身千百，其承前啟後之功固不在學人專家之下也。叔平先生願力弘偉，繼此必複將有所刊布也歟！書成之日，敬奉貽一部並略抒所見以質高明。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二日，鄭振鐸拜書。”（這裏要提請注意的是，上引題詞和該書鄭振鐸寫的《序》、牌記等，均有意寫為“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乃是為了迷惑敵偽，實際寫於1944年）。這部題贈張叔平的書，牌記還注明是“特製贈送本”的第二本。題詞對張作了很高的評價，但該書後來卻仍在鄭振鐸家裏，未知何故。是不是鄭這時對張已經有點看法，因此最後沒有送張？還是後來張竟然把這本書賣了，而被鄭買回？
再回到這年年初，他在賣給張叔平一批書之前特地奮力撰寫的那篇三千餘言的書目長跋中，除了說明自己收書的特點等以外，還特意論述了這批書的性質，表明得來不易，聚之更難，隱含希望得主珍惜，勿使散佚之深意。確實，像他這樣的大學者有目的地精心積累的一批書，決不等於零散單本的簡單聚集，其學術價值是很高的。他此後被迫出售的藏書，幾乎每次都特地這樣撰寫書目長跋，生怕受主不了解這一點。如他後來賣給周作民的書，賣給中華書局的書等，都是如此。周作民、中華書局都領會了鄭振鐸的意思，將那些書一直妥善保存；然而張叔平後來的表現就差得多了。
1945年8月12日，即鄭振鐸得知日本戰敗的第二天，他在日記中寫道：“外麵情形尚未平定，因條件尚未簽字也。昨有擾亂，故今日戒嚴。下午，又睡，因昨日興奮過度，幾半夜未睡也。六時許，飯畢出，至鳳處，談至十時歸。聞叔平書事，頗為不滿。”這天，他本來是十分興奮的，但在張鳳舉處聽到有關張叔平的書的事情後，就生氣了。這可能還是張以前購買嘉業堂藏書之事吧。（按，此事到1946年1月由有關當局了結。）
到1948年5月15日，鄭振鐸日記寫道：“晨，士保送叔平書目來，心中別有所感，頗不痛快！”（此日又記：“下午，心緒殊為惡劣，幾乎一事不能做也。”可能也是與張叔平事有關的）。這次文海書店（舊書鋪）老板韓士保送來的張叔平欲出售的書目，讓鄭振鐸看了“頗不痛快”，估計是其中包括了前述鄭振鐸抗戰時期因生活所迫而出讓給他的那些書吧？5月17日，鄭振鐸日記又記：“士保送叔平所藏善本來，頗有所感。此君好大喜功，但頗有‘賣空買空’之處。可憐，唯有‘書’堪賣耳。曾力勸其‘退’，惜不能聽，在‘亂世’頗有應付之才，在勝利後，則失其作用矣。故作事非‘踏實’不可，一弄玄虛，便入魔道矣。”可見，鄭振鐸曾苦口婆心地勸諭過他。
可惜，鄭振鐸1948年下半年的日記今未見，也不知道後來張賣書的情況如何。隻知道原先鄭振鐸的那批“紉秋山館行篋書”，後來經過韓士保之手，轉售給了四川商人、藏書家“榮先閣”的李文衡。文衡後來回憶說：“1948年冬，韓君持《紉秋山館行篋書目》一冊來。雲鄭振鐸先生亟需旅費，願以此冊所有書出讓。書目後有長跋，全冊為鄭先生手書。詢以所需之數，當即照數贈送。三日後送書來，每部書末有鄭先生手書‘長樂鄭振鐸藏書’七字。讀跋文後，深知鄭先生求書備極辛苦，常常節衣縮食以購書，真是難能可貴。”（《天津李氏榮先閣藏書雜記》，按，李氏原籍天津）其實，文衡並不認識鄭振鐸，但因久仰鄭的大名，所以一聽鄭先生有困難，立即出力相助。待讀了鄭的長跋後，更是深受教育。
當時鄭振鐸“亟需旅費”，是事實。鄭振鐸後來有回憶文章道：“當1948年之冬，解放大軍將要南下的時候，留居在上海的愛國人士們隨時有被瘋狂的蔣匪特務所殺害的危險……黨派了人來也要我走。我決心動身到香港去。黨告訴我說：你不是欠了不少債麽？我們替你還罷。這時，正在解放戰爭之際，一分錢都是很可寶貴的，我怎麽忍心接受黨的這筆錢呢？結果是賣掉了幾部書作路費而上船。”（《把一切獻給黨》）鄭振鐸在這裏說得很清楚，他隻是賣掉了“幾部書”作路費，根本不需要賣那麽多書。再說，那批“紉秋山館行篋書”早就已經屬於張叔平的了，所以根本不是韓士保說的是鄭振鐸“願以此冊所有書出讓”。肯定是韓士保獲悉鄭振鐸“亟需旅費”而賣書一事後，便乘機打出鄭振鐸的大名來出賣那批“紉秋山館行篋書”，因為以這樣的名義可以賣出好價錢。這當然也很可能正是張叔平想出來的主意。
然而，買者李文衡深受鄭振鐸的愛國精神的教育，一直把這批一共232種書，包括鄭振鐸寫的書目與跋文，好好地珍藏著。新中國成立後，1952年，文衡主動把這些珍貴的書，連同鄭振鐸親筆寫的書目和跋文，完整地捐獻給了重慶市圖書館。我與文衡老先生通過信，他告訴我，這件事鄭振鐸直到逝世也並不知道。文衡此舉不求名，不求利（直到晚年他才寫了一篇《天津李氏榮先閣藏書雜記》披露此事），真令我們非常地欽佩！
這個故事，本來到此就結束了，而且非常圓滿。豈料過了五六十年，又鬧出來了一場熱鬧的公案。
2007年，《山西文學》雜誌連續發表沈某的《黃裳：愛書不能這麽愛》、《一個老“黃迷”的傾訴》等文，列舉了老作家黃裳的四篇文章《關於“紉秋山館”》、《上海的舊書鋪》、《買書記趣》、《擬書話·西行書簡》中對那批“紉秋山館行篋書”的“四種說法”，並“概括如下”（因為沈文嚕蘇，所以這裏隻能將其“概括”再行概括，但仍然文字缺少邏輯）：一，黃裳在解放前夕看到了鄭振鐸寄售（陳按，此說不確）的紉秋山館行篋藏書，以為可以作為借口利用一番。二，麵對文海書店的嘉業堂藏書，愛好古代版本的黃裳動心了。三，黃裳以“保存”、“救出”鄭振鐸藏書的名義，找到一位朋友（即沈某）借錢。四，結果，黃裳購買的卻是嘉業堂珍貴古書。
沈某文章發表時，《山西文學》時任主編韓某也多次發表按語和文章。韓某畢竟是作家，他的概括就簡明得多，而且頗抓住要害：“黃以搶救鄭振鐸的一批書為名，借沈XX的銀元金條，去買了嘉業堂散出的宋版書這件事，當初找那樣的借口就錯了，過後不還錢而以不符某值的書相抵更錯，多年後又誣陷對方借他的書不還，更是錯上加錯。為了弭平這些凹陷，隻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寫文章遮掩，言多必失，反而露了餡兒。”韓某並用了激將法：“黃先生對此事若有辯白文章，寄來我們也會發表。”但沒想到，一貫文風犀利勇於筆戰的黃先生，居然一聲不吭。韓某等人便在一片嘲笑聲中得勝收兵。
說實話，我對沈某、韓某二人是一直沒有好感的，而黃裳因有學問，我很尊重他。沈某是有名的“文壇騙子”，熱心為漢奸文人翻案，甚至膽敢造謠造到毛澤東、周恩來的頭上，因此受過單位組織上的嚴重處分。韓某油腔滑調，老不正經，被人斥為“文壇痞子”，他竟反以為榮，文風學風都令人討厭。這二人還在責問黃裳的同時亂泄私憤，謾罵他人。但此二人上麵所說的事涉及鄭振鐸先生，研究者必須實事求是地做出判斷，不能以人廢言。我願意初步談談自己的看法。
首先，黃裳作為有麵子的老作家、老學者，麵對關乎自己為人品行的多篇指名道姓、甚至名字出現在題目中的誅討性文章，一直不作回應，隻能被認為是心虛膽怯，或者是默認事實。他通過別人的文章，表示因為對方是“文壇牛二”，自己是“高手”，故不屑於還擊雲雲的解釋，是令人捧腹的。聯想到最近他對別人文章中隻是涉及他誤判魯迅手跡的批評，都要反複胡纏死不認賬甚至攻擊別人，這個反差就太強烈了。
其次，黃裳關於此事，其實還遠不止沈某舉出的“四種說法”。我就至少還看到了四種。如1949年11月8日的《吹劍錄》題跋、1949年5月7日的《天順日錄辯誣》題跋、1981年8月25日的《西南訪書續記》和1990年代初與劉緒源的對談錄等。而且說法多有歧異，除去可能有記憶方麵的原因外，有些地方顯然不是誤記，而且非常可疑，確實有點“言多必失，反而露了餡兒”的味道。
例如，1981年黃裳寫的《西南訪書續記》中說：“1948年頃，我偶然在上海一家舊書店裏看到一本鄭西諦手寫的《紉秋山館行篋書目》，用榮寶齋格子紙寫成，大約收入2000種上下線裝書。後麵還有長跋，曆數收集這批書的艱難經過。書店的人告訴我，鄭先生托他們賣掉這批書，價錢並不太貴，已經有一位在四川經商的客人想要了。我知道鄭西諦當時的經濟情況不好，他正在印幾種大部頭的圖譜，又買了許多唐俑和參考書，天天為還債發愁。政治壓迫又日益嚴重，他已經開始為離滬遠行作準備。在這種情境中賣書是不奇怪的。這批書中有一大批明刻本，雖然並非孤本秘籍，但治學的人被迫賣掉藏書，總是使人難過的事。不久前為了給吳梅村的《鴛湖曲》作箋證，我向他借得張天如的《七錄齋集》、陳子龍的《幾社壬申合稿》，剛剛用畢還掉，不料也見於這本目錄中間。這就使我很不舒服，總想能設法為他保存下這批書才好。取得西諦的同意之後就東奔西走，湊借書款。最後湊齊的那天下午，因為其中有一部分是銀元，還跑到河南路的馬路市場上去向攤販換成紙幣。等我提了一袋‘金元券’趕到書店，已經上燈了。店主人笑嘻嘻地對我說，幣值猛漲，原來議定的價錢不算數了。”
所謂“2000種”雲雲，自是誤記，不必多說。值得注意的是，黃裳本來一直講是自己自發地想為鄭振鐸去贖回那批書的，但這裏卻說是“取得西諦的同意之後”才這樣做的。鄭振鐸同意？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為什麽以前多次寫文章卻從來不提？黃後來又是怎麽向鄭解釋的，鄭又是怎樣說的，為什麽從不交代？我認為，黃裳說得到鄭的同意，是不可能的，正如沈某文章引用的劉哲民說的：“如需保存，[鄭]自能解決，無須黃裳代勞。”黃說書目中有他剛向鄭借過的張天如《七錄齋集》、陳子龍《幾社壬申合稿》，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試想，這個書目是1944年寫的，書也已經在1944年買給了張叔平，鄭振鐸怎麽還能在1948年再借給黃呢？黃裳說，他把借來的銀元（按，沈某說還借有金條）向攤販換成紙幣金圓券再去買那批書，而因幣值猛跌書商不肯賣而沒有買成。這種說法也使人十分懷疑。既然金圓券在貶值，書店老板肯定是願意收“硬通貨”的銀元和黃金的，為什麽還要去換金圓券呢？而且，黃裳在《吹劍錄》題跋中自己也明明說：“商於文海，以黃金八兩議定”。人家老板要的本來就是黃金麽！
黃裳還說他當時知道鄭振鐸在為離滬作準備，也是不可能的。這裏需要先談談這件事發生的時間。都說此事發生在1948年冬，但我認為實際當是1949年1月以後（當然仍是在冬天）。查1948年12月28日葉聖陶日記，有隱語記道：“午後，偕彬[宋雲彬]、予[周予同]二兄訪鐸兄[鄭振鐸]，談近事，無結論。”所謂“談近事”，就是如何離開上海繞道香港去解放區；所謂“無結論”，就是鄭振鐸尚未正式決定。鄭既然尚未決定出走，此時賣書籌盤就不大可能了。葉是1949年1月7日離滬的，12日他在香港寫信致滬上諸友時，還用暗語說：“此行甚安適，無風無浪，長樂[鄭振鐸]有興，亦可出此途。乞容翁[王伯祥]轉告之。”鄭振鐸是2月15日秘密離滬的。可見，鄭從下決心到出行，有一段時間。為了人身安全，成行前自然須嚴加保密，張、韓及黃是不可能知道的。我們看鄭的朋友李鍵吾、趙家璧、劉哲民和鄭的學生孫家晉等人的回憶文章，鄭在離滬前夕都曾找他們單獨談過話交代事情，但也隻是隱約暗示自己要外出；黃裳與鄭的交情與他們相比差得遠，怎麽可能知道鄭在“為離滬遠行作準備”的“情境”呢？張、韓借鄭振鐸名義賣書，很可能甚至還在1949年2月15日以後。因為隻有在鄭忙於準備出行，無暇光顧書店，或者已經成行，張、韓才敢肆無忌憚地打出鄭的牌子。
黃裳說，鄭振鐸手稿《紉秋山館行篋書目》被沈某久借未還；而沈某從我陳福康寫的《鄭振鐸傳》中得知該書目現藏於重慶市圖書館，以此駁斥黃造謠。我傾向於相信沈某說的，可能黃記錯了；不過，也不能完全排除當時書店有兩份鄭振鐸手書書目的可能。有一件人所未知的事實是，現在除了在重慶圖書館藏有鄭手書的這份書目外，在北京的國家圖書館就還藏有鄭手書的另外兩份《紉秋山館行篋書目》。
§§五、抗虎世界
其實，這個時候他已經開始較多地出售藏書了。僅僅在幾天前，5月24日，他就剛剛托開明書店的老板章雪村，將自己的《四部叢刊》初編、二編、三編全部賣出，得款三萬元。當時物價飛漲，紙幣貶值，聽聽好大一筆錢，實際經不起怎麽用。這三萬元的一萬，他即用來還清以前借雪村的錢，此外還須還賬3000多元，所餘之款還不夠四五個月的家用。《四部叢刊》是張元濟先生主編影印的大型叢書。初編共350種，2112冊（後出縮印本，共400冊）；二編81種，500冊；三編73種，500冊（因戰爭爆發而未印全）。這套叢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是文史研究工作者必備的。所以，他在上海“孤島”淪陷後被迫離家單身隱居時，便把這幾櫥書都托人偷偷運到他蟄居的地方。可見，他是實在沒有辦法，才忍痛先把它出售的。無非是考慮到這套書將來如果有條件想再買，比較容易到手；另外，它的部數較多，稍許賣得出幾個錢來。
可是過了不久，6月19日，他為還債，又托雪村賣掉了自己隱居時隨身帶著的一部《百衲本二十四史》，得一萬元。《百衲本二十四史》，也是張元濟主編影印的大型叢書，上等連史紙精印，六開大本共820冊。所收各史都精心挑選了當時公認為最好的或最早的一種版本，其中如有缺損的地方還用其他版本配補。這樣收集綴合而成，就像和尚所穿的“百衲衣”，故名之為“百衲本”。不用說，這是當時曆史研究工作中最基本的資料和標準的本子，為研究者所必備。他咬咬牙先把它賣掉，也是出於與上述出售《四部叢刊》一樣的考慮。但一萬元錢，隻不過可以用作兩個多月的生活費而已。而就在收到這筆款的同一天，他還給傳新書店的所欠書款，就有13500元。這真正是“挖肉補瘡”啊！
接著令他傷心的，是出售一部《學海類編》。那也是張元濟主持影印的，是清代曹溶等人編訂的一部綜合性的叢書，匯輯了唐宋至清初諸書的零篇散帙，分“經翼”、“史參”、“子類”、“集餘”四類，共431種，815卷。此書他也放在手頭，時常要用。好幾次有朋友慫恿他出讓，他總是不舍得。但這時，權衡再三，還是賣了。所得的錢，卻還不夠半個月的家用。
這些大部頭的、以後相對比較易得的整套的影印書賣出後，到1943年底，他竟不得不考慮出賣一批自己長年累月搜集、十分寶愛的明版書了。這些書，本來是他一本本、一部部從各書店、各書賈那裏費盡心力和財力選購來的；現在，他卻又得一本本、一部部寫出書目，供書賈去看了。他的藏書那麽多，以前因為忙，沒有工夫好好整理編目；現在，為了出讓，因買者需要先看書目，倒迫使他硬著頭皮、咬緊牙關去編寫書目。試想，這對他來說，是多麽痛苦而又傷心的事情啊！
1944年1月8日，那一天又陰又冷，他躲在屋裏寫了一篇《紉秋山館行篋書目跋》。“紉秋山館”是他為自己取的一個“書齋名”，所謂“行篋書”，表明這也是他搬往匿居處隨身帶的一批書。共明刊本280種，還有元刊本二種、明抄本等12種（此外，他還有明刊本約2000多種，因非隨身所攜，所以未入此目）。人所共知，宋版書最稀罕，元版也值錢，為什麽鄭振鐸不多收一點宋元版，而獨獨多藏明本呢？他在這篇書目跋文中作了說明：他之收書，頗與眾不同，凡於公私藏書處可以借到的，便往往不收，因為要省錢。而必用的書，如《二十四史》、《十三經》、《九通》之類，他又隻買近刊本或影印本，而不取古本，因為前者價錢便宜，且縮印本更易於庋藏。因此，他注重訪求、每見必收的，主要有兩類：一是《四庫存目》中著錄之書，一是《四庫》未收之書。而宋、元以前之書，《四庫》所遺不多，獨明代書則《四庫》存目及未收者特夥。所以，他的藏書便也以明代書為獨多。可見，他是一個有戰略眼光的學者型的藏書家，而這些書完全是他研究所需之物，非不得已，他怎麽舍得出售？
從今存他寫在台曆上的簡單日記看，1月10日記有“至張宅送書”，11日又送書去，13日“送書目至張處”，17日“訪張，為售書事也”，19日又載“遇張，售書事仍未有結果。可見購固不易，售亦甚難也”。直到2月7日，“夜，晤張，售書事大約可辦妥”。8日，送第一批書去。12日，取得第一批書款。
鄭振鐸當年日記中經常寫到的“張”有好幾位，如張耀翔、張蔥玉等，據我研究，這裏寫的售書對象的“張”，是張叔平。叔平原名振鋆，叔平是字，一字子羽，晚號蜷廠。張叔平與鄭振鐸同齡，長沙人，乃清末大臣、著名教育家張百熙之子。戰前，叔平曾將故家嶽雲樓藏書40萬冊，在上海設聖澤書藏。又為上海國際出版社社長，刊印大量中英對照書籍，影響甚廣。1950年代，任澳門華僑大學圖書館館長，並在香港設東方圖書館。1970年卒於港，享年七十三。存世有《蜷廠遺稿》。又據說，張叔平在戰後曾是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的代表，同時又曾在中共秘密戰線潘漢年領導下做過一點情報工作。
鄭振鐸是什麽時候認識叔平的，今已不得而知。至少，上海淪陷之初，他們為買“嘉業堂”的書，已經很熟悉了。著名藏書家、嘉業堂主劉承斡《壬午讓書紀事》記：1942年秋，“鄭西諦（名振鐸）介施韻秋來言，謂有人欲購餘藏書，願出價貳百萬。餘以縹緗非生利之物，若能售去，以經營貨殖，逐什一之利，彌補家用，未始非計。是時方在鈔目，西諦謂前途急欲他往，隻須將宋元明及各精鈔本目錄交閱，即行訂約，其餘不妨鈔好再交。買方為張叔平，聲氣甚廣，南潯之書可由渠請領‘搬出證’，日軍方麵彼可接洽，不致有阻雲雲。”施韻秋本是嘉業堂藏書樓的主任，當時曾幫助鄭振鐸為國家收購古書。
其實，對劉氏嘉業堂藏書，鄭振鐸秘密組織的“文獻保存同誌會”早在一年前就已經為國家購買了一些。隻是嘉業堂藏書數量甚多，劉氏開價又高，公家經費有限，所以他們隻能挑選了一部分嘉業堂存放在上海的重要善本。現在，上海已完全淪陷於日寇鐵蹄之下，重慶有關方麵便再也不能匯錢過來，鄭振鐸擔心剩餘的劉氏藏書，特別是在南潯的嘉業堂藏書遭到損失，所以就動員、介紹張叔平購買。一則，張是有錢人；二則，張有辦法同日本人打交道。10月21日，鄭振鐸和施韻秋還做了雙方買賣的中證人。但後來兩方在買賣中發生矛盾，鬧得很不愉快，鄭振鐸便於1943年1月29日寫信聲明退出中證。再後來，兩方還因此引起訴訟，各找後台，敵偽高官也紛紛介入，鬧得不可開交。直至抗戰勝利後，由徐森玉等人出麵調解，才經有關當局擺平此事。這且按下不表。
但此時鄭振鐸與張叔平是朋友，而且，他自己也因生活所迫而向張出售藏書了。後來，鄭振鐸還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編輯影印《長樂鄭氏匯印傳奇》及《明季史料叢書》，也都得到張叔平的幫助。今北京國家圖書館珍藏“西諦書庫”中有一冊《長氏鄭氏匯印傳奇》，上有題詞：“叔平先生古道熱腸，助人救世，日不暇給。此書之得於亂離之代印成問世，全藉叔平先生之力，固不僅予一人私衷感之也。夫古書之亡佚者多矣，漢唐寫本傳者絕罕，流沙遺簡、敦煌卷子存什一於千萬耳。即宋元以來，刊版盛行而不及千載，宋版之存者有幾？元版之存者有幾？殆皆可屈指計之也。亡於兵燹，亡於水火，亡於無知婦孺之手，亡於商賈與衛道者之手，無時無地不遭厄運。而存之則艱，傳之尤難，每有皓首窮經畢生著述，而身沒之後遺著蕩然者。遠者不論，即清代諸樸學大師之作未能傳世者，豈在少數。但有有力者能為古人之著述化身千百，其承前啟後之功固不在學人專家之下也。叔平先生願力弘偉，繼此必複將有所刊布也歟！書成之日，敬奉貽一部並略抒所見以質高明。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二日，鄭振鐸拜書。”（這裏要提請注意的是，上引題詞和該書鄭振鐸寫的《序》、牌記等，均有意寫為“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乃是為了迷惑敵偽，實際寫於1944年）。這部題贈張叔平的書，牌記還注明是“特製贈送本”的第二本。題詞對張作了很高的評價，但該書後來卻仍在鄭振鐸家裏，未知何故。是不是鄭這時對張已經有點看法，因此最後沒有送張？還是後來張竟然把這本書賣了，而被鄭買回？
再回到這年年初，他在賣給張叔平一批書之前特地奮力撰寫的那篇三千餘言的書目長跋中，除了說明自己收書的特點等以外，還特意論述了這批書的性質，表明得來不易，聚之更難，隱含希望得主珍惜，勿使散佚之深意。確實，像他這樣的大學者有目的地精心積累的一批書，決不等於零散單本的簡單聚集，其學術價值是很高的。他此後被迫出售的藏書，幾乎每次都特地這樣撰寫書目長跋，生怕受主不了解這一點。如他後來賣給周作民的書，賣給中華書局的書等，都是如此。周作民、中華書局都領會了鄭振鐸的意思，將那些書一直妥善保存；然而張叔平後來的表現就差得多了。
1945年8月12日，即鄭振鐸得知日本戰敗的第二天，他在日記中寫道：“外麵情形尚未平定，因條件尚未簽字也。昨有擾亂，故今日戒嚴。下午，又睡，因昨日興奮過度，幾半夜未睡也。六時許，飯畢出，至鳳處，談至十時歸。聞叔平書事，頗為不滿。”這天，他本來是十分興奮的，但在張鳳舉處聽到有關張叔平的書的事情後，就生氣了。這可能還是張以前購買嘉業堂藏書之事吧。（按，此事到1946年1月由有關當局了結。）
到1948年5月15日，鄭振鐸日記寫道：“晨，士保送叔平書目來，心中別有所感，頗不痛快！”（此日又記：“下午，心緒殊為惡劣，幾乎一事不能做也。”可能也是與張叔平事有關的）。這次文海書店（舊書鋪）老板韓士保送來的張叔平欲出售的書目，讓鄭振鐸看了“頗不痛快”，估計是其中包括了前述鄭振鐸抗戰時期因生活所迫而出讓給他的那些書吧？5月17日，鄭振鐸日記又記：“士保送叔平所藏善本來，頗有所感。此君好大喜功，但頗有‘賣空買空’之處。可憐，唯有‘書’堪賣耳。曾力勸其‘退’，惜不能聽，在‘亂世’頗有應付之才，在勝利後，則失其作用矣。故作事非‘踏實’不可，一弄玄虛，便入魔道矣。”可見，鄭振鐸曾苦口婆心地勸諭過他。
可惜，鄭振鐸1948年下半年的日記今未見，也不知道後來張賣書的情況如何。隻知道原先鄭振鐸的那批“紉秋山館行篋書”，後來經過韓士保之手，轉售給了四川商人、藏書家“榮先閣”的李文衡。文衡後來回憶說：“1948年冬，韓君持《紉秋山館行篋書目》一冊來。雲鄭振鐸先生亟需旅費，願以此冊所有書出讓。書目後有長跋，全冊為鄭先生手書。詢以所需之數，當即照數贈送。三日後送書來，每部書末有鄭先生手書‘長樂鄭振鐸藏書’七字。讀跋文後，深知鄭先生求書備極辛苦，常常節衣縮食以購書，真是難能可貴。”（《天津李氏榮先閣藏書雜記》，按，李氏原籍天津）其實，文衡並不認識鄭振鐸，但因久仰鄭的大名，所以一聽鄭先生有困難，立即出力相助。待讀了鄭的長跋後，更是深受教育。
當時鄭振鐸“亟需旅費”，是事實。鄭振鐸後來有回憶文章道：“當1948年之冬，解放大軍將要南下的時候，留居在上海的愛國人士們隨時有被瘋狂的蔣匪特務所殺害的危險……黨派了人來也要我走。我決心動身到香港去。黨告訴我說：你不是欠了不少債麽？我們替你還罷。這時，正在解放戰爭之際，一分錢都是很可寶貴的，我怎麽忍心接受黨的這筆錢呢？結果是賣掉了幾部書作路費而上船。”（《把一切獻給黨》）鄭振鐸在這裏說得很清楚，他隻是賣掉了“幾部書”作路費，根本不需要賣那麽多書。再說，那批“紉秋山館行篋書”早就已經屬於張叔平的了，所以根本不是韓士保說的是鄭振鐸“願以此冊所有書出讓”。肯定是韓士保獲悉鄭振鐸“亟需旅費”而賣書一事後，便乘機打出鄭振鐸的大名來出賣那批“紉秋山館行篋書”，因為以這樣的名義可以賣出好價錢。這當然也很可能正是張叔平想出來的主意。
然而，買者李文衡深受鄭振鐸的愛國精神的教育，一直把這批一共232種書，包括鄭振鐸寫的書目與跋文，好好地珍藏著。新中國成立後，1952年，文衡主動把這些珍貴的書，連同鄭振鐸親筆寫的書目和跋文，完整地捐獻給了重慶市圖書館。我與文衡老先生通過信，他告訴我，這件事鄭振鐸直到逝世也並不知道。文衡此舉不求名，不求利（直到晚年他才寫了一篇《天津李氏榮先閣藏書雜記》披露此事），真令我們非常地欽佩！
這個故事，本來到此就結束了，而且非常圓滿。豈料過了五六十年，又鬧出來了一場熱鬧的公案。
2007年，《山西文學》雜誌連續發表沈某的《黃裳：愛書不能這麽愛》、《一個老“黃迷”的傾訴》等文，列舉了老作家黃裳的四篇文章《關於“紉秋山館”》、《上海的舊書鋪》、《買書記趣》、《擬書話·西行書簡》中對那批“紉秋山館行篋書”的“四種說法”，並“概括如下”（因為沈文嚕蘇，所以這裏隻能將其“概括”再行概括，但仍然文字缺少邏輯）：一，黃裳在解放前夕看到了鄭振鐸寄售（陳按，此說不確）的紉秋山館行篋藏書，以為可以作為借口利用一番。二，麵對文海書店的嘉業堂藏書，愛好古代版本的黃裳動心了。三，黃裳以“保存”、“救出”鄭振鐸藏書的名義，找到一位朋友（即沈某）借錢。四，結果，黃裳購買的卻是嘉業堂珍貴古書。
沈某文章發表時，《山西文學》時任主編韓某也多次發表按語和文章。韓某畢竟是作家，他的概括就簡明得多，而且頗抓住要害：“黃以搶救鄭振鐸的一批書為名，借沈XX的銀元金條，去買了嘉業堂散出的宋版書這件事，當初找那樣的借口就錯了，過後不還錢而以不符某值的書相抵更錯，多年後又誣陷對方借他的書不還，更是錯上加錯。為了弭平這些凹陷，隻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寫文章遮掩，言多必失，反而露了餡兒。”韓某並用了激將法：“黃先生對此事若有辯白文章，寄來我們也會發表。”但沒想到，一貫文風犀利勇於筆戰的黃先生，居然一聲不吭。韓某等人便在一片嘲笑聲中得勝收兵。
說實話，我對沈某、韓某二人是一直沒有好感的，而黃裳因有學問，我很尊重他。沈某是有名的“文壇騙子”，熱心為漢奸文人翻案，甚至膽敢造謠造到毛澤東、周恩來的頭上，因此受過單位組織上的嚴重處分。韓某油腔滑調，老不正經，被人斥為“文壇痞子”，他竟反以為榮，文風學風都令人討厭。這二人還在責問黃裳的同時亂泄私憤，謾罵他人。但此二人上麵所說的事涉及鄭振鐸先生，研究者必須實事求是地做出判斷，不能以人廢言。我願意初步談談自己的看法。
首先，黃裳作為有麵子的老作家、老學者，麵對關乎自己為人品行的多篇指名道姓、甚至名字出現在題目中的誅討性文章，一直不作回應，隻能被認為是心虛膽怯，或者是默認事實。他通過別人的文章，表示因為對方是“文壇牛二”，自己是“高手”，故不屑於還擊雲雲的解釋，是令人捧腹的。聯想到最近他對別人文章中隻是涉及他誤判魯迅手跡的批評，都要反複胡纏死不認賬甚至攻擊別人，這個反差就太強烈了。
其次，黃裳關於此事，其實還遠不止沈某舉出的“四種說法”。我就至少還看到了四種。如1949年11月8日的《吹劍錄》題跋、1949年5月7日的《天順日錄辯誣》題跋、1981年8月25日的《西南訪書續記》和1990年代初與劉緒源的對談錄等。而且說法多有歧異，除去可能有記憶方麵的原因外，有些地方顯然不是誤記，而且非常可疑，確實有點“言多必失，反而露了餡兒”的味道。
例如，1981年黃裳寫的《西南訪書續記》中說：“1948年頃，我偶然在上海一家舊書店裏看到一本鄭西諦手寫的《紉秋山館行篋書目》，用榮寶齋格子紙寫成，大約收入2000種上下線裝書。後麵還有長跋，曆數收集這批書的艱難經過。書店的人告訴我，鄭先生托他們賣掉這批書，價錢並不太貴，已經有一位在四川經商的客人想要了。我知道鄭西諦當時的經濟情況不好，他正在印幾種大部頭的圖譜，又買了許多唐俑和參考書，天天為還債發愁。政治壓迫又日益嚴重，他已經開始為離滬遠行作準備。在這種情境中賣書是不奇怪的。這批書中有一大批明刻本，雖然並非孤本秘籍，但治學的人被迫賣掉藏書，總是使人難過的事。不久前為了給吳梅村的《鴛湖曲》作箋證，我向他借得張天如的《七錄齋集》、陳子龍的《幾社壬申合稿》，剛剛用畢還掉，不料也見於這本目錄中間。這就使我很不舒服，總想能設法為他保存下這批書才好。取得西諦的同意之後就東奔西走，湊借書款。最後湊齊的那天下午，因為其中有一部分是銀元，還跑到河南路的馬路市場上去向攤販換成紙幣。等我提了一袋‘金元券’趕到書店，已經上燈了。店主人笑嘻嘻地對我說，幣值猛漲，原來議定的價錢不算數了。”
所謂“2000種”雲雲，自是誤記，不必多說。值得注意的是，黃裳本來一直講是自己自發地想為鄭振鐸去贖回那批書的，但這裏卻說是“取得西諦的同意之後”才這樣做的。鄭振鐸同意？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為什麽以前多次寫文章卻從來不提？黃後來又是怎麽向鄭解釋的，鄭又是怎樣說的，為什麽從不交代？我認為，黃裳說得到鄭的同意，是不可能的，正如沈某文章引用的劉哲民說的：“如需保存，[鄭]自能解決，無須黃裳代勞。”黃說書目中有他剛向鄭借過的張天如《七錄齋集》、陳子龍《幾社壬申合稿》，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試想，這個書目是1944年寫的，書也已經在1944年買給了張叔平，鄭振鐸怎麽還能在1948年再借給黃呢？黃裳說，他把借來的銀元（按，沈某說還借有金條）向攤販換成紙幣金圓券再去買那批書，而因幣值猛跌書商不肯賣而沒有買成。這種說法也使人十分懷疑。既然金圓券在貶值，書店老板肯定是願意收“硬通貨”的銀元和黃金的，為什麽還要去換金圓券呢？而且，黃裳在《吹劍錄》題跋中自己也明明說：“商於文海，以黃金八兩議定”。人家老板要的本來就是黃金麽！
黃裳還說他當時知道鄭振鐸在為離滬作準備，也是不可能的。這裏需要先談談這件事發生的時間。都說此事發生在1948年冬，但我認為實際當是1949年1月以後（當然仍是在冬天）。查1948年12月28日葉聖陶日記，有隱語記道：“午後，偕彬[宋雲彬]、予[周予同]二兄訪鐸兄[鄭振鐸]，談近事，無結論。”所謂“談近事”，就是如何離開上海繞道香港去解放區；所謂“無結論”，就是鄭振鐸尚未正式決定。鄭既然尚未決定出走，此時賣書籌盤就不大可能了。葉是1949年1月7日離滬的，12日他在香港寫信致滬上諸友時，還用暗語說：“此行甚安適，無風無浪，長樂[鄭振鐸]有興，亦可出此途。乞容翁[王伯祥]轉告之。”鄭振鐸是2月15日秘密離滬的。可見，鄭從下決心到出行，有一段時間。為了人身安全，成行前自然須嚴加保密，張、韓及黃是不可能知道的。我們看鄭的朋友李鍵吾、趙家璧、劉哲民和鄭的學生孫家晉等人的回憶文章，鄭在離滬前夕都曾找他們單獨談過話交代事情，但也隻是隱約暗示自己要外出；黃裳與鄭的交情與他們相比差得遠，怎麽可能知道鄭在“為離滬遠行作準備”的“情境”呢？張、韓借鄭振鐸名義賣書，很可能甚至還在1949年2月15日以後。因為隻有在鄭忙於準備出行，無暇光顧書店，或者已經成行，張、韓才敢肆無忌憚地打出鄭的牌子。
黃裳說，鄭振鐸手稿《紉秋山館行篋書目》被沈某久借未還；而沈某從我陳福康寫的《鄭振鐸傳》中得知該書目現藏於重慶市圖書館，以此駁斥黃造謠。我傾向於相信沈某說的，可能黃記錯了；不過，也不能完全排除當時書店有兩份鄭振鐸手書書目的可能。有一件人所未知的事實是，現在除了在重慶圖書館藏有鄭手書的這份書目外，在北京的國家圖書館就還藏有鄭手書的另外兩份《紉秋山館行篋書目》。
§§五、抗虎世界
